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與新時期文學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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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新時期”文學的發端定于1979年，那么《花城》的創刊可謂適逢其時。當時的文化現狀和社會語境，決定了文學期刊仍然是政治表達、情緒釋放與文化消費的重要載體，于是除了“十七年”時期的刊物先后復刊外，眾多文學期刊也相繼創刊，《花城》便是其中之一。《花城》創刊之初即發表大量“傷痕”與“反思”性質的作品，先鋒探索姿態也初露崢嶸，比如大力推介西方文化思想與現代派，大批發表港臺文學。這些，對“新時期”文學的發端與推進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79年4月至1980年底，《花城》（以書代刊的“文藝叢刊”）先后出版七期，直至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成立，才開始定期出版《花城》文藝雙月刊止。按照原主編范漢生先生的口述，這是《花城》的創刊階段。在這個階段，《花城》走在了沖破禁錮的前面，她不僅滿足了大量讀者的閱讀需求，而且參與建構且見證了“新時期”文學的行蹤。①本文的考察對象即是《花城》創刊時期的七期叢刊，以期窺斑“新時期”文學的發端。

一、《花城》與“新時期”作家的構成

《花城》前七期雖然順利打開了局面（創刊號印數即達25萬冊），兩年內就已經站在了很高的文學平臺上，但直到80年代其作者群才算基本上全面代表了“新時期”文學的作家構成。不過，《花城》在創刊階段就建起了一個水準很高的老中青作家梯隊，這已十分不易。早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時，出席會議的作家代表可謂“五世同堂”（五四時期的“文壇老將”、五四以后的作家、新中國培養的作家、“右派”作家、文壇新秀）。《花城》前七期的作者，恰能展現這一構成的概貌。老作家有：巴金、沈從文、葉圣陶、夏衍、卞之琳、蕭軍、蕭乾、端木蕻良、臧克家、姚雪垠、艾蕪、徐遲、楊沫、聶紺弩、陳登科、歐陽山、秦牧、王西彥、黃藥眠、黃裳、葉君健、嚴辰、鄒荻帆、蔡其矯、吳有恒、李克異、曾敏之，等等；中青年作家有：張潔、林斤瀾、從維熙、彭燕郊、李瑛、沙鷗、黃永玉、柯藍、李晴、雁翼、范若丁、梁信、祖慰、王先霈、陳伯堅、程賢章、謝竟成、、彭拜、韋丘，等等；青年作家有：劉心武、史鐵生、高行健、孔捷生、鄭義、陳建功、洪三泰、楊干華、林賢治、段劍秋、畢必成、王梓夫、翟禹鐘、林雨純、李鋼，等等。從以上作家隊伍的構成來看，其影響已是非同一般。1981年，《花城》與《收獲》《當代》《十月》一道被譽為“新時期”文學期刊的“四大名旦”，后又與《收獲》《鐘山》形成所謂“三足鼎立”，《大家》創刊后，又有了“四分天下”之說。正是由于《花城》的高水準作家隊伍的建構，以及其先鋒探索姿態，才使它在“新時期”文學發端之時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成為當代文學的重鎮。當代文學史一般認為，80年代作家的“主體”由“復出作家”（或“歸來作家”）和知青作家兩部分組成。然而在“新時期”文學發端之始，作家的“主體”實際上由老作家和“復出作家”構成，《花城》前七期可以證實這點。只是，作家隊伍在當時已開始出現分化與重組，最明顯的莫過于，老作家與“十七年”時期的中心作家已在加速失去文壇的中心地位。其原因大致有三：一，老作家已難維持曾經旺盛的創作活力，他們已處于人生的回憶與整理階段，更容易被作為“財富”或“資源”來對待；二，“十七年”時期的中心作家已難合拍于改革開放的時代語境，由于歷史與政治的原因，他們不再受到重視；三，思想解放運動與西方文藝思潮的涌入，對很多老作家和“十七年”時期的中心作家往往持懷疑甚至是否定的態度，文壇熱點集中于對外來文化思想的轉化吸收與自我創新上。不過，這并非意味著老作家在“新時期”無所作為。事實上，諸如巴金、楊沫在內的很多老作家及其曾經的中心作家，在當時及之后的八十年代，都激起過很大的反響。《花城》前七期的作家作品，就很能說明問題。“復出作家”和知青作家后來成為“主體”，這是一種必然。前者以文化英雄的身份回歸文壇，社會心理優勢明顯；另外，他們的創作觀念與“新時期”的潮流并無隔膜，復出之時即能融入；再者，“復出作家”正處中青年精力旺盛期，生活儲備充足，他們一度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中堅，委實不足為怪。與此同時，知青作家已經成長起來。他們經歷了特殊年代，飽含傾訴的欲望，更希望能夠體現自身的價值，這些都會促使他們迅速作出反應，迎時代潮流而上。其中，不少知青作家“”時期已開始創作，只是還未定型尚處探索階段，“新時期”的到來，正給他們一展身手提供了良好的機會。知青與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在“新時期”文學發端之始，即已顯示非凡的實力。《花城》前七期不僅發現了一批青年作家，而且努力發掘他們的潛力。《花城》在“新時期”文學發端時期所作的巨大貢獻，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此。當時劉心武37歲，高行健39歲，史鐵生28歲，鄭義32歲，陳建功30歲，孔捷生27歲，林賢治31歲，李鋼31歲，等等。洪子誠在《花城》上發表文章，當時也只有39歲。其中劉心武、高行健、史鐵生等人，在當代文學史上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總之，《花城》自創刊之后的七期，我們從中不僅能夠看到“新時期”作家構成的概貌，而且《花城》也為青年作家的發現、培養與整體文壇格局的重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花城》與“傷痕文學”

劉心武的《班主任》和盧新華的《傷痕》發表后，“”之后的文學就在“傷痛”中開始復蘇。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新時期”文學正是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先后出現與交叉匯流中開始的。“傷痕文學”最早出現，但是在渴望光明與未來的時代潮流之下，以上三者很快變得模糊不清，融合難辨。或者可以這樣理解，在控訴“”給人造成“內傷”的同時，進而將“”發生的歷史原因上溯到更早的“十七年”時期，痛定思痛后，最終把眼光放到對未來的希冀上。《花城》創刊期與“傷痕”敘事密不可分。“傷痕文學”本指小說，但從《花城》前七期來看，“傷痕”在每種文體中都是集束式出現，可謂“遍體鱗傷”。除海外港臺小說外，前七期共發表完整小說38篇，其中包含“傷痕”內容的竟達30篇。其他文體，包括詩歌、散文、電影文學、訪問記，甚至是“花城論壇”的批評文章，涉及“傷痕”的內容竟也占六成以上。以現在眼光看，這類敘事似乎過于泛濫，可“新時期”文學恰恰是在“傷痛”之下揭開序幕的。所以，這是完全可以理解與諒解的一股文學思潮，《花城》也可謂扣緊了時代的脈搏，充分見證了這一時期的文學主流。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盛產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幾近于無。《花城》雖有長篇小說連載，比如創刊號上有歐陽山的《柳暗花明》，但作品并非寫于“新時期”；第二期有李克異的《歷史的回聲》，但其不僅寫于“”期間，內容也是關于抗戰的，著實沒有“傷痕“的影子。研究者閻綱在當時就指出：詩歌、短篇小說、中篇小說、話劇、散文報告文學，在“新時期”之初都已復興，唯有長篇小說落后了。“長篇，制作困難；三年，時間太短”，“現代迷信和非現實主義侵蝕嚴重，包袱太重，積重難返，恐怕也是原因之一”②。其實不需做深刻的原因分析，“”剛過，文學大門洞開，“春風”吹拂之下，病樹吐芽，鮮花含苞，大多數作家急切表現創傷性的記憶與進行短平快的控訴，實在來不及進行大架構的思考，這確乎合乎常理。結合當時實際情況，《花城》創刊號即創20多萬冊的發行紀錄，確實得益于“傷痕文學”。創刊號之所以暢銷，極可能是因為頭條發表了華夏的中篇小說《被囚的普羅米修斯》。小說講述了“四•五”中的一個英雄人物，被當作反革命入獄又最終平反的故事。據說，當時多家雜志不敢發表，《花城》編輯部主任李士非堅信，平反是眾望所歸的、也是必然的，于是大膽采用了這篇稿子。小說發表后迅即引起轟動。就在小說發表后不久，也得到了平反。《花城》用稿之慧之銳之大膽，由此可窺一斑，也算是引領了“新時期”文學風氣之先。同期還發表“傷痕文學”開創者劉心武的短篇小說《干杯之后》。從文末標注的寫作時間來看，大概是《班主任》發表一年后的作品。這個短篇與《班主任》一樣，都存在藝術上的粗糙與嚴重的“”文學的痕跡。比如小說一開始就說：“經歷了一場‘’造成的洗劫以后，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便春風重降，溫暖和煦，萬物蘇生”；類似政策說教的也不在少數，如：“新時期對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不是可以降低而是必須更高。黨委需要立即更深入地學習領會、更堅決積極地貫徹執行黨中央所制定的新時期的總路線，以及由這總路線所決定的各項方針和政策”。這些語言顯得干枯與牽強，極大影響了小說的文學性表達。本來是寫新老兩代科學家在“經典理論”與“新理論”之間的爭鋒與所造成的心靈創傷的，結果讓黨委書記賀真架在當中，讀來不倫不類，使得小說的主人公被喧賓奪主了。這類情形與“”遺風，以及不經意之間就冒現出來的“毛語體”，在前七期《花城》“傷痕”類作品中可謂俯拾即是，確實留下了“新時期“文學弊端的證據。然而，我們卻可以反過來思考這個缺陷。這些帶有“傷痕”的“傷痕文學”恰恰是最真實的文學史痕跡，重讀《花城》創刊階段的文學，能讓我們真切感受到這種歷史原貌與“新時期”文學的發端及其發展的歷程。其實也并非沒有異質性的“傷痕”作品。創刊號上林斤瀾的短篇《一字師》讀來就頗含深意，饒有趣味。《一字師》以第一人稱述說了中學語文教師吳白亭對錯別字十分敏感，出于職業習慣，看見錯別字如不糾正就坐立不安，為了改正造反派小將大字報里的某個錯字，曾幾次被當場揪住批斗。這種近乎迂腐的固執行為或奇異之舉，卻飽含了一顆忠于教育事業，又頑強地同愚昧抗爭的偉大心靈。第五期頭條發表從維熙的中篇《泥濘》，這部小說已從純粹的“傷痕”中掙脫出來，飽蘊反思與改革的意味，而且頗具歷史感，讓人耳目一新。小說以作者“我”和一個回北京途中的旅伴共同失眠而攀談，來展開“我”與旅伴對往昔的追憶。小說的“傷痕”意味濃厚，被迫害者在反右派斗爭和中先后遭遇悲慘迫害，從中看到在罪惡的年代中各種人物的傷痛與悲哀。盡管傷痛永遠無法彌合，但作者卻寄予了對光明的向往，最終以一種美好的理想來結束小說。傷痛中帶著樂觀，而不是停留在悲哀中無法自拔，從而催人反思、勵人奮發成為小說的主旨。除了純粹的“傷痕”敘事之外，有些作品以愛情為背景來寫“傷痕”。畢必成的電影文學《廬山戀》（四期），李晴的短篇《茉莉啊，茉莉》（七期），兩者中的戀人都因“”被拆開，也都因新時期的到來而再次重逢與結合，情節感人，且令人充滿期待。此類作品在“新時期”同屬“解凍”之列，是很有影響且非常受歡迎的。楊沫的報告文學《不是日記的日記》（七期），則從另一角度來抒寫科學家的“傷痕”，同時也融入了自身的創傷性記憶。楊沫是放下正在創作的《東方欲曉》來寫這個報告文學的，她的寫作姿態深深體現了一個老作家的責任感與良心。說《花城》在創刊階段一“傷”到底，未免有失察之嫌。《花城》似乎在遍地“傷痕”中尋求某種平衡，海外與港臺文學的引入恰如起到一種中和的功效。更何況，我們從第四期發表的小說來看，又似乎能感受到《花城》的某種努力與傾向。在本期的四個短篇與一個中篇中，我們實難捕捉到“傷痕”的影子，歷史題材與民間傳說成為敘事的內容。

三、《花城》與巴金、高行健

巴金是功成名就的老作家，高行健是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在此把兩者并列來與《花城》進行討論，似乎不太搭邊。承前啟后的兩代作家，其實在“新時期”確實與《花城》有過關聯，并且二者很具代表性。巴金是少見的能保持旺盛創作力的老作家，他幾乎是在病榻上寫成了《隨想錄》，這部隨筆集被公認為“新時期”文學的重大收獲，是一部“說真話的大書”。高行健在《花城》上發表處女作，之后頻頻在上面發稿；他的實驗性的戲劇創作對新時期文學影響很大；1981年《花城》出版了他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可以說這部書多少影響了整個“新時期”文學的發展；再加上他2000年作為法國華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故其特殊性確實不可小視。《花城》前七期先后推出了沈從文（五期）、巴金（六期）、端木蕻良（七期）三個老作家專輯。其中僅有巴金是作為頭條推出的，可見《花城》對巴金的重視程度。該專輯包括巴金的《文學生活五十年》、王西彥的《煉獄中的圣火》、黃裳的《思索》、高行健的《關于巴金的傳奇》，還有由巴金手訂的《巴金文學創作目錄》。巴金于1978年至1986年的8年期間應香港《大公報》之約，先后寫了150篇“隨想”，后總結集為《隨想錄》出版。在此再次著重提到《隨想錄》，是因為巴金在這本書中，明確提到《花城》的有四處之多，可見巴金是重視《花城》這本刊物的。《花城》中的文章影響著巴金，特別是“傷痕”作品對巴金觸動頗大，比如當他讀到《花城》上楊沫的日記《風雨十年家國事》時，竟然能使他“渾身顫栗”③。盡管這已不是《花城》創刊階段的文章，但我們卻可以看出一直以來巴金對這本文學期刊的關注。另一方面，《花城》重頭推出巴金時，《隨想錄》還仍處寫作過程之中，這不但體現了《花城》對巴金的尊重與期待，而且也在不經意間也融入到巴金《隨想錄》的寫作過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講，《花城》與“新時期”文學發端的關系又緊密了一層。《花城》與高行健的結緣，或許是因為獨具慧眼地發表了他的處女作中篇小說《寒夜的星辰》。這是一部不像小說倒像散文的中篇，當時不為很多期刊所接受。高行健較早接觸西方現代派的寫作手法，這部小說用日記體的敘述方式，寫一個老干部在“”期間的遭遇，涉及對革命信仰的忠誠，同時也是對“”的反思。這說明了，高行健在“新時期”文學發端之時，仍沒有脫離“傷痕”文學的套路，只是寫作手法不同，不過，他已從純粹的“傷痕”發展到了“反思”階段。《花城》對高行健充分肯定，而且高頻率發表他的作品，這在很大程度上激勵了他的創作欲望，《現代小說技巧》的出版，同樣也大大刺激了他對現代小說技巧的探索。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把他日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歸功于《花城》對他早期創作的提攜與幫助，但我們至少可以看到《花城》對“新時期”文學的推動與發展所做過的不同尋常的努力。在這點上，任何人都無法否認。關于高行健，還有一點值得我們關注。他在評論法國現代派人民詩人普列維爾和他的《歌詞集》時，體現出了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高行健，他的評論，顯示出了他對文學的清醒，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文學的親和。“詩人脫離人民，不為人民所了解，是本世紀西方現代詩歌的不幸。”④從中可看出，一方面，他還沒有完全脫離當代文學的語境規范；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對西方現代手法的敏感。或許，他的批評，正切中了中西方文學各自的要害。在“新時期”文學發端時期，巴金的“寫真實”與“反思”的姿態，高行健對現代派文學技巧的追求，頗具代表性的二者的合力，恰恰是推動“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動力源所在。而這兩者，尤其是后者，與《花城》確實有著難以抹去的緊密聯系。

四、《花城》與國外文學思潮

眾所周知，“新時期”文學的發端、發展與大量譯介、引進西方現當代哲學文藝思潮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80年代先鋒文學的文本實驗，文學潮流不斷的命名與更迭，方法年，重寫文學史，等等，無一不是西方思潮直接與間接影響之下的結果。這是繼“五四”以來與西方文化沖撞的又一個最重要的時期。回到70年代末的“新時期”文學的發端，在國內眾多文學期刊還在猶豫不定之時，《花城》在這方面卻領風氣之先，確實應該為文學界所矚目。《花城》與國外文學思潮，可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考察：一是引入西方文藝思潮，另一是推介港臺文學。兩者又各自分為文學作品與理論兩個層面。在西方文學作品方面，七期《花城》先后推出過杰克•倫敦、杜魯曼•卡坡特、馬雅可夫斯基、小庫特•馮尼格、格蘭姆•格林、雅克•普列維爾、阿•克里斯蒂等人的作品，其中以英美作家為主。對西方文藝思潮理論的介紹，在這一時期主要體現為對外國作家作品的評論。《花城》在這一時期大量發表港臺文學作品與批評文章，可謂不遺余力。這讓我們在“新時期”文學之初就對港臺文學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文學批評上，以發表曾敏之文章為最。其中，創刊號上發表了曾敏之的《港澳與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這篇文章后來被文學史研究者視為是中國內地關注海外華文文學的開端。第三期（1979年）香港文學欄目發表黃河浪的“香江小調”組詩，頗引人注目。其中的《建筑工》如此寫道：天天被汗水浸透/步步都踩著虎口/在搖蕩的腳手架上/生命隨著亂云漂浮/……但是千萬座高樓中/沒有一扇自己的窗口/只有低陋的小木屋/裝滿著辛酸哀愁”。另一首《加班》其中寫道：“旋轉的車床還晃在眼前，/轟鳴的摩打還響在耳朵，/放工歸來夜已深沉，/沉重的腳步在燈影里拖。”讀著這些詩句，很容易讓人聯系到近些年來頗受人關注的中國打工詩歌。香港毗鄰深圳，1980年深圳成為經濟特區，不久后深圳特區的打工文學誕生，聯系到黃河浪的詩，這確實頗有意味。數年后，重寫文學史遂成潮流，港臺文學成為許多文學史版本不可缺少的章節。在這點上，《花城》在“新時期”文學發端期的表現，又先走一步了。代結語：《花城》與“新時期”的現實表現《花城》在創刊階段即參與到“新時期”文學的建構之中，并幾乎與之同步且作出了巨大貢獻。它在諸多方面均顯示出鮮明特色，并迅速引起中國文壇的重視。然而，它并非只有務虛與“傷痕”，它對現實也保持著高度的關注，也具有寶貴的現實主義品質。第二期開辟了“自衛還擊英雄贊”專輯。中越之戰，這是“”結束進入“新時期”后的一場戰爭，盡管這是中國當時的一道不和諧音，但在戰爭中顯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卻深刻地注入到“新時期”的時代精神之中。《花城》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一機遇，不惜篇幅進行及時的頌揚，也算是為保家衛國、打擊侵略、改革開放所做出的擂鼓助威之舉。這個舉動，雖然與文學關系不大，但是在必要時，再次讓文學盡到了應盡的責任，這是無可厚非的。第五期發表楊獻瑤的詩歌《寄臺灣骨肉同胞》，這體現了多年來祖國統一的心聲。

臺灣大陸骨肉情深，本是一家人，放棄宿怨走向統一成為中國人的美好心愿，作為純文學刊物的《花城》不避政治工具的嫌疑，不惜為此鼓與呼。第六期開辟了“深圳浮雕”專輯，發表一批表現深圳特區建設與生活的鮮活之作，包括報告文學、特寫、散文和詩歌，共六篇。文章都是由青年業余作者寫的，描述了生氣勃勃的特區生活，文字內容具鮮明的時代律動感。1980年深圳特區成立，當年《花城》就做出了及時的反應，表現出高度的關注，這種做派表明，《花城》并非只是高居“象牙塔”上的唯美派，它同時也是一個高度關注現實與樂意擁抱生活的刊物。刊物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其中寫道：“深圳灣畔的蛇口，好驚險的名字！”中國在“新時期”之初，確實是摸著石頭過河，確實承受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與考驗，深圳作為中國改革的實驗陣地，《花城》的獻辭確實意味深長。現在回頭來看《花城》當年發表的這些文字，確實讓人感到十分的欣慰。此外，第七期發表了洪三泰的長詩《歸來喲，我的森林——寫給被毀森林的悼詞》，詩歌表達了詩人對生態被破壞的深深憂慮。在“新時期”文學發端時期，這種文字是十分少見而且具有遠見的，不僅前衛，而且現實。《花城》在“新時期”文學的發端階段，即以婀娜的身姿，全方位的涉獵，驚艷而令人注目。談論“新時期”文學，我們無法繞過《花城》這個重鎮，走近它，總有令人驚喜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