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銀岡書院歷史績效

導語：談論銀岡書院歷史績效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興起的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機構，曾在中國的文化、教育發展史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歷史角色。它淵源于中國文化中私人講學的傳統，同時承繼了中國文化中重視修書、藏書的文化傳統。和官學不同，書院不為科舉而興，而專于學術。從某種程度上看，這里可說是千百年來那些想擁有獨立自由思想的“士”階層發揮自己話語權的場所。一些以學術思想聞名于世的大師，充分認識到書院自由講學的長處，都熱衷于創辦和復興書院來作為他們的講學場所，傳播他們的學說和觀點。即使是和今天的學校教育相比，書院也有很多值得欣賞和探究的地方，比如自由講學、開門辦學、注重學術研究等等。盡管在某些時候尤其是后期許多書院走上官學化道路，常出現背離原旨的現象，但經久的歷史傳統下所形成自由的學術氛圍仍會使書院表現出掙脫官學樊籬的趨向。因此在人才的培養及學術傳播上，書院的貢獻在中國文化教育發展史上是獨樹一幟的。歷史上，一些著名書院往往既是某學術學派的活動中心，又是地區的文化與教育中心、地方文化傳播的重鎮。與鄉俗教化相結合，對所在地的士氣民風的改善以及文化的普及起到特殊的作用。而于三百多年前，由清順治、康熙年間流人，曾任湖廣道御史的郝浴所創辦的鐵嶺銀岡書院，雖沒有岳麓、東林這些著名書院的規模與名氣，然對于遼北這塊土地而言，不僅承載了上述這些書院的歷史功能，而且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銀岡書院起到了重塑鐵嶺的歷史功效。

一、從鐵嶺的歷史發展看銀岡書院創建的歷史背景分析

從近些年鐵嶺境內的考古發現，在距今一萬年前，這里就已經有了古人類生息活動。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時，鐵嶺出現了最早的村落。在距今4000年至3000間，進入青銅時代，在隨后的兩千年里，青銅文明在遼北各地雖緩慢卻穩健地發展著。戰國時期，遼北納入燕國版圖，地處燕國北境，這是遼北歷史上行政歸屬的最早開始。秦、兩漢時期，境域大部屬遼東郡。這時期，東北地區幾個北方民族如夫余、高句麗、烏恒、鮮卑等也納入漢政權統治之下，因此，秦漢時期的鐵嶺，呈現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南北民族文化競相爭妍的新局面。從戰國末葉開始，遼北土著接受中原漢族文化不僅從物質上，也從政治、經濟上直接接受漢民族文化層面的影響，這從鐵嶺境內發現的眾多文化遺址可以得到佐證。而后，在中原混戰歷史階段，漢民族政權無力顧及邊遠地界之機，鮮卑、高句麗趁勢得以發展，先后成為這里的執政者。唐朝時，這里又屬靺鞨建立的渤海所有。當中原地區處于五代十國及北宋、南宋之時，鐵嶺處于契丹建立的遼王朝統治之下。因為生產生活比較安定，這時期的遼北農耕經濟快速發展，很多城鎮村落形成，并且增加了很多州縣設置。遼代時，鐵嶺有了最早的官辦教育。以《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作為教材，使這里的學生受到正規的儒家傳統教育。公元1119年鐵嶺被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軍隊攻陷，就此又邁進一個新時代。1216年，蒙元軍隊占領鐵嶺。金元兩朝在遼的基礎上廢州存縣，同樣仿效漢政權的意識統馭方式，設置官辦教育機構，倡導儒學。但也僅僅是啟蒙教化，僅此而已。官學招生的規模很小，這一時期沒有關于私學的任何記載，也沒有傳說中的文化名人，文化教育依然是落后狀態。但元朝時期，由于疆域的設置更加突顯了遼北的咸平府(今開原老城)軍事與交通地位。明朝時期，在銀州設鐵嶺衛，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鐵嶺衛于沈陽、開原間古銀州之地，境域南部屬遼東都指揮使司鐵嶺衛，西部屬遼河套扶余衛，北部屬三萬衛。明代在鐵嶺這塊土地上建立的建置，基本奠定了今天遼北鄉鎮的格局，鐵嶺的地名稱謂，也是從明代開始的。明代遼北教育稍許普及和發展，三萬衛與鐵嶺衛都設立衛學。1541年，兵備黃云還在懿路創建了遼北最早的書院———挹清書院，規模不是很大，后毀于明末戰火。如果說遼金時期的鐵嶺是作為交通方面的重鎮而彰顯于世。而在明代，由于民族關系和民族區域分布的原因，鐵嶺更成為明朝不可丟失的軍事重鎮。后金推翻明朝就是從攻克遼北的開原、鐵嶺開始的。1619年，努爾哈赤率后金軍隊攻取開原、鐵嶺，大肆殺掠，血腥屠城的直接后果是這里幾年之內幾乎荒無人煙。此后40多年里遼北地區一直沒有行政建置，直至康熙三年(1664)年鐵嶺、開原方始重新設縣。由鐵嶺的歷史發展中我們可以發現，一這里是漢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東北土著民族交流融合較為敏感的區域。特定的歷史和地理條件，使遼北很早就是溝通南北東西與周邊關系的交通要道與樞紐地帶;二是清代以前鐵嶺更多時候是以軍事或地理要地存在，經濟文化的發展不是很平衡，尤其是城市的發展只在少數的驛站、交通或軍事要塞附近。文化教育稍有發展又很快毀于戰火。然而這一切在偶然的歷史契機下發生了改變。

二、銀岡書院的建立給鐵嶺帶來的巨大影響

我們知道自古東北因地處邊陲經濟與發展狀況與中原相比就比較落后，流人由內地謫放自古有之。而明清之際，數量大增。清初統治者為加強剛剛建立的政權，實行了一些較嚴厲政治措施，因文字獄或各種殘酷的政治斗爭與朝廷發生齟齬的文化流人大量發配到遼沈一帶。中原人眼中的“極邊苦寒之地”，鐵嶺的尚陽堡作為清代一個重要的國家監獄而接收了大量流徙“罪人”。張玉興等人著《清代東北史》中記載:從順治三年(1646)至康熙七年(1668)流放到尚陽堡的刑徒達3315人。這其中不乏朝廷要員、翰林巨儒和飽學之士。這一時期貶謫到奉天、鐵嶺一帶的著名流人有號稱遼北第一流人的函可和尚，有順治朝吏部侍郎董國祥，湖廣道御史郝浴，兵科右給事中季開生，河南主考官黃沁、丁澎，康熙朝的翰林院編修陳夢雷等等。而這一歷史的安排“使得一批受過正規教育的文化人來到了當時尚屬蠻荒的鐵嶺，他們在艱苦環境中秉承儒家道德，貫徹儒雅風范，給往日只識戰火與鮮血的焦土帶來一片清新的文化氣息，受到了久違的文化浸染。”流放文人的到來對鐵嶺的影響至關重要，在歷史是個偶然，對鐵嶺則是歷史的幸運。這些流放文人在艱苦的流放生活之余，不墮其志，刻苦自勉，著書立說，還有的授徒講學，為當地文化教育的普及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里面郝浴可稱之當之無愧的杰出代表人物。郝浴(1623－1683)，直隸定州人，“少有異稟”，“生而機警，負異材”，年十六，即立下“澄清斯世”之志。曾大言曰:“士君子生斯世，當做天下第一流人，行天下第一流事。”順治六年中進士，順治七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次年改湖廣道御史，巡按四川，因忤吳三桂，順治十一年“流徙盛京”。順治十五年，在一次拜會剩人函可和尚時結緣鐵嶺，在鐵嶺南門里購地筑屋，鐵嶺縣志對此有如下記載:“卜居于今南門內之右，筑室蟄居，不廢講學。左、戴諸子多從之游。嘗自顏其室門致知格物之堂。康熙十四年，吳三桂叛清，……清廷知公忠鯁，乃召還。去時留宅作書院，留為生徒肄業之資。”這就是書院創立始末。此后300多年的時間里，書院幾度興廢，幾度重修，規模不斷擴大，其辦教之盛，影響之廣，蜚聲遐邇，為遼北帶來一個生機盎然的文化春天。

(一)郝浴創辦講學處，為流人文化群體提供了一個論道平臺，集聚了當地的文氣與人氣，經年之后銀岡書院便成為遼東學術傳播的文化中心。身為一代學者和文人的郝浴逆境之中，仍苦學不輟，“研究圣道”，招生講學之余，著書立說，并以他的學識和修養吸引了很多同命運的流人學者。郝浴的居所，是當時眾多流人聚集講經論道的地方。左懋泰、戴國士、李呈祥、季開生、劉嗣美、董國祥等當時著名學者和文人常來這里“以詩文相唱和，以道義相切磋”。“修程居敬之學，橫渠砭愚之功，常歌午夜，敲句曉天”就是當時郝浴銀岡講學處的真實寫照。這些人包括郝浴均有大量詩文著作傳世，影響頗廣。郝浴離開后，書院曾一度被八旗兵丁所占。后經多方斡旋，終于得以恢復，并得以增修增筑，受到社會廣泛關注。時值郝浴之子郝林出任奉天府尹，繼升為副都御史，多次到銀岡書院拜祭其父，奉天府尹及內閣大學士紛紛為為書院題詞勒石，更使之名聲大噪，傳遍朝野。大學士黃叔琳在題詞中寫道:“夫孰謂非銀岡之所得力者歟!公之在節具載國史，其余風遺澤，士大夫亦皆能道之……”由此可見書院之聲名。1716年，時任奉天府尹的屠沂更是把銀岡書院與中國古代著名的四大書院并提，他在《重修銀岡書院記》中寫道:“余維天下之書院多矣，惟嵩陽、白鹿、岳麓、石鼓四書院以大稱，豈高閣周建、長廊四起云爾哉!蓋大其人，故大其書院也。余讀公之文章，想公之行事，而有以識公矣。公學探理窟，才蔚國華，岳岳懷方，不移不屈，前后歷任，政績昭然，而直言敢諫，則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殆又兼之矣。顧公崎嶇龍塞二十余年，讀書深造，味道之腴有大過人者。觀公之自記，非真聞道者而能言之乎!后人登公之堂，因依手澤，有能識公之旨，證公之心，或聞風興起熏其德而善良，鄒魯文物近在海隅，以成圣天子壽考，作人之化，則是公大造于是邦也。茲鐵嶺片石，即與嵩陽、白鹿、岳麓、石鼓四書院而五焉，奚不可也。”由此可看出，郝浴所創銀岡書院因其人格及余澤傳遍四方，而鐵嶺以片石偏遠之地承受此澤被后世之恩惠。

(二)銀岡書院開遼北重教之先風，以此為開端，教育為之興盛，改變遼北自古以來文化教育落后的狀態。1658年郝浴開始銀岡講學時的鐵嶺幾乎還是一片廢墟，所招學生多是流人及當地將吏之子。是時，整個東北的教育也還處于清初定鼎的沉寂期，此前所有的書院幾乎全部毀于明末戰火。所以說銀岡書院是于百廢待興之中首開人文教育，當之無愧是清代東北第一書院，也是清代東北地區影響最大、辦學時間最長的書院。自康熙初年設立，一直到后改為學堂，雖有幾經興廢，但它在遼北始終處于教育龍頭的地位。它的辦學方式和體制為后來各縣官員與士子所仿效。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它一直是鐵嶺縣教育的主體。清同治七年，昌圖老城建立了開文書院，光緒五年又有開原老城的龍崗書院。書院興辦的同時，清代遼北的官辦儒學、義學、私塾教育也相繼開辦起來。銀岡書院的創建開遼北清代教育的先河，有力地促進了遼北文化教育的發展。

(三)保有書院的傳統與精義，三百多年來成為遼北昌明教化的癢序之地。郝浴離開遼北還朝前撰寫了《銀岡書院記》，文中記錄了始建書院的時間、規模及當時的文化學術活動，同時表明了希望銀岡講學活動繼續流傳下去、造福地方的愿望。并將書院交于好友董國祥及弟子徐元弼等人。董國祥沒有辜負郝浴的期望，堅持以郝浴在遼北講學時的“致知格物”哲學精神做為辦學宗旨，堅持講學，修書，藏書，繼續書院為遼北學術文化傳播中心的職能。此后的歷史歲月中，銀岡書院因為有郝浴留下的私產田地及宅舍，一直是不受官府管轄控制的獨立辦學機構，所以一直能保持私學的辦學特色，自由講學，開放辦學，實行山長制———中國傳統書院的管理體制及運行模式，廣泛吸引外地有名學者來此講學，使這里始終充滿自由的學術氛圍，緊跟時勢發展潮流，培養經世利國之人才，成為遼北倡明教化，啟迪后賢的癢序之地。

(四)培養了大批利國濟世之人才，讓偏遠蠻荒從此桃李芬芳。銀岡書院存在的三百多年里，廣招生徒，培養了大批人才，他們“或攻經濟，或究理學，或擅詞章，人文蔚起，科第連綿”。比較著名的如書院鼻祖郝浴講學授徒時很多學生后來皆成為遼北及東北一帶的文化名流，象左暐生、左昕生、戴遵先、戴盛先、郝林、徐元弼等，隨后又有史學家《尚書》作者李鍇及書法家魏燮均、陳德懿等。民國時期革命烈士任輔臣、鄧士仁、石璞，水利學家彭濟群等等。而1910年就讀銀岡學堂更為其增添神來一筆。多年來，書院走出的人才正如乾隆年間鐵嶺詩人商其果所作《書院榆樹》一詩所云“老樹婆娑滿院蔭，每當風雨作龍吟，三春鑄得錢無數，拋落人家總不尋。”作者采用象征的手法，借書院中的一棵古榆樹，真實地再現了銀岡書院辦學經年，育人無數，功在千秋的歷史業績。

由鐵嶺歷史發展的前后對比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所書院的出現帶給遼北的巨大影響。它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里的人文風貌，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這里的文化與歷史發展走向，它的歷史功績已遠遠超出一所書院本身的功能。正如鐵嶺博物館研究員周向勇在他的專著中所言:“至郝浴在鐵嶺開設學校，銀岡書院在整個遼東地區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則無疑是重塑了鐵嶺，以此為開端，鐵嶺迅速完成了從戰局要地到人文領地的漂亮轉身，其歷史的功績則遠非一個小小的書院所能盛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