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命之學范文10篇

[摘要]對于北宋道學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將其“象數學”體系視為推演宇宙萬物周期發展過程的“物理”之學，對其“性命”之學關注不夠。本文集中探討邵雍《皇極經世》和《擊壤集》的“性命學”體系，認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論人道、以先天推論后天、以物理推論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學是他“心學”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邏輯展開，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為本性，以先天象數為心法。儒家的人道觀、價值觀與道家的天道觀、認識論，儒家的道德修養與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雍巧妙地貫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曠達，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達到了一種“天理真樂”的生命境界。

[關鍵詞]邵雍物理之學性命之學心學先天之學后天之學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

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天向一中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綸。

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摘要]對于北宋道學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將其“象數學”體系視為推演宇宙萬物周期發展過程的“物理”之學，對其“性命”之學關注不夠。本文集中探討邵雍《皇極經世》和《擊壤集》的“性命學”體系，認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論人道、以先天推論后天、以物理推論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學是他“心學”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邏輯展開，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為本性，以先天象數為心法。儒家的人道觀、價值觀與道家的天道觀、認識論，儒家的道德修養與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雍巧妙地貫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曠達，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達到了一種“天理真樂”的生命境界。

[關鍵詞]邵雍物理之學性命之學心學先天之學后天之學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

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天向一中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綸。

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摘要]對于北宋道學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將其“象數學”體系視為推演宇宙萬物周期發展過程的“物理”之學，對其“性命”之學關注不夠。本文集中探討邵雍《皇極經世》和《擊壤集》的“性命學”體系，認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論人道、以先天推論后天、以物理推論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學是他“心學”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邏輯展開，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為本性，以先天象數為心法。儒家的人道觀、價值觀與道家的天道觀、認識論，儒家的道德修養與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雍巧妙地貫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曠達，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達到了一種“天理真樂”的生命境界。

[關鍵詞]邵雍物理之學性命之學心學先天之學后天之學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

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天向一中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綸。

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摘要]對于北宋道學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將其“象數學”體系視為推演宇宙萬物周期發展過程的“物理”之學，對其“性命”之學關注不夠。本文集中探討邵雍《皇極經世》和《擊壤集》的“性命學”體系，認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論人道、以先天推論后天、以物理推論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學是他“心學”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邏輯展開，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為本性，以先天象數為心法。儒家的人道觀、價值觀與道家的天道觀、認識論，儒家的道德修養與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雍巧妙地貫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曠達，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達到了一種“天理真樂”的生命境界。

[關鍵詞]邵雍物理之學性命之學心學先天之學后天之學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

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天向一中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綸。

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內容提要：自理學興起以來，理學家幾乎無不以佛老為異端，在理學的話語中，異端亦成為佛老的代名詞。但在中晚明，隨著陽明學的興起和發展，儒家學者正統與異端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本文通過對王陽明、王龍溪和焦弱侯這三位陽明學不同時期代表人物正統與異端觀念的考察，揭示陽明學正統與異端觀念的演變，進而說明這種變化的原因與思想史意義。

關鍵詞：正統與異端王陽明王龍溪焦弱侯陽明學

如果說孟子時代儒家所面對的異端是楊、墨的話，認為在唐宋以降儒家傳統的自我意識之中，最大的異端是佛老，應當是一個基本不錯的判斷。至少自北宋理學興起以來，對大部分理學家而言，儒學與佛道二教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就是正統與異端的關系。儒學與佛道兩家之間的正統與異端之辨，也的確構成貫穿理學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之一。但是，自陽明學興起以來，相對于佛道兩家，盡管以儒學為正統的基調在儒者當中并未改變，但以陽明學者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儒家學者，在吸收佛道兩家思想并批判以僵化了的朱子學為象征符號的世俗儒學的過程中，將異端的所指開始由佛道兩家向功利世俗化了的儒學扭轉，從而使傳統的正統與異端之辨在中晚明顯示了新的動向。

本文主要以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1472-1528）、王龍溪（名畿，字汝中，號龍溪，1498-1583）以及焦弱侯（名竑，字弱侯，號澹園，又號漪園，1541-1620）的相關論說為代表和根據，來考察陽明學者在正統與異端這一問題上的看法。王陽明的活動主要在正德年間與嘉靖初年，王龍溪的活動主要在嘉靖、隆慶年間以及萬歷初年，焦弱侯的活動則主要在萬歷中后期。如果說從正德年間到嘉靖初年是陽明學的興起時期，從嘉靖經隆慶到萬歷初年是陽明學的全盛期，萬歷中后期至明末是陽明學衰落期的話，那么，這三人的活動時間恰好覆蓋了陽明學從興起到全盛再到衰落的整個時段。另外，作為陽明學的創始人，王陽明對于陽明學興起的重要性自不必言，而對于陽明學的全盛期和衰落期來說，王龍溪與焦弱侯又分別可以作為這兩個階段的代表人物。[1]因此，以這三位人物的相關論說為代表和取樣來考察陽明學者正統與異端的觀念，便決非任意的選擇，而顯然在方法學上具有充分的理據。

一、王陽明的論說

就理學傳統而言，儒家在總體上對佛老尤其佛教一直視為異端而采取較為嚴厲的排斥態度，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陽明學興起之前。明太祖時，大理寺卿李仕魯對朱元璋崇佛不滿，曾直言切諫說：“陛下方創業，凡意旨所向，即示子孫晚世法程，奈何舍圣學而崇異端乎？”并且“章數十上”，但朱元璋未予理睬。李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辟佛自任”，見朱元璋不以為意，便對朱元璋說：“陛下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說完竟將笏板置于地下。以朱元璋之專制殘暴，自然大怒，于是“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2]當然，這是儒家學者辟佛的一個較為極端的事例，但明代陽明學興起之前的儒家學者的確大都深排佛老。如薛瑄（字德溫，號敬軒，1392-1464）曾說：“如佛老之教，分明非正理，而舉世趨之。雖先儒開示精切，而猶不能祛其惑。”[3]胡居仁（字叔心，稱敬齋先生，1434-1484）也說：“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4]“楊墨老佛莊列，皆名異端，皆能害圣人之道。為害尤甚者，禪也。”[5]丘濬（字仲深，號瓊臺，稱瓊山先生，1421-1495）更是嚴厲指出：“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風俗皆同，而道德無不一，非絕去異端之教不可也。”[6]至于象曹端（字正夫，號月川，1376-1434）“朝夕以圣賢崇正辟邪之論”奉勸“勤行佛老之善”的父親，[7]何塘（字粹夫，號柏齋，1474-1543）“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8]則將對佛老的排斥進一步落實到了具體的行為之中。

儒學的復興，首先得力于統治者的需要、愛好和提倡。趙匡胤雖戎馬一生，但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卻遠比劉邦聰明，深知可以馬上得天下，但無法以馬上治之。他不僅自己獨喜觀書，手不釋卷，且嚴格要求臣下都要積極讀書，以知治國之道。于是在北宋王朝的官僚隊伍中，自始就形成一種重文輕武的風氣。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宰相趙普號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以及宋初確立以文官知州事的制度等，都是這種風氣的必然反映。

在提倡讀書的同時，趙匡胤竭力褒揚孔子和儒學，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圣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親自為孔子、顏淵撰寫贊辭，命宰臣分撰余贊，車駕一再臨幸焉。所有這些，對宋初儒學的復興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統治者對儒學的厚愛激勵著儒生們奮發求學，貢獻智慧，儒生門的奉獻也確乎沒有辜負統治者的期待。有鑒于宋初的政治格局與外部環境，儒學的復興最先體現在《春秋》學這一熱點問題上。因為在儒家諸多重要經典中，只有《春秋》學的大一統和尊王攘夷的宗旨無須經過多少改裝，就可以用來為宋初的現實服務。因此宋初儒家學者出于最直接的現實感受，很自然地將研究的視點集中在《春秋》上。據《宋史•藝文志》著錄，宋人有關《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種以上，而僅僅在宋初學者劉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傳注就達十七種一百八十四卷。據此可知宋初儒學復興確以《春秋》經傳之華為主。其中如孫復的《春秋尊王發微》，明確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統之義，開宗明義地強調隱公"元年眷王正月"的基本主題就是"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隱公而作也。然則《春秋》之始于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在他看來，《春秋》之所以書"王正月"，原因在于"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嚴其終者，必先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義。

作為"宋初三先生"之一，孫復的《春秋》學研究不僅為有宋一代《春秋》學研究開風氣，定調子，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舍棄傳注，直探經文本義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儒家經典研究史上的一種范式革命，它的價值似乎不在于儒學的復興，而在于儒學的更新。對此，歐陽修、朱熹以及四庫館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蘊，不論他們是否贊成孫復的具體學術觀念，他們都不能不承認孫復的研究方法對后世儒學進程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在他們看來，孫復于《春秋》的研究結論不必盡信，然而其方法確實對后儒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僅就方法而言，孫復不惑傳注的做法淵源有自，這實際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趙匡、陸淳等為代表的懷疑學派思想傳統的必然延續；也就是說，包括孫復在內的宋儒，繼承啖、趙、陸的學術傳統在合三傳為通學的同時，依然懷疑早期傳注的權威性，以為儒學的真正復興，不在于記誦傳統傳注的訓詁，而是要結合現實社會需要，拋開傳注，直探經文本義。易言之，儒學復興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對傳統傳注的因襲，而在于重為注釋，講究與現實相關的微言大義，從而使儒學在內容與形式上都能回到經典的形態。

疑傳尊經是宋初儒學的基本特征，他們以回歸經典為號召，展開了一場遠比中庸疑傳學派規模更大的懷疑運動。這一運動由孫復肇其始，中經其門人石介、十建中、張炯等人的發揮，加之范仲淹i歐陽修等文壇祭酒的呼應，至慶歷年間繼續深化，終于演化成由疑傳向疑經的根本轉變。這一思潮的必然結果，不只是對傳統儒學極大的沖擊和挑戰，而且必然意味著儒家精神的解放，為拋開傳注、自由議論的性命義理之學開辟一條通路。

漢學、宋學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清代學術史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問題，關注這一課題的前賢時哲都發表過精彩的宏論，使研究不斷深入。筆者在探求這一問題時感到，變換一下研究視角，深入到漢學家或宋學家的思想深處，研究他們的宋學觀或漢學觀，也許會對揭示漢、宋學術相爭與相融的本質有所幫助。基于這樣的考慮，筆者嘗試以乾嘉時期著名學者錢大昕為例作個案分析，通過剖析他對宋學的看法，來了解清代漢宋學術之間的相斥與互補。是耶非耶，還有望大雅君子指正。

一、探究宋明理學范疇，重新闡釋儒學意蘊

對于宋、明學術，錢大昕從工具（方法）和思想兩個層面上進行了駁難。在工具層面上，錢大昕對宋明人研究學術的方法進行了抨擊，他說：“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傅會，并為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間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為俗，即以為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1](P375)又說：“宋儒說經，好為新說，棄古注如土苴。”[1](P373)在錢大昕看來，宋人治經，不通訓詁，率意改經，重視發揮，喜與前人立異，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實際上流于空談，沒有根柢。他的這種認識與當時的漢學家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超出前人的議論不多。但在思想層面上，錢大昕的認識很值得我們注意。

在思想層面上，錢大昕對宋、明理學中的很多范疇都進行了剖析。如他論“性即理”云：

宋儒謂性即理，是也。謂天即理，恐未然。“獲罪于天，無所禱”，謂禱于天也，豈禱于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謂理出于天則可，謂天即理則不可[2](P62-63)。

“性即理”是程朱理學關于人性的一個重要范疇，由程頤提出，朱熹進行了完善。在二程的哲學邏輯結構中，“理”與“道”、“天”為相同的范疇，“理”成之在人為“性”，則“天道”亦然。“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3](P1152)。在二程看來，“天道”下降在人稱為“性”，“性即理”，“性”與“天道”一。錢大昕對程朱的論述，有贊同，有駁難，他同意宋儒“性即理”之說，同意理為純粹至善的道德標準，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說。在程朱那里，“性”、“理”、“天”是統一的，他們把封建道德提高到天理、天道的高度來認識，具有宇宙本體的意義。錢大昕則將“天”從中排除，認為“性即理”，但“理出于天”。錢大昕意在剝去宋儒“性”論中神圣化、神秘化的內容，反對把那種抽象飄渺的形而上的“天”與“人性”聯系在一起。

漢學、宋學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清代學術史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問題，關注這一課題的前賢時哲都發表過精彩的宏論，使研究不斷深入。筆者在探求這一問題時感到，變換一下研究視角，深入到漢學家或宋學家的思想深處，研究他們的宋學觀或漢學觀，也許會對揭示漢、宋學術相爭與相融的本質有所幫助。基于這樣的考慮，筆者嘗試以乾嘉時期著名學者錢大昕為例作個案分析，通過剖析他對宋學的看法，來了解清代漢宋學術之間的相斥與互補。是耶非耶，還有望大雅君子指正。

一、探究宋明理學范疇，重新闡釋儒學意蘊

對于宋、明學術，錢大昕從工具（方法）和思想兩個層面上進行了駁難。在工具層面上，錢大昕對宋明人研究學術的方法進行了抨擊，他說：“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傅會，并為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間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為俗，即以為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1](P375)又說：“宋儒說經，好為新說，棄古注如土苴。”[1](P373)在錢大昕看來，宋人治經，不通訓詁，率意改經，重視發揮，喜與前人立異，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實際上流于空談，沒有根柢。他的這種認識與當時的漢學家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超出前人的議論不多。但在思想層面上，錢大昕的認識很值得我們注意。

在思想層面上，錢大昕對宋、明理學中的很多范疇都進行了剖析。如他論“性即理”云：

宋儒謂性即理，是也。謂天即理，恐未然。“獲罪于天，無所禱”，謂禱于天也，豈禱于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謂理出于天則可，謂天即理則不可[2](P62-63)。

“性即理”是程朱理學關于人性的一個重要范疇，由程頤提出，朱熹進行了完善。在二程的哲學邏輯結構中，“理”與“道”、“天”為相同的范疇，“理”成之在人為“性”，則“天道”亦然。“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3](P1152)。在二程看來，“天道”下降在人稱為“性”，“性即理”，“性”與“天道”一。錢大昕對程朱的論述，有贊同，有駁難，他同意宋儒“性即理”之說，同意理為純粹至善的道德標準，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說。在程朱那里，“性”、“理”、“天”是統一的，他們把封建道德提高到天理、天道的高度來認識，具有宇宙本體的意義。錢大昕則將“天”從中排除，認為“性即理”，但“理出于天”。錢大昕意在剝去宋儒“性”論中神圣化、神秘化的內容，反對把那種抽象飄渺的形而上的“天”與“人性”聯系在一起。

一、宋學的“實學”傾向與“踐履”同“事功”之分

一般說來，實學是明中葉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會思潮。實際上，實學自宋即伴隨新儒學（即宋學）而共生演化。理學、心學中蘊涵反空疏虛學而主張“躬行踐履”的實學特色，而浙東學派講求實利功效力倡“經世致用”之實學，開明清事功實學之先河，成為東南區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

所謂“宋學”即宋代學術，包括文、史、哲、經各學。其結構特征主要是學派林立各有傳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鋒，兼容并蓄相斥趨同；其學術特征主要是對儒家經典及其傳注的質疑，通過較為開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經，以闡發學術見解思想主張，探索義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現出經世濟用、規范倫理或重思辨、明義理的思想傾向，學理思路又多吸收釋、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觀念、學風上有別于傳統儒學。宋代豐富多彩的思想學說和格調迥異趨同的觀點主張，匯集而成精神文化發展的五彩長河，蘊積而為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發展的又一高峰。

繼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之后，宋學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覯、范仲淹、歐陽修、周敦頤、邵雍、張載、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程頤、程顥到張軾、朱熹、陸九淵、呂祖謙、陳亮、葉適等思想家，人才濟濟，學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興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學。自周敦頤、張載、二程，發展到南宋的朱熹、陸九淵，建構了理學發展的流脈體系，至元明而流變賡續，入清漸趨衰微。理學融匯儒、釋、道三教，結合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儒學思辨化、哲理化，并發展了儒家學說的道德倫理，成為中國帝政時代后期社會秩序意識形態的核心，和士林學術思想與思維定式的規范。

實學與理學共生而又對立于理學。明代實學家崔銑說：“宋之四子造詣精矣，皆實學矣。”（《洹詞》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清代實學家章學誠也稱贊朱子學是“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認為其后學“皆承朱子而務為實學”。（《文史通義》卷3《朱陸》）但“實學”一詞在宋以前就有，如東漢王充《論衡•非韓篇》說：“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全齊文》卷26《釋玄光》有“圣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收入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3冊）。唐代道宣撰《續高僧傳》卷13《釋道岳》“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清微。”《舊唐書》卷119《楊綰傳》引其論貢舉之弊的奏疏中有“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至宋，伴隨著理學的興起“實學”的概念被更多地運用，如《河南程氏遺書》卷一記載程頤說：“治經，實學也。……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圣人之跡，莫非實學也。”他強調“窮經將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題解》開篇講程子釋《中庸》“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他批評“近世學者不知圣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朱文公文集》卷46）。他認為“今學問流而為禪，上蔡（指謝良佐）為之首，今人自無實學”（《朱子語類》卷5）“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朱子語類》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于踐履，……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提出“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朱子語類》卷13）可見朱子是十分強調實學的。其他宋學者也大多倡實學，如張拭說：“圣門實學，貴于踐履”。（《南軒全集•論語解》卷四）心學提倡“躬行實踐”（《陸九淵集》卷6），陸九淵講自己“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陸九淵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陸先生祠堂記》中提到“孟子之實學”（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實學”（同上，卷35）等說法。宋代官方文書也用實學，如建炎元年科舉詔令中有“俾謹擇于考官，用精搜于實學”；慶元四年有言者嘆云“天下士子，誰務實學哉！”（《文獻通考》卷32《選舉五》）“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文獻通考》卷42《學校三》）

應當說，儒家傳統中是有經世內涵的，而無論程、朱還是陸、王，都未完全拋棄此傳統，理學思想體系中也蘊涵著某些實學的因素，“所以明清時期的實學家在批評、否定理學的空談心性的同時，對其中的某些實學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繼承。”(1)但理學是在反對佛老的“虛無寂滅之教”與漢學“辭章記誦之學”中發展實學的，將追求人間真實的圣賢之學，和在現實生活中實踐道德之學，稱為實學，即日本學者所稱的“追求人間真實之實學”與“道德實踐之實學”，而稱明末清初的實學為“經世致用之實學”。著名實學研究者源了圓先生提出：“實學乃如具有多種側面之巨像”，有實踐、實用、實證、求實等等之學，觀其與社會之關系有“經世濟民、經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學。“當人們不滿意現存之思潮及價值觀，社會價值體系發生動搖時，則有些人將支持當時價值觀之學問貶為‘虛學’或‘偽學’，而將自己的學問稱為‘實學’，以強調其正當性。”(2)說到底，實學就是指實實在在的學問。

一、“明人倫”和“傳道濟民”是德育課程設置的依據

書院作為我國古代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在培養人才、傳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書院在封建社會中后期之所以能產生如此舉足輕重的歷史影響，與書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開的。書院教育家在積極審視和反思官學流弊的基礎上，提出了“明道”、“傳道”的辦學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書院以救學校之失”，傳播圣學、發明圣道。為了貫徹落實書院的辦學宗旨，書院教育家不僅采取靈活多樣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學規和“課考”為核心的考評制度，還精心設置了書院教育的課程體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書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課程也就成為書院課程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書院對教學內容的選擇有著嚴格的規定，書院教育家對課程都持謹慎態度，并且對此有專門的論述。白鹿洞書院大師朱熹就曾指出：“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是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從朱熹的言論可以得出以下兩點：其一，無論學生還是教師，必須知道“學之有本”。教學是有“本”可循的，學習也必須根據“本”按部就班地進行。其二，學者不能惟書是“本”，惟書必讀，必須有正確的求學目標，既不能在“記誦訓詁文辭”之間耗費精神，更不能于“釣聲名干利祿”中皓首窮經，否則只能導致讀書越多而堯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賢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學之有本”是教學中的大事，教師必須對教學內容進行精心選擇。朱熹在這里所談的不僅是自己多年教學實踐的體會，也反映了書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們看來，書院以接續圣道、扶植綱常為辦學宗旨，其教育目標在于培養既具有圣賢人格又具有濟世救民之才能的體用兼備的理想人才，因而書院設置的課程體系必須要服從和服務于這一培養目標，而不能什么課程都教，什么內容都學。

縱觀書院的德育課程，盡管不同時期不同書院設置的課程略有差別，但它們大都以儒家的倫常道德觀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種待人、處事之道為德育課程設置的依據。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張把“父子有親”等五種人倫道德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朱熹將這五者列為“五教”之目，他認為書院應該以這些儒家傳統的最基本的倫常原則與規范來教育生徒，“學者學此而已”。王陽明也在《增修萬松書院記》中指出，書院所教所學就是明倫之學。他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在書院教育家看來，明倫之學是古圣先賢一脈相承的傳統，天下古今圣賢都要以此為學。清道光年間曾任教于鰲峰書院的陳壽祺在其《示鰲峰書院諸生》中指出：“書院之設……招徠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與講明義理，以為身心性命之助。”顯然，陳壽祺認為書院的教育目標是通過傳授儒家經典、“講明義理”來輔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可見，從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陽明的“明倫之學”，再到清代陳壽祺的“講明義理”，都說明書院所實施的是一種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的教學。書院教育家通過傳授“圣賢，人倫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夠“尊德性”，“明人倫”，達到圣賢人格的教育目標。“明人倫”和“知理義”的德育內容被書院置于特別突出的地位。

揭橥史實，書院所傳授的“明人倫”之學，是關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處世的學問。它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樹立儒家的倫常觀念和完善人的內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當處理各種人倫關系，進而積極用世，以促使整個社會達到一種和諧有序的狀態。書院進行人倫教育，不僅致力于提高生徒的道德修養，使生徒自覺成為具有封建道德的圣賢，同時還堅持傳授經邦濟世、通達倫常的致用之學，使生徒能夠擔負起傳道濟民的重擔。教育家非常反對高談心性而不求治用的學風，抨擊官學中的“學者多尋空言，不究實用，平居高談性命之際，疊疊可聽，臨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等弊病。岳麓書院的主教張栻更是教育生徒樹立“士志于道”的價值取向。他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一文中明確指出：“蓋欲造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書院倡導的這種由內圣開出外王的心性道德之學，恰好表現了讀書人致君澤民的理想和豪情，也承載著“明人倫”和“傳道濟民”的統一。可以說，書院德育課程就是依此而設置的。

二、經學是書院德育課程體系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