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氣味隱喻的轉運悖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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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寄生蟲》是韓國導演奉俊昊執導的一部批判現實主義電影，通過描寫韓國高失業率下社會底層家庭通過欺騙進入富人階層家庭工作引發的慘案，講述了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困苦。電影以氣味作為階層的隱喻，探討了在階層分化下底層家庭的轉運悖論，對社會的階層固化、人性丑惡進行了深度批判。電影通過對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細致刻畫，表現了人格缺陷對社會的危害，引發人們對人性丑惡和社會責任的重新思考。

關鍵詞：《寄生蟲》；隱喻；階層；人性

奉俊昊是韓國現實主義風格電影導演，近幾年拍攝了多部反映典型韓國“社會問題”的優秀作品。2020年2月，其執導的電影《寄生蟲》一舉奪得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四項大獎。主人公基宇生活在底層社會，偶然機會他通過偽造在學證明成為了富人階層樸家的英語教師，后利用詭計使一家人成功進入樸家工作。基宇一家的到來與原管家夫婦的生存發生矛盾，從而發生沖突導致原管家意外死亡。而樸家主人樸東益臉上多次顯露出的厭惡神情最終刺激了基宇父親，使其憤恨情緒爆發，揮刀殺死了樸東益。奉俊昊以韓國當下失業率居高不下為背景，將影片人物放在階層和道德的多重因素下，揭示目前韓國社會問題的同時，也在探尋人性的不同層面。

一、氣味：做為階層的隱喻

在電影《寄生蟲》中，“氣味”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階層隱喻，它象征性地帶領觀眾進入電影的中心。隱喻，通常而言是指不通過指向事物的本體，而通過指向非本體，即喻體完成意義的建構。“當人們使用隱喻的時候，就把兩個不同事物的概念放在一起，這兩種思想彼此相互作用，其結果就是隱喻的含義”。基宇一家居住在半地下室里，這種半地下室常年缺少陽光、陰暗發霉，居住時間長了身上自然就會帶有特殊氣味。這種氣味普遍存在于其他以地鐵為主要出行手段的社會底層人們身上。而樸東益一家代表富人階層，居住在豪宅，生活講究，他們身上沒有這種“社會底層”氣味，因為他們只是“偶爾坐地鐵”時才會和社會底層群體接觸。這種獨特的階層氣味很容易被察覺，樸家兒子多頌很快就發現了基宇一家人身上散發出的相同氣味。同為社會底層的人對這種氣味并不敏感，他們已經習慣這種味道，如同他們已對底層人們的悲慘境遇麻木了一樣。原管家的丈夫因為被債主逼迫，被妻子秘密安排在樸家的地下室生活四年多，其身上也自然被這種氣味環繞。原管家丈夫躲避在地下室之前由于店鋪破產倒閉，被債主追債，這與基宇父親成為樸家司機之前做過代駕、炸雞店、蛋糕店，最終失業的境況相似。從根本上來說，他們同處社會底層，身上具有相同的階層特征，在電影中這種氣味也暗含了社會底層階層群體的生活不幸和困苦無奈。這種“底層階層”氣味是難聞的，不被頂層人們接受。樸家一家外出宿營時，隨著原管家返回樸家，基宇一家發現了原管家將丈夫隱藏在地下室的秘密。與此同時，原管家也發現了樸家的英語教師、美術教師、司機和新管家原來是一家人。無論哪一方的秘密被樸家知道，都逃不過被樸家攆走、落魄的境遇。位于社會同階層的兩家人開始了角逐和較量。最終在樸家人臨進家門之際，人數占優的基宇一家將原管家夫婦制服并送回地下室，而在爭斗之中原管家意外受傷、生命垂危。氣味，一方面隱喻地揭示了社會底層群體生活的困苦不易，另一方面它又代表了階層的分化。樸家人在接觸到這種“底層階層”的氣味后，極其厭惡，樸東益將其形容成“煮抹布才會散發出來”的氣味，把它當做一種“越線”的氣味。越線行為是富人階層樸家所難以容忍的，而被其他人侮辱、鄙視也是社會底層的群體所難以接受的。在樸家兒子多頌的生日聚會上，原管家丈夫在妻子傷重身亡后心生怒恨，逃離地下室后刺殺了基宇妹妹。而富人階層的樸東益置他人生死于不顧，冷漠中展露出的對“底層階層氣味”的厭惡感徹底地激怒了基宇父親，基宇父親帶著積壓已久的不滿，抓起尖刀殺死了樸東益。由氣味引發的荒謬慘案暗示了在現有的社會環境中階層之間的矛盾日趨惡化，不可調和。在影片當中基宇一家能力出眾，也一心渴望擺脫生活的困苦，可最終還是無法被頂層階層所容納，究其原因是社會階層固化的結果，也是隱藏在表面下的轉運悖論。

二、轉運的悖論

悖論的矛盾不是語句本身產生的，而是按照推理的規則推出來的。產生悖論的最主要原因是“自我涉及”。進入樸家工作后的基宇一家徹底擺脫了失業狀態和生活窘境，無論是作為英語教師、美術教師還是作為司機、管家，基宇一家的能力無疑是出色的，完全能夠勝任崗位需要，也獲得了富人家庭的認可。但是這卻無法改變他們位于底層階層的本質。基宇一家的秘密被揭穿，以及賴以生存的半地下的“家”被大雨的淹沒，使基宇一家認清了階層無法改變的現實，也給觀眾指出了底層階層轉運的悖論。“你知道絕對不會失敗的計劃嗎？是無計劃，沒有計劃。人生是絕不會按照計劃走的，難道這么多人都計劃好了，今晚擠在體育館睡覺嗎？所以說人生就不應該有計劃。”基宇家的處境是韓國底層社會的一個縮影。作為一個底層社會的失業者，他們無法找到工作，支撐日常生活。雖然通過偽造文件和一系列騙局進入富人階層視野，但他們依然無法抵抗自然災害所隱喻的變故。這并不是一個偶然，而是底層民眾的定局。生活中的偶然變故和底層階層的定局之間存在著不可更改的必然關系。“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極，它的另一極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在每一個領域內都有在這種偶然性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內在的必然性和規律性，然而適用于自然界的，也適用于社會。”基宇一家生活狀態在一夜間戲劇性的變化以及對未來的思考向觀眾說明了這個道理。一場大雨看似是自然災害，實則是對社會的洗禮。基宇在經歷了洗禮后開始思索人生的階層問題，“大家都好體面啊，即使是臨時趕來的，我適合這里面嗎？”持續待在上面，他不能做到像富人階層的人們一樣自然和體面；回到下面，他又深知生活的不易和艱難。躊躇、疑惑和不安盤踞在基宇的心中。與基宇一家同處于社會底層的原管家夫婦，試圖通過富人家庭的管家身份和躲入地下室的方式，茍且余生來獲得內心的平靜和逃避社會。然而這種逃避去無法持久，在基宇一家的連環計謀下，原管家被趕出樸家，當其重返樸家苦苦乞求基宇母親照顧她躲在地下室的丈夫時，基宇母親已全然忘記了曾經落魄的日子，拒絕了原管家的請求，“理直氣壯”地說“我可不是窮人”，并揚言要報警。隨著偷聽談話的三人從樓梯上的意外跌落，劇情開始反轉。互有把柄在手的兩家人為了生存上演了激烈的爭斗，在此過程中原管家的意外受傷，將同階層的矛盾推入了影片的最高潮，導致了兩個底層階層家庭的破碎。大雨的夜晚樸家走廊上的燈在原管家丈夫操縱下發著救命的摩爾斯代碼，而即將被污水浸沒的基宇家的燈也同樣在閃爍，這種平行蒙太奇手法的運用，造成的緊張節奏扣人心弦，同時也預示著兩個底層家庭在不同道路上的相似命運，殊途同歸。社會的階層分化使底層階層難以扭轉自身命運，因為他們缺少的不是知識技能和勤奮，而是跨越階層所需的社會平等。富人階層的信任來源于樸太太心中的“信任的紐帶”和樸東益眼中會員制的高端專業公司。即使不存在利益關系，階層的分化和社會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影片中基宇父親的幾次嘗試失敗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在桑拿房中基宇父親習慣性與樸太太的握手，樸太太的第一反應是“你洗手了嗎？”；在送樸東益回家的途中，基宇父親渴望與其像與朋友一樣聊天時，樸東益將此視為即將越線。

三、缺失陽光的寄生蟲

電影名為《寄生蟲》，所指的是生活在人們心里的寄生蟲。人們心里的陰暗給了寄生蟲生存的空間，啃食著人性中的善良、誠信與正直，留下的空間被丑惡和仇恨所侵占，這就造成了人格缺陷上的貪婪、懦弱、虛偽、多疑。人的行為離不開人格的支配，即人的行為會打上鮮明的人格烙印，人格畸變導致行為偏差。在電影《寄生蟲》中人格的缺陷幫助基宇一家成功應聘進樸家工作。先是基宇利用偽造的在學證明成為了樸家女兒的英語教師。其后借助基宇的“包裝”介紹，基宇妹妹成為了能夠治愈心理創傷的美術教師。接著通過栽贓陷害，樸家原司機被辭退，基宇父親成功替補上位。最后利用原管家對水蜜桃過敏，設計誣陷其患有肺結核而被樸家辭退，使基宇媽媽成功接任管家一職。基宇一家人計謀的一次次成功，歸根結底也在于富人階層樸家男女主人的人格缺陷。假使樸太太不虛偽地認為兒子具有驚人的藝術天賦，就可以阻斷基宇妹妹進入樸家；假使樸東益能夠真誠對待司機問清緣由，也不會給基宇父親替補成為樸家司機的機會；假使樸家能夠給予原管家多些人文關懷，也不會讓基宇母親有可乘之機。從基宇一家的幾次聚餐的場景可以知道，獲得了在樸家工作機會的基宇一家已經告別了生活無著的困境。在貪婪和沒有職業操守的驅動下，基宇一家利用樸家外出宿營的機會鳩占鵲巢，給原管家留下了威脅的把柄。即便如此影片還是為基宇一家留下了一條退路，只要基宇母親稍微動一下惻隱之心，幫助一下原管家夫婦，也不至于原管家夫婦背水一戰，兩敗俱傷。人性丑惡的生長速度是像寄生蟲的繁殖能力一樣驚人和恐懼的。樸東益夫婦的冷漠和高高在上的惺惺作態在影片中被刻畫得體無完膚，而他們的孩子在他們的影響下也變得冷漠無情。在雨夜草坪的帳篷中兒子多頌明明已經翻譯出了代表“救命”的摩爾斯代碼，卻沒有抓起近在咫尺的對講機通知父親救人。在孩子身上表現出來的無情足以使觀眾推斷出社會上蔓延著更多的冷漠，而這一推斷很快得以驗證。基宇家慢慢上漲的污水中折射出了無家可歸的人在水中艱難行走的鏡頭，在結構嚴謹的電影當中，高超的導演惜時如金，長達25秒的垂直鏡頭讓觀眾感到事件更真實。在這25秒里水中游逃的狗都被記錄，而卻沒有看見一個人去幫助，這種孤獨可想而知。人性的冷漠像空氣一樣散布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這也是影片中社會各個階層唯一的平等。多頌的生日聚會前，偌大的草坪上聚集著繁雜的人們，有衣裝革履的紳士淑女，有持斧劈柴的強壯男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男主人遇刺后，他們驚慌逃走，甚至找不到兇手逃離現場的目擊者。人性丑惡的存在，一方面是社會階層固化、底層階層生活困苦所導致的，另一方面是人們的社會責任感缺失的結果。按照馬斯洛的理論，人的基本需求劃分為五個層次來排列，排在最前列的是生理需求，然后依次是安全、愛與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底層階層在連最基本的生活都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在“活下去”與“善良”兩者之間選擇時，自然會選擇活下去。這種情況下，他們需要社會的關愛。而在影片中，無論是基宇一家進入樸家工作前，還是在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后，除了政府有限的收容外，沒有得到任何社會組織或個人的幫助和關愛。富人階層卻在忙碌地準備著奢侈的兒童生日聚會，還要感謝大雨帶來的晴朗天氣，這種對比的運用更能將社會責任感的缺失表現淋漓盡致。社會責任的缺失，必然加劇人性的丑惡，從而形成惡性循環，讓缺失社會責任感的人們終嘗惡果。

四、結語

韓國導演奉俊昊執導的電影《寄生蟲》以當下韓國社會為背景，在電影中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底層家庭基宇一家最終不得不接受無法改變階層的現實，接受了底層階層固化的基宇父親也再無可能過上正常的生活，而屬于社會頂層階層的樸東益一家也深受階級固化衍生的矛盾所害。無論身處于哪一階層都無法逃避階層固化引起的社會問題，無法擺脫階層固化帶來的羈絆。“寄生蟲”會在陽光下狼狽逃竄，導演借助影片中數次出現的陽光鏡頭特寫，表達了希望將人們心里的“寄生蟲”暴露在陽光之下，從而驅趕走人性丑惡的愿望。電影是由陽光照進半地下室的窗口開始，基宇的夢想又是照在豪宅落地窗上結束，轉瞬切至飄雪冬夜的半地下室窗戶劇終。電影以這樣的一個鏡頭結尾昭示著當下的社會問題的嚴重，急需“一縷陽光”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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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麗娜 單位: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