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范文10篇

內容摘要：當今雜文的風格特點使其比其它文體更能擔當起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的重任，雜文應當在社會文明和政治文明中發揮其作用。長期以來人們把雜文歸屬于文學類，但現今的文學已不斷地回到文學本身即獨立于國家、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公共領域之外，走進一個私人的、純粹的、自足的美學空間，已明顯與雜文分道揚鏢。

在搜索閱讀分析了大量雜文之后，發現雜文與文學在本質特征、創作過程的思維方式、當今的發展規律、當今的發展方向和歸屬，以及雜文作品與文學作品在題材、形式、表現手法、創作動機和實現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證實了雜文不屬于文學，并對雜文的概念和歸屬作一個新的探索。

雜文就是進行社會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論性文章，批判精神是雜文的靈魂，政治是雜文的歸宿，其形式、風格、語體、文體等不拘一格、靈活多樣，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較長篇幅出現），以分析、思辨、論理及一切能說明問題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實、揭示問題的實質和闡明作者的思想觀點或政治主張。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是其重要的功能和歷史使命。雜文應該獨立門戶，自成一類。這對雜文完成新世紀歷史使命具有深遠意義。

關健詞：雜文、歸屬、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類經社會實踐對客觀事物的本質特征和客觀規律的理性認識，是從感性認識經過抽象概括而獲得的結果，所以任何一個概念都必須具備科學性，并在實踐中再度接受檢驗。只有能經受實踐檢驗并能科學指導社會實踐的概念，才稱得起科學的概念。舊的概念總是隨著人類認識的科學化而不斷得到補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經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學和完美起來。

內容摘要：當今雜文的風格特點使其比其它文體更能擔當起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的重任，雜文應當在社會文明和政治文明中發揮其作用。長期以來人們把雜文歸屬于文學類，但現今的文學已不斷地回到文學本身即獨立于國家、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公共領域之外，走進一個私人的、純粹的、自足的美學空間，已明顯與雜文分道揚鏢。

在搜索閱讀分析了大量雜文之后，發現雜文與文學在本質特征、創作過程的思維方式、當今的發展規律、當今的發展方向和歸屬，以及雜文作品與文學作品在題材、形式、表現手法、創作動機和實現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證實了雜文不屬于文學，并對雜文的概念和歸屬作一個新的探索。

雜文就是進行社會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論性文章，批判精神是雜文的靈魂，政治是雜文的歸宿，其形式、風格、語體、文體等不拘一格、靈活多樣，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較長篇幅出現），以分析、思辨、論理及一切能說明問題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實、揭示問題的實質和闡明作者的思想觀點或政治主張。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是其重要的功能和歷史使命。雜文應該獨立門戶，自成一類。這對雜文完成新世紀歷史使命具有深遠意義。

關健詞：雜文、歸屬、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類經社會實踐對客觀事物的本質特征和客觀規律的理性認識，是從感性認識經過抽象概括而獲得的結果，所以任何一個概念都必須具備科學性，并在實踐中再度接受檢驗。只有能經受實踐檢驗并能科學指導社會實踐的概念，才稱得起科學的概念。舊的概念總是隨著人類認識的科學化而不斷得到補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經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學和完美起來。

【摘要題】魯迅研究

【正文】

一重讀《門外文談》

用漫談的筆調，講高深的學問。魯迅的這一篇《門外文談》可稱杰作。它從文字的起源談到漢字的改革，從文學的發展談到文藝的大眾化，涉及廣闊的方面。讀者可以在很輕松的閱讀中，獲得許多這方面的知識。

魯迅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曾經跟小學大師章太炎學過《說文解字》。文字學也可以說是他的本行，難怪談起來如數家珍，真正做到深入淺出了。

這一篇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強調地提出了漢字改革問題。漢字從遠古發展到現代，“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為了讓勞苦大眾容易得到學習文化的條件，魯迅在好些文章里都提出了方塊字必須改革的主張。例如，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文（見《二心集》）中說：

雜文是一種文學體裁，一般采用議論的表達方法。它短小、活潑、鋒利、雋永，內容廣泛，形式多樣，凡是有關社會生活、事件動態、日常工作、學習的雜感、雜談、雜論、隨筆、短評、札記（包括一部分讀后感），都可以歸入雜文一類。

閱讀雜文，首先要把握雜文的文體特點，從雜文的特點出發，容易理解、欣賞雜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雜文本質上是說理的，可以運用邏輯思維去閱讀雜文；雜文又是形象地說理的，因此又要運用形象思維去閱讀雜文。

閱讀雜文要注意如下幾點：

一要了解雜文內容的針對性。我們讀一篇雜文，要了解它是什么時候寫的，是針對什么人、什么事寫的。是魯迅式的戰斗性很強的雜文，還是談工作、談學習或批評人民內部種種消極的現象一類的雜文。這些，都會決定一篇雜文的寫法、議論基調和語言風格。例如《文學和出汗》、《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是魯迅20年代和30年代針對當時的反動文學觀和反動輿論寫的，所以采用揭微顯隱的寫法來“立刻給以反響和抗爭”，語言的格調是冷嘲熱諷，幽默雋永。

二要注意雜文寫法和取材的一般特征，特別是說理的形象性。雜文的一般寫法是“從實入手，以實論虛”，即常從一個人、一樁事，甚至一句話、一首詩、一條諺語、一個故事、一種現象、一段傳說入手，通過對照、聯想、借喻、類比等方法來揭示隱藏在里面的意義。雜文取材的一般特征是“大中取小，小中見大”，即從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中選取一個側面或一點來做文章，“從一滴水里看世界”。例如《拿來主義》中心論點的提出方式，是在批評錯誤觀點的基礎上闡明作者自己的主張，作者先論述“閉關主義”和“送去主義”，揭露其危害后，以此作鋪墊，提出勇敢地“拿來”的主張。先駁后立，兩相比照，議論就很自然地更見深度了。

三要注意雜文豐富多彩的語言風格。雜文，正如它的形式多樣一樣，語言也因作者不同，針對的對象不同，談論的問題不同，寫作的社會背景不同而呈現出多種多樣的風格。有的隱晦曲折，言近旨遠；有的明白曉暢，酣暢淋漓；有的亦莊亦諧，尖銳潑辣；有的感情奔放，筆姿縱橫；有的凝煉含蓄，耐人尋味；有的恬淡明麗，清新雋永；有的娓娓而談，親切動聽。盡管風格不同，但具有藝術的魅力，則是一致的。我們在閱讀時要細加體味。

內容摘要：當今雜文的風格特點使其比其它文體更能擔當起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的重任，雜文應當在社會文明和政治文明中發揮其作用。長期以來人們把雜文歸屬于文學類，但現今的文學已不斷地回到文學本身即獨立于國家、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等公共領域之外，走進一個私人的、純粹的、自足的美學空間，已明顯與雜文分道揚鏢。

在搜索閱讀分析了大量雜文之后，發現雜文與文學在本質特征、創作過程的思維方式、當今的發展規律、當今的發展方向和歸屬，以及雜文作品與文學作品在題材、形式、表現手法、創作動機和實現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證實了雜文不屬于文學，并對雜文的概念和歸屬作一個新的探索。

雜文就是進行社會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論性文章，批判精神是雜文的靈魂，政治是雜文的歸宿，其形式、風格、語體、文體等不拘一格、靈活多樣，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較長篇幅出現），以分析、思辨、論理及一切能說明問題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實、揭示問題的實質和闡明作者的思想觀點或政治主張。輿論監督和思想引導是其重要的功能和歷史使命。雜文應該獨立門戶，自成一類。這對雜文完成新世紀歷史使命具有深遠意義。

關健詞：雜文、歸屬、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類經社會實踐對客觀事物的本質特征和客觀規律的理性認識，是從感性認識經過抽象概括而獲得的結果，所以任何一個概念都必須具備科學性，并在實踐中再度接受檢驗。只有能經受實踐檢驗并能科學指導社會實踐的概念，才稱得起科學的概念。舊的概念總是隨著人類認識的科學化而不斷得到補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經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學和完美起來。

【論文關鍵詞】魯迅；愛情；小說創作

【論文摘要】本文的創新點是將魯迅與許廣平的愛情分為相識、相戀和結婚三個階段，并結合魯迅在這三個階段中的小說作品來分析魯迅的小說創作。筆者認為，魯迅與許廣平的愛情對魯迅的小說創作而言，就像一把雙刃劍，推動魯迅的小說創作達到了最高峰，后來也是婚姻讓魯迅的小說創作失去了應有光芒。

魯迅研究一直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永久課題，從宏觀到微觀，由內到外，中國文壇已經形成了一門“魯學”。其中，魯迅的小說研究更是經久不衰。80年代以來，對魯迅愛情的研究也逐漸豐富起來，但是將魯迅的愛情與他的小說創作結合起來的研究還不多。筆者將魯迅的愛情分為相識、相戀和結婚三個階段。并分別結合這三個時期的作品來研究，試圖分析魯迅的愛情對其小說創作的影響。

從1918年發表的小說開始到逝世，魯迅筆耕不輟，碩果累累，作品風格迥異。筆者在本文中主要是討論愛情生活（即在1925年3月到1927年10月與許廣平共同生活這段時間）對魯迅創作的影響。

從愛情的影響來看魯迅的創作，可分為戀愛前的創作（1918年5月—1925年）；戀愛中的創作（1925年—1927年十月）；共同生活后的創作（1927年10月到逝世）在魯迅生命的最后十年，許廣平闖入了他的生活。從此，與許的二人生活沖撞著魯迅獨自生活的孤獨和苦悶。其創作拋物線也較明顯。為了便于闡述，筆者將魯迅戀愛前的創作稱為苦悶的爆發，戀愛中為苦悶的沉淀，共同生活后為苦悶的轉換。

一、孤獨苦悶的爆發

教學目的】

1.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增強民族民主意識，增強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2.學習寫駁論文的方法。

【教學重點】

1.體會魯迅的憂患意識和愛國精神。

2.理解重要語句的深層含義。

《人民文學》是與新中國同生的國家級文學刊物，但創刊至今，其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1966年爆發后，刊物被迫停刊檢查。1976年1月重新復刊，復刊當年的《人民文學》繼續受政治干預，為政治權利服務。可以說，此時的《人民文學》是一面反映當時時代政治的“鏡子”，是一種表達政治思想走向的工具。而其文學特征表現甚微，成為輔助政治的手段。下面就《人民文學》1976年一年的期刊為文本進行分析，研究復刊當年《人民文學》的期刊狀況。

一、《人民文學》的復刊背景

雖然《人民文學》復刊于1976年，但在1972年，復刊工作就已經開始啟動。這年夏天，由于和的鼓勵，有關部門開始準備《人民文學》刊物的復刊工作，原《人民文學》副主編李季從湖北咸寧調回北京，主持籌劃復刊工作，但當時“”對其工作萬般刁難，不予以批準通過。最終，這次復刊工作被擱淺起來。《人民文學》復刊的重議是到了1975年間，此時的文藝領域，早已不是“百花齊放”時代，各種文學形式不見蹤影，革命樣板戲充斥著整個文壇，當時的文壇一片沉寂。面對這種狀況，、提出了嚴厲批評。1975年，在對電影《創業》審批時，明確提出了“要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這一批示促進并影響了全國文藝政策的重新調整，指明了文學前進的正確方向，無疑給當時的文藝界帶來一股和煦的春風。的這次批示，立即得到了當時文化主管部門的回應，并迅速提出了調整文藝政策的措施。自此，《人民文學》的復刊工作再次提上日程，并于1976年1月正式復刊。

二、復刊后《人民文學》的期刊內容

復刊后1976年的《人民文學》共出刊9期，上半年為雙月刊，出刊3期，下半年為月刊，出刊6期。在首期扉頁上有在創刊號的題詞:“希望有更好的作品出世”，表達了對文藝領域寄予的美好期望。而縱觀這9期期刊，幾乎篇篇文章或作品都是以文學形式來傳達政治走向的。《人民文學》從第三期開始刊登重要的政治文件，如第三期的《中共中央關于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中共中央關于撤銷鄧小平黨內一切職務的決議》，第四期全文轉載兩報一刊社論《在斗爭中建黨》，第八期轉載兩報一刊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等重要文件、決議共計14篇。同時，《人民文學》開設了許多緊跟時代的專欄，如“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憤怒聲討黨內走資派”“領導偉大的黨”等專欄。還有“抗震救災”“紀念魯迅誕辰”及“慶祝粉碎‘’”等眾多主題。從這些專欄及主題中，可以看出刊物與政治事件是遙相呼應的，與政治生活是密切關聯的。此時的《人民文學》已不再是表現文學的刊物，而是對社會動蕩及政治話語演變的抒寫，成為傳達國家政治聲音的載體。1976年《人民文學》跟隨國家文藝政策調整的方向，其發表的作品形式也豐富起來，大體可分為小說，詩歌，散文、雜文、報告文學，評論等四類。作者組成不僅有老一輩作家茅盾、冰心、郭沫若等，還有在新時期成為主力軍的蔣子龍、陳忠實、陳建功等人，大量的工農兵作家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創作原則基本緊跟當時的政治走向，發表了一系列應時代要求的作品。

(1)小說類文章共計36篇，其中轉載各地作品4篇，革命故事小說7篇，兒童文學作品2篇。在第二期的《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明確指明了當時的寫作方向，“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努力反映階級斗爭的重大題材，努力反映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特別是把反映無產階級專政下和黨內走資派的斗爭作為創作課題”［1］。隨后《人民文學》相繼發表了反映這一文藝政策的眾多小說作品，如第二期的《嚴峻的考驗》，第三期的《無畏》《暴風雨》，第四期的《鐵锨傳》、第五期的《占領》等。雖然這些小說內容各異，但在敘述“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觀念中基本是統一的模式，即新舊兩大陣營的斗爭。例如在《嚴峻的考驗》中，明顯出現了兩大陣營:一個是以年輕人許長山和局黨委書記張樸為代表的新陣營，一個是以副書記李福章和機動科組長董志平為代表的舊陣營。在斗爭剛開始，一直是舊陣營占上風，最終經過許長山不斷努力斗爭以及張樸的幫助，革命斗爭獲得勝利。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基本都有一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例如《無畏》中敢于造反、年輕無畏的公社黨委書記杜樂，《機電局長的一天》［2］中堅持執行黨的政治路線的局長霍大道，《暴風雨》中帶領廣大群眾，向走資派和專修主義路線發起猛烈攻擊的青年工人王海鷹等。這些主人公都是階級斗爭的中堅力量，正是他們的堅持和努力使斗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摘要]魯迅逝世后，在延安多次公開評價魯迅，成功地塑造了延安的魯迅形象，并使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意識形態的建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延安知識分子乃至中國革命文化的重要精神符號。

[關鍵詞]延安；；魯迅形象；知識分子；文化符號

Abstract：AfterLuXunpassedaway，MaoZedongpubliclyappraisedhimformanytimesinYan’an，successfullyportrayingtheimageofYan’an’sLuXunandmakingthisimageplayavitalroleintheideologicalconstructionoftheNewDemocraticRevolutionandbecomeanimportantculturalsymboloftheintellectualsinYan’anandevenoftheChineserevolutionaryculture.

Keywords：Yan’an；MaoZedong；LuXun’simage；intellectual；culturalsymbol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先生在上海病逝。消息傳出，舉國同悲。當時，身在上海的馮雪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與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等組成了治喪委員會，了訃告。的名字也列在治喪委員會名單里。緊接著，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3份電報：一份發給許廣平，一份給南京國民政府，還有一份《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3份電文均對魯迅作出了相當高的評價，稱他為“我國文學革命的導師、思想界的權威、文壇上最燦爛光輝的巨星”、“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于抗日救國非凡的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對于我中華民族，功績之偉大，不亞于高爾基之于蘇聯”[1]。同時，經倡議，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了以魯迅名字命名的文化教育單位：魯迅藝術劇院、魯迅師范學校和魯迅圖書館。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還代表全國人民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將魯迅先生遺體舉行國葬，并付國史館列傳；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改北平大學為魯迅大學，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獎勵革命文學；設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廢止一切禁止魯迅先生生前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等8項建議[1]。

一

從我們感受到的語文教學實際情況看，語文的內涵在趨向窄小，課堂教學活動內容多是語言、語境、語體，以及適應達標所設置的可操作目標教學等，而對與它相對應的語言以外的文化意蘊的關注較少。所以有識之士稱，人文性在減少，語文教學在呼喚人文精神。

什么是語文教學的人文精神？人文性和工具性的關系又如何？于漪老師說：“漢語言文字不是單純的符號系統，它有深厚的文化歷史積淀和獨特的文化心理特征。漢語和其他民族語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個統一體的不可分割的兩個側面。沒有人文，就沒有語言這個工具；舍棄人文，就無法掌握語言工具。”就是說，離開人文性就無從談工具性，工具性必然通過具體的人文性表現，沒有什么抽象的工具性。

近若干年以來，我們的語文教學似乎也受到文學和哲學理論上的“語言就是一切”的所謂解構的后現代主義的一定影響。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明白，中國語文不應只偏重語言，較多強調工具性，因而語文內涵小為文章學，寫作學，修辭學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是應試，幾乎整個教學過程受制于中考高考。究其實，語文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維的直接現實，它是中華民族極其豐富的人文精神的薈萃。每一篇目，特別是那些名家名篇，確實奇妙無比，它充滿我們民族風俗、倫理、審美和思辨的活力，集我們民族智慧之大成，是一個個活潑潑的生命，而決不是沉默無語的木乃伊。如若不認真繼承先輩留給我們的這份寶貴遺產，我們就是愧對作家及其作品了。

作家們是怎樣完成這些視同他們孩子、生命的大作的？是他們的靈與肉。有的一輩子就寫那么一部或幾篇，作品是他們人生的升華。最有影響最有藝術生命力的久盛不衰之作，肯定是作家傾全部生活積累和心血所作，當然也是作家思想和人格的魅力所在。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故而有“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感慨。現代文學巨匠魯迅這樣來形容他走過來的艱辛的文學之路：“我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血。”“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瘦弱，也以為快活。”

課文是作家以身家性命換來的藝術生命，是不朽的。我們作為“傳人”，要把這兩種生命的真諦加以體悟和感受，要把它傳達出來又傳授給學生，這僅靠字斟句酌地提問“為什么這樣表達”的思考是遠遠不夠的。頭等要緊的是弄清其所承載的全部內容、情感信息和深層意蘊。駒篇《背影》為例，此作注家甚多，而供師生使用的相當一些教學參考資料過分沉湎于詞句的直白釋義，卻疏于對《背影》的整體把握。葉圣陶先生認為朱自清先生詳寫父親買橘子和下車走去混入來往人群的里頭，在南京游逛一天則一句帶過。有父親過鐵道的描寫，有不多的然而很有味道的語言描寫，作者請父親回去的當兒，父親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在買來橘子將要上車的當兒，父親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在走了幾步回過頭的當兒，父親說，‘進去吧，里邊沒人。’這里頭含蓄著多少憐惜、體貼、依依不舍的意思！我們讀到這幾句話，不但感到了這些意思，還仿佛聽見了那位父親當時的聲音。”（以上意思及引文見葉圣陶的《文章評改》）以上同時又為實寫，在“撲撲衣上的泥土”下面的“心里很輕松似的”一語是作者眼睛里看出來的，都是別人很難體會出來的，所以又是必需的虛寫，這就把父親極情愿去做而又做好了的心情完全明白了。

所有詳略虛實這些表現手法，都服從于文章這樣的主旨，“把父親的背影作為敘述的主腦，從其間傳出父親愛惜兒子的一段深情，”（葉圣陶語）即做父親對兒子的親子之情，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自始至終以愧疚的心情和口吻出之，這樣既反襯了父親如此這般的疼愛兒子，又傳達出兒子對父親在家庭困頓之中仍念著自己的深深的感激，從而深沉而又酣暢地表現了朱自清先生的人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