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文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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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下文簡稱《總目》)以目錄提要的形式對有明一代文學進行比較全面的評論和考證，可以說是一部簡明扼要的明代文學史。它善于從文學史的角度把握文學的發展流變，強調文人的獨特創造，通過推源溯流、比較批評等有效批評方法，準確地概括明代文人的藝術風貌和特征，既能夠比較全面地把握明代文人的總體風貌和藝術成就，也能從文學史的角度給文人以準確的歷史定位。《總目》考辨精微，評價公允，體現了清代明文學研究的學術水平，對現代明代文學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總目》著錄的明代別集達到1120種，其中241部歸于正目，879部歸于存目。而明代以前各朝別集文獻的總數才有760種，僅明代一朝的別集就遠遠超過了之前各個朝代文獻數量的總和，這恰恰闡述了別集小序中所說的“有明以后，篇章彌繁”。對于如此眾多的明代別集文獻，《總目》如何“剪刈卮言”，又是如何“別裁偽體”，［1］這些都與《總目》對明代文學批評思想有直接關系。一、人品與學術《總目•凡例》云:“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這種人品與學術相結合的解題體例，“悉承圣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所謂“知人論世”，即提供著者的身世和社會歷史背景材料，以把握該著者所有作品理解鑒賞的一種方法。該法出自《孟子•萬章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總目》非常注意把人品和文品結合起來:“該文章一道，關乎學術、性情;詩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隨其人品。”一般而言，人品既高，格調自妙。如在明代劉麟《劉清惠集十二卷》的提要中指出，“萬歷丙午，湖州知府無錫陳幼學刊之長興。朱鳳翔為序，稱其文出入秦漢，詩則骎骎韋、杜，固未免太過。至稱其‘標格高入云霄，胸中無一毫芥蒂，故所發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則得其實矣。是亦文章關乎人品之驗也。”又如:《未軒文集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明黃仲昭撰。……今觀其集，雖尚沿當日平實之格，而人品既高，自無鄙語。頡頏于作者之間，正不以坦易為嫌矣。”《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明孫承恩撰。……及官禮部時，齋宮設醮，承恩獨不肯黃冠，遂乞致仕。較之嚴嵩諸人青詞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純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遺。”《考功集十卷》:“明薛蕙撰。……人品之高，迥出流輩。其詩格蔚然孤秀，實有自來。是其所樹立，又不在區區文字間也。”《薛荔園集四卷》:“明余翔撰。……然人品頗高，故詩有清致，不全為七子之膚廓，未可全斥之也。”

可見《總目》于人品與文品的關系是相當注重的。但《總目》清楚地認識到“文如其人”論存在著局限性，有時候，人品和文品是不相一致的，應該全面地分析，不能執于一端。在《總目•凡例》中已明確指出:“文章、德行，在孔門即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所以，在著錄過程中，有的是“論人而不論其書”，有的則是“論書而不論其人”。在明代文學批評中，這樣的例子是不少的。如:《峴泉集四卷》:“明張宇初撰。……又稱其嘗受道法于長春真人劉淵然，后與淵然不協，互相詆詰。其人品頗不純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觀。……其言既合于理，寧可以異端之故，并斥其文乎。”《華泉集十四卷》:“明邊貢撰。……今核其品格，實遠遜有韻之詞。蓋才有偏長，物不兩大。附詩以行，視為琬炎之藉可矣。”這些都是對其詩文評價極高，但同時也尖銳地指出了其人品的缺陷，詩文是不能完全用“禮法”來衡量的，其觀點是通達的，這對于我們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啟發和指導意義。文品包括兩個方面，一面是道德之品格，一面是審美之品格。人品決定文品，一是說人品決定了詩文的道德品格;二是說人品決定了文章的審美品格。文人的人品不僅決定詩歌的道德品格，也決定詩歌的審美品格，這是儒家倫理之大體。但《總目》沒有簡單地將二者劃等號，對每一位作者進行具體分析之后，大致分為兩類:一是文如其人，如黃仲昭、孫承恩、薛蕙、余翔等;一是文不類其人，如張宇初、邊貢等。誠如錢鐘書所云:“以文觀人，自古所難……脫曰‘文可覘人’，亦須于言外行間遇之矣。‘心畫心聲’，本為成事之說，實尟先見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飾偽: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調，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為澄澹，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為謹嚴。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2］二、因襲與創新《總目》解題在論述明代文學部分看似有極大的隨意性，好像一盤散沙，實則有規律可循。明中葉以后，擬古主義與反擬古主義斗爭得非常激烈，由此產生了文學流派，如前七子、后七子、唐詩派、公安派、竟陵派等。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在文學上主張復古，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他們以模擬剽竊為能事，李夢陽的詩尤為典型:“公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混其擬議之跡，以成神圣之功，徒徐其已陳，修飾成文。”后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再次發起復古運動。萬歷間，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猛烈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運動。同時而起的還有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反對擬古主義，主張獨抒性靈［3］。

《總目》既反對前后七子只講擬議不講變化，也反對公安派、竟陵派只講變化不講擬議，提出了“擬議以成其變化”的文學理論。《總目》在分析高啟時說:“其于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秾縟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啟實為有力。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熔鑄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啟過也。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歷下同為後人詬病焉。”(《總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提要)《總目》即肯定了高啟“工于摹古”的長處，也指出其缺少變化，未能自成一家。而對前后七子的批評也是以此切入:“(李夢陽)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后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后摹擬剽賊，日就窠臼。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夢陽振起痿痹，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總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王世貞)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自李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陳流弊，可謂切矣。”(《總目》卷一七二，《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王世貞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其負面影響尤巨。《總目》指明前后七子模仿漢唐而造成的流弊:“迨其末流，漸成偽體，涂澤字句，鉤棘篇章，萬喙一音，陳因生厭。”七子派的流弊在于擬襲古人風格，徒有其形而不得其神。《總目》也反對公安派，在《袁中郎集》提要有“學七子者不過贗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總目》主張把學問和性靈結合起來。明代復古派提倡摹擬古人格調，但是對古人的學問，包括學識、人品、胸襟重視不夠，以致產生膚廓之弊。公安派批評其膚廓，獨標性靈，但是對于學問仍然不夠重視，難免流入淺易。《總目》認為:“七子猶根于學問，三袁則惟恃聰明。”公安派名為救七子之弊，而其弊反而超過七子派。《總目》對以茅坤為代表的唐宋派的摹古也提出了批評意見:“(茅)坤刻意摹司馬遷、歐陽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選《史記鈔》、《八家文鈔》、《歐陽史鈔》，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擬有跡。秦、漢文之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則自坤始。”(《總目》卷一七七，《白華樓藏稿》提要)《總目》的態度是在因與創之間，過于因襲和過于創新均失中道。如《總目•谷城山館詩集》肯定了于慎行:“其論古樂府曰:‘唐人不為古樂府，是知古樂府也，不效其體而特假其名以達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遺響，則唐人所吐棄矣。’其論五言古詩曰:‘魏晉之于五言，豈非神化，學之則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樸而不敢雕。軌途整嚴，制而不敢騁。少則難變，多則易窮。若原本性靈，極命物態，洪纖明滅，畢究精蘊，唐詎無五言古詩哉。’其生平宗旨，可以概見。然其詩典雅和平，自饒清韻。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學，務反前規，橫開旁徑，逞聰明而偭古法。其矯枉而不過直，抑尤難也。”

《總目》主張“矯枉而不過直”，既反對一味摹古，又反對盡棄古法。講究規矩，意主“酌中”，既反對“有擬議而無變化”，也反對“有變化而無擬議”。這種主張在《總目》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對于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有其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