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蒙第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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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蒙第的經濟倫理思想評析論文

西斯蒙第是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和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他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同時又是一位歷史學家。西斯蒙第在主觀愿望上是真誠地忠實于勞動者的,無論他的經濟著作或歷史著作都充滿了對勞動者的深深的同情。《政治經濟學新原理或論財富同人口的關系》一書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在書中關于政治經濟學性質和對象的主張、對古典學派的方法的批判,以及使政治經濟學從屬于倫理學的企圖,都始終貫穿著豐富的倫理思想,由此奠定了他在社會倫理學中的地位。具體說,西斯蒙第的經濟倫理思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和方法應立足于人。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原則方面是亞當·斯密的信徒,但他在英國古典學派的方法、目的上對斯密學說進行了“修正”。英國古典學派所關心是財富怎樣生產、流通和分配,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國民財富。西斯蒙第所關心的則是政府應該怎樣指導和管理財富的生產、流通和分配以滿足人的需要,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研究財富和國民享受的關系。他指責英國古典學派,說他們舍去人而談財富,完全忽略了占有財富和應該享受財富的人。他說:“財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質享受的標志,我們就應該使它給所有的人帶來幸福”[1](P17)“他所創造的這一切,都應該用于滿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1](P49),他認為如果財富不能滿足這種愿望或需要,則不能算為財富。

由此西斯蒙第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真正對象應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應該通過政治經濟學使全體居民都能獲得物質上的享受。因此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質福利的科學,它應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國財富的真正方法。他給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下了一個定義:“從政府的事業來看,人們的物質福利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1](P22)從而強調了政治經濟學應當立足于人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一門道德科學,在理論上應研究為滿足人的需要尋求道德依據。他指責李嘉圖根本不考慮人的問題,而把無限制地增加財富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因此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們的物質福利,它的最終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經濟學是關于指導我們為人類謀福利的理論。西斯蒙第從人的需要和愿望出發,訴諸道德和感情,由此證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來,政治經濟學應當從屬于倫理學。

作為經濟學家,在理論上,西斯蒙第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放在顯著地位的第一人,他對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和研究是基于對人的關愛,他將主導經濟學派所一貫忽視的某些事實,諸如人的情感需要提到顯著地位。他的貢獻在于他的倫理學說對經濟理論的實現具有前瞻性和指導性。他對人的重視和關愛,他的諄諄教誨和勸誡都引起以后致力于經濟實踐的各國政府、社會及團體的探討和關注。事實證明,經濟學不可能放棄它對倫理道德世界的探索,否則將加劇隨著迷戀于物質財富的增大而帶來的人的異化狀況。

二、從社會生產的總過程來看,消費處于首要地位。西斯蒙第從人的需要出發來探討社會生產過程,他指責李嘉圖為生產而生產,而不是為消費而生產。為此,他從而把消費提到了首要地位,強調生產是為了消費。他指出“任何人起初都是生產自己要消費的東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安排自己的勞動。……而且每個人在生產的時候,必須考慮到整個社會最迫切的要求,因為他的勞動果實就是為滿足這種要求的。”[1](P63)在西斯蒙第看來,人首先是消費者,人僅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來生產,消費決定生產,而決定消費的是消費基金即收入的多寡。“社會里的人應該使自己消費適合自己的收入”。[1](P63)收入的多少又決定于財富分配的多少。在這里他說:“勞動的需求是生產的動力,必須和供應消費的收入相適應。”[1](P634)西斯蒙第指出財富分配所得收入必須和人口的增減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否則,社會便陷入災難之中。他反對無限度的生產,認為無限度生產是不平等不斷發展不斷加深的原因。無限度的生產嚴重侵犯了工人群眾的身心健康,而勞動生產力無限生產的結果,只能是助長無所事事的富人們的窮奢極欲,從而擴大富人和窮人的貧富差距,這是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西斯蒙第指出“人是為了使人夠休息而勞動的;……如果剝奪人的童年和老年的休息,如果剝奪短工夜間的休息時間而讓他勞動,如果為爭取生活資料的奔波被剝奪了參加宗教儀式的時間,那么,干這些事情的那只同時也必然洽富人紙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長他們的懶惰,使他們能夠吞噬新勞動所生產的一切產品。”[1](P231)他認為這一切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這種現象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目的。他從工人群眾的幸福、權利出發,指出了無限度生產所帶來的危害。

“社會的財富只有當它能為每一個階級造福,才是人們所期望的。……如果不考慮從事勞動的人,而只考慮那些應該享受的人,這種勞動就會變成可怕的災難”。[1](P232)由此,西斯蒙第從對生產和消費的研究又轉到了對生產和分配的研究。他認為無論個人或全社會的幸福,都不在于生產和生產力的發展,而在于所創造的財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來,分配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倫理問題。這個倫理問題的公平性在于分配應該在一切參加生產的人中進行合理分配,才使人們得到幸福。西斯蒙第駁訴了資本主義分配,認為這是不公平,是一切罪惡的原因。因此他寄希望于國家站在公正的立場予以人道主義的救助和干預,來醫治資產階級社會的重玻他說:“國家的利益決不是工廠主的利益,而是把生產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參加生產的人中進行合理分配,國家的利益要求勞動所生產的國民收入,由各個階級來分享。”[1](P226)西斯蒙第基于道義和同情,把貧困的工人群眾看作國家福利事業救助的對象,希望通過國家政策來縮短貧富差距,鏟除不公平、不正義現象滋生的根源。這都充分顯示了他作為一位倫理學家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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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議西斯蒙第的經濟倫理思想

西斯蒙第是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和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他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同時又是一位歷史學家。西斯蒙第在主觀愿望上是真誠地忠實于勞動者的,無論他的經濟著作或歷史著作都充滿了對勞動者的深深的同情。《政治經濟學新原理或論財富同人口的關系》一書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他在書中關于政治經濟學性質和對象的主張、對古典學派的方法的批判,以及使政治經濟學從屬于倫理學的企圖,都始終貫穿著豐富的倫理思想,由此奠定了他在社會倫理學中的地位。具體說,西斯蒙第的經濟倫理思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和方法應立足于人。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原則方面是亞當·斯密的信徒,但他在英國古典學派的方法、目的上對斯密學說進行了“修正”。英國古典學派所關心是財富怎樣生產、流通和分配,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國民財富。西斯蒙第所關心的則是政府應該怎樣指導和管理財富的生產、流通和分配以滿足人的需要,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研究財富和國民享受的關系。他指責英國古典學派,說他們舍去人而談財富,完全忽略了占有財富和應該享受財富的人。他說:“財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質享受的標志,我們就應該使它給所有的人帶來幸福”[1](P17)“他所創造的這一切,都應該用于滿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1](P49),他認為如果財富不能滿足這種愿望或需要,則不能算為財富。

由此西斯蒙第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真正對象應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應該通過政治經濟學使全體居民都能獲得物質上的享受。因此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質福利的科學,它應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國財富的真正方法。他給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下了一個定義:“從政府的事業來看,人們的物質福利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1](P22)從而強調了政治經濟學應當立足于人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一門道德科學,在理論上應研究為滿足人的需要尋求道德依據。他指責李嘉圖根本不考慮人的問題,而把無限制地增加財富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因此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們的物質福利,它的最終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經濟學是關于指導我們為人類謀福利的理論。西斯蒙第從人的需要和愿望出發,訴諸道德和感情,由此證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來,政治經濟學應當從屬于倫理學。

作為經濟學家,在理論上,西斯蒙第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放在顯著地位的第一人,他對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和研究是基于對人的關愛,他將主導經濟學派所一貫忽視的某些事實,諸如人的情感需要提到顯著地位。他的貢獻在于他的倫理學說對經濟理論的實現具有前瞻性和指導性。他對人的重視和關愛,他的諄諄教誨和勸誡都引起以后致力于經濟實踐的各國政府、社會及團體的探討和關注。事實證明,經濟學不可能放棄它對倫理道德世界的探索,否則將加劇隨著迷戀于物質財富的增大而帶來的人的異化狀況。

二、從社會生產的總過程來看,消費處于首要地位。西斯蒙第從人的需要出發來探討社會生產過程,他指責李嘉圖為生產而生產,而不是為消費而生產。為此,他從而把消費提到了首要地位,強調生產是為了消費。他指出“任何人起初都是生產自己要消費的東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安排自己的勞動。……而且每個人在生產的時候,必須考慮到整個社會最迫切的要求,因為他的勞動果實就是為滿足這種要求的。”[1](P63)在西斯蒙第看來,人首先是消費者,人僅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來生產,消費決定生產,而決定消費的是消費基金即收入的多寡。“社會里的人應該使自己消費適合自己的收入”。[1](P63)收入的多少又決定于財富分配的多少。在這里他說:“勞動的需求是生產的動力,必須和供應消費的收入相適應。”[1](P634)西斯蒙第指出財富分配所得收入必須和人口的增減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否則,社會便陷入災難之中。他反對無限度的生產,認為無限度生產是不平等不斷發展不斷加深的原因。無限度的生產嚴重侵犯了工人群眾的身心健康,而勞動生產力無限生產的結果,只能是助長無所事事的富人們的窮奢極欲,從而擴大富人和窮人的貧富差距,這是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西斯蒙第指出“人是為了使人夠休息而勞動的;……如果剝奪人的童年和老年的休息,如果剝奪短工夜間的休息時間而讓他勞動,如果為爭取生活資料的奔波被剝奪了參加宗教儀式的時間,那么,干這些事情的那只同時也必然洽富人紙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長他們的懶惰,使他們能夠吞噬新勞動所生產的一切產品。”[1](P231)他認為這一切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這種現象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目的。他從工人群眾的幸福、權利出發,指出了無限度生產所帶來的危害。

“社會的財富只有當它能為每一個階級造福,才是人們所期望的。……如果不考慮從事勞動的人,而只考慮那些應該享受的人,這種勞動就會變成可怕的災難”。[1](P232)由此,西斯蒙第從對生產和消費的研究又轉到了對生產和分配的研究。他認為無論個人或全社會的幸福,都不在于生產和生產力的發展,而在于所創造的財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來,分配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倫理問題。這個倫理問題的公平性在于分配應該在一切參加生產的人中進行合理分配,才使人們得到幸福。西斯蒙第駁訴了資本主義分配,認為這是不公平,是一切罪惡的原因。因此他寄希望于國家站在公正的立場予以人道主義的救助和干預,來醫治資產階級社會的重病。他說:“國家的利益決不是工廠主的利益,而是把生產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參加生產的人中進行合理分配,國家的利益要求勞動所生產的國民收入,由各個階級來分享。”[1](P226)西斯蒙第基于道義和同情,把貧困的工人群眾看作國家福利事業救助的對象,希望通過國家政策來縮短貧富差距,鏟除不公平、不正義現象滋生的根源。這都充分顯示了他作為一位倫理學家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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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蒙第的經濟倫理思想

一、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和方法應立足于人。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原則方面是亞當·斯密的信徒,但他在英國古典學派的方法、目的上對斯密學說進行了“修正”。英國古典學派所關心是財富怎樣生產、流通和分配,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國民財富。西斯蒙第所關心的則是政府應該怎樣指導和管理財富的生產、流通和分配以滿足人的需要,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研究財富和國民享受的關系。他指責英國古典學派,說他們舍去人而談財富,完全忽略了占有財富和應該享受財富的人。他說:“財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質享受的標志,我們就應該使它給所有的人帶來幸福”[1](P17)“他所創造的這一切,都應該用于滿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1](P49),他認為如果財富不能滿足這種愿望或需要,則不能算為財富。

由此西斯蒙第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真正對象應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應該通過政治經濟學使全體居民都能獲得物質上的享受。因此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質福利的科學,它應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國財富的真正方法。他給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下了一個定義:“從政府的事業來看,人們的物質福利是政治經濟學的對象。”[1](P22)從而強調了政治經濟學應當立足于人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一門道德科學,在理論上應研究為滿足人的需要尋求道德依據。他指責李嘉圖根本不考慮人的問題,而把無限制地增加財富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因此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們的物質福利,它的最終目的是人的幸福,所以政治經濟學是關于指導我們為人類謀福利的理論。西斯蒙第從人的需要和愿望出發,訴諸道德和感情,由此證明人的需要的首要地位。在他看來,政治經濟學應當從屬于倫理學。

作為經濟學家,在理論上,西斯蒙第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放在顯著地位的第一人,他對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和研究是基于對人的關愛,他將主導經濟學派所一貫忽視的某些事實,諸如人的情感需要提到顯著地位。他的貢獻在于他的倫理學說對經濟理論的實現具有前瞻性和指導性。他對人的重視和關愛,他的諄諄教誨和勸誡都引起以后致力于經濟實踐的各國政府、社會及團體的探討和關注。事實證明,經濟學不可能放棄它對倫理道德世界的探索,否則將加劇隨著迷戀于物質財富的增大而帶來的人的異化狀況。

二、從社會生產的總過程來看,消費處于首要地位。西斯蒙第從人的需要出發來探討社會生產過程,他指責李嘉圖為生產而生產,而不是為消費而生產。為此,他從而把消費提到了首要地位,強調生產是為了消費。他指出“任何人起初都是生產自己要消費的東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安排自己的勞動。……而且每個人在生產的時候,必須考慮到整個社會最迫切的要求,因為他的勞動果實就是為滿足這種要求的。”[1](P63)在西斯蒙第看來,人首先是消費者,人僅僅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來生產,消費決定生產,而決定消費的是消費基金即收入的多寡。“社會里的人應該使自己消費適合自己的收入”。[1](P63)收入的多少又決定于財富分配的多少。在這里他說:“勞動的需求是生產的動力,必須和供應消費的收入相適應。”[1](P634)西斯蒙第指出財富分配所得收入必須和人口的增減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否則,社會便陷入災難之中。他反對無限度的生產,認為無限度生產是不平等不斷發展不斷加深的原因。無限度的生產嚴重侵犯了工人群眾的身心健康,而勞動生產力無限生產的結果,只能是助長無所事事的富人們的窮奢極欲,從而擴大富人和窮人的貧富差距,這是不合理也不公正的。西斯蒙第指出“人是為了使人夠休息而勞動的;……如果剝奪人的童年和老年的休息,如果剝奪短工夜間的休息時間而讓他勞動,如果為爭取生活資料的奔波被剝奪了參加宗教儀式的時間,那么,干這些事情的那只同時也必然洽富人紙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長他們的懶惰,使他們能夠吞噬新勞動所生產的一切產品。”[1](P231)他認為這一切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這種現象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目的。他從工人群眾的幸福、權利出發,指出了無限度生產所帶來的危害。

“社會的財富只有當它能為每一個階級造福,才是人們所期望的。……如果不考慮從事勞動的人,而只考慮那些應該享受的人,這種勞動就會變成可怕的災難”。[1](P232)由此,西斯蒙第從對生產和消費的研究又轉到了對生產和分配的研究。他認為無論個人或全社會的幸福,都不在于生產和生產力的發展,而在于所創造的財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來,分配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倫理問題。這個倫理問題的公平性在于分配應該在一切參加生產的人中進行合理分配,才使人們得到幸福。西斯蒙第駁訴了資本主義分配,認為這是不公平,是一切罪惡的原因。因此他寄希望于國家站在公正的立場予以人道主義的救助和干預,來醫治資產階級社會的重病。他說:“國家的利益決不是工廠主的利益,而是把生產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參加生產的人中進行合理分配,國家的利益要求勞動所生產的國民收入,由各個階級來分享。”[1](P226)西斯蒙第基于道義和同情,把貧困的工人群眾看作國家福利事業救助的對象,希望通過國家政策來縮短貧富差距,鏟除不公平、不正義現象滋生的根源。這都充分顯示了他作為一位倫理學家的氣質。

西斯蒙第把消費列為首位是不科學的,這完全顛倒了消費和生產的關系。在社會生產總過程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這四個環節中,生產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它不僅為需要提供對象,規定需要的方式,而且為需要提供物質。他不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特點,只是以小資產階級的道德規范和說教來描述社會矛盾和社會現象,但西斯蒙第從人民群眾的感情需要出發,看到了需求對生產的重要作用,從人本主義出發,強調人人都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的平等權利,強調每個階級的人都有分配自己財富的權利,具有明確的平等觀念,這同古典學派盲目地強調大機器生產作用而漠視人的狀況的機械教條味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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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美化侵略歷史研究論文

一、狹隘民族主義的淵源

幕末的復古思想家們,從古代日本神話傳說中找到了日本是“神國”的依據。說“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但由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國”,“我國是天照大神的本國”,“其他諸國則皆……卑賤之邦。”據此,日本被說成是“代代天皇適從皇祖之神敕,天壤無窮統治帝國,萬事一系而不渝,國民皆忠順奉戴皇室為宗家,形成一大家族”。(注:荒川幾男、生松敬三:《近代日本思想史》,有斐閣1973年版,第264—265頁。)他們認為,歐美的國體是民主主義的合議制,而“日本的國體以萬事一系的皇統作為基礎”,后者之所以“優越”,是因為日本國民對天皇的無限景仰和忠誠,也就是以“忠”、“孝”為基礎的天皇崇拜。與“大和民族優越”論相伴而生的就是對其他民族的貶低。

日本明治時代啟蒙思想家、被稱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福澤諭吉(1835—1901),在1885年發表的《脫亞論》中說:中國固陋之至,“不知改進之道”,一味“眷戀古風舊習”;學校教育的宗旨只講“仁義禮智”,“不知真理原則”;等等。并把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歸結為“人種來歷的特殊”。(注:《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第239—240頁。)福澤諭吉又認為“方今東洋列國之中,作為文明的中心并堪任盟主以阻擋西洋諸國者,舍日本國民又其誰也!”因此,福澤諭吉認為在文明進軍中走在前列的日本,有責任對鄰國“以武保護之,以文誘導之,速使其仿效日本進入文明之域,或者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以武力脅迫其進步”。

在“大東亞圣戰”中,日本人視日本民族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和國家,認為日本是亞洲唯一的“救世主”。被稱為“大東亞論客”的大川周明在其《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說:“我們今日的意識,實在是亞細亞意識的綜合,我們的文明,是全亞細亞思想的表現”。還有一些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甚至認為只有通過戰勝和征服別國,才能表明日本人是所向無敵的。因此日本人逐漸沉浸于一種適應其國民性的仇外的民族主義精神之中。他們宣傳暴力崇拜、絕對服從和堅信只有戰爭才能擺脫國家面臨的困難。這同樣是“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幾冊友好條約不如一筐子彈”的翻版。

由上可見,日本人的這種自傲、自負的心理成為日本民族主義的精神起源。正如法國歷史學家亨利·米歇爾所說的:“日本的民族主義原就堅信日本具有神圣的使命,又由于它新近學到的西方技術而感到理所當然的自豪”。(注: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譯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55頁。)正是“大和民族優越”論,成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理由之一。日本人認為大和民族是優等民族,就像日耳曼民族一樣,因而征服亞洲、進而征服世界乃是天經地義的。在歷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國和朝鮮,都是以這種蔑視觀為動力的,受其影響,有些日本人至今仍把自己標榜為亞洲的“一等人”,以“優越”民族而自居,蔑視亞洲他國人民。這種“民族優越”感使許多日本人念念不忘本國在戰爭中死去的幾百萬人,而將在戰爭中慘死于日軍屠刀下的5000多萬亞洲他國受害者棄之一旁。為了維護日本的“優越”地位,一些日本人告訴國民,決不能承認“侵略”,決不“反省和道歉”,否則,日本民族就將“被貼上恥辱的標簽”,永遠抬不起頭來。甚至有的歷史學家論證,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中不是敗給了中國等亞洲國家,而是敗給了美國的物質力量,尤其是敗給了美國人使用的“野蠻”的核武器。這些人看到如今日本經濟實力直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心中自然渴望重溫昔日“大東亞戰爭”、“皇軍赫赫戰果”的夢想。如今,日本要返回亞洲,但只要日本不放棄“種族優越”意識,不對侵略戰爭進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就不可能與亞洲各國和睦相處。

二、“侵略有理”論和“侵略有功”論的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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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經濟新領域研究管理論文

摘要:研究虛擬經濟旨在表明人類經濟活動的變化,對此必須排除固有的觀念,必須深入理解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各種虛擬資本論。虛擬經濟不能等同于虛擬資本、網絡經濟、泡沫經濟。當代值得關注的虛擬經濟是衍生金融商品交易、電子貨幣和網絡銀行。

關鍵詞:虛擬經濟;虛擬資本;衍生金融商品;電子貨幣;網絡銀行

一、馬克思、恩格斯考察虛擬資本的思維邏輯

虛擬資本是馬克思提出來的,對此人們了解得更多的是股票,而股票為什么和怎樣成為虛擬資本,則往往做一般地分析。要深入地理解馬克思經濟學中的虛擬資本論,必須考察其思維邏輯。

1.虛擬資本想象論。在馬克思以前,法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西斯蒙第曾提出過“想象的資本”這一概念,他說:“國家有息證券不過是一種想象的資本,它代表有來償還國債的一部分年收入。與此相等的一筆資本已經消耗掉了;它是國債的分母,但國家有息證券所代表的并不是這筆資本,因為這筆資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財富必然會由產業勞動產生;而在這個財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預先指定給那些曾經貸出這個被消耗的財富的人;這個部分是用課稅的方法從生產這些財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給國家債權人的。并且人們根據本國通行的資本和利息的比率,設想一個想象的資本,這個資本的大小和能產生債權人應得年利的那個資本相等”【①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2卷,第229-230頁,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0頁】。這樣的論述表明:在西斯蒙第看來,國債之所以是“想象的資本”,是因為“與此相等的資本已經消耗掉了”。而以后通過發行國家有息債券,以利息的形式,償付給國家的債權人,只不過是以征稅的形式,從創造的社會財富中取走的一部分,這部分的多少取決于“本國通行的資本和利息的比率”,也就是說“設想一個想象的資本”額度,使“這個資本的大小和能產生債權人應得年利的那個資本相等”。可見,“想象的資本”,是由于國債不代表資本而產生的,但為了從財富中取走一部分用于對國家債權人付息,又不得不“設想一個想象的資本”。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用過“幻想的虛擬的資本”這一概念,他也是從給國家的貸款“本來不是作為資本耗費的,不是作為資本投入”的這一角度闡述的,由于不是作為資本耗費的、不是作為資本投入的,因而這種貸款作為資本已經不再存在,所以才把“國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資本,看成是幻想的虛擬的資本”。如果僅從這一點來觀察,則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西斯蒙第的這一學說,但需要提出的是,馬克思的論述比西斯蒙第前進了一大步:(1)假定“債權人不能要求債務人解除契約,而只能賣掉他的債權,即他的所有權證券。”這樣的假定,意味著政府只付息,不還本,國債所有者要收回本金,只有把它賣掉。(2)假定國債能在市場上賣掉,“一旦債券賣不出去,這個資本的假象就會消失”。(3)指出了“不管這種交易反復進行多少次,國債的資本仍然是純粹的虛擬資本”。馬克思的論述表明:國債作為“虛擬資本”是對投資者即購買國債者而言,因為購買國債的人把它的投入當作對國家的貸款,即當作生息資本來看待,而出賣國債的政府又不把它當作資本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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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障經濟學理論論文

一、西方早期經濟學思想對勞動就業的認識

在西方早期經濟學思想中,學者們對就業的認知和理解主要是勞動就業能夠創造財富以及如何通過增加就業機會產生更多財富。十五世紀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重商主義逐步興起且影響一直延續到十七世紀中葉,他們以增加貨幣財富積累為目的,主張強大的中央政府干預經濟活動,鼓勵增加人口和對勞動力的投入。[1]重商主義者認為,造成失業的原因在于商品充斥與貨幣稀少并存,政府需要采取各種保護政策和宏觀調控手段,為窮人提供就業崗位。受重商主義影響,當時的政府通過行政管理手段,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以保障就業水平。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和公共輿論為確保就業,往往會向雇主施加壓力,使其不得解雇工人。如,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為防止失業的發生,雇主在不贏利情況下也會被迫開工營業,甚至還要支付高額工資。[2]但這一時期的就業政策是出于增加統治者財富的目的而制定的。

二、古典經濟學對就業保障制度的影響

十七至十八世紀,以威廉•配第為代表的早期古典經濟學思想逐漸興起,古典經濟學者強調自利的經濟行為。配第是宏觀經濟學的開拓者,主張政府盡量少地干預經濟。他在《賦稅論》中最早提出勞動決定價值的基本原理,還認識到教育和訓練會使人的勞動生產能力出現差別。[3]配第認為,應該雇用那些失業的人來修路、挖河道、種樹、造橋、采礦和制造各種商品。從這個意義上說,配第是提倡在公共服務領域雇用勞動者,從而減少結構性、周期性失業的經濟學先驅。[4]十八世紀下半葉,隨著亞當•斯密揭示了市場經濟可以通過自行調節的市場機制運行的規律后,經濟學界在此后的兩百年間開始了自由市場機制和政府宏觀干預之間的爭論,兩種思潮的爭論圍繞如何促進經濟發展、解決失業問題、實現充分就業而展開。亞當•斯密強烈反對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理論,并在《國富論》中闡述了“經濟人”思想,認為“人們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支配,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使整個社會獲得最大利益;而將國家定位于“守夜人”角色,負責鞏固國防,健全司法體系和建設公共事業。在生產勞動方面,斯密認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國民財富的增加不僅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取決于勞動者數量的增加。[5]同時,斯密并不完全否認國家針對特定領域和情形進行有限干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國家設計和管理稅收體制,為公共支出提供資金或減少不平等,包括對弱勢成員的保護等。斯密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繁榮時期,因此,他對失業、生產過剩問題都未作出具體考慮。斯密的自由市場機制理論先后得到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學派、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等的推崇和繼承。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批判地繼承了斯密理論,堅持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主張廢除《濟貧法》,倡導通過個人努力擺脫貧困狀態。李嘉圖認為,市場機制的作用能使勞動供求達到平衡,價格制度會自動產生充分就業,而不會發生由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造成的大規模失業,充分的生產和就業是常態化的,過剩僅是暫時現象。早期效用學派的代表人物、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認為,供給和需求經常趨向平衡,只會產生局部失業,而不會有大規模失業,并提出薩伊定律,即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馬歇爾把古典經濟學供給分析和邊際效用學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綜合,創立了新古典學派,形成一個以生產成本分析為中心的供給理論和以邊際成本分析為中心的需求理論相結合的新經濟學體系,同時提出“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概念。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一個沒有資源被閑置或被浪費的、均衡的市場,就會是一個“充分就業”的市場,所以要解決失業問題首先要解決勞動力市場競爭不充分問題。[6]正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私人職業中介組織相繼出現,此后許多國家開始建立免費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促進雇主與求職者的聯系,填補崗位空缺。

三、凱恩斯學派國家干預理論促進就業保障制度的發展

十九世紀末,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負面效應開始顯現,失業和貧困引發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古典經濟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和解決當時社會的現實問題,使人們對這些理論產生懷疑。先是馬爾薩斯、西斯蒙第從需求不足角度出發,對單純依靠市場解決經濟問題提出質疑。馬爾薩斯將失業和貧困歸結為人口過度增長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馬爾薩斯認為,增加非生產性消費可以增加有效需求,并建議政府增加用于公共事業的支出。他指出:“在目前我們致力于幫助工人階層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知道雇用工人從事修路及其他公共事業勞動等是一個好的辦法。”西斯蒙第雖然同為古典經濟學的繼承者,但他倡導政府干預,否定市場能自發達到均衡的理論。西斯蒙第看到經濟危機下失業嚴重的英國,認為造成失業的原因是單純的市場競爭只重視經濟效率而沒有兼顧公平,倡導由政府干預失業。到上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持續發生,積累的巨額財富迅速消失,社會中充斥著失業者,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理論上否定薩伊定律,并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國家干預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提出由政府通過稅收、利率、政府投資等手段對經濟實行調節,以實現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凱恩斯認為,社會的就業總量決定于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價格之間的變化,社會有效需求的不足將導致非自愿性失業。凱恩斯將國家經濟干預和調節的范圍擴大到再分配領域,主張“用累進稅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費需求,促進充分就業”。凱恩斯從維持再生產的連續性角度提出國家應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以實現充分就業,這為政府促進就業和提供就業保障奠定了理論基礎。[7]凱恩斯在承認存在馬歇爾的摩擦性失業和自愿失業的同時,提出還存在第三種失業即非自愿性失業,認為只要消滅非自愿性失業,就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在凱恩斯看來,一個存在大量失業的社會,不僅無法充分利用其生產能力并創造出最大化的商品和勞務,而且失業人口自尊心的喪失和饑餓足以威脅到社會的存在,所以社會改良的首要條件就是消滅失業。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實施干預經濟的新政以期擺脫危機,其中包括通過大規模實施公共工程以增加就業機會。1944年,也是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英國政府發表《就業政策白皮書》,提出“政府承擔維持高度和穩定的就業水平為其主要目標和責任。”隨后,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瑞典等國家宣布將實現充分就業作為戰后施政的主要目標。由于凱恩斯理論中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一些經濟學家試圖繼承、補充和完善他的經濟思想,其中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后改稱為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調節理論與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結合,認為由于勞動力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因此失業與崗位空缺并存的結構性失業是現達國家常見的現象,其原因歸結于產業結構的劇變、就業市場供給與需求的信息不對稱、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為此,解決失業問題不僅要采取宏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必須依托勞動力市場和社會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8]如,通過發展就業服務機構,開展就業指導、職業介紹等業務,幫助失業者及時了解勞動力市場需求,實現供求雙方信息對接;政府投入公共財政資金對失業者進行再培訓,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使其能夠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制定促進勞動力在不同區域流動的相關政策,等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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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重建依據

我們把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及其轉化機制確定為社會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包含著前后相關的兩個問題,一是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范疇是怎么來的;二是這樣思考的依據是什么。 1、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范疇來源 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對于“三農”問題,中共中央發了7個“一號文件”;失業問題,社會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觀決策機構于2002年12月,頒布了《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管理辦法》;中小企業問題,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這樣,對它們進行科學抽象和綜合研究,就存在一個客觀的現實基礎;把這些群體共同面臨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共同的生產和交換活動,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來進行綜合研究,是理論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這就是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范疇對象及來源。 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與社會保障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不同。第一,前者具體是指農民、失業工人、個體工商戶和中小企業主,偏重于對象的機會缺失,后者具體是指老、弱、病、殘以及婦女和兒童,偏重于對象的生理特點;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勞動能力,一部分人還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創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機會,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發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會的救濟和關愛;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為了發現、發明或創建新的社會運行機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為了完善社會分配救助辦法。 我們之所以把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與社會保障意義上弱勢群體區別開來,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會經濟學與福利經濟學區別開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2、社會經濟學重建的確定依據 社會經濟學重建的確定依據來自歷史的思想材料和現實的社會實踐兩個方面。 第一,歷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學說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重建社會經濟學也不例外。我們通過學術檢索和學術追蹤,確認西斯蒙第是社會經濟學的創始人。社會經濟學的開山之作雖然叫《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但內容卻是反映小生產者的利益并為之服務的知識體系,《共產黨宣言》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理也在這里。 第二,現實的社會實踐。除了宗教,實證哲學和唯物辯證法都承認,理論來源于實踐。即便科學史上沒有社會經濟學或“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我們也要創造這樣一種知識體系出來。因為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是客觀存在,社會為轉化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出臺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規,作為理論工作者特別是從事基礎研究的理論工作者,不能熟視無睹,必須面對,必須對這種社會現象給予科學解釋和系統說明。 到目前為止,社會經濟學內部已經形成了兩個流派,一個是古典傳統“福利導向”的社會經濟學,簡稱“福利學派”;一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等人在“經濟帝國”思想支配下創建的社會經濟學,簡稱“帝國學派”。我們研究方向的定位是“邊緣學派”。“邊緣學派”與“福利學派”的區別在于,作力點不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而是發現或設計新的社會運行機制,使我們所關注的社會群體有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的公平機會;“邊緣學派”與“帝國學派”的區別在于,作力點不是分析解剖妨礙人們“清休”、影響人們安全的各種社會現象,而是要對形成物欲橫流、以強凌弱社會的運行機制進行全面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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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情結論文

幾年前到美國訪問,正值「炸館事件」發生不久,國內掀起了一輪激烈的反美浪潮和「說不」熱,民族主義情緒隨之迅速提升;與中外友人晤談時局,多認為國內正在重新興起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兩大思潮值得警惕,搞不好將會嚴重阻礙中國的現代化與民主化。2001年的撞機事件使得中美關系更趨緊張,民眾中的民族主義情愫進一步發酵。直到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幾千無辜的生命慘遭毀滅(遇難者來自86個國家),對這一滅絕人性的惡魔行徑,世界輿論同聲譴責,而在中國卻出現了為數眾多的人群為之叫好。在這一冷酷的事實面前,十分有必要追索其背后潛藏的社會心理原因及其與民族主義思潮的關系。本文以探討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為主要線索,兼論「911」事件后部份國人幸災樂禍的社會心理原因。

一、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近代從西方傳來的一種社會思潮。它最初發韌于17世紀的西歐;也有人認為民族主義起源于18世紀的英國和法國,以后推廣到整個歐洲,并經過美國的獨立戰爭擴展到美洲,到了20世紀,則風靡到全世界每個國家,其主要標志就是民族國家的興起。

中國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種族的概念,而沒有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現在社會話語中。長久以來中國處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依靠黃河、長江和其它內陸河流的澆灌,很早就產生了穩定自足的先進農業文明,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一種「華夏中心主義」的環宇觀念。中國人一直以為,中國及其周邊對中華文明向化之地即全部世界。直到1840年前后,中國還是以「天朝上國、君臨天下」的態度去面對世界、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19世紀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強紛紛入侵中國。腐敗守舊的清王朝在列強的新式戰法和堅船利炮的攻擊下,屢戰屢敗,不斷割地賠款,國家危機日益深化,被動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國的巨變并非始于自覺,而是在19世紀末葉西方帝國主義堅船利炮的轟擊下開始的。中國現代化是中國在西方兵臨城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劣勢下被逼而起的自強運動,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所遭受的最大屈辱,過去100年是中國屈辱的世紀。天朝之敗于西夷,是一屈辱;一敗再敗,國將不國,則是大屈辱;敗于西夷,而又必須學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國百年來之現代化運動,實為雪恥圖強的運動。[1]

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史與她所擁有的號稱5,000年輝煌燦爛的古代歷史形成了鮮明對照。這在中國人──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社會精英──的心理上造成了嚴重挫傷和沉重壓力,使國人在情感與行為上很容易趨向極端──從妄自尊大到極度自卑、盲目排外。這一點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我在國外訪問時與許多西方學者交換關于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因,談到這個情結時他們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但是,理解這一情結對于認識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以及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感情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今之論者,多將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發端,而筆者以為,其實還可追溯至此前10余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1899年至1900年間爆發的義和團運動以貧苦農民、傭工、赤貧無產者等社會底層民眾為主體,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實為利用)下,到處焚毀洋教堂,破壞鐵道和電線,攻擊外國傳教士和教徒,直至圍攻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處死德國公使。最后,由于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相勾結,義和團在八國聯軍的武力進剿下被鎮壓下去了。這一發生在百年前的大規模、跨省域的民眾運動將矛頭直指帝國主義的入侵,明顯具有愛國、反帝的性質,對此后的民間民族主義的勃興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對民族心理形成的影響也是長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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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情結分析論文

幾年前到美國訪問,正值「炸館事件」發生不久,國內掀起了一輪激烈的反美浪潮和「說不」熱,民族主義情緒隨之迅速提升;與中外友人晤談時局,多認為國內正在重新興起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兩大思潮值得警惕,搞不好將會嚴重阻礙中國的現代化與民主化。2001年的撞機事件使得中美關系更趨緊張,民眾中的民族主義情愫進一步發酵。直到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幾千無辜的生命慘遭毀滅(遇難者來自86個國家),對這一滅絕人性的惡魔行徑,世界輿論同聲譴責,而在中國卻出現了為數眾多的人群為之叫好。在這一冷酷的事實面前,十分有必要追索其背后潛藏的社會心理原因及其與民族主義思潮的關系。本文以探討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為主要線索,兼論「911」事件后部份國人幸災樂禍的社會心理原因。

一、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近代從西方傳來的一種社會思潮。它最初發韌于17世紀的西歐;也有人認為民族主義起源于18世紀的英國和法國,以后推廣到整個歐洲,并經過美國的獨立戰爭擴展到美洲,到了20世紀,則風靡到全世界每個國家,其主要標志就是民族國家的興起。

中國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種族的概念,而沒有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現在社會話語中。長久以來中國處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依靠黃河、長江和其它內陸河流的澆灌,很早就產生了穩定自足的先進農業文明,自然而然地發展出一種「華夏中心主義」的環宇觀念。中國人一直以為,中國及其周邊對中華文明向化之地即全部世界。直到1840年前后,中國還是以「天朝上國、君臨天下」的態度去面對世界、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19世紀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強紛紛入侵中國。腐敗守舊的清王朝在列強的新式戰法和堅船利炮的攻擊下,屢戰屢敗,不斷割地賠款,國家危機日益深化,被動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國的巨變并非始于自覺,而是在19世紀末葉西方帝國主義堅船利炮的轟擊下開始的。中國現代化是中國在西方兵臨城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劣勢下被逼而起的自強運動,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所遭受的最大屈辱,過去100年是中國屈辱的世紀。天朝之敗于西夷,是一屈辱;一敗再敗,國將不國,則是大屈辱;敗于西夷,而又必須學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國百年來之現代化運動,實為雪恥圖強的運動。[1]

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史與她所擁有的號稱5,000年輝煌燦爛的古代歷史形成了鮮明對照。這在中國人──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社會精英──的心理上造成了嚴重挫傷和沉重壓力,使國人在情感與行為上很容易趨向極端──從妄自尊大到極度自卑、盲目排外。這一點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我在國外訪問時與許多西方學者交換關于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因,談到這個情結時他們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但是,理解這一情結對于認識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以及中國人對西方國家的感情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今之論者,多將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發端,而筆者以為,其實還可追溯至此前10余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1899年至1900年間爆發的義和團運動以貧苦農民、傭工、赤貧無產者等社會底層民眾為主體,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實為利用)下,到處焚毀洋教堂,破壞鐵道和電線,攻擊外國傳教士和教徒,直至圍攻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處死德國公使。最后,由于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相勾結,義和團在八國聯軍的武力進剿下被鎮壓下去了。這一發生在百年前的大規模、跨省域的民眾運動將矛頭直指帝國主義的入侵,明顯具有愛國、反帝的性質,對此后的民間民族主義的勃興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對民族心理形成的影響也是長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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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透析

一、經濟倫理的概念與歷史追索

說起經濟倫理,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這種概念或者說這種思想早已有之。自從有了人類的經濟活動,倫理道德也隨之產生。筆者試圖站在兩個不同的角度來詮釋經濟倫理的定義。第一個角度是站在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和研究倫理道德問題,那么經濟倫理可以這樣定義:經濟倫理是指研究規范經濟學對各種經濟制度和平等、競爭、效率等經濟范疇以及個人、集體消費等經濟行為的一系列綜合價值判斷問題的總和。第二個角度是站在倫理學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那么經濟倫理指的是研究經濟制度、經濟秩序、經濟活動、經濟行為是否合乎倫理道德的前提和條件。經濟倫理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變得越來越具有現實研究價值,國內外好多學者也開始研究經濟倫理學這門學科的歷史源頭。其實經濟倫理學如同政治經濟學一樣是個具有雙重含義的雙面性的學科,都是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在國外,經濟倫理這一概念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那個時候就把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的關系聯系起來了。在倫理學巨著《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說過這樣一句經典的話:“因為很顯然財富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東西,以他物為目的。”很明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類的財富就是經濟學的范疇,而人類的“善”才是真正的追求目標。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經濟活動中的行為最終都會指向這種普遍而又特殊的善。

二、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本質分析

馬克思雖然沒有對經濟倫理做一個專門的、系統的專著進行論述,但是在他其他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中蘊含了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對經濟倫理思想也有比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他的著作中所研究的所有經濟制度理論都滲透著經濟倫理思想,充滿了經濟學的人類關懷。這是有別于像李嘉圖那樣在假設資本主義制度具有永恒合理性和正確性的基礎上進行財富與價值的一種完全抽象化的研究,也不像西斯蒙第那樣完全把經濟學范疇狹隘化,過多地從倫理價值上的人類主體出發,進行理論投射研究分析。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本質是他通過在當時的歷史時代背景下對資本主義以及其他社會經濟形態所有經濟現象和本質進行分析,包括對諸如剩余價值理論、勞動價值理論、產權理論、資本積累理論、資本流通理論、經濟危機理論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后,落腳點還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來對資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基礎和理論范疇進行批判,并對無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進行了透徹而又科學的闡釋,對人類給予最大的人文關懷,經濟關系和倫理關系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所有的經濟制度和所有權理論都深深地打上了倫理的烙印。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在《資本論》中達到了一個巔峰狀態,他在這本書中始終沒有放棄對資產階級經濟倫理關系深刻的批判和對無產階級未來倫理命運的關懷,已經從早期的簡單哲學理性發展到對全人類的關懷。通過科學而又嚴密的經濟學分析和論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這種矛盾也會引起倫理關系的變化。馬克思在許多著作中,尤其是《資本論》中都表達這樣一種思想,即經濟研究必須有倫理關懷來引導,所以說從馬克思經濟倫理本質上講,馬克思的所有經濟學著作就是倫理學著作。

三、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研究意義

馬克思的經濟倫理思想隱含于他的每一部經濟學著作中,需要我們不斷挖掘。這種思想對不同社會經濟形態條件下,每個經濟主體、各種所有制形式、多種經濟范疇的倫理關系和倫理特性都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從倫理學學術研究角度講,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經濟學與倫理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并且該思想極大地豐富了倫理學研究范疇。從現實角度講,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關系和倫理秩序的建立必須以這種思想作為指導,在解決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道德失范現象問題以及如何呼喚經濟發展急需的倫理精神時,馬克思的經濟倫理思想指導意義將顯得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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