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非遺旅游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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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孜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優勢

1.1資源豐富、含金量高

截止2008年,甘孜州已成功申報39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其中國家級6項、省級33項[1],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公約》(簡稱《公約》)中分類的4個類別。如果州內外學者將來突破以“山洞”算法的歷算[1]考證與研究,甘孜州將填補“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與實踐”類非遺空白。2005年色達藏戲團應波蘭共和國扎科帕市邀請參加第37屆國際山丘民俗藝術節,此次演出分別獲得“演唱類金獎、演奏類銀獎、表演類優秀獎、主辦政府獎、記者最滿意獎”5項大獎[2]。在全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通過的項目中,僅甘孜州就占四川省通過項目的23%,居全省首位[2]。

1.2康東、康南、康北非遺各具特色

根據甘孜州的地理特點,習慣上將全州分為康東、康南、康北三路[3]。從表1的統計數據可知:①藏族的生活、民族崇拜、信仰等元素是甘孜州非遺文化的主要基質。表1顯示,有12.81%的全州性項目分別為“格薩爾文化史詩”、“德格印經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藝”、“噶瑪嘎孜畫派傳統繪畫技藝”、“川西藏族山歌”、“藏歷年”,分別反映出區域民族的歷史側面[4]、宗教信仰、審美、生活習俗。②康東。有利于觀賞的民俗類非遺資源獨占鰲頭”。③康北。有利于旅游商業化的藏族民族傳統手工藝類非遺資源呈明顯優勢。④康南。適宜觀賞的高品位人非遺與絕美的自然景觀同存。此外,甘孜州全州各地均遍布民間歌舞項目。

1.3康東旅游相對成熟地非遺密度較高

隨著甘孜州旅游業的推進,全州已打造4A級景區3處(其中海螺溝、木格措皆地處康東),并形成以瀘定橋、甲居藏寨、塔公草原、新都橋為代表的知名度較高的景區。康東地區無可爭議地成了甘孜州內相對成熟的旅游區。從表1可見,康東地區擁有州內30.78%的非遺和5項全州性非遺,位列州內首位。這一分布規律對旅游相對成熟地區走向精品級目標提供了有利的支撐條件。

2甘孜州旅游及非遺旅游開發現狀

2.1旅游現狀

旅游開發觀念落后。甘孜州旅游事業起步較晚、信息閉塞,在旅游開發中存在狹隘的旅游資源觀、局限的“旅游吸引物”觀、錯誤的旅游產品觀。現代學術界已將傳統的旅游資源概念放大,實際上旅游資源可理解為“旅游吸引物的來源”,或“可形成旅游吸引物的資源”[5],而州內仍停留于傳統的以自然山水為主體的資源觀;在旅游吸引物方面,州內僅注重旅游活動中的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景區(點)的基礎設施建設,而忽視景區(點)所在區域(間)吸引力的提升。然而,景區(點)只是旅游者的主要旅游吸引物,我們不能因為強調景區(點)就忽視其他旅游吸引物的存在和其他類型旅游者的需求[6]。在旅游產品方面,州內錯誤地認為“資源就是產品,產品就是資源”。這些觀念致使州內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特別是遠離都市的非遺文化資源在政策引導、扶持、資金投入、旅游開發、旅游宣傳方面長期落后于自然資源,最終導致州內旅游產品單一,非遺原生地旅游滯后,文化旅游資源開發膚淺。而文化是一切旅游的靈魂,自然生態旅游業也要講究文化含量[7],缺乏文化的旅游或旅游產品勢必難以博得游客的青睞。如部分游客用“上午拍照、下午泡澡、晚上睡覺”來描述距成都市場最近、最容易進入、開發旅游最早的海螺溝景區。旅游基礎設施落后,制約了旅游業的發展。近年來隨著二郎山隧道的開通、通訊信號塔的增加、旅游招商引資力度的加大,甘孜州旅游基礎設施雖得到了部分改善但仍顯落后。在交通方面,除康東地區外,各旅游景區(點)至今缺乏與中心城鎮快捷直達的通道或交通服務,絕大多數鄉鎮未通公路。在通訊方面,信息閉塞,石渠、色達、白玉、德格等縣的鄉村光纖、無線信號、網絡等至今仍未開通。旅游接待設施差,游客需求滿足度低。僅從住宿業來看,折多山以西地區僅有1家二星級飯店,民居接待中“入廁難、洗澡難、商務聯網難”等問題明顯。資源分割式開發,削弱了旅游產品競爭力。在自然旅游資源開發方面,州內注重以行政區為單位實施旅游開發,忽略了區間的合作、旅游環節的協作、周邊的共建,而形成“資源分割式”開發下的資源優勢、旅游投資、產品對游客的吸引力分散。甘孜州的民俗、建筑、節慶等文化的外在表現力雖呈現出一定的區域差異性,但康巴文化是州內任何小區文化的基質,是旅游開發中的內在引力和靈魂所在。任何文化均表現出整體特性,各類文化形成背景的類似性、區間文化的連帶性、文化要素構成的整體性最終體現為文化引力的綜合性。旅游者希望通過對一個民族(地區)的飲食、住宅、民族心態等全面深入地體驗民族文化的整體精髓所在,而非對單一民族文化符號的初淺了解。但州內在文化旅游資源開發方面卻流于以地域為單位進行各自為陣的宣傳、分割式的開發、初淺的文化包裝等現狀,這既不利于民族文化綜合吸引力的發揮,也不利于旅游者滿意度的提高。旅游產品文化內涵低,旅游精品缺失。甘孜州擁有“世界第三極東地標”的貢嘎山、世界上最長史詩《嶺•格薩爾王傳》、紅軍長征戰斗遺址瀘定橋等諸多不可替代的地標性自然與文化旅游資源。世界旅游組織曾將甘孜州定位為“中國推向世界的自然生態和康巴藏族文化旅游目的地”[8]。州內生態旅游開發已取得一定的發展,但文化旅游仍處在初始階段,具體表現在:個別地區雖已啟動文化旅游開發,但游客的文化體驗與消費不足;文化旅游資源市場化極低;部分旅游產品文化內涵彰顯不足。旅游從業人員素質低,民族文化型旅游人才奇缺。甘孜州旅游從業隊伍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受過專業教育的旅游人才缺乏。在州內18個縣級旅游行政區中,本科及本科以上的旅游專業人才平均不足1名[9]。民族地區不僅需要精通旅游業務的人力資源,更需要具有一定民族文化知識的復合型旅游人才。目前,甘孜州旅游一線服務隊伍主要由賓館、酒樓中的本土青年勞動力和景區周邊與沿線的中老年勞動力兩類群體組成。前者多為中學文化,漢語較為流利,但地方歷史文化知識薄弱;后者部分人略懂藏族歷史文化,但他們普遍未經過旅游技能的專業培訓而按個人意識對游客服務,其漢語交流能力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游客對目的地民族文化的了解,降低了民族文化魅力的部分吸引力。

2.2甘孜州非遺旅游開發現狀

重申報、輕開發和利用。甘孜州自著手非遺申報工作以來,從國家、省對州內非遺的審批結果來看實屬可喜可賀。但任何文化都應發揮其相應的價值,非遺文化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原有的綜合功能,也體現在當今旅游業中的積極作用。州內對此明顯存在不足:①非遺資源在旅游中的參與度低。一是甘孜州共有非遺200余項[10],而真正直接參與旅游事業的不足5項。二是參與旅游的非遺資源類型單一。目前主要是民族歌舞類非遺參與旅游,而民間美術、手工這些極具旅游體驗與商業潛能的非遺項目卻處在“久居深山無人識”的現狀。三是非遺資源在旅游中的參與形式單一、文化內涵低。甘孜州在上文所述“錯誤產品觀”與非遺旅游開發務虛的雙重因素下,州內文化旅游形成了節慶文化旅游就是看粗糙的歌舞表演,村寨文化旅游就是簡陋的民居食宿,宗教文化旅游就是進寺廟上香拜佛的膚淺開發現狀。②重口號而輕行動。州內十余個縣(地區)均分別被冠以“踢踏之鄉”、“弦子之鄉”、“格薩爾故里”等文化美譽,但對相應的非遺文化旅游產品開發幾乎為零。③有關非遺旅游開發的推進性政策欠缺。甘孜州最大的旅游集散城鎮康定縣在2005年出臺了《中共康定縣委、縣人民政府關于2005年全縣旅游文化發展年的工作意見(征求意見稿)》,但至今尚未制訂相關推動文化旅游事業發展的具體政策。對文化“家底”認識不清。甘孜州非遺中美輪美奐的手工技藝、多姿多彩的民族舞蹈、獨具匠心的建筑、豐富多彩的節慶、獨特神秘的民俗文化皆為川西地區無與倫比的文化旅游資源,是該地區發展旅游事業的制勝法寶。但在近年的旅游開發中,州內卻放棄了真文化而挖空心思地去打造新的文化吸引點。僅從民族節慶旅游開發來看,近年甘孜州先后舉辦了“四川甘孜•康巴國際狂歡節”、“魅力甘孜•首屆中國康巴國際汽車旅游節”、“紅色汽車旅游拉力賽”、“貢嘎山海螺溝2010國際櫻桃節”等。姑且不論這些節事的冠名科學與否,脫離地方文化基質的移植文化實難生存,這些節事皆為當年舉辦當年終結。2011年瀘定投資350萬元舉辦的“中國紅櫻桃旅游節”期間,僅接待游客400余人,節事期間旅游總收入不詳。

3甘孜州非遺旅游開發對策

3.1樹立科學的旅游開發觀

甘孜州在旅游開發中應以現代旅游理論及學術成果為指導,重新認識“旅游資源、旅游吸引物、旅游產品”等概念,同時應樹立以下觀念:①文化財富觀。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事實表明文化已成為旅游的“硬實力”。對藏族非遺進行和諧的旅游開發,投入少、見效快,可緩解投入不足、人才匱乏、開發起步晚等對藏區帶來的不利影響[11]。文化進入旅游不僅可豐富目的地旅游產品類型,走出旅游發展困境,更為提升旅游地文化內涵產生不可替代的功效。因此,甘孜州在發展自然生態旅游的同時應樹立“文化財富觀”,充分利用州內的非遺資源,加強旅游產品對非遺文化的攝入,高度重視非遺在旅游中的參與度,全力推進文化旅游資源向旅游資本的轉變,最終將區域富集的文化資源轉變為旅游財富。②非遺保護與開發觀。雖國內外對文化資源商業開發的負面問題和不合理行為處于高度關注狀態,但并不反對合理、適度、科學地開發文化資源。任何資源的保護與開發都是相輔相成的,《公約》并非持以狹義的非遺保護觀。《公約》第一條的宗旨明確指出:在地方、國家和國際一級提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相互欣賞的重要性意識;第十五條指出:在社區、群體和個人的參與中指出,締約國在開展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時應努力確保創造、延續和傳承這種遺產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的最大限度的參與,并吸收他們積極地參與有關的管理。這表明《公約》認可以保護為目的的非遺開發行為,對非遺的保護是為了更好的利用,而科學的開發則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它。對非遺的保護并非僅將其鎖在博物館,封閉于特定的區域,嚴格杜絕外來民族造訪的封閉式保護方式,科學的開發行為也是對其有效的保護方式之一。因此,州內應正確對待非遺保護與開發的辯證關系,直面社會監督與輿論壓力,以非遺保護為核心,科學實施“目的—行為”的保護性開發和“行為—目的”的開發性保護工作。前者旨在通過傳承、科研、社區參與等方式對部分瀕危非遺進行以保護為主要目的的開發,避免部分非遺成為歷史,也為旅游者獲得更多的“真實性”體驗提供相應機會。后者則是對可商業化的非遺資源進行適當的旅游開發,豐富目的地旅游產品類型,提高旅游產品文化內涵,增強旅游地的對客吸引力;同時,通過非遺參與旅游提高非遺傳承人經濟收益,確保非遺開發地原住民的旅游受益度,健全非遺旅游開發收益分配體制等激發非遺存賦地的居民在非遺傳承與開發中的參與積極性,也為非遺的保護贏得相應政策及獲得部分保護經費提供一定保障。③實事求是,認清家底。在非遺文化旅游資源開發利用方面,甘孜州應重新認識藏族文化主脈,以真文化為憑借,杜絕偽文化,積極開展適宜進入旅游開發的非遺資源調查、評價、分析工作。一方面,摸清州內精品級文化旅游資源存賦情況;另一方面,本著“唯我獨有、為我所長”的整體原則實施非遺旅游開發的資源調查與評價工作,為后期產品的個性塑造、旅游目的地特色打造、旅游區域競爭力提升打下基礎。④文化資源整合觀。在非遺市場引力方面,應以提升目的地整體吸引力為目的、以康巴文化為基質、文化區域為單元,提煉區域文化主題、整合各區間同類文化優勢,充分發揮民族文化的整體競爭力,通過區域聯動共同打造“康巴民俗風情、康巴民族手工技藝、康巴民間藝術”等非遺文化旅游主題產品,實現甘孜州非遺資源的整體優勢引力。

3.2建立科學的非遺旅游開發評價指標

對非遺的旅游開發并非無依據地全盤借用,而是在科學的評價基礎上合理對其保護、開發、利用。從表現形式看,非物質文化遺產大體可分為“可進入市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不可進入市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兩類[12]。對非遺旅游開發的評價應遵循“尊重非遺歷史功能”的原則開展分類工作。本著《公約》的宗旨,結合國內學者對非遺商業化開發經營的研究成果,筆者提出非遺旅游開發的“YON”評價指標體系,以提高非遺與旅游的科學結合度。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開發的“YON”評價指標體系中,Y為明晰度及肯定度較高的信息,O為不確定性因素,N為否定性因素。在對非遺項目的旅游開發中,必須從項目的歷史縱向及綜合影響橫向進行雙向評價。評價結果應以“歷史指標和現實指標”為核心,綜合信息明晰度及肯定度越高表明其開發的可行性越大。

3.3非遺旅游開發原則

在非遺旅游開發中,應以《公約》中6處“尊重”為準則、圖1的利益關系為出發點、“YON”評價指標為依據、游客真實需求為表現、非遺旅游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遵循非遺旅游開發的尊重性、整體性、選擇性、真實性、可持續性原則,確保非遺旅游開發的成效。

3.4注重非遺原生地的基礎設施建設

政府應根據“YON”評價結果及非遺旅游開發原則,針對州內區間實際情況,結合州內文化旅游發展戰略,按時序分批建設非遺原生地的基礎設施。既為政府主導下的非遺旅游開發奠定基礎,也為區間非遺締造或享用群體自發參與旅游經營提供必要保證。

3.5建立非遺傳承人利益保障體制

《公約》的核心是對非遺實施有效的保護。在非遺保護中,傳承是核心和靈魂,傳承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與現實緊密相關的實踐問題[13]。細讀《公約》不難發現,傳承的核心問題是人的問題,即傳承人的延續問題。讓傳承人從中直接受益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在第二屆“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中,新龍縣藏式面具藝人四龍降澤表示,過去做面具最多有幾個買茶葉的錢,而現在卻可獲年利數萬元。國家級非遺項目阿西土陶的傳承人格里也表示,由于經濟收入的提高,他破天荒帶了兩名徒弟。非遺傳承人是非遺可持續的核心,是非遺旅游的源泉,而利益保障是激發傳承人參與、延續非遺的根本所在,因此州內應從以下方面制定非遺傳承人的利益保障體制以確保非遺的持續性、旅游目的地文化吸引力的延續性:①經濟保障。經濟問題是制約傳承人參與及延續非遺的核心問題。政府應通過確保傳承人經濟的有效收入,提供非遺專項扶持資金和免費場所等措施刺激傳承人在非遺傳承及參與非遺旅游的積極性。②智力保障。智力保障是確保傳承人可延續性的技術性手段。其通過向傳承人免費提供技術指導、工藝創新、市場化的專門綜合機構,在為非遺提供傳統技藝的基礎上激發其大膽創新,以適應當代人及后人的需求變化,提高非遺的生存力,并從觀念上引導傳承科學地將非遺推向市場,提高非遺在現代社會中的綜合價值和自身的供養能力。③社會成就保障。社會成就保障是指當傳承人的經濟利益得到有效保障之后,政府通過精神激勵給予傳承人社會尊重的滿足以刺激其對非遺及非遺旅游開發的積極性。如設立非遺傳承人特別貢獻獎,制定非遺傳承人社會待遇,聘請非遺傳承人出任科研或相關院校的部分關聯職務等。

3.6非遺文化旅游產品開發策略

以民族節慶旅游為帶動,重點打造“四月八”轉山會。甘孜州擁有涉及民俗、農事生產、宗教等傳統民族節慶24個,其中被列為非遺的有4個,占總比重的16.67%。這不僅是甘孜州的文化旅游資源財富,更是帶動州內旅游發展的重要切入點。州內應以政府為主導,利用民族節慶擺脫時間(季節)的限制,擺脫現有空間(觀光點)的不合理布局,在有限的土地上進行高度集約,在有限的時間內集中展示和體驗[14]的優勢大力打造民族節慶旅游。在甘孜州眾多的節慶旅游資源中,康定縣的“四月八”轉山會已被列為省級非遺。集自然、人文旅游資源于一體的跑馬山景區是“四月八”的舉辦地,景區文化底蘊深厚,距離客源市場較近,其旅游依托城鎮康定縣爐城鎮的旅游接待功能完善,“四月八”歷經多年的經營已初具市場基礎和影響。因此,州內應本著“優勢集中”原則將“四月八”轉山會打造成極具影響力的地標性旅游節慶,吸引大量游客造訪以帶動周邊旅游的發展,并為其他節慶資源的旅游開發提供參照與機會。以歌舞、民族傳統運動項目為基礎,分區塑造區間特色。歌舞、民族傳統體育運動項目是少數民族地區吸引旅游者到訪,豐富旅游地活動,刺激游客旅游游興,提高旅游者體驗度的重要載體。2009年,在第二屆“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中,巴塘弦子、色達藏戲參加了開幕式表演。據組委會統計,在十三天展覽時間甘孜州展館內預計有約30萬人次到會參觀[15]。甘孜州省級及省級以上的非遺中民族歌舞類共18項,占非遺總量的46.15%。從數量分布來看,其基本均衡分布于甘孜州東、南、北三路,但各路的歌舞主題分別為鍋莊、弦子、踢踏、藏戲,藝術表現形式也有著明顯差異。此外,賽馬、射箭、摔跤、俄多等極具民族特色的藏族體育運動項目呈非均衡狀態分布于三路。因此,州內應以非遺分布特點,結合各區的歌舞資源與民族體育運動項目情況,著力打造各區的文化主題,強化區間特色,提升各路文化旅游的競爭實力。以民族村寨為深度體驗,全力提升甲居藏寨文化品位。非遺最大特點是必須依托于人才能存在[16]。非遺是由創造者、場所、載體構成一個立體空間。非遺以抽象的、隱性的、難以想象的民族意識與具體的、外顯的、高感知的物質及形式形態存在。旅游者對前者很難感知而散失對其興趣,民族村寨不僅具有后者的形式更具有充滿情感的民族文化締造者———人,因此在非遺文化體驗方面應注重民族村寨的旅游開發。丹巴縣擁有5項非遺,位居州內榜首,且該區非遺涉及藏族建筑石砌技藝、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俗、手工技藝,村寨旅游開發較早,市場基礎較好,是距離成都最近的趨成熟旅游地。因此,將其打造為游客對甘孜州非遺深度體驗基地,對提升游客的“真實體驗值”及全州文化旅游形象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以民族工藝為旅游規模經濟增長點,全力開發康北民族工藝加工。《公約》所劃分的5類非遺中,精美的手工藝品與其他4類非遺在對開發地的旅游經濟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意義。第一,手工藝品不僅給游客以觀賞及體驗價值而實現資源向旅游經濟的轉變過程,且其物權能發生轉移倍受游客喜愛;第二,從旅游商品的流通來看,手工藝品可以“順向”和“逆向”兩種流通方式并存而避免旅游商品的單向流通弊端;第三,從生產供給來看,其受旅游季節性影響較小、規模化批量生產易于實現;第四,手工藝品以“旅游資源+旅游紀念品+旅游商品+工藝品”的模式參與旅游,賣點多,更具廣闊的市場空間。第五,從購后影響行為來看,手工藝品在物權轉移后的長期保存下更有利于目的地后續宣傳。甘孜州康北地區遠離甘孜州主要客源地及目的地中轉城鎮、自然環境惡劣、旅游基礎設施落后,因此不利于游客的造訪。表1顯示,該區富集藏民族金屬、酥油花、藏文書法、石刻、雕版、繪畫等手工技藝,其中被列為國家級的3項,占全州國家級非遺的50%;省級6項,占全州的75%。因此,州內應全力發展康北手工技藝加工業,一方面拓寬該區藏民就業面,為該區偏遠鄉區提供旅游經濟受益機會,促進該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豐富甘孜州目的地旅游紀念品,旅游商品種類,提高本地供養能力,減少相應商品的外部進貨量從而降低州內旅游收入漏損。此外,在政府的指導與幫扶下,在生產者的不斷創新與市場融合下,手工藝品加工業實現可持續性規模經濟收益將成為可能。如卡卓七林汪堆成功鍛造出消失已久的卡卓刀,并成為當地特色旅游紀念品之一,已經帶動1800多人就業,年產值達到五千多萬元[17]。

4結語

綜上所述,合理利用非遺資源,科學開發非遺文化旅游產品,對改善目的地旅游現狀和保護非遺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誠然,對非遺旅游開發的具體操性尚無過多可借鑒的實例,本文就此拋磚引玉,還需各界進一步研究以求非遺與旅游的和諧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