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范文10篇

摘要：作為一名考據大家，錢大昕在重視文獻版本校勘、文字訓詁的同時，還有諸多結合具體考辨的歷史研究，包括魏晉以降行政中樞演變的系統考察，封建體制下政治、軍事制度變遷的細致梳理，以及對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的精到分析，它不僅有利于說明錢大昕歷史思想和治史方法不為人所重視的一面，而且通過與相關學者的比較研究，可以進一步彰顯乾嘉學術的時代特點及歷史意義。

關鍵詞：錢大昕；超越考據；制度闡釋；歷史評論

Abstract:Asagreatmasteroftextualcriticism,QianDaxinmadeseveralinvestigation-combinedhistoricalstudieswithstressoneditioncollationandtextexegesis.HisstudiesinvolvedasystematicexaminationoftheevolutionofexecutivesincetheWeiandtheJinDynasty,acarefulrearrangementoftheevolutionofpoliticalandmilitarysystemsunderfeudalsystemanddetailedanalysesofhistoricalpersonalitiesandphenomena.AllthiswillshowthelessconcernedsideofQian''''shistoricalthoughtandapproachtohistoryandrevealthecurrentcharacteristicsandhistoricalsignificanceofacademicresearchinthereignofEmperorsofQianlongandJiaqing.

KeyWords:QianDaxin;beyondtextualcriticism;interpretationofthesystem;historicalcomment

錢大昕（1728—1804）字曉徵，一字辛楣，號竹汀，江蘇嘉定(今上海市嘉定人)。其治史范圍廣于同時諸家，于正史、雜史而外，兼及輿地、金石、典制、天文、歷算及音韻，精心撰有《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等，后世將其著述輯為《潛研堂叢書》刊行。作為一名考據大家，錢大昕不僅重視文獻版本的校勘、文字的訓詁解釋，他還重視對史書本身記載內容的考辨，更有建立在具體考證基礎之上的歷史分析，進而總結出一系列有價值的歷史認識。以往學者往往因為錢氏的考證成就而忽視其后者的學術意義，乃至影響對乾嘉史家治學特點的把握。［1］33筆者試圖通過相關內容的梳理，綜合錢氏歷史著作中有關魏晉以降行政中樞的演變及其實質的探究，封建體制下政治、軍事制度變遷的考察，對歷史人物和歷史現象的評論等，發掘他歷史思想和治史方法不為人重視的一面，同時與另一位考證名家王鳴盛作適當的比較，進而為全面和客觀地評價乾嘉學者的學術成就提供必要的參考。

一、論魏晉以降行政中樞的

漢學、宋學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清代學術史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問題，關注這一課題的前賢時哲都發表過精彩的宏論，使研究不斷深入。筆者在探求這一問題時感到，變換一下研究視角，深入到漢學家或宋學家的思想深處，研究他們的宋學觀或漢學觀，也許會對揭示漢、宋學術相爭與相融的本質有所幫助。基于這樣的考慮，筆者嘗試以乾嘉時期著名學者錢大昕為例作個案分析，通過剖析他對宋學的看法，來了解清代漢宋學術之間的相斥與互補。是耶非耶，還有望大雅君子指正。

一、探究宋明理學范疇，重新闡釋儒學意蘊

對于宋、明學術，錢大昕從工具（方法）和思想兩個層面上進行了駁難。在工具層面上，錢大昕對宋明人研究學術的方法進行了抨擊，他說：“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傅會，并為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間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為俗，即以為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1](P375)又說：“宋儒說經，好為新說，棄古注如土苴。”[1](P373)在錢大昕看來，宋人治經，不通訓詁，率意改經，重視發揮，喜與前人立異，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實際上流于空談，沒有根柢。他的這種認識與當時的漢學家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超出前人的議論不多。但在思想層面上，錢大昕的認識很值得我們注意。

在思想層面上，錢大昕對宋、明理學中的很多范疇都進行了剖析。如他論“性即理”云：

宋儒謂性即理，是也。謂天即理，恐未然。“獲罪于天，無所禱”，謂禱于天也，豈禱于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謂理出于天則可，謂天即理則不可[2](P62-63)。

“性即理”是程朱理學關于人性的一個重要范疇，由程頤提出，朱熹進行了完善。在二程的哲學邏輯結構中，“理”與“道”、“天”為相同的范疇，“理”成之在人為“性”，則“天道”亦然。“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3](P1152)。在二程看來，“天道”下降在人稱為“性”，“性即理”，“性”與“天道”一。錢大昕對程朱的論述，有贊同，有駁難，他同意宋儒“性即理”之說，同意理為純粹至善的道德標準，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說。在程朱那里，“性”、“理”、“天”是統一的，他們把封建道德提高到天理、天道的高度來認識，具有宇宙本體的意義。錢大昕則將“天”從中排除，認為“性即理”，但“理出于天”。錢大昕意在剝去宋儒“性”論中神圣化、神秘化的內容，反對把那種抽象飄渺的形而上的“天”與“人性”聯系在一起。

漢學、宋學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清代學術史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問題，關注這一課題的前賢時哲都發表過精彩的宏論，使研究不斷深入。筆者在探求這一問題時感到，變換一下研究視角，深入到漢學家或宋學家的思想深處，研究他們的宋學觀或漢學觀，也許會對揭示漢、宋學術相爭與相融的本質有所幫助。基于這樣的考慮，筆者嘗試以乾嘉時期著名學者錢大昕為例作個案分析，通過剖析他對宋學的看法，來了解清代漢宋學術之間的相斥與互補。是耶非耶，還有望大雅君子指正。

一、探究宋明理學范疇，重新闡釋儒學意蘊

對于宋、明學術，錢大昕從工具（方法）和思想兩個層面上進行了駁難。在工具層面上，錢大昕對宋明人研究學術的方法進行了抨擊，他說：“自宋、元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傅會，并為一談，而空疏不學者，皆得自名經師。間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為俗，即以為異，其弊至明季而極矣。”[1](P375)又說：“宋儒說經，好為新說，棄古注如土苴。”[1](P373)在錢大昕看來，宋人治經，不通訓詁，率意改經，重視發揮，喜與前人立異，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實際上流于空談，沒有根柢。他的這種認識與當時的漢學家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超出前人的議論不多。但在思想層面上，錢大昕的認識很值得我們注意。

在思想層面上，錢大昕對宋、明理學中的很多范疇都進行了剖析。如他論“性即理”云：

宋儒謂性即理，是也。謂天即理，恐未然。“獲罪于天，無所禱”，謂禱于天也，豈禱于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謂理出于天則可，謂天即理則不可[2](P62-63)。

“性即理”是程朱理學關于人性的一個重要范疇，由程頤提出，朱熹進行了完善。在二程的哲學邏輯結構中，“理”與“道”、“天”為相同的范疇，“理”成之在人為“性”，則“天道”亦然。“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3](P1152)。在二程看來，“天道”下降在人稱為“性”，“性即理”，“性”與“天道”一。錢大昕對程朱的論述，有贊同，有駁難，他同意宋儒“性即理”之說，同意理為純粹至善的道德標準，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說。在程朱那里，“性”、“理”、“天”是統一的，他們把封建道德提高到天理、天道的高度來認識，具有宇宙本體的意義。錢大昕則將“天”從中排除，認為“性即理”，但“理出于天”。錢大昕意在剝去宋儒“性”論中神圣化、神秘化的內容，反對把那種抽象飄渺的形而上的“天”與“人性”聯系在一起。

錢大昕的“實事求是”史學，是中國史學史上非常突出而值得重視和研究的一個大問題。

乾嘉時期（1736-1820年）學者好言“實事求是”，錢大昕尤為突出。這在中國史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史學上的所謂實事求是，僅是指考證方法，還是言史學思想？以往學者常常提到這個詞，但并沒有深究其底細。

錢大昕治史以考辨著稱。二百年來史學界無不推尊他為乾嘉考據史學的巨擘。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我覺得，錢氏在談記事、著述、考辨、議論時，多次簡明地提到“實事求是”，有著多方面的含義，不僅是言考證方法，而且流露出樸素的史學思想，也是作為重大的史識和史德問題提出來的。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古代“直書”、“實錄”論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史學史上突出的成果，并體現了中國古代史學思想一個顯著的特點。

現在我提出淺見，希望同道研討，懇請方家指正。

一、史書傳信

錢氏強調史書應當“傳信”，而成為信史。這是他對史學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看法。

一．我看：《數字商業時代》促銷

暑假期間，通過同學介紹，我找到了一份既能賺點小錢又能與自己專業搭得上邊的工作。工作系“精品購物指南”旗下唯一一本的商業雜志——《數字商業時代》的……推廣工作。說白了，就是為《數字商業時代》這本雜志做促銷。但說實在的，我并不認為這是一份單純的體力活，我們的工作任務是每天在不同的報刊亭售賣這本雜志，在此期間，我看到了一些有關報亭的運營以及報刊雜志銷售的現狀。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數字商業時代》這本雜志，它是半月刊，每月5號，20號發刊，我們則是在它自然銷售二至三天后開始為期四天的報亭促銷活動。它的單本售價15元，是一本定位在商業雜志方向上的雜志，由于受眾較窄再加上知名度不夠，就只能依靠促銷和隨刊附贈禮品來吸引顧客。和該雜志比較符合，他們隨刊附贈的是《明朝那些事》mp3正版有聲光盤，包裝比較精美，在促銷期間，大部分的顧客都是沖著《明朝那些事》的名氣買的。當下的雜志，我們不難發現很多派送禮品的小品，例如《瑞麗》送包，《昕薇》送香皂、護膚品等等，這些都屢見不鮮，但大都出現在時尚雜志中。而商業雜志例如《第一財經周刊》、《生活三聯周刊》等，還是很少搞這種噱頭的。當然，我們要考慮到的是這本雜志并不像之前所提的那些雜志一樣，擁有強大的知名度以及固定的受眾群，這本雜志已經被“精品購物指南”從臺灣收購到大陸發行已經七八年了，仍舊沒有什么起色，著了急的“精品”開始花大價錢誓要讓他起死回生。

讓我們來看看，這本雜志由于發行量不大，知名度不高，廣告自然不多；其次，我想運營一份商業雜志的資金遠遠要超過一份時尚雜志，因為它針對的是專業人士，不能胡編亂造，甚至有時候花重金請一些專家在其實中發表言論以顯示其雜志的專業性；要沖銷量自然要促銷，要打名聲自然要做廣告，這樣一來它的運營成本就大大提高了。我當時粗略算過，它雜志雇傭的記者編輯，雜志隨刊的贈品與印刷費用，加上促銷員的工錢以及在報亭投放需交給郵局的費用，就算賣了也賺不了錢，賣的越多，虧得越多。

沒錯，“小報靠發行，大報靠廣告”，可這份小報招不來廣告，而發行等于虧損，他們的運行在于他們身后大財團“精品購物指南”！這是怎樣的一種畸形運作啊！也聽里面的工作人員說過，現在最難得做的就是雜志，沒有強大的經濟支柱，根本做不起來，看來他們的雜志已經把這條規律體現的淋漓盡致了。

二、我看：北京各報亭銷售

在××區委、區法院黨組的正確領導和市中級人民法院正確指導下，在區人大的法律監督下，民一庭全體同志為××轄區的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審判工作上、思想和學習中嚴格要求，自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認真履行審判職能，嚴格依法辦案，較好地完成了區委、法院黨組交給的各項工作和審判任務。

一、“民一庭”簡介

我院民一庭現有十名干警;其中：審判員六名(庭長，庭黨支部書記、副庭長各一名)、書記員四名，大學本科學歷七人、法律專科二人、高中學歷一人，中共黨員七名，入黨積極分子三名;全庭同志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在2008年度認真學習和總結工作經驗的基礎上，今年繼續深入實踐“司法為民、和諧法治××”的學習工作;全庭人員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改進作風，進一步提高公司司法水平;為建設“繁榮文明生態和諧的新××”營造公正、高效、權威的法治環境。

在學習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活動中，努力把全庭的業務工作做到最好，有大局意識和大局觀念，組織學習在穩步推進審判工作的過程中，在民一庭，對政治學習、業務培訓，都制定出計劃，同時制定了案件考評，法律文書評查制度，案件“質、效”考評措施，組織黨員同志參加“”的學習，自覺地樹立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大局意識，公正執法、廉潔辦案，全庭同志未出現違紀事件。我們全庭同志一起能夠緊密地團結在院黨組周圍，在分管院長帶領下，各司其職，庭長同副庭長和其他審判員團結一致，為民一庭的工作全面落實而努力，注重團結，大事講原則，小事講風格。

二、牢固樹立“司法為民”服務宗旨，認真履行職責

從2009年年初至今，民一庭共受理各類民事案件750件，審結案件651件，未結案件99件，平均審理天數41.89天，調解結案328件，撤訴結案141件，調撤率為72.27%，，上訴案件55件，上訴率為8.47%，被改判發回數4件，改判發回率僅為0.61%。今年所辦案件都能按照法律規定的審限辦理。特別是針對我轄區：相鄰關系、勞動爭議、侵犯人身、財產等案件，能夠依法做當事人的調解工作，使當事人息訴、服判。例如在處理一系列集團訴訟案件中，經本院主持調解，多次做雙方當事人的調解工作，使雙方當事矛盾得到緩和，致雙方自愿達成調解協議，使十多起案件全部調解解決。我庭審判人員能夠深入開展并推行"訴調對接"工作，切實提高審判人員自身和人民調解員的調解能力、協調能力和做群眾工作能力，充分發揮和延伸審判職能，探索調解與判決的最佳契合點，促進訴訟調解與大調解的有機對接。

大家好：

我叫蔣昕，是**東車輛段修車車間外制動班組的一名職工，兼職團支部書記。自鐵道青少年的“幫困助學”活動開展以來，有幸成為一名青年志愿者。

我志愿服務的對象叫周雪兒，是鐵路第三小學四年級的優秀三好學生，今年九歲，是**東車輛段一位退休職工家屬收養的孩子，現在周雪兒和75歲的李奶奶相依為命生活在一起，每月僅靠40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生活非常困難，而且小雪兒的身體很不好，經常生病，更為這對祖孫原本艱難的生活雪上加霜。

局團委了解到周雪兒的困難后，迅速聯系我們**東車輛段團委和周雪兒結成幫困對子。段團委立即召開了專題團支部書記會，將周雪兒的情況介紹給大家，并制定了詳細的幫困計劃。段團委7名團委委員全部走進周雪兒的家里，看望李奶奶和雪兒，了解家里的實際狀況。段團委還從團委活動經費里特撥出一部分，每年年底和“六一”為雪兒購買圖書、學習用品和衣物。作為一名青年志愿者，我主動申請和周雪兒結成“一助一”幫困助學對子，堅持每周和雪兒、所在的學校通一次電話，每月到家里一趟，時時關注雪兒的生活、學習情況。去年年底，段團委多次聯系周雪兒所就讀的鐵路第三小學，我和其他段團委委員和該校黨委書記、班主任以及大隊輔導員，面對面進行交流，經過我們奔走呼吁，學校給予了大力支持和關注，一次減免了周雪兒學雜費3300元。學校領導還為雪兒送去了錄音機等學習用品。同時我還在團員青年中積極宣傳李奶奶和雪兒的事情，發動更多的團員青年參與到這個活動中來，在我們的影響和帶動下，團員青年有捐錢的、有捐物的，有自告奮勇幫雪兒輔導功課的，用我們的實際行動來幫助雪兒的健康成長。

雪兒是不幸的，在鐵路青少年“幫困助學”活動中，她又是幸福的。作為一名青年志愿者，我在幫助別人中感受到了奉獻的快樂和無尚的光榮，決心在今后用十倍的信心、百倍的熱情和行動幫助這些困難的家庭和可愛的孩子，同時呼吁更多的年輕朋友獻出愛心，參與到活動中，使更多的家庭和孩子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關愛和幫助。“贈人玫瑰手有余香”——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孩子們會將志愿者的愛心傳遞、志愿服務的精神繼承，用實際行動關愛他人，奉獻社會。

一、樹立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性。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獲得公眾的信任度，是政府行為所產生的信譽和形象在社會組織和民眾中所形成的一種心理反映。公信力來源于公眾對政府的滿意程度，即滿意度越高，也就意味著對政府越信任。

公信力評價的主體是公眾，政府行政能力只有轉化為行為和行為結果才能獲得公眾的評判。現代民主共和制度國家的政府是人民意志的執行系統，其宗旨是為全體人民服務。

二、落后的行政管理對政府公信力的破壞性。

落后行政管理會對政府的公信力產生嚴重的破壞作用，主要表現出以下幾種特征：

1、行政的合法性、透明性、民主性缺乏。

教師創優演說詞（一）

尊敬的各位領導、親愛的同事們：

大家好！

我是來自學院的，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創先爭優，從你我做起，從點滴開始》。

朋友，當你感嘆著日新月異，享受著現代文明帶來的便利生活時，你可曾想過，是誰造就了這和平穩定、快速發展的年代？

朋友，當你漫步在平坦干凈、美麗繁華的步行街上，面對著琳瑯滿目的商品時，你可曾想過，是誰領導中國創造了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的成就？

最后統稿才發現，本期重勘的三部小說《美食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妻妾成群》都首發在《收獲》雜志，分別發表于1983年第1期、1985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且均為《收獲》當期中篇小說頭題。從時間分布上看，也正好是20世紀八十年代的前中后期。如果我們做一個更大范圍的期刊調查，不只是本期幾部小說，《收獲》可能為整個改革開放時代提供了最多的現象級文本。其他的，像《十月》《當代》《人民文學》《鐘山》《花城》《北京文學》也是現象級文本的重要來源刊物，這和刊物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地區位優勢密切相關，也和刊物的定位、傳統甚而某一個階段某個主編或者編輯的文學趣味也有著千絲萬縷的牽系。說到《收獲》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大眾傳媒關注得最多的是它和先鋒文學之間的淵源，其實它對思想文化和文學邊界的拓殖，是有著一以貫之的刊物傳統——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收獲》，不僅僅發明漢語文學可能，也引領思想文化前鋒，現實地參與到國民精神和審美建構，這是現象級文本植根的土壤。故而，《收獲》和其他幾家刊物出產最多的現象級文本不是偶然的。期刊以怎樣的洞見去發現和編輯文本，在更遼闊的想象中把文本編織到文學脈絡和社會結構，需要以期刊和編輯為中心進行專門的研究。還可以觀察到的是，不少現象級文本可能會突破各種各樣的禁忌，禁忌不完全等于社會熱點和公共議題，政治法律、道德倫理、國民心理、文化傳統、人性底線和審美慣例等都可以是某個方面的禁忌，有人有邊界有秩序就會有禁忌，有禁忌就會有突破禁忌的沖動和快感。

期刊的編輯者需要對挑戰禁忌的文本可能產生的“破壞性”后果有預先的研判。不過，即便有研判，有的現象級文本最后的命運和走向不是期刊編輯者或者出版人所能掌控的。禁忌性文本容易出圈，一旦出圈成為社會性公共事件，審美影響力和控制力的權重就會變得減弱，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可以舉出不少。應該意識到禁忌雖然具有破壞性，但往往又是被賦予了創造力，審美領域尤其如此，正是對某些既有禁忌和規則的不斷挑戰和突破，才可能推動社會的文明和進步，或者文學本份的審美開疆拓土。從這種意義上，對某些現象級文本和它嵌入的時代之關系研究，揭示出文學的現象級文本也是整個時代風向的癥候性文本，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1985年，《廢都》《白鹿原》在1993年，都是值得深究的。關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2006年，時任《收獲》副主編的程永新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過：80年代，張賢亮寫了一部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和李小林等人一起去北京組稿，大家看了這個小說以后都覺得不錯，認為張賢亮寫出了人性，有一些真實的體驗在里面。之后，我們把它作為一部重要作品，由李小林編發了。北京的一些女作家對此很有意見，說張賢亮的作品體現大男子主義。因為小說里面有一些性描寫，主人公章永嶙在與一個女人同甘共苦的生活中恢復了性功能，這種描寫在西方文學中很常見，現在回頭看也不算什么。但是，當時的文壇對此還是很難接受。老作家冰心也對此提了一些意見，打電話對巴金說，你要管管《收獲》了。一開始別人說的時候，巴金沒太在意，他還是比較相信我們的判斷。但是，冰心給他打電話說這件事，他開始重視起來。他和冰心以姐弟相稱。步入高齡的老巴金看完小說之后對我們說，小說沒有什么問題。正是因為如此，每一部現象級文本都有一部公開的或者易于發現的發表、闡釋和接受史，還有一部文學內外權力斡旋“看不見”的隱秘史。本期張學昕教授論文重勘蘇童《妻妾成群》于一個長時段和同時代的審美路線圖。如論文指出的，普通讀者召喚出來的確實可能是蘇童說過的，小說觸發來源之一是西安詩人丁當的那幾句詩“男人都有一個隱秘的夢想，嬪妃三千，妻妾成群”。“隱秘的夢想”如果是原型性、集體性的國民心理，或者白日夢式的意淫，甚至惡趣味和劣根性等等，在商業時代都可以換算成注意力以及資本變現。這一點在傳統通俗文藝和近些年的像網絡文學這樣的大眾新文娛樣式都可以獲得有力的佐證。現象級文本在今天可以是資本市場趨之若鶩的大“IP”。這種大“IP”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市場意識初萌并沒有今天的圈錢能力，像本期重勘的《美食家》早已經是蘇州的文化符號，《美食家》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就是蘇州美食地圖和飲食文化簡寫本，但小說家陸文夫個人從中獲得的也只是“陸蘇州”這個“虛名”。

再說《妻妾成群》，可以想見，有多少人是沖著“妻妾成群”，包括后來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來閱讀蘇童并定義蘇童。確實，如張學昕教授所言，《妻妾成群》“蘇童的寫作，完成了一次歷史性、根本性的轉變”，是蘇童最初對“舊”世界的想象和書寫沖動，或者“對舊時代一種古怪的激情”。這是小說家蘇童和作為代表的批評家張學昕的審美密約。我也相信，普通讀者中會有一部分能夠加入到這個小說家和批評家的審美共同體，體悟到《妻妾成群》的“人性漩渦中徒然的掙扎”（程光煒）。讀者構成的復雜性，包括具體到專業讀者構成的復雜性，顧奕俊博士論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關注到同時代批評家之間的沖撞和對話。現在可以看到，一本收入四十余篇評論的《評〈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小說發表不到兩年就正式出版，且首印一萬冊。這不僅能夠看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文學圈的反響，也能部分反映文學批評在1980年代在向圈外溢出的影響力。同時，顧奕俊還注意到“性”之于張賢亮的寫作策略。揣度禁忌的社會容忍度，冒犯之。但事實上，當普通讀者講小說的某些片段當著“小黃書”閱讀時，“性”與附著于“性”的幻術，只是張賢亮極其有限的、解決相應敘事問題的途徑方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此，賈平凹的《廢都》又予以升級。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初，很多審美終端不在“性”的小說都以“性”作為營銷的賣點，比如《白鹿原》《上海寶貝》等，且無需像八十年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樣遮遮掩掩。作為現象級文本的《妻妾成群》（也包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肯定激活并吸附了有著“非文學性”（比如性幻想和吃貨夢）“隱秘的夢想”的潛在讀者，他們是《妻妾成群》也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美食家》龐大的讀者俱樂部的一員。事實上，還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有兩點：第一，蘇童《妻妾成群》發表的1980年代，一方面“妻妾成群”已然是一個吐棄的舊社會關系方式，但作為文化心理是國民的殘夢，文化心理和社會關系方式存續的不對等，助長了意淫的“隱秘的夢想”在幽暗處生長；另一方面，更開放的“性”欲望化時代還沒有降臨。《妻妾成群》在相對匱乏的時代，滿足了一部分讀者“隱秘的夢想”。緣此，擴大了《妻妾成群》讀者的基本盤面。第二，我們承認和強調小說家和專業讀者的“深讀”，同時那些把《妻妾成群》就讀成一個男人和四個女人宅斗的“淺讀”是不是也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可以作如是觀。不只是“色”，《美食家》的食，對應的也是吃飽到吃好到吃得藝術化的匱乏恢復到“豐盈”的過渡時代。一定意義上，《美食家》的前文本（潛文本）是物質匱乏的饑餓記憶及其書寫，在“吃”的文學表達上，《美食家》和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具有互文性。這提醒我們注意，欲望的文學表達得以葳蕤滋生的時代恰恰對應著壓抑和匱乏。文學表達成為現實生活解放和補償的替代品。值得一提的，壓抑和匱乏并無終結之處，解放和補償只是階段性的，所謂欲壑難填。

就像李徽昭教授論文所認為的：“《美食家》既有當代中國的政治反思，也有對飲食等日常生活與城市文化的深度介入，形成了欲望消費與城市及時代的間性思考。在歷史政治與日常生活的張力之間，《美食家》建構了欲望與消費的新觀念，解放了曾受革命禁錮的欲望與消費，從而成為時代變革的內在動力。”在李徽昭教授的描述中，可作多義性解讀的文學文本成為現象級文本是一個不斷溢出，不斷破壁、跨越圈層的過程。本期設計里還可以有八十年代之后的《白鹿原》《我愛美元》《廢都》《上海寶貝》等涉欲望表達的文本。預想中，隨著時間的推進和欲望樣本的擴容，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欲望表達，流與變漸次展開。本欄目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19ZDA277）階段性成果。

作者：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