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約貨幣體系革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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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低迷狀態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一個長期存在的老問題，是近期20國集團峰會的重要議題之一。目前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動向影響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以及各國國家戰略。本文從分析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中的特點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困境入手，探討影響國際貨幣體系發展動向的因素，以期對理解當前世界經濟和我國國家戰略提供借鑒。

一、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主要特點

國際貨幣體系又稱國際金融制度或國際貨幣制度，提供了“一種使一國的居民能夠對其他國家的居民進行支付的機制”〔1〕。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從金本位制到金匯兌本位制，再到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的演變過程。自194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起，以其為國際金融組織機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形成。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各國實行可調節的釘住匯率制與美元掛鉤，美國通過這個體系確立了美元霸權地位。布雷頓森林體系由于存在“特里芬難題”而缺乏穩定運行的基礎。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世界開始進入對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探索的過程。從1972年開始，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問題就已經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上日程;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牙買加達成協議，國際貨幣體系進入牙買加體系時代。牙買加協議規定黃金退出國際貨幣，實行浮動匯率制度，IMF繼續對各國貨幣匯率政策實行嚴格監督，并協調成員國的經濟政策。國際貨幣體系在演進過程中主要表現出以下兩個特點。

其一，國際貨幣體系演進過程中呈現出不穩定性。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的“特里芬難題”使國際貨幣體系運行存在自身的矛盾，基礎不穩定，而當代國際貨幣體系仍然存在著不穩定性。第一，當代國際儲備資產多元化，日元、英鎊、歐元以及特別提款權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與美元共同作為儲備貨幣。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美元仍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處于多元化儲備體系的中心，但其比重在不斷下降。1990年代以后形成了美元、歐元和日元為主的此消彼漲的競爭局面。由于歐元與美元抗衡，加之美元貶值，信用下降，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位置仍然是下降的趨勢，不過，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在增加，各國貨幣當局對儲備結構的調整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第二，匯率制度多樣化，浮動匯率制度逐步取代固定匯率制度，各國的匯率制度安排根據本國的國內情況存在著不同的各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當前各國的匯率制度分為八類，即放棄獨立法定貨幣的匯率制度，貨幣局制度，通常的固定釘住匯率制度，水平波幅內的釘住匯率制度，爬行釘住匯率制度，爬行波幅匯率制度，不事先宣布匯率軌跡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和獨立浮動匯率制度。各國采取不同的浮動形式，歐共體實質上是聯合浮動，日元是單獨浮動，還有眾多的國家是盯住浮動，這使國際貨幣體系變得復雜而難以控制。多元化國際儲備缺乏統一的穩定的貨幣標準，造成國際金融的不穩定，不僅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經常性、全面性發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活動，甚至引致世界性經濟危機。1978年美元對其它主要西方貨幣匯價跌至歷史最低點，引起整個西方貨幣金融市場的動蕩，20世紀末與21世紀初期金融危機波及全世界陷入經濟危機中。在多元的國際儲備資產中，美元仍然是各國的重要選擇，美元依舊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但是在經濟危機中，美國為刺激國內經濟，連續啟動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經濟儲蓄率過低，向全世界舉債來支持高消費水平，嚴重削弱了美元的國家信用，喪失儲備貨幣領先地位，因此，國際貨幣體系中存在的特里芬難題仍然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

其二，國際貨幣制度調節功能失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成立起，作為國際金融制度的組織機構，在維護國際金融秩序、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設立背景及組織運行方式方面都體現出了不公平性，體現出大國國家利益及其謀劃世界秩序的野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貨幣制度的功能主要反映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方面。但是在實際操作層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多反映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話語權利。在牙買加體系下，作為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缺乏完全的獨立性和權威性，無法通過政策監督采取措施杜絕金融危機產生，無法降低金融危機的破壞性影響。新興經濟體與廣大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弱，話語權較少，其利益不僅未能公平地得到體現，而且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策過程中，發達國家整體擁有較大的話語權與決策權，特別是美國在某些重大問題的決策上擁有支配力，西方發達國家始終在國際金融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卻承擔相應的責任。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被人們普遍認為是一種過渡性的不健全的體系，需要進行徹底的改革。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陷入困境

有效且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必須能夠解決三個專門問題:清償、調整和信心。清償能力要求國際貨幣體系為貿易融通資金，調整能力要求國際貨幣體系制定解決各國收支不平衡的辦法，信心能力要求國際貨幣體系防止各國金融儲備構成出現不穩定的變動。〔2〕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針對當代的國際貨幣體系遠無法滿足當代世界經濟和國際社會的需求的狀況，世界各國紛紛提出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呼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一些國家長期尋求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案。這種改革主要集中在國際和地區兩個層次。

第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橋梁的改革陷入權力之爭。圍繞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治干預問題，各國提出改革的設想，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做出較大調整，體現國際公平。但是，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治理結構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對利益的重新分配，既得利益者不會主動退讓自己的利益，對改革不僅沒有積極性，甚至可能千方百計阻撓改革。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在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強烈呼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被迫對體制內的投票權和份額進行了多次調整，但調整的幅度始終仍未達到公平與合理的程度。2010年4月25日世界銀行春季會議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共轉移了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使發展中國家整體投票權從44．06%提高到47．1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配額改革列入計劃，預期相應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和投票權分配的增加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良好開端，對提升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的地位具有重大意義。不過，在實踐中，即使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投票權和份額已有所增加，也不等于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在其機構中的干預能力能夠得到顯著提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過程中的宏觀調控與微觀操作還有很艱難的路程要走。

第二，以國際多邊協調為形式的改革陷入利益之爭。當代國際貨幣改革不僅僅是簡單的國際間金融問題，它還涉及了國際經濟與國際交往的一系列問題。隨著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多國博弈。作為新的國際經濟多邊協調機制，二十國集團對世界經濟運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影響力，也成為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渠道，每年的G20峰會在協調各成員國立場的同時，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納入重要的議事日程。在循序漸進的改革過程中，各國的協調與合作會在不同階段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為國際貨幣體系相對平穩發揮作用。各國競相提出貨幣方案，但是各國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不盡相同。美國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而更多關注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國內經濟復蘇，歐洲各國偏好于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對構建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期望更高，更偏好于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等問題。多邊國際金融協調也表現在區域一體化的努力中，歐元區、亞太區以及北美區的經濟區域化發展過程中，關于貨幣合作的議題也在進行中。同時，雙邊貿易和經濟協議更多地關注著貨幣可兌換和匯率協調問題，如2008年12月簽署的中韓、日韓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等等。長期看，美元的中心貨幣地位逐漸削弱，歐元、日元和人民幣的地位逐漸上升，美、歐、亞三種貨幣共同充當全球儲備貨幣的格局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但是，因為美元仍然是國際貿易最主要的結算貨幣，石油、黃金、糧食等大宗商品仍以美元計價，所以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要削弱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也是很難的，美元目前還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面對依然強大的美國，各國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過程中存在著兩個最突出的利益之爭。一是美國與其他多元貨幣的利益之爭，二是歐元、日元、人民幣等貨幣之間的利益之爭。與此緊密相關的是，在世界經濟危機尚未完全擺脫的情況下，各國的貿易和投資競爭會演變成貨幣之間的競爭，這對于作為金融服務層面的貨幣合作是不利的。

三、影響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程的因素

從當代國際貨幣體系演變過程來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經濟實力。擁有經濟綜合實力的國家在國際金融治理中擁有話語權，支配著改革的方向，并主宰著國際金融體系。正因為如此，當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存在著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國際貨幣體系框架不可能馬上進行大幅度調整，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必然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過程中，我們需要分析一些影響因素，以便在參與到國際貨幣合作活動過程中能夠維護國家利益。

1．各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各國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傳達出的信號能夠增強國際間互信。各國加強國際合作能夠共同穩定金融市場，共同應對世界經濟和金融領域面臨的重大挑戰。但是，各經濟體大都是根據各自不同的國情，采取具體的財政整頓措施，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減輕通脹壓力，保持經濟增長勢頭，應對資本流動的沖擊。各國政治經濟利益不同，對國際體系的訴求不同。各國從促進經濟平衡和經濟持續增長方面考慮，會紛紛采取本國經濟結構調整措施。發展中國家致力于在國際金融組織的增加話語權，提高各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基本投票權的比重。而發達國家受財政赤字和債務嚴重威脅，其訴求主要表現在應對本國債務危機，尋求更多的資金市場。目前階段，美國的經濟波動和利率及匯率的變動對世界經濟具有重大影響力，以美國的戰略和構想為基礎而確立的國際金融組織的一系列規范仍然在發揮著重要作用，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積累大量美元外匯儲備，引發匯率大幅波動和資本流動失衡。日元長期維持低利率，國內政治與社會問題長期困擾。歐債危機頻頻爆發充分暴露歐元內在制度缺陷。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受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國內處于經濟轉型期等原因更關注國民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本國貨幣的作用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只要各國還停留在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相機決擇中，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對外經濟政策的決策過程中，主要衡量國內經濟發展狀況，為維持本國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自顧不暇時，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就會停留在不斷的議論與談判過程當中，不會有實質性的進展。

2．地緣政治因素。地緣政治關系是影響國際金融合作和國際貨幣制度的根本因素。隨著經濟區域化的發展，歐盟、北美以及亞太三大區域經濟競爭制約著國際貨幣體系統一的規范與制度的形成，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主要地緣政治障礙。首先是區域性合作能否順利進行，如歐盟峰會和歐元區峰會出臺了一系列解決地區內危機的方案和建議，歐元區擴大歐洲金融穩定基金影響力，應對短期經濟脆弱性問題等。然后是在全球構建一個超越這三大區域差別的國際貨幣協調機制，不能不涉及地緣性的政治體制差異、政治文化差異、歷史習慣差異等諸多制約因素的影響。比如G20集團能否進一步深入加強合作與協調，為國際社會合作和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發展發揮實際可行的重要作用。但是，歐元、美元的爭奪仍然是貨幣多元化的重點。

3．世界文化觀念和價值認同的差異程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國際資本在世界市場獲取利益的重要渠道，是美國財政部干預發展中國家的工具。發展中新興經濟體話語權的提高與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更多的資金相伴隨，而新增資金的運營范圍仍然需要改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治理結構，改革和完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組織機構和運作機制，特別要改革國際金融組織決策層的產生機制，完善多邊監督框架。而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進行，目前仍然掌握在美國手里。因此，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討論側重于國際協調層面，關注并分析國際金融監管等制度改革向國際貨幣創造機制本身的轉向將是觀察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否有實質性進展的重要方向，而這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為國內政治經濟發展而采取什么樣的外交理念及其外交戰略的變化。

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種國際秩序的重構，而國際秩序的重構則取決于國際體系中各國對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的認識、理念以及所遵循的規則、規范和秩序的共識程度。各國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在國際體系中是不同的，影響著各國應對世界經濟發展變化的措施和戰略。在經濟發展戰略上如此，在使本國貨幣處于什么樣的位置的戰略上也是如此。在國際貨幣體系演進過程中，“金融霸權可通過金融市場上的運作而輕易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3〕。美國長期以來利用美元霸權及金融衍生工具來獲得巨額霸權利潤，極力推進國際資本自由流動，表現出金融霸權文化，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金融市場和推行金融自由化。亨廷頓提出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戰略要點中有三條與金融霸權有關，即擁有和操縱著國際金融體系、控制著全球硬通貨和主宰著國際資本市場。〔4〕美國觀念通過美元霸權滲透到整個國際金融體系之中，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而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在構筑新的國際金融市場規則方面不能充分地體現本國的文化觀念與價值理念。因此，只有當各不同的經濟體能夠平等對以包容的心態參與到游戲規則當中，國際社會才能樹立起信心，才有可能實現相應利益關系的平衡，才能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走向多元貨幣協調合作，順利實現改革目標。通過觀察上述各項因素的變化，總體來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一個既迫在眉睫又難以有實質性發展的長期過程。各國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討論與談判中，利用國際體系進行本國戰略發展規劃是問題的本質所在，而一個國家的貨幣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首先是為其國內政治經濟在國際體系中平穩持續發展提供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