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觸摸歷史肌底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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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已然的存在，被放置于人類發展的長河中，當它不時地以各種方式被觸碰，被澄清，引起人們的沉思、咀嚼而后慨嘆、警醒，或許這樣一個過程之后，它就完成了自身價值的一個安放。當一個作家用文學的方式來將沉淀已久的歷史重新打撈，他鋒利的文筆將歷史肌體之下塵封已久的痛楚翻檢出來，令我們無法不正視這痛楚驚心動魄的力量。時間永是流逝，傷痛實難隕滅，后世之人如何深刻反思、汲取教訓、關注未來將是文學試圖達成的最大渴求。

長篇紀實文學《日本遺孤》，是作家劉國強多方求證史料、對數百位日本遺孤及其養父母進行了數次深入采訪，歷時6年時間以34萬字的宏大篇幅奉獻出的一部全新力作，并被中國作協列為重點扶持作品。本書以真誠而激越的情感寫作為底色，將“歷史———戰爭”和“人性———親情”，這兩對對立統一的、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角度作為敘事切入點，將“家國”與“人生”作為日本遺孤現象的闡述背景，從“大尋親、大移民、大收養、大報恩”四個層面展開敘事，將日本遺孤的相關歷史淵源以及別樣的成長經歷以紀實的形式再度呈現，講述了圍繞日本遺孤現象的多個可歌可泣的真實故事，謳歌了中國人民超越種族、國家、血緣、利益團體的國際主義精神、大愛情懷和人性人道主義至真至純的光芒，同時也反思歷史，對殘酷的戰爭、人類的貪婪、政治的強權等威脅人類和平與幸福的負面因素進行了鞭撻。可以說，痛定思痛，這部含淚采訪、流淚完成的作品以“真實的最感人”這樣素樸的形式，無需渲染，便征服了讀者，將文學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鋪陳在現實生活面前。“日本遺孤”作為二戰的衍生物、日本侵華戰爭中一種別樣的見證，被歷史拋向了一個無處告別的尷尬境地，他們的身份認同出現了嚴重的危機，自己到底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他們在兩難之間輾轉徘徊，轉眼半個多世紀光陰流逝，他們在中國養父母的關懷呵護下從幼年、成年慢慢走向老年。本書以倒敘的方式將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大尋親”放在了開篇，從以總理、聶榮臻元帥、李鵬總理等為代表的國家領導人親自催辦日本遺孤尋親或加入尋親行列的行為，跨越時空，將這樣一個歷史遺留下的問題從國家的高度、政治的全局來解析，也顯示出中國國家和人民高度的歷史責任感以及對人道主義精神的堅守。緊接下來的“大移民”則是作者濃墨重彩、傾注心血頗多的部分，在此部分將“日本遺孤”這一現象的來龍去脈、歷史淵源交待得深入詳盡。從二戰中日本的國家上層政治陰謀、侵略決策，到1945年“八一五”之后對日本開拓團移民來說“天崩地裂時”的群體生死大逃亡，被中國政府的大收容以及大遣返，本書均通過一個個鮮活個體的經歷或群體事件，充分放大了歷史驚心動魄的瞬間，寓意著對不義戰爭的深刻譴責和對作為戰爭犧牲品的日本平民的同情。作為全書第三、四部分的“大收養”和“大報恩”則深入對日本遺孤進行個體的、微觀的記敘，通過鮮活感人的事跡深刻揭示出中國人民人性中大愛之美的內涵。正是這樣一個個感天動地感人泣下的故事，為本來作為悲劇群體的日本遺孤增添了生活的希望、人生的亮色，甚至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當然作者亦沒有回避其中灰暗的、令人發指的部分，“暗度陳倉”一章則直指在日本遺孤事件中丑惡的可恥的事件，可見歷史肌體內部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這更增加了人們對歷史復雜性的探索的渴求。紀實文學何以動人？這是筆者閱讀本書時常常思考的問題。當然，選擇記述對象的新穎度、社會關注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者主觀情感的注入，與記述對象同呼吸共命運，不僅保持公正客觀地看待歷史事件的態度，而且要擁有作家特有的悲憫善良同情之心。

心系普天之下百姓的情感道義與心聲疾苦，做一個歷史事件中平民的代言者、正義的代言者，如此的文字，才能真正打動讀者。本書的作者正是一位將深重的情感滲透在文字中的人，在6年的田野調查式的采訪中，他陪著采訪對象流了無數次的淚，為他們悲慘的遭遇，也為他們刻骨銘心的大愛。作者將自我內心深刻的體驗化作一個個感性十足的章節小標題，如“相思在彼岸”、“他們投降了，我們怎么辦？”、“為了孩子，豁上了！”、“永遠的親媽”“、寸草報三春”等，這樣一來，小標題形成的情感沖擊力，以直觀的感覺鮮明地映入讀者的視線，引起迫不及待的閱讀興趣。在具體的行文中，作者也非常注重直抒胸臆，直接將內心的感動訴于筆端，如在描繪偉大的中國母親忍辱負重、克服艱難困苦養育侵略者的孩子時，一邊是血海深仇，一邊是弱小生命，作者寫道：“這些中國媽媽們，沒有一個講‘理論’，沒有一個說‘哲學’，沒有一個談‘文明’，沒有一個會‘作秀’，沒有一個懂‘炒作’，他們一張口就是白開水一樣清透的大實話：‘我恨日本侵略者，但孩子是無罪的。‘’我看這孩子太可憐了，好歹那也是一條命啊，救命，還管他是哪國人呢？‘’這孩子不是我親生的，所以待他比親生的還要好。‘’把人家的孩子“排在頭一號”，母親的先決條件是：虧待自己的孩子。’”……平實的話語在特定的語境下會產生巨大的感染力，作者正是以真摯的情感增強了敘述的力度，跟隨著故事的推進，情感的張力隨處顯現著力量。本書作為紀實文學另一打動人心的因素在于它敘事方式的新穎、豐厚，對小說表現手法的有效借鑒等，均有力地烘托出主題。他在充分掌握史料、深入采訪的前提下，將史實做了故事化的再現，情節的虛構，生動的細節勾畫，令文字具有相當的可讀性。在布局謀篇上也非常講究，將歷史情境與現實生活，個體境遇與群體命運，宏觀與微觀等多對范疇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既豐富可感又有序不亂。另外，在敘事方式上作者選擇了多重視角、復沓講述、一唱三嘆式的表達方式，將歷史資料、采訪手記、親歷者證言、日本遺孤自述幾重角度淋漓盡致地納入到故事當中，增強了情節的沖擊力和文本的感染力。比如在全書的第三、四部分的“大收養”和“大報恩”的敘述文字中，作者將采訪的感受、中國養父母的講述和日本遺孤的自述多層次呈現出來，樸實的敘述足以讓人產生感動，而又能從感動中體會到超拔的精神，一個民族的魂魄與大義形象正是通過一個個小人物悲喜相交的命運，可以管窺蠡測到的。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讓人們回溯歷史是為了更好地把握未來，不再犯下同樣的錯誤。雖然世界范圍內大規模的戰爭沒有重新上演，但局部的殘酷的戰爭依然不止，新的孤兒悲劇依然在上演，而日本政府對待日本遺孤的態度———更是表明一個國家為了利益殘酷的政治舉措，掩耳盜鈴的文字把戲，正如作者在尾聲中指出：“人類因利益而笑，也因利益而哭，更因利益而制造各種各樣的慘烈悲劇。”人們只有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貪欲才是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才能正確地打量歷史之維，接受教訓。而文學，尤其是紀實文學，面對歷史中的種種，無論丑惡的，還是美好的，都要真實地表達出來，觸摸到歷史的疼痛，是一種警醒；感受到歷史的美好，是一種傳遞，將人類共通的對美好生活的渴求一代代傳遞下去，寫下一段段愛的傳奇。《日本遺孤》正是在對歷史的再現中，對現實的表達中實現了深刻的反思、理性的升華。它飽含濃烈的激情，卻不耽于激情，而是用文學特有的方式實現了與歷史與世俗的對話，感受歷史中精微的側面，在世俗煙火的洗禮中雕刻民族的靈魂，也許文本存在些許的不完美，卻并不妨礙“中國人”這樣高大的靈魂威嚴地矗立。期許著文學可以作為一個歷史與現實之間的“中間物”，憑借自身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突入生活之境，給人更多的警示和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