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來的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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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復興，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而日益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注的熱點。然而這個領域曾經被長期冷落，從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國沒有一所大學設置文化史專業課程，更沒有一個專門的文化史研究機構。50年來還沒有一門學科這樣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國史學建設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目前要對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動的社會思潮作總體性評價，不盡相宜，但它在學術上提出的課題，反復的論證，不同意見的爭鳴，卻歷歷在案，本文試圖對此作一評述，為的是將紛爭的諸多見解稍加整理，以留給讀者更多的思索。

一、從文化反思發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熱潮，30年代國難當頭之際，又反復出現文化論戰，政治、軍事的動蕩并未使文化研究蕭條，斷斷續續綿延了20多年。1949年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一研究卻遽然冷卻。雖然就文化史的局部來說，也不乏建樹和發展，文化資料的積累和整理也相當豐富，有關中外文化交流有論著也時有所見，但是作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綜合性專著卻幾乎絕跡。據80年代初編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書目》(1)，中國大陸1949年后30年來出版的有關文化史的綜合研究，僅有蔡尚思的《中國文化史要論》(2)一本，且基本上是書目評價。這一時期，以思想史、藝術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為普遍傾向。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浩如煙海的文化遺存舉世無雙，強勁的文化傳統傳衍不息，但是在這有輝煌文化歷史的國家，文化史學科卻建樹遲緩，不能不使人引以為憾。這種狀況又與我國近代史上多次出現的文化論戰是多么不相稱！西學的傳入在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新學與舊學、中學與西學之爭，使人們震聾發聵。多種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論辯，如層峰疊起，給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而又具體生動的內容。深厚的文化積累、反復的文化論戰與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1949年后，在理論界確立了歷史是階級斗爭史的觀念，這對不承認階級斗爭的舊史學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正因為如此，它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熱情。但是把幾千年的文明史全部歸結為階級斗爭史，肇啟了階級斗爭的絕對化；把影響歷史的文化因素摒棄在視野以外，或者當作唯心主義的文化史觀加以鞭撻，不能不導致復雜現象的簡單化。文化史研究不僅為其他專業史所消融，在現實中也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十年浩劫”幾乎掃蕩了一切文化遺產，更無從進行文化史研究。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信奉，對社會主義不切實際的設想，與外部隔離的社會環境，導致了認識上的偏差，自以為新中國早已解決一切文化問題，甚至憑借一句語錄就可以平息復雜的文化爭端，無需要再從文化上反思。社會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動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機，理論指導的失誤和學科建設的偏頗，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斷。

由此可見，文化研究的盛衰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國家命運的轉機，自然也就成為文化史研究的轉折，對“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對國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們進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動因。

自然科學界率先從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國科學落后的原因，從而走進歷史的深處。1982年10月在成都召開“中國近代科學落后原因”學術討論會，提出從文化傳統探索近代中國科學落后原因的命題。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長期領先世界，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輝煌的篇章，為什么近代科學不能在中國產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這一問題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嚴峻的。

與會者思想活躍，有的從中國科學內在缺陷方面分析，認為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果中，技術作成果占絕大多數，技術結構的非開放性，加重了技術轉移的困難，儒道互補的文化體系使得理論、實驗、技術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現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有的認為，中國封建主義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棄科學技術，缺乏產生近代科學的社會條件；有的則認為以倫理為中心的文化類型，不存在獨立于政治意識以外的學術思想，這是中國不能孕育近代科學體系的重要原因。(3)

就會議提供的論文來說，對近代科學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從文化傳統方面提出命題，涉及到中國沿襲數千年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適應現代化這樣一個重大問題。這也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施開放政策，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首先在自然科學界激起的回應。

同年12月，在上海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談會，會議聚集哲學、歷史、文學、藝術。考古、文獻等學術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就如何填補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換意見(4)，并倡議立即組織力量開展專題研究，做好輿論宣傳，推進文化史研究的復興。

文化熱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