日本文學流變視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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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日本文學的開端———明治文學

近代日本文學史上，尤其是進入明治20年代，尾崎紅葉、幸田露伴等人創作了《兩個比丘尼色懺悔》、《風流佛》等一系列作品。這些作品賦予了寫實主義之后的新的文學理念，后來被稱為“擬古典主義”。該文學創作思潮的產生是以當時反對“極端歐美化”的“國粹主義”為背景，希望通過該文學思潮可以彰顯本國的歷史與文化的優點，維護本民族固有的精神特征。他們大多采用古典式文體，題材也大多屬于過去的時代。作為文學流派或團體，他們以“硯友社”為代表。其中尾崎紅葉與幸田露伴在文壇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尾崎紅葉從坪內逍遙的文學理論中汲取了寫實主義精神，繼承了日本文學的表現方法，吸取了西方短篇小說的寫作技巧。幸田露伴作為“硯友社”的特邀作家，“他的作品風格完全貫穿著東方的強烈意志、淵博的儒學知識和佛學思想渾然合為一體的特殊的理想主義。”自然主義文學的建立始于島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破戒》是一部長篇小說，描寫的是一個特殊部落出身的年輕的小學教員瀨川丑松遵守父親的遺言把自己的出身隱瞞起來。由于出身于同一部落的前輩豬子蓮太郎堂堂正正地公開了自己的身份，并在反抗時代偏見中死去，丑松內心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最后，他終于公開了自己的身份。小說通過主人公丑松這個人物性格的發展過程，用寫實手法描寫了覺悟的下層階級的代表同壓迫他的封建社會之間的沖突，并通過孤獨的先驅者同半封建的日本近現代倫理之間的矛盾、斗爭，從更廣闊的社會范圍來反映尊重人權的要求，因而可以說是一部優秀的自然主義文學作品。田山花袋是繼島崎藤村之后的又一自然主義文學旗手，他于1907年發表了《棉被》，完全是按照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寫成的，當然也由此演繹成為日本“私小說”（心境小說）的開端。作為近代日本文學開端的明治文學的特點之一在于對舊的文學的批判。這種批判的特點首先是基本上否定了舊的文學表現形式，如對江戶末期的以“歌舞伎”為代表的舞臺文學等的疏遠；其次是對過去封建性的政治認識、道德觀念、文化修養的諷刺，更多地歌頌和宣揚自由、民主、人權等文化理念。明治文學的另一個特點是對舊的文學意識、文學理念的主觀留戀和客觀殘留。這一特點表現在文學上就是很多作品仍然以“戲作文學”出現，仍然帶有“勸善懲惡”的舊的文學觀和教化意識。當然，這一特點與處于“文明開化”時期的日本社會有著直接關系，并更多地表現為一種順應和自然剝離，并在明治后期有更為明顯的表現。

二近代日本文學的發展———大正文學

大正前期，自然主義文學在評論方面已出現衰微，而在創作實踐方面仍有島崎藤村、田山花袋、正宗白鳥等作家的佳作問世。明治末期出現的唯美主義傾向是試圖擺脫自然主義的一個突破口，涌現出不少作家。但進入1916年，除了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作為唯美主義的代表之外，大多數都曇花一現地消失了。恰好在此時，由自我主義、生命主義發展為人道主義的白樺派作家牢牢地占據了文壇，成為勢力最大的文學派別。1916年之后，以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等一批出身于貴族和資產階級的人物出現，他們在貴族院較早地接觸了西歐近現代文學，深受歐美一些著名作家與畫家如托爾斯泰、歌德、羅丹等人的影響，力圖吸收歐洲文學的精華，為人類求得新的力量。他們肯定積極的人生，尊重自由的個性，主張通過個人或者個性來發揮人類意志的作用。他們重視倫理，認為個性的自由伸張和自我完全發展就是善、就是美，比單純的美更美，所以要在深信生命的創造力的理想主義基礎上發現倫理道德之美，因此他們的文學又被稱作人道主義文學或新理想主義文學。其代表作有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志賀直哉的《在城崎》等。大正后期是日本近現代史上最動蕩的時期。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出現。早在明治時期，作為無產階級文學先聲的社會主義文學就已初露端倪，主要作家有木下尚江等。進入大正時代，又有大杉榮等為代表的勞動文學的出現。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文學的興起，是以1921年《播種人》的創刊為標志。其代表作家有平林初之輔、金子洋文等。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后，《播種人》的發行遭到了禁止，第二年他們又創立了《文藝戰線》，并在一年之后成立了無產階級文學聯盟。由此，無產階級文學以不可擋之勢席卷了日本文壇。葉山嘉樹、黑島傳治等作家有許多作品問世，而評論家青野季吉在理論與思想上起了先導作用。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興起，遭到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鎮壓。作家們并沒有因此放下戰斗的筆，文學聯盟分裂后，繼而成立了全國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并創立了雜志《紅旗》。以評論家藏原惟人、宮本顯治為先導，涌現出小林多喜二、宮本百合子等一批無產階級作家。但這一文學運動及其影響隨著政治的變更，即大正時代的結束而最終成為歷史。大正時期的文學特征在于首先繼承了明治以來的文學發育、文學成長、文學成果，這一點在小說創作上得到了明顯的體現。芥川龍之介的出現就是對明治后期夏目漱石文學的一種繼承與發展，當然，他的自殺也使明治時期的文學理想、文學斗爭上走向了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終結。而且，由于這一時期政治的變革，也導致了文學上出現了劇烈的變革乃至革命。以小林多喜二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出現和消失，成為了詮釋這一時代的一個較好的注解。

三近現代日本文學的過渡———昭和文學

1945年后，一個引人注目的流派———戰后派登上了舞臺。其成員大多數是戰后初期開始從事文學創作的中、青年作家。其代表有野間宏、中村真一郎、平野謙等。他們作品中的強烈的憤慨和發自肺腑的真情實感有一定的感染力，因而獲得社會的好評，對日本文化的復興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也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動。野間宏的《陰暗的圖畫》、中村真一郎的《在死亡的陰影下》等是戰后文學的代表作。其他重要作品還有椎名麟三的中篇小說《深夜的酒宴》，大岡升平的中篇小說《俘虜記》等。他們在創作上努力擺脫日本文學中以個人身邊瑣事為題材的“私小說”傳統的束縛，強調文藝要在觀念中探索世界和人類存在的意義，反對描寫人物行為的表面現象。他們喜歡用抽象的語言，要求突破現實主義，確立新的表現形式，這些都來源于近現代西方的文學觀念。進入50年代，日本推理小說開始流行，其中社會派推理小說尤其令人矚目。其代表作家有松本清張、水上勉、黑巖重吾等。社會派推理小說是日本推理小說發展的新階段，它常把偵探案的基本情節放在較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展開，或揭露美軍占領日本時期社會的黑暗，或反映日本資本主義的罪惡，具有比較明顯的批判日美相互利用與勾結的傾向，因而為廣大讀者所喜愛。主要作品有松本清張的《日本的黑霧》，水上勉的《花的墓碑》等。60年代初期，日本文壇出現了一些具有現代主義文學表現意識的作家，被稱之為“內向派”。在這一時期，一部分新作家對社會現實深感不滿，但又沒有勇氣去變革社會現實，企圖通過超脫和逃避的方式把自己引入“非現實的世界”，使思想意識內向化，由此產生內向派文學。其主要作家有古井由吉、阿部昭、小川國夫、森萬紀子等。內向派文學在內容上，著力探索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我之間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協調關系和矛盾沖突，并從這一點出發，用存在主義來闡釋人在社會中生存的意義，但又對社會漠不關心，回避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把生活看作是不可理解的，使個人與自我脫離人群，脫離現實世界而無意義地存在。70年代的重要流派是“透明族文學”。1976年，青年作家村上龍發表了小說《近乎無限透明的藍色》，轟動一時，從而形成一股文學思潮。他們在作品中把現實描繪成瘋狂、混亂、漆黑一團，把人描寫成只是本能沖動的動物；把感覺和感性放在首位，運用感覺的語言，詳細描繪由性、麻醉刺激神經等形成的感覺世界。他們的作品往往缺乏緊湊連貫的故事情節和嚴謹的結構，現實與夢幻交織，內容荒誕離奇。其主要作家作品有池田滿壽夫的《獻給愛琴海》、中上健次的《岬》，以及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林少華對村上春樹評價道：“村上春樹的文學特點是不動聲色地拆除著現實與非現實或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之間的藩籬，像一只獵鷹一樣在潛意識王國的上空盤旋著尋找更深更暗的視野底層，力圖從庸常的世俗生活中分離出靈魂的結構和人性的光輝。”進入80年代，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出現了二分天下的態勢：一個是勝目梓的作品如《昏暗的死刑臺》，故事性強、寫法硬朗，但由于過分渲染暴力與色情，因而在格調上不是很高，在文壇上的影響也并不是很大；另一個是赤川次郎開創的青春幽默推理小說。他的作品可謂家喻戶曉，其代表作品有《幽靈列車》、《消失的男人日記》等。赤川次郎的創作首先是面向年輕人，其作品大多構思新穎、文筆俏皮、符合現代人的閱讀心理，而且節奏感強、文風簡潔明快。除此以外，有影響力的作品可舉西村京太郎的《伊豆七島殺人事件》、椎名誠的《蚊子》等。而森村誠一以其角川書店出版的三部作品《人性的證明》、《野性的證明》、《青春的證明》也為人們所稱道。昭和時期的主要文學特征是在時間上跨越了一個重大的歷史分界，即1945年日本戰敗。如果以此為分界線分前后兩個時期，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文學與政治的關聯與關照。在前期，盡管文學形式有一定的發展和演變，但更多是受政治的強烈干預和社會的客觀影響。這種影響嚴重地戕害了作家對現實的自我理性判斷，因而出現了背離文學自身發展的畸形狀態。進入戰后，日本迎來的民主、自由給文學以最大的影響與活力。概括來說，戰后文學首先承擔了對軍國主義政治進行批判的歷史使命，之后的現代主義、透明族文學創作等也反映出文壇走向了自我回歸。而進入經濟高度增長之后，社會小說、推理小說之所以成為這一時代的主旋律，亦因反映了社會本身趨于復雜和多變的特性與走向。

四現代日本文學的展開———平成文學

9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繼續發展及社會存在的多樣化趨勢，社會派推理小說的創作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在藝術表現上都有了新的變化。1993年，森村誠一發表了長篇小說《死刑臺上的舞蹈》。該書一經問世便獲得很好的評價，至今已經再版多次。此外，森村誠一還創作了《惡夢的設計者》、《新?人性的證明》等，顯示了極強的創作力。桐野夏生作為青年女作家于1993年以《掠過面頰的雨》獲得第39屆江戶川亂步獎，之后以《OUT》于1998年獲得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并于1999年以《柔嫩的面頰》獲得第103屆直木文學獎。此外，單純從獲獎的角度來說，還可舉獲得第123屆直木文學獎的船戶與一的《虹谷的五月》、第127屆直木文學獎的乙川優三郎的《活著》、第130屆直木獎的江國香織的《已經準備好了哭泣》等。

平成時期的文學適逢世紀的交替。這種交替首先反映在文學創作上是“國際化”背景與“自我疏離”狀態。這一方面說明文學已經不再單單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所在，而正在或逐漸成為世界的、國際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正因為這樣一種非主觀的“推動”而導致了作家進一步走向自我，這種狀態也反映了文學的“自我”與社會的“合流”的二律背反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