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穎達教育倫理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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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穎達的教育思想博采眾長，既受到玄學和佛學思想的影響，又吸收儒家教育思想，并對儒家教育思想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內容極其豐富。他的教育倫理思想注重道德教育，強調“教學相益”在道德修養中的作用，重視教育對“教化其民”的功用。這不僅吸收了儒家教育倫理思想的精髓，而且在教學方法上以及在學習道德方面又有了新的發展，對于促進唐朝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指導意義。

關鍵詞：孔穎達；教育倫理；教育思想；教化；道德教育

孔穎達（公元574—648年）字仲遠，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桃城區）人。孔穎達是隋唐之際著名的經學家和教育家。孔穎達一生主要從事教育文化工作，是隋唐之際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他借編纂《五經正義》之機，采用因文釋義附以己意的特殊方式闡述自己的教育思想，對唐代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五經正義》成為唐代以后儒學教育思想的重要來源，他的教育倫理思想也在這一著作中得以充分體現。

1注重道德教育

孔穎達十分注重道德教育的作用。他認為，道德來源于天道，是人們必須遵守的。如果違背了道德，就是冒犯了上天，必將受到上天的懲罰。因此，圣人順從天意設置五常之教的目的就是“教化其民”。同時，他還認為，道德是人之常性，自然有之，即人天生就具有“五常之性”，這是人性善的體現。他說：“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1]283“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也就是說，人性由于受到外物的影響，往往會導致五常之性的消失。因此，為了保持人性中的五常之性，就要對人們進行道德教育。首先，他認為道德教育一定要使人們樹立起遠大的理想，培養人們為了實現理想而堅持不懈、終身不移的高貴品質。他說：“君子之人，守道而死，雖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移改也。”這里，他繼承了儒家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的傳統思想。其次，他認為道德教育要防微杜漸、改過從善，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他說：“凡所過失，為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于不見細微之時，當于是圖謀之，使人不怨也。”[1]189也就是說，大錯皆由小過發展而來，因此，道德教育要從小事入手，積小善而成大德，由淺入深，逐步進行。最后，孔穎達還十分重視道德教育的方法。孔穎達強調道德教育要身體力行，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說教上，而要付諸實踐。他認為，對一個人道德品質的判斷，不能只聽其言，而要觀其行。他說：“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1]27這是對孔子“聽其言而觀其行”思想的繼承。同時說明孔穎達在教育實踐中已經看到了道德認識與道德行為、言與行之間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聯系的關系。因此，他強調道德教育中要言行一致，并以此作為道德判斷的準則之一。此外，在道德教育中，孔穎達特別重視家庭道德教育。他認為，人的仁義禮智信是在家庭中孕育發展起來的，要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道德教育必須從家庭開始。他說：“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為五教。”在他看來，只要在家庭中重視道德教育，形成遵行綱常的意識，使家庭成員各司其職、各修其德，然后將此擴展到社會生活之中，整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會融洽，這是儒家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具體體現。

2“教學相益”在道德修養中的作用

孔穎達提出了“教學相益”的思想，認為教與學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學則睹己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在教與學的過程中，人們可以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然后發奮努力、繼續學習，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因此，他認為學與教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他主張，人們不僅要善學，而且還要善教，即將自己所學到的知識教給別人。孔穎達充分肯定了教師的社會地位和作用，認為教師應該受到社會的尊敬。“師徒既善，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在他看來，人們的知識、道德水平的提高，與老師的影響有著重要的關系。因此，他要求人們在選擇老師的時候一定要慎重，要擇明師。他說：“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在這里，孔穎達不僅肯定老師有傳授知識、使人從善的作用，而且肯定了老師還具有一種糾偏的作用，即老師通過傳授善道而使那些誤入歧途的人改邪歸正、重返正道。他認為，教師在進行教學的時候應該注意教學方法。首先，他強調，要做一名合格的老師，在教學中要盡職盡責，不能自欺欺人。他主張教學要在鉆研教材和精通“經義”上下功夫，反對死記硬背的教學方法。他指出，作為一個老師，能否鉆研和精通“經義”是其教學成敗的關鍵。他批評一些老師“不曉經義，但詐吟長詠以視篇簡而已”。即是說，只是叫學生“詠文而已”，并沒有把經典的真正道理教給學生，也沒有引導學生理解經典的含義。同時，他還批評一些老師自欺欺人、不負責任，“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若已有解之然也”。他認為，這樣的老師是不合格的。其次，他認為老師應該具有一定的語言修養，“善教者，出言寡約而義理顯達，易解之”。老師的教學語言要簡明扼要、深入淺出，而不能邏輯混亂、重復啰嗦。最后，他認為，教學應該抓住時機。抓住時機，一是指“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即人在能夠接受教育的時候就要使他接受教育。二是指教育要防患于未然，要堅持正面教育和引導，不能等到出了問題的時候再去進行教育。他強調老師教學要因材施教，“教學之道，必當優柔寬緩，不假急速，游息孫順，其學乃成，教人之法，當隨其年才”。“若年長而聰明者，則教以大事而多與之；若年幼而玩鈍者，當教以小事又與之少”。這就是說，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教學速度、內容等都必須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確定，不能操之過急。并要根據學生的年齡大小、接受能力的強弱來區別對待、因材施教。孔穎達充分肯定后天學習對促進人的發展以及對人們提高自身道德修養水平的作用。在他看來，人性有善惡之分，從人的天性來看人性本來是善的。他說：“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人性之所以有惡，是因為人接觸了外界事物而產生了情，即“情者，性之欲也”。他認為，人性有善惡，而無論為惡還是為善，都是人們后天學習的結果。因此他說：“善惡由人，性人所修習也。”[1]397人們要想保持自身的至善之性，就必須努力修行學習。同時，他又認為，惡也是人們學習的結果。他說：“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效使然。”基于對人性的這種認識，他認為人們在學習開始對學習道路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他說：“始欲學習為善，則善之。”“初習為惡，則惡之。”所以，他特別強調，人們在開始學習的時候一定要慎重選擇學習道路，以免誤入歧途、害人害己。孔穎達認為學習的目的是為善，學習是一個棄惡從善、不斷提高自身道德修養的過程，也是使人擺脫愚昧、通曉事理、增長才干的過程。他認為，愚昧和聰慧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后天學習的結果。他說：“愚智由學習而至。”如果人們不學習，就會變得愚昧無知。即所謂“人而不學，如面向墻，無所睹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只有通過學習，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促使人不斷上進。因此，他說：“夫學猶殖草木也，令人日長月進，猶草木之生枝葉也。不學則才智日退，將如草木之墜落枝葉也。”[2]他強調人們應該互相學習，認為如果“獨自習學，而無朋友，言有所疑，無可咨問，則學識孤偏鄙陋，寡有所文也”。互相學習，不僅要向老師學習，而且要向其他人學習。這實際上是對孔子的“學無常師”的繼承。他主張無論什么人，無論是學識淵博的人還是才藝出眾的人，都要虛心學習。人們在學習中應該培養一種虛心的態度，不能驕傲自大、自以為是。他說：“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3]卷36他認為，進學修德最忌自滿，因為學習是無止境的。如果自滿，就會自矜其能，甚至以不能為能，拒絕他人進言，這樣不僅阻礙自己進步，而且還會招致敗亡。可見，孔穎達把謙虛看成是一個人進學修德、處世從政所必備的品質。這一思想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對于人們培養謙虛的道德品質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3教育的功用在于“教化其民”

孔穎達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他肯定教育在安邦治國以及教育人、感化人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教化其民”的思想。他從儒家傳統的政治觀點出發，認為自古以來圣人都是以德治天下。因而，他強調統治者要有“正身之德”，即做君臣的要“先正己而后正人”，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以“德”治國、以“德”治民。同時，對老百姓，他強調要“教民以德，整民以禮”，使人民有歸順之心而無犯上作亂之念。孔穎達所謂的“教化其民”，就是要加強對政治思想、倫理道德規范的宣傳和教育。因此，在教育內容上，他特別注重灌輸和宣傳政治倫理道德。他認為，人們不能自發地接受和遵循道德規范和觀念。教育是向人們宣傳和灌輸道德規范和觀念，而使其自覺接受道德觀念和遵循道德規范的主要途徑和手段。在這里，他把教育看成是統治者實施統治的有力工具。他說：“圣人教民以德不以刑，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3]卷55因而統治者要鞏固其統治，需采用兩種手段：一是刑罰，二是教育感化。他認為，統治者如果采用刑罰，只能起到暫時的震懾作用，但不能使人心悅誠服地服從統治者的意愿。而教育感化則能防患于未然，可以使人自覺自愿地接受統治。因此，他要求統治者繼承儒家以德治天下的傳統，教民以德、整民以禮，使人民能安心服從其統治。孔穎達主張將倫理道德規范作為教育的主要內容，認為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人民宣傳和灌輸儒家傳統的仁、義、禮、智、信五常的倫理道德。他強調，統治者要注意“五常之教”，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因此，他特別強調《詩》《書》《禮》《樂》的學習。他說：“圣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他借助于上天的神秘力量來說明人們遵守五常道德的合理性。認為五常道德是上天意志的體現，統治者用五常道德來教化人們是順天意而替天行道。他說：“天尊在上，澤卑在下。君子法此履卦有序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4]他又說：“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者，欲明坤道處卑，待唱乃和。故歷言此三事，皆卑應于尊，下順于上也。”“若卑不處卑，謂地在上，高不處高，謂天在下。上下既亂，則萬物貴賤則不得其位矣。”在這里，他認為上下尊卑的等級關系是合理的、任何人都不能違背的。從“天即自然”的觀點出發，他論證了“三綱五常”的合理性，并把“家人之義”與“天地之義”結合在一起，闡明家庭的尊卑上下的關系是出于“自然”之理，從而將這種尊卑上下的關系擴大到社會和國家。每個人都要正位，使君不失君道、臣不失臣道、父不失父道、子不失子道、夫不失夫道、婦不失婦道等等。他說：“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親也。孝子為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5]卷1由此可見，孔穎達所謂的“自然之理”并不是指自然界的客觀規律，而是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社會的“三綱五常”的道德規范披上“合理”外衣的。他的所謂“王化”，就是“教化其民”，其實質是把教育作為維護和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為了把老百姓教化成為統治者所需要的、恪守道德、思不出其位、行不逾規、沒有邪僻的馴臣良民，他認為應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向人們灌輸封建的道德觀念。為此，他提出了要進行十二種教化：“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茍；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哲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日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5]卷44孔穎達“教化其民”的思想，更多地強調了教育的灌輸和宣傳功能。他把道德思想、等級觀念作為教育的主要內容，要求統治者要“以德治天下”，認為有“德”才能善政，強調統治者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并把倫理綱常、等級觀念劃為十二種教化，作為教化的主要內容。孔穎達的教育思想博采眾長，既受到玄學和佛學思想的影響，又吸收儒家教育思想，并對儒家教育思想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內容極其豐富。其教育倫理思想，不僅吸收了儒家教育倫理思想的精髓，而且在教學方法上以及在學習道德方面又有了新的發展，如他強調要把謙虛作為一個人進學修德所必須具備的品質、強調學習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等等。他肯定教師的社會地位和作用，倡導尊師重教的社會風氣，強調教師應有盡職敬業的精神并需加強修養等，對于促進唐朝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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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48.

[3]孔穎達.禮記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孔穎達.周易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3.

[5]孔穎達.毛詩正義[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作者:郭海洋 吳洪成 單位:河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