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人懺悔心態與文學

導語：南朝文人懺悔心態與文學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南朝隨著佛教興起，懺悔思想開始盛行，成為較為獨特的文化現象，史籍記載當時“家家齋戒，人人懺禮”，貴族文人熱衷于佛教懺悔活動，相應地懺悔精神也體現在當時文人的思想、心態、文學之中，本文以期從懺悔精神這個較為獨特的視角來關注南朝文人的精神世界與生命情懷。

陳寅恪先生曾言：“中土懺悔實出自西方。”〔1〕中國的懺悔思想來源于佛教，“懺悔”一詞本身就是結合了梵語“懺摩”與漢語之“悔”而造出的。中國本土的智者大師最早對懺悔作出解釋：“夫懺悔者，懺名懺謝三寶及一切眾生，悔名慚愧改過求哀……舉要言之，若能知法虛妄，永息惡業，修行善道，是名懺悔?！薄?〕佛教經典都說明懺悔為消除罪業的最好途徑，功用非凡，為佛教中最與眾生方便的修行法門。佛教傳入之前，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亦不乏相關精神，梁啟超就曾說：“佛教曰‘懺悔’，耶教曰‘悔改’，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實質大有相通之處。先秦儒家思想重自省、重改過，孔子提出“內自訟”，曾子強調要“一日三省吾身”，要求的是以“不自欺”的自覺精神來“反身而誠”，達到“慎獨”，依靠的是內心的力量而缺失神明的監督?？鬃右蟆把怨延?，行寡悔”，荀子曾言“大儒”的一個標準就是“舉事無悔”，少過失而寡悔才是儒家君子修身的較高目標，儒家的自省無需向神告白，而佛教“懺”的本意即為“自陳過也”，〔3〕鼓勵公開自身的過失，佛教這樣的理論正是南朝文人不避諱自陳罪過的思想基礎。傳統思想的積淀與外來思想的沖擊共同造就了南朝懺悔思想的盛行。南朝懺悔精神之盛總結起來大致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當時文人對生命之苦的體認，亂世生命的脆弱和渺小，使文人普遍從關注彼世的佛教中尋找心理安慰。第二個原因是佛教宣傳的地獄之恐怖和天堂凈土之誘惑，沈約《懺悔文》中也說明“彼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不滅此重緣，則來惡彌遘”。南朝文人往往因為因果報應的影響而懺悔。第三個原因是因為皇室貴族的重視與推動，尤其是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與梁武帝蕭衍，二人非常重視懺悔與戒律，影響很大。蕭子良所作《凈住子凈行法門》與在梁武帝主導下編寫的《慈悲道場懺法》是南朝最為成熟的懺法著作。

懺法是講懺悔修行的具體方法、記錄與懺悔過程相關的思想、儀式等的文獻，在隋代比較成熟的《法華三昧懺儀》之前，南朝的懺法發展尚未進入成熟階段，與南朝文人懺悔思想相關的具有懺法形式的文獻是《凈住子凈行法門》（以下簡稱《凈住子》）和《梁皇寶懺》（正式名為《慈悲道場懺法》，本文稱《梁皇懺》），借助于對這兩部文獻的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當時的文人心態和精神狀態。蕭子良非常重視懺悔在修行中的作用，認為“滅苦之要，莫過懺悔”，且多采用儒家思想解釋比附佛教思想，行文多采用“經書互映”的形式，通過這種方式來證明儒家與佛教思想的一致：“內外之教，其本均同，正是意殊名異?！边@也是符合了當時內外兼習，道俗同聽的社會風尚。當時結合傳統儒家理論來說明佛教懺悔之理的也較普遍，中土帝王之所以重視禮懺儀式，在于看重懺悔對于社稷民生的多方位作用：“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鬼神，或祭龍王，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祠禱訖多感靈，所以五十年間，兆民荷賴緣斯力也?！薄?〕佛教的懺悔儼然取代原來中國本土的祭祀或一些宗教活動，中國的特色日益彰顯?！秲糇∽印放c《梁皇懺》中的蔬食與孝道內容，就更好地與儒家的仁和孝觀念聯系了起來。“慈悲”當時的意義本來就與戒殺與素食有關，沈約的《究竟慈悲論》就說：“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鳖佒圃凇额伿霞矣?#8226;歸心》中直接用儒家“五常”來比附佛教“五戒”，說“仁者，不殺之禁也”。《梁皇懺》中關于因殺生食肉的懺悔就更多，這與梁武帝大力倡導蔬食有關，在《凈業賦序》中宣稱的原因也是為了盡孝道。《凈住子》“十種懺悔門”就要求將對父母的感激之情構成懺悔修行的動力之一，《梁皇懺》有“奉為父母禮佛”的內容，其中的因果故事中，因為不孝而遭受果報的故事僅次于殺生。成功地糅合了中國傳統的孝道思想，也可以說是南朝懺悔在中土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

佛教懺悔思想在南朝還體現在傳世的文字上，尤其是懺文之中。懺文是記錄禮懺儀式或懺悔自身罪過寫下的文字，南朝文人因為文化與佛學造詣都很高，故而寫作的懺文與后代懺文相比更具有文學價值，頗具個性化色彩。南朝的懺文較集中地收錄在《廣弘明集》卷28《悔罪篇》中，體現懺悔思想的還有一部分愿文、唱導文、詩文等等。從這些懺文來看，南朝文人貴族不但參與禮懺活動，還親自撰寫懺文禮儀，憑借對佛理的精通和身份地位的影響積極地參與到了當時的佛教懺悔活動之中。就文人寫作懺文的目的而言，個人往往為了除障去病，皇帝則為了國泰民安。陳文帝《金光明懺文》中更言懺悔之功德“能與眾生快樂，能銷變異惡星，能除谷貴饑饉，能遣怖畏能滅憂惱，能卻怨敵能愈疾病。”佛教的齋戒懺悔可以造福他人，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君王罪己傳統相結合。如《續高僧傳》記載梁武帝推行《梁皇懺》的目的：“故文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p>

護念國土、憐憫蒼生成為南朝帝王懺悔的一大功能。對于這些高高在上的南朝的王公貴族而言，能自我表白批判是很需要勇氣的。佛教對待已犯過失的寬容態度很好地鼓勵了信眾正面自己的罪責，在這樣的理念中，南朝文人在懺文中都積極反省自己的過失，但是對自己的過失坦白最為詳細也最為真誠的當屬沈約之《懺悔文》了。沈約《懺悔文》懺悔了自己整個人生犯下的過失，認為自己“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算”，接下來反省了自己的食肉之過、殺生之罪、偷盜之罪、邪淫之罪、嗔怒之罪，反省可謂全面而深刻，有些很私密的罪過如年少偷盜、斷袖之癖等都進行了坦承，不僅在南朝文人懺文中是反省最深刻最徹底的一篇，在其他時代的文人身上也很難見到這樣的懺悔精神。沈約的這種懺悔精神是因為他對佛教虔誠的信仰，也能說明他內心強烈的懺悔情結。其本傳評價他“自負高才，昧于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余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币驗樯蚣s這種小人式的人生觀，后人大多對其《懺悔文》不屑一顧。明代張溥評論說：“佛前懺悔，省訟小過，戒及綺語，獨諱言佐命，不敢搏騰。〔6〕”王鳴盛說：“約歷事齊朝，年至六十余，乃為梁武帝書篡奪之策，又力勸帝殺其故主，其所為如此，懺悔中何不及之，乃自認撲蚊虻、淫僮女諸罪乎！”

皆譏諷沈約在《懺悔文》中“省訟小過”，要知道這并不代表他心中毫無懺悔之意。本傳記載，“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鄙蚣s懷念起當時與他恩情深厚的文惠太子，想必心中充滿了深深的懺悔。臨死前不久他夢到齊和帝劍斷其舌，驚懼之至，可以說明他心中久不能釋懷，驚恐之下，他用道教的方式“呼道士奏赤章于天”，以表懺悔。可以說是他們原來的行為與自己心中的道德標準強烈沖突，這是推動南朝文人進行佛教懺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和稍早的沈約相比，庾信、顏之推、沈炯等入北文人就遭受了更加銘心刺骨的家國之痛，懺悔之感也更加強烈。顏之推在《觀我生賦》中“夫有過而自訟，始發蒙于天真”，在《顏氏家訓•序致》中自述“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于斯”，自慚于“一生而三化”、“終荷戟以入秦”，感到“愧無所而容身”，他在《觀我生賦》中懺悔說：“向使潛于草茅之下，甘為吠畝之人，……堯舜不能榮其樸素，萊封無以污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幻想如果自己沒有文才，也就可以“安貧樂賤”，人格就不會被玷污了。這種懺悔的痛苦也使庾信扭轉了早期浮靡艷麗的宮體文風，變為“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為主。”（《哀江南賦》）他認為自己“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謹贈司寇淮南公》）的貳臣行為就如“苦李無人摘，秋瓜不值錢”（《歸田》）、“骯臟之馬，無復千金之價”（《擬連珠》二十二），這種懺悔之下的折磨，使庾信常常自比為一棵“生意盡矣”的枯樹，一棵半死的梧桐，“雖殘生而猶死”（《擬連珠》）。這些文人只有生死的選擇，而沒有主宰命運的權利，只能生活在終生的懺悔之中。但是最具有懺悔意識的庾信，就把這種宗教式的懺悔帶來的靈魂劇烈的沖突和痛苦融入了文字之中，其自我反省的自覺和深度，完全可以稱之為中國南朝時期的懺悔文學，他“凌云健筆意縱橫”的文字所蘊含的令人動容的力量，也可以說是他懺悔精神賦予他痛苦之外的禮物。他們的懺悔不是僅僅出自對果報的恐懼和修行往生的需要，而是出自傳統儒家觀念的浸染，這種深深的苦痛比南朝和平時期的文人懺悔要更加深刻，他們把這種類似于宗教的自覺的靈魂鞭笞表現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之中，使這些原本過著優游庸俗生活的文人，晚年作品氣貫凌霄，情動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