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女性形象消費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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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消費主義文化語境中，女性形象的消費包括外在形象的消費和女性形象所附載的符號意義、文化價值的消費。電視劇《我的前半生》展現了女性形象符號化和物化的消費傾向，其對女性形象的定位與女性獨立、自主、發展的愿望相背離。在女性形象的消費建構方面，只有確立女性主體的消費價值觀念，建立多元、包容的價值體系，才是克服女性形象消費觀扭曲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我的前半生》　;女性形象　;消費傾向

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于2017年7月4日在東方衛視、北京衛視首播上映，該劇根據亦舒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一經播出即擁有很高的收視率，社會討論熱烈，反響較大。該劇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體現了鮮明的消費傾向：符號化、物化的特點，這與現代女性的形象定位和女性主體性的價值觀念相背離。媒體對女性形象刻板化、單一化的設置，造成了大眾對女性形象的曲解，異化的消費觀使得女性在傳統與現代觀念的夾縫中很難有更大的發展。

一、符號化的女性類型

（一）花瓶式女性形象。花瓶式女性通常是以外貌、服裝和形體的美麗來凸顯其觀賞性的價值。電視劇《我的前半生》塑造了一個膚白貌美、衣著時尚、身材苗條的花瓶式女性羅子君。表面上看，羅子君光鮮亮麗，家庭幸福。她每天要做的事是：保養、看電視、購物。但在她內心，時刻擔心丈夫離開她，懷疑別人插足自己的生活，更擔心自己離開丈夫后沒有經濟保障。對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對婚姻不穩的恐懼，使得她在看見自己老公和女同事一起工作時表現得異常緊張。她、她的家庭和社會都認定了她全職太太的身份——不用工作，只負責花錢享受，連同她自己也忽略了在家庭中的貢獻，默認了自己“花瓶”的身份。子君的角色設置是一個空殼式的女性，她的價值幾乎全都體現在外貌、著裝、身材等外表方面，而女性真正的內涵被淡化與忽略，內在的精神實質被剝奪，只留下一個供人觀賞的空殼。在當今消費社會，全職太太只不現代女性的身份之一，這一身份已不同于古代女子“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靠婚姻生存的依附角色。全職太太應該是家庭和社會合理、經濟的分工產物，但在現實生活中，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例如懷孕、生產、哺乳、照顧家庭起居、贍養雙方老人、放棄事業、失去收入等，是毫無經濟回報的。如果用一個保姆的工資來衡量全職太太的價值貢獻量，相信沒有幾個家庭能用得起。無論從生活的方面還是從經濟的角度，都可以看出全職太太的付出與回報是不對等的。但是傳統文化一直將全職太太定位于被看的享受型角色，弱化了她們身上所擔負的責任，忽視了她們在家庭和諧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更漠視了她們在家務瑣事中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等價值。站在社會運轉的分配角度來說，男性與女性只是社會分工不同，所創造的價值是不可以用物化的金錢衡量的。社會的運轉并不是只靠一個群體就能順利進行，只有各類角色和諧配合才會使社會正常運行。電視劇對角色的解讀，無形之中向受眾傳遞了一種扭曲的價值觀：全職太太是無用的，是沒有價值的“寄生蟲”。全職太太這一角色被輕視和否定，僅僅作為一個“美麗”的符號存在，使得女性失去了與男性平等的權力。（二）賢妻良母式女性形象。“賢妻良母”一直存在于中國社會，是社會對女性在家庭角色中最普遍和基本的要求，它不僅指一種女性形象，更代表一種社會理想。隨著社會不斷的發展和進步，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和定位有了新的時代特色，如自強自主、經濟獨立，但是對于女性身上賢妻良母的特質依然具有強烈的心理需求和精神依戀。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中的凌玲具有鮮明的賢妻良母特性。凌玲具備賢妻良母所特有的賢惠、顧家、溫柔和善解人意的特點，這些特點對男性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陳俊生對凌玲的渴望表現了男性對于女性賢妻良母角色回歸的期待，這正反映了新時代男性對女性的矛盾心理：他們一方面要求女性自立自強，經濟獨立，鼓勵女性走出家門，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女性顧家，賢惠溫柔。凌玲作為一位離異的母親可以獨自撫養兒子成長，并且把家庭照顧得井井有條，她身上有地母般的溫情，“地母”的博愛胸懷讓男性享受了女性如母親般的關懷與溫暖。這正是陳俊生為什么會不顧家庭責任決定與羅子君離婚，并義無反顧與凌玲在一起的原因。男性一方面把自己定位于社會生活的強者，另一方面又要求女性必須作為服務者來照顧自己，這說明在男性的思想中，存在希望女性獨立和安于奉獻家庭的雙重要求。凌玲這個女性形象的出現，不僅給了陳俊生出軌的現實理由，也充分迎合了男性對賢妻良母的心理要求。（三）職場精英式女性形象。隨著女性意識的覺醒，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走出家庭，走進職場，成為自強自立的新時代女性。在電視劇中，女性作為職場精英的身份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她們在職業上有追求目標，在職場上像男人一樣堅強果斷。她們在自己的領域里可以與男性相媲美，在以男性為主導的權力階層也可以嶄露頭角。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中塑造了一位精明強勢的職場精英——唐晶。唐晶信奉獨立自強的價值觀念，在職場上披荊斬棘，無所畏懼。她三十多歲，不婚不嫁沒孩子，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是精神獨立、經濟獨立的女性形象。職場精英式女性的出現打破了長久以來“女性是不如男性的弱者”的觀念。但是劇中對職場女性的塑造缺乏彈性，對女性形象的設置過于單一和扁平化。唐晶在事業上蒸蒸日上、風生水起，但她在感情上卻舉步維艱，屢次受挫。職場女性在經濟獨立以后本應有更好的人生選擇和價值追求，而該劇卻把人物推向重新依附男性的老路上。作為一名女性，在職場有所建樹的同時也可以有兼顧家庭、平衡生活的能力，但媒體、社會輿論卻普遍認為，職場精英式的女性只是在工作上表現突出，在生活和情感問題上則是失敗的。她們過于強勢的職場立場必然導致感情婚姻的失敗，而她們的事業成功換來的是家庭的不和諧。職場精英式的女性在社會上再優秀，依然要由男性主導的價值觀來打分，沒有家庭和婚姻的女性得不了高分，她們終究擺脫不了回歸家庭或異化（喪失女性的特質，也失去了男性的青睞）的命運。這種價值取向消解了職場女性的生存意義和獨立追求，對職場女性和職場男性評價的雙重標準，是對女性最大的輕視與不公。

二、女性形象的物化

在消費文化語境中，女性對身體更加關注和重視，較大程度上確立了女性對身體的主控權。在外在打扮上，女性突出表現為追求時尚美麗，“所有文化中的服裝和裝飾，都被用來做這種事情，從紋身、項鏈到染發以及高跟鞋的使用，女人和男人都一直在努力生產‘不同’的身體”a。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容、整形等新一輪的身體規訓下，女性既是消費者，本身也是大眾消費品。女美的強烈渴望帶來了內心驅動，再加上男權文化價值觀的主導，女性不斷改變自己的形象，按照廣告、影視媒介的指引塑造自己。這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助長了女性形象的物化，女性形象成為被看的商品供看者消費，在男權視野的主導下，她們的美麗要符合男性文化的審美規范。在影視作品中，女性形象滿足了觀眾最直觀的視覺體驗，成為被看的對象，而這一被看的身份使得女性在形象建構上主動迎合看者的審美要求。劇中的羅子君、唐晶、凌玲們都有著光鮮亮麗的外表，精致的妝容、華美的服飾，高端品牌堆積起來的自信是她們不懈的追求，她們努力提升自己，跟上時尚的潮流，這樣作為被看的身份就有存在的價值，而女性精神內涵的美卻被忽略、淡化，連同她們的身體一起最終被物化為符號。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對傳統意識的顛覆，注重對自己的關注，原本意味著覺醒和反抗，但是在男性視覺審美的要求下就成為一種被動的視覺景觀，呈現出主動迎合的姿態。她們在這種環境下的主動迎合使得女性的存在已經不是作為一個平等的個體，而是作為一種物化的符號，她們與生活中的鮮花、美景等同，成為男性的視覺觀賞物。男性為了方便，直接把立體復雜的女性簡單化為平面式的景觀，把人格物化成為觀看的景觀。影視劇中的女性在形象風格、打扮穿著、行為舉止上所表現的美麗優雅，都帶有時尚風向標的意味，甚至她們的人格提升和事業成功都成為新時代女性的成長模板，而時尚、成功的定義者卻未必是女性自己。薩特說過：“當別人看著我的時候，我感覺自己變成了一個被審查的對象。”b女性的形象改變、內心覺醒、人格獨立看似是女性意識的崛起，其實質是以男權意識為主導的價值體現。電視劇中，羅子君在知道丈夫出軌后，雖然從一個家庭主婦逐漸成長為一個職場女性，但在這一過程中并沒有改變男性的主導地位。她在作為全職家庭主婦的時候，所有的一切都是以陳俊生為中心，“沒有了陳俊生她就不能活了”。陳俊生讓她結婚后不要工作了，她就舍掉了工作，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她所有的生活方式都符合丈夫的要求和標準。在羅子君眼里教養這個東西與婚姻和家庭相比不值得一提，她在婚姻里迷失了自己，她把婚姻與家庭狹隘地定義為是以丈夫為中心。羅子君雖然在離婚后走出舒適的環境，一步步走上自立的道路，開始嘗試著應聘工作，但她從應聘到工作都離不開賀涵的“安排”，只要一有問題出現，羅子君不是想辦法解決，而是第一時間打電話向賀涵求助。羅子君在職場的一步步強大到最終自立，并不是從內而外的蛻變，在一定程度上，她是按照賀涵的計劃在成長。賀涵是商界精英，擁有典型的都市人格，他會在做一件事之前設計好所有的細節，羅子君成長的過程，實質是賀涵塑造的“作品”一步步成型的過程，她的進步讓賀涵充滿了成就感，她的成長過程無疑成了唐晶的翻版。男性的自私、欲望、權利等都外化在對女性的消費上。無論是賀涵對唐晶的塑造，還是對羅子君的引導與幫助，或是老金對羅子君的無理要求，都把女性的行為與形象規整到以男性要求為主導的價值觀體系中。這樣便形成了消費社會中女性的真實生態環境：女性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身體選擇的自由，在兩性關系的博弈上雖然有了一些自主權，但其始終無法形成完整、獨立的人格。羅子君看似自由獨立的意識和行動的表象下，透露的是男性窺視與掌控的目光以及深藏的對女性身心加以限制的權力欲望。在性別文化的秩序中，女性形象只作為男性生活消費的附屬品而存在。

三、女性形象的現代建構

現代社會，隨著女性意識的逐步覺醒，女性逐漸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空間，很多女性通過某一職業來實現自身價值。但在男性為價值主導的社會中，極易出現家庭與工作的沖突問題，在權衡取舍后，工作與家庭的沖突一般會出現兩種結果：其一是二者相互促進，內部達到平衡；另一種是與之相反的結果，偏于一方，或者兩敗俱傷。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現代社會的要求，從女性本體的自然屬性上來看，女性自身特有的生理結構決定了女性必須承擔哺育后代的功能，這一功能的固著把女性定位于家庭生活起居的照料者。另一方面，作為社會人，女性同時肩負了建設社會，獲得社會地位的義務和權利。這必然會產生家庭與職業生活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中，唐晶積極、勤奮、努力，從來沒想過要靠男人生活。她在名牌大學研究生畢業后，選擇步入職場，并成為賀涵手下的一名“新人”。在賀涵的指點下，更在自己的努力下，她在職場站穩了腳跟。這一過程中，唐晶一直在進步，逐漸成長為一個新時代的自立自強的女性。唐晶擁有獨立、自由的言行，本應該活得瀟灑不羈，卻成為電視劇中最失敗的女性。正是由于獨立和強勢，她的行為已經觸及了男性的警戒線，唐晶和賀涵的關系已漸漸失衡，賀涵并不想找一個像兄弟一樣的女人作為結婚對象，而是希望擁有一個能夠體現自己存在價值的人，唐晶的獨立讓賀涵沒有了存在感，而羅子君恰恰能讓他保持男性的尊嚴。羅子君弱小，所以能反襯出賀涵的偉岸，羅子君身上帶有傳統女性柔弱的性格，正配合了賀涵特有的保護欲和占有欲，幫助一個楚楚動人的弱者更滿足了賀涵內心的男性虛榮。以唐晶為代表的現代女性身上的光環被傳統價值觀所淡化和扭曲。在受眾眼中，女人如果家庭不幸福，她的人生就是失敗的，無論她在事業上有多大的成就依然無法得到社會和男性的認可。女性走出家庭走入職場時，即使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卻因為無法兼顧工作與生活而被否定。這說明在21世紀的今天，女性的生存、發展空間依然是狹隘的，因為社會壓抑了女性多樣化的存在形式。現代社會在催促女性不斷進步的同時又在刻薄地壓縮女性的生存空間，消費著、占有著女性的價值。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中透視出了現存的女性形象消費的傾向。一方面，女性人物被物化和符號化，符合現代消費的價值取向，電視劇緊緊貼合時代背景與時代的消費趨勢，把女性形象簡單歸結為花瓶式、賢妻良母式、職業精英式三種；另一方面，作品對女性形象的定位有很大的局限性，這與女性獨立、自主、發展的愿望相背離。女性在社會中的形象單一化之后，便將精力花費在精心打扮、挖掘自身美麗潛能上，自身的其他價值被弱化與淡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解放與自由，在經濟上取得了一定的主動權，但從根本上來看，女性無法擺脫被塑造和支配的命運。在以女性角色為主的影視劇系列里，普遍存在對女性形象的扭曲和誤解，女性形象消費的傾向容易誤導大眾，形成不利于女性形象塑造和建構的文化生態環境，同時也不利于多元化評價體系和包容性價值觀的形成。許多影視劇中將女性格式化，給女性貼上標簽，從傳統的賢妻良母式女性到職場精英式女性，每個人物設置上都是單一的，女性身上只有一個突出特點，其他方面被有意無意地弱化。雖然現代社會提倡女性要自立自強、經濟獨立，但是在影視劇中依然贊揚和支持女性回歸家庭，必須要具有賢妻良母的特質。在消費文化的語境下，單一的回歸要求是不合理的，時代在不斷發展，社會對女性的評價模式也需要相應改變，應該用多元化的評價標準，以更大的包容性來為女性個體提供更多的發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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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顧瑋 王亞 單位:1.棗莊學院文學院 2.山東省棗莊市實驗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