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利益博弈憲政機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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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的利益博弈在憲政上有兩個視角，即公民與國家之間的權益關系和公民之間的利益關系。根據政府、窮人與富人之間的三維利益博弈分析模型，我國現行憲法所確立的公民權益保障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為公民提供了防范政府機關濫用職權而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的法律武器，也為公民（窮人與富人）之間進行利益博弈提供了基本的"游戲規則"。但是，現狀卻又不容樂觀。因此，需要從基本的公民社會、公民政治、公民文化、公民組織和公民自治等方面的建構與完善入手，健全我國公民利益博弈的憲政制度與機制。

關鍵詞：公民利益；憲法政治；憲政博弈機制；公民政治

憲政，也稱為"立憲政治"、"憲治政治"或"憲法政治"，一般地說，憲政是指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換句話也可以說，所謂憲政，就是指堅持以人為本的、奉行憲法規則至上性的法治政治。

從這個意義上看，要實施憲政，就必須謀求人的主體性與政治的規則性的統一并最終體現在憲法規則之中，也就是要運用憲法規則調整憲政主體之間最根本的利益關系。從西方憲政的發展來看，近代西方憲政主要關注國家與公民或者說權力與權利之間的關系問題，其基本價值是控制國家權力而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到了現代以后，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憲政關系在西方已經達成了基本的共識，于是，西方憲政就將關注的重點轉移到公民之間的利益關系問題，從而，產生了西方的新憲政"平衡"理念。在我國，傳統的憲法學理論一方面將憲法定性為是各種政治力量（或各階級）對比關系的集中表現，另一方面又把憲法限定為主要是調整以國家或國家機關為一方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并認為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調整公民之間的關系。1而近年來，憲法學界進一步將憲政幾乎等同于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如有學者認為，"從憲法學的觀點來看，在理論分析中有可能也有必要將憲法關系的基本主體歸結為公民與國家。其根據在于，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憲政社會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政治關系，其他主體的關系都是從公民-國家關系之中派生出來的，特別是其他主體所承擔的權利義務都是從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中派生出來的。"［1］（P139）由此可見，我國有的憲政觀念在理論上還停留在西方近代。

實際上，西方近代和現代的憲政問題，在我國同時并存，需要一起解決。因此，我國現今的憲政理念與制度必須同時處理好兩重憲政關系，一是公民與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即公民權利與公共權力（政治權力或國家權力）之間的權益關系。二是公民之間的利益關系，即公民權利之間的關系。從公民之間的利益關系來看，涉及到公民在地區之間、職業之間、性別之間、民族之間、種族之間以及其它利益群體之間的多種利益關系，然而，在利益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分化日益擴大的我國，窮人與富人（或者說精英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權益關系，是眾所周知的、極其重要社會利益關系，需要從憲政上高度關注和有效調整。因此，本文將從窮人與富人之間權益關系的視角分析公民利益的憲政博弈。

一、公民利益博弈的憲政模型

如上所述，公民的利益博弈在憲政上有兩個視角，即公民與國家之間的權益關系和公民之間的利益關系。這兩個視角各有自己獨特的憲政特性和分析功能，但是，它們又具有內在的聯系。正是這種內在的聯系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利益格局，即作為憲政博弈機制的"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或稱"憲政三角形"（見下圖）。這種"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它對于觀察和分析公民社會的利益關系和公民政治，是一種很有分析價值的理論模型。

政府

窮人富人

公民利益博弈的這種憲政模型所具有的理論分析價值，可以從以下方面來理解。

（1）政府、窮人與富人在公民利益博弈中具有三極性。第一，政府，這里即是指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機關。作為"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的一極，政府應該代表公共利益，并對公民之間的利益博弈關系進行協調，但不能有自己獨立的特殊利益。政府應該選擇或運用公共規則、行使公共權力（或政治權力），而且，政府應該是社會公正的代表和體現者。第二，窮人。他們往往是弱勢群體，這種稱呼與低收入階層、老百姓、勞動人民、社會大眾或者說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具有關聯性。作為"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的一極，窮人也擁有其獨特的利益，是一種公民群體或利益群體。窮人以人數眾多而體現其社會作用，表現其政治能量。第三，富人。他們往往是強勢群體，這種稱呼與老板、精英階層、有產者階級或者說資產階級之間具有關聯性。作為"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的一極，富人有其共通的利益，富人也是一種公民群體或利益群體。富人以其個體能力與財富決定其社會地位，發展其社會作用，顯現其政治能量。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政府、窮人與富人在公民利益博弈中所具有的三極性，是一種理論分析模型的最高抽象和最簡約設計。在實際上的憲政博弈中，還會有其他的憲政主體或憲政角色參與進來，形成"憲政四角形"、"憲政五角形"或憲政多重博弈格局。如在我國的房地產領域，利益博弈除了政府、房產商和消費者之外，還有銀行、房產投資者和學者等參與其中，從而，形成了現實的復雜利益關系和博弈機制。但否認怎么說，政府、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利益博弈關系還是最基本的憲政關系。

（2）政府、窮人與富人相互之間具有三重利益博弈關系。第一，窮人與富人之間，是公民之間的憲政權利義務關系。他們在利益上可能是對立的（兩敗俱傷現象），在對既有社會利益進行分配時，存在著零和博弈的利益關系，也可能是互助的關系，即窮人和富人利益增長的互相依賴（如富人的慈善行為），還可能是共通的，他們共同與政府之間存在憲政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即政治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擁有共同的利益關系和權利訴求。第二，窮人與政府之間，存在著憲政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窮人需要政府的保護，而政府則需要窮人們的支持。第三，富人與政府之間，也存在著憲政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政府的政策需要富人們的積極支持，富人也需要政府保護其財產和利益。

（3）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在人類政治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存在狀況。第一，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異變為人民的政府對剝削階級的壓迫與專政，甚至演變為政府與窮人（人民群眾）的直線權利關系，如我國以前沒有"富人"存在的"貧窮的社會主義"時期。第二，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異變為"政府與富人聯盟"共同對付窮人的利益格局，如馬克思主義認為，剝削階級的國家機關，就是富人的俱樂部。另如各國現實存在的"金權政治聯盟"，以及我國的"富人參政"的個別不正?，F象。另外，2004年中國足球界的"俱樂部"與"足協"之間的利益斗爭，或者說就是"財富"與"權力"之間的博弈，實際上就是"財富者"向"權力者"挑戰，提出要"革命"或要改革。這好像與"人民群體"-"球迷"沒有什么直接關系或無視"球迷"的利益。第三，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獨自利益博弈，如前國家的原始社會，就存在非國家的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另如國家政治下的公民社會中，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第四，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人們之間的貧富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現實可行的"公民利益博弈三角形"，就是由政府、窮人與富人相互之間的利益的動態平衡所構成的憲政體制，即"憲政三角形"，如現代西方國家。

二、我國貧富公民利益博弈的現狀

我國現在正處于"雙重轉型"的時代，因此，必須同時處理好公民與國家之間、公民之間的利益關系。中共"十六大"將人民的范圍擴展到了包括"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新人民"程度。在這種"新人民"條件下，特別要處理好"窮人"與"富人"之間的權益關系。

我國現行憲法所確立的私有財產保障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為公民提供了防范政府機關濫用職權而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的法律武器，也為公民（窮人與富人）之間進行利益博弈提供了基本的"游戲規則"，從而，有助于公民利益博弈的公平機制的形成。但是，從我國私有財產即公民私人利益保障三維博弈的現狀來看，卻不容樂觀。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案例及其相關社會現象中看出。

案例1：湖南嘉禾縣珠泉商貿城建設強制拆遷案

湖南嘉禾縣珠泉商貿城是一個以商業營業用房為主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據媒體披露，2004年5月，為實施該項目，縣政府有關部門違法為開發商發放《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證》、《房屋拆遷許可證》以及違法下達強制拆遷執行書。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縣委、縣政府濫用職權強制推行拆遷，采取一些侵犯人權的違法作法，如喊出"誰影響嘉禾發展一陣了，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的口號（而"人權入憲"的修憲剛過不久），并出臺"四包兩停"（被當地人稱為"株連九族"）的政策，導致親人反目、夫妻離婚。有關部門先后對11名公職人員進行降職、調離等錯誤處理，并錯誤拘捕李明會等三人。媒體報道之后，湖南省和郴州市聯合調查，但查處不力。后由建設部調查組親自調查。最后由湖南省有關黨委、政府對集體濫用職權違法拆遷、損害群眾利益的黨政領導人員依法或依黨紀作了處理。2004年6月4日，國務院副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嚴格拆遷管理的有關問題，同意湖南省對嘉禾縣珠泉商貿城建設中違法違規有關責任人所作出的嚴肅處理。

眾所周知，城市建設拆遷糾紛，在我國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社會矛盾。據統計，建設部2002年1-8月份受理來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遷問題的占28%。上訪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遷問題的占70%；在集體上訪的123批次中，拆遷問題占83．7%。另據建設部統計，2002年1-7月份，全國因房屋拆遷引發三級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傷。2003年曾發生南京拆遷戶自焚的事件。

從上述案例和這些拆遷糾紛來看，往往是作為弱者的拆遷戶，應對開發商與政府機關結合起來的強大聯盟。全國政協委員袁祖亮曾指出，房屋拆遷矛盾激化的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門或政府設立的指揮部充當拆遷人，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強行與被拆遷人簽訂不平等協議，達不成協議就進行行政裁決，組織有關部門強制拆遷。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淪為開發商的打手，引發了拆遷領域的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并最終損害被拆遷人的利益。由此而引發了我們對拆遷戶、開發商與政府機關三者之間在拆遷過程中權益博弈的思考。

案例2：總理親自為農民工討工錢

2004年春節前，總理在重慶視察工作時，親自幫助農民工討工錢。對此，媒體的報道，主要是盛贊領導人關心人民的疾苦與切身利益，以及政府和領導人的親民形象。不過，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想到另外一些問題，即如農民工與老板之間為何會這樣普遍地出現拖欠工錢的現象？現有的勞動法與地方政府機關和公務員為何未發揮應有的作用？政府、農民工（工人）與老板（企業主）之間又應該是什么樣的權益博弈格局？等等

案例3：民營企業家王德根被聘任為四川省武勝縣副縣長

2003年6月17日，四川省武勝縣人大常委會向民營企業家王德根頒發了聘任王德根為四川省武勝縣人民政府副縣長的聘書。聘書上寫著："武勝縣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定，聘任王德根為武勝縣人民政府副縣長（聘期從2003年6月-2007年12月）"。

對此有媒體說，"這可能是目前中國最奇特的官員任命方式"，因為采用這種"聘任"方式沒有憲法與組織法的明確規定。副縣長屬于公職，但王德根卻沒有公務員身份甚至國家干部編制。雖然經過了組織程序，但卻又屬于"聘任"。由此而引人注意的，卻是中國現在另一焦點問題，即"官商"現象（如安徽蕪湖的"紅頂商人"群體，即黨政官員到企業兼職），以及"商官"現象，即所謂"商而優則仕"、"企業家從政"、"富人從政"。有些地方，根據納稅多少而可以獲得相應的"官位"。這種"金權政治"關系，是"權力"與"財富"之間的相互需要，但它涉及到整個社會的利益與公平，關涉到窮人在社會中的利益與地位，可能引發社會新的不平等。于是，由中國的商人（企業家）參政或從政也引出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即如何建構政府、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權益博弈的憲政格局。

從上述案例和相關現象的分析來看，我國在公民利益博弈機制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必須予以完善。（1）法律規定不完善的問題。我國已有《民法》、《繼承法》等，但沒有專門保護財產權的單行法律。不過，現在，《物權法》正在制訂過程中，如能頒布實施，將有助于私有財產的保護。物權法，主要是規范不動產，即與土地、房屋有關的權利，所謂"物權"，是指人對物直接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物權法》實際上就是對憲法所規定的私有財產保護的具體化。（2）窮人與富人之間的權益博弈，在我國，實際上多采用"弱肉強食"的強力政治方式，而不習慣于"規則至上"的法治政治方式。另外，窮人或弱勢群體沒有足夠的制度保障、組織資源和能力（如工會組織）與強勢群體的富人進行對等的利益博弈。"富人參政"可能帶來中國利益分配的新的不公平問題。地方政府的利益傾向或價值取向存在不公平的問題。在城市開發的房屋撤遷中，政府機關成為開發商的"幫手"。在打工者與老板之間的利益糾紛中，地方勞動仲裁機關對老板的偏向。在老板富人與一般民眾的利益關系中，地方政府機關對一般民眾利益的輕視或忽視。等等。（3）在富人與政府之間的權益博弈中，富人、企業家往往又成為弱者。如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被"社會主義改造"；在80年代以后的成長過程中，被"吃拿卡要"；在與公有制企業之間的競爭中，被不公平對待。另一方面，中國民營企業家距離所謂的"企業公民"的標準，又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南方周末》搞了一個"2004年南方周末中國內地創富白皮書"。他們根據個人財富、社會責任、企業文明和公眾形象四個方面指標，來評價和排序"創富榜"。他們提出，現在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存在著三個方面的突出問題，即現代企業公民意識尚待培養；尊重和保護職工合法權益狀況有待改善；依法經營的意識也有待提高。作為富人的民營企業家要作好"企業公民"，就應該"在陽光下創富，并讓社會的每一個人都能沐浴在財富的陽光下"。這就更需要政府機關扮演好自己的"公共角色"，作自己應該作的事情。（4）一些地方政府機關仍然沒有扮演好自己作為公共機關的"角色"。在"公權"與"私權"、"窮人"與"富人"之間，沒有找到合適的位置。從執政綱領來看，是"執政為民"，也表現出"親民"形象。但有些地方政府和官員則搞"官商共榮"。這種形式上親民，實質上忽視窮人或社會大眾利益的作法，走到極端，最后將不是"共贏"、"共榮"，而是"俱損"，如四川省曾發生的一農民（個體戶）與百萬富翁同歸于盡的事件。政府推行的一些制度，如個人所得稅，由于具有制度不健全，沒有發揮"以富濟貧"的應有作用，反而出現了"打貧益富"的情況。當然，由于存在民營企業家的權益、富人的財富，也沒有得到政府和法律應有保護的情況，因此，他們就懼怕被再"公有化"、沒有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胡亂花錢與資金外逃，也不會履行公共責任。為此，政府應該站在社會之上，制定和實施規則、制度，公正地協調社會利益關系。（5）作為社會公正與良心的重要代言人的知識分子（學者），有"異化"為特定利益人或特定利益代言人的現象，這也是需要正視和矯正的問題。

三、我國公民利益博弈機制的健全從我國憲政制度與機制的發展程度來看，要健全貧富公民利益博弈機制，首先需要從基本的公民社會、公民政治、公民文化、公民自治和公民組織等方面的建構與完善入手。

1．發展公民社會

現代公民社會是區別并相對獨立于國家政治和私人生活的第三領域，即公共生活領域，美國學者戈蘭?海登說，公民社會被定義為"處于個人與代議制政治之間的有組織的社會生活領域"，［2］（P99）作為公共生活領域的公民社會是公民個人自主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非常重要的社會空間。一般地說，公民社會能夠伸張個人權利；倡導多元化、公開化和開放性、參與性；培養自治能力、公民道德與責任感等公民的權利、義務與主體人格。因此，公民社會具有自主自決性，"社會自主性被看作是公民社會思想的核心"，［3］（P183）可見，公民社會既然是"自主行為的公民進行公開交往的空間"，那么，公民社會的成長當然也就有助于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但是，我國傳統社會是家國同構的社會，奉行國家整體主義，壓制個人的自主獨立和個人的生活空間。有學者提出，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近代西方以來的與政治國家分離的市民社會，也沒有發生類似于古希臘羅馬的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重合。盡管在明清以來出現過城市市民生活的空間，但傳統社會中的市民生活領域從來都是在政治上從屬于高度集權的專制皇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完全同一，市民社會為政治國家所完全吞噬。在專制皇權下，權力所保障的是權力的通行，而不是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因此，在傳統中國社會，"沒有也不可能有類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普通民眾只是臣民而已，他們沒有政治的參與權。......正因為中國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入現代社會的，所以對于我們進行民主政治的追求有著特別艱難的歷程。今天在中國發生的經濟改革，市場經濟建設，也許為中國的市民社會的培育提供了最好的歷史契機。在西方市民社會發展的歷史上，正是近代以來的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西方近代市民社會的成長提供了物質和精神的基礎"。［4］（P129-130）

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又形成"國家政治"統制一切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一體化的社會，同樣也沒有個人生存的空間。另外，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后，又出現了國家政治領域與私人生活領域的兩極分化，缺少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中介，這仍然不利于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因此，發展公民社會，擴展公共領域，是以人為本的政治發展觀的必要內容。

2．推行公民政治

從"三分法"的角度，可以將公民社會看成是非國家政治領域的履行社會政治的公共領域，因此，公民政治也可以稱為公民社會政治。相對于"人民政治"而言，它是謀求公民個人自主自由即個體政治主體性的公民政治，而相對于"國家政治"而言，它是公民社會即公共領域的政治，是一種社會政治。劉德厚教授認為，人類社會包括我國必然要從國家政治走向社會政治。在國家政治過程中，人民是國家權力的擁有者和合法性基礎，公民則活動于國家權力具體運用和操作的過程，其活動方式由憲法和法律規定。在政治實踐中，人民只有成為公民才能實現作為國家主人的合法性。實際上，人民政治的推行，人民政治主體性的實現，必須走向公民政治，謀求公民的政治主體性。因此，從人的主體化來看，走向社會政治，走向社會民主，就必然是施行"公民民主"，人本政治也必然要從人民政治向公民政治提升。所以，我國政治的人本化，應該是在人民政治基礎上實行公民政治。

可以說，與國家政治或者人民政治不同的是，公民政治的含義存在以下幾個特點，即（1）政治人從臣民轉變為公民后，國家的活動領域主要限于政治領域。（2）公民政治的主體是公民，沒有公民就不可能形成公民政治，當然，有了公民存在也不一定就形成公民政治。（3）公民政治的基本內容是公民與國家在互動中形成的特定的權利與義務關系，以及公民社會自身的政治活動體系。

公民政治的發育程度和發展水平與某一國家的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緊密相連。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社會成員沒有獨立的政治人格，人也不是被尊重為人的，實際上，并未真正建立起公民政治體系。在我國，要推行公民政治，需要涉及到政治人本化和以人為本的政治發展的各方面。比如需要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完善；需要政治文化從權力政治向法治政治的轉型以及憲法政治、法治社會的建設；需要從人民本位向公民本位的提升，需要公民社會、公民領域和公共組織的成長，當然，還特別需要公民文化、公民意識和公民道德的培養以及公民獨立人格的確立，公民政治參與程度與廣度的提高，等等。

3．培育公民文化

在我國，要實行公民政治，必須造就出合適的公民文化，這包括了兩個方面，首先是在全社會和政治領域樹立起"公民"、"公民社會"和"公民政治"等公民文化觀念。因為，在中國社會里，人們更多的是"人的"自然意識，人們缺損一種"人的"社會意識，尤其是人的自我意識更是如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只有一種意識根深蒂固，那就是"官本位"意識。與此相對應的社會應該具有的公民文化觀念則是淡薄的、缺損的。因此，樹立和擁有并且具備公民文化，即公民的政治主體性觀念和"政治人"觀念，這是現代公民社會制度建立的文化前提和思想基礎。

其次是培養每個公民的主體意識和公民的主體能力。從公民意識與政治人本化發展之間的關系來看，一方面，我國"政治的體制的改革依賴于公民意識的生長"，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我國"當前政治改革的根據和宗旨，就是公民社會的建設；而公民社會的建設和結果就是公民意識的提高；而公民意識的提高或人心的向上，則需要超越精神在我們人格中的復興"。［5］（P124）正因為如此，我國特別需要培養公民意識，甚至可以說，"公民意識要從娃娃抓起"，因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人文觀念和公民人格。公民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人文觀念是公民道德的基礎，我們對下一代的價值觀培養，注定了只有一種選擇，就是人文觀念和公民人格。因此，要建立公民社會，必須要有公民意識，要實現人權，必須要知道什么是人權。如果沒有公民意識，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人權，怎么能知道如何保障自己這份與生俱來的權利，怎么會尊重別人的權利。沒有公民意識和人權觀念的人就不能成為現代社會的公民，就不能建立公民社會。

公民意識的培養，其目的是要樹立有自主獨立人格的"政治人"-公民。這正如我國《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所提出的，要"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養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因此，公民意識的培養，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1）消除"群眾"意識。在我國，習慣上用"群眾"來理解"公民"，將"公民"比附于"群眾"。在一定意義上說，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之所以長期步履維艱，是與這種群眾觀念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影響緊密相關的。（2）要培養公民的人格意識，公民必須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同時，培育主體意識，因為，自主意識、平等意識是公民意識的基本構成要素，公民應以個人的獨立性、自主性為存在前提。（3）培養公民的法律規則意識、公共責任意識、權利意識和義務意識。從公民的政治法人人格來看，公民意識的內在結構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合理性意識是公民意識的內核，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得以確立和運行，都離不開社會成員對其制度價值合理性的普遍有效性認同。其次，合法性意識是公民意識的基礎構成，如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強調，不管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會采取什么形式，不管它怎樣處理它的事務，這個制度總是必須首先找出獲得人民效忠的途徑，這個途徑就是制度合法性的確立。最后，積極守法精神是公民意識的外顯層面，包括護法精神、權利主張精神和義務的自覺履行精神等。

4．發展公民組織

公民的政治主體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公民組織實現的。有學者指出，"公民自發組織的社團，是他們從事社會參與活動的一個重要平臺。......人們本著尊重人權的價值理念和非暴力、寬容、團結、互助的公民社會的精神，在自己組織的協會、團體或自助組中展示著參與的熱情，填補著政府工作的空白。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日趨強盛，形成了在影響力上同政府及企業界并駕齊驅的第三部門"。而且，"這些公民社會中的團體將個體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不容忽視的社會資本（借用RobertPutnam之語）或形象資源（如團體骨干可成為公民代表候選人）"。［6］（P117、118）另外，英國學者戈登?懷特也強調指出，"強大的基層/社區組織和獨立的經濟利益集團可能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頗有價值的方面，它們同國家的關系可能是更加遙遠的或''''不許國家干預''''"。［7］（P85）因此，要展現公民的政治主體力量，謀取公民的政治主體地位，實現公民的政治主體利益，必須發展公民社會組織。這是我國政治人本化、社會化和公民化的組織形式。

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利益開始迅速分化，利益分配間的矛盾更顯突出，利益的公平協調更為必要。不同的利益群體要在一個社會中和諧共處，必須公正協調相互間的利益關系。在利益協調過程中，代表各自利益的利益組織十分重要。相對于資本而言的處于弱勢的群體，更是需要工會之類的組織真正代表和維護其利益。

公民社會組織的建立健全，對于提升工人、農民等社會弱勢群體獲取政治資源、參與政治活動、獲得政治利益等的能力與機會，很有政治價值。這有助于農民工（工人）與老板（私營企業主或民營企業家）之間形成均勢的、公平的權益博弈格局，以達到利益共贏的效果。因此，以人為本或者以人民為本的政治，就必須創建公民社會公平競爭獲利的機會、機制，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更公平的信息、情報、能力、組織機制等手段、資源與價值。特別是農民、農民工、工人或者一般群眾，非常缺乏保障自己權益的農會、工會等"組織資源"、"制度機制"，以至一個農民工為了討要自己應得的工錢，而必須請國家總理出面。

5．實行公民自治

社會自治是社會政治的重要形式。中國的社會自治，現在主要是"基層群眾性自治"，如居委會和村委會的自治管理等?！吨腥A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由于"群眾"、"村民群眾"和"居民群眾"的政治含義與政治地位，不能適應政治的人本化、社會化和公民化，因此，要通過公民利益博弈實現公民的政治主體性，在群眾觀念轉化為公民觀念的同時，必須從"群眾自治"轉型為"公民自治"。在政治市場博弈中，培育公民的主體人格，健全公民組織，完善政治市場競爭規則體系，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實行協商民主、協商政治，使富人與窮人等不同利益群眾之間有一個利益協商的平臺與機制，從而，著力建立我國的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因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實行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社會，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要妥善處理各方面利益關系，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設的成果。

[1]周葉中.憲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美〕戈蘭?海登.公民社會、社會資本和發展：對一種復雜話語的剖析［J］.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英〕吉迪恩?貝克.公民社會和民主：理論和可能性之間的差距［J］.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4]龔群.論市民社會對現代國家的作用［J］.對話中的政治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姜涌.公民意識的自覺［J］.理論學刊，2003（5）.

[6]甘紹平.論公民社會［J］.對話中的政治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英〕戈登?懷特.公民社會、民主化和發展：廓清分析的范圍［J］.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注釋：

1這種矛盾的觀念與思維邏輯，在我國以前的一般憲法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