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白話報刊影響白話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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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變法時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為開啟民智創辦的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白話報刊，不僅傳播了資產階級改良思想，而且為促進民初白話報刊的發展與白話文體的傳播，為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與現代國語運動的開展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最終讓白話文成為全民族占主導地位的文體形式。正如學者所說“如果沒有現代傳播媒體，現代白話文就不會那么順利地產生”。

一、白話報刊實現了書寫語言的大眾化轉型

晚清以來以下層民眾為主要對象的的社會改革及思想啟蒙都是在語言變革的基礎上進行的，其中白話報刊對白話文的興起與發展并最終確定白話文的正宗地位起著決定作用。正如施拉姆所說：“媒介一經出現，就參與了一切意義重大的社會變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業革命，以及興趣愛好、愿望抱負和道德觀念的革命。”口白話報刊的出現不僅帶來新的傳播媒介，而且帶來一種新的語言交際工具，文化形態及人的思想、文化觀念的本質變化。面對晚清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桐城派古文，維新時期的啟蒙知識分子出于開啟民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體制的需要大力倡導白話文并通過創辦白話報刊擴大白話文的使用范圍與社會影響。自黃遵憲首倡“言文合一”的主張起，梁啟超、裘廷梁等維新人士的大力推動并通過大量創辦白話報刊，使白話文在清末民初社會中得到初步確認，五四時期的報刊宣傳與理論倡導終使白話文運動取得成功。維新變法時期，在中國印刷的書籍與出版的報刊主要是文言文，對于文化水平較低的普通民眾閱讀困難。資產階級改良派為了實現“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變法目的興起了白話文運動，創辦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批白話報刊，其中著名的有《演義白話報》《無錫白話報》《平湖州白話報》《通俗報》《女學報》。這些白話報刊運用淺俗的文字向民眾傳播變法與啟蒙思想，對促進現代白話文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l897年l1月7Kt，維新派第一份以“白話”命名的報紙《演義白話報》在上海創刊。該報在第1號《白話報小引》中道出辦報宗旨：“中國人要想發奮立志，不吃人虧，必須講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勢，必須看報。要想看報，必須從白話起頭，方才明明白白。”表達了白話報創辦的原因：要想使國人不受欺凌，必須了解世界情形，而要了解天下大勢，就必須看報，看報首從白話報始，如此才能比較清楚地了解外部世界。《演義白話報》的白話文風為以后的白話報所仿效并產生實質影響，真正在其上發表白話文綱領性文章并在白話文領域產生深刻影響的是1898年5月l1日由裘廷梁和裘毓芳在無錫創辦的《無錫白話報》。《無錫白話報》提倡變法，鼓吹改良。裘廷梁為擴大《無錫白話報》在全國的影響在該報出到第5期時改報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他在《無錫白話報》上發表的《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是近代系統闡述白話文理論的著名文章，影響深廣。他在文章中批判了文言文的弊端：中國“有文字而不得為智國，民識字而不得為智民”，“此文言之為害矣”。在歷數文言文的多種危害后從八個方面闡明了白話文的益處，即省目力，除驕氣，免枉讀，保圣教，便幼學，練心力，少棄才，便貧民，最后總結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

“文言興而實學廢，白話行而后實學興，實學不興是謂無民”。弘白話報可以“俾商者農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購報者，略能通知古今中外，及西政西學之足以利天下，為廣開民智之助”。這是對文言弊端與白話益處的理論化總結。裘廷梁的白話文理論經《無錫白話報》的傳播產生了廣泛影響，此后白話報刊大量創辦，適應下層民眾閱讀的需要，促進了書寫語言大眾化的進程，也為民民初及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奠定了基礎。失敗后，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推翻滿清政府，在識字不多的新軍、會黨、手工業工人、城市貧民中進行革命宣傳而積極創辦白話報刊，掀起中國近代史上白話報刊的創辦高潮。從數量上看，1901至1911年，新創辦的白話報刊多達100余種，地域遍布全國近3O個大中小城市，甚至連最偏僻的拉薩也在1907年創辦了《西藏白話報》，在日木東京也出現了9種中國白話報刊。白話報刊數量之多，分布之廣都是維新時期所不及的。還有大量用白話或淺說寫成的鼓吹改良或民主革命的小冊子也通過各種渠道廣泛傳播。這一時期的白話報在內容上大都傾向革命，如林獬主編的《中國白話報》是革命黨人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家白話報紙；革命作家陳天華的《警世鐘》和《猛回頭》完全用白話文來警策世人。它們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下層民眾傳播革命知識，有的完全用方言進行民主革命思想宣傳。林獬在《中國白話報》發刊詞中分析了國民的識字情況：中國“四萬萬人中，其能識字者，殆不滿五千萬人也。此五千萬人中，其能通文意、閱書報者，殆不滿二千萬人”。而不識字的人主要集中在下層社會，他們無法讀懂用文言或半文言出版的書報。因此，將文言改為白話，創辦以下層民眾閱讀的白話報刻不容緩。彭翼仲在創辦《京話日報》時有感于文言報刊“文理太深，字眼兒淺的人看不了”等現實而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出版。陳獨秀在創辦《安徽俗話報》時就“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也可以長點見識”。報刊使用白話已是清末民初的重要文化現象，被納入到社會改革與啟蒙運動中。從傳播學角度看，語言符號與傳播媒介的關系密不可分，媒介是信息的載體，語言是指代信息的符碼，一定的語言符號必須與一定的媒介相適應，語言在其傳播活動中才具有意義。因而，一定的傳播方式和傳播媒體制約了人類的語言。白話文的出現既是一種文化發展的需要，又是現代傳媒對大眾化語言的要求。晚清及民初的白話報刊及白話文還只是作為維新派啟蒙民智的一種工具，尚沒有演變為一種深刻的思想文化運動，直至經過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洗禮才最終導致了近代文言文向白話文的徹底轉型。不可否認的是晚清白話報刊為五四白話文運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如果沒有晚清白話報刊的大量創辦以及維新知識分子對白話文理論的構建就不會真正演化為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五四時期的白話報刊以語言改革為突破口，被納入到思想變革的范疇中。白話報刊不僅作為一種新的傳播媒體，而且帶來～種新的文化形態，是人的思想、文化觀念的本質變化。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中有多人曾創辦或主編過白話報刊，他們從辦報實踐中體會到現代傳媒對文體革命和思想解放的重大意義。胡適在回憶主編《競業旬報》時說：“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競業旬報》不僅是胡適訓練白話文的基地，更是他思想觀念存在的家園，這一經歷為他在五四時期倡導白話文運動起了重要作用。五四白話文運動最先從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開始。1915年9月l5日《新青年》由陳獨秀創刊于上海，1917年初隨陳獨秀一起遷到北京。《新青年》創刊后，發動了一場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運動，這場運動最終使白話文徹底取代了文言文而成為中國主要的書寫語言形式。在這一運動中，白話報刊的大量創辦與對白話文的廣泛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1917年1月，胡適在《文學改良當議》中提出了文學改良“八事”，即：“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語俗字”。這“八事”主要從文學語言變革的角度觀照文字改良并具體制定了以白話代替文言的方法，同時強調文學應真實、創造性地反映現實生活。由于《新青年》的大力傳播以及知識分子的鼎力支持及對語言問題的深入研究終將白話文運動引向深入，《新青年》從4卷l期起全部改用白話文，其他報刊也相繼白話化。在《新青年》的帶動下，不少學生團體開始創辦白話報紙并很快席卷神州迅速發展到四百多種。北京的《晨報》《京報》《國民公報》；上海的《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小說月報》《東方雜志》等大型報紙、雜志也開始采用白話文，在編排方式和欄目設置上繼承了晚清白話報刊的特點。大眾傳媒對于語言變革的要求在于書面語與口語的一致，白話報刊使用的書面語是來自于民眾生活化和現實化的語言，如此才能接近普通民眾，達到啟蒙目的。而生活化與現實化的語言經過傳媒的過濾規范返回到民眾中又促進了大眾化語言的純潔與完善，兩者互動式的影響推動了語言的現代化轉型，實現了晚清啟蒙知識分子所追求的“言文合一”。“現代傳媒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系，不僅在于理論倡導和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學的提倡，而主要在于通過這些媒體所建立起來的體現了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學的語言符號體系”。傳播學家麥克魯漢認為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可能不是各個時代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呈現的傳播型態。沒有眾多白話報刊的廣泛參與，五四白話文主張難以形成巨大影響，更不會完成書寫語言大眾化的轉型。

二、白話報刊促進了傳統文學的現代化轉型

晚清到五四時期的文體變革無不與當時的傳媒聯系在一起。雖然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認為：“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但他夸大了古代白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中國古代的白話文“也絕對沒能引發橫掃舊文學的白話文運動。將白話文作為自覺的文體自然是近代的事”。明晚清白話報刊作為面向中下層民眾的啟蒙讀物，不僅要照顧到讀者對報刊的接受能力，還要考慮到啟蒙的文化目的。與白話報刊相適應的語言符號就是白話文。五四文學語言從其開始就以報刊為載體，因而文學語言的變革與報刊語言的出現呈同步狀態。針對晚清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典雅深奧，晦澀難懂，難以實現啟蒙民眾目的的現實，梁啟超認為實現國家強盛與民族的崛起必須改革書寫語言。因為“我支那之民不識字者十人而六，其僅識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他認為語言是施教勸學、開通民智的重要手段，但桐城派古文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表達。維新變法前后，梁啟超自求解放，先是形成“時務文體”，后經改進并借鑒外來語和民間語發展成“新文體”。他認為這種文體“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要求文章的語言淺顯流暢，明白通曉，摒棄矯揉造作、艱澀古僻的文字，同時又允許根據內容的需要使用俗語、韻語及外來詞匯、句式和語法來論證問題、說明道理。梁啟超的“新文體”主張打破了桐城派古文一統文壇的局面，使當時的文人學子耳目一新，競相效仿，使白話文學成為報刊文學的主要文體。《民報》《新小說》《安徽俗話報》等刊出的文學作品大都采用白話，如《安徽俗話報》連載的白話小說《癡人說夢》《黑天國》，盡管這些作品還很幼稚，語言也較粗俗，但卻顯示了白話文學淺俗易懂的特點。梁啟超的“新文體”因為可以滿足五四白話文學的需要也成為五四白話文學汲取的源泉，他的新文體散文也是五四白話文倡導者喜愛的讀物。胡適曾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郭沫若也說“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新文體”成為五四時期陳獨秀、胡適新文學運動的先聲。胡適在1917年1月發表《文學改良當議》‘時尚未真正認識到白話文對現代文學的重要意義，沒有把語言與思想文化的變革聯系起來。1917年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明確提出“三大主義”作為文學革命的宣言，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從文學觀念、文學內容和形式幾個方面提出文學革命主張。文章反對遠離人民，遠離現實的“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反對“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的舊文學形式；也反對“萎瑣陳腐的封建思想內容。主張建設一種“平易”“抒情”“新鮮”“立誠”“通俗”的“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1918年4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把白話文提高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高度上來，強調文學必須以白話為“工具”，賦予白話文改造現代文學的使命。由此表明，自晚清白話文運動中梁啟超提出“新文體”以來，知識分子已開始自覺地思考現代傳媒中的文學語言問題。

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的呼吁在《新青年》發出后立刻得到許多進步人士的響應，《新青年》也成了在全國推進白話文的重要陣地。語言文字學家錢玄同在《新青年》發表的致陳獨秀的公開信中力主“言文一致”和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必要性，痛斥桐城派古文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詩人劉半農在《新青年》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提出打破舊文體的迷信，改革韻文、散文使用標點符號等建設性意見。為了主動出擊批判守舊派言行，錢玄同和劉半農還在《新青年》上發表“雙簧信”駁斥守舊派對新文學與白話文的非難，引起社會注意并吸引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團結在《新青年》周圍。隨后，陳獨秀辦了《每周評論》雜志，傅斯年、羅家倫等辦了《新潮》月刊。這些刊物都致力于提倡白話文和新文學，使文學革命的聲勢空前高漲。五四時期的報刊語言已經從晚清和民國初年的工具性轉變為一種思想文化運動，也與新文學的形成發展發生了密切關系，成為新文化與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報刊與文學的對接已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文化觀念。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現代傳媒影響下，大批優秀的白話文學作品應運而生并借助白話報刊廣泛傳播。自1918年5月第4卷第5號起大量刊登用白話寫作的小說、散文、評論和譯作，其中有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孔乙己》《藥》以及20多篇雜文；葉紹鈞的白話小說《這也是一個人》；郭沫若的白話新詩《鳳凰涅槧》等。這些文學作品使白話文具有了現代屬性，獲得了大眾認可。20世紀20年代后出現的《語絲》《現代評論》《小說月報》等文學期刊表明文字語言現代化轉型在創作實踐中已逐步完成。

三、白話報刊推動了近代國語教育的開展

白話報刊對白話文的提倡與傳播推動了我國書寫語言的通俗化、大眾化，促進了我國近代學校國文教育的改變。晚清、民初以及五四白話報刊對文言文的批判與對白話文的提倡，尤其是《新青年》發起的白話文運動和語言學家們對白話文的規范終于動搖了文言文的正宗地位，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而成為全民族的主導文體。白話文在文化領域的成功延伸到教育領域。正如麥克魯漢所說，近代和現代西方的一切文明似乎都是印刷術產生的：“從社會的角度來說，印刷書這種人的延伸產生了民族主義、工業主義、龐大的市場、普及識字和普及教育”。結合白話報刊對語言變革產生的實際作用來看，麥克魯漢并沒有夸大媒介在語言傳播與普及方面的作用。晚清白話報刊和五四白話報刊以白話為語言表現形式，關注下層民眾的閱讀需求，承擔起文化啟蒙和社會啟蒙的重任，打破了傳統社會對訊息和知識的壟斷，使一般大眾獲得了文字傳播的能力和權利，延伸了一般大眾的認知空間。首先，白話報刊促進了白話文在學校的推廣，為白話文成為國語奠定了基礎。從1918年起，《新青年》首先改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符號，之后白話文在全國得以迅速發展。白話文學的大量出版與復制，白話出版物深人到最底層民眾之中。

文學形式的改革不僅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對傳播進步思想，發展文學創作，推行國民教育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白話文在文化領域取代文言文而成為主要文體，教育界開始推廣國語教學，使學校“開始由只教書面語言向既教書面語言又教口頭語言的方向發展”。”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開始承認白話為“國語”，決定在中、小學開始使用白話語文教材。第二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新學制課程標準化起草委員會頒布了《中小學各科課程綱要》，將小學及初中、高中國文科一律定名國語科，對國語課的課程內容作了明確規定，白話文就此合法、正式地進人中小學課堂。其次，白話報刊改變了我國國文教科書的書寫語言。報刊語言以生活化的大眾語為基礎，深刻影響了民眾的書寫表達。1901年、1902年朱樹人編的《蒙學課本》與俞復等編的《蒙學課本》先后問世，行文雖仍為“文言體”，但文字已較為通俗，“以兒童是否常見，以筆畫繁簡，以語句多少為先后排列順序，是這套國文教科書刻意追求循序漸進的主要依據”。“1909年陸費奎還在《普通教育應當采用俗體字》中提出了把簡體字作為正體字使用的主張。中華民國成立后，白話文教科書紛紛涌現。1912年2月，中華書局率先推出適合共和政治的《中華教科書》，帶動了新式教科書的大批出版；商務印書館于1912年秋季出版了全套的《共和國新教科書》；1917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莊俞等編寫，張元濟校訂的《國語教科書》，從居家、處世方面取材，以兒童周圍事物和見聞立義，注意農業、工業、商業等實用知識和日常應用知識，穿插了不少聰明孩子的故事，該書出版后的lO年間共發行七八千萬冊，是民國時期影響最大的語文教科書。1920年1月24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修改學校法規，在施行細則中規定“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發音”。”4月，注音字母小學教科書正式出版。自清末維新運動發端的國語運動到1920年正式下令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國文改國語，再到1922年廢止一切文言文教科書，歷時30多年初步實現了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的一致，使國語在全國各地得到更大范圍的推廣，達到語音、語言和文法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