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賴派作家文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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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日本文壇上出現的重要文學派系之一的無賴派文學，對日本戰后文學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無賴派文學中的“無賴”一詞，從其字面意思上來看，是指人的行為無章亂序，放蕩不羈，有無賴，無用之意，但其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即有反叛，反抗，蔑視，反對傳統之意思。而無賴派文學的作家有的相互之間并不認識，但是他們持有的文學主張和文學特征均具有“無賴”的特點，因而自然而然形成一個文學流派。也正是由于以其獨特的文學理念和文學手法，集中反映了當時二戰戰敗后的日本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和人文思想，體現了與“正統文學思潮”完全相反的文學理念，因此促進了日本戰后文學的轉型和發展。而日本無賴派文學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家是坂口安吾，太宰治，織田作之助，石川淳等。根據日本文學史家的劃分，也將田中英光，檀一雄，伊藤整，高見順，北原武夫，三好十郎列入無賴派文學作家的行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無賴派文學作家要屬太宰治，而太宰治的《斜陽》、《維揚的妻子》、《人的失格》是日本無賴派文學作品的典型代表作，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引起了轟動，與日本國民產生了共鳴。因此，太宰治可以說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無賴派文學作家，同時其與坂口安吾一起被日本文壇稱為無賴派文學的兩大泰斗。

一、太宰治文學思想意識形成的背景

作為無賴派文學作家的太宰治，于1909年出生于日本青森縣一個地主家庭，父親曾擔當國家貴族院議員，母親長期多病靜養，因此太宰治從小由保姆和姑母撫養長大，缺乏母愛。由于這種經歷使其對他人有戒備感，對現實生活有著憎惡反感的思想傾向。1923年其父親因病去世，對其影響頗深。1930年太宰治進入東京大學法文科學習，后中途退學。在東京，曾拜井伏鱒二為師，并參與左翼運動;1930年的11月，太宰治與東京銀座一個酒吧的女招待員相約殉情自殺，后其獲救，而女招待員被水淹死;1931年與藝妓小山初代同居，并沒有專心致力于創作;1932年發表了其處女作《回憶》，同年還發表了《魚服記》;1935年因參加報社記者考試落第郁悶而上吊自殺未遂，同年其小說《逆行》被選為首屆芥川文學獎候選人候選作品，開始引起日本文壇的注意，以此同時《丑角之花》也相繼問世;1936年太宰治的第一部作品集《晚年》出現，同年發表了《虛構的春天》和《狂言之神》;1937年他與藝妓小山初代一起服用安眠藥自殺沒有成功，兩人不久后便分手;1939年經老師井伏鱒二的介紹，太宰治與山梨縣的教師石原美知子結婚。此后，太宰治便更加專心致力于文學的創作，不斷有新作問世:1939年《富士山百景》、《女學生》、《皮膚與心》、《八十八夜》、《黃金風景》;1940年《快跑吧，梅羅斯!》和《女人的決斗》;1941年《新哈姆雷特》;1942年《正義和微笑》;1945年《潘多拉的盒子》;1946年《苦惱的年鑒》;1947年《維揚的妻子》、《斜陽》、《叮咚叮咚》;1948年《櫻桃》和《人的失格》陸續發表出版。1948年6月，太宰治和一個名為山崎富榮的女人一起投河自殺。從日本文學史的習慣劃分來看，將太宰治的文學創作生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1932年至1938年期間，為其文學騷動，苦惱時期。該時期的特點是在沮喪，生厭的現實生活中，伴隨著少許滑稽和歡快之事。第二時期:1939年至1944年期間，為其文學創作安定時期。該時期的特點是描述對艱辛困境中的頹廢經歷，對新生的重新認識和追求，該時期是其文學藝術上的飛躍時期。第三時期:1945年至1948年期間。該時期是太宰治文學思想創作得到充分發揮的時期。其三大無賴派文學代表巨著《斜陽》、《維揚的妻子》、《人的失格》均在該時期創作并發表問世。從太宰治的親身經歷和生活體驗，文學創作過程均體現了頹廢墮落的生活狀態，都充滿著悲觀厭世的情緒，其現實的生活閱歷是其文學思想意識形成的重要因素和潛在背景。此外，太宰治不僅在文學創作上其文學理念和文學手法具有“無賴派”特征，而且對于無賴派這一文學流派的樹立，在日本文學史上也是有一定貢獻的。關于“無賴派”一詞，最早就是由太宰治提出的。1946年1月15日，太宰治在給當時的作家井伏鱒二的書信中提到:“因為我是無賴派，所以我要反抗戰后的風氣。”而且，太宰治又在《東西》雜志上論文強調其“無賴派”文學思想:“我是自由人，我是無賴派。我要反抗束縛。我要嘲笑掛著一副得勢面孔的人。”因此，日本文壇把太宰治的這些關于“無賴”的言論稱為“無賴派宣言”，這一流派也就這樣被稱呼得名而來。簡而言之，太宰治的生活經歷與其文學創作緊密相關，其早年喪父的深刻影響，以及墮落頹廢的生活狀態均構成了其無賴派文學思想意識形成的背景和基礎。

二、太宰治文學思想意識的內涵

作為日本戰后出現的無賴派文學作家，太宰治是日本戰后無賴派文學派別中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其文學作品具有一定鮮明的特點。第一，反叛天皇制度的精神內涵是其文學作品的內在特點。日本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發動了非正義的戰爭，給日本國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和心靈上的創傷。大多數日本國民意識到戰爭是由日本天皇為核心的日本軍國主義造成的，在心理意識上極大地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權威和日本天皇制度的神化。而日本戰后在談及政治的價值，倫理，權力等，均要涉及到日本天皇制度問題。當時日本文學界就戰爭責任問題的論爭，其核心也在于繼續維持或者完全否定絕對的天皇制度。作為無賴派文學作家其文學作品均體現著反抗天皇制度和集權主義的思想和意識。第二，以頹廢墮落的國民生活描寫來對抗當時社會思想以追求思想的解放是太宰治文學的又一特點。在無賴派文學研究會編著的《無賴派文學》的第36頁中就提到了太宰治的《自由人問答》一文，其中論述到:“自由思想的本來姿態，就是反抗精神，是破壞一切的思想，是作為壓迫，束縛的一種反應，與此同時發生斗爭性質的思想”［1］。但是舊有的天皇制和戰后美軍占領的社會體制下，作為無賴派文學作家的太宰治的反抗和呼吁卻顯得虛弱無力和無助，于是其就以頹廢墮落的國民生活描寫為創作主題，通過國民生活的頹廢和墮落來襯托社會體制的墮落和頹廢，以期進行抗爭，以期求得自由和解放。第三，文學創作的手法以自我解嘲和自我戲謔的方式進行，這也是太宰治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特點之一。在太宰治文學作品中充滿著頹廢的人生哲學和虛無主義理念，通過拋棄道義和人情的虛偽面具，以期揭示人性在情感和肉體的陰暗面，在自我解嘲和自我戲謔中追求自我的“人性解放”。通過自我解嘲和自我戲謔的創作手法，來對戰爭時期的封建倫理，陳舊道德的反叛。太宰治的文學作品無傳統倫理道德的約束，也無一般意義上的道德是非標準，而以自我解嘲的方式進行文學創作，在其作品中均留下了作家自身頹廢墮落的痕跡和映射。第四，對日本近代傳統的反叛也是太宰治文學作品的一大重要特征。太宰治在文學創作理念上反對傳統文學觀念，以一種自我意識，隨意性強的方式進行文學創作。在創作上，反對現實主義及自然主義，反對日本的私小說，對原有的慣例和規則全然不顧，摒棄傳統的文學理論和觀念的約束，以自我的隨意性為創作方式進行文學創作。在創作理念上，將現實生活與文學藝術創作割裂，塑造無賴派文學的“虛構世界”，極力反對日本傳統文學，特別是現實主義文學強調的現實生活與文學創作的一致性的文學觀念，采取反客觀的描寫方式和反對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手法。太宰治的文學作品具有明顯的無賴派文學特點，“創作題材大多是和無業流浪漢，窮人，酒鬼，妓女聯系在一起的。在寫作手法上，他們反對傳統的自我小說模式，問題簡潔明快”［2］。其文學作品除了有上述具有的獨特的文學特點，還具有其內在的各種文學思想意識，如“頹廢墮落”意識，“自殺”意識，“罪”意識，“孤獨”意識，“基督”意識等各種文學思想意識。

1．“頹廢墮落”意識“頹廢墮落”意識是無賴派文學的重要特征。作為無賴派文學泰斗的太宰治的文學作品中也充滿著無賴派文學思想的“頹廢墮落”意識。例如在其小說《斜陽》中，描述了貴族家族的沒落和主人公直治、和子的頹廢墮落心態。主人公之一的直治從軍隊復員回來與入伍前認識的文學老師上原整天酗酒，并貪念于女色，極度放縱自己，吸毒，到處借債，無所事事，極端虛無，全面否定了日本的一切傳統精神文明，對生活產生了虛無感。在小說《維揚的妻子》中，闡述了貴族出生的窮詩人大谷的落魄生活。大谷整天酗酒，并搶了酒館子的錢，后被人追迫到家里。其妻子因此去酒館當女招待替大谷還債，被客人奸污后還自甘墮落地說:“這算什么。現在我們只要活著就足夠了”。顯然，在該小說中深刻刻畫了大谷和其妻子的頹廢墮落的心理世界。中篇小說《人的失格》是帶有作者青少年自傳體色彩的重要之作，文中的主人公葉藏從小對周圍的世界，對他人帶有不信任感。其長大后，對自己身邊和周圍的一切更加不信任和不理解。生活的放蕩不羈，參加左翼運動后的沮喪心理，妻子被奸污的無奈心態，沉溺于酒色的墮落心境等等都在文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2．“自殺”意識“自殺”意識是太宰治文學思想意識的重要內容，而太宰治的生活經歷也明顯帶有“自殺”意識的色彩。1930年，太宰治與東京銀座一個酒吧的女招待員相約殉情自殺，后其獲救，女招待員被水淹死;1935年因參加報社記者考試落第郁悶而上吊自殺未遂;1937年與藝妓小山初代一起服用安眠藥自殺沒有成功，兩人不久后便分手。最后的生命結束方式是給其妻子留下遺書后，于1948年6月16日和一個名為山崎富榮的女人一起在玉川投河自殺。1930年到1948年這一期間，是太宰治文學創作的重要時期，而該時期也是太宰治自殺行為和意識最為頻繁的時期。“文如其人”，其小說《斜陽》中的主人公之一直治由于二戰結束后從軍隊復員回來，就一直無所事事，整天陶醉于酗酒和娼妓的生活，作風墮落，最后以自殺身亡來結束自己的一生。其中篇小說《人的失格》的主人公葉藏由于對周圍的世界，對他人帶有不信任感，以墮落的方式來解脫痛苦和恐懼難以奏效，最后想以自我毀滅的自殺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葉藏便與一女人一起跳海尋求自盡，而一起跳海的女人死了，葉藏活了下來。兩篇小說的主人公均于自殺的方式來逃避和反抗現實，一個死亡，一個僥幸存活，都充滿著一種自殺的凄慘悲觀格調。

3．“罪”意識“罪”意識是太宰治文學的又一重要特點。太宰治的文學作品大多通過對主人公的放蕩不羈，反世俗反傳統的描述，以顛倒的方式來闡釋其文學價值觀，也就是以墮落來代表上進，以頹廢來代表健康向上等方式，擯棄陳舊的價值體系的虛偽性，以自己的價值標準和價值體系來重新論述，因此在對頹廢墮落的主人公的描述的時候均帶有強烈的“罪”意識。日本著名評論家平野謙在其《太宰治論》一文中論述到:“本來太宰治就是一個天生背負著種種負罪感的人。無論是出生于他的那種家庭，還是生來不是長子而是第四個兒子，也無論是被賦予了那種充滿自恃與矯飾的纖柔感受性，還是被負罪感所折磨以致于三番五次企圖自殺并將女人卷入其中，這對于太宰治來說，作為原罪式的自卑感都是刻苦銘心終生難忘的。或許正是這種罪惡意識變成了解決太宰治文學的鑰匙”［3］。在太宰治的小說《斜陽》中，其主人公和子為了實現與其情人上原的愛情，在其母親死后只身一人來到東京，并違背當時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與上原生下了私生子，凸顯了主人公和子深深的“罪”意識。在小說《維揚的妻子》中，大谷的妻子為了歸還大谷欠的債而去酒館當女招待替大谷還債，被客人奸污后還自我解嘲似的認為:什么樣都可以，只要活著就好，顯示了其內心的“罪”意識。在其小說《人的失格》的結尾部分論述到:“我想死，我必須得死。活著便是罪惡的種子”。顯然，“罪”意識是太宰治文學作品中的一大特色，也是其文學作品中的主要基調之一。

4．“孤獨”意識“孤獨”意識的深入刻畫是太宰治文學的重要印記。通過對小說中主人公的孤獨心理狀態來闡釋整個社會的孤獨和虛無。小說《斜陽》中的主人公之一和子的母親是孤獨的，這位母親是一位從戰前的富有生活急劇轉變為戰后的無地位無追求，只能靠變賣財產來維系戰后頹廢生活的孤獨貴婦人。其生活的急劇沒落，其身體的逐漸衰亡都充滿著孤獨的格調。而主人公姐姐和子也是孤獨的，對母親的病故，對弟弟的自殺，對情人上原的失望，對生活的叛逆，使其內心感到十分無助和孤獨。主人公弟弟直治也是孤獨的，其整天酗酒，并貪念于女色，極度放縱自己，吸毒，到處借債，生活毫無目的和追求，以至于最后的自殺方式也是孤獨的。小說《維揚的妻子》中貴族出生的窮詩人大谷是孤獨的，整日昏昏沉沉，酗酒無度，毫無人生追求和目的。其妻子更為孤獨，替丈夫還債而自愿作女招待，被客人奸污后還滿不在乎地認為只要活著就足夠了，顯然其內心的孤獨超越其對道德倫理的基本認識和判斷。中篇小說《人的失格》中的葉藏也是孤獨的，其孤獨得對自己身邊和周圍的人、事物都極度不信任，其孤獨得自能用自我沉淪和自我毀滅來發泄自身的痛苦。太宰治的小說不僅體現了太宰治作為作家的內心孤獨和文學意識的孤獨，也體現了當時日本國民的孤獨心態，更體現了當時日本社會普遍存在的孤獨和虛無。

5．“基督”意識太宰治的文學作品除了上述的文學思想意識以外，在其作品中還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意識。在其小說《斜陽》中在闡釋日本戰后國民頹廢的生活狀態的同時，也隱含了太宰治對基督教的無限憧憬，在該小說中直接引用的《圣經》的經典句子也頗為多見。在闡釋主人公和子時候，大量引用了基督教的內容，如《舊約圣經》的箴言第25章第11節第516頁的“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里”;《馬太福音》第10章第19節第11頁的“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等等。可以看出，太宰治將主人公和子的戀愛和基督教耶穌所提倡的愛相結合在一起，將基督教耶穌宣傳愛的思想內涵融入到小說主人公和子的戀愛過程。此外，在其回憶隨筆《講述我的半生》中引用《馬太福音》的第19章第19節的“愛人如愛己”的基督教精神。在其小說《人的失格》描述到:“我不可能相信神的寵愛，而只相信神的懲罰……。信仰，我覺得它只是為了接受神的鞭撻而低著頭走向審判臺而已”。顯然，太宰治對基督教中的神持有獨特的信仰方式，借助其特有的基督教信仰方式使得自己的文學意境得到提升。而對于太宰治的自殺，同為無賴派文學作家的坂口安吾在其《不良少年與基督教》一文中論述到:“不良少年不想負罪。即使死了也要讓人覺得他很偉大……。太宰治是根據基督的權威來進行自我主張”［4］。顯然，太宰治的自殺與其對基督教的理解和看法有著很大的關系和影響。從整體上來看，基督意識對于太宰治的生活經歷和文學創作起了很大的影響。

三、太宰治文學思想意識的評價

1．西方的評價西方的文學界對于太宰治的評價不是很多，這與在西方文學界中介紹日本太宰治小說的狀況比較少緊密相關，但是總的評價和反映還是比較好。大多西方文學評論家將太宰治小說看成是戰后日本社會集中反映的重要文學作品，認為太宰治的文學作品將作為日本現代歷史時期的重要文學遺產而流傳后世。西方的評論家一般將太宰治與加繆，卡夫卡放在一起評論，對太宰治文學有著很高的評價。美國日本文學研究DonaldLawrenceKeene是這樣評價太宰治文學的:“太宰治一般被認為是日本現代作家代表之一。但是，其在短暫的生涯和經歷中做出了巨大的功績。其展示給我們的是魔術式的筆法，變化多端的小說場景，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人物和氛圍。對于西歐的讀者來說，可以通過太宰治的作品理解到現代日本生活真正的內涵”［5］。另一位美國作家JamesT．Farrell談及太宰治文學時，是這樣評價到:“太宰治給我們留下了帶有受傷人類的靈魂的魅力作品，他是一位有著敏銳透徹洞察力和寫作手法的作家”［6］。西方的文學界對太宰治文學評價從整體上來看，還是比較高的。

2．日本的評價在日本，對太宰治文學的評價褒貶不一，各種評價都有。宮本顯治在其《“人的失格”以及其他———關于太宰治的感想》一文中把太宰治的文學評論為“違背道德者和生活落寞破產者”的作品，對太宰治文學進行了一定的否定和貶責。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文學理念的變遷，對于太宰治文學的肯定評價越來越多。日本評論家鳥居邦郎在其論著《太宰治文學精神的形成》中論述到:“太宰文學作為昭和文學不滅的金字塔的地位變得越來越穩固。在此11年間始終有新的崇拜者不斷涌現實在是令人驚嘆不已”［7］。另外一位日本評論家奧野健男在其論著《文藝讀本•太宰治》中指出:“喜歡或厭惡姑且不論，太宰文學無疑給予了戰后文學以非常大的影響”［8］。日本的作家田中英光，開高健，武田泰淳，安岡章太郎等均曾認為自己是太宰治文學的忠實讀者，多多少少接受過太宰治文學的影響。近年來，在日本學界否定太宰治文學的聲音日益衰微，肯定太宰治文學的呼聲越來越大。

3．中國的評價在中國，對于太宰治文學的研究并不多，這可能是由于中國對于太宰治作品的翻譯和介紹并不多的緣故。而中國文學界和學術界對于太宰治文學持有肯定態度有之，持否定態度也有之。在1998年第1期的《外國文學》中的《太宰治思想發展試論》一文中這樣評價太宰治文學的:“太宰治文學已不僅是屬于日本文學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了國際文壇的注目”［9］。此外，黑龍江大學教授曹志明在其論著《日本戰后文學史》中，是這樣評價太宰治的:“作者太宰治雖然對現實世界感到失望，但是他憧憬著無政府主義式的自由王國和現實世界之外的‘世外桃源’，他對人與人之間(特別是對異性)充滿著許多幻想。太宰治是‘無賴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但在日本文壇占據重要地位，而且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他那獨特的‘自我毀滅’式的文學，反映了日本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絕望及厭世情緒”［10］。葉渭渠教授在其論著《日本文學思潮史》的第392頁中對太宰治及無賴派文學是這樣評價的:“他們反叛精神的出發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又深深地打上了虛無主義的烙印，往往從個人反抗的角度，采取‘墮落’的辦法來改變現狀，乃至追求肉欲與卑俗，來作為對舊的道德價值觀的挑戰。這是從惡俗中淪落的反叛精神，是畸形的病態的反抗。這種思想和行為，是破壞性的，而不是建設性的;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所以這種反抗的辦法是不足取的。因為這種辦法既無助于批判戰后的社會現實，也拯救不了個人所面臨的命運”［11］，認為太宰治及無賴派文學有著反叛精神的積極一面也有著其固有的消極一面。可以看出，中國學界對于太宰治文學的評價也是不能一概而論。

四、結語

太宰治作為日本無賴派文學派別最為著名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曾在日本風靡一時。雖然其文學創作的時間不長，但是對戰后混沌的日本社會以及徘徊在虛無和絕望的日本青年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喚起了日本國民心靈深處的共鳴，而作為“昭和文學不滅的金字塔”的太宰治以無賴派的無賴方式“自殺”結束了其文學生涯，太宰治的自殺也標志著無賴派文學的終止。在對太宰治文學思想意識進行探究的時候，一定要客觀地分析其文學思想意識的內在背景，詳細探索其獨有的文學特征和各種不同的文學思想意識，并堅持客觀公正的立場來審視太宰治文學思想意識的不同方面的歷史評價。同時在研究太宰治三個不同文學創作時期的時候，應與其左翼運動崩潰時代，戰爭時代，戰后迷惘時代相呼應，其前期的錯亂，中期的迷茫，后期的敗北，都是由其本人的性格天性和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時代所決定的。只有系統地、整體地、客觀地從其三個不同文學創作時期的背景入手，才能全面地理解、分析和研究太宰治文學思想意識的真正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