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作品古典文學中昆蟲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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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是斯威夫特抨擊英國社會現狀的主要武器。縱觀其文學作品，諷刺寓言的大量使用是斯威夫特創作手段上匠心獨具之舉。其中，蜜蜂和蜘蛛兩種昆蟲經常被斯威夫特提及。斯威夫特曾長期在遠房親戚坦普爾爵士（SirWilliamTemple,1628-1699）家中擔任秘書。坦普爾爵士在英國歷史上曾發起過一場古今之爭，探討在自然科學與試驗技術飛速發展的英國，現代人是否超越了古人。作為政治家的坦普爾閱讀面很廣，主要集中在文學上，可算是位紳士和有品鑒之人。坦普爾對東方和中華文化推崇備至，他在《論英雄美德》一文中曾盛贊孔子學說，認為中國的學問首先反映在對中文的研究上，其次才是學習、研究并施行孔子以及其四大門徒的學說。隨著每個中國人在這兩方面知識的增長，他們對孔子景仰之心日盛，進而推動其學說的擴大。而且中國人普遍認為，僅僅讀孔子還不夠，還需牢記其準則于心，且身體力行。坦普爾于1690年發表了《論古典與現代學問》（“AnEssayupontheAncientandModernLearning”）一文。這篇散文表達了在科技進步的大背景下，坦普爾爵士對道德哲學墮落的擔憂，特別是幾年前，法國學界以獻媚的方式，盛贊法國路易十四時期的文學超越了古人。坦普爾爵士主要從自然科學和文學兩個方面批駁了頌揚現代學問高于古代的思想，反映了其對自然科學與現代技術的抵觸情緒。他認為人類文明發展屬循環往復運動，知識和學術并不能積累；他還特別強調，現代科學技術并沒有超越古代文明，例如現代印刷技術使書的數量急劇增加，但是增加的僅僅是“冊”（copy）而已，而并沒有增添新內容。坦普爾的思想和品位在一定程度上依舊代表了十七世紀末很大一部分知識階層的文學傾向性，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劍橋大學畢業的沃頓（WilliamWotton,1666-1726）博士反對其言論，他承認古人在詩學與雄辯術方面具有優勢，這種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客觀因素所造成的；而在自然科學領域，現代學術毫無疑問地遠遠超過了古人。坦普爾的《學問》一文曾以古代中國在自然科學上具有優勢作為證據，沃頓認為這不足為信，衛匡國（MartinusMartini,1614-1661）和金尼閣(NicolasTrigault,1577-1628)兩人長期居住在中國，沃頓引用了這兩位傳教士對中國的描述，并說，“不久前在《哲學學報》上發表了署名F.Verbrist（南懷仁）的一封信，講述他傳授給中國皇帝在夜間如何通過恒星和天文星盤確定時間的方法，然后得到皇帝的賞識。這足以說明中國人并不擅長天文，如果這些常識都不知道，中國人不可能將思辨提升到很高的水平”。（Wotton146）此外，沃頓認為《學問》對中國的描寫有夸大成分，并且以1682年克萊爾（AndrewCleyer）出版的《中醫要覽》（SpecimenMedicinaeSinicae）一書為依據。該書據說是卜彌格（MichaelBoym,1612-1659）直接從《王叔和脈訣》翻譯而成。按該書說法，中國最古老的自然科學書籍是《內經》（NuyKim）。認為軀體可分三部分：一為頭到膈，二為膈到臍，該部含胃、脾、肝和膽；三為臍到足，含膀胱、腎、輸尿管和腸。手各顯三脈，上脈由燥熱所控，流遍全身，是最主要的；下脈為濕濁下注，其他，如根與枝的關系；中脈為中，兼具熱和濕，對應軀干中部，其余兩脈均各對應身體上下部位……身體左側疾病顯于左手脈象，右側則顯示右手脈象。在沃頓眼中，這些配有解剖圖的醫學內容均為玩笑之詞（banter），絕對不符合現代科學的思想（Wotton152-153）。

一、蜘蛛—恃才傲物的科學怪物

作為坦普爾的私人秘書，斯威夫特在《書戰》一文中以寓言方式記述了“古典派”和“現代派”的交鋒，同時表達了對坦普爾的支持。該書從一則寓言開始：圣詹姆士圖書館發生了一場口角，現代圖書要求原先占據詩壇圣地帕納塞斯（Parnassus）山頭的古典圖書從高處搬下來，只有擁有現代科學的現代派才有資格占領高地。雙方口角正酣，只聽墻角邊的蜘蛛與闖進蛛網的蜜蜂在對話，蜘蛛諷刺說：我是自給自足的動物，靠自身的材料，用自己的雙手建造了如此龐大的城堡，這足以證明我在數學上的進步，而建材又都是我自身體內提煉而出。蜜蜂駁斥道：我很高興你知道我是靠自己的翅膀和聲音來到這里，對于你以及你在建筑和其他數學運算上的能力，我保持緘默。我當然清楚，在建造城堡時，你或許花費了一定勞力，想盡了辦法。可依據我們兩人的經驗，非常清楚的是，你的材料無足輕重。希望你能夠從此聽我所勸，在考慮牢固和材料之外，還要考慮方式與藝術。你吹噓不依靠任何生物，完全從自己體內抽絲紡線。那么我們可以說，從你那吐絲的腔囊中所分泌的液體判斷，你腹腔中積有大量齷齪和毒液。我無意貶低或駁斥你真正擁有這些東西，可我認為二者中任何一種的聚集，都是外部力量的作用。你內在的齷齪全部都是下面揚起的塵土，同時每只昆蟲都提供給你一份毒液去摧毀另外的昆蟲。如此一來，簡單地說我們到了問題的關鍵：我們倆誰最高尚呢？一個是在方寸四英尺之地懶散地謀劃，帶著驕橫自我喂食、自我繁育，排泄出的是糞便和毒液，沒有任何產出，只有蠅毒和一張蛛網；另一個涉獵廣泛，廣為采集，仔細研究，認真判斷，細致區分，為千家萬戶帶來蜜與蠟。（ATaleofaTubandOtherWorks150）寓言本是斯威夫特進行諷刺的慣用手法，而在這里運用得如此淋漓盡致，所表達的思想令人讀后過目不忘。斯威夫特借助古典文學傳統中的昆蟲象征，含蓄而犀利地諷刺了當代西方科學造就了蜘蛛這樣的科學怪物。蜘蛛意象的起源對通曉古典文學之人并不陌生：呂底亞婦女阿拉克尼（Arachne）工織善繡，自以為是地挑戰智慧與手工藝的庇護神雅典娜。奧維德在《變形記》第六章中記載說，她雖然在技藝上最終戰勝了雅典娜，卻傲慢地繡繪了主神宙斯化為公牛誘劫公主歐羅巴，以及追求提坦女神之一的阿斯忒里亞，逼其投入愛琴海等多個不雅場景，這令雅典娜異常憤怒，用梭敲打阿拉克尼的前額，羞愧難當的女孩上吊自殺。雅典娜同情她的才能，后將她點化成蜘蛛(Ovid289)。《牛津古典文學詞典》認為，這個神話是警告人們不知天高地厚（presumption）帶來的可怕后果（Hornblower135）。誠然，蜘蛛阿拉克尼并非一無是處，其精湛的技藝令女神臉紅，而問題的關鍵是高超的技能帶來了恃才傲物的錯誤。這一思想內涵后被文藝復興詩人斯賓塞（EdmundSpenser,1552-1599）所發展。在《蝴蝶的命運》（Muiopotmos,1591）中，斯賓塞描寫了阿拉克尼的兒子—蜘蛛阿拉戈諾（Aragnoll），這個邪惡的家伙，美麗的死敵，混亂的始作俑者最近剛在花園中建造了可怕的宮殿，當蝴蝶克拉瑞恩（Clarion）在花園的橄欖樹叢中翩翩起舞時，阿拉戈諾“腹腔內漲滿了灼熱的毒液，任何皮膚都無法抵擋”（Spenser167-168）。

斯威夫特并非完全否定自然科學，而是嘲弄經驗主義者進行的許多荒謬實驗。同樣，他也深惡痛絕深受自然科學影響的機械性文學批評，他將這些死扣條文的評論家稱為學究（pedants）。當實驗科學成為社會熱門話題時，培根很早就抨擊過沒有任何意義和作用的經院主義哲學，以及數學和任何抽象思維。在《學識的推進》(1605)一文中有這樣的一番話：“如神思索于創世一般，倘若人的心智放在物質實體上那么就應該按照素材思索，避免無限度地發展；如果僅僅是為了思索而思索，正如蜘蛛結網一般，那么這將會發展得漫無邊際，只能帶來蛛網般的學問，看起來織得精細，做得考究，卻沒有任何實質和利益。”（Bacon140）無論是奧維德的阿拉克尼，還是斯賓塞的阿拉戈諾，它們都是高超技能的化身，而技能的成就帶來了傲視一切的資本。斯威夫特僅僅做了進一步延伸，認為蜘蛛精湛的建筑藝術是建立在數學等現代科學基礎上，這些現代科學不需要前人的幫助，完全是自己內省之物。斯威夫特通過對史詩作滑稽模仿（burlesqueparody），生動描繪了“圣詹姆士圖書館里上星期五在古今圖書之間發生的一場故爭”，讓荷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德、希羅多德等和另一派主將如威廉•沃頓、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Bentley,1662-1742）等展開混戰。兩軍對壘的場面寫得有聲有色、妙趣橫生。斯威夫特在繼續采用寓言形式時還特別運用了擬人手法，并聲明參加戰爭的實際上是書而不是人。《書戰》和他同期的作品《桶的故事》（ATaleofaTub）在情節安排、性格刻畫、場景描寫、對話及戲擬、寓意、影射、佯謬等諷刺手法方面都為創作《格列佛游記》作了充分的準備，充分并說明斯威夫特在近代小說發展史上的先驅地位。斯威夫特是個將諷刺進行到底的偉大作家。在《格列佛游記》第三部分《飛島》中，斯威夫特通過蜘蛛諷刺了本特利博士冗長和枯燥的科學考證：“我把這個島叫飛島或者浮島，實際上它原來叫Laputa，對于這個詞的真正詞源還真不知道。Lap在落伍的死語言中代表“高傲”，而untuth是“教師”的意思，也許是誤傳的緣故，把Lapuntuth說成了Laputa。（Gulliver’sTravels148）斯威夫特并不接受本特利艱深的學術，認為這屬浮躁之舉，而就在這座浮島上，高傲的教師卻進行著種種可笑的科學實驗；當然，斯威夫特不會停步不前，與文字考證一起被諷刺的還有那些從黃瓜中提煉陽光、從冰塊中制造火藥的科學實踐，這個國家科學院的一間房子中，“墻壁和天花板到處掛滿了蜘蛛網……只要利用蜘蛛就可以省去對絲綢染色的麻煩。我對此深信不疑，那里有許多色彩艷麗的蝴蝶用來喂養蜘蛛，蛛網就可以從蝴蝶身上取得那些鮮艷的色彩……同樣只要在蜘蛛的食物中添加油料或者膠一類的粘性物質就可以提高絲的強度”。（Gulliver’sTravels179）不難看出，蜘蛛對斯威夫特來說是代表了科學與驕傲的怪物。

二、蜜蜂—華美的古典文學或文學創作代表

與蜘蛛相反，蜜蜂一直代表了華美的古典文學或文學創作。民間傳說認為主神朱庇特靠蜂蜜養育。同樣，古希臘詩人品達（518？-438？BC）也是靠蜂蜜長大。不僅如此，在古典主義者心目中蜜蜂代表著人類發展的黃金時代，任何人只要讀過奧維德《變形記》第一章都會記得，人類歷史分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四個階段。1593年意大利藝術家利帕（CesareRipa,1560-1623）繪制了《圣像圖》。在其中，人類歷史的這四個時代分別由不同女性形象代表。黃金時代的女神特別惹人注目，被描繪成頭戴花冠的崇高模樣，旁邊還繪制了蜂房以及橄欖枝。蜜蜂以及蜂蜜成為人類最崇高時代的象征。在此后的十七至十八世紀，這一意象更加深入人心（Hall10）。

培根較早地抽象出蜜蜂的品質，認為蜜蜂在“庭園里和田野里從花朵中采集材料，用自己的能力加以變化和消化”，而“螞蟻只會采集和使用”；那些抽象的“推論家像蜘蛛，只憑自己的材料來織成絲網”（Fowler300）。此后將蜜蜂作為神圣之物的風氣逐漸在英國盛行。不僅如此，蜜蜂還被認為是智慧與詩歌之神繆斯的精靈。早在1609年，英國養蜂之父巴特勒（CharlesButler,1560-1647）專門考證過蜜蜂的生活習性，糾正了過去錯誤的觀點，認為蜂群的主宰并非蜂王，而是蜂后。不僅如此，他還用樂譜記錄蜜蜂的音樂，寫成《雌性君主制》一書，該書此后經三次修改并翻譯成拉丁文。該書開篇前言中認為：在所有昆蟲中，蜜蜂最值得崇拜。他在“致讀者”中賦詩一首，其中有：再無比此更歡欣/能解其中之奧秘/那圣潔的蜂，繆斯之精靈。當然，將蜜蜂稱之為Muses’Birds并非十七世紀才有。古羅馬學者Varro（116-127BC）在《論農業》第三章中有此說法，而Butler僅僅重復了此古典主義文學意象。《雌性君主制》第七章二十節介紹了蜜蜂的眾多天敵，蜘蛛是其中最大的天敵之一，“蜘蛛和飛蛾一樣時常駐留在蜂巢間，通常它會儲藏一至兩只蜜蜂以備食用，對這樣一張嘴，蜜蜂不是什么好食品。有時候蜘蛛會在蜂巢下面結網，這對滿載而歸，身體疲憊的蜜蜂來說輕易構成威脅”。（Butler20）蜜蜂作為新古典主義文學的象征并非偶然，它始終代表了勤勞、有序和道德意識。在其勞動成果中，蜂蠟帶給人類的是光明，而蜂蜜則賜予我們甜蜜，這完全符合新古典主義所提倡文學應該寓教于樂的創作理念。坦普爾在《論詩歌》一文中將詩人比作蜜蜂，認為，“他們必須徜徉于田野、花園，選擇自己喜愛的花朵，通過花的特性與芬芳區別類型；他們用令人仰慕的技藝建造安樂窩，憑借著無窮的勞作釀取蜂蜜”。（Temple182）這一意象意義早已在十八世紀新古典主義讀者心目中確立無疑。蜜蜂之所以代表華美的古典文學或文學創作，有專家認為至少有兩個原因：1.繼承與尊重古希臘、羅馬的權威；2.強調個人在觀察事物中的理性。在此基礎上，斯威夫特借蜜蜂之口表達古典主義文學的崇高生活意義，“感謝上蒼給予我飛翔和音樂之能力，若非為了最崇高的目的，上帝是不會賜予我這兩項本領的。我遍訪田野、花園中的蓓蕾，采集花粉來豐富自己，卻不傷及它們的美麗、芬芳和甜美”。（(ATaleofaTubandOtherWorks150）對于古典主義者，文學的真諦在于廣泛采集，以甄別為基礎而豐富自己的內涵，同時又不傷及被采集的美麗和甜美，這是一種不傷害別人而提高自己的崇高文學理想。

三、結語：諷刺與褒揚完善世界

就十八世紀歐洲文學所共具的諷刺風格而言，斯威夫特堪稱全世界最杰出的天才之一，具有盧奇安、拉伯雷和塞萬提斯的天才，他的作品甚至超過了他們。即便在以諷刺為總體特色的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斯威夫特的辛辣與深刻卻是蒲伯、艾迪生、約翰生等人所不能望其項背的。而他的狂放不羈、恣肆，即使是菲爾丁、斯摩萊特也無法達到。諷刺與褒揚，二者本來就是文學作品中的左膀右臂，各有千秋，缺一不可。在諷刺大師的光環下，斯威夫特作品中更多的被提及的是他高超的諷刺技巧。褒揚，作為斯威夫特人文主義特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亦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蜜蜂作為新古典主義文學的象征，在斯威夫特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發揚與光大，昭示了古典主義文學的巨大生活意義，堪稱文壇典范。通過蜜蜂和蜘蛛這兩個美與丑的喻體解讀斯威夫特，這不僅有利于完善人們在傳統意義上對斯威夫特作品的一貫的刻板認知，而且可以從另一個視角探索斯威夫特文學創作理念和崇高完整的人文理想，這對完整全面地理解斯威夫特這位文壇巨匠本人及其作品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