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范文10篇

3月19日—31日，我們一行76人，分兩批、兩個階段，先后赴香港、深圳、嵊州、新昌、溫州、義烏、杭州、上海等地開展了一系列的招商考察活動。一路察看，一路交流；一路議論，一路振奮，解放了思想、開闊了視野、找到了差距、拓寬了思路、看到了希望。

一

當我們仍在討論“姓社姓資”的時候，長三角、珠三角等地的民營經濟已雨后春筍般地茁壯發展；當我們依舊打擊“投擊倒把”的時候，義烏等地市場已開始如火如荼般地建設。數日的南方考察，我深深體會到南方人與我們在思想觀念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

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經過上百年的滾動發展，成為亞洲經濟最活躍、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珠三角、長三角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最快的地區，20多年來的發展，使其成為全國經濟發展最快、經濟總量最大、人民生活水平最高、最富庶的地區。判斷社會地位高低標準、價值標準、人生觀念、思維方式上與內地明顯不同。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低，主要是看其經濟實力大小，有錢就有地位，沒錢就沒地位，錢多地位就高，錢少地位就低，也就是說衡量一個人的價值不僅看其政治地位，更主要的是看其經濟實力。這一點與內地不同，尤其是在北方差別更大，大部分人還都熱衷于蹲機關、吃財政、追求行政職務和政治地位，“官本位”思想還十分嚴重。在人們的意識中，擁有金錢多少，并不代表社會地位高低。考察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老板多、官員少，公司多、機關少，這“兩多兩少”充分說明了一個地方的人才流向、就業觀念和經濟發展的快慢及經濟質量的高低的問題。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在香港和南方發達地區，人才精英大部分聚集于公司、企業，而在我們北方與他們截然不同，大部分人萎縮在黨政機關，每當大中專畢業生分配時，還在托關系、找門路，千方百計向黨政機關擠，甚至不惜改行換業，致使人才流失。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現在還是上層建筑龐大，經濟基礎落后，另一方面說明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就業觀念落后。

二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發展令人矚目，經濟增長速度連續十年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人均GDP保持全國省區第一。城鎮居民收入居全國第一，全國社會經濟發展百強縣（市）中，浙江占了22個，居全國首位。浙江經濟發展備受關注，其主要特點是：

摘要：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與進步，各行各業都在積極尋找與互聯網的結合點，物流行業自然也在積極探索，并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技術，打造物流云服務模式，以此提高物流運輸質量和效率。基于此，本文圍繞大數據背景下珠三角地區物流云服務模式進行研究，探討物流云服務模式優勢，并針對大數據背景下珠三角地區物流云服務模式應用進行研究，從服務架構、技術架構、業務架構三個維度出發，促進珠三角地區物流云服務模式更好地發展。

關鍵詞：珠三角；物流云；服務模式

一、物流云服務模式概述

云計算是新時期計算機技術的代表，主要用于對不同資源進行整合，生成一種能夠實現擴展的虛擬資源。基于此背景，物流云服務是以云計算為基礎，對物流中優質客戶信息、物流企業信息進行儲存，形成龐大的物流虛擬數據庫，再利用物流云服務模式，將虛擬數據庫的信息精準匹配，利用物流云服務平臺，實現用戶與企業的精準匹配。

二、物流云服務模式優勢

（一）促成移動辦公。在物流云服務模式下，物流運輸企業開始圍繞以信息為中心的全新模式，借助云計算獲取物流運輸信息，并連通到手機終端，不僅促成用戶通過手機下單，并可以利用手機實時監控運輸的位置、狀態，物流運輸企業也打破了時空的限制，可以在全國范疇內接單，并實現物流運輸的匯聚和分流，大大降低了物流運輸的成本，提高了物流運輸的效率。在物流云服務模式下，移動辦公已經成為物流運輸行業最顯著的特點，也是相比傳統物流運輸模式最大的優勢。（二）實現信息整合。物流云服務模式就是將收集的數據信息進行匯總儲存，再利用云計算技術將需要的信息提煉出來，利用云服務，將大量的物流運輸用戶信息儲存在虛擬空間，物流運輸企業可以隨時與用戶進行對接，提高物流運輸服務的精準性，尤其在港口地區，物流云服務模式充分整合了港口信息，既能夠確保用戶挑選適宜的物流運輸渠道，也便于企業及時獲取用戶信息，物流運輸雙方打破了信息壁壘，讓物流運輸作業、計費都得到了相應的優化，成為了新時期物流運輸最大的優勢。（三）暢通交流渠道。借助物流云服務模式，讓物流運輸企業與用戶實現對接，暢通了雙方的溝通渠道，在物流運輸接單、備箱、運輸、計費等各個環節，企業與用戶都可以針對相應的服務進行溝通，用戶更可以對整個運輸過程進行監控，大大提高了物流服務的效率，也促進物流運輸的質量得以提高，是傳統物流運輸模式無法比擬的優勢。

一、珠三角地區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特點

珠三角加工貿易的技術溢出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一)1978～1990年是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起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采取“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補償貿易)的模式。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1978年8月底，東莞市虎門鎮就正式成立了中國內地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編號為“粵字001”。盡管這家企業的規模不大，設備較落后，產品檔次也不高，但在春潮萌動的中國內地卻搶吃了第一只“螃蟹”，從此揭開了珠三角直接利用外資的序幕。在改革開放之初，珠三角地區一無資金，二無技術，三無管理經驗和國外銷售渠道，但珠三角也有自身的優勢，勞動力豐富而且便宜，土地資源多而且價格低。不僅如此，改革開放之時正是香港產業升級換代之日，香港商人受廠租、勞動力價格居高不下的困擾，急于把勞動密集型產業遷出香港，轉移到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地方。珠三角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人文優勢以及生產成本優勢，成為港商的首選地區。珠三角人則因勢利導，以鄉鎮企業為依托，以“三來一補”為突破口，積極發展加工貿易。

(二)1991～2000年是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發展階段。主要表現為高新技術產業逐漸成為珠三角經濟發展的第一增長點。計算機及軟件、通訊、微電子及基礎元器件、新一代視聽產品、機電一體化、重點輕工和家電等七大主導產業快速發展，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行業和產品逐步提高。一大批國際知名跨國公司來珠三角興建高新技術企業，世界500強IBM、飛利浦、杜邦、惠普、三星、施樂、康柏等跨國公司相繼在珠三角設立獨資或合資企業，同時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在珠三角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發展階段，珠三角人從實踐中逐步意識到“三來一補”的局限性和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當時人們主要還是關注提升外資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采取的措施是在淘汰低檔次、技術落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三來一補”企業的同時，有選擇地引進了一大批高科技的加工貿易企業。珠三角在提升外資加工貿易科技含量的過程中，自然也帶來了技術的溢出效應。主要體現在：第一，加工貿易產品的技術含量高。產品的技術含量高對珠三角地區的同行有很強的競爭作用和示范作用，本地企業通過學習和模仿產生了大量的技術溢出效應。第二，加工貿易與本地產業有密切的關聯程度。這一時期，加工貿易的生產料件已經完全改變了全部依靠進口的格局。第三，加工貿易企業普遍重視管理人員、科技人員的培訓。在加工貿易企業中，外商出于勞動力成本及其它因素的考慮，往往選擇和招聘當地的優秀人才加以培訓和管理，為當地培養了一大批懂技術、會管理、熟悉國內外市場的人才。經過技術培訓的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一旦由外資加工貿易企業流向其他企業或自創企業時，所學的各種技術也隨之外流，從而引起溢出。

(三)2001年至今是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飛躍階段。珠三角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第三階段的最大特點是不少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落戶珠三角，并且跨國公司本土化的趨勢初見端倪。隨著國際產業轉移的深化，跨國公司紛紛在珠三角設立研發機構。截至2005年底，杜邦、本田、日立、三星等知名跨國公司在珠三角就已設立了研發機構243家。這些研發中心上接研發源頭，下連規模生產企業和市場，為珠三角吸收和承接國外高水平技術，增強科技創新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研發平臺。在珠三角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飛躍階段，技術溢出效應有實質性的突破。主要表現在：大規模引進成套設備逐步被引進關鍵技術、關鍵設備所替代。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為了能進入珠三角市場，競相以各種方式向珠三角輸出技術，技術引進的結構在不斷優化。隨著珠三角企業技術引進水平的不斷提高，引進的目的逐步從單一生產技術的引進轉向以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創新能力的技術引進，引進技術方式多元化。跨國公司向珠三角輸出技術，除了有技術許可、技術服務、入股投資等傳統方式之外，還有相互交換技術使用權、特許專營等新形式，加工貿易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本地化。重用本地管理和技術的精英使不少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的業績明顯上升，促使跨國公司向人才本地化轉變。

二、珠三角地區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主要路徑

廣州作為一座工商業、服務業和文化教育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可以向高校畢業生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生產制造類企業數量相對較少。廣州在高校畢業生的需求結構上，主要以管理類、營銷類和服務業、文化教育產業等相關的專業為主。

據廣州銳旗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公關策劃部經理李君遐介紹，管理、市場營銷、金融保險、財會、IT、通訊、外語、貿易和文化教育類等專業上，一直都是人才市場上需求比較大的專業。從總體而言，廣州對應屆畢業生的需求呈現出“文科類比理工科吃香”的需求特點。

根據廣州市人事部門出臺的《2003～2004年廣州市優先引進人才專業目錄》，具體制定了18類“緊缺專業”、10類“控制專業”。其中，“緊缺專業”主要是保證物流業、高新技術產業、汽車制造業、石油化工業等優先發展的支柱產業以及南沙大開發、新機場和新地下軌道建設等關鍵項目所需的人才。各地、各部門、各單位引進緊缺專業人才，可以適當放寬學歷、專業技術資格、年齡等條件限制。

東莞：專業鎮急需專業人才

經過多年發展，東莞的服裝、家具、毛織、制鞋、電子、五金沖壓及模具制造、塑料制品等特色產業迅速崛起，生產、銷售和配套服務體系不斷完善，形成了一批“專業鎮”。東莞智通人才市場總經理蘇琳告訴記者，在未來幾年里，東莞將迫切需求大量與東莞當地產業結構相吻合的各類專業人才。

虎門鎮聚集著600多家服裝制造企業，是享譽全國的“中國女裝名鎮”稱號；大朗鎮已成為廣東省最大的毛織生產基地和毛織原料集散地，毛織企業數量多達2000家；厚街、大嶺山兩個鎮，積聚了大量家具業、電子、鞋類等，包括三星集團、偉易達集團、愛高實業等在內的外企1100多家；同時，清溪、石碣、石龍、長安等鎮，則駐扎著包括步步高、金正科技等知名電子制造企業，基本上以電子業為支柱產業；此外，塘廈、黃江的電子、塑膠、五金、玩具精密機械、酒店業等高科技產業，以及東城區、南城區和樟木頭鎮的房地產業，每年都需求數量可觀的專業對口高校畢業生。

一、珠三角地區“民工荒”的主要表現

1.企業用工在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方面的矛盾比較突出。

自2004年年初東莞市首次官方確認民工緊缺以來，此波迅速波及整個珠三角。據東莞市勞動局公布的“2007年企業春季用工需求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九成以上企業表示將招用新員工。其中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普工崗位用工需求仍然旺盛，預計今年企業用工需求將增長10％－15％。據估計，東莞今后5年內企業用工需求每年都要新增10萬以上。據調查顯示，在企業新的用工需求中，75％的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且34％的崗位需要達到初級工以上的技能水平；45％的崗位要求年齡在18至25歲之間；60％的崗位需求女工。

2.不同類型企業招工難易程度不一，勞動密集型企業普遍招工困難。

調研情況顯示，2008年勞動力供求的特點是，電子、鞋業、服裝等傳統制造業仍有較大的用工需求。企業招聘人員難易不一，優質的企業由于工資福利、工作環境、生活條件相對較好，不存在招工難的問題，但是勞動密集型、工作時間長的企業則會存在一定的招工難問題，這類企業約定的月基本工資通常徘徊在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再通過延長工作時間來相應增加員工的收入，預計這類企業需求員工不少于30萬人，其中普工約24萬，技工約6萬。

3.拖欠民工工資現象時有發生，民工流失率不斷攀高

一、引言

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正式提出，逐步引發了國內學界、政界、商界和普通百姓的高度關注和熱議。2016年被寫入國家“十三五”規劃。2017年3月寫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從近40年粵港澳經貿合作關系演進來看，已經走過了1.0的“前店后廠”階段、2.0的CEPA階段以及3.0的自貿區試驗區創新合作階段。隨著《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框架協議》的實施和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將開啟粵港澳合作的4.0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2017年末總人口約7000萬人，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二、珠三角服務業與服務貿易發展現狀

（一）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迅猛。2014年，珠三角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總額并不高，為261.1億元，但在2017年，珠三角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總額飛漲到1370.64億元，增長速度前所未有，增長額高達1109.54億元，增長比例為424.95%。在2014—2018年間，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相比之下，農、林、牧、漁業、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業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有限，見表1。（二）服務貿易規模躍居全國首位。2016年，珠三角外貿綜合服務、旅游購物出口、跨境電商等服務業新業態快速發展，服務業進出口總額達9786.9億元，同比增長19.3%，占全國比重的18.3%，首次位居全國第一；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比重達13.4%，其中，服務出口3847.3億元，同比增長0.9%；服務進口5939.6億元，同比增長35.2%。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加快，自貿試驗區新設企業7.6萬家，目前已基本完成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中期目標，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成效明顯。（三）服務貿易進口類別單一。珠三角服務貿易進口類別比較單一。當前國際服務貿易類型廣泛，除了運輸業、旅游業、工程建筑業等傳統的服務貿易類型外，許多新興服務貿易類型正如雨后春筍一般不斷涌現，如金融、保險等。珠三角服務貿易中傳統服務貿易類型占比較大，新興服務貿易類型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見表2。

三、珠三角服務業及服務貿易存在的問題

（一）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有待提高。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粵港澳三地銀行機構的相互開放程度低、跨境外匯結算系統常遇到阻滯、金融服務與區域經貿合作的金融服務需求不相適應,需要更加全面的開放。在物流服務貿易方面，需建立粵港澳地區的統一的物流行業標準，還需建立檢驗檢疫和邊防等口岸部門的統一的電子信息平臺。在旅游服務貿易方面，行政服務效率應講究實效、力求同一標準，需建立對協調三地旅游服務有幫助的粵港澳旅游業的協同監管機制。在專業服務貿易方面，需盡快消除港澳專業服務業進入廣東的行政壁壘、需完善與CEPA配套的政策措施。在會展服務貿易方面，需盡快促進粵港澳達成合作共贏的共識、提高資源整合力度、促進會展業管理體制協調一致。（二）管理有待改善。在效率方面，工作量大、協調部門多，在政策執行方面，政策多、扶持資金足，但是在利用上卻出現效率不佳的現象。預期與現實存在較大差距，致使在考核上出現困難。統計數據難以做到及時、準確，出現統計數據的出入大、時間滯后等問題，使得后續工作因信息缺失而難以繼續。在部門協調方面，當企業作為個體做產業融合時，離不開政府為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企業提供引導和平臺，許多領域的服務業存在空白的現象，行業協調機制尚未建立，無法形成整體合力。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魚塘是明清時期發展起來的一種生態農業雛形，成功實現了物質的循環利用，把種桑、養蠶、養豬和養魚有機的結合起來。史載："順德地方足食有方……皆仰人家之種桑、養蠶、養豬和養魚……魚、豬、蠶、桑四者齊養"。(1)桑基魚塘由于自身的優勢，能實現良性連環生產，明中葉以后發展迅速，其面積曾一再擴大。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紀末期間內曾兩次掀起"棄田筑塘，廢稻樹桑"的熱潮(2)。當時南海九江鄉成了"境內無稻田，仰糴于外"(3)的純桑塘區。南海龍山在十九世紀嘉慶年間，成為"民舍外皆塘"(4)。順德更為突出，西海一帶，咸豐以前，還有稻田，后皆變為基塘。(5)全縣在十九世紀末光緒年間，開挖的基塘就有十萬畝之多，桑基面積達到三十萬畝以上，稻田面積不及總耕地面積的十分之一。順德詩人周祝齡《所托山房詩集》內載《土風三弊》描述了當時的情形："近覺桑區廣，漸計禾田輕。自從咸同來，魚塘日益稠。……人與魚共命，魚與谷爭秋……"。

桑基魚塘在當時是集約化程度較高的土地利用方式，對明清珠江三角洲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桑基魚塘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際生絲市場的開拓與擴大(6)，"棄田筑塘，廢稻樹桑"熱潮的興起與國際市場需求的擴大密切相關。然而國際市場需求的擴大能有效刺激國內蠶桑業規模的擴大，市場機制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在于珠江三角洲的制度環境，諾思認為如果忽視了產權、制度、意識形態等因素，單憑市場上相對價格的變動是不能解釋歷史上的重大變革的。

1.宗族制與桑基魚塘

珠江三角洲是中國宗族勢力強固的地區之一。(7)強大的宗教勢力對桑基魚塘的興修，尤其是對"棄田筑塘，廢稻樹桑"熱潮的掀起了促進作用。作為一個完整的農業系統，并非僅僅是自然條件的彼此關系，還應當包括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組織。(8)宗族組織不僅是基塘系統的組成部分，而且還大大推動了桑基魚塘的發展。珠江三角洲地區宗族勢力源遠流長，屈大均在描繪珠江三角洲宗族勢力時說："其大小宗，祖禰皆有祠，代為堂構，以壯麗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數十所，小姓單家，族人不滿百者，亦有祠數所。"(9)宋代以來隨著中原地區人口的不斷遷入，在這里建立了盤根錯雜的宗族關系。宗族組織嚴密，"粵地，多以族望自豪。"(10)當地各大族，"皆聚族而居。"(11)他們一般是一村一族，或一村二三族分區聚居。

珠江三角洲的基塘是沙田區人民為了排澇灌溉，因地制宜地改造自然，將低洼地深挖為塘，蓄水養魚，并把泥土覆于四周成基，種果植桑，而形成的特殊的土地利用方式。沙田的開發不僅是自然形成過程，而且是人工圍筑過程，歷史上，尤其是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的開發與宗族制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珠江三角洲的大宗族，擁有雄厚的物力、財力，對沙田的開發起了積極作用；同時沙田的大規模開發又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勢力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經濟條件，二者成互動關系。(12)

隨著沙田的開發，基塘面積也隨之增加。在沙田的圍墾過程中，有許多洼地不能用于耕作，為了消彌水患，人們將洼地挑挖成池塘，同時將基面擴大，這樣既用以保護基內的農田生產，又將池塘用于養魚，兩者兼而有之。因此宗族在對沙田的開發過程中，客觀上促進了基塘的形成與開發。

提高城市競爭力是現在城市政府制定城市經濟發展策略中廣泛使用的概念，以便在城市間的競爭中獲得優勢。美國學者波特認為城市和區域實際上是存在競爭的，雖然這種競爭不象國家之間通過利率或價格的調節來進行，也不象公司通過追求利潤最大化來進行，但城市間在吸引投資、人口和游客以及公共投資和奧運會這樣的重大事件上有著激烈的競爭（Porte1995）。城市間競爭在我國的城市間也廣泛存在，特別實在經濟較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

一、城市間競爭的概念

城市競爭是指城市政府以市場為導向，通過決策制定、制度組織安排來不斷吸引外部生產要素投入和促進經濟系統內部相互作用，使城市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過程。城市的競爭很大程度上表現在各城市政府之間的競爭，城市政府通過對城市未來發展方向的控制、對經濟發展政策如城市規劃、地方稅收政策、土地政策、人才流動政策的制定，對城市基礎設施的大量投入來確定城市競爭能力的發展方向。正是政府間這種以經濟發展為目標的競爭，加劇了城市競爭的力度，促進了珠江三角洲區域的城市化進程。

珠江三角洲是我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也是我國城市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在這個地區，發達的基礎設施網絡把各類城市連為一體，形成具有不同層次的城市集合體。城市競爭在同一層次的城市間廣泛存在，如廣州和香港在1999年的建設科技城和數碼港的計劃，廣州與深圳的會展策略，東莞、順德、南海、中山吸引外資的政策與措施等等，正是由于這種競爭，珠江三角洲內的各城市在區域條件較為相同的情況下，通過產業的集聚與專業化分工形成了各自的比較優勢和主導產業，在同一層次的城市中形成具有差異性的城市發展性質，東莞是國際性的加工業基地，順德是國際性的家電生產基地；在順德的容桂鎮是全國空調器生產基地，北窖鎮是全國的小家電生產基地；東莞的虎門是國際性的服裝生產基地，中山的沙溪是國際性的休閑服裝生產基地。

珠江三角洲城市間競爭的效用是使一個城市的經濟實力和運作效率不斷提高，珠江三角洲城市間的良性競爭使社會資源得到了較合理的配置，城市之間通過專業化的分工與合作來相互促進發展，在競爭中為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帶來機會。城市政府之間的競爭大大促進了城市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外資的吸引、生產技術的改進以及思想解放和制度的創新，加快了對外開放、經濟結構調整、城市基礎設施改善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珠江三角洲城市間競爭也存在著過度競爭的現象，如90年代為追求低成本的土地而出現的過量的開發區建設和城市建設用地的無序擴展，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破壞。

二、城市間競爭產生的原因

一休閑競爭力

1、評價指標體系概要

我們首次提出了文化資本和文化價值雙模型，并創新3個文化指數構建了休閑文化競爭力模型⑴。該模型吸取了中國人民大學區域競爭力模型的合理內核，將休閑經濟劃分為5個子系統：文化競爭力、規模競爭力、結構競爭力、環境競爭力和成長競爭力。每個子系統選取4個關鍵指標，構成一個較為完整指標體系。運用這個模型分析比較了中部6省休閑經濟競爭力差異。

由于收集和調查數據的成本因素，我們在研究“泛珠”9省休閑經濟競爭力過程中，簡化了指標體系，省略了企業抽樣調查部分，僅選取與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密切相關的12個指標，構建了“泛珠”休閑經濟競爭力評估體系。根據每個指標的重要性程度大體又劃分為A、B、C三類。權重分配A類50，B類30，C類20，合計權重100。具體評價方法參見中州學刊2007，（2），第42頁。

2、休閑經濟競爭力測度結果

應用上述方法和評價指標體系，我們對“泛珠”9省的休閑經濟競爭力進行了計算。當然，計算出的結果可能沒有反映出各省休閑經濟實力的全面內容，但至少能有力說明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聯合實力。現階段，文化和旅游兩個產業的增加值占了可測量休閑經濟總量的2/3以上，是休閑經濟的重心。研究解決休閑經濟的核心發展問題，休閑經濟的其他方面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摘要：本文比較客觀地分析了不同時期珠三角地區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特點，從技術模仿、配套生產、人才流動方面揭示了珠三角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路徑，總結了珠三角提升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經驗。

關鍵詞：加工貿易；技術溢出效應；自主創新

珠三角地區既是我國加工貿易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我國加工貿易發展最為成熟的地區。外商投資的加工貿易不僅是珠三角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而且在廣東省對外貿易中占主導地位。我國發展加工貿易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外資進入能帶來先進技術，產生技術外溢，進而帶動我國產業的技術進步。珠三角地區加工貿易的技術溢出效應是低還是高，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到底有多大，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動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升級，已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話題。

一、珠三角地區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特點

珠三角加工貿易的技術溢出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一)1978～1990年是加工貿易技術溢出的起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采取“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補償貿易)的模式。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1978年8月底，東莞市虎門鎮就正式成立了中國內地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編號為“粵字001”。盡管這家企業的規模不大，設備較落后，產品檔次也不高，但在春潮萌動的中國內地卻搶吃了第一只“螃蟹”，從此揭開了珠三角直接利用外資的序幕。在改革開放之初，珠三角地區一無資金，二無技術，三無管理經驗和國外銷售渠道，但珠三角也有自身的優勢，勞動力豐富而且便宜，土地資源多而且價格低。不僅如此，改革開放之時正是香港產業升級換代之日，香港商人受廠租、勞動力價格居高不下的困擾，急于把勞動密集型產業遷出香港，轉移到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地方。珠三角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人文優勢以及生產成本優勢，成為港商的首選地區。珠三角人則因勢利導，以鄉鎮企業為依托，以“三來一補”為突破口，積極發展加工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