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民事裁判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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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裁判的客體及范圍限于原告的起訴范圍，何時起訴、起訴的內容、對何人起訴、訴訟標的以及請求范圍均由原告決定，尤其原告不得聲明其請求內容的范圍由法院自由決定，法院不得超出當事人的請求范圍進行裁判。

[基本案情]

2010年5月27日，被告陸某向原告徐某借款人民幣10萬元，雙方約定：借期（歸還日期）至2010年7月6日止。逾期每天需交付滯納金人民幣300元整。該筆債務由被告華某提供擔保。2010年8月25日，被告陸某通過中國農業銀行向原告徐某匯款人民幣15000元，償還其2010年5月27日向原告徐某的借款。

原告徐某訴稱，2010年5月27日，被告陸某由被告華某擔保，向我借款人民幣10萬元，約定于2010年7月6日歸還，如逾期則每天交付滯納金人民幣300元。但被告陸某至今未歸還借款。請求判令被告陸某歸還借款人民幣10萬元，并承擔逾期還款的滯納金人民幣18900元，被告華某對該筆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被告陸某辯稱，借款是事實。但我于2010年8月25日通過中國農業銀行匯款歸還了人民幣15000元，現實際欠款為人民幣85000元。約定的逾期滯納金不符合法律規定，最多按銀行貸款利息4倍予以計算。

被告華某辯稱，答辯意見與被告陸某相同。對本金和利息，愿意承擔相應的擔保責任。

[判決結果]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一百一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陸某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歸還原告徐某借款人民幣85000元，并按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支付逾期違約金，其中本金人民幣100000元自2010年7月7日計算至2010年8月24日，本金人民幣85000元自2010年8月25日計算至2010年9月9日。

二、被告華某對上述債務、逾期違約金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三、被告華某承擔保證責任后，有權向被告陸某追償。

四、駁回原告徐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爭議焦點]

本案中的違約金計算時限，計算到起訴之日還是判決書確定之日？

[法律分析]

本案借款合同中約定的滯納金實際起著懲罰違約者和補償守約者的作用，應視為違約金。本案中的原告徐某在起訴時，把違約金的數額只計算到起訴之日（原告徐某在起訴狀中要求兩被告承擔逾期還款的滯納金人民幣18900元，2010年7月7日至起訴之日即9月9日計63天，每天300元，計63*300=18900元），在本案審理過程中也沒有變更其訴訟請求，按照“不告不理”的民事訴訟原則，法院只能根據其訴訟請求來確定違約金的起止期限。

1、本案的裁判范圍問題

民商法理論上的處分原則，又稱處分權主義，是指當事人對訴訟請求享有主導權的原則。民事訴訟貫徹處分原則的依據是，民事訴訟的裁判對象是私法上的權利，而私法上的權利在裁判以外或按照私法自治原則由當事人自由處分。作為私法自治原則在裁判中的體現，民事訴訟承認當事人在訴訟中對其實體權利進行自由地處分。

按照民事訴訟理論對處分原則的規范性解釋，處分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內容：一是“不告不理”原則，在當事人未提出相應的訴訟請求的情況下，法院不得主動對當事人之間的爭議進行裁判。二是裁判的客體及范圍限于原告的起訴范圍，何時起訴、起訴的內容、對何人起訴、訴訟標的以及請求范圍均由原告決定，尤其原告不得聲明其請求內容的范圍由法院自由決定，法院不得超出當事人的請求范圍進行裁判。也就是說，民事訴訟的訴訟標的和請求范圍的確定，應當依當事人的意思表示為準，實行當事人主義。法院在審理中受起訴人提出的訴訟請求范圍的限制，不得審理訴訟請求范圍以外的問題。作為例外，對于訴訟費用，原則上實行敗訴者承擔的原則，并由法官依其職權作出具體數額的裁判。

本案中，原告徐某在起訴狀中要求兩被告承擔逾期還款的滯納金人民幣18900元，其將違約金的數額只計算到起訴之日，法院只能根據其訴訟請求將違約金計算至起訴之日，而不能超越其訴訟請求將違約金計算至判決確定之日。

2、本案中的訴訟請求是否明確的問題

《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起訴必須要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實施理由。所謂“有具體的訴訟請求”，是指原告所提出的實體權利的主張，在內容和所涉及的范圍上，必須具體化，能夠界定，否則法院無法對案件進行審理和作出裁判。

本案中，原告徐某請求判令被告陸某歸還借款人民幣10萬元，并承擔逾期還款的滯納金人民幣18900元，被告華某對該筆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這一訴訟請求很明確、具體，法院有權依據其訴訟請求作出裁判。

原告人提出，如果籠統地要求將違約金計算至判決確定之日或者僅要求被告支付違約金，將導致其訴訟請求不具體，不好交訴訟費，因為訴訟請求要在起訴之日明確，而在起訴之日無法預知判決確定之日。實際上，不能機械理解法律規定，法律規定的“具體化”是相對的，并非絕對的，只要法院能依據原告的訴訟請求進行審理和作出裁判就夠了。如果原告在訴狀中要求將違約金計算至判決確定之日或者僅要求被告支付違約金，不影響法院對該案進行審理和裁判。在繳納案件訴訟費時，可以先預交一定金額，待案件判決確定后（判決中有關于案件受理費數額），按照“多退少補”的原則辦理。

違約行為時間的長短，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對方損失的多少。在民間借貸案件中，權利人的損失一般為利息損失。由于本案中，起訴時間到判決確定之日有近三個月的“空白期”，在該空白期內，原告有利息損失，法院判決要求被告按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支付逾期違約金，已經對原告有所補償。民法以對權利人進行補償為原則，“任何人不應從他人的違法行為中獲利”，在原告徐某明確要求將違約金計算至起訴之日，法院判決已對其損失有所補償的情況下，其又要求將違約金計算至判決確定之日，屬無理要求，法院不應支持。

3、法官的釋明權行使限度問題

原告徐某提出，在庭審中，法官沒有提醒其明確訴訟請求（即沒有詢問其將違約金計算到何時），導致其經濟損失。這實際上涉及到法官釋明權行使范圍問題。

釋明權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主張或陳述不明確、不充分，或有不當的訴訟主張和陳述，或者他所舉證的證據材料不夠而誤認為足夠了，在這些情況下，法院對當事人進行發問、提醒，啟發當事人把不明確的予以澄清，把不足的予以補足，把不當的予以排除、修正。釋明權是民事訴訟進行過程中法官的一種訴訟行為，法官實施這種訴訟行為的對象是當事人，其目的是引導訴訟的有序進行，實現訴訟效率與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頒布施行,強化了民事訴訟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的責任,體現了法院在司法活動中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尊重和保護,同時也第一次創設了審判人員的“釋明義務”。

任何權利的行使都應該有限度，否則就會被濫用。法官在行使釋明權時，應遵守公開、中立、適度原則。換言之，法官的釋明權應有限度，即法官的釋明內容一般是抽象的，不應具體到細節；涉及處分的法律后果時，應作假設性、選擇性提示，而不應作傾向性、唯一性提示。如果法官在原告訴訟請求具體、明確、并無不當的情況下，友情告知或提醒原告變更訴訟請求，以便對原告有利（使本案原告獲得更多的違約金），則是對原告的偏袒，對被告的不公，已突破了釋明權的范圍。違背作為現代審判基礎的不告不理原則。.

4、意思自治原則的例外

意思自治原則是民法中的一項重要原則，在實現法律對民事社會關系的調整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該原則的適用不是不受限制的、任意的，而是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的，只有在滿足特定的條件的情況下，該原則才能夠發揮其相應的作用，超出了特定范圍、不符合特定的條件，就沒有該原則發揮作用的余地。

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絕對的，意思自治不能損害國家、社會、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要在法律和社會公序良俗允許的范圍內運用才視為有效。

在民間借貸中，如果雙方約定的利息、違約金過高，則易誘發金融風險，損害社會利益。國家對民間借貸的利息進行適當限制是合理的，并非對意思自治原則的違背。

民法以補償為原則，以懲罰為例外。違約金起著懲罰違約者和補償守約者的作用，但應以補償守約者的作用為主。過分高于損失的違約金易引發合同當事人故意誘使對方違約以牟取高額違約金的道德風險，也違背民法以補償為主的原則。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九條規定，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30%的，可認為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在本案中，雙方約定了每天300元的滯納金，顯然已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在本案中，原告徐某聲稱是借高利貸轉借給被告陸某的，其經濟損失很大，但其沒有提供證據（“誰主張，誰舉證”）。法院只能將其遭受的損失認定為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的1倍。至于違約金最終如何調整，是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的范圍，當事人無權干涉。本案中，法院比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關于民間借貸利率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4倍的規定，確定違約金，已經對原告徐某的經濟損失予以合理、充分的補償。

5、關于裁判的時間問題

法官應在查明事實的基礎上作出判決，在證據支持的事實（法律事實）已經查明的情況下，法官依法作出判決，并無不當。《民事訴訟法》第129條規定，法庭辯論終結，應當依法作出判決。在法庭辯論終結后，法官即擬判決書稿，在閉庭后，法院向當事人送達判決書，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先審后判的問題。判決的送達之日即為判決的確定之日，判決書上注明的時間只是判決書的寫作時間，而非判決確定或宣判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