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崎藤村與創造社文學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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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縱觀國內文學研究領域，有關島崎藤村的研究基本上都圍繞國外研究范疇以及對中日近代文學進行比較的角度來開展的。其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翻譯和介紹島崎藤村及其作品。這個方面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出現了，比如1920年徐祖正對島崎藤村《新生》的翻譯；20世紀八十年代內再次出現翻譯熱潮。第二類則是運用各種理論解讀島崎藤村的創作思想和單部作品的比較，或將之與某位中國現代作家加以比較研究，例如邱嶺的《巴金的〈家〉與島崎藤村的〈家〉》，肖霞的《論島崎藤村早期浪漫主義思想》、劉曉芳的《島崎藤村與郁達夫的文學創作之比較》等。遺憾的是，作為深受日本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風格影響的創造社作家群像在這些已有成果基本都沒有涉及和體現。

二、文化之橋———創造社作家群體對島崎作品的翻譯和引進

1872年2月17日，島崎藤村出生在長野縣的一個名門望族。1891年，畢業于明治學院，開始作為老師在明治女子學院教授英文。明治26年受到北村透谷等人的影響，與其創立了雜志《文學界》。明治30年獨自創作了詩集《若菜集》，從此蜚聲日本文壇。明治39年發表小說代表作《破戒》，并一舉確立了他在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上的代表地位。誠如鼎堂先生在《桌子的跳舞》中說：“中國的新文藝深受了日本的洗禮。”。［1］結合當下學界對島崎的研究成果來看，第一個將島崎藤村的小說作品翻譯成中文并引入中國的也是一名留日作家———創造社早期成員徐祖正。徐祖正早年與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留學日本，并參加了創造社，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對于島崎藤村極為推崇，回國后在北大任教，分別于1928年和1932年翻譯了島崎藤村的小說《新生》（北新書局）和《春》（原稿存人民文學出版社，未出版），第一次以完整的小說形式，將島崎的小說作品引入中國。陶晶孫在《給日本的遺書》一書中，詳細介紹了徐祖正翻譯《新生》的過程，說“想到藤村時，自然會想到他”，并指出“這位徐祖正氏便是將藤村介紹到中國的人”［2］。然而由于歷史和國內政治環境的影響，直到1954年和1958年島崎藤村最具批判現實主義色彩的小說《破戒》才由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并成為目前中國大陸最早的中文譯本。在1955年國內又出現了兩個翻譯的版本，分別是上海文藝和平明出版社翻譯的版本。應該說，徐祖正先生對于島崎作品的翻譯和引進，對于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在中國的發展，具有跨時代的意義。而從創造社另一位創始人張資平的早期作品中，我們也很容易就會找到島崎藤村及其作品的影子。例如他在留日時期創作的《木馬》、《銀躑躅》、《一班冗員的生活》；回國后創作的《一群鵝》、《寒風之夜》、《明珠與黑炭》等等，無論是創作思路還是描寫方法上，都照搬、模仿島崎的小說作品，有些可以說就是島崎藤村小說的中文版，很多研究者都將張的《梅嶺之春》與島崎的《新生》相提并論。在《梅嶺之春》中，女主人公方保瑛向往梅嶺外的世界，不滿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村野農婦，在教會學堂讀書的時候與遠房表叔吉叔之間萌生了一段不倫的“叔侄戀”，并在吉叔被學校解職后完成了兩人的“靈與肉”結合。然而，在強大、落后的宗法勢力眼中，這種有悖倫常的“自然之愛”是萬萬不能饒恕的，最終兩人都帶著巨大的身心創傷回歸了封建家法既定的社會關系框架。從小說表現的悲劇中，讀者可以看到，童養媳和叔侄的名分本身，便在保瑛與吉叔之間構成巨大的障礙，這種理想的從萌芽的開始便已經決定了痛苦、悲劇的必然結局。在當時以封建禮法作為社會、倫常第一要義的中國社會里，自然的情感、與欲望的需求是沒有任何的價值可言的。可以說，從對個體的自然生命與社會的群體道德的沖突構成上，這篇作品顯然具有模仿島崎小說《新生》的痕跡。

三、島崎藤村與前期創造社作家的“新浪漫主義”特色

在創造社未成立之時，對于以何種文學思想立社，郭沫若在回答友人陶熾的這個問題時，指出要用“新羅曼主義”［3］。前期創造社側重于反對封建思想，主張個性張揚和自我表現，以文學創作應該忠實于作家自身的“內心的要求”為其文藝思想的核心，表現出濃郁的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傾向。而對于郭所言的“新羅曼主義”，及新浪漫主義則需要在這里進行深入詮釋。

（一）新浪漫主義的歷史源流及在五四時期的定位

日本的浪漫主義文學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早期（明治二十年代）：這個時期，以《文學界》雜志為主要陣地，主要通過刊載文學評論（主要以北村透谷為代表）、詩歌（主要以島崎藤村和田山花袋為代表）、小說（主要以樋口一葉為代表）等文學體裁作為主要體現；中晚期（明治三十年代）：以《明星》雜志為核心，主要代表為蒲原有明、山川登美子、石川啄木等人；晚期（明治四十年代）：主要肇事型事件為《晶》這份雜志的創刊，以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為代表。而日本的新浪漫主義文學之風主要流行于晚期，以上田敏和高山槽牛作為理論代表，強調藝術至上，同時采用感官主義、本能主義和象征主義等眾多西方文學思潮。在對日本新浪漫主義的理解上，郁達夫等創造社作家觀點比較統一，認為新浪漫主義主要包括唯美派和象征主義，郁達夫曾說：“我們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來創作文學和介紹文學。現代中國的腐敗的政治實際，與無聊的政黨偏見，是我們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4］而成仿吾對于唯美文學的提出則更具有具代表性：“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學（Perfeetion）與美（Beauty），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性。“”我們求文學的全！我們要實現文學的美！”［5］可以看出，在創造社的早期，作家們對唯美主義具有高度的意識認同的，并不惜被扣上“頹廢”“、享樂”等標簽。而在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壇對新浪漫主義的認識的共識是將其等同于早期現代主義文學中的唯美主義和象征主義。另外此時也有人認為新浪漫主義就是后期的浪漫主義，有人則認為新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關系密切，當然，像島崎藤村和田山花袋等日本自然主義作家本身也是早期浪漫主義的主要成員，與新浪漫主義的本身具有密切的關系。總的說來，在五四時期新浪漫主義是被作為一種比自然主義或浪漫主義更先進的文學思潮來認知的。

（二）創造社作家們的“新浪漫主義特色”

五四前后，一大批抱著富國強兵夢想的中國留學生，選擇前往日本求學，在他們中有很多人由于良好的文學素養和共同的文學創作興趣，仿效日本《文學界》雜志，走到了一起創辦刊物并結成了許多各有側重的文學追求的中國現代文學團體，這其中創造社是執牛耳者。1921年7月，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了創造社，前期創造社側重于反對封建思想，主張個性張揚和自我表現，以文學創作應該忠實于作家自身的“內心的要求”為其文藝思想的核心，表現出濃郁的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傾向。在創造社的形成時期，是日本的大正年代，日本的知識分子和學界將個人的創造價值作為一種形而上的普遍追求價值，對伸張自我、解放人性和個性張揚極大地重視。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等人的創作活動也難以避免地裹挾在這種價值浪潮中，受到了日本私小說影響的驅使，基于“表白內心憂傷和痛苦”的浪漫主義進行創作［6］，追求“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主張，誕生了一系列早期的新浪漫主義作品，代表性的如郭沫若的《殘春》、《行路難》；郁達夫的《懷鄉病者》、《南遷》；張資平的《銀躑躅》、《她悵望著祖國的天野》等。這些作品有相似的共性，以自傳敘述為表達方式，以弱國學子漂泊他國求學的經歷和生活為內容，期間闡發出歸國后的惶惑和迷茫，作品中充滿了獨特的“苦悶、感傷”基調，展示了平面描寫、破理顯實、露骨描寫、感傷情緒的日本“私小說”風格。甚至在中國新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詩集《女神》，也是他們學習島崎藤村等日本“新浪漫派”作家的創新之作。正是郭沫若在日期間接受了島崎藤村詩歌的浪漫主義風格，且融合了“口語詩”這一當時流行的文學體裁，創作了《女神》等浪漫主義風格的現代詩。應該說，島崎藤村對近代創造社浪漫主義文學的形成特別是郁達夫創作風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直接或間接的作用。

四、“自我”的吶喊———島崎藤村對初期創造社作家集體性格形成的影響

縱觀日本近代文壇，島崎藤村的影響是重要而深刻的，尤其是他對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以及“私小說”的形成發展，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和作用，作為影響日本自然主義確立及其性格形成的三位重要作家，島崎藤村的小說作品不僅影響了日本更通過中日兩國文化、文學的交流，對于五四前后中國文壇也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藤村的小說切實發展和構成了日本文學傳統的“哀美”精神，與創造社這些中國最初的浪漫主義倡導者用友情將苦悶和熱情奉獻于中國國民的精神如出一轍。

（一）島崎的抗爭意識影響了創造社作家對祖國的扶救之心。

藤村不是社會改革家，他雖然沒有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也沒有親身組織社會活動，但是他卻以小說將人生本身作為一個大戰場，聲稱自己“是人生戰場上的一名隨軍記者”。在1906年日俄戰爭期間，他以極深刻的語言撰寫了小說《破戒》，小說以廣闊的封建社會為背景，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封建等級制度和各種宗法勢力對生活在社會底層人的束縛，揭露日本社會中部落民受歧視這一悲慘現實，具有鮮明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抗爭意識。作為《破戒》創作十余年后留學的創造社作家們，相對于島崎藤村，他們對于日本，雖然只是匆匆的幾個異國過客，但是他們在留學之初，對在日本所看、所聽、所學、所感，都充滿了艷羨和仰慕之情。在他們心中，如日中天、積極向上的日本，與積貧積弱、風雨飄搖的故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充滿了羨慕并有志于借鑒和學習來幫助祖國發展，希望中國某一天能夠像日本一樣成為強大的現代化國家。這在他們的作品中時有體現，例如，郭沫若在創作《漂流三部曲》、《行路難》等自敘性小說時就強調要“由個人的苦悶可以反映出社會的苦悶來可以反映出全人類的苦悶來，”初期創造社作家們將他們的時代稱之為“吶喊的時代”，他們的告白不僅是呻吟，更是詛咒與喊叫，通過自我抒發社會不平，體現了深刻的愛國憂民之哀痛，將各自不同的文學藝術融入了五四新文學天空之中，為近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學的革命吹奏著一支斗志昂揚的新曲。

（二）島崎的自然主義風格對創造社作家創作思路的影響。

島崎的主張主要強調“寫實”和“傷感”，即在“蓋然的一般性”上反映“他人”、反映“社會”的現實主義。應該說，創造社作家對于日本文學的攝取是多方面的。張資平就曾經明確提到過自己在熊本五高學習時對島崎藤村等日本自然主義作家的推崇與癡迷：“我因為要努力于上英文課時的翻譯，便更留心讀報章上的日文小說，以便模仿其詞句。我在《朝日新聞》上，發現了一篇杰作，那便是島崎藤村的《新生》。我逐日把這篇小說剪下來，反復細讀，因是，對于日本小說更感興趣了……。”［8］張資平在接受島崎自然主義文學技巧與手法的同時，也在文學觀念上與島崎有了深度的回應。他通常是以自己身邊的人和事作為小說的創造的源泉，有時甚至將創作者和小說人物合二為一，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人和事作為描寫和創作的對象，使得小說人物的命運和作者自身的經歷往往似曾相似，以至相互吻合和重疊，表現出鮮明的島崎“自敘”特點和自我的經驗性。而郭沫若則在批評左拉式的自然主義的同時，同樣認為“求真”是必需的，但是不能只忠于自然，而不忠于自我、表現自我，而這一觀點與島崎強調的“自我內心世界”觀點非常近似。在郭早期的小說《行路難》、《漂流三部曲》、《三詩人之死》中，他的創作思路完全按照“單純的事實記錄”，顯然是受到了島崎等日本自然主義作家“寫實”的影響。另外，另一位創造社作家鄭伯奇在其小說《最初之課》中，描寫留日學生在京都求學，飽受種族歧視之苦而不示弱，努力抗爭的故事。在張資平早期的小說中也不乏島崎作品的感傷色彩。例如，《木馬》描述了日本底層勞動者悲慘生活；《小兄妹》則描寫留學法國的博士歸國后竟陷于生活的困頓境地，令人感傷。正如郁達夫所說：“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應該說，創造社作者在這一初期的文學主張，與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島崎藤村等作家的文學觀念相吻合。［9］另外，盡管創造社的各個骨干成員寫作風格迥異，表達方式多樣，但還是多多少少地顯現出一些與島崎小說在愛戀描寫方面的模仿和相鑒，熱衷于抒寫亂倫等病態的性刺激，例如，郁達夫在小說《過去》中，描寫了主人公對女性雙腳的“戀足癖”，郭沫若的小說《喀爾美蘿姑娘》，也從肉體的角度表現了一種自我的性陶醉和迷戀。可以看出，初期的創造社作家對病態愛戀的描寫與島崎藤村頗為相似。

（三）島崎與初期創造社作家作品的“私小說”化。

私小說是產生于日本近代的一種獨特的文學樣式。私小說這一特殊的體裁樣式是日本現代作家進行自然探尋并最終實現的獨特文學方式，也是現代日本作家民族特性的標志。［10］隨著一大批優秀的中國作家留學日本，他們在秉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在思想、文化和創作理念上與日本文學傳統碰撞出璀璨的文學火花，他們之中的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等創造社作家們在各自的文學創作上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以島崎作品為代表的“私小說”的影響，而這些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促成創造社作家追求“真實”與“自我”。“五四”時期的新文學革命在創作上將“真實”作為文學的生命，錢理群在《試論五四時期“人的覺醒”》一文中寫道“：翻閱五四時期的報紙期刊，給人最強烈的印象是五四時期‘人’所特具的個體自由意識與人類（世界、宇宙）意識。”［11］從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到胡適主張的“須言之有物”和陳獨秀反對“雕琢的”“、迂晦的”舊文學主張，特別是這一時期的創造社作家們，他們學成日本，深受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和“私小說”影響，雖然在具體文風上也受到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影響，但在小說的基核的認同方面都認為小說貴在“真實”，郁達夫在《小說論》中說：“小說所要求的，是隱在一宗事實背后的真理”“，小說的生命，是在小說中事實上的逼真”，［12］而成仿吾則認為“真的藝術家只是低頭于美，他們的信條是美即真即善”［13］，這些主張與島崎的文藝思想相當接近，都體現了一種對于“真”與“自我”的追求。二是影響了創造社作家對“靈與肉”的描寫。創造社作家多是追求文學領域的“柏拉圖式”愛戀，除了郁達夫的《沉淪》和張資平的《梅嶺之春》作為例外，可以歸類于“肉體壓迫”的“私小說”范疇，這些創造社作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留學日本時，正值島崎藤村、田山花袋等作家的“私小說”流行文壇，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里，“性”也通過“私小說”的盛行而合法化，他們在接受日本文學文化浸染的同時，深受《破戒》、《春》等小說描寫的影響，將“性解放”和人性獨立、個人解放等啟蒙思想融合起來，并以小說的形式通過對“性”的渴望但卻隱晦地折射出對舊秩序和舊道德的不滿。三是使得創造社作家在文藝思想上轉向“告白”與“發現自我”。在中日兩國的近現代文學史上，關于“自我”的言說層出不窮，而當現實與“自我”遭遇之時，又往往會演變出各種激進的思潮流派，在那些封建、沉悶的年代里，只有“真實”地表達個人欲望，主動“自我”地呼喚和反抗，文學才會表現出它最具生命感和破壞性的力量，而“告白”正是作家表現“自我”最恰當的溫床，例如郭沫若的《陽春別》、《行路難》；郁達夫的《沉淪》、《還鄉記》；以及成仿吾和陶晶孫的一些早期作品都極富“私小說”風格。在文學史上，島崎小說《新生》應該說是“私小說”告白小說的開篇之作，在創造社里，郁達夫、張資平、郭沫若、葉靈鳳、陶晶孫這些小說家，他們對于舊有體制和時代的“吶喊”“、告白”與島崎的自然主義文學是一脈相承的，在當時的“五四”文壇上喊出了一種奇異的不和諧之音，強化了國人業已覺醒的“文學意識”。

五、結論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其政治、文化、習俗都有著很多相似之處。而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近代文學與創造社作為中國近代文學形成發展的母體和橋梁，在兩國文學交流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以島崎藤村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學家，他們通過創造社使得自身作品能夠引進到中國，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又都在文學觀點上影響了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通過將島崎藤村與創造社關系進行比較，正好說明了中日兩國文學是相互交融影響、骨肉般的血緣關系，這種文學傳統對中國新文學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