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范文10篇

伊拉克戰爭改變著世界，也造成了一些懸而未決的世界性問題。聯合國的未來走向就是其中一個具有重大現實和戰略意義的問題。

伊戰爆發前，英國首相布萊爾就曾指出，伊拉克危機將會決定新一代國際政治的模式、聯合國的發展方式以及美國與聯合國的關系。事實也的確如此。

伊拉克危機和戰爭對聯合國的作用、權威、地位的挑戰和沖擊都是空前的，也是相當殘酷的。這背后深埋著世界各種力量的國際秩序觀、國際安全觀的較量，也纏繞著單極與多極的斗爭。

犧牲在美國霸權陰影下

伊拉克戰爭畢竟是局部戰爭，沒有改變國際格局的總體框架，但卻使單極傾向占了上風，使美國的國際秩序觀、國際安全觀占了上風，而聯合國也不幸地成為美國霸權陰影下的犧牲品。

聯合國的權威受到前所未有的蔑視，美國最終拋開了它，獨自發動了戰爭。聯合國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這個全世界最具有廣泛代表意義的國際組織，在重大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因為各種討價還價而讓人大跌眼鏡。

樹立整體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四、改進方法促服務。要進一步強化服務意識。提高服務質量和工作效率，處理好重點服務與全面服務、常規服務與應急服務的關系，做到既保證日常工作之需，又能應對緊急突發情況。要不斷改進服務方式，增強工作的主動性、預見性，做到重要會議和接待活動不出紕漏。同時，還要不斷拓展服務領域，豐富服務內容，努力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

提出了今后一個時期的總的工作思路，市委屆次全會是市年末召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總結了今年的工作。今后開展各項工作的總綱領和指南。辦公室工作繁雜，如何為統戰系統各部門和部領導、各科室進一步搞好服務和真正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是年工作的著眼點和落腳點。結合全會精神，就年工作進行了認真思考：

高、深”上下功夫，

一、信息宣傳保先進。信息工作在組織培訓、表彰獎勵、排名通報的基礎上。多向上級統戰部門反饋站位高、有見地的建議性信息，當好參謀助手；總結工作中，深挖細研，總結帶有規律性、普遍性的經驗，以利于推廣。宣傳工作要在二等獎的基礎上，力求有所突破。立足統戰系統，進一步整合力量，形成大統戰宣傳格局，宣傳稿件質量、數量上實現大的提高。

實現制度、規范化管理。包括會議制度，

二、日常工作求規范。進一步完善統戰部機關工作與事務管理制度。發文、閱文與辦文制度，請銷假制度，財務制度，車輛管理制度等。嚴格按照“講規矩、按程序、守紀律”要求，規范運作，明確科室人員分工和職責，形成一種激勵約束機制，最大限度的調動每名干部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創造性的開展好工作。

《日本研究》2003年第4期刊載了劉紅寫的論文《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特征、問題及改革》，對影響日本經濟發展的關鍵——經濟體制特征——作了扼要的闡述和分析。劉氏指出：“具有長期、持續性交易關系本質的日本經濟體制，其形成并非是根植于日本文化和傳統的，究其根源是為適應戰后的經濟環境而形成的。”這種觀點帶有相當普遍的代表性。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頗值得商榷。本文扼要闡述了日本史壇最新的研究動向，考察了日本經濟體制的幾項特征，分析了經濟體制對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指出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特征形成于戰時而非戰后，因此通過改革解決當今日本經濟體制所面臨的問題的根本前提，就是對包括戰時體制在內的那場侵略戰爭，進行徹底清算。

一、學術熱點：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源于何時?

對戰后日本經濟體制形成于何時，日本學術界尚未達成共識。概括而言，主要有兩種論說，一種是“文化傳統說”，另一種是“戰后改革說”。前者認為：“日本的經濟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業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的‘藩’和‘家’?？梢哉J為連帶意識和平等主義的根源，早在農村共同體中就已經存在。”后者則強調：“戰后的日本是在戰爭的廢墟上站起來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質的差異，同以往的歷史沒有聯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的生日是終戰日，我們的父母是戰后改革’?！庇捎凇皯鸷蟾母镎f”代表了長期占據日本史學主流地位的“戰后史學”派的觀點，因此在日本最有影響。

但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否定“戰后改革說”的動向在日本學術界已經出現。1977年，木神原英資、野口悠紀雄發表了《大藏省·日銀王朝的分析——總體戰經濟體制的終焉》一文；提出了強調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存在連續性的“假說”，認為“戰爭結束時，日本社會的形式和理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體制，特別是作為實行金融統制之基礎的戰時經濟體制，卻基本上得以存續”，“支撐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體制，基本上是戰時總體戰體制的繼續”。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經濟——其成長和結構》一書中指出：“戰后和戰前，不是飛跨戰時聯結起來的。戰時形成、戰后繼續保持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技術、生活方式、習慣等，實在是出入意料之多。雖然這些東西在形成的時候，以后會變得怎樣沒人能夠預料，但它們卻構筑了戰后的企業形式、生產組織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內靖發表了題為《戰時動員體制的比較史考察——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論文，認為日本為進行“總體戰”而進行的戰時動員，“形成了某種‘全體主義’。這種‘全體主義’，是形成戰后日本‘體制社會’的起點”。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臨種種經濟難題為背景，諸多學者對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是戰時經濟體制而延續”的結論。1993年，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纂出版了由8位學者共同撰寫的《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源流》。該論著撰寫者對日本金融體制、企業體制、勞資關系、業界團體、財稅政策、農業狀況等各經濟領域在戰時和戰后的變遷，進行了詳盡的歷史性考察和比較分析，指出日本至戰前30年代的企業統治，即由財閥家族確保股東主權的經濟體制，是盎格魯—薩克遜型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但是在戰爭時期，這一經濟體制轉變成了“日本型經濟體制”。正是這種轉型后的體制，構成了促使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的原型。他們通過各項考察后最終得出結論：“構成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為了對國家資源進行總動員而實施‘計劃經濟化’的戰時經濟的需要，以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而實施‘統制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的?！?995年，山之內靖、J·維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龍一主編了作為13位日美學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論著《總體戰和現代化》。該論著同樣對構成戰后日本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幾個方面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考察，并最終得出結論：“戰后各項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戰時的各項改革是共通的，這些改革使戰前經濟體制的制度性基礎徹底解體……使戰后體制向戰前體制回歸的道路被封閉。日本的經濟雖然也算是市場經濟，但是其制度性基礎中，包含著在戰時計劃、統制經濟的基礎上導入的要素。可以說，日本的經濟體制是一種獨特的經濟體制。”問同一年，野口悠紀雄發表了《1940年體制一再見了，戰時經濟》(按：他所謂的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考察了“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的形成過程、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和“1940年體制”的關系、“1940年體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經濟體制面向未來的選擇等幾個方面，明確指出了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的存續關系：“在戰前具有濃厚古典的自由主義經濟性格的日本企業和金融市場，在戰時經濟中發生了巨大變化?，F在的日本型企業、間接金融體制的原型，存在于戰時經濟之中?！?/p>

總之，20世紀90年代后，以日本經濟風光不再為背景，對日本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是否存在連續性的探討，構成了日本學術界一個持續的熱點，其影響波及日本現代史研究的各個領域。通過初步的歷史考察，筆者認為至少就日本經濟體制而言，戰時和戰后無疑存在連續性。

摘要：日本汽車產業在戰后短短幾十年里獲得巨大的成功，并曾一舉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主要從五個方面闡述戰后日本汽車產業成功的原因，試從歷史大背景下解析其成功原因。

關鍵詞：戰后；日本汽車產業；成功原因

日本之所以能夠完成現代化，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離不開汽車產業的發展。尤其在戰后，日本國內幾乎成為一片廢墟，但是日本卻以汽車產業為主導，發展多領域的行業，從而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見汽車產業在日本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戰后最初的五年，日本汽車產業發展可謂是舉步維艱。但在日本政府的引導扶持下，日本汽車行業的精英們積極研究、開發汽車技術、旨在開發出日本特色的汽車產品。到了20世紀50年代，日本汽車行業依靠自身的力量逐步擺脫了困境形成了完整的生產體系。60年代更是突飛猛進的發展；1961年日本汽車產量超過意大利躍居世界第五位；1965年名古屋至神戶的高速公路開通，掀起了日本的汽車消費熱，就在同年，日本汽車產量超過法國躍居第四；1966年超過英國升為第三；1968年追上德國，居于世界第二。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讓省油實用的日本小轎車大行其道，出口量劇增，豐田、三菱、日產、富士重工等公司迅速成為世界級的汽車生產商，豐田汽車公司更是在1972年到1976年四年間就生產了1000萬輛汽車。到了1980年日本汽車產量達到1104萬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汽車大國。

日本從戰前汽車生產的無名小卒，一躍成為世界汽車大國，汽車產業已成為現代日本經濟的支柱產業，速度之快，令世人矚目。

1日本政府對汽車產業的引導和扶持

《日本研究》2003年第4期刊載了劉紅寫的論文《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特征、問題及改革》，對影響日本經濟發展的關鍵——經濟體制特征——作了扼要的闡述和分析。劉氏指出：“具有長期、持續性交易關系本質的日本經濟體制，其形成并非是根植于日本文化和傳統的，究其根源是為適應戰后的經濟環境而形成的?！边@種觀點帶有相當普遍的代表性。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頗值得商榷。本文扼要闡述了日本史壇最新的研究動向，考察了日本經濟體制的幾項特征，分析了經濟體制對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指出戰后日本經濟體制的特征形成于戰時而非戰后，因此通過改革解決當今日本經濟體制所面臨的問題的根本前提，就是對包括戰時體制在內的那場侵略戰爭，進行徹底清算。

一、學術熱點：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源于何時?

對戰后日本經濟體制形成于何時，日本學術界尚未達成共識。概括而言，主要有兩種論說，一種是“文化傳統說”，另一種是“戰后改革說”。前者認為：“日本的經濟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業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的‘藩’和‘家’?？梢哉J為連帶意識和平等主義的根源，早在農村共同體中就已經存在?！焙笳邉t強調：“戰后的日本是在戰爭的廢墟上站起來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質的差異，同以往的歷史沒有聯系。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的生日是終戰日，我們的父母是戰后改革’?！庇捎凇皯鸷蟾母镎f”代表了長期占據日本史學主流地位的“戰后史學”派的觀點，因此在日本最有影響。

但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否定“戰后改革說”的動向在日本學術界已經出現。1977年，木神原英資、野口悠紀雄發表了《大藏省·日銀王朝的分析——總體戰經濟體制的終焉》一文；提出了強調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存在連續性的“假說”，認為“戰爭結束時，日本社會的形式和理念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體制，特別是作為實行金融統制之基礎的戰時經濟體制，卻基本上得以存續”，“支撐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體制，基本上是戰時總體戰體制的繼續”。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經濟——其成長和結構》一書中指出：“戰后和戰前，不是飛跨戰時聯結起來的。戰時形成、戰后繼續保持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技術、生活方式、習慣等，實在是出入意料之多。雖然這些東西在形成的時候，以后會變得怎樣沒人能夠預料，但它們卻構筑了戰后的企業形式、生產組織乃至生活方式?！?988年，山之內靖發表了題為《戰時動員體制的比較史考察——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論文，認為日本為進行“總體戰”而進行的戰時動員，“形成了某種‘全體主義’。這種‘全體主義’，是形成戰后日本‘體制社會’的起點”。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臨種種經濟難題為背景，諸多學者對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戰后經濟體制是戰時經濟體制而延續”的結論。1993年，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纂出版了由8位學者共同撰寫的《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源流》。該論著撰寫者對日本金融體制、企業體制、勞資關系、業界團體、財稅政策、農業狀況等各經濟領域在戰時和戰后的變遷，進行了詳盡的歷史性考察和比較分析，指出日本至戰前30年代的企業統治，即由財閥家族確保股東主權的經濟體制，是盎格魯—薩克遜型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但是在戰爭時期，這一經濟體制轉變成了“日本型經濟體制”。正是這種轉型后的體制，構成了促使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的原型。他們通過各項考察后最終得出結論：“構成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期，為了對國家資源進行總動員而實施‘計劃經濟化’的戰時經濟的需要，以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而實施‘統制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的?！?995年，山之內靖、J·維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龍一主編了作為13位日美學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論著《總體戰和現代化》。該論著同樣對構成戰后日本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幾個方面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考察，并最終得出結論：“戰后各項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戰時的各項改革是共通的，這些改革使戰前經濟體制的制度性基礎徹底解體……使戰后體制向戰前體制回歸的道路被封閉。日本的經濟雖然也算是市場經濟，但是其制度性基礎中，包含著在戰時計劃、統制經濟的基礎上導入的要素?？梢哉f，日本的經濟體制是一種獨特的經濟體制?！眴柾荒?，野口悠紀雄發表了《1940年體制一再見了，戰時經濟》(按：他所謂的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考察了“1940年體制”即戰時體制的形成過程、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和“1940年體制”的關系、“1940年體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經濟體制面向未來的選擇等幾個方面，明確指出了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的存續關系：“在戰前具有濃厚古典的自由主義經濟性格的日本企業和金融市場，在戰時經濟中發生了巨大變化?，F在的日本型企業、間接金融體制的原型，存在于戰時經濟之中?！?/p>

總之，20世紀90年代后，以日本經濟風光不再為背景，對日本戰時和戰后經濟體制是否存在連續性的探討，構成了日本學術界一個持續的熱點，其影響波及日本現代史研究的各個領域。通過初步的歷史考察，筆者認為至少就日本經濟體制而言，戰時和戰后無疑存在連續性。

摘要：日本政府在戰后初期的反通貨膨脹政策中，先后經歷了金融緊急措施階段、赤字財政傾斜生產階段、道奇路線階段，最后在強有力的通貨緊縮政策下被抑制下來。在整個通貨膨脹過程中，日本政府堅持發展第一位的政策，對我國經濟具有啟迪意義。

關鍵詞：通貨膨脹、金融緊急措施、赤字財政、傾斜生產、道奇路線

一、日本戰后經濟危機概況

二戰后大部分參戰國家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些都是典型的財政通貨膨脹，而其背景則是作為戰爭的結果所發生的供應能力的極端縮小。

戰后日本的通貨膨脹尤其嚴重，原因有：第一，長期戰爭積累了強大的購買力，而消費品的供應能力卻因戰爭破壞下降了。假定以1935年生產設備余額為100，那么戰后則為140。第二，濫發的臨時經費加劇了通貨膨脹。第三，以轉產為由的銀行貸款增多和存款的減少。1945年8月到1946年1月銀行共貸款290億日元。存款卻從1945年9月的370億日元以每月平均10億日元減少。第四，銀行券的大量發行。第五，存款擠兌；第六，物資被隱藏和生產上人為的開工不足；第七，大資本為避免資產被沒收而減產或轉產。

戰后日本通貨膨脹的總體表現是物價的飛漲，黑市貿易盛行。如東京零售物價指數從1945年至1949年物價增長了240倍。（見表—1）

摘要：英國在二戰后建構了自己衰落、漸變、動搖和務實的國際形象。在世界霸權和平的轉移中，在平緩而不是大起大落的變化中，英國沒有落伍，它仍然在前進。當我們以國際形象的視角回顧英國從二戰結束到現在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它的衰落、漸變、動搖和務實。它在這個過程中塑造的國際形象，為國際社會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英國的實例告訴我們，作為國際形象基礎的國家實力的各個組成部分中，人口、國土和資源等自然因素是基礎的基礎。

關鍵詞：英國；國際形象；啟示

二戰后英國在相對衰落中失去了領先世界潮流的能力，在世界霸權和平的轉移中，在平緩而不是大起大落的變化中，英國沒有落伍，它仍然在前進。當我們以國際形象的視角回顧英國從二戰結束到現在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它的衰落、漸變、動搖和務實。它在這個過程中塑造的國際形象，為國際社會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一、塑造國際形象必須以國家實力為根本基礎

沒有一定實力的國際行為主體，就不具備進行國際形象塑造的物質條件，國家實力限定了國際形象塑造的方向和潛在空間。上述命題如此顯而易見，然而如果把它同英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就會產生悲劇的味道，啟發我們進一步地思考。有學者認為：“在20世紀，進步是英國歷史的主流，它發展的大方向是應該加以肯定的。”［1］然而，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進步并不是20世紀特別是二戰后英國國際形象的最主要的特征，它最主要的特征是“衰落”，這最終還是由英國的國家實力決定的。人們在探求英國“衰落”的原因時，“往往首先考慮英國本身太小的事實”［1］，支撐這個事實的兩個指標——人口和國土正是國家實力最基本的變量。也就是說，英國的實例告訴我們，作為國際形象基礎的國家實力的各個組成部分中，人口、國土和資源等自然因素是基礎的基礎。

在充滿自由競爭的國際政治體系中，政治影響力在國際行為主體間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對這種影響力的追求勢必受到政治資源、國際關系模式、國際社會交往、文化等因素的制約，而它的作用則是預測、探尋未來的行為［2］。如果我們要依據上面的判斷“預測、探尋未來的行為”的話，那么它的潛臺詞或者說它的進一步的推論就是，在全球化條件下，塑造世界強國形象的機會將更多的傾向于人口和國土大國。

中東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和傳播地。伊斯蘭教是一種涉世性極強的宗教，政教合一、族教混同、兩世兼重是其根本特點。所以，在中東現代化啟動、發展乃至受挫的過程中，伊斯蘭教與其緊密相隨，相伴而行。既體現了與現代化的矛盾和沖突，也表現了與現代化的適應性與相容性。[1]從戰后中東社會現代化進程的角度出發，探討伊斯蘭教及其改革與中東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相互關系，研究世俗化與伊斯蘭教發展對中東社會現代化產生的影響，對于揭示中東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及其前景具有重要意義。

一、伊斯蘭教與政治制度的演進

戰后中東地區政治發展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相繼誕生了一批現代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國家紛紛以政治的或文化的民族主義為立國之本，以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為根本宗旨，以發展民族經濟從事現代化建設為基本目標，在上層建筑領域則以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的世俗化為基本方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傳統伊斯蘭教的社會基礎，降低了伊斯蘭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致使傳統伊斯蘭的政治思想一度受到冷遇，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衰落。盡管在這些國家的憲法中還抽象地肯定伊斯蘭教的重要地位，規定伊斯蘭教為國教，國家元首也要由穆斯林擔任，但實際上官方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政黨組織、議會制度以及政治領導作用等方面還是以世俗化為基本點。伊斯蘭教基本上被置于從屬于國家政治的地位。所以，戰后初期直到60年代末期，伊斯蘭教在政治方面的主導作用僅僅體現在是作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一種補充，它只是為國家政權的正義性、合法性、莊嚴性提供了一種傳統依據和神圣的象征。[2]

但是，60年代末開始，隨著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和迅速蔓延，伊斯蘭教在中東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漸加強。各國政府紛紛利用伊斯蘭教來加強自己政治的合法性基礎，各國政府的議會在制定、頒布并實施一系列內外政策時，均以伊斯蘭教為價值判斷標準，以爭取各階層穆斯林的支持。他們還在一些官方文件和大眾傳媒中盡可能地使用穆斯林熟悉的伊斯蘭語言，并依靠宗教權威機構來解釋各項政策的“合法性”。一些國家的政府還出巨資幫助宗教組織和宗教活動，就在推行“世俗化”最為積極的埃及、土耳其等國的政府也都十分注意利用伊斯蘭教來改變其“世俗”形象，而不再特別強調和推行“政教分離”了。[3]

在一些中東國家，伊斯蘭教成為組織反對本國政府的旗幟和工具。在這些組織中原有的伊斯蘭反對派組織的活動日趨活躍，名目繁多的新組織也紛紛出現。其中影響最大的有埃及、敘利亞、約旦等國的“穆斯林兄弟會”，伊拉克的“號召黨”，土耳其的“救國黨”，黎巴嫩的“阿邁勒運動”和“真主黨”，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革命陣線”等。各國的反對派組織一般都利用伊斯蘭教抨擊當權者推行的政策違背了正統信仰，違反了伊斯蘭教法，破壞了伊斯蘭傳統社會。甚至認為民族國家本身就是違反伊斯蘭教義的。并號召人民應該起來推翻現存政府，重新建立真正的伊斯蘭政府。他們往往利用穆斯林群眾對現實不滿的情緒，掀起民眾運動，反對執政當局。一些極端組織和激進分子還采取綁架、暗殺、劫機、襲擊政府官員等暴力手段與政府進行斗爭。伊斯蘭組織對中東政治影響最大的事件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

當代伊斯蘭教在中東政治中的作用還體現在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上。早在戰后初期埃及與沙特爭雄抗衡的斗爭中，雙方就都以伊斯蘭教為對外政策的工具。納賽爾執政時期特別強調伊斯蘭教在對外政策中的作用，專門發起成立了世界伊斯蘭教大會，作為聯系和影響保守的阿拉伯國家的一條渠道。沙特阿拉伯則利用其豐富的石油資源和擁有麥加和麥地那兩個伊斯蘭圣地的有利條件，發起成立了伊斯蘭世界聯盟，用泛伊斯蘭團結來對抗以埃及為代表的激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第三次中東戰爭后宣布成立的伊斯蘭會議組織成為伊斯蘭國家走向聯合的政治標志，這一體現泛伊斯蘭團結精神的國際組織，強調伊斯蘭國家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文化傳統和近代歷史遭遇，在國際事務中要加強團結，廣泛的開展合作。

論文關鍵詞：戰后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理性思考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得到飛速發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但這一切相對于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歷程來看還很短。因此，不斷研究和學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經驗教訓，就顯得尤為重要。同時，這些研究和學習對于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艱巨性和必然性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本文主要從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外部原因和內部原因兩方面思考并進行論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45年以后），短短幾十年，資本主義生產力取得巨大發展。這種發展不論是速度還是規模都前所未有，影響巨大。這些對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研究價值。那么，戰后資本主義生產力到底取得了哪些發展呢？下面就對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狀況進行初步的認識。

一、對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認識

首先，經濟方面。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經濟發展中處于制約地位，世界經濟中最大的一塊是發達國家經濟。世界經濟展的速度與規模仍在相當程度上受發達國家的制約，并且在國際經濟事務中處于支配地位。今天的世界經濟是由包括各種類型經濟的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的全球經濟,不是也不能受哪一部分國家的完全支配。但是，諸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國際經濟機構的活動,諸如國際價格、利率、匯率之類的國際經濟要素的變動,還在一定程度上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支配。

同時在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五十多年的歷程中，也并非都是一帆風順，它也經歷了各種坎坷和波折，呈現出螺旋式發展的特點。

二戰結束之后，世界各國均以發展或振興本國經濟為己任。傳統的"地緣政治"走到了盡頭，取而代之的是"經濟政治"時代的到來，經濟實力成為衡量一國國際地位的重要標準。但受地理環境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各國之間均存在著明顯的經濟差異，形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極分化。一般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決定性因素是由于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迥異。特別是兩德的統一，被看作是東西方對抗，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標志之一。兩德的分裂是冷戰的產物，它的統一固然受冷戰結束的影響，但卻是建立在兩德經濟發展差異的基礎上。"至1989年東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降為聯邦德國的33%"。（1）人民生活更是出現了明顯的差異。"1988年民主德國的平均月工資收入為1270東德馬克；聯邦德國為3850西德馬克，按照1：1的比率計算，民主德國的平均月工資也只有聯邦德國的三分之一"。（2）由于東德的產品質量、服務質量均趕不上西德，工作時間長、閑暇短，東德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大約只及西德的二分之一，生活水準也相應低于西德。最終東德以一種羞辱的心態并入西德版圖，放棄了自己堅持、宣傳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口號。而西德正是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完成了祖國的重新統一。從中不難發現一個問題：何以兩個同時起步的德國，經濟發展的差異如此明顯？難道僅僅是因為兩德選擇的發展道路不同嗎？顯然不是。這就有必要對產生這種差異的歷史原因作多方面的探究。一、國內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內部動因

1．地理環境資源的差異

資源分布在東西兩德之間存在著差異。東德位于歐洲大陸的中心位置，國土面積僅為西德的1/3，境內自然資源貧乏，"全德出鐵量僅占1.3%，煤占2%，鋼占7%"。（3）相對而言，"全德78%的礦山、84%的冶金鑄造產品出自西部地區"。（4）由于地理形勢的影響和相對缺乏工業原料，造成東德強烈依賴于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一旦與東西方的經濟聯系被切斷，其生產的物質條件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必然會受到影響。而事實是，東德作為蘇聯的衛星國，不僅拒絕了歐洲復興計劃的援助，而且不能與周邊國家的經濟互相協調一致，也不能參加整個歐洲經濟整頓和重建傳統貿易關系的工作。1961年"柏林墻"的建立雖有效地阻止了勞動力的外流，卻也隔絕了與西方的聯系。這對東德的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是消極、長遠的。

從歷史發展看，東西部一直存在著工業化程度和生產效率方面的差距。緊鄰法國的西部地區是工業發展最早，也最為先進的地區。二戰前德國的重工業、原材料工業大多集中在西部?quot;1936年德國西部地區在全國整個工業產值中占61%，其中，原料和基礎材料生產占66%，基礎設備生產占61%"。（5）東部則寥寥無幾。戰后西德又承襲了戰前德國的絕大部分工業設施，"德國分裂后，英、美、法占領區的工業產值占1944年的63%，而基礎材料占63%，消費品工業占60%"。（6）包括魯爾和薩爾兩大工業區。相比較，西德擁有的原有工業基礎雄厚，使經濟的重建置于高水平起點上。

2．人力資源的差異

戰后的西德滿目瘡痍，然而德國一貫重視教育而培養出來的大批專業技術人才卻沒有因戰爭而耗盡，這些人才成為戰后西德復興必不可少的"非物質資本"。為迅速恢復經濟，西德企業極重視將受到專業培訓的人才安排到工業領導崗位上，而且銀行也以專家擔任業務領導作為進行貸款的先決條件。各種人才進入企業后，給各企業帶來了革新和諸種專業知識，使資本能適應技術進步和需求結構的變化，并已此推動企業的發展。因此歷屆西德政府均著眼于科技投資和發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