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話文學民間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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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最初是與人類的生存和勞動結合在一起的,那時文學的話語權屬于每一個言說者。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文學在走向成熟與精致的同時,也開始脫離大眾走向貴族化、神圣化,由平民的“眾聲喧嘩”變成象牙塔中個人的“曲高和寡”,以一種代表上層階級的權力話語的高姿態存在著。于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文學都為社會上層階級所專有,處于一種特定的“文化圈層”內,和普通人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而進入后工業社會以來,文學逐漸從過去狹小的天地中擴張出來,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并成為消費品,加上網絡技術的普及,網絡文學應運而生,文學重新回歸通俗化、大眾化。大話文學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產生的。網絡文學以網絡為依托,聚集了眾多創作者,其中不乏能代表民間話語權的普通作者,他們所寫所述都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表達的都是對當下現實的關注,從這個程度上來說,網絡文學走的是回歸民間本位路線。它“借助先進的電子技術航船,抵達的卻是‘返祖’的文化港灣———文學話語權回歸民間。”[1]而在網絡文學眾多的類型中,大話文學是網絡文學回歸民間的突出代表,因為大話文學具有強烈的通俗意識,它面向的是大眾,取悅的是大眾,收獲的也是大眾的點擊率和支持率。其平凡世俗的內容,庸俗淺顯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語言,十分典型地表現出民間文學所具有的通俗意識和對現實的深度關注。大話文學的重要特點就是崇拜平庸,它用戲仿、拼貼、混雜等方式對傳統或現存的經典話語秩序以及這種話語秩序背后支撐的美學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進行戲弄和顛覆。[2]而大話文學之所以對“經典”進行解構,是因為,一般而言,經典總是占統治地位的集團、階級或階層的文化趣味、道德規范的體現,是現存秩序的維護者,它維護的是特定時代統治階級的利益。因而,價值取向上的民間立場,使網絡對于神圣、崇高的東西一般都采取戲弄和譏嘲的態度,帶有鮮明的反本質主義的傾向。

縱觀大話文學的創作,大都是對傳統經典文本的顛覆,創作者將這些經典文本作為自己創作的摹本,在此基礎上加之以現實的氣息、世俗的調侃,以通俗易懂的詼諧語言述說當代人的情感,表達當代人的思維與價值觀,可謂“借古人酒杯,澆今人塊壘”。在眾多遭到惡搞的文學經典中,《西游記》首當其沖,網絡上先后出現了不同版本的“大話西游”,《悟空傳》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個版本。《西游記》原著弘揚的是師徒四人團結一致、歷盡艱難到西天取經的道德理想主義主題,而《悟空傳》的主題則正如小說題目所標識的是“感悟虛空”。小說揭示的是現代人在沒有神話、拒絕英雄的時代所產生的矛盾不安。[4]小說以塑造人物為中心,卻顛覆了傳統的唐僧師徒形象,師徒四人不再是西天取經的圣徒,而是現實世界中的功利主義者,他們之間完全沒有了師徒的道德倫理,而是平起平坐、互相攻擊,甚至與妖精調情,充滿了世俗的頹廢和快樂。除了《悟空傳》,還有許多以《西游記》為摹本進行戲仿的作品,如《唐僧日記》以另類搞笑的語言去解析唐僧思想的另類,言行的出軌,調侃世故,詼諧可笑。《八戒日記》以八戒的眼光,用日記體的形式,用調侃的語言和許多黑色幽默生動地刻畫出溫柔而體貼、多情而善解人意的八戒;貪圖享受、妖冶而虛偽的唐僧;懷才不遇、自命不凡的孫悟空;貪婪而逆來順受的沙僧形象。這些作品無論主題、人物塑造,還是結構、語言都是對經典文本的徹底顛覆,一掃其以往的神圣光環,而代之以凡俗的思想與趣味,充滿了時代的氣息。除了追求凡俗平庸的通俗、平等的話語權,大話文學還具有深刻的現實批判性。

縱觀各大論壇上的“大話文學”,很多都是有感而發,是對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現象加以評判,不是簡單的惡搞。“我爸是李剛”這句話在2010下半年風靡網絡,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句話的來由———2010年10月16日晚,河北保定某公安分局副局長李剛的兒子李啟銘駕車在河北大學校區內撞倒兩名女生,一死一傷。被學生和保安攔下后,不但沒有關心傷者,甚至態度冷漠,囂張放言:“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酒后肇事,還口出狂言,這引起了網友的極大憤慨與關注。貓撲網最先發起了名為“‘我爸是李剛’”的造句大賽”的活動,參與者迅速過萬。其中有王翰版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見女友把命催,醉駕撞人咱不怕,李剛就是我老爸。”[5]有李白版的“舉頭望明月,我爸是李剛。低頭思故鄉,怎知是鐵窗。”[6]“只要我爸是李剛,天生我材必有用。”

鉆石版的“撞人恒久遠,李剛永流傳。”[8]等等。這些造句通過改造經典詩句或廣告語來表達網友對犯罪分子的譴責以及對社會不公平的憤怒,成為人們申張正義的另類手法。在網絡普及的今天,不同地方的人們可以同時看新聞,也可以一起就某個新聞話題進行討論。在網民對新聞話題的評論中,也有許多關于當代社會問題的“大話評論”,在反映社會實際問題上具有相當的深度。如在2010年10月28日《北京大興限制村民出租房屋加劇流動人口租房難》評論中有這樣一首《沁園春》:神州大地,萬人蝸居,億人盼房。望市內郊外,空樓大廈,售樓中心,炒房滔滔。祖孫三代,傾盡所有,難與房價試比高。須鈔票,清儲蓄貸款,分外心焦。樓價如此虛高,逼無數白領競折腰。昔秦皇漢武,聞所未聞;唐宗宋祖,緊捏錢包。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好蝸居蒙古包。俱往矣,數天價樓盤,還看今朝。這位評論者不采用常見的就事議事的評論方式,而是通過戲仿的名詩《沁園春》來發表自己的看法,形式新穎,內容深刻,十分引人注目。中國當代社會中的“住房難”問題在這首《沁園春》中得到極為生動的描述。除了刻畫當代人努力賺錢買房的艱辛形象外,詩中還將“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歷史偉人也惡搞了一番。看似大逆不道,惹人發笑,仔細讀來卻令人倍感心酸,笑中帶淚。偌大一個中國,社會一片升平,然而卻是“萬人蝸居”!這背后隱藏的社會矛盾,引人深思。

大話文學是一種草根文化、民間文化,盡管它肆意冒犯經典,讓人們覺得難以接受,但是它對正義的追求和弘揚、對生命的關愛和對社會問題的思考,說明它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深廣的民間情懷,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價值與意義。民間本位的大話創作不僅解構了權力話語的霸權真理性,使話語言說由一元向多元擴展,更將文學從一種極其空泛的狀態解放出來,讓其回歸凡俗,真正成為人民的文學。正如歐陽有權先生說的那樣,它可能會導致文學形而上審美意味的缺失和文化精英立場的“淪陷”,但卻關注蕓蕓眾生本真的生存狀態,滿足社會公眾交流和表意的欲望,給創作自由和自由創作以技術支撐,實現文學的廣場狂歡和心靈對話,從本體上拓展文學的發展空間,激發出社會底層的藝術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