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額范文10篇

摘要：市場份額是企業非常關注的一個指標，它包括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的內容，企業應根據行業競爭和產品壽命周期狀況決定市場份額數量和質量的相對重要性；企業也需要正確認識市場份額的大小對利潤的影響，并正確面對市場份額的數量的下降；企業還應當努力實現適度的市場份額，實現從追求最終產品市場份額、今天市場份額向追求核心產品市場份額、明白市場份額的跨越。

市場份額又稱市場占有率，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的競爭地位和盈利能力，是企業非常重視的一個指標。但由于認識上的模糊不清和實踐中的急功近利，很多企業在市場份額方面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下面對其中的常見問題進行一些思考和分析。

一、市場份額的兩個方面：數量和質量

提起市場份額，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市場份額的大小。但事實上，市場份額的大小只是市場份額在數量方面的特征，是市場份額在寬廣度方面的體現。市場份額還有另外一個質量方面的特征，這就是市場份額的質量，它是對市場份額優劣的反映。

市場份額數量也就是市場份額的大小。一般有兩類表示方法：一類是用企業銷售占總體市場銷售的百分比表示，另一類是用企業銷售占競爭者銷售的百分比表示。市場份額質量是指市場份額的含金量，是市場份額能夠給企業帶來的利益總和。這種利益除了現金收入之外，也包括了無形資產增值所形成的收入。衡量市場份額質量的標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顧客滿意率，一個是顧客忠誠率。顧客滿意率和顧客忠誠率越高，市場份額質量也就越好，反之，市場份額質量就越差。

國內眾多的企業在市場份額的認識上，還處于關注數量的階段。從“標王”之爭到價格大戰、廣告大戰，無不反映了參與企業特別是主動發動價格戰的企業對市場份額擴大的期望。這種注重市場份額數量的行為是有深刻的社會和理論背景的。很多企業都是從計劃經濟年代走過來的，計劃經濟重速度、重數量、輕質量的思潮在這些企業中仍在起作用。同時，現在處于企業決策層的人士，絕大多數都曾受到過計劃經濟理論的教育，這種教育對他們的決策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要想很快轉變過來，是非常困難的。使企業注重市場份額數量的主要理論根據是規模經濟理論。很多企業認為，擴大市場份額數量，將會增加銷售量和生產量，會使企業生產成本更低，有利于企業獲取高額利潤和形成競爭優勢。

摘要：市場份額是企業非常關注的一個指標，它包括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的內容，企業應根據行業競爭和產品壽命周期狀況決定市場份額數量和質量的相對重要性；企業也需要正確認識市場份額的大小對利潤的影響，并正確面對市場份額的數量的下降；企業還應當努力實現適度的市場份額，實現從追求最終產品市場份額、今天市場份額向追求核心產品市場份額、明白市場份額的跨越。

市場份額又稱市場占有率，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的競爭地位和盈利能力，是企業非常重視的一個指標。但由于認識上的模糊不清和實踐中的急功近利，很多企業在市場份額方面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下面對其中的常見問題進行一些思考和分析。

一、市場份額的兩個方面：數量和質量

提起市場份額，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市場份額的大小。但事實上，市場份額的大小只是市場份額在數量方面的特征，是市場份額在寬廣度方面的體現。市場份額還有另外一個質量方面的特征，這就是市場份額的質量，它是對市場份額優劣的反映。

市場份額數量也就是市場份額的大小。一般有兩類表示方法：一類是用企業銷售占總體市場銷售的百分比表示，另一類是用企業銷售占競爭者銷售的百分比表示。市場份額質量是指市場份額的含金量，是市場份額能夠給企業帶來的利益總和。這種利益除了現金收入之外，也包括了無形資產增值所形成的收入。衡量市場份額質量的標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顧客滿意率，一個是顧客忠誠率。顧客滿意率和顧客忠誠率越高，市場份額質量也就越好，反之，市場份額質量就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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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份額的兩個方面：數量和質量

提起市場份額，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市場份額的大小。但事實上，市場份額的大小只是市場份額在數量方面的特征，是市場份額在寬廣度方面的體現。市場份額還有另外一個質量方面的特征，這就是市場份額的質量，它是對市場份額優劣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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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份額的兩個方面：數量和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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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份額的兩個方面：數量和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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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價值鏈管理、服務利潤鏈管理、SWOT分析等管理思想對現代醫院的經濟管理經驗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分析，分析了現代醫院的營銷戰略及其實踐經驗。

[關鍵詞]現代醫院價值鏈服務利潤鏈營銷戰略

一、現代醫院價值鏈管理

價值鏈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提出。每個企業都是采購、生產、營銷，以及對產品起輔助作用的各種作業的集合，所有這些作業都可以用價值鏈表現出來。企業每完成一項作業都要消耗一定量的資源，而作業的產出又形成一定的價值，轉移給下一個作業，按此逐步推移，直至最終把產品提供給企業外部的顧客。最終產品作為企業內部一系列作業的總產出，凝集了在各個作業上形成而最終轉移給顧客的價值。

醫院作為服務行業，其服務的目的是治療疾病、產出健康，其價值主要體現在醫學知識的擁有和使用，以及社會、病人對醫院醫療服務的認可上。醫院價值鏈，即醫院運營的各種作業的集合，包括基本作業和輔助作業。

基本作業主要有：內向物流，包括良好的藥品、器械管理及即時將其運送到各部門和科室；運營，即利用各種資源為患者提供診療救護；外向物流，即提供合理的交通、運送方式，便于患者到醫院就診；營銷與銷售；服務，主要指延續性服務，如傳統的隨訪工作。

石家莊鐵路分局團委從1998年8月份開始，利用近兩個月的時間，在全分局15個客貨單位廣泛開展了“萬名旅客貨主看鐵路”市場營銷大調研活動。調研采取文獻法、問卷法、座談法和個案法等形式，發出調查問卷2600份，收回2551份，召開座談會15次，走訪旅客貨主及鐵路、公路業務人員近4000人次。

1鐵路在運輸市場競爭中的優勢

1.1鐵路在中長途運輸中占有絕對優勢

客運方面：以200km和1500km為明顯的轉折點，200km范圍內旅客首選鐵路作為交通工具的占46.7%，200—500km范圍內首選鐵路的占86%，500—1500km首選鐵路的占86.3%，1500km以上旅客首選鐵路的占66.9%。200km以內鐵路與公路“平分天下”，200—1500km鐵路占據絕對優勢，1500km以上鐵路基本上“三分天下占其二”。

貨運方面：鐵路在500km以上表現出明顯的優勢，尤其是在500—1500km范圍內，具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在200km以內貨主將鐵路作為首選運輸工具的只占32.5%左右；而在500—1500km范圍內則占到了73.6%；在1500km以上，貨主首選率近70%。

1.2安全是鐵路的顯著優勢

爭論之焦點：勞動收入份額是穩定的嗎？

“卡爾多程式化事實”被提出后不久，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1959年一篇關于收入分配的文章中否定了關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假說。擅長于經驗統計的庫茲涅茨選取1938年和戰后兩個時期，把一些國家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劃分為不同的組別。不論是1938年粗略的劃分還是戰后更為細致的劃分，統計數據均顯示：“具有較高人均收入的國家中雇員報酬占總收入的份額較高，而在欠發達國家中（雇員報酬的份額）則較低”。[4]同樣的方法用于分析美國各州的收入分配情況，即把美國各州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劃分組別并對1919-1955年這段時期中的部分年份進行考察，也得出上述相同的結論，就是那些具有較高人均收入的州往往雇員報酬的份額也較高，反之亦然。由此，庫茲涅茨認為“個人收入中雇員報酬的份額與人均收入正相關”。[4]13在庫茲涅茨的研究中，人均收入被用來表示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庫茲涅茨的結論可以被理解為勞動份額的變動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勞動報酬的份額將呈上升趨勢。庫茲涅茨用截面數據考察勞動報酬份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試圖以此推斷出勞動報酬份額的長期變動趨勢。如果說這種做法得出的勞動份額不穩定性的假說是通過間接的途徑，那么后來更多的學者采取了直接的辦法，即直接考察不同國家勞動份額的時間序列。Young（2004）研究了美國1959-2000年的勞動份額的波動，發現勞動份額的變動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Buchele和Christiansen（2007）基于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統計數據，指出勞動份額具有下降的趨勢。Ruiz（2005）通過對美國和西班牙的經驗檢驗證明勞動份額的穩定性是不存在的。來自歐洲的數據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Giammarioli等人（2002）以20世紀60至90年代歐盟11個主要國家為樣本，分行業計算它們各自的勞動份額以及總的勞動份額，再進行平均化以表示歐盟勞動份額的平均水平。結果顯示，歐盟經濟體的勞動份額由20世紀60年代的70%下降到90年代的64%。因此，“過去四十年中主要歐盟國家勞動份額的演進表明的首要一點就是，由標準增長理論所預言的穩定性似乎是不存在的”。[5]類似地，歐盟前15個成員國1970-2004的數據也表明“在過去的30年中許多歐洲國家的勞動份額都下降了”。[6]而Guscina（2006）運用OECD18個國家的數據向我們描繪了勞動份額波動的情形，“在經歷了20世紀60、70年代穩步上升之后，工業化國家中勞動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在近幾十年中是下降的”，[7]這種波動并非具有周期性的特征。Kr覿mer（2008）指出，“勞動份額的變動在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特點。美國（的情況）與增長的程式化事實最為接近，具有（與其他國家相比）相對穩定的勞動份額。在英國勞動份額經歷了相當大的短期波動，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下降顯著。在歐洲大陸總的情況是在過去的20、30年中（勞動份額）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德國和法國的勞動份額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達到高峰，而其他國家如奧地利和荷蘭高峰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一些國家中，（勞動份額的）下降是相對溫和的（如法國），而另一些國家（的勞動份額）則表現出穩步的甚至是強烈的下降（如奧地利）”。[8]Morel（2005）指出加拿大的勞動份額在1998-2004下降了三個百分點，勞動份額的波動具有明顯的反周期特征。Takeuchi（2005）以日本為例也對勞動份額穩定性假說提出質疑。他分析了日本勞動份額的波動情況，認為勞動份額的波動是“有助于解釋各種宏觀經濟活動和微觀層面上廠商獲利能力的重要基礎”。[9]無論以橫截面數據還是以時間序列為視角，上述對不同國家的經驗研究表明不同國家中勞動收入所占份額并不具有穩定性，“卡爾多程式化事實”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在大量經驗證據表明勞動份額不穩定的同時，另一些學者另辟蹊徑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Gollin（2002）認為勞動份額計算方法上存在著缺陷，致使計算結果顯示勞動份額不穩定。“通常對勞動份額的‘簡化的’計算———即用雇員報酬占GDP比例———這是個明顯的并且重要的錯誤（因為）它沒有計算個體經營和其他經營者的勞動收入。勞動力的數據表明這個錯誤在貧困國家尤為突出，這些國家的小企業和個體經濟中勞動力比例較大。”[10]Gollin通過對數據和計算方法的修正重新計算了勞動份額，結果表明勞動份額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中都是基本穩定的。Zuleta和Young（2007）通過構建兩部門的“具有引致創新的非均衡增長模型”說明“雖然各個行業的勞動份額彼此獨立地波動，但總的勞動份額卻呈水平趨勢”。[11]Young（2006）把穩定定義為均衡，并指出相對于單個行業中勞動份額變動的非均衡特征而言，總的勞動份額變動具有均衡的特質。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的勞動份額就是穩定的。勞動份額是穩定的嗎？自卡爾多程式化事實被提出以后，人們關于穩定性問題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尤其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無論是總的勞動份額還是行業的勞動份額均表現出波動特征。究竟是卡爾多程式化事實是虛假的？還是后人的觀測不夠長期？最近的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Xie（2011）運用1950-2004年123個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勞動份額與人均真實GDP之間呈三次方的倒N字型關系”，[12]即在工業化（由農業向工業轉型）階段，勞動份額是下降的；在后工業化（由工業向服務業轉型）階段，勞動份額上升；在金融化（金融和房地產部門興起）階段，勞動份額又轉而下降。而卡爾多程式化事實所表明的勞動份額的穩定性僅僅是這些變化中的一部分。Xie的發現對穩定性的研究有了新的啟示。穩定性問題關注的是勞動份額的長期變動趨勢，但無論怎樣，其實質是關于其演進路徑的研究。

爭論之實質：勞動份額是如何演進的？

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所呈現出的變動是怎樣的？是隨機的擺動還是具有內在規律？對與穩定性相關的勞動份額長期趨勢的關注最終引導人們轉向了勞動份額演進的研究。然而，基于不同的視角，學者們發現了勞動份額演進的不同特征，并據此得出了差異化的演進路徑。（一）遞減特征勞動份額隨時間而表現出遞減變動是大部分學者對于近幾十年來美國和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共識。勞動份額具有下降特征的演進路徑。盡管學者們對此有普遍的認同，他們給出的解釋卻大相徑庭。首先，基于技術進步的視角。這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工業化過程中由于勞動要素變得愈發昂貴而催生了資本擴張型（或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生產中資本要素廣泛取代勞動要素，當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彈性大于1時，勞動的相對份額便趨于下降。其次，全球化的影響。盡管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的流動性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幅度并不相同。與勞動相比，資本具有更大的流動性，并據此擁有更強的談判力量。因此，全球化會弱化勞動的相對份額。第三，產業結構的調整。若把經濟分解成不同的行業，那么各行業內勞動份額及該行業在總產出中的比重將是影響總勞動份額的兩大因素。假設某個行業內的勞動份額上升，但該行業在總產出中的比重下降，那么它們對總勞動份額的影響將會因相互抵消而減弱。在工業化過程中，在行業內部勞動份額不變的前提下，由產業升級所帶來的對總的勞動份額的沖擊將使其趨于下降。第四，制度的因素。制度的因素涵蓋較為廣泛，一般理解為調整成本、談判力量、工會及雇主聯盟等。當經濟和技術上的因素不能完全解釋勞動份額下降的演進路徑時，社會和制度的因素即被考慮進來。工會談判力量的削弱及其影響力的下降也被認為是導致勞動份額遞減的部分原因。（二）反周期特征在大多數學者認為勞動份額具有下降的演進趨勢的同時，另一部分學者認為這僅僅是短期的現象，從長期來看，勞動份額的演進路徑并不具有單調性，而是具有反周期的特征。Young（2004）通過建立包含偏向型技術進步的RBC模型，表明由于有利于勞動的偏向型技術進步會使產出下降，而不利于勞動的偏向性技術進步會使產出上升。因此，勞動份額往往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Gomme和Greenwood（1995）以及Boldrin和Horvath（1995）在解釋反周期的勞動份額時引入了以勞動合同形式存在的收入損失保險。其機理在于，由于保險的存在，勞動份額會在衰退的時期更高而在擴張的時期更低。”[13]此外，勞動市場自身的特征在解釋勞動份額演進路徑時也受到了特別的關注。Kessing（2001）和Giammarioli等人（2002）的研究強調勞動市場上調整成本的作用。由于雇主在經濟擴張（或衰退）時雇傭（或解雇）員工時會承擔調整成本，這使得雇主在經濟繁榮（或衰退）期更不情愿對所使用的勞動進行調整，故工資的波動不及產出波動劇烈，于是造成勞動報酬的份額在經濟繁榮時下降，在經濟衰退時上升的反周期特征。在經驗研究方面，Morel（2005）用加拿大1976-2001年勞動收入份額的數據證明了其反周期性。（三）U型特征還有一小部分學者根據庫茲涅茨表示個人收入分配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倒U曲線”，提出勞動收入份額隨經濟發展的U型演進路徑。李稻葵等（2009）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基于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建立勞動力轉移模型，以此說明“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在不同部門間的轉移是有摩擦的，摩擦力大于資本的運動所面臨的阻力，因而勞動力轉移速度低于資本轉移速度。這一結果一定是勞動力獲得的回報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低于其邊際產出，而資本恰恰相反。所以勞動收入份額在經濟發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14]待到勞動力轉移完畢，情況則出現逆轉，勞動收入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因此，勞動收入份額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U型曲線的關系。進一步地，基于跨國間的數據分析，李稻葵等提出U型曲線的轉折點將出現在人均6000美元（2000年的購買力平價）。勞動份額演進的U型特征還體現在勞動份額與FDI之間的關系上。Decreuse和Maarek（2008）的研究證明FDI通過技術租金效應和工資競爭效應兩個途徑對勞動份額產生影響。在金融開放的早期，技術租金效應占主導，國外廠商憑借技術優勢壓低勞動份額；而在金融開放的后期，工資競爭效應趨于主導，國外廠商之間的相互競爭會抬高勞動份額。總體上看，伴隨著金融的不斷開放，勞動份額與FDI之間呈現U型曲線的關系。（四）倒N字型特征關于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的演進路徑研究的最新進展來自Xie（2011）。Xie沿著經濟轉型的思路，把經濟發展中結構的轉型由Kuznets所區分的兩次———從農業向工業的轉型和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型擴展到三次，即延伸到由服務業向金融和房地產業的轉型。經濟發展由初級到高級會依次經歷這三個階段，不同階段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使得勞動份額呈現不同的特征，尤其是發生結構轉型的時期，勞動份額的演進趨勢會隨之變化，最終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次方的倒N字型演進路徑。Xie使用123個國家1950-2004的綜合面板數據驗證了他的結論，這一結論由于考察時期之長、考察范圍之廣，具有很強的一般性，不僅涵蓋了基于二元經濟的勞動份額的U型演進路徑，而且卡爾多程式化事實所顯示的勞動份額的穩定性也只是其中的一個特例而已。

對爭論的剖析

勞動收入的份額在長期中具有穩定性，20世紀前半期人們對這一論斷深信不疑，尤其是其作為卡爾多程式化事實被提出以后，更是成為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前提和基礎。然而，戰后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份額的波動使人們不得不重新關注和研究這一問題，并掀起了關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部分學者通過調整統計口徑和測度勞動份額的方法得出勞動份額穩定的結論。與此相反，大部分的研究表明勞動份額并不穩定，并從不同的視角找出了不同的波動特征和規律。分析發現，所使用數據的時空特征、所考察時期的長短差異以及所關注因素的不同側重是引致爭論的深層原因。它們反映了不同研究方法在統計數據運用和分析范式選擇上的巨大差異。（一）時間與空間在探索勞動份額的變動趨勢和演進路徑過程中，基于空間（如跨國）的橫截面數據和基于時間（如按年份）的時序數據是通常被采用的兩種數據來源。基于空間的橫截面數據往往較為充足，易于獲得，但由此得出的勞動份額的演進路徑只是對其長期變動趨勢的近似和模擬。而根據時間序列得出的勞動份額演進規律雖然是其長期趨勢的真實描述，但數據較為缺乏，難于獲得。庫茲涅茨就曾經感嘆，由于反映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長期數據極為缺乏，所以要想得到分配份額隨時間變動的長期趨勢是非常困難的。在具體的研究中，兩種不同的數據來源對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判斷影響重大。卡爾多程式化事實和庫茲涅茨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卡爾多通過對美國的時間序列數據考察得出勞動份額在長期中是穩定的，并將其作為“程式化事實”。而庫茲涅茨選取的是跨國（或州）的橫截面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勞動份額并不穩定，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兩者對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判斷依賴于所用數據的時空特征。Gollin（2002）也曾指出，運用時間序列（time-series）數據得出的勞動份額一般是穩定的，而運用跨部門（cross-section）數據得出的勞動份額則不穩定，“通常的計算表明按照國際間跨國數據計算的國民收入中的勞動份額從0.05到0.8不等”。[10]458（二）短期與長期勞動份額穩定性以及動態演進趨勢的爭論還取決于所考察時期的長短。爭論所涉及的文獻中所考察的時期從十幾年到幾十年不等。重要的是，如果將它們區分為短期和長期，我們會發現考察時期的長短對勞動份額演進規律的判斷具有直接的影響。在短期，勞動份額變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上的技術關系，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要素替代和技術進步成為勞動份額的重要影響因素。當然，勞動市場的特征也對勞動份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在長期，除了生產上的技術關系以外，新的因素如經濟的轉型、結構的調整、制度的變遷、全球化的影響等等都會產生效力，對勞動份額演進趨勢的研究有了多元化的視角。長期中，由于勞動份額影響的因素增多，作用機制復雜，對勞動份額演進趨勢的研究空間也更為廣闊。同時，勞動份額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呈現出新的演進趨勢和特征，導致學者們對于勞動份額動態趨勢和演進路徑的判斷出現差異化，這是引起爭論的又一原因。最近，在Arpaia等（2009）的研究中又演化出了“中期”的概念，其特征介于短期和長期之間。隨著時期劃分的不斷細化，對于勞動份額動態的考察將更為具體，這會令學者們對于勞動份額穩定性及演進路徑的判斷更為精細，但同時由此而引發的爭論也將更為激烈。（三）技術與制度在關于勞動份額演進的研究中，學者們提出了勞動份額的諸多影響因素，Giovannoni（2010）把不同理論和模型中影響功能性分配的主要因素做了大致的總結，如表1所示。不同的學術派別在不同的范式下研究自然具有差別化的視角，他們所強調和關注的影響因素自然互不相同，這也是對勞動份額演進路徑的研究得出不同結論的重要原因。有兩類值得特別的關注，一類體現新古典生產技術關系的視角，“強調‘技術關系’在經濟變量決定中的最終作用”。[16]相對生產率、資本-勞動替代、偏向型技術進步等因素都屬于這一類；而另一類反映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關于歷史、制度等社會關系的視角，如資本積累、投資率、談判力量等。兩種不同類型的研究視角在剖析和探索勞動份額變動的原因和規律時存在明顯差異。前者把勞動收入在總產出中比重的變動與生產技術相聯系，抽象掉社會、歷史、習俗等一切生產體系之外的因素，局部地觀察由于生產過程中因要素替代而產生的要素收入變動及其與總產出之間的相對變化趨勢。與之相對，后者則把視野從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關系轉向更為宏觀的社會關系，挖掘資本主義經濟中制度的、社會的、歷史的變化特征，以此解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規律。這兩者是在研究勞動收入份額動態趨勢和演進路徑中使用最多，也最為突出的兩個分析視角。它們反映了新古典和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后凱恩斯理論在研究范式上的巨大差異，“涉及到經濟學的知識基礎和基本方法論問題”。[17]由此，關于勞動份額穩定性及其演進趨勢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不同分析范式的矛盾和沖突。

一、引言

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已是制約我國消費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它不僅體現在初次分配中，還體現在再次分配中。由于要素間收入差距的提高會顯著惡化人際收入分配格局（DaudeyandGarcia-Penalosa，2007），所以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社會最終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李稻葵等，2009）。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和資本要素分配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學者們將研究對象聚焦在勞動收入份額上。羅長遠等（2009）認為中國勞動收入份額遠低于世界多數國家55%—65%的水平，李稻葵等（2009）指出GDP中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已成為無可爭議的事實。我國較低的勞動收入份額的持續下降已經引起了眾多經濟學家的擔憂。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是中國消費低迷的原因，而且以投資和出口為動力的經濟增長可能因消費需求不足而難以持續（Kuijis，2006），還可能動搖政局的穩定，是中國目前應注意的一大問題（Subramanian，2008）。所以，收入優先增長應該是實現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發展戰略（范從來，2011），而且還應該體現在初次分配穩步提高勞動收入份額上。勞動收入份額的穩步提升應當平抑波動，這需要密切關注勞動收入份額的產業結構和部門結構。本文將基于收入法GDP和資金流量表提供的數據從產業和部門的視角來研究勞動收入份額穩步提升中的結構優化問題。

二、勞動收入份額的構成與波動

1.數據來源及其說明

從我國統計部門提供的可利用數據看，研究勞動收入份額及其相關問題的數據來源主要有三個渠道。一是投入產出表，不是連續時序數據，應用較少。二是實物部分的資金流量表，是研究政府、企業和住戶要素收入分配變化的重要依據，應用廣泛。三是按收入法計算的省際國內生產總值，1952—1995年、1952—2004年和1996—2002年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以及《中國統計年鑒》關于各省按收入法計算的相同口徑的GDP數據，是研究初次收入分配的基礎素材。在研究勞動收入份額及相關問題時，我國學者按照自己理解和研究需要大多對上述來源數據進行了某種方式的處理，其調整方法不盡相同，結果差別也較大。學者們之所以對勞動收入份額的統計數據進行調整以及對2003年之后因統計因素造成的差異進行回調，應有三個原因。一是可得數據的限制和研究問題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二是基于學理理解上的邏輯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三是借鑒并引用國外學者曾經使用過的調整方法，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那么，應該采取什么立場來看待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的權威性和實用性呢？①應該肯定國家統計部門提供數據的相對權威性，因為學者們進行數據調整時也指出了調整方法自身可能存在的問題；②相對于2004年以前，2003年以后經調整的統計方法已經被國家統計部門持續采用6年了，分析現行統計數據的經濟含義更有意義；③本文研究目的不在于探究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走勢、大小和影響因素，而是關注勞動收入份額提升中的結構優化問題。所以，本文將基本尊重統計部門提供的原有數據，不進行某種方式的調整。

2.總體勞動收入份額的構成

一、模型

對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個體而言，其勞動收入份額往往不同。一般而言，低收入者的收入來源較為單一，主要是工資收入；這意味著，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勞動收入份額。王宋濤等（2012）通過建立一個新古典生產模型，基于CES生產函數推導得出勞動收入份額函數為：其中Ls為個體的勞動收入份額，b>0為常數，y為個體的收入，σ為資本-勞動的替代彈性。這意味著，當σ>1時，收入越高，則勞動收入份額越低，即f′(y)<0。在當前，我國的資本-勞動仍然呈替代關系（魏下海等，2012；王宋濤等2012），即σ>1。因此，收入越高的個體，則勞動收入份額越低。同樣，對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個體，其消費水平也不同。根據凱恩斯（1932）的絕對收入消費理論，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

二、實證分析

回歸方程整體顯著（1%水平），方程擬合度高。系數的影響都顯著，其中，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在1%水平顯著，收入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消費水平就提高0.85個百分點；本文重點研究的勞動收入份額對消費也有顯著（5%水平）的負面影響，勞動份額每下降1個百分點，則消費水平下降0.28個百分點。廣東省勞動收入份額從1978年的0.61下降到2012年的0.47，其導致消費水平下降6.5個百分點。

三、結論

本文通過理論模型研究發現，勞動份額下降會通過擴大居民收入差距進而導致居民消費水平下降。利用1978-2012年的數據實證分析證實，廣東勞動份額對居民消費水平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廣東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是導致廣東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一個原因。當前廣東居民的消費需求不足，消費率不斷下降，影響了廣東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造成居民消費水平不能與經濟增長同步，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居民的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勞動收入不能與經濟增長同步。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勞動工資水平同步上漲，具體措施如：降低工資所得稅、加強勞動法的執法和工會獨立性、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科技和金融等服務業提高勞動力素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