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范文10篇

《苦難輝煌》是本好書。書中生動地描繪了中國共產黨成長初期的艱難歷程是個充滿苦難的歷程，中國工農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歷程更是個充滿苦難的歷程。苦難不僅來自外部帝國主義的欺負，國內反動派之流的殘酷鎮壓，而且來自黨的高層共產國際的瞎指揮，黨的領導人、孔荷寵、龔楚之流的背叛，苦難還來自黨因自身的不成熟而犯下的種種錯誤，多

少黨的優秀兒女不是倒在敵人的槍口下，而是含冤于九泉之下。金一南悲傷地認為，歷史的真相也許沒有人可以說得清楚，沒有辦法用三色、六色或十二色，甚至二十四色來描繪，我們只能盡量還原歷史的真實，盡管這真實可能很殘酷、很費解或者很令人尷尬，但歷史就是個復雜的多面體，甚至是個永遠也無法說得清清楚楚的綜合體。掩卷而思，不禁感嘆：人間真的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與上帝，只要是人就不會天生正確，更不可能永遠正確，再偉大的人物也會犯錯誤，也會冤枉人，甚至還會發脾氣。我更加感嘆：不是作為偉大領袖的、只是默默無聞的，甚至從不曾留下名字的紅軍戰士，是他們無怨無悔地把自己僅有的一生，奉獻給一個崇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理想，奉獻給一個偉大的事業——拯救中華民族，才有今天的輝煌。他們才真正無愧于“中華民族之子”的稱號，他們才真正無愧于“中華民族脊梁”的桂冠。所以，不要為自己的籍籍無名而憂傷，卻要樹立起崇高的理想，把自己極其有限的生命融入永恒的人民的事業中去。

書中在描述一些戰役的時候經常會有假設，比如說假如怎樣，歷史就會更改。但是歷史的奧妙在于它可以包含無窮無盡的假設，但假設永遠只不過就是一個假設。時間的一維性是不會重新再來的，人生的真正的機遇也僅有一次，抓不住便要面對失敗。當背叛共產國際時，共產國際的領導說：“他們叛變的不是自己的階級，而是我們的幻想。”共產國際的盲目信任讓自己嘗了苦果，斯大林黨派作風本身就存在很大問題——文過飾非，功勞歸自己，錯誤歸別人的不良作風注定失敗。書中反復出現的一句真言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從苦難走向輝煌，而不是從苦難跌入深淵，就是因為他們能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遵循并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他們能堅持中國人民的切身利益，他們不唯上也不唯書，他們敢于奮起抗爭，他們更不追求個人的私利，甚至他們可以犧牲自己的一切去追求一個美麗的夢想，更重要還在于他們這么想也這么干了。正是中國革命的實踐檢驗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所以，不要為自己干不出驚天偉業而憂傷，卻要把自己的分內事做好，試想一塵不掃的能掃凈天下的污穢嗎？

金一南撰寫這本書的精神也很讓我感動。從網上資料獲知，金一南曾當過工人，被贊為“天生就是個好工人”，還曾當過兵，被譽為“天生就是個好戰士”，他現在是大學教授，又被嘆為“天生就是個教書的料”。金一南自己說，沒有天生的事情，只是做什么就要用心、盡全力，熱愛生活就要干好工作；創新貴在堅持，只是把別人打牌、看電視的時間用來搞研究了；人與人的差別主要在八小時以外。他的這些話對我來說無異金玉良言。我也是個老師就應該做個好老師，做個深受學生喜愛的老師。我的教書也要教出自己的風格，我的育人就該育出對人民有利的人。人活一輩子要有熱情、有理想，有追求，不要說得太多，干的太少，要做個能干實事的實干家。人間的苦難很多，但大多不能創造出輝煌，只有鳳凰涅盤地對待苦難才能浴火重生創造輝煌。作為個人的我從不敢希翼一輝光芒，也永遠不敢存此妄想。但我愿，愿與我災難深重的全民族人民一起去創造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摘要：《黃河大合唱》是我國近代合唱音樂史上的一個經典曲目，作品在內容上采用敘事與抒情相結合的表現手法，描繪了中華兒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動人場面。音樂上汲取了民間音樂的素材，形象地塑造了中華兒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形象，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力量與民族苦難。音樂創作上講究典型形象的豐滿性。在風格與結構上強調內在統一性，是一部具有民族氣派，富于時代特征的音樂作品，是中國大型合唱聲樂作品的典范。

關鍵詞：《黃河大合唱》力量苦難象征

《黃河大合唱》是我國近代大型合唱作品的典范，也是我國近代合唱音樂創作史上的一座光輝的里程碑，不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每當高歌此作品，高亢激昂的旋律即在人們的心中唱響，它展現的是中華民族不朽的精神，展示的是一種激流勇進的黃河形象。這些都是中華民族苦難、斗爭、力量的象征。雖然是一首流傳了幾十年的曲目，它卻濃縮了詞曲作者太深的情感，包含了中華民族頑強的民族精神。

《黃河大合唱》的創作過程非常艱辛，同時又充滿激情。詞作家光未然曾回憶他的創作經歷，《黃河大合唱》原名《黃河吟》，1938年11月，武漢淪陷后，他率領抗敵演劇三隊赴呂梁山工作，在陜西宜川壺口東渡黃河時，親眼目睹了黃河船夫們與黃河的驚濤駭浪英勇搏斗的情景，那驚心動魄的場面深深感動了他，并激起了他的創作欲望，當晚三次提筆創作，淚流滿面，激動不已，船夫們與黃河的驚濤駭浪英勇搏斗的場面給了他太多的感動。1939年初，回到延安后，作者飽含激情地寫下了長詩《黃河吟》，并在同年的除夕晚會上朗誦表演，感動了所有的干部戰士。

而曲作者冼星海當時就在現場。長詩的感情深深打動了他，并且激發了冼星海的創作激情。他用了一星期的時間，帶病創作完成了這部劇作的初稿。冼星海在日記中寫到：“3月26日，今天開始寫《黃河吟》，光未然寫詞，這是一種新作風的象征，內容包括很廣……3月27日，身體不怎么好。恐怕是營養不良的關系，繼續寫《黃河吟》……3月31日，《黃河吟》八首歌曲完成……”可見冼星海創作環境是多么艱苦。同年5月，《黃河大合唱》在延安由魯迅藝術學院合唱團演唱，冼星海親自擔任指揮，獲得巨大的成功。演唱氣勢磅礴，反映出強烈的時代精神和鮮明的民族風格，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正如《樂記》中所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黃河大合唱》正是作者對于中華民族的抗爭力量的感動與感悟，才能創作出如此經典的音樂合唱作品。今天我們再度欣賞此作品時，民族之魂，黃河的英雄形象，中華民族的苦難與力量的象征，依然清晰可見。

《黃河大合唱》在藝術上有著很高的音樂成就與獨創性。這首作品的創作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以黃河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莊嚴地謳歌了中華民族的堅貞不屈、頑強抗爭的英雄氣概。這部作品的詞寫出了中華民族的氣魄，音樂表現了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民族風格，其高度的思想性、象征性、藝術性為我國大型聲樂創作提供了光輝的典范。

同學們：大家好！

先問一下大家，早上頂著寒風7點就得到學校早自習，苦吧？苦可以理解，大家都已經習慣了。但回想一下，雖然苦了點，這些年來，大家還不是一樣堅持過來了，真不容易呀！在這里我想請同學們都表揚一下自己——“我很棒，我有吃苦精神”。

是的，大家都有吃苦的精神，但如果能拿一把秤稱一下的話，每個人擁有的吃苦精神的絕對值就不一樣了。君不見，面對著糟糕的成績時能發憤讀書的能有幾人；君不見，面對生活困境能坦然處之勇于挑起責任跨越苦難的能有幾個。

苦難原本是生命旅途中一道不可或缺的風景。原創：苦難是豎立在現實與未來之間的一扇紙糊的門，你只要敢于捅破，前方的路便天寬地闊；苦難是蹲在成功門前的看家犬，怯弱的人逃的越急，它便追你越緊；苦難是火焰熊熊的煉獄，靈魂在苦難中涅槃，就會顯露出金子般的成色。

四季輪回。既然有春天的蔥蘢，也就有秋天的落葉；既然有夏天的熱烈，也就有冬天的風雪。我們沒有理由不接受苦難，沒有理由不善待苦難。

世上沒有不變的路，人間沒有不謝的花。也許，所有的艱難險阻都是通向人生驛站的鋪路石。曹雪芹滿腔辛酸作成《紅樓夢》，貝多芬用苦難譜寫《第九交響樂》，諾貝爾則利用生命的代價換取了震撼世界的一聲巨響。苦難之于人生是一筆豐厚迷人的財富。

最近，參加我們工會開展的“讀書——助我素質提升”主題讀書活動，陸陸續續閱讀了《中國震憾》、《光輝的歷程》、《苦難輝煌》等書籍，并且認真做了讀書筆記。開卷有益，這些書籍都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特別是《苦難輝煌》這本書，掩卷沉思，不由自主想起列寧同志曾經說過那句名言：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是啊，我們大國的歷史是不能忘記的，大國的傳統是需要傳承的，大國的精神是需要發揚的。

由華藝出版社出版，金一南先生所著的《苦難輝煌》，是第一本把中共早期歷史放在國際大背景下解讀的書，是第一本用戰略思維、戰略意識點評歷史的書，是第一本可以作為大散文欣賞的歷史圖書。講述20世紀在世界東方，莫過于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東方巨龍、從百年沉淪到百年復興這一歷史命運的大落大起。中國共產黨人正是經歷了如此的地獄之火，帶領中華民族探測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深度和時代寬度，最終完成了中國歷史中最富史詩意義的壯舉，中國革命也由此成為一只火中鳳凰，從苦難走向輝煌。全書關于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描敘，能夠舉重若輕，娓娓道來，令人讀時進入角色，愛不釋手。讀罷，掩卷沉思，感慨萬千。

我們經常這樣唱道，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孰不知，共產黨打天下，要經歷多少艱難困苦。要在苦難的煉獄里備受多少煎熬。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從苦難走向輝煌，而不是從苦難跌入深淵，就是因為他們能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遵循并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在艱苦中不懈奮斗，自主創新才有今天，我們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而我們所敬仰的同志也曾經打過敗戰，曾經在公開的場合坦承自己的指揮失誤；“偉大的長征”在剛開始時根本不知未來的方向，曾經遭遇四面楚歌；紅軍的指揮部差一點被包困。正如同志在他《沁園春長沙》詩詞中那樣豪情萬丈表現的“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從1911至1925年，同志曾數度在長沙學習、工作和從事革命活動。這期間，國內外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十月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等，都是影響世界形勢的巨大變革。這樣的歲月，如歷史群山中聳峙的一座又一座崢嶸的高峰。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黨的領導人同志等，為了中國革命走出苦難的水火和中國人民從苦難深淵里拯救出來，而經歷了苦難的歷程。所以，我們不能忘記歷史，否則，就是一種背叛。

中國這個泱泱東方巨龍的迅速崛起已經舉世公認，而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面臨的挑戰也空前嚴峻，在這紛繁復雜的世界中實現我們的堅守和完成我們的責任，需要汲取多方面的營養。因此，我們每一個熱血的中國人，有責任感的中國人，不僅不能忘記歷史的苦難，還要勇于承擔起自己的強國責任，立足本職，務實創新，有所作為，建功立業。和歷史的人物相比，我們要珍惜現在的崗位，愛崗敬業，在崗一小時，奮斗六十分，我們國家的強盛、民族的強盛貢獻自己的聰明與才智。

關鍵詞：《黃河大合唱》力量苦難象征

摘要：《黃河大合唱》是我國近代合唱音樂史上的一個經典曲目，作品在內容上采用敘事與抒情相結合的表現手法，描繪了中華兒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動人場面。音樂上汲取了民間音樂的素材，形象地塑造了中華兒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形象，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力量與民族苦難。音樂創作上講究典型形象的豐滿性。在風格與結構上強調內在統一性，是一部具有民族氣派，富于時代特征的音樂作品，是中國大型合唱聲樂作品的典范。

《黃河大合唱》是我國近代大型合唱作品的典范，也是我國近代合唱音樂創作史上的一座光輝的里程碑，不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每當高歌此作品，高亢激昂的旋律即在人們的心中唱響，它展現的是中華民族不朽的精神，展示的是一種激流勇進的黃河形象。這些都是中華民族苦難、斗爭、力量的象征。雖然是一首流傳了幾十年的曲目，它卻濃縮了詞曲作者太深的情感，包含了中華民族頑強的民族精神。

《黃河大合唱》的創作過程非常艱辛，同時又充滿激情。詞作家光未然曾回憶他的創作經歷，《黃河大合唱》原名《黃河吟》，1938年11月，武漢淪陷后，他率領抗敵演劇三隊赴呂梁山工作，在陜西宜川壺口東渡黃河時，親眼目睹了黃河船夫們與黃河的驚濤駭浪英勇搏斗的情景，那驚心動魄的場面深深感動了他，并激起了他的創作欲望，當晚三次提筆創作，淚流滿面，激動不已，船夫們與黃河的驚濤駭浪英勇搏斗的場面給了他太多的感動。1939年初，回到延安后，作者飽含激情地寫下了長詩《黃河吟》，并在同年的除夕晚會上朗誦表演，感動了所有的干部戰士。

而曲作者冼星海當時就在現場。長詩的感情深深打動了他，并且激發了冼星海的創作激情。他用了一星期的時間，帶病創作完成了這部劇作的初稿。冼星海在日記中寫到：“3月26日，今天開始寫《黃河吟》，光未然寫詞，這是一種新作風的象征，內容包括很廣……3月27日，身體不怎么好。恐怕是營養不良的關系，繼續寫《黃河吟》……3月31日，《黃河吟》八首歌曲完成……”①可見冼星海創作環境是多么艱苦。同年5月，《黃河大合唱》在延安由魯迅藝術學院合唱團演唱，冼星海親自擔任指揮，獲得巨大的成功。演唱氣勢磅礴，反映出強烈的時代精神和鮮明的民族風格，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正如《樂記》中所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②《黃河大合唱》正是作者對于中華民族的抗爭力量的感動與感悟，才能創作出如此經典的音樂合唱作品。今天我們再度欣賞此作品時，民族之魂，黃河的英雄形象，中華民族的苦難與力量的象征，依然清晰可見。

《黃河大合唱》在藝術上有著很高的音樂成就與獨創性。這首作品的創作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以黃河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莊嚴地謳歌了中華民族的堅貞不屈、頑強抗爭的英雄氣概。這部作品的詞寫出了中華民族的氣魄，音樂表現了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民族風格，其高度的思想性、象征性、藝術性為我國大型聲樂創作提供了光輝的典范。

論文摘要：近幾年來，社會底層百姓的嚴酷惡劣的生活境遇、命若懸絲的生存狀態，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有著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的深切關注，“底層寫作”幾成文學主潮。那些與底層百姓血肉相連、息息相關的作家們，以飽蘸血淚的文字，直面底層百姓生活的艱難與不幸，在或理性冷靜或激情難抑的真切敘寫中，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幅不無酸楚、凄切的生活畫面，具有振聾發聵、撼人心魄的省世意義。

論文關鍵詞：底層寫作百姓苦難呈現

關注現實、關注民生，是新時期以來小說的傳統之一，但對社會底層百姓的生存狀況、生存苦難比較集中的聚焦，則是近幾年的事情。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矛盾的凸現，使城里的下崗工人與廣大的農民一道淪為龐大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嚴酷惡劣的生活境遇，他們的命若懸絲的生存狀態，引起了有著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的深切關注。從二〇〇五年以來，“底層”問題成為當代文學最大的主題，“底層敘述”成為“熱門敘述”和“主流性敘述”。許多有著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把自己的心血傾注到對底層苦難的真切呈現上，讓讀者觸摸到了社會底層普遍存在的傷痛，對社會民主、平等、公平等問題有了切膚之感。因此，這樣的作品受到讀者的普遍歡迎，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底層寫作的陣營中，羅偉章無疑是個主力作家。雖然他的小說取材范圍很廣泛，像去年發表的《奸細》《我們能夠拯救誰》等小說，就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教育問題，但是給他帶來文學聲譽的，則還是他的底層寫作。《我們的成長》《變臉》《故鄉在遠方》等且不說，單是《大嫂謠》《我們的路》這兩部中篇，就足以奠定他在文壇上的地位了。《大嫂謠》(《人民文學》2005年第11期)中的大嫂，為了家庭，為了供兒子上學，五十三歲了，還到廣東打工。身體并不好、又有貧血癥的她，在推磚時竟然昏倒了，雖然骨頭沒被軋斷，但腿上被搓掉了一張皮。每月六百元錢的工資，只能自己開伙，吃不能再差的飯菜。當包工頭胡貴出事后，大嫂連這樣賣命的機會也沒有了，只能干起拾荒的營生。雖說作者在小說結尾以大嫂的二兒子清華考上大學來撫慰了一下大嫂那顆傷痕累累的心，也讓讀者胸中長出了一口氣，但小說傳遞出來的信息仍令人心驚。即使是社會地位已經一落千丈的工人，到了五十多歲的年紀，也早已領得一份退休金，在家里過著雖不富裕但也安適的生活了，而大嫂卻還要像一個青年人一樣背井離鄉，從事極繁重的勞動，這社會公平又哪里去了?《我們的路》(《長城》2005年第3期)中鄭大寶在外打工五年，沒有回過家，但也只給家里寄了三千一百元錢，根本不夠家里的日常開銷。扣兩個月的工錢也抵不住他對妻子、女兒的思念。回到家里的鄭大寶還是心事重重：他曾多次給老板下跪討要工錢；他親眼看到農民工賀兵從腳手架上掉下來摔死，而老板只給了他父親一萬元了事；與他同村的春妹剛剛十六歲便不明不白地當了母親，受到村人的議論。這一切讓曾考上大學、但因家里窮與大學失之交臂的鄭大寶感慨萬千。再看看凋敝荒涼的家鄉，這一切都讓人感到心頭沉重。小說并不是給社會開藥方的，“我們的路”究竟該怎么走，作者給社會留下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同羅偉章只是客觀地敘寫底層苦難不同，同為四川作家的曾平，在他的小說《大伯》(《四川文學》2006年第5期)中則直接挖掘了造成這種苦難的社會原因。小說告訴我們，已經娶了兒媳婦的大伯生活本來還算可以，所以大伯決定要建樓房。但是這個夢想卻因村里的招商計劃而破產。因為有老板要來投資辦磚廠，村支書李乘龍巴上欺下，強令大伯砍掉荔枝樹。大伯索賠無果，荔枝樹被砍個精光。他到鄉派出所講理，并多次到縣里、市里反映，結果不但無濟于事，連大青馬也被賣掉抵罰款。大伯在萬般無奈中，喝下了毒藥。小說通過這個個例真切地展現了農民——這個龐大的弱勢群體，在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當下，生存境遇的惡劣。究竟是誰讓一個原本殷實的農民家庭莫名其妙地變得雞犬不寧，以至于要了大伯的命?各級領導的好大喜功、追求政績，無視大伯的正當權益，無疑是釀成悲劇的主要原因。

云南作家楊繼平的中篇小說《煙農》(《滇池》2006年第3期)，寫出了地方政府與百姓爭利釀成的悲劇。為了不讓煙葉外流，鄉政府便在靠山屯通往縣城的路上設置堵卡點，禁止煙農把煙葉銷往外鄉鎮。這本身已是違背了《煙草法》的規定。煙農們千辛萬苦收獲來的煙葉當然想賣個好價錢，可當地煙站把等級壓得很低，煙農們便要把煙葉賣到外地(外鄉鎮)。就在這樣的官奪民利的對抗中，青年農民趙三林竟然被鄉政府的堵卡員活活地打死。無奈，趙家以暴尸鄉政府的辦法，要求解決問題，可是公安局竟出動防暴警察，大打出手，并逮捕了趙二林，而鄉里相關的領導卻安然無事。與民爭利的政府怎能不讓人失望，農民的一條命不如一條狗的現實怎能不叫人寒心!

一、歷史的苦難與底層的人生

就一般意義而言，女性作家的歷史書寫多以自己的女性性別視角為切入點，描寫在歷史進程中女性真實的心靈體驗和生命歷程，從而打破了傳統男性敘事中女性往往被遮蔽甚至被歪曲的慣常套路，寫出了女性自己所發現的并以女性為主體的歷史。女性對歷史的書寫，在經歷了從民間歷史到個人歷史乃至母系歷史的艱難書寫進程之后，終于從國家民族的歷史壓抑下“浮出歷史的地表”，成為一種特殊的女性經驗史和心靈史。同時，女性在對自我的反省和審視之中，“嘗試建構和確立的，遠不僅是女性群體自身的、更好的社會生存，而且是在資本主義父權結構、現代民族國家壓抑體系之外，思考和探究人類生存的不同的空間與可能”［1］。于是，女性歷史書寫便有了更大的社會文化價值和歷史研究意義。虹影的長篇小說《饑餓的女兒》描寫的是生活在20世紀70年代末山城重慶貧民窟的一家人在那個歷史大動蕩時代中的辛酸史。小說圍繞著一位即將年滿18歲的少女六六的日常活動，展現了她周圍的親人、鄰居、老師等人的卑微瑣屑的生活。六六住在與繁華文明僅一水之隔的長江南岸，這里是城市的邊緣，是被現代文明遺忘的角落，到處是擁擠的、逼仄的小板房，街頭巷尾到處是垃圾堆，刺鼻的氣味經久不散，甚至還不時會發生強奸案、無頭尸案等，人們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里，根本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這里仿佛就是另一個寓言般的“生死場”。而這里每個人都不得不面對的饑餓，則使這里的生活成為一種特殊的煉獄。出生在1962年的六六，雖然僥幸與“”擦肩而過，但是母親懷孕時的饑餓感似乎隨著血液滲入進了她的五臟六腑之中，所以她對食物氣味異常敏感，每天夜里都會餓得哭醒過來，永遠有吃不夠的感覺。母親靠著一根扁擔兩根繩子維持著幾個孩子的吃食，父親為了把糧食省下來帶回家自己卻因饑餓從船上栽倒在江里，三哥冒死在江里打撈從上游沖下來的菜葉、瓜皮，而六六親眼目睹了最親的五哥為了幾粒豆子被車輪壓斷腿的慘劇等，作者以自己真實的人生經歷描寫出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的常態。

二、多重的饑餓與生命的記憶

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就像苦難并不一定使人奮進一樣，饑餓并沒有帶來生產和創造的熱忱，而是更加激起了人們原本潛藏在心中的惡的基因。人們為了食物而不惜彼此傷害，動物本能在人身上的全面恢復，甚至使饑餓像一只揮之不去的幽靈，時刻盤旋在每個人的頭頂，令人們的道德與尊嚴在面對生存困境時愈發顯得虛弱與易碎。而更可悲的是，饑餓在這個世界里還具有更多的含義，因為就整體的存在來說，饑餓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最基本、恒常的食物的需求，同時也是一種生理和心理共生的需求，即對愛和性的饑餓。所以對少女六六而言，她首先要面對的是另一個精神困境———愛的缺失。她的私生女身份注定了她悲劇的人生，她是母親和家人的恥辱，也是家里的“多余人”。母親對她冷淡漠然，對她最常說的話便是“能讓你活著就不錯了”，絲毫沒有母愛的寬容和無私，養父對六六總是不溫不火，兄弟姐妹則總是無動于衷地看著六六出丑……這都讓六六感到無比的孤獨。而與此同時，六六還必須承受另一種甚至更可怕的存在，即家庭之外的更加丑陋不堪的日常底層生活，這給她正處在成長期的脆弱心靈帶來了更多的戕害。對六六而言，過早地面對生活和生命的冷酷以及過早地了解男女的身體，都使她的心理產生了極大的扭曲甚至變態。作者用冷靜漠然的態度還原著底層大眾野蠻、殘酷的生活本相。人們在希望中為了基本的生存欲求摸爬滾打，卻總是絕望地發現，“怎么闖也闖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么命，子女也是什么命”［2］。這樣的生活里沒有任何詩意美好的存在，人的存在目的只剩下維持生命和繁衍后代，生命成了一個無法打破的輪回，人們在輪回中忙著生，忙著死，不管時代如何前進，卻絲毫無法撼動更別說改變底層大眾的生存怪圈。少女六六的人生經歷展現的是人類的冷漠和自相殘殺，苦難的歷史把人類最普通的親情都抹殺掉了，留給世人的只是無盡的孤獨與焦慮。文學作品中的“饑餓”描寫總是能給讀者帶來巨大的心靈震撼，因為它往往都不單是個人的、民族的記憶，更是全人類的集體無意識。一個18歲的少女的靈與肉的雙重饑餓帶給我們的不僅是對那段荒誕的歷史記憶的控訴，更多的是對人性的本質、人類能否得到救贖這類帶有哲理性質的問題的思考。正如人們已經意識到的，“這種重構的歷史，既有歷史的客觀真實性，同時又更具有主體的體驗性與認知性，有更大的和更抽象的‘歷史含量’，是永恒的人性與生命經驗在歷史空間中的示演”［3］。

三、個體的關懷與歷史的重構

女性作家的歷史梳理一方面是在關注歷史大背景中的日常經驗，另一方面也有著對女性個體成長的人道關懷。法國的女權主義代表人物埃萊娜•西蘇曾說:“婦女必須把自己寫進文本:就像通過自己的奮斗嵌入世界歷史一樣”，而女性對自我的發現和拯救都離不開女性自我文本的構建，所以她才大聲疾呼:“寫吧!你尋找自我的本文將了解自己勝過了解血肉”“寫作永遠意味著以特定方式獲得拯救”［4］。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批女性作家才會憑借著對寫作的巨大熱情，視線內轉把焦點對準了無法替代的個人記憶，讓自己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打上了自我書寫和精神自傳的烙印，虹影也一樣。不過值得稱贊的是，在《饑餓的女兒》里作者較少有女性的喃喃自語、過分的自我憐憫和自我欣賞，而是把18歲的主人公放置在一個廣闊的時代背景之下，客觀地復述出一個女孩的成長歷程，所以使作品的生活廣度和人性深度有了更大的拓展。如虹影所自述的:“當我記述過去的一切，我覺得就像做一個黑白的電視紀錄片一樣，把每一個場景、當年發生的一切忠實地展現出來，自己就是一把手術刀，我的筆把自己無保留地劃開。”［5］因此，《饑餓的女兒》蘊涵了豐富的女性生存的主題:女性身份的焦慮、尋找父親的焦慮、母女既相互仇恨又彼此依靠的焦慮、女性成長的性壓抑的焦慮等，幾乎涵蓋了一個女孩在成長的道路上遇到的所有困境。與焦慮相伴的總是對于自我的追問以及希望由此可以達到的拯救與解脫。“焦慮必須在與個體所發展的整體安全體系的關系中得到理解，而不能僅僅被看成與特定風險或危險相聯結的獨特性現象……焦慮的爆發出現在個人不能實現與被制止實現某一行為的時候。”［6］而六六從記事起就有了強烈的身份焦慮，她不斷地感受到自己是家里的多余人但卻無法得知答案，于是對自己身世的疑惑促使她走上拯救自我、為自己生命存在尋找意義的旅途。她首先開始的是自我身份的認同。她渴望尋找生命中缺失的父親，親生父親雖曾出現卻沒有帶給她任何歸屬感，只是讓她身上流淌的血液永遠提醒自己是不合乎倫理道德和法律規范的存在。養父給了六六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家，卻沒有給她的心靈任何的關愛與撫慰。歷史老師的年齡和睿智有著父親一般的感覺，而且可以和她平等地交流感情，所以六六在他身上找到了久違的安全感和自我存在的價值，但他卻在苦難的現實面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就這樣，六六18歲生命中出現的三個男人快速登場，卻又很快退場，六六最后終于明白了這個世界根本沒有父親，期待男性的拯救只是一場虛妄，只有她自己才是唯一的依靠。其次，六六艱難地獲得了女性自我身份的認同。“身份認同是用來指一個人的身份，比如一個人的性別、種族、年齡、宗教或社會性別。”

關鍵詞：苦難人性變異戰爭小說

摘要：丘東平以“苦難意識”作為中心性美學基調搭構起其敘事空間，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了個體生命的脆弱與頑強、人性的卑微與崇高、戰爭的殘酷和非理性，正是這種知識分子立場，使他的小說極大地擴展了五四文學傳統的疆域，又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小說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丘東平，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也許只有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或研究現代文學的人才略知一二。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他卻如彗星般劃過，并以傳奇的人生經歷、短暫的生命過程、另類的文學作品給人們留下了無數的驚奇與迷惑。曾有人向郭沫若介紹：“這是中國新進作家丘東平，在茅盾、魯迅之上”，固有夸張的成分，但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認：“我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了一個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覺得中國的作家中似乎還不曾有過這樣的人。”{1}有人認為他“是我們的《靜靜的頓河》,我們的《內戰史》《鐵流》《毀滅》的最理想最可能的作者”{2}。也有人評價：“七月派作為一個小說流派，是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東平與路翎支撐起來的。……沒有東平與路翎——盡管人數只占三分之一，七月小說流派就不能存在。”{3}但是因其過早離世，因其小說的異端色彩，因其所屬的七月派“被貶抑、被排斥、被抹煞”的歷史事實，而被研究者們長期地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事實上，對他的忽略，將導致我們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乃至整個現代文學史上小說的研究是不全面的，而且缺失的是一分極有意味、深刻的理解。

閱讀丘東平的小說，會感覺到一種焦慮，一種壓抑，甚至是一種極度的緊張，這不僅與作者陰冷的敘述語調、晦暗的敘事心態以及沉悶的場面氛圍相關，還與作品中撲面而來的苦難感密切相連。“沉郁”、“惱怒”、“愁苦”、“痛苦”、“苦難”等諸如此類相近或相同意義的詞匯在丘東平小說中不斷堆積和頻繁出現，使人感到無可形容的壓迫，似乎整個空氣都是沉甸甸的。很多研究者也看到了這一點，認為東平的小說“具有一種特殊的壯美和悲劇性”{4}，“以沉重的語言，描繪著沉重的苦難和奮起”{5}，“色調悲壯沉郁”{6}。

這分令人窒悶的苦難感究竟源自何處呢?首先，這無疑與作者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丘東平的母親是填房，他出生三天，他的祖母就去世了，在這個充滿迷信色彩的家庭中他是不受歡迎的，所以東平常說：“我是在我的父母不愿生我的時候生出來的。”他身材矮小、臉龐黝黑，其貌不揚，他的兄弟父母對他“并沒有多大幫助，毋寧說，他們是討厭東平的”{7}。少年時代，他參加了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暴動，暴動失敗以后，丘東平帶著灰暗的心情離開養育自己的故土，流浪到香港，經歷過最底層的生活，后參加淞滬抗戰、福建事變，1937年加入新四軍，在敵后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1941年在戰場上為國捐軀。自小家庭溫情的缺失，艱難曲折的人生道路，四處漂泊的生存狀態強化了丘東平的憂患意識和豐富敏感的心理素質，使他形成了對生活之中沉郁、苦難的方面尤為敏銳的極端個性。其次，作者所處的是一個充滿災難、痛苦、挫折的悲劇時代。丘東平的創作高峰期是在20世紀30年代，這是一個社會黑暗、政治反動、經濟凋敝、官僚腐敗的時代，再加上日寇的入侵，使貧瘠的國土橫遭侵占和踐踏，困頓的國民飽受蹂躪和屠殺。而丘東平又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他曾說：“我是一把劍，一有殘缺便應該拋棄；我是一塊玉，一有瑕疵便應該自毀”{8}，而他愈是追求完美，現實的苦難和丑惡就愈令他痛苦，所以“他時時感覺到自己是一顆暴烈的炸彈，如果一撒手，這炸彈有隨時爆發的可能”，“他所顯示給別人的是一副灰暗沉郁的臉相”{9}。在創作中，沉郁、苦難就成為一種彌散性的情緒和氛圍，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每篇作品都浸染著濃重的悲郁色彩。再次，丘東平小說濃郁的苦難意識主要來自尼采的影響。“東平和路翎早年都接受過尼采思想氣質上的較深的影響”{10}，他是“很贊賞尼采的《蘇魯支如是說》”{11}的，丘東平在給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及尼采：“我的作品中應包含著尼采的強音，馬克思的辯證，托爾斯泰和《圣經》的宗教，高爾基的正確沉著的描寫……”{12}這里的“尼采的強音”,指的應是尼采哲學的主角———酒神精神。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認為，人生就像酒神狄俄尼索斯那樣，永遠擺脫不了悲劇的命運。他還認為，人生沒有苦難，就會敗壞生活的情趣，降低生命的意義。那么，與其避讓，不如奮起抗爭。“酒神”的精神在于不畏苦難和不幸，不把苦難和不幸看做災難和恐怖，而應把苦難和不幸當成人生的“佐料”和“營養”，只有苦難才能勃發人的生機，磨煉人的意志，刺激人的活力。在尼采的酒神哲學中，我們至少可以感受到一種東西:對苦難的崇拜。哲學思想的啟迪和現實人生感受，使丘東平全身心地沉浸于血樣的生活，搏擊于火樣的斗爭，以苦難意識為突破口，表現出人們的不平、憤懣、痛苦、掙扎與渴望，還原那些被遮蔽的真實的生活細節和處境，揭示出人的悲劇性生存困境。

在丘東平小說中，苦難意識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摘要：《黃河大合唱》是我國近代合唱音樂史上的一個經典曲目，作品在內容上采用敘事與抒情相結合的表現手法，描繪了中華兒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動人場面。音樂上汲取了民間音樂的素材，形象地塑造了中華兒女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形象，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力量與民族苦難。音樂創作上講究典型形象的豐滿性。在風格與結構上強調內在統一性，是一部具有民族氣派，富于時代特征的音樂作品，是中國大型合唱聲樂作品的典范。

關鍵詞：《黃河大合唱》力量苦難象征

《黃河大合唱》是我國近代大型合唱作品的典范，也是我國近代合唱音樂創作史上的一座光輝的里程碑，不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年代，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每當高歌此作品，高亢激昂的旋律即在人們的心中唱響，他展現的是中華民族不朽的精神，展示的是一種激流勇進的黃河形象。這些都是中華民族苦難、斗爭、力量的象征。雖然是一首流傳了幾十年的曲目，他卻濃縮了詞曲作者太深的情感，包含了中華民族頑強的民族精神。

《黃河大合唱》的創作過程非常艱辛，同時又充滿激情。詞作家光未然曾回憶他的創作經歷，《黃河大合唱》原名《黃河吟》，1938年11月，武漢淪陷后，他率領抗敵演劇三隊赴呂梁山工作，在陜西宜川壺口東渡黃河時，親眼目睹了黃河船夫們與黃河的驚濤駭浪英勇搏斗的情景，那驚心動魄的場面深深感動了他，并激起了他的創作欲望，當晚三次提筆創作，淚流滿面，激動不已，船夫們與黃河的驚濤駭浪英勇搏斗的場面給了他太多的感動。1939年初，回到延安后，作者飽含激情地寫下了長詩《黃河吟》，并在同年的除夕晚會上朗誦表演，感動了所有的干部戰士。

而曲作者冼星海當時就在現場。長詩的情感深深打動了他，并且激發了冼星海的創作激情。他用了一星期的時間，帶病創作完成了這部劇作的初稿。冼星海在日記中寫到：“3月26日，今天開始寫《黃河吟》，光未然寫詞，這是一種新作風的象征，內容包括很廣……3月27日，身體不怎么好。恐怕是營養不良的關系，繼續寫《黃河吟》……3月31日，《黃河吟》八首歌曲完成……”①可見冼星海創作環境是多么艱苦。同年5月，《黃河大合唱》在延安由魯迅藝術學院合唱團演唱，冼星海親自擔任指揮，獲得巨大的成功。演唱氣勢磅礴，反映出強烈的時代精神和鮮明的民族風格，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正如《樂記》中所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②《黃河大合唱》正是作者對于中華民族的抗爭力量的感動與感悟，才能創作出如此經典的音樂合唱作品。今天我們再度欣賞此作品時，民族之魂，黃河的英雄形象，中華民族的苦難與力量的象征，依然清晰可見。

《黃河大合唱》在藝術上有著很高的音樂成就與獨創性。這首作品的創作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以黃河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莊嚴地謳歌了中華民族的堅貞不屈、頑強抗爭的英雄氣概。這部作品的詞寫出了中華民族的氣魄，音樂表現了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民族風格，其高度的思想性、象征性、藝術性為我國大型聲樂創作提供了光輝的典范。

新世紀以來，“底層敘事”成為當代文壇極具影響力的文學現象，由于他關注現實，與當下生活的緊密聯系，受到作家、讀者乃至評論家的歡迎。特別是2004年以來，隨著曹征路的《那兒》、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的面世，關于底層的創作與研討更是讓“底層文學”的概念大放光芒。描寫底層生活的作家競相涌現，有羅偉章、陳應松、尤鳳偉、劉慶邦、王祥夫等，甚至一些早已成名的作家賈平凹、遲子建等也將筆觸伸向底層。由于底層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1］(P47)所以他們成為“沉默的大多數”而被他者言說。因此在作家的代言、媒體的宣揚與底層讀者期待視野中出現了不同的底層形象。

一、底層文學中的“底層”人物敘事

底層文學中的底層人物大都處在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作家似乎帶有“苦難焦慮癥式”的心態認為凡是底層就必然生活貧困、缺少歡樂、還經常遭遇難以預料的不幸。在作品中運用大量的篇幅來刻意書寫底層人物的悲慘命運。為了讓命運坎坷多舛的人物最終走上毀滅道路，不惜采用疊加式的方法敘述苦難，將種種意想不到的不幸與災難降臨到作品主人公身上，甚至采用極端化的充滿血腥味的場面來渲染苦難的強度。［2］(P28)荊永鳴的《北京的候鳥》中，到北京謀生的“來泰”，充滿希望的以為在首都很快就能過上好日子，可是他拉三輪車卻被保安無辜毆打。《我們的路》中春妹的被騙、賀兵的死、工錢被扣、工人為了工錢向老板下跪。曹征路的《霓虹》中倪紅梅身上的各種極端不幸卻令人深思。父親為了在火災中搶救工廠的財產而被燒傷致死，婆婆又癱瘓在床，自己成了下崗工人，為了生計好不容易愛上的那個人又偏偏是個無賴……所有倒霉的事都輪到了她，所有這些好像都是為了將她逼到絕境，使她在無奈之中只能去做皮肉生意。《那兒》中的杜月梅也是由于丈夫早早的死掉、自己下崗后也賣過早餐試圖自食其力，可由于女兒患病住院需要大量的錢才走上了暗娼的道路。可以說作者總是唯恐底層人物苦難不足，將大量的不幸予以堆積來凸顯人物的悲慘命運。在一些底層文學作品中為了加強苦難的震撼力，作家采用夸張而又荒誕的手法來描寫一些充滿血腥恐怖氣息的場面。《馬嘶嶺血案》一位窮困的農民和“我”僅僅為了二十元錢殺掉了勘察隊所有的人，最后殺紅眼的九財叔連我也不放過。其中九財叔連殺七人的場面，作者運用大量的篇幅將其敘述的驚心動魄、鮮血四濺，充滿暴力色彩。九財叔與勘察隊之間的矛盾是被夸大了的城鄉沖突的體現，是人與人之間因隔閡而不能溝通的結果。《太平狗》中程大種與他的太平狗來到城市時，狗被驅逐、人被排斥。他為了證明狗沒有狂犬病，將自己的手指伸進狗嘴里，緊擠狗的牙齒讓它咬破自己的手。當狗嘴里流出人血時，他高興的告訴周圍人狗時健康的，沒有狂犬病。他以自我的折磨換的別人對他和狗的暫時寬容。城鄉處于二元對立之中，農民在面對城市時自我內心總有一種自卑感，他們為了生存、有時甚至不惜采用自我折磨的方式來換得城里人認可。底層人物一直試圖改變自己的生活，對于大多數農民而言城市是他們想象中的樂土。他們千方百計離開家鄉來到城市尋找命運轉變的奇跡。盡管他們都曾經努力過，可作品中的他們總是迫于生活的壓力在苦難中一步步走向了墮落。作者在描寫底層女性時將她們首先放在一個很貧困的環境中，而且為了生活、或是為了自己的某位患病親人在極度需要錢的情況下走上了出賣肉體的道路。這種墮落成為她們沒有辦法的選擇，以此來換得人們(讀者)對這種行為的同情與理解。邵麗的《明慧的圣誕》中明惠看到從城里回來的桃子賺了錢受到村民的羨慕，來到城市便直奔洗浴中心做了最能賺錢的按摩女。王手《鄉下姑娘李美鳳》中的李美鳳身體被老板占用的過程中心理沒有任何的不愿和悔恨，她似乎因能找到這樣的“靠山”、能拿身體賺錢而感到欣慰。《家園何處》中何香停進城后先是在張繼的引誘下失身，接著又被轉給別人玩弄，最后她也自覺地走上了賣身的路。杜秀蘭剛剛做了家庭保姆照顧一位癱瘓在床的老太太時感到工作不錯，很快卻成了寶良、貝良兄弟的情婦，繼而被介紹給他們的朋友去做(《女傭》)。還有像尤風偉《泥鰍》中的陶鳳、寇蘭，這些如花的生命都走上歧途。“當代小說似乎離開了三陪女就不能揭示底層的艱難與困境”，“這些作品不像是一枚揭示底層艱難的苦果，倒像是一顆讓人難以咂摸的怪味豆”。［3］(P35)作品中的底層女子在窮困與無奈中只有墮落到靠出賣肉體來謀生，這成為她們唯一的出路。她們大都是柔弱善良的，在生活重壓下被迫走上這條道路的時候，她們的轉變過程應該充滿矛盾與沖突，可作品沒有寫出她們的內心煎熬，沒有心理的不安與自責。似乎金錢的獲得就可彌補她們的損失，錢成為她們放棄人格和尊嚴的理由。作品中過多的性話語與性描寫的存在使底層文學在如何正確地塑造女性形象成為一個亟需重新審視的問題。底層敘事中的女性農民工進城之后由于種種原因淪為按摩女、二奶的現象在底層文學中屢見不鮮。而男性農民工墮落的抒寫則大多由窮苦走向憤怒，因憤怒而導致一種失去理性的報復。尤風偉的《泥鰍》中，蔡毅江本是一個來城市在一家搬運公司打工的善良本分的農民，在一次為別人搬家的過程中在卡車上出了意外，傷了他的命根子，老板跑了，沒人對這次事故負責，他去看病卻受到醫生的侮辱。身體受傷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得不到補償，身體功能的失衡也使他的性格扭曲逐漸發展為心理變態。由虐待妻子到對社會的以暴抗惡，最后成為當地黑勢力團伙的頭目為別人充當“保護傘”而走上了不歸路。王祥夫的《一絲不掛》中的“阿拉伯兄弟”在被老板欺騙后憤怒之中搶劫了老板，并剝光了他身上的衣服才讓他回家去。在底層文學作品中作者為處于苦難中的底層沒有安排合理的解決問題的出路，而是著力刻畫了這些弱勢群體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和諧行為。將底層置于絕對的二元對立處境中使他們的抗爭走向極端，最后滑向墮落的深淵而自我毀滅。底層生活中不可否認總有一些不幸的遭遇，可這一幕幕苦難使他們的生活永遠處于絕境，沒有希望。作家這種追求快意的放縱式苦難書寫，將苦難的細節夸大，必然是對底層人民生活的扭曲。面對作品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底層究竟是怎樣的?甚至我們會懷疑作家這種迷戀苦難的背后有無其他原因。

二、主流媒體傳播中的“底層”形象

被認為是“沉默的大多數”的底層毫無疑問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經濟結構不協調、分配不公等原因造成的。2002年3月，朱镕基總理在九屆全國人大5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使用了“弱勢群體”一詞，從而使得“弱勢群體”成為一個非常流行的概念，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我國目前有相當數量的弱勢群體，國家非常重視對弱勢群體利益的保障工作。早在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同志所作的報告中多次強調了與保護弱勢群體有關的內容，如:“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證人人共享發展成果”;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并指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近年來，中央還出臺了許多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文件，自2004以來中央每年下發關注三農的“一號文件”，這些表明國家非常重視弱勢群體，而且要努力改善他們的生活，并且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弱勢群體是客觀存在，國家也意識到保障他們的權益改善他們的生活關系到改革的深化與國家的長治久安。尊重弱勢群體主體地位也是和諧社會追求公平正義的體現。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體現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官方底層敘事。在官方底層敘事中中央電視臺等主流媒體的底層敘事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我們經常看到官員親民的形象，他們給底層人物送溫暖的事跡屢屢報道。特別在春節臨近的時期，新聞中有關農民工與生活困難戶的報道就增多。各級領導們給生活困難戶送去慰問品時，農民工滿面笑容的在攝像機前數錢。這表明底層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各階層的關注，在國家和政府的關懷下底層人民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底層現在的處境是長期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解決，而且國家也在努力改變底層的生活狀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官方底層敘事中的底層人物大都處在歡樂之中的，他們也是享受改革成果的一分子，并逐漸融入當下的社會主流。“底層”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他們要利用這一時機，通過自身能力的提升是有可能擺脫底層的圈子。在我們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語境中，底層文學苦難書寫中那一群衣衫襤褸、生存的基本條件不能保障的底層多少顯得有些不和諧。作品中對苦難過分的渲染使底層文學中的底層形象與主流意識形態倡導中的底層形象發生了偏差，這種對社會轉型中優秀面缺少反映的書寫使底層文學在傳播中處于一種尷尬境地。

三、底層讀者期待視野中的“底層”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