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變革范文10篇

內容摘要世界各國的實踐表明，政府對于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務模式即治道的質量，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經濟、社會和政府發展水平和質量，也直接關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樂。

20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變革的過程：從過去什么事情都管的無限政府走向專心致志于公共服務供給、公共問題解決、公共事務管理的有限政府，從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從以專政和權力統治為基礎的政府走向以服務為宗旨的政府，從高度集權的政府走向地方越來越有自身權限的多中心運作的政府，從高度封閉的政府走向信息公開、允許公民多渠道參與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這一過程既是宏觀上全面系統推進的結果，但更是具體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創新、積累并推動宏觀變革的結果。

本文以江蘇和武漢新近實施的公共管理創新，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行政許可法和國務院公布的婚姻登記條例為例，說明了公共管理創新對于政府治道變革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公共管理，治道變革

2003年，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有很多創新的舉措，比如江蘇省廢除了有關嚴禁沒有婚姻證的男女混住，武漢市用新的方法成功地解決了多年沒有解決的禁止麻木難的問題。在中央層次，全國人大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國務院頒布了《婚姻登記條例》。

這些新的公共管理舉措，和新的國家法律法規，具有很大的治道變革意義。認真總結與分析這些新舉措和新法律法規所包含的治道變革邏輯，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通過管理與制度創新，進一步推進中國政府的治道變革。

內容摘要世界各國的實踐表明，政府對于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治理公共事務模式即治道的質量，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經濟、社會和政府發展水平和質量，也直接關系到公民各方面的生活是否幸福和快樂。

20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變革的過程：從過去什么事情都管的無限政府走向專心致志于公共服務供給、公共問題解決、公共事務管理的有限政府，從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從以專政和權力統治為基礎的政府走向以服務為宗旨的政府，從高度集權的政府走向地方越來越有自身權限的多中心運作的政府，從高度封閉的政府走向信息公開、允許公民多渠道參與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這一過程既是宏觀上全面系統推進的結果，但更是具體的公共管理多方面創新、積累并推動宏觀變革的結果。

本文以江蘇和武漢新近實施的公共管理創新，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行政許可法和國務院公布的婚姻登記條例為例，說明了公共管理創新對于政府治道變革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公共管理，治道變革

2003年，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有很多創新的舉措，比如江蘇省廢除了有關嚴禁沒有婚姻證的男女混住，武漢市用新的方法成功地解決了多年沒有解決的禁止麻木難的問題。在中央層次，全國人大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國務院頒布了《婚姻登記條例》。

這些新的公共管理舉措，和新的國家法律法規，具有很大的治道變革意義。認真總結與分析這些新舉措和新法律法規所包含的治道變革邏輯，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通過管理與制度創新，進一步推進中國政府的治道變革。

【摘要】古往今來治水在中國都是極為重要的公共事務。中國古代的治水，大體有三件事情最為重要：防洪、農業灌溉和漕運。當代中國的治水包含的內容包含了越來越多的方面，干旱缺水、水污染和水生態惡化成為治水面臨的全新問題。中國目前面臨著復雜而嚴峻的水危機態勢，水問題已經從區域性問題發展成為流域性和全局性問題，從單一問題演變成為復合性問題，且每一個問題均呈現高度的復雜性。特別是大規模的水短缺、水污染和水生態問題，已經對經濟社會發展構成多重挑戰，其嚴重性已經不亞于洪澇災害。如何保障水資源安全、水環境安全和水生態安全，已經成為本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治理問題之一。當代中國水危機的實質是治理危機，是治水體制長期滯后于治水需求的累積結果。水危機的根本出路在于治水模式的變革和轉型。政府部門已經加快了治水變革的探索，提出了從工程水利向可持續發展水利轉變，把解決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放到突出地位。新的治水思路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1）新的治水理念：人與自然和諧共處；（2）新的管理體制：統一管理水資源；（3）新的治水手段：水權和水市場。新的治水思路用于指導新的治水實踐，在過去八年中已取得顯著成效，體現在構筑長江防洪體系、緩解黃河斷流、規劃南水北調、實施新水法、建設節水型社會、維護河流健康生命等一系列事件之中，標志著中國的治水變革已經從理論走向現實。盡管中國的治水變革已經取得了可喜進展，但是嚴峻的水危機態勢、獨特的國情條件、以及轉型經濟背景，決定了中國治水轉型的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中國治水的轉型核心是治理模式的轉型，要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理念，以建設節水防污型社會為目標，從以"控制"為主的傳統治理模式轉向以"良治"（goodgovernance）為導向的現代治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水治理結構和治理體制。長遠來看，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水治理模式，根本上是要正確處理水管理中的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在政府發揮主導作用的同時，努力轉變政府職能，大力增強市場的作用，積極擴大社會的參與。通過大規模的制度變遷和制度建設，建立政府、市場和社會互補互動的新型治理結構。

一、治水在中國的特殊地位

中國是一個治水大國，治水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傳說中的大禹以來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長期與水旱災害斗爭的歷史。治水在中國有大規模的性質，對于中國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早在春秋時代的管子已經提出，善為國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治水是立國之本，治水的好壞，直接關系王朝運祚。我國歷史上出現的一些"盛世"局面，無不得利于統治者對水利的重視，得利于水利建設及其成就。水利興而天下定，天下定而民心穩，人心穩即有生產積極性，社會有糧則百業興，整個社會必然繁榮昌盛，外敵不敢入侵，天下太平。相反，忽視水利，工程長期荒廢，嚴重的水旱災害之后，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災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沒有外敵入侵，也釀成天下大亂，以至改朝換代。除水害，興水利，歷來是興國安邦的大事。

治水在中國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中國的國情決定的。受地形和季風氣候的影響，中國降雨的時空變異性甚大，大部分地區最大四個月的降雨量約占全年降雨總量的70%，造成水資源的時空分布極不均勻。北方水資源貧乏，長江以北水系流域面積占全國國土總面積的64%，水資源量卻只占全國的19%。河川徑流的年際、年內分配極不均衡。年際之間最大與最小年徑流的比值，北方河流可達到10倍以上。年內分配主要集中在汛期，汛期徑流量占年徑流量的比重，在華北平原等地區的部分河流達80%以上。水資源年際變化之大、年內分配之集中，以及豐、枯水年變異之無常，使中國水資源自然條件之復雜，為世界罕有，決定了中國水旱災害的頻繁發生。據史書記載，公元前206－1949年的2155年間，中國發生較大洪水災害1092次，較大的旱災1056次，水害災害幾乎每年發生。

中國古代的治水，大體有三件事情最為重要：防洪、農業灌溉和漕運。歷史上，治水的首要任務是抵御水旱災害。中國素有"三歲一饑、六歲一衰、十二歲一荒"之說，歷史上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和強度居世界首位，其中水旱災害最為突出。從公元前180年至1949年，旱災、洪澇災、地震和海洋災害的發生頻率占同期全部自然災害發生頻數的90%，其中旱災和洪澇災造成的死亡人數是全部災害死亡人數的51%，平均每年死亡14210人和1863人，相應造成的經濟損失十分巨大，難以估算。為抵御水旱災害的水利工程建設，在中國具有大規模和經常的性質。古代社會為保障大江大河的防洪安全，特別是黃河下游堤防的安全，國家要投入極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用于堤防的建設和維護。為了減輕干旱的侵襲，中國的農業高度依賴引水灌溉，發展的灌溉工程遠遠多于西方國家。1400年和1820年中國的灌溉面積大約占耕地面積的30%，而1850年的印度這一比例只有3.5%?？梢哉f，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投入大量的資金和動員大量的勞動力進行大規模的水利設施建設。水運在古代治水史上也占據重要地位。水運之中，以聯結中國南北交通的漕運作為重要。隋唐時期開鑿的京杭大運河工程，從錢塘江連接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國歷史上溝通南北的一條大動脈，是我國北方始終能保持政治文化中心的一條生命線。漕運歷史綿延近千年，直到清朝末期，隨著陸上交通和海運的發展，漕運才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建國之后，抵御水旱災害仍然是治水的主體內容。對1949－2000年水旱災害的統計表明，無論是受災面積、成災面積還是成災率，從50年代到90年代均呈上升趨勢，水旱災害造成的損失巨大，建國之后平均每年全國農田受旱面積3億畝，減產糧食數百億公斤，約占氣象災害造成的糧食減產總量的50%；七大江河流域平均3年發生一次洪水，每年平均受災1.1億畝，糧食減產約占總減產量的27.6%，經濟損失上百億至數百億元。1991年的淮河大水和1998年的三江大水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和強烈的社會沖擊。為了抵御洪澇災害，計劃經濟時代通過群眾運動方式大興水利，以很低的成本整治了大江大河，修建水庫8萬多座，堤防20萬多公里，保障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用水需求。黃河更是歲歲安瀾，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治水成就。灌溉事業也得到空前發展，灌溉面積從1952年的19960萬公頃增長到2000年的53851萬公頃，灌溉面積占總耕地面積比重從18.5%增長到51.8%（1995年），而同期印度為29.5%，美國11.4%，俄羅斯僅4%。"善為國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春秋時代管子的這句古訓至今仍然適用。

摘要：研究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變遷與可行的有效模式，探討改進公共管理的方向與路徑，其根本目的是在于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不斷改善和優化公共事務管理。換言之，就是要與時俱進，推進治道變革，以回應時代挑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增進公民福祉。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處于一個關鍵的經濟社會轉型期。不言而喻，出于這樣的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推進治道變革對于中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政府管理；公共管理；治道變革

20世紀70年代末在以來以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科技發展突飛猛進和綜合國力競爭日益激烈為特征的新時代背景之下，世界各國都面臨著治道變革的緊迫挑戰。這一變革的方式和路徑依各國國情的差異而有很大的不同。作為一個經濟社會轉型的國家，中國的治道變革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建國56年來，中國政府在改革政府管理方面曾經嘗試過很多努力。今天，歷史的發展已經把治道變革的使命以無可選擇的方式推到我們的面前。需要指出的是，今日中國之治道變革，包含兩個方面的任務：一是如前所述在全球面臨著共同的時代挑戰之下所要求的變革；二是由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當前所處的歷史進程所決定的有傳統型向現代型執政方式的轉變。對于中國而言，這樣一種傳統型的執政方式就是政治導向型的、權力高度集中和帶有相當大人治色彩的政府管理方式。應當看到，這樣的一種管理方式在共和國建立之后的前30年占了主導地位。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公共管理的發展

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全國上下同心奮力，中國的緊急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們生活逐漸富裕，社會初步繁榮，國家蒸蒸向上，綜合國力極大增強。不論在中國發展的進程中有多少問題與不足，世界上已經沒有人能夠否認當今中國在將近兩個世紀停滯與落后之后所取得的奇跡般的發展。[1]鳳凰從火中升騰，中國已它自乾隆時代末年以來最好的國際位置進入21世紀。[2]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公共管理的改善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對推進改革開放持續強勁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順應和尊重民意，依據人民的意愿確定政府工作方向和指導政府工作的原則

一、西方政府研究思潮的主義背景

當前我國公共管理的價值觀念大多是從西方引進的。這樣的價值觀多有某種“主義”的特點，“主義”之爭在中國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目前在中國語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其在西方語境中大為不同，但在“主義”基礎上提出的問題有一定的相似性。

目前西方對政府的研究有兩種思潮：民主社會主義從政府的職能出發，傾向于建立福利國家；自由主義則從政府權力的授予來考察，傾向于建立守夜人式的國家。這兩種思潮形成于20世紀，然其淵源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國家提供更多的福利，擴大國家責任，但并不認為國家權力是無限的，可以不受限。而自由主義由于害怕個人權利受到侵犯，主張縮小國家權力，但這并不等于說不要國家干預。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對立不是絕對的，二者產生矛盾的前提是：國家的責權對應。

中國現在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也不是國家福利太多，因此我們不是既不要自由放任又不要國家福利的問題，而是恰恰相反，既要更多的自由放任又要更多的國家福利。在我們國家的現實生存環境中，不僅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有其基本的價值重合，而且古典自由主義和古典社會民主主義也有明顯的價值重合。其價值重合主要在于公民權利、自由與程序正義。

二、對當前中國傳統地方治理研究的思考

就傳統中國而言，鄉村社會既不是被租佃制嚴重分裂的兩極社會，也不是和諧自治的內聚性小共同體，而是大共同體本位的“偽個人主義”社會。與其他文明傳統相比，傳統中國的小共同體性更弱，但這并非因為個性發達，而是因大共同體的屬性所致。它與法家或“儒表法里”的傳統相連，形成一系列“偽現代化”現象。小共同體本位的西方傳統社會在現代化起步時曾經過“公民與王權的聯盟”，而中國的現代化則可能要以“公民與小共同體的聯盟”為中介。

內容提要：有效政府對于可持續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政府不僅是技術上有效的政府，而且還應該是具有配置效率、制度效率和動態效率的政府。有效政府需要一個適當的制度平臺，該平臺提供了持久的、良好的激勵。該制度平臺的構件是多因素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最為需要的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權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制度構件。這些制度構件構成了現代政府的制度平臺，它們分別與無限政府、人治政府、集權政府和專制政府相對，后者構成了傳統政府的制度平臺。政府效率的提高有賴于政府治道的轉型。從傳統政府走向現代政府，中國啟動這一治道變革進程已經有了20年之久，并且已經取得了各方面的收益。但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并且要注意到這一進程是無休止的。中國政府應該更加關注治道變革各個方面的協調進展問題。

關鍵詞：有效政府制度效率制度平臺

Abstract:Efficientgovernmentiscriticaltosustainabledevelopment.Efficientgovernmentshouldbeefficientnotonlyintechnicaltermsbutalsointermsofallocation,institutionanddynamics.Efficientgovernmentshouldbebasedonanappropriateinstitutionaldesktopthatprovidessomelong-standingandbeneficialincentives.Thisinstitutionaldesktopismulti-facedandcomposedofalotof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mongwhicharelimitedgovernment,governmentoflaw,decentralizedgovernmentanddemocraticgovernment.Allofthes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rethemaincomponentsoftheinstitutionaldesktopofmoderngovernmentandmuchcrucialtothedevelopmentofgovernmentincurrentChina.Theses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rerespectivelycontrasttounlimitedgovernment,governmentbyman,centralizedgovernmentandundemocraticgovernment,allofwhicharemaincomponentsoftraditionalinstitutionaldesktop.ItismuchimportantincurrentChinatocontinuetransformingthegovernancefromthetraditionalinstitutionaldesktoptothemodernone.Thisprocesshasbeenlaunchedforatleasttwodecadesandachievedmanybenefitsthathavebeenmuchwellknown.Thefurthereffortsarealsocrucialandseemnoend.Governmentshouldbedirectitsattentiontocoordinatingalldevelopmentsinvarious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

Keywords:EfficientGovernmentInstitutionalEfficiencyInstitutionalDesktop

有效的政府對于持續發展是不可或缺的?？梢哉f，擁有一個有效的政府，這是一個國家公民的福氣，他們能夠擁有高質量的公共生活，從而能夠有效地處理各種各樣的沖突和糾紛；而不擁有一個有效政府的國家，則往往不能有效地處理各種沖突和糾紛，社會矛盾重重，道德敗壞，到處充滿著犯罪，整個社會甚至陷入戰火之中，連生存都存在問題，根本談不上發展。就如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所說：“一個有效的政府對于提供物品和服務——以及規則和機構——是必不可少的，這些物品和服務可以使市場繁榮，使人民過上更健康、更快樂的生活。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不論是經濟的還是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i]

因此，除了無政府主義者和一些極端個人主義者之外，人們一般認為，有效的政府對于持續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什么是有效的政府？它的基本價值是什么？它的構成具有什么樣的制度要件？人們卻缺乏基本的探討，在國內尤其如此。本文的目的，是在理論上探討有效政府的基本價值準則和基本制度構件，認為政府的效率不僅包括技術效率，而且還包括配置效率、制度效率和動態效率。在這些效率價值中，制度效率是最根本的，它是政府長期有效的重要保障。建設有效的政府，必須建設適當的制度平臺。對于中國來說，最迫切的就是要建設市場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分權政府和民主政府等制度構件構成的現代政府制度平臺。

一、規律與現代大學德育規律

規律是和本質密切相關的一個哲學范疇，但二者之間有區別。本質是相對于現象而言的，是由事物內部矛盾所規定的根本性質，是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內在聯系。在人們的思想中有兩種規律觀念，一種是動力學意義上的規律，另一種是統計學意義上的規律。動力學意義上的規律具有確定的因果關系，一種事物的存在必然導致另一種事物的產生，事物之間存在一一對應的確定聯系，只要知道原因，就一定能知道結果，或者只要看到結果，就知道原因；統計學意義上的規律“不是事物之間簡單的一一對應的關系，而是一種必然性和多種隨機現象之間的規律性的聯系，這種規律觀認為，客觀世界中某種事物的出現，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隨機性，事物的變化發展并不是按單值因果關系運行，而是按概率分布規律運行”〔1〕。現代大學德育具有復雜性，這種復雜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的復雜性，二是環境的復雜性。人之所以復雜，是因為人不同于物，人具有自覺性、主觀性、能動性。在現代大學德育過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自覺性、主觀性和能動性，他們是有意識、有思維的正在從事德育活動的有血有肉的人，德育活動是在他們一定的思想、意識、觀念指導下進行的，而人的思想、意識、觀念是在變化發展的，這就決定了大學德育結果的不確定性。從教育者來看，他們在德育活動中設定的德育目標，選擇的德育內容，采取的德育方法，都受制于他們在先前的實踐活動和交往關系中形成的“前理解”。依據“前理解”，他們對德育的內容、目標進行主觀的理解。也就是說教育者給受教育者傳授的思想、觀點是帶有主觀性的，同樣的內容，不同的教育者有不同的理解，面對同一個受教育者，不同的教育者會選不同的內容，選擇不同的方法，從而導致不同的結果。從受教育者來看，當代大學生是一個非?，F實的群體，他們能否認同現代大學德育內容，主要看他們“愿不愿意”和“能不能”。在大學德育過程中，大學生總是從他們自身的需要出發，運用他們已有的價值標準選擇教師對他們施加的各種影響。只有那些符合他們需要的、符合他們認識的影響才會被吸納，并在合適的時候外化為行為。而每個大學生所處的家庭背景、生活經歷、地域文化及個人興趣愛好不同，決定了每個大學生的需要和個人的價值標準的差異性。所以在同樣的教育情境中，相同的德育教師采用相同的教育方法詮釋相同的教育內容，大學生對德育內容是否認同及認同程度都是不一樣的?，F代大學德育環境也具有復雜性，這些環境包括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及各種思想文化，包括家庭出身、家庭教育，大學生群體的交往環境，大學生所有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等。這是大學德育活動開展的外在條件，在具體的德育活動中，教師可以選擇和創設優良的環境，促進德育活動的發展，但是外在的環境對大學生的影響是教師無法控制的。并且外在環境對大學生的影響具有自發性，有可能是積極的影響，也有可能是消極的影響，有時消極的影響會消解大學生從教育者那里接受的積極影響。大學德育環境的復雜性決定了結果的不確定性。但是，現代大學德育的不確定性并不代表德育無規律可尋，事實上，它僅僅表明德育過程是有諸多因素影響的，而且這種影響是非線性的，其中沒有確定無疑的一一對應的因果關系。在某種程度上現代大學德育過程和結果間存在因果聯系，換句話說，現代大學德育是有規律可尋的，只是這些規律并不是嚴格的因與果一一對應的關系。筆者認為，根據現代大學德育系統與外在環境的關系以及內部系統要素之間的復雜關系，現代大學德育規律具有外部規律和內部規律。現代大學德育的外部規律，即大學德育系統要素與外部環境系統要素之間的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從教育者“教”這個角度而言，外部規律又可以稱為德育的社會適應性規律；內部規律，即德育系統內部各要素的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也就是教育者如何展開德育活動，使受教育者將社會要求轉化為自身的需要和行為，如何實現德育目的的規律。鑒于教育者在德育內部系統中處于主導性的地位，教育者發起和主導著整個教育過程。但教育的發動和整個過程都要以受教育者的實際需要、接受能力和可能性極限為基礎，以教育對象的積極接受狀態為基礎，教育的目的要以教育對象轉變、生成為合格人才為基礎〔2〕220。這就要求將教育者的教育活動和受教育者的活動統一起來。因此，在現代大學德育系統內部的基本規律可以概括為個體適應性規律。

二、現代大學德育的社會適應性規律

現代大學德育的社會適應性是指現代大學德育要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適應社會對大學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質的需要。社會需要具有思想政治道德品質的人，同時，人只有獲得社會需要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質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現代大學德育作為培養大學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質的主要途徑，其目標的設計、內容的選擇以及德育過程一定要反映社會發展的需要，只有如此，大學生才可能獲得社會發展所需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質。（一）現代大學德育要適應社會發展水平和階段的規律德育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德育的發展有賴于社會的發展，社會發展決定、影響著德育的發展。德育不可能超越現實社會給它提供的條件而單獨存在。因此，人們只能在現實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基礎上進行有效德育。一定的社會決定了一定的德育，一個社會如何，這一社會的德育便如何，即這一社會的德育內容、方法、手段等有其特定的表現形式。德育作為意識的范疇，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產物，一個社會有什么樣的物質關系就有什么樣的德育。因為隨社會分工的出現和發展，個人或家庭與人們的共同利益的矛盾出現，使社會發展需要政治、法律、道德、倫理等來調節現實生活中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交往過程中的矛盾。這些普遍的東西就是德育的內容、方法和手段。德育作為維護社會系統秩序的要素，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穩定性，這種穩定性表現在歷史傳承下來的一些思想、道德、風俗、文化等，比如愛國主義思想，雖然不同社會、國家對愛國的內涵理解不同，但沒有哪個國家、社會不要求民眾愛國的。另一方面，德育具有發展性，這首先取決于德育本身是一個認識和發展的過程，其次是社會發展的要求使然，不同的社會對德育有不同的要求，即使在同一社會條件下，由于社會自身的變化和發展也會促使德育作出相應的調整。上述觀點表明，德育是社會中的德育，社會為德育提供了基礎，同時也有了限制。因此，現代大學德育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產物，德育目標的提出必然要受到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受一定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制約，受社會生產力和科技發展水平的制約。這在客觀上決定了現代大學德育目標要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水平和階段，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脫離現有社會發展水平和階段“假、大、空”的德育目標和內容沒有現實的意義。（二）現代大學德育要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規律一定的德育服務和作用于一定的社會，一定的社會必須要有與之相應的德育為其服務。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產物，現代大學德育目標和內容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社會發展的需要，否則德育對社會的功能和價值無從談起。1.現代大學德育目標的社會適應性規律德育目標要以社會發展為參照，就必須反映當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制度的要求，必須面向未來社會的發展。所謂現代大學德育目標的社會適應性規律，是指現代大學德育目標的制定要滿足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現代大學德育具有上層建筑的性質，與經濟基礎存在著密切聯系，應該主動適應經濟基礎的變革。在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革引起了社會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的變革，現代社會的這些變革要求現代大學重新認識和確立教育的目標，其中包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大學德育目標的確立。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沖擊著社會舊有的道德和習慣，競爭意識及自我價值實現的要求隨市場經濟的實施而產生。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更新了人們的價值觀和榮辱觀，人們在重新認識自然，審視社會的同時，更加深刻地認識自我，摒棄保守落后的觀念，增加了主體意識，實效觀念，使得行為主體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發展。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中的某些原則（如等價交換，效率優先等）也被運用到人與人之間道德關系中，功利主義、利己主義等的產生對人們的思想行為產生了消極的影響?，F代大學德育對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發揮導向、動力和保證作用，這些作用是否有效發揮，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而現代大學德育目標的設定則影響德育作用的發揮，不切實際的目標使大學德育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德育目標的制定過程中，不僅要有政治教育、理想教育的目標，也要有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的目標，實現各目標之間的相互滲透；不僅立足于社會現實，還要面向未來，把握時展的趨勢，實現理想目標和現實目標的統一，遠期、中期、近期目標的統一，最高目標和最低目標的統一。2.現代大學德育內容的社會適應性規律現代大學德育目標的實現與德育內容息息相關，德育內容是影響德育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因素?，F代大學德育內容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現代大學德育內容全面反映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主要矛盾和發展要求；二是現代大學德育內容滿足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第一個層面中的“全面反映”不等于說將社會各領域中所有要求都融入德育內容，在德育內容中將社會所有要求納入進來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德育內容是有選擇性的。當然，也不能遺漏重要的內容，不能將現代大學德育等同于單純的政治教育或者單純的道德教育，或者只是單純為經濟建設服務。第二層面中的“滿足”是指現代大學德育內容要能針對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中的主要矛盾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當然，現代大學德育不可能直接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它是通過培育符合社會需要的人才來達到解決社會矛盾的目的。同時，這里的“滿足”還包含有能夠引領社會發展的含義，社會具有發展的需要，德育內容在反映現實的同時，要適當的超越現實，才能發揮引領的作用?，F代大學德育內容是理想性與現實性的統一?，F代大學德育內容來源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現實，但又高于現實。這就要求現代大學德育內容達成理想性與現實性的統一。從目的來看，德育內容是指向未來的，它關注大學生個體的思想政治道德生活，要求大學生在思想政治道德實踐中達到預期的目標?，F代大學德育內容因為有未來指向性而具有理想性，它引領大學生的精神不斷完善。但現代大學德育內容又必須依托于現實，現實生活是大學生思想、政治、道德的生長點和作用點，德育內容如果不具有現實性，其理想性也必然走向虛無。因此，現代大學德育內容應植根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現實，直面現實生活的挑戰，為學生提供解決思想困惑、政治迷茫、道德困境的智慧和技能?，F代大學德育內容只有體現更多的現實性，才會有針對性。同時，現代大學德育內容是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統一。理論來源于實踐，一個理論是否具有真理性，必須通過實踐來檢驗，否則不具有說服力。這就要求現代大學德育內容要達成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統一?，F代大學德育具有規范性教育的性質，這使德育內容具有很強的理論性，通過理論的學習，明白思想、政治、道德領域的道理。但這些道理（理論）必須與大學生的學習生活實際相關，與社會現實問題相關，脫離生活實際的理論和知識無法解決和解釋現實中的問題，沒有實踐證明的理論不具有說服力。理論與實踐的脫離，導致的結果可能是大學生對德育內容的“知而不信”“知而不行”。

三、現代大學德育的個體適應性規律

現代大學德育盡管具有多方面服務于社會的職能，可歸根到底是通過培養德智體美等全面發展的人實現的，也就是說德育的外部規律是以內部規律為基礎的。因此，現代大學德育除了具有社會適應性的規律，還具有個體適應性規律。現代大學德育要培養具有社會需要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質的人才，必須要充分發揮大學生的主體性才能實現，沒有大學生主體性的發揮，沒有大學生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也無法完成現代大學德育的使命。所謂“現代大學德育的個體適應性，是指現代大學德育工作要適應大學生思想品德發展的需要，適應其年齡特征、個性特點和思想品德的實際情況，通過教育和引導，將社會的要求轉化為大學生個體的需要、動機和行為品質，使其形成相應的社會生活能力”〔3〕。（一）適應大學生身心和思想品德發展的階段性特點。進入大學階段，大學生的品德發展總體上趨向成熟，但是在不同年級大學生的成熟度不一樣。各年級大學生面臨的主要矛盾也不同。比如對大學生而言，大一是個轉折點，在這個轉型階段，他們面臨著“目標失落與確立、自我沖突與認同、理論困惑與選擇、學習依賴與主動”〔4〕等矛盾。而大二、大三是新生在基本適應了大學的學習生活之后形成穩定的行為和心理表現的階段，這一階段大學生的新鮮感與不適感已經過去，他們對自身的專業素質、性格特質、發展方向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開始重新確立人生理想和目標；他們開始了系統而深入的專業學習，參與社會實踐，心智逐漸成熟，對自我的了解進一步加深，對專業認識有階段性的提高，專業方向開始形成，但離畢業還有相對長的時間，加之學生活動多，學習的動力會有所下降。進入大四，他們將面臨較多的問題和壓力，學業壓力、考研升學問題、就業問題、情感問題、初入職場的迷茫和恐懼等等。大四是人生又一轉折點，面臨身份的轉變、環境的變化，他們的心理和思想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認清各個時期大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及他們的需要是做好大學德育工作的前提。在學生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選擇不同的德育內容，采用不同的德育方法。比如德育內容根據現實發展需要而不斷更新，體現出發展性、層次性、可操作性。要將不同的德育內容用有效的方法呈現出來，有些教育內容只有在人相應的發展階段教授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新生入學教育應在學生入學時進行，戀愛觀的教育適宜放在大二大三階段，就業指導適合放在大四等等?？傊?，大學生的身心發展“在客觀上存在著不同的發展階段；人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的，超越了發展階段的教育就像是拔苗助長一樣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2〕219。當然，大學生身心發展有階段性，從一個階段進入另一個階段，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循環往復、螺旋上升的復雜過程。這也決定了大學德育的長期性和反復性。（二）適應大學生個體存在的差異。大學生由于遺傳因素，成長環境因素及受教育質量存在著差異性，因而在氣質、性格、能力等方面存在差異性，這些差異性影響著大學生思想政治道德發展的水平，使大學生的思想政治道德發展水平也具有了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存在于大學生的認知、情感、意志、信念、行為上，存在于大學生的思考能力、判斷能力、選擇能力上。大學生思想政治道德發展各要素之間的差異性正是我們進行德育的依據?！皩τ辛艘欢ǖ囊庵玖Γ瑓s缺乏正確的政治方向的人，應以實施政治教育為主。對政治上有很強的參與意識，思想方法卻很偏激的人，應以實施思想教育為主。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必須根據人們的思想政治品德的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的變化，具體地確定針對個體的教育重點和開端，以便使思想政治品德各要素能方向一致、平衡發展?！薄?〕對有一定思想政治道德知識性認知，但沒有強烈情感和堅強意志、堅定信念的人，就需要有實踐的磨煉，等等。（三）遵循大學生知—行轉化的規律現代大學德育的目標是將社會規范內化為大學生的需要，外化為大學生的行為。要實現現代大學德育目標，使大學生掌握德育知識無疑是基礎工作，但僅僅掌握德育知識是不夠的，還必須將大學生的情感、意志、信念、行為等非知識性的教育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使非知識性教育和知識性教育同步發展。知識性因素和非知識性因素是相互制約的，大學生只有德育知識，沒有情感、意志、信念等非知識性因素的作用，就不可能轉化成為合乎社會要求的行為習慣。因此，現代大學德育過程，不僅是給大學生傳授德育知識的過程，更是培育大學生思想政治道德情感、意志及信念的過程，是指導大學生踐行思想政治道德信念的過程。這就要求現代大學德育工作要遵循大學生從認知轉化為行為的規律。大學生的品德形成并體現于長期的行為中，大學生每個有德行為的發生都是知、情、意、信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現代大學德育工作要遵循大學生從知到行轉化的規律?！爸奔凑J知，是信和行的前提和基礎。在大學德育工作中，要使大學生對德育內容真懂，也就是全面、完整的認知德育內容，這就要以精彩的德育活動內容、豐富的活動形式來充分調動大學生的感覺力、知覺力，吸引大學生的注意力，強化大學生的記憶力，豐富大學生的想象力，使大學生廣泛掌握、深刻理解德育內容，德育工作要做到“曉之以理”?！扒椤奔辞楦?，要實現對德育內容的真信，情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學生對德育內容的情感存在于整個接受過程。它影響著信息的接收和選擇，大學生在情感的驅使下，往往注意和選擇能滿足情感需要的知識信息，回避和忽略與之相悖的知識信息。同時，情感可以激發大學生對德育內容的感知力、理解力、想象力、判斷力。當大學生對德育內容處于一種積極的情感狀態時，會將內在的情感轉移至德育內容本身，這就有助于形成對德育內容的接受，消極的情感則能消解對德育內容的認同和接受。因此，德育工作需要“動之以情”?！耙狻保匆庵?。大學生的意志過程在德育內容的接受活動中，使各環節、各因素都指向一定的目的，調控著他們的注意力，調整著他們的接受標準，使接受活動向著一定的目標發展。同時，大學生的意志調控著接受德育內容的情感，使這種情感保持在適當的范圍內。以此影響著大學生實現對德育內容的接受，德育工作要“勉之以恒”?！靶拧?，即信念，是指大學生對德育內容從認可、接受狀態到信賴推崇，最后到內心上的拳拳服膺，行為上的孜孜以求，成為大學生思想和行為的力量源泉。為此，德育工作要“導之以行”。

摘要：本文從闡述傳統德治政治文化特征入手，剖析其在當下社會所面臨的困境，探討法治精神與傳統德治政治文化楔合之可能性，并從理論層面上探討了從“德主刑輔”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關鍵詞：傳統德治政治文化法治精神創造性轉化

自從伽達默爾提出關于傳統的多元歷史性和創造性轉化的理論以來（Gadamer,1975），伴隨著西方現代性思潮劇烈沖擊中國傳統文化這一現實情境的展開，學者們越來越關注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問題。正如汪丁丁所指出的：我們沒有辦法擺脫我們各自的已經“消解”的傳統（生物的、社會的、與個人的），傳統是不能被消解的，它只可以轉化。[1]不管你是否承認，我們似乎已經“消解”的傳統德治政治文化一直存在著，且作為“集體下意識”內化入民族深層心理結構，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發展。

同志今年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盵2]傳統德治政治文化如何與標志現代性的法治精神相融合？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對傳統德治政治文化有一個仔細的梳理和反思。

一、傳統德治政治文化及其特征

中國封建社會延綿二千多年，傳統政治文化主要表現為王權基礎上，通過禮儀規范而施行的德治傳統。集中體現為儒家的治政主張，“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3]。應當指出，傳統德治政治文化中的德并非僅指“政治道德”，而是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道德修養，即儒家的“圣王”理想。它要求為政者事君如父、愛民如子、清正廉明、尊賢敬教、謙虛謹慎、光明磊落、先天下之憂而憂等品德。政道合一，倫理道德成為政治價值評價標準，完美的道德修養是從政者至關重要的條件。如唐太宗在警戒他的兒子們時曾說：“桀紂雖為天子，今若相喚桀紂，人必大怒。彥回，閔子騫，郭林宗，黃叔度，雖是布衣，今若相喚贊道類此四賢，人必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唯在德行，何必論榮貴?！盵4]可見道德之重要性。雖然，傳統德治政治文化中也有法制思想的存在，如孔子在《論語》結尾處指出：“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這與罪刑法定思想、法治思想相去不遠，但從總體上說，在“德”、“法”關系上，儒家主張“德主刑輔”。儒家并不否定法的存在，但認為“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德，有恥且格?！盵5]，法律治表不治本，誅惡不勸善，所以儒家提出“禮”這個層次更高的類制度化的道德要求。“法”成為“德”的輔助工具。在儒家德治政治文化的德法關系上，大木雅夫的剖析頗為公允：儒家主張明君賢相之說，其基調是人格主義，但由于明君賢相不可能連接出現，為使平庸的執政者、執政官也能公正地施政和司法，儒家因此也強調完善法制以及把法作為信賞必罰的公正政治的基礎。[6]

“三個代表”既有其真的維度，即它是中國執政黨建設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科學總結，又有其政治上的“善”的維度，即它內含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倫理追求和根本原則。在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過程中，不能不重視它的政治倫理維度。

第一，從政治倫理價值觀的角度來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追求人民的利益與幸福。任何政黨都秉持著自己所特有的政治倫理價值觀，這是它對政治現象和政治行為的善與惡、好與壞進行評價的根本尺度。無產階級政黨是應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的解放需要而產生的，它的性質決定了它要把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作為自己最根本的政治倫理價值觀和道德理想。馬克思從唯物史觀出發，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因而也是現實政治價值的主體。由此，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幸福。在總結巴黎公社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經驗時，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在執政條件下的政治道德價值觀：人民公仆掌握無產階級政權，“應當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敝袊伯a黨是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代表，它始終堅持把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作為最高的政治倫理原則。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不斷對自己的政治倫理價值觀進行總結和提煉。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提出共產黨人是“為群眾謀利益”的，后來又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黨的根本宗旨。鄧小平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并要求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叭齻€代表”重要思想是與時俱進的中國共產黨對自己所堅持的政治倫理價值觀的最新提煉和表述。它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實現人民的愿望、滿足人民的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已經執政半個多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政治倫理上愈來愈成熟、愈來愈自覺。

第二，從政治倫理關系來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揭示出了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密切聯系。歷史上，有見識的統治者或者為其代言的思想家都懂得統治者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舟”和“水”的關系。“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統治者的江山必須依靠人民群眾。但是由于統治階級在利益上與人民群眾是根本對立的，即使他們在主觀上做多大的努力，都難以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中國共產黨與以往的任何政黨都有著根本的區別，它來源于人民，依靠于人民，并為人民所用。它除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然而，在執政條件下，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畢竟存在著領導與被領導，施政與施政對象的角色分工，而且由于腐敗現象的存在、社會結構巨大變遷等主客觀因素，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仍然存在著脫離人民群眾的可能與危險。早在八十年代，鄧小平同志就敏銳地指出，在執政條件下，黨脫離人民的危險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今天，這句話更加具有警示意義。如何保持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密切聯系，如何使黨不脫離人民群眾，是中國共產黨必須加以認真研究和解決的課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對這一課題的一個科學解答?！叭齻€代表”重要思想給我們傳達出的一個主旨思想就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要通過自己的執政來促進中國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實現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使中國共產黨成為最廣大人民利益和幸福的真正代表者和維護者。這是保持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根本。總書記要求中國共產黨要做到“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是對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政治倫理關系的鮮明而生動的表述。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政治倫理關系，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利益關系，利益是政治倫理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就是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權力關系，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來源于人民，是人民授予的，所以必須為民所用；三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利益和權力關系決定了他們之間存在著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沒有廣大人民群眾對黨的監督，就難以保證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在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中，人民群眾是利益的主體，是權力的主體，是監督的主體，而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實現者，是權力的被授予者，是被監督者。

第三，從政治制度角度來看，實現“三個代表”的關鍵在于加強制度倫理建設。要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蘊含的政治倫理價值觀和這種政治倫理關系得到實現，就必須依賴于制度倫理的建設。鄧小平同志曾對制度倫理的意義進行了深刻的揭示，他指出：“這些方面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也就是說，制度倫理是政治倫理的首要問題，它決定著政治組織和個人的政治倫理狀況。因此，要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真正確實地得到貫徹，就必須把制度倫理建設放在重要地位。進行制度倫理建設，首先是要推進民主法治建設。在現代社會，一定社會政治倫理水平與該社會民主化、法治化程度呈正相關關系。即民主化、法治化程度愈高，政治倫理水平愈高。其次是要加強一系列具體機制建設。要通過權力運行機制的建設，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要通過用人機制的建設,舉賢任能，實現政治的清明昌盛；要通過道德立法建設，把政治領域體現公共意志、表達公共利益的基本道德要求和原則法規化，賦予道德以法律所具有的約束力和強制力；要通過道德監督機制的建設，使社會輿論和媒體行使其對政治決策和政治人物的監督功能，提高政治倫理的水平。再次是加強黨內民主建設，增強黨的活力，變革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使黨的領導和執政都轉到法治的軌道上來，實現依法執政。

第四，從主體角度來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呼喚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道德建設?！叭齻€代表”重要思想的實踐主體是中國共產黨人。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賴于中國共產黨人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這是實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觀條件。提升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道德水平，最根本的是要塑造共產黨人的新型政治道德人格。政治道德人格是個體所具有的穩定的、綜合的道德心理特征，是個體道德素質狀況的集中體現，是道德主體自律的前提條件。當前，我國政治領域最為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政治道德人格的缺失。一些政治行為個體不受政治道德約束，喪失了對政治道德價值和理想的追求，貪婪地追求利欲、權欲的滿足，其極端表現為政治人格的完全異化，即政治“雙面人”的出現。塑造新型的政治道德人格，有兩條根本的途徑，一是加強政治道德教育，在全黨尤其是領導干部中間進行系統的、科學的政治倫理價值觀的教育；二是加強政治道德修養，要求政治個體通過學習、反省和踐行，主動進行自我道德人格的塑造和完善，培養道德理想，增加道德自律能力。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以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為標志，在新的時代情境下，當代中國公共行政價值取向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革，主要表現在：（1）公開性：從“暗箱行政”到“陽光行政”；（2）責任：從非完全責任到完全責任；（3）施政：從規制到治理；（4）反腐：從遏制到標本兼治；（5）治國：從法治到法德并舉。同時，本文對上述價值取向的變革分別作了具體的闡釋和思考。

【關鍵詞】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公共行政；價值取向

【作者簡介】黃仁宗(1979-)，男，山東菏澤人，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公共行政學、公共政策分析。E-mail：hrz2001@，Tel：010-62762849.Add: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47#2102室（100871）。

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圍繞我國即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速推進現代化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重大戰略性、宏觀性和政策性問題，審議通過了“十五”計劃。作為中國新世紀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它不僅是中國啟動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部署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是中國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的第一個中長期規劃。從此，中國告別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實際構成了當代中國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分水嶺。相應地，當代中國公共行政也面臨著轉變政府職能和增強政府能力的現實需求。

本文認為，以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為標志，當代中國公共行政價值取向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革，它不僅包括公共行政理念的轉變，還包括公共政策選擇、公共權力定位和政府治道范式的變革。與以往諸次價值取向變革相比，本次變革具有嶄新的社會背景和時代特征。

首先，以“九五”計劃的勝利完成為標志，我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人民生活總體達到了小康水平；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建立；我國即將正式啟動第三步戰略部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速推進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