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臺道德教育發展特征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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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臺灣，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且香港將于1997年回歸祖國，分析與比較港、臺地區道德教育發展與經濟騰飛之間的相互關系，借鑒其道德教育的成功經驗和有益教訓，對于全面走上市場經濟軌道的中國大陸，建立有效地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德育體系，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得以同步發展，尤為重要。

一、塑造推動經濟騰飛的個性品質

自六十年代至今，短短的30年間，港、臺地區經濟以年均增長率8—9%的高速發展，迅速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成為新興工業化地區。

港、臺地區經濟發展的模式、采取的具體策略依各地情況而有所不同，但幾乎都走了一條依靠教育、培養人才、振興科技，從而推動經濟繁榮的道路。其間，道德教育是整個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為培養具有現代化意識的公民、塑造利于推動經濟開拓發展的優良品格，以及形成促進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廣泛交流的寬容態度，起著不容置疑的作用。

(1)破除舊教育讀書做官傳統，科技與職業教育體系蓬勃發展。港、臺地區屬于儒家文化傳統的地區，傳統文化熏陶下的舊教育宣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讀書的唯一目的在于當官。這種傳統的文化意識與當代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去甚遠。因此，六十年代以來，港、臺地區特別重視科技和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為適應科技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培養大批應用型和操作型人才，同時，也在青少年頭腦中注入新的觀念：即人才的涵義是廣泛的，各種行業都可以施展個人的才華，為社會做出貢獻。

科技教育與職業教育的蓬勃發展，不僅使教育成為經濟騰飛的強有力的催化劑，“而且也使人們的思想沖破封建舊有傳統的藩籬，使科舉時代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漸漸失去對校園文化的影響力”，造就出具有現代意識的一代青年。

(2)培養獨立生存意識和能力，使“自強自立自信”成為多數公民的內在品格。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生活的日益多樣化和復雜化，都要求培養青少年一代自幼年起即具有頑強的意志和生命力、獨立生存的意識及基于此種意識而不斷強化的生存能力。人生的起點是“自強自立自信”，古往今來多少思想大師、科學巨匠、文壇圣人、藝術名家與偉大的人生實踐所證實的這一人生哲理，已成為當代港、臺地區教育的基本內涵，它不僅體現在正規的學校教育中，而且滲透于社會、家庭教育的各個方面；它不僅使男子，而且也使婦女獨立性增強，由單純的賢妻良母角色轉變為多元化的角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做出一定貢獻。香港著名華人實業家霍英東曾說：“人生是短暫的，我們必須接受命運的挑戰”，“不在艱難中屈服，要在艱難中自強”。香港另一位著名華人實業家李嘉誠13歲即開始在茫茫人海中掙扎、苦斗，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擔，為日后的獨立創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父親在臨終前曾這樣囑咐他：“人生在世，做人做事，要有骨氣。好漢不怕出身苦，勤學苦斗有來日。”港、臺同胞的自強自立精神，向世界證明華人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華人是征服命運的強者。

(3)以智慧助勤奮，以創造求發展，開拓進取，是港、臺有成就華人的共性。僅僅能自立于社會、獨立生存，還不是以展示優秀華人的全部品格。在社會這個大環境中，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勿寧說他們經受的磨煉或磨難，使他們在博擊風浪的過程中，養成了一種“敢為人之不敢為，能為人之不能為”的開拓、創新、求實、勝不驕、敗不餒的一往無前精神。縱觀港、臺地區成功者的奮斗足跡，都突出地顯示出這種品質。譽滿全球的“世界船王”包玉剛；香港工商界的女中之杰鄧蓮如；推崇中國傳統文化的銀行家何善衡；白手起家的企業家王永慶；振興臺灣民族工業的女強人吳舜文；臺灣食品業大王高清愿等等，這些成功者的共性：智慧與勤奮相伴，干勁與拼搏相融，膽識與遠見共存，開拓與毅力并進。而且，他們以這種品質帶動整個企業，影響和造就了一批辛勤求實的創業者。我國已故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的豪言：“人生能有幾回博”，道出了大多數港、臺華人的心聲。

(4)開放性教育，促進四方交流，培植寬容心態。港、臺地區是開放性很高的地區；貿易往來四通八達；科技、文化、經濟、教育等方面交流，特別是國際性交流活躍頻繁；與世界各地聯絡的信息渠道多而廣；旅游業發達。因此，在德育中努力培植寬容的文化意識與不卑不亢的態度以及善與人交往的品性和技能。這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對域外各方思潮、文化持寬容態度，加強學術性交流，特別是高校間的學術交流，經過一定的文化整合手段決定自身的取舍或揚棄。另一方面，對世界各地赴港、臺的賓客，以高效優質的服務，以東方特有的人情味予以熱情接待。開放性教育不僅符合當今世界發展潮流，也顯示出港、臺地區華人寬闊的胸襟和度量。

(5)完善法制建設，與德育相互補益。港、臺地區長期保持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局面還得益于健全的法制，它與道德教育相輔相成，相互補益。香港各個階層，各種行業，各類行為，一律受到法律和規章制度的規范和約束。這不僅針對平民百姓，尤其要求各級政府官員和職員身體力行。法律條文詳細、具體、明確、嚴密，以至無法鉆空子和任意解釋。這使民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自覺遵守法律為己責。通過法律程序解決紛爭和矛盾，已成為人們的習慣行動。

二、儒家倫理在當代的有效發揮

以人文精神為主體的儒家文化，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港、臺地區，被有效而合理地加以批判性地繼承和利用，發揮出其獨特的功能，不僅給經濟的發展添入催加劑，而且對調整社會關系，使社會得以穩定和繁榮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1)經濟發展，德育相伴。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一方面使社會現代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并激發了人們的開拓進取和創新精神，以及極大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一些負面效應，諸如，民族與國家意識淡漠；缺乏公德觀念；學校偏重智育而忽略德育；極端個人主義盛行；刑事犯罪率逐年升高，而且越來越低齡化；娼、賭、毒、黑等惡劣風氣不斷蔓延，等等。臺灣教育近年來忽視德育的現象已被許多有識之士所譴責：“近四十年來，臺灣地區經濟突飛猛進。隨著經濟發展的快速成功及社會的富庶繁榮，社會大眾的價值觀頗有功利主義的傾向。功利主義極易造成短視現象，使人只知現在，既無過去，也沒有未來，生活在‘一度空間’里，被歷史所放逐。這種社會病態給剛長成的青少年帶來的傷害尤其嚴重，他們沒有‘永恒’的價值目標可供取向，只能無所事事，……成為‘失落的一代’、‘無根的一代’。”“現代社會什么都有，就是缺少德行。我們有知識，有技術，有各種物質便利，就是沒有那由德行所陶練出來的自由的胸襟。”“我們這個社會徒有富有的外表，但乏文化的內涵！”因此，有識之士一再呼吁采取各種措施，“開啟學生們的生命智慧”，為他們塑造一個健全的人格，以“造就充滿能力、熱誠與偉大心靈的人”。在這里，傳統儒家文化中有益于現代社會的倫理精神、人文內涵受到高度重視與推崇，并在諧調人際關系、修養個人品性、穩固社會繁榮的實踐中發揮著無可置疑的作用。臺灣人士強調通過“中國經典的研讀”，“使學生體認個人生命并非煢然獨立的個體，而是上與千百代的祖先及淵源流長的文化傳統，下與無窮量的子孫及未來社會結為一體的。使學生在時間之流里找到定位，對國家民族的過去有深厚的認同及珍惜之情，對國家民族的未來有堅定的信心與抱負。……而長久侵潤于古圣先賢的典范之中，亦使學生在立身處世上有確定而具有永恒價值的學習對象，不致于迷失在現代社會中”。“倫理道德的基本觀念，……務宜從幼年即開始灌注給兒童。”呼吁鼓勵社會團體，辦理文史研修活動，以助長文史研究風氣，闡揚中華文化，喚醒國魂，從而有益于社會倫理的重建與不良風氣的導正。由此，當局與民間日益重視對學生健全人格的培養，對各級各類教育，諸如：幼兒園、大、中、小學各級學校教育，職業教育，師范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等都強調倫理觀念的形成、道德情操的陶冶和道德行為的訓練，并取得一定成績。香港各級學校也重視儒家倫理教育和良好道德的培養。中文大學的校訓是“博文約禮”；香港大學的校訓為“明德格物”。香港一些學者在論述道德教育時指出：“低層次的品德教育是培養學生對規范的遵守，高層次的品德教育啟發學生對人類行為作理智的反省。人類社會的一些良好的品質（如禮貌、勤勞、信實、寬恕、友愛、正義等），是維系人類社會的重要因素，應培養學生去遵守”。香港高校很重視大學生的社團組織和課外活動，以此培養群體意識，使學生學會處理人際關系，增強對集體、對社會的道德觀念和負責精神，培養自律自主、自尊自愛和團結互助、合作共事的品德，并促進德、智、體、美、群全面發展。近年來，港、臺地區的學校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普遍強調“通識教育”，而且更重視通識教育的人文目標：借由知識的增加來提升人對生命的欣賞力和領悟力，喚起自覺，對個人生存的目的，對個人在宇宙中的定位有所洞察，使人在物質化、制度化的社會中能作一個自由和自主的人，能夠主動掌握自己的命運，不作“這個機械化世界中的操作員”，而是要“作一名舵手”，從而隨時發揮出人性的光輝。

(2)在中西方化交融中，重視儒家倫理道德教育。與上一問題緊密相聯，港、臺地區在大力宏揚民族文化、重視儒家倫理教育的同時，都否定和拒絕全盤西化，認為那樣做只會斷送幾十年來以其辛勞所取得的成就。在香港，長期以來，形成中西文化交流匯合，古今中外的思想學說、流派兼容并蓄，將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世界文化結合起來，產生新的觀念和新的內容，這是香港文化的特點。在教育上也是如此。雖然經過貿易、科技及傳播媒介的作用，香港變得越來越西化，但直到目前為止，香港仍舊是一個為中國傳統價值所左右的地區。如前所述，香港各級學校教育都重視儒家倫理道德的灌輸，宏揚中華文化。高校辦學強調要具有地區的特色，不僅要為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同時要負起發展本地區、本民族科學文化的責任。近幾十年來，臺灣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教育上，如前所述，有識之士一致要求在借鑒西方教育措施的同時，應依據自身文化背景為基礎，宏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注重儒家倫理道德教育，使青年一代成為具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和良好品德的，并能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的新人。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載文說：“西方民主國家強調的是公民的自由，而亞洲主要的政治模式（常常被稱作“新儒學”或“溫和的獨裁主義”）卻謀求社會穩定，認為社會穩定是實現經濟發展這一壓倒一切目標的先決條件。正如美國的許多人最近所了解的那樣，新儒學對西方民主的相對混亂既蔑視又擔心，認為美國的自由已導致社會墮落”。“西方國家往往把亞洲國家實行獨裁統治的論據一概視為繼續實行一黨統治的空洞借口。結果，美國在同亞洲許多國家打交道時重點強調的往往是這些國家缺乏美國標準的政治自由，而看不到這些國家在過去幾十年里使億萬人民擺脫貧窮，取得顯著成就。”“毋庸置疑，亞洲已經形成了一種政治模式，這種模式富有活力，可以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

(3)發揚民族憂患意識。港、臺地區在新的形勢下，都注意民族憂患意識的激發。憂患意識，體現了一種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是愛國主義情操的高度顯示。這種極富遠見的品質，甚至比那種單純贊美、歌功頌德的行為更為可貴，更能體現出愛國主義的內含和實質。它是一種驅動力，激勵人積極向上，把思想付諸于行動；它是一種凝聚力，團結國民同心同德，奮勇前進。中國歷代有識之士往往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位卑未敢忘憂國”的高尚情感，正是這種憂患意識的體現。港、臺地區使這種傳統精神在新形勢下得到了充分發揮。香港同胞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憂患意識是盡人皆知的，正象李嘉誠先生所說：“香港99%的同胞是愛國的。”中英談判香港前途，舉世矚目，港人議論紛紛，但對收回香港主權，卻是一致擁護。他們的內在感情，正如霍英東先生所表露：“我是一個既不迷信命運，又不懂政治的人，但我生長在香港，是一個中國人。我的心緊緊地與家鄉、祖國相通。”他們不僅以其艱辛而又充滿風險的創業之路，給人們留下永久的啟迪和思索，更以其卓著的成就和赤子之心尤其受到中華炎黃子孫的敬慕。臺灣民眾的憂患意識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許多有識之士對當代臺灣的社會問題、特別是關系到國家命脈的教育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并誠懇地提出改進方案，殷切期望臺灣教育能有大的起色。二是絕大多數臺灣同胞都期盼祖國統一，反對分裂，期望海峽兩岸同胞攜手共圖民族振興之大業，一小撮搞“臺獨”的人已為人民所不齒。正是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使港、臺地區不斷奮進，成為亞太地區的“小龍”。

(4)注重東方特有的情感培植和發揚群體意識。港、臺地區企業發展、經濟起飛，走的是一條與西方不盡相同的道路。當然，一方面它們靠科學管理和喚起人們堅韌不拔、開拓進取的精神，這方面可說受西方影響較大。另一方面，與西方明顯不同的是，它們發揮了儒家倫理所內含的感情因素和群體意識，調動一切手段激起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和以企業為家的群體精神。

①喚起主人翁意識。許多企業，特別是一些有成就的企業，都把喚起員工的主人翁意識，使員工能把自己的個人生活和企業的興衰成敗系在同一條生命線上，同心同德地和企業共渡難關、共享歡樂，看作是企業發展的生命力之所在。這種喚起員工主人翁意識的明智之舉，是企業保持常盛不衰的重要保證。

②物質關心和精神鼓勵同時并舉。為充分調動廣大企業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許多企業一方面注意改善員工物質條件和福利待遇，諸如提高工資數額，改善住房條件，縮短工作時間，獎勵合理化建議和方案，員工分享利潤等，收到相當成效。臺灣統一企業公司總經理高清愿說：“股東投入的是資本，員工投入的是青春、智慧和生命。經營者不但要保全股東利益，更重要的是照顧員工。資本可以收回來，而員工的青春一去不復返。因此，照顧員工是經營者最大的責任。”另一方面，在提高員工物質利益的同時，注重精神上的鼓勵，如行政獎勵、發給獎狀、將有功人員的業績載入企業雜志等。這與物質獎勵相輔相成。

③以身作則，禮賢下士。港、臺地區許多有名望的企業家，胸懷寬闊、平易近人、禮賢下士、和靄可親，使人有一見如故的親切感。與人交談，彬彬有禮；聽別人講話，全神貫注；回答問題，認真明確。熟悉企業員工狀況，親自過問員工生活，不搞唯我獨尊。以其勤勞、高效率的工作帶動全體員工。美國《新聞周刊》在介紹包玉剛的文章中說：“包玉剛……每天從上午9點到晚上9點，一年51個星期，以高度效率結合東方的情感主義處理繁忙的業務”。

注重情感投資和群體意識的培植，使企業員工有一種“勞資一體”的“切身感”，因而使港、臺地區勞資關系較為融洽，勞資矛盾一直比較緩和，這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尚存的問題

港、臺地區德育中的成功之處，已如前述。它們在批判地吸取東西方文化，尤其是德育方面的精華，促進現代化建設和穩定社會秩序中，提供了較好的范例。

然而，在社會發展和德育實施的過程中，也還存在一定的問題，須不斷努力加以解決：

(1)單純追求升學率，偏向智育而忽視其他各育；在智育中注重機械記憶，忽視能力培養的傾向，在臺灣學校中有所表現。這種狀況受到臺灣有遠見的教育家的指責和批評，他們一致認為，這種體制戕害兒童天性，阻礙兒童健康發展，難以塑造出健全人格。因此，要求擺脫升學主義的左右，切實實施德、智、體、美、群全面發展教育，使學生能在身心各方面得到健全發展。

(2)近年來，港、臺地區吸毒販毒、賭博、、盜竊、詐騙、兇殺等犯罪現象成為較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盜竊案的犯罪案例中，青少年成為主角的案件越來越多，令人憂慮。總之，港、臺地區犯罪種類的多樣化，手段的暴力化、立體化、現代化，性質的惡劣化，都非農業時代所能比，這已經引起了當局、警方，乃至整個社會的高度重視，人們普遍認為，整飭社會秩序、凈化環境已刻不容緩。

(3)港、臺地區的黑社會勢力（香港稱“三合會”，臺灣稱“黑道”或“幫會”）近年來發展迅速，危害社會至深。上述各種犯罪行為，大多數都是由黑社會直接或間接操縱、經營的。這些罪惡行當都是以無辜大眾的肉體、精神、物質甚至生命為代價而賺取巨額金錢。黑社會勢力的猖獗已引起港、臺民眾的痛惡和當局、警方的重視。進入八十年代后，香港反對黑社會的斗爭進入一個新階段，呈現各方力量齊反黑的局面，反黑水平也不斷提高。

(4)環保問題也是與倫理道德緊密相聯的問題。港、臺地區，尤其是臺灣地區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未能使自然生態的平衡和環境保護措施同步進行，因此造成較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臺灣《自立晚報》載文指出：“在這廉價出賣母體（大地、環境）的齷齪行業中，臺灣若不早日‘從良’，遲早會被糟蹋得不成人樣，最后奄奄一息地躺在錢堆上暝目喘氣。”。

(5)中華民族不僅是“禮義之邦”，而且有著勤儉節約的優良品德。富裕以后仍注重勤儉，不僅是繼承傳統美德，增加積累，使自己的事業長盛不衰的方法，而且是塑造健全人格，教育下一代的有效手段。然而，在經濟發展、物質生活較豐裕的港、臺地區，擺闊氣、講排場、奢侈浪費、追求享受成為社會風氣。

(6)尊老敬賢、贍養老人是每個成年人的義務，也是華人社會的傳統美德。但是，在經濟發展的港、臺地區，這種傳統美德正在逐漸削弱，兒女對敬老和孝行兩種觀念日趨淡薄，不再把奉養雙親視為責任與義務。

(7)關系網復雜，家族觀念尚存，影響現代化步伐的前進，這一點在臺灣地區較為明顯。中國向以家族主義著稱于世，臺灣此一風尚猶存。由于家族派系觀念的影響，在臺灣社會里，一個人事業的成功與否，不單是看其能力如何，家庭背景和人事關系往往是更重要的因素。臺灣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文崇一曾指出：“我們現在的勞力市場是愈到上階層，愈講究關系，一定要透過某些管道才可能搭上高層列車，這些管道及彼此的關系都是不公開的。能否和掌握權勢的階層建立親密關系，或是否具有特殊關系，往往影響個人發展至巨。”

四、有益的啟示

中國大陸正處在積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力實施改革開放，抓緊機遇，使國家走上繁榮富裕的道路的關鍵時期。港、臺地區成功的經驗和應吸取的教訓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這啟示使我們少走彎路，得以加速前進。

(1)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同時，不應放松倫理道德教育，要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進行，以免重蹈西方覆轍。西方國家的物質文明可以說已達到人類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精神生活空虛，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越來越低齡化。正如英國人蘭斯利在題為《富裕帶來的麻煩：消費資本主義和前進的道路》一文中所說，一種“能買就買”的文化正在整個發達世界興起，這種現象導致犯罪率上升，社會關系更加緊張和對政府信任程度的削弱。罪魁禍首是“競爭性個人主義”哲學。“人們喜歡生活在一個相互關心、合作氣氛較濃的環境中。但是，這種社會越來越難以建立。”美國寶塔尖上約1%的最富有的家庭擁有3.1萬億美元的財產，年收入5030億美元。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及其子女過得并不幸福，吸毒、婚變、艾滋病和槍殺的陰影像魔鬼一樣籠罩著他們。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有識之士已經把探索的目光伸向東方，尋找東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有關人的理論的成功之處。1994年聯合國討論家庭問題的大會上，加利秘書長即引用了孔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論述。港、臺地區在此方面曾走過一段彎路，但經過糾正，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們吸取。

(2)在前進的過程中，既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又不崇洋媚外、奴顏卑膝。西方國家有不少可資借鑒的經驗。但如上所述，西方國家本身有許多解決不了的矛盾和問題。而且，經濟發展的模式也不只西方一種。因此，不應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趨，要走自己的路，發揚本民族的文化優勢。在這方面，港、臺地區也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公務員之家

(3)港、臺地區在發展中尚存在的問題和已有的教訓，也是中國大陸經濟建設發展中正在或將要遇到的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防范和解決。港、臺同胞走過的成功之路，已使世界為之震撼，并使中國大陸的華人深感振奮和鼓舞。相信經過不懈努力，一個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亞太地區將以更強大的實力和嶄新的面貌在世界的東方發出異彩，令世界更為驚嘆。

參考資料：

(1)郭言主編：《“四小龍”騰飛之謎》，改革出版社1993年3月版。

(2)徐克恩著：《香港：獨特的政制架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版。

(3)杜維明著、岳華編：《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杜維明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5月版。

(4)白刃著：《香港見聞》，群眾出版社1985年1月版。

(5)馮增俊：《亞洲“四小龍”辦教興邦的基本經驗以及對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啟示》，載1995年第2期《比較教育研究》，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