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電影隱示文化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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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紀電影的現實轉向深刻反映了社會轉型期經濟文化生活的復雜變化。經濟對社會文化生活的影響愈來愈大。以影片《大腕》為例，片中呈現了一種兩套邏輯即實質理性邏輯與形式理性邏輯交織在一起的交換行為。交換的成功進行隱示著一種文化困境，即文化價值領域受到了經濟理性的滲入和影響，經濟領域中的形式理性原則削弱了文化領域實質理性的行動原則。這種情形容易導致人們的焦慮、迷茫和失落。

［關鍵詞］電影;文化困境;經濟理性

一、電影的現實轉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在發生著劇烈的變革。政治、經濟、文化錯綜復雜地聯系著、相互作用著。文化景觀一變再變，作為其構成之一的電影藝術和電影產業深受影響。無論是電影的商業運作、市場營銷策略，還是影片敘事方式、情節類型、語言模式等，在四十多年間都在復雜地變動著。這種變化的原因及反映的癥候與體制、意識形態、市場、經濟理性等有密切關系，它們共同造就了四十多年的電影發展。這種變化的表現如果以“年代”來描述，那就是，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電影人是用電影媒介言說社會、歷史，那么90年代電影人則面對著一種歷史感的彌散，而新世紀后，關注現實的傾向愈加凸顯。如果以影片的“我—他”想象結構來看，即使不能說單一意識形態的影響弱化了，但明顯的是，在市場化意義上展開的一種與政治無涉的文化領域在新世紀以來日漸受到關注，電影系統的發展空間多樣化了。在官方與民間意識形態的相互作用中出現了一種可能的空間，尋求政治上絕對安全的電影樣態成為可能。［1］如果說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中國電影是在所謂“后現代”的表述中遭遇著工業社會的現實，那么，新世紀后這一現實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經濟對社會文化生活的影響愈來愈大，以至于人們都在其中尋找著價值和方向。電影生產和電影敘事對這一現實的變化有著獨特的反映。以開啟內地賀歲檔電影的馮小剛導演的影片為例。馮式電影之所以取得不菲的票房成績，至少與兩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方面是電影生產制作比較早地采取了市場運作模式。經濟領域的成本—效益、投入—產出法則被納入電影生產制作考慮之中，資本與市場變得重要了。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力，而這正合于市場經濟的現實邏輯。可以說其電影的成功是順應并利用了經濟潮流。僅就電影制作而言，成本—效益的考量意味著一種模式的變化;就增強電影的影響力而言，它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相對于計劃體制，它具有更大的優勢去滿足觀眾的需要———一種生活在消費社會中的現實需要，或許只有這種市場運作才會更好地迎合大眾的消費心理。另一方面，就電影敘事而言，影片的效果表現直接說就是能抓得住觀眾，能吸引觀眾前去觀影。這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電影敘事的世俗化，它反映的是大眾生活，反映的是作為大眾主體的平常人的生活百態。凡人瑣事總關“情”。這又是發生在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漸趨凸顯的時候。在馮式電影調侃的敘事中，觀眾能比較容易地從影片中發現自己經常關注的現實生活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影片在啼笑皆非的表述中，隱藏著對現實不合理現象的一種幽默的揭露和諷刺，啞笑之余，也觸發了人們的深思。它在藝術表現上比較好地協調了電影的雙重表達，一重是觀眾直觀獲得的信息，主要是視聽形象和瞬時感受，另一重是蘊含的間接的隱喻信息。這雙重表達從內容上看都是貼近現實生活的。正是在這種朝向現實的轉向中，文化價值領域因經濟因素遭遇的困境才有可能在電影敘事中集中顯現出來。

二、電影《大腕》聚焦交換行為的敘事解析

一般而言，影片敘事是導演主觀動機的產物。但當影片一經出爐，即作為一個客觀文本呈現出來，它受到何種評價，它表述的內容與現實之間是種什么關系以及如何進行理解，都屬于影片產生的客觀后果。這些后果不一定與導演的主觀動機相符。故一些不被制作者看好的影片可能會贏來票房奇觀，一些影片則可能大爆冷門。這種情況反映的恰恰是當前文化領域的復雜性、不確定性。此處側重從客觀后果的意義上，對馮式電影《大腕》做一具體解讀。電影的核心構成都隱含著一套價值，這就是通過影片敘事要表現出來的深層意蘊。所謂“影以載道”，電影在不同時期會以不同的文化定位來反映其所載的“道”。［2］《大腕》雖是一部喜劇，卻蘊含著對當下文化的反思，影片呈現了一種交織著復雜關系的商業廣告行為對社會生活的滲透和影響。影片的敘事結構、情節、語言、表現手法等是出于藝術表達和迎合大眾消遣的需要［3］，但是影片表述的事實卻是對文化現實的一種折射。文化價值領域在現實中的劇變在其中有諸多反映。這集中體現在影片表述的交換現象。影片主角尤優與廣告商發生交換關系前準備籌辦葬禮的行為在影片中所占比重甚大。名導泰勒想辦葬禮，他在選擇委托人時考慮的主要是朋友和信任關系。葬禮在傳統文化中是一種莊嚴的儀式，它是以情感和終極價值為支撐的。尤優承接了這一任務，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沒有考慮后果和條件的一種價值合理性行動。所謂價值合理性，體現為對特定舉止如倫理、美學或宗教的舉止等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信仰，是行動者對義務、尊嚴、美、宗教、孝順，或某一件“事”的重要性的信念;秉持這一信念的行動就是價值合理性行動，它是根據行動者認為是向自己提出的“要求”而發生的行為。［4］對尤優而言，因為是朋友的要求，所以要幫忙。接下來，尤優開始籌辦葬禮，完成朋友的遺囑，履行情感的承諾。這是尤優作為傳統文化代言人的一種承諾和行為。對于如何籌辦，他原有一套自己的計劃，即對葬禮進行網絡設計———這已經顯現了現代經濟生活對傳統文化的影響。片中此處展現的是一種積極的影響，尤優不是徹底地抵制現代社會的成果，他努力要做的是如何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融合起來。但是尤優卻沒有足夠的錢，怎么辦呢?一般來說，社會行動都會涉及行動者做出主觀的決定，選擇并采取相應手段和方式，在觀念和情景條件的制約下去實現其目的。［5］尤優的決定就是葬禮費用通過做廣告獲得。這種決定看似荒誕，拋棄夸張性不言，從它表達的意涵中可以看出這一決定自有道理。首先，尤優主觀認定行得通，其次從社會角度看，社會似乎也認可。尤優之所以能拿到錢，原因之一在于他確實擁有名人聲望這一社會資源，使得他可以和別人進行等價交換。交換的對象是擁有經濟資源的廣告商。交換行為的發生需要一定的主客觀條件，該行為的最終目標只有通過與他人互動才能達到，同時該行為必須采取有助于實現這些目的的手段。［6］交換雙方都有需求，且擁有對方實現目的所需要的資源。廣告商擁有尤優急需的錢，尤優擁有廣告商需要的廣告載體資源。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借助名人效應進行廣告宣傳是很有效的營銷方式，是一種經濟合理化的手段。它是廣告商從追求利潤出發的純經濟性的行動(公益廣告例外)。無論什么事物，只要能帶來宣傳效果和利潤，經濟理性決定了商家似乎什么都可以不問而只管做廣告之用，名人聲望顯然符合這一條件。雙方的目標明確了，各自的手段也都具備了，交換行為水到渠成。遵循共同的價值準則，即社會認可雙方的資源可以等價交換，可以用貨幣來衡量，貨幣成了價值領域中的權威，人的價值可由它來判斷，尤優與商家似乎無交易成本地走到了一起。身為葬禮操辦者的尤優達到了目的，商家也得到了所想得到的。看似很合于市場環境中的經濟交換，其實不然。因為這種交換是隱含著兩種不同邏輯的交換，即在尤優籌辦葬禮(價值追求、文化屬性)與廣告商投放廣告(利潤追求、經濟屬性)的關系中，前一交換主體具有價值追求，交換客體具有文化屬性，其行為遵循實質理性的邏輯，實質理性是指注重行為本身所代表的價值，如忠誠、信譽、責任、正義等;［7］后一交換主體具有利潤追求，交換客體具有經濟屬性，其行為遵循形式理性的邏輯，形式理性注重的是成本收益計算，權衡最優手段以達目的。［7］這兩種邏輯在影片敘事中交織在了一起。這樣一種張力在影片中的交換行為上表現出來就是，后者占據了生活舞臺的中心，前者被擠壓到了邊緣。這種擠壓恰恰反映了更深層次上的文化遭遇的尷尬。

三、經濟理性對文化價值領域的滲入影響

人的行為受到社會價值規范及社會期望的調節和約束。彼此的互動關系中都帶有一定的主觀取向。這種取向包含在五對范疇中，即情感性與非情感性(判斷依據是互動關系中是否有情感投入)、擴散性與專一性(判斷依據是互動雙方權利義務的多寡程度)、普遍性與特殊性(判斷依據是互動遵循的規范性標準是一視同仁還是因人而異)、先賦性與自致性(判斷依據是對待彼此是基于對方的先天特質還是對方的行為表現和成就)、自我利益取向與集體利益取向(判斷依據是互動中優先考慮自身利益還是他人或集體利益)。［8］就影片中尤優與廠商的互動來看，其關系取向大致是非情感的、專一性的、普遍性的、自致性的、自我利益取向的。這在一般的經濟活動中是正常的。但一旦涉及葬禮，它就不僅是用金錢換取聲望這樣簡單的經濟交換，它因葬禮的文化屬性而呈現出更復雜的關系。在影片中，尤優是迫不得已參與交換。辦葬禮是一種文化現象，從屬于文化生活，體現的是尊重、情感、價值關懷、倫理的關系。它是傳統文化的一種典型表述，通常是難以被功利化的實質理性行為，很難用經濟領域的評價尺度來衡量。不過其方式卻是由社會環境所決定的，尤優要辦好葬禮，沒有經濟支持很難。不能不承認經濟系統始終支配著任何層次上的目標或利益的實現。經濟邏輯本是嵌入社會之中，但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卻使其獨立出來，并反過來使整個社會依賴于它的運轉邏輯。［9］這里出現了一種異化的現象，就是經濟手段被過分得凸顯，成了至關重要的因素，它不僅是必要的，而且還是主要的，以至于它由手段變成了目的，葬禮本身反而退其次了。電影中的敘事反映了現實社會的一個特征，即經濟邏輯成了現實世界的中軸原則。作為人們行為的指導準則，終極價值讓位給了經濟利益。在“一切向錢看”的經濟邏輯和商業主義面前，傳統文化遭受重創似乎是不爭的事實。［10］電影通過超現實的手法將之表達出來。圍繞著葬禮費用引起的沖突和緊張集中體現在主角尤優身上。尤優的個人動機與社會文化所賦予的角色期待很是難為了他。尤優之所以能夠參與交換是因為他確實掌握著優勢資源———名人的影響力或聲望。名人聲望之所以能成為交換資源，在于它可以直接作為得到金錢的資本。重點還不在這里，而在于它為什么可以用來交換，這首先是基于一種價值觀，即被社會所認可。同時它還必須真正能承擔起商家對它的利益追求。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這兩者都成為可能。廣告商參與葬禮，采取的行動是經濟性的，其主導原則是經濟領域的形式理性，理性地權衡成本收益，精確地計算能獲取的經濟利益。形式理性行動的目標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11］廣告商的唯一目的是利用葬禮來獲取利潤，不含情感因素，他看重的是收益最大化，而非行為本身承載的倫理、精神價值，“向葬禮要效益”赤裸裸地體現了這一點。如果說尤優還在思忖經濟目的與文化價值孰者為重，那商家就只剩追求經濟目的了。辦葬禮因為商家的參與，其商業性、無人情味大增。經濟活動的形式理性被強化，文化價值領域的實質理性被削弱。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并非所有商家都可以參與葬禮，必須是那些具有知名度的企業方可。錢是必要的，為何還要有知名度呢?因為要與名人相稱，這是社會價值的體現，而且也正體現了經濟活動中等價有償的價值觀念逐漸進入到社會文化生活中。這種情形源于商家不但擁有經濟權力，還擁有社會權力這一市場機制下的經濟特色。不容否認，經濟活動的形式理性邏輯日益滲透到社會文化生活的廣泛領域，而且其社會影響力有加強的趨勢。隨之而來的是社會關系愈趨于形式理性化，價值訴求與情感內涵被弱化，現代人的一種迷茫也出現在這里，精神家園越來越難以守得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簡單化為了物化的商品的關系，以對商品的態度來對待彼此。這無疑是改革開放進程中文化價值領域出現的新變化。或許這更是中產階層最常遇到的問題，文化價值與經濟手段的緊張和沖突更多體現在他們身上。看似荒誕的交換行為恰恰顯示出，現代市場經濟的邏輯使人們行動的形式理性與實質非理性即漠視情感和精神價值，結合在了一起。這種情形導致了現代經濟活動中的理性邏輯對文化生活領域價值情感的侵蝕，也可以說是經濟活動的泛社會權力化，經濟領域的理性原則滲入到其他領域中并有成為主導之勢。影片中尤優的困境和焦慮以及荒誕的影像都源出于此。在影片交織的復雜文化意象中，尤優充當了已經式微的傳統文化的代言人，他對來自現代經濟意識的沖擊做了竭力的抵抗，想守住那份文化價值訴求。當其勉為其難，被市場的經濟邏輯所迫，不得不尋求資本幫助的時候，他仍舊想著回到文化邏輯上來，一直力圖維護它，比如，葬禮用不完的錢，用于了公益活動。他的艱難困境和近乎荒誕的行為是對傳統文化遭遇的一種隱喻。不能說他是傳統文化的衛道者，他的行為邏輯反映的也正是在經濟大潮中迷茫的人們潛藏在心底的涌動。作為普羅大眾的一員，尤優身上體現著一種矛盾性，這是一種在價值多元化下難于選擇的矛盾。啼笑皆非的影片情節顯示了文化價值因經濟理性滲入而面臨的困境，這種狀況甚至會因經濟理性的過度擴張導致終極價值的失落。

結語

《大腕》反映了當前轉型期社會文化的巨大變化和遭遇的困境。一般而言，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理性行動日益增多，這是經濟領域的特質。不過，它也在逐漸地進入到社會文化領域。經濟的變遷會引起文化價值的變遷，這種變遷可以是同質的，就是消除傳統文化中不合理的因素;也可以是異質的，即削弱或限制約束某些合理的因素，影片反映的是這一變化。具體而言，一個穩定的社會系統須有一套價值原則支配。在這個系統的各個子系統內部，都含有最高價值系統分化出來的子系統。也就是產出財富的經濟系統其下有與其適應的價值標準，其他領域也同樣如此。彼此的價值子系統整合成最高層次的價值系統。特定領域間的價值子系統可以相互滲透。但由于不同領域的價值子系統的功能作用方式各有特殊性，彼此越過界限的影響會直接與該領域特有的價值相沖突。這種越界是伴隨具體的行動展現的。任一行動不僅是主體的參與，還是約制行動的價值的展現。不同領域內的行動必然會帶有該領域的價值色彩，具體到經濟領域而言，則體現為形式理性、計算、等價交換、貨幣的度量標準等。因此經濟行動尋求利益最大化、手段最優化、非情感化，是工具合理性行動。而在社會文化生活領域，人們的行為則是情感性的、意義的、人格化的，以實質理性為主，主觀性更強，相互之間多的是人格信任，是價值合理性行動。從對影片的分析可以發現，在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中，經濟領域專屬的形式理性正在削弱文化領域的實質理性。經濟理性越界侵入且欲主導文化領域的態勢有可能會催生一個價值失衡的消費社會。當傳統文化的代言人、終極價值的守護者在市場經濟造成的文化夾縫中生存困難時，人們就容易陷入焦慮、迷茫、失落。這是一種主體的失落，失落在缺少文化價值支撐的經濟理性世界。于是，人們便循著經濟領域中的形式邏輯去看人待物。影片敘事展現了一種荒誕不經的交換現象，雖然這種極端的例子在現實社會很難出現，但它所隱示的文化困境———經濟領域中的形式理性原則削弱了文化領域實質理性的行動原則，前者甚至取代了后者的位置，正出現在大眾的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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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紅光 單位：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社會工作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