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娛樂化范文10篇

摘要：隨著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電視節目為了滿足受眾休閑娛樂的需要，提高收視率，從而使電視節目出現了“泛娛樂化”的傾向。對于電視節目“泛娛樂化”的現象，我們應該正確去對待，分析其成因，并形成有效的對策。以期創造一個和諧的視聽環境，使受眾形成正確的價值判斷和娛樂導向。

關鍵詞：電視節目；受眾；泛娛樂化

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對電視的影響尤其明顯，數字技術被廣泛地應用到電視節目的制作上。電視節目為了滿足受眾休閑娛樂的需要，為了提高自己的收視率，提高經濟效益，千方百計地設計和制作一些大眾喜歡的電視節目，從而使電視節目出現了“泛娛樂化”的趨勢，有人甚至把現在的電視發展趨勢說成是“泛娛樂化時代”。具體的表現就是各家電視臺紛紛推出娛樂化的電視節目。以湖南衛視為例，從《快樂大本營》、《真情》到后來的《娛樂無極限》、《越策越開心》，連稍微嚴肅一點的《晚間新聞》和《背后的故事》，都或多或少被灌注了娛樂的因素，其中，《晚間新聞》更是開全國娛樂式播報新聞的先河。湖南衛視組織制作的《國球大典》，由民間海選、大師對抗賽、乒乓嘉年華三大主體活動組成。這種高、低端互動的體育狂歡，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體育電視節目“娛樂化”之路，促進了體育與大眾傳媒的互動與結合。除了湖南衛視，從上海電視臺的《相約星期六》，到江蘇電視臺《南京零距離》、《大剛說新聞》，都不難看出現在的節目越來越貼近民眾，生動性、娛樂性不斷加強。有的電視臺為了增強娛樂化，甚至邀請相聲演員來參與主持電視節目，像近年來大紅大紫的郭德綱，頻頻出現在電視的鏡頭前，除了主持安徽衛視的電視娛樂節目之外，在遼寧衛視主持《到底是誰》，還在天津衛視和眾多名嘴主持娛樂節目《笑傲江湖》。就連電視媒體龍頭老大央視，也開始了節目娛樂化生機與危機的討論，并在實際的節目制作過程中，開始走向娛樂化，如《開心辭典》、《非常6+1》等品牌節目陸續改版，其中，《非常6+1》更是打出了“徹底娛樂化”的口號。除此之外，還有《夢想中國》、《星光大道》、《幸運52》等電視節目。甚至體育節目也出現了娛樂化的傾向，如《城市之間》。

那么，什么是電視節目的“泛娛樂化”現象呢?所謂“泛娛樂化”現象，指的是電視媒體制作、播出的格調不高的娛樂類、選秀類節目過多，人為制造笑料、噱頭、“惡搞”、“戲說”過濫，連新聞、社教類節目也摻進“娛樂”元素，甚至用打情罵俏、大話“性感”、賣弄色相的情節和畫面來取悅觀眾。如科教類的電視節目，《探索·發現》、《走近科學》等一批優秀欄目，就是借鑒故事片等其他敘事藝術的手法和技巧，用講故事的方式，綜合利用各種電視手段，生動活潑地向觀眾傳播科學知識。

一、電視節目“泛娛樂化”的成因

我們都知道，電視問世只有70余年，它通過光電交換使景物快速、連續傳播，將千里之外的景象瞬間呈現于觀眾面前，不僅聽到千里之外的人和物的聲音，而且能親眼看到他們的形象。電視的圖像、聲音、色彩(影調)向觀眾傳播各種信息，最迅速、最有效地再現真實的場景。同時，電視也經歷了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單一畫面到多畫面，從單功能到多功能的發展變化，發展速度非常驚人。電視發展到今天，其發展勢頭很強勁，欄目眾多，發展空間很大。縱觀各個電視臺的節目，我們可以發現，娛樂逐漸成為一種潮流，成為媒體刺激受眾的重要手段，幾乎各種類型的節目，都在探索娛樂化功能的創造空間。娛樂性的電視節目自不必說，在一些非娛樂類節目中，娛樂化傾向也開始嶄露頭角，并大有不娛樂到底不罷休的發展態勢。

摘要:電視新媒體是基于數字電視開展而構建的一種新媒體，其在發展與變革中實現了一定的創新，在起初的“泛娛”發展階段中，電視新媒體滿足了受眾的觀看樂趣與好奇心，但隨著電視新媒體的進一步發展，更加重視正確價值觀的傳播，作為受到大眾信賴并認可的媒體形式，電視新媒體需要實現由“泛娛”到“智娛”的轉型，以提高全民修養與素質為目的進行電視新媒體的創新，在能夠滿足受眾需求與節目創新的同時，為促進電視新媒體的健康發展提供動力。

關鍵詞:電視新媒體；“泛娛”；“智娛”

電視媒體的創新發展以能夠適應時展變化為基礎，在新媒體發展趨勢與時代背景下，電視新媒體的誕生是必然趨勢。電視新媒體覆蓋了數字電視、移動電視與戶外新媒體等多種形式。而在市場對于電視節目需求量增加，市場電視節目同質化嚴重，受眾審美與素質受到影響的當下，電視新媒體應發揮主流媒體的責任，引導受眾群體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不斷尋求新的發展出路與發展形勢，創新電視節目，由“泛娛”向“智娛”轉型，實現電視新媒體的新發展。

1電視新媒體“泛娛”帶來的不良影響

電視新媒體與社會發展趨勢接軌，適應了市場需求，但也需要重視作為主流媒體必然引導市場做出一定的變化。電視新媒體創新發展階段一味適應市場需求，形成的“泛娛”給市場帶去的不良的影響，從而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這主要可以體現在以下3點。1）對電視文化形成的不良影響。電視新媒體作為主流媒體形式，其引導并帶動著許多小型媒體的發展，而一味適應市場的需求，滿足市場經濟發展形式，難免受到功利主義的影響，給電視文化形成了一種不利的發展趨勢，在迎合受眾需求的同時也形成了低級趣味。電視文化的“泛娛”發展與其自身主流文化形態、精英文化背道而馳，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在當前主流文化受到不斷沖擊的情況下，電視新媒體更應該做出改變，為大眾形成積極的文化形態，滿足大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克服“泛娛”形式，實現“智娛”轉型。2）對受眾形成的不良影響。電視新媒體的“泛娛”盡管在極短的時間內給受眾形成了娛樂形態，滿足了受眾的即時需求，但過度娛樂化是有很強的沖擊力的，其在受眾回顧、思考的同時會對受眾的思想價值觀念造成一定沖擊。因此過度的娛樂化對于受眾而言實際上是不利的，會侵蝕受眾的心靈，麻痹精神意志，電視新媒體作為主流文化形態，在娛樂元素基礎上，應緩解受眾的不滿情緒，使其能夠在社會現實主義中深入思考，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與社會觀。3）對媒體形成的不良影響。電視新媒體的“泛娛”不僅影響了受眾與社會文化形態，對于其他媒體形態也形成了不良的影響，電視新媒體的“泛娛”在轉型上或許并沒有受到太多的阻礙，但相對于受其影響的其他媒體形態而言，一旦被大眾所接受，形成了文化經濟形態，那么很難有效進行改革與創新，而不同的媒體形態形成的影響不同，由電視新媒體“泛娛”造成的不良影響也就形成了盲目擴大化，不利于其他媒體的健康發展。

2電視新媒體“泛娛”到“智娛”的轉型

摘要：從選秀的“霸屏”，到文化類節目的全面興起，再到文化類節目的深耕，體現了新世紀以來我國電視節目創作熱點的變遷。在這過程中，我國電視熒屏也實現了從“泛娛樂”到“泛文化”的可喜變化。“泛文化”是本文對當下電視節目創作生態的創新概括。

關鍵詞：泛娛樂化；泛文化；娛樂節目；文化節目

新世紀以來，我國電視節目創作熱點經歷了從“娛樂”到“文化”的轉向，這種轉向得益于政策規制的牽引，也依靠市場力量的驅動。“泛文化”成為對當下電視節目創作生態的全新概括。

一、娛樂泛化：選秀潮的興起

2005年，湖南衛視《超級女聲》的播出，成為中國電視娛樂節目發展的分水嶺。一檔地方衛視的娛樂節目，造就萬人空巷的收視盛況，在當時國內電視業界尚屬首例。《超級女聲》決賽期間的收視率甚至超過了央視春晚①。“超女”的成功也直接引發了選秀浪潮。省級衛視紛紛推出了各自的歌唱類選秀節目。一位衛星頻道總監曾一度斷言：“選秀是二線衛視沖擊一線衛視的必由之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更合適、更有利的捷徑。”②在“新聞立臺”之后，“娛樂強臺”成為電視媒體新的共識。出于差異化競爭的需要，“選秀熱”又先后帶動了“闖關熱”“K歌熱”“魔術熱”“相親熱”和“達人熱”。娛樂節目升溫對我國電視內容生產造成了顛覆性的影響：一方面，綜藝娛樂節目比重提升，新聞、文教、生活服務等類型節目受到擠壓；另一方面，娛樂化向其他節目類型滲透，例如新聞節目的“軟化”③，“說新聞”成為常態，獵奇、低俗題材頻頻出現，導致新聞節目的權威性、公信力受損。這種“泛娛樂化”現象引發學界業界的擔憂。2011年7月，國家廣電總局專門召開“關于防止部分廣播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座談會”，于10月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意見》，對婚戀交友類、才藝競秀類等7類娛樂節目的播出套數、時長和時段等進行嚴格控制，從而為新聞和思想道德建設欄目“讓路”；2013年10月又推出“加強版限域令”，即《關于做好2014年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編排和備案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上星綜合頻道每年播出的新引進境外版權模式節目不得超過1個，并對歌唱類選秀節目作進一步限制。電視節目的泛娛樂化雖然引發了低俗化、同質化、跟風抄襲等行業問題，但也昭示了電視媒體市場意識的覺醒。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電視媒體在早期主要通過引進節目版權來推陳出新，保證節目品質；其后，經歷了學習模仿、融會貫通的過程，逐步擺脫了對國外版權的依賴，練就了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部分節目甚至實現了版權輸出。

二、文化轉向：創新驅動下的文化自覺

[摘要]校園文化建設是高校人才培養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互聯網等多元文化沖擊下，為保持吸引力，娛樂性元素被引入校園文化，形式多樣，內容豐富，但這也讓校園文化受到泛娛樂化的侵蝕。應對泛娛樂化入侵，需嚴肅校園文化，鼓勵校園文化在重視教育意義的前提下，優化形式，并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從而提升校園文化的育人價值。

[關鍵詞]泛娛樂化;嚴肅校園文化;育人價值校

園文化的作用在于通過顯性與隱性、物質與精神相結合的方式教育學生、培養學生。當今時代，在課外生活多樣化、互聯網信息豐富化的沖擊下，如何保持校園文化的吸引力和活力，是許多高校相關領域工作者共同關注的焦點。但過度娛樂性元素的引入，高校校園文化的教育性意義是否正在受到泛娛樂化的威脅，同樣值得警惕。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提到，使文化精神枯萎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奧威爾式的，即讓文化成為一座監獄；一種是赫胥黎式的，即將文化變為一場娛樂至死的舞臺。高校校園的日漸開放與豐富都預示著，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第一種的弊端。但一旦矯枉過正，受到赫胥黎式文化特征隱蔽性的蒙蔽，可能帶來的結果是讓校園文化陷入泛娛樂化的困局。“娛樂至死”警示教育者，娛樂不再是形式，而成為目的。這將與校園文化，乃至大學精神產生直接的內涵的沖突。

“娛樂至死”鑄成新階段校園文化牢籠

對“娛樂至死”的擔憂，隨著互聯網文化的強勢席卷愈發明顯。現階段的新形勢是：高校給予學生更多的選擇自由，一些工作者提出將游戲、娛樂理念引入校園文化建設中，從而與校園外的世界爭奪學生的注意力。在實際執行中，如何吸引學生被放到如何引導學生、給予怎樣的文化熏陶等考慮之上。

1.“娛樂至死”將挑戰校園文化教育的意義性

摘要：本論文對大眾媒體新聞“泛娛樂化”的趨向進行了剖析，并對新聞的職業道德、欄目的質量、新聞敏感及新聞線索、社會公信力進行了闡述。指出在現代社會，新聞輿論是否能健康、自由地發展，直接關系著這個社會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凈化、自我更新的功能，并強調了新聞記者及媒體工作者責任感的重要性。

關鍵詞：泛娛樂化；職業操守；虛假新聞；公信力

毋庸置疑，我們的新聞正在走向“泛娛樂化”。翻開一些報紙雜志，《網絡色狼求色劫財》、《激情相約約來警察》、《漂亮女教師賣身救弟》之類的噱頭充斥版面。打開廣播電視，幾乎在各個時段都能聽到看到主持人用輕松調侃的語氣播報的娛樂性新聞節目。對于媒介內容“泛娛樂化”及其帶來的相關問題，引發了傳媒業界的關注。2004年，《南方周末》發表的兩篇文章《崔永元炮轟電視庸俗化》和《電視為什么不能庸俗化》，標志著這一討論已經從專業問題擴大為一個公共性話題。筆者想就此談幾點自己的看法。

一、新聞“泛娛樂化”將使媒體喪失職業操守在市場經濟發達、生活節奏加快、資源緊張的今天，市民需要更多的關懷。讓市民暫時忘掉煩惱，并且能獲得大量的信息來幫助克服現實中的煩惱，是會受到廣大市民歡迎的。因此作為媒體來說，不僅要給受眾提供信息，還應該增強服務意識，娛樂受眾。從某種角度說，媒體內容的娛樂化也可以說是媒體人性化、新聞內容人性化的一種體現。

雖然，我們的生活需要娛樂和輕松，媒體當然也不例外。但這種“泛娛樂”的新聞報道方式是不可取的。過分地強調新聞的娛樂功能，必然會影響到其它功能的有效發揮，使新聞報道走入“娛樂”歧途。筆者以為，作為一個社會人(受眾)，可以對壞人壞事、奇人奇事、怪人怪事產生濃厚的興趣，也可以對那些壞人壞事、奇人奇事、怪人怪事產生濃厚興趣的觀眾付之一笑，乃至隨聲附和、喝彩叫好。而作為一個媒體人，一個以守望社會良知為己任的新聞工作者，就不能聽之任之，更不能投其所好。以這種方式獲取的高發行量、高收視率，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就是媒體見利忘義、“見死不救”的最好證據。

二、新聞的“泛娛樂化”是虛假新聞的溫床現代傳播技術的廣泛應用，使人們對新聞事件的感知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大量新聞事件的傳播實踐證明，在如今競爭異常激烈的社會中，媒體之間的競爭也異常殘酷，“適者生存”的生態法則同樣在媒介中得以體現。有些大眾傳媒，為了提高收視率或發行量，獲取豐厚的經濟效益，已經不是單純地聚集報道某新聞事件了，而是從各自媒體的特點出發，對新聞事件進行策劃，并進行創意構思，通過娛樂化達到吸引受眾眼球的目的。

據世界旅游組織在全球范圍內的調查顯示,“今后15年全球參加社會工作的人們每年將有50%以上的時間用于休閑,休閑經濟將在旅游產業體系中占據首位,休閑旅游產業將是第三產業中第一重要的產業”[1]。隨著休閑經濟時代來臨,人們休閑理念的日趨成熟和新休假制度的實施,休閑度假旅游也以其更加注重旅客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悅成為了時下國內旅游市場的新寵,并以其故地重游率高、對資源利用率高、效益突出等優勢受到各級相關部門及旅游界的高度重視,紛紛將其作為發展旅游業的重點來抓。安徽作為國內旅游大省,于2008年提出了“抓錢莊、造糧倉、建天堂”的目標,其中“建天堂”即要把安徽建設成為泛長三角旅游休閑的天堂。近年來安徽省大打“休閑牌”,以蕪湖方特、巢湖香泉、來安白鷺島、黃山醉溫泉為代表的一批旅游休閑度假產品投入運營,極大豐富了旅游產品類型,提升了旅游人氣指數。對安徽休閑度假產品進行研究,不但對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增強休閑旅游產品的競爭力,改變以往“南熱北冷”格局等方面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對指導安徽休閑旅游業發展,制定休閑旅游規劃方面具有理論和借鑒意義。通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對1999—2011年核心期刊中篇名為“休閑旅游”進行檢索發現,論文數目多達500余篇,可見休閑旅游已成為旅游界研究的重點方向之一,學者們已從多個研究視角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但通過進一步的檢索也發現,目前對休閑度假產品進行的研究還不多,而從省級行政區域進行研究更為鮮見。

1基本概念的探討

1.1休閑度假旅游

關于休閑度假旅游,目前學術界還沒有給出一個統一的定義。王瑩從游客的角度將其定義為:消費者支配自己的“閑暇”時間用于度假旅游活動,以達到放松、體驗、娛樂、健康和自我完善目的的行為和過程[2]。湯穎松等從休閑度假旅游的特征出發將其定義為:休閑度假旅游是以游憩、娛樂、度假、休養為主要目的,直接關注人的內在感受的一種較高層次的旅游形式,與普通旅游相比具有訪問地相對固定,強調休息、娛樂和保健,滯留時間相對較長,可重復消費及家庭化等特征[3]。筆者結合本文研究認為,休閑度假旅游是指依托溫泉、湖泊、森林、山地、鄉村、城市等旅游資源,利用閑暇時間外出進行令精神和身體放松的康體休閑方式,是一種集消閑、健身、娛樂、社交為一體的綜合旅游形式,是相對于觀光旅游而言的一種積極的、多樣化的休閑方式。

1.2休閑度假旅游產品

目前學術界對旅游產品的定義較有影響的大致可分為從旅游者角度出發、從旅游目的地角度出發和綜合以上兩個角度的第三類定義[4]。筆者認為李天元對旅游產品做出的定義更全面。他認為旅游產品包括總體旅游產品和單項旅游產品,總體旅游產品的概念從需求角度看,是指旅游者從離家外出開始直至完成全程旅游活動并返回家中為止這一期間的全部旅行經歷的總和;從供給(或旅游目的地)角度看,是指旅游目的地為滿足旅游者的需要而提供的各種旅游活動接待條件和相關服務的總和;單項旅游產品是指旅游企業所經營的設施和服務或旅游企業借助一定的設施向旅游者提供的項目服務[5]。筆者認為,休閑度假旅游產品是指通過對休閑度假型資源如溫泉、森林、湖泊、山地、鄉村等進行開發、設計、組合,提供滿足游客消閑、健身、娛樂、社交等需求的設施與服務的總和。

傳播學家W·施拉姆認為，大眾傳播媒介除了比較顯著的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之外，大眾傳播媒介的一般社會功能還包括傳遞社會規范及作用、協調公眾的了解和意愿以及行使社會控制等。所以說，大眾傳播媒介的娛樂功能只是這諸多功能中的一個小小分支。

可如今，泛娛樂化正成為不少媒體經營者運作媒體的“必殺技”——他們將媒體功能的綜合化轉向片面的單一娛樂化，認為嚴肅、權威的新聞，不再需要，一些人甚至認為，在新媒體時代，娛樂可以帶動一切，媒體就是娛樂。

于是，無論在報紙、廣播電視還是在網絡媒體中，娛樂新聞的比例加大，富有人情味、純知識性、純趣味性的、與人們的切身利益并無直接關系的軟新聞在新聞報道中大行其道，關系到國計民生及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硬新聞大大減少；嚴肅的新聞被娛樂的手法加以軟化而包裝成"娛樂信息"，強化新聞事件的戲劇性懸念或煽情性刺激，新聞越來越故事化、文學化。

表面上看，這種泛娛樂化行為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但后果是：大眾傳媒的社會責任感被忽視，嚴肅的新聞原則遭到了商業邏輯的損害，公眾利益也受到市場取向的威脅。

去年在全國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的“楊麗娟追星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蘭州《西部商報》在2006年4月披露，楊麗娟苦苦追求劉德華12年，楊父為其不惜變賣房產甚至賣腎。從楊麗娟接受采訪所說的話中，可以明顯地感到她語無倫次，邏輯混亂。從常識判斷，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孩不工作、不學習，生活被追星所主宰，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心理狀態？如果這時我們的媒體能夠用引導的態度報道這件事情，并幫楊麗娟進行心理救助，她就有可能走出追星的荒誕光圈。可是，媒體在做什么？在某些媒體的描寫下，楊麗娟是可笑的、病態的，她的家人是不可思議的。沒有人幫助他們，媒體甚至在誘導受眾去欣賞一場鬧劇。

摘要：“大眾文化”是當前文化市場上占比份額最高、影響范圍最廣的文化形態。大眾文化的審美雙面效應對青少年的審美價值觀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青少年對大眾文化的盲目接受容易導致審美品位低俗，審美能力弱化，審美主體意識缺失等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以學校為主對青少年開展大眾文化教育，培養青少年學生的大眾媒介素養，向他們普及大眾文化研究理論知識，為他們解析大眾文化癥候，促進他們大眾文化審美能力與素養的提升，從而有助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審美價值觀。

關鍵詞：大眾文化；青少年；審美價值觀

所謂“大眾文化”，是指“以大眾媒介為手段、按商品規律運作、旨在使普通市民獲得日常感性愉悅的體驗過程。”[1]它在我國興起于20世紀和21世紀交替的歷史性時刻，包括暢銷書、流行音樂、影視劇和廣告文化等多種流行文藝形態，是當前文化市場上占比份額最高、影響范圍最廣的文化形態。大眾文化的“泛娛樂化”特征容易傳導膚淺庸俗的審美趣味，使“審美”變為“審丑”，對青少年的審美價值觀有著重大的潛在危害和影響。“娛樂”本來是人在日常生活中休閑放松、追求精神平衡的一種正常需求，而“泛娛樂化”則是“資本操縱下的全球化產物，以微信、微博、網站、郵件等現代媒介作為最核心的載體，以粗俗搞怪的、搞笑娛樂的方式，向人們傳播淺薄的、無價值的信息，使人們達到精神上的快感、心理上的安撫。”[2]不同于幽默和諷刺依靠暗喻、反諷等精妙的藝術技巧使人發笑，蘊含豐富的思想內涵使人回味，“泛娛樂化”逗笑的主要手段往往是“解構”。

即是運用復制、拼貼等方法，通過悖離主流觀念，反叛傳統經典，破壞公律信條等方式構成矛盾沖突和陌生化懸念，形成使人發笑的心理刺激。對各種經典文本的惡搞、改編和濫用，大量“有意思沒意義”的娛樂視頻和影視橋段，都不僅在市井坊間廣為流傳，也深入到學校校園，“眩惑”著無數的青少年學生。從美學角度來看，“泛娛樂化”的大眾文化大多展演的是無深度、表面化的內容，呈現奇特怪異、荒誕不經的后現代風格，是一種“丑”的形態。“丑”的審美效應是負值的，顯示的是人生不應有的價值取向，從負面角度揭示人生不應當如此，因此對“丑”的欣賞需要經過否定之否定的復雜辯證過程，揚棄應被撻伐的“丑”的內容，才能領悟到與“丑”相反的“美”。如宮斗劇中渲染的腹黑生存攻略，現代言情故事中反復出現的“男財女貌”模式，都是在宣揚一種負面的價值觀念，是應該被否定和批判的對象。然而在“娛樂”的外衣包裹下，“泛娛樂化”之“丑”非但不容易被拒絕，更難被發現和識別。對于涉世不深，缺少人生歷練和反思能力的青少年，更是如此。所以應加強青少年的大眾文化教育，防止他們毫無戒備地接受“泛娛樂化”的大眾文化，在不完全懂得“審美”的情況下被動“審丑”，成為“愚樂”文化、“傻樂”文化的犧牲品。大眾文化是依托現代大眾傳媒進行工業化生產的流行文化，很擅于運用市場營銷手段打造時尚形象，制造熱點話題，吸引大批熱情沖動的年輕人趨之若鶩。在大眾文化的洪流中，如果青少年不能保持冷靜的頭腦，被大眾文化任意裹挾的話，不僅會浪費自己的審美情感，影響自己的審美能力，更會損害自身作為人的主體地位。在圖像化的大眾傳播語境中，和急于利益變現的商業節奏催促下，大眾文化往往沒有時間和耐心在打磨產品質量上下功夫，倒是樂于在簡便快捷的產品“包裝”上投入頗多。這就使得大眾文化的相關產品很有可能是表面光鮮亮麗，看上去很美，實則內里空洞無物，徒有其表而已。內心空虛、追求時髦的年輕人群很容易被這種虛假的“化妝術”欺騙，把自己的滿腔熱情和情感寄托在虛無的假象上，造成審美能力弱化，審美經驗淺表化。“美”作為體現人的自由本質的感性形式，與理性認知之“真”，倫理道德之“善”是協調統一的，三者共同構成人類文明與文化的元價值。然而陷入大眾文化營造的浪漫幻象的年輕人，總是忽略對與“美”協同一體的“真”“善”的追求，走上藝術欣賞，乃至人生追求的歧路。近些年來影視娛樂業所形成的“粉絲經濟”“飯圈文化”，作為大眾文化商業營銷的一個主要“癥狀”，顯示出的正是大眾文化對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控制性影響。狂熱的年輕粉絲們對包裝出來的“明星”亦步亦趨，緊緊跟隨，只被對方精彩“人設”所迷惑，根本不去探究其人的才學、品行、道德如何。他們奉“明星”為“偶像”，以此“充實”自己的人生，卻不知在虔敬的頂禮膜拜、忘我的投入奉獻中，已經喪失了自我，失去獨立自主意識，被虛妄的“偶像”剝奪了自己作為人的主體性。還有青少年崇尚的種種酷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對流行文化的模仿。標新立異的外觀形式，隱藏不住虛假的自欺欺人，精神信仰的空虛，和依隨他人的盲目。審美價值觀是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內心區分美丑的標準。人們對真假、善惡的分辨和選擇，體現著人生價值觀的取向，也對人生價值觀的樹立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人類審美的正確取向應該是在真善的導引下使人生美化、生活藝術化，享有藝術化的人生，這對個人和社會的發展來說都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正確的審美價值觀對他們的成長至關重要。目前大眾文化對青少年審美價值觀造成的傷害和影響，已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除了國家層面在大眾文化的生產傳播方面嚴加管控之外，家庭和學校也應擔負相應的美育責任。但因為家長的審美修養和大眾文化素養的水平參差不齊，未必能對孩子進行合理的美育教育，所以還是要由學校教育擔負主要責任。大眾文化在我國興起至少已有二十余年，已經快速發展成為最有影響的社會文化形態，但關于大眾文化的美育教育卻是嚴重不足，與大眾文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并不匹配。正如有研究者所批評的那樣：“一方面，學生們平時接觸的文化幾乎全部是大眾文化，……另一方面，他們學習的課程中居然沒有大眾文化！”[3]這一方面源于美育教育觀念上認識不夠，另一方面是缺乏成熟的可推廣借鑒的教育模式和實踐經驗，讓教育者即使有心卻不知從何下手。

長期以來，無論是基礎教育還是中高等教育，學校的人文教育基本是被經典文化、高雅文化所壟斷，即使有一些民間通俗文化的內容，也要經過一番“雅”化才能進入課本和課堂，大眾文化在學校教育中幾乎沒有立足之地。然而學子們已然深受大眾文化的浸潤和影響，所以才有“高雅文化進校園”這樣的活動來強化高雅文化教育，以抵制大眾文化的洪流。但在筆者看來，僅是抵制還不夠，還需要對青少年的大眾文化情結進行疏導，否則只會加重青少年文化接受中的叛逆情緒。這就需要拓展傳統的以經典文化、高雅文化為主的精英主義的美育觀念，大膽嘗試“大眾文化進課堂”，對青少年學生開展正面的大眾文化教育，與他們一起揭示和探討大眾文化的問題，而不再是回避。關于大眾文化教育開展的方式方法，也并非完全無處可尋，無跡可考，事實上已有相關研究和實踐給出了經驗和啟示。在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在高等教育中早已被納入相關專業的必修課程，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尤其受到重視。在我國，21世紀之初，大眾文化教育也開始進入了高校課堂。王一川主編的《大眾文化導論》和陶東風主編的《大眾文化教程》等優秀教材陸續問世，并不斷再版更新，為大眾文化教學的開展提供了有益的教學參考。但是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國高等院校的大眾文化教育沒有受到足夠重視，實際進展比較有限。大眾文化課程一般只在新聞傳播學科相關專業開設，或者干脆沒有開設，更很少被列入通識教育計劃。高等院校的情形尚且如此，中小學就更加缺乏大眾文化教育意識，造成青少年大眾文化相關知識的空缺，為青少年接受大眾文化的負面影響埋下隱患。當然，大眾文化教育應根據教育對象的特點設定相應的教育方式方法，比如高校的大眾文化教育可以開設專門課程，理論性更強，而中小學的大眾文化教育則更需融入美育、德育相關課程，較多采用專題討論的方式。但總的來說，從保證教學效果，利于實現加強青少年普遍的大眾文化素養目標考慮，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注重個案分析的方法比較可取。而在教育內容方面，可以從培育青少年的大眾媒介素養，普及大眾文化研究理論知識，和解析大眾文化產品癥候幾方面入手，切實提升他們對大眾文化的審美辨識能力，涵養他們正確的審美價值觀。培育青少年的大眾媒介素養是指向青少年傳授關于大眾傳播媒介的知識，增強他們接受媒介信息時的主體意識，提升他們接受大眾文化的自主性。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以網絡為核心的大眾媒介深入到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大眾文化就是依托現代大眾傳媒而興起和運行的流行文化。大眾媒介的網絡化、圖像化、數字化、虛擬自由、互動性強等特征為大眾文化俘獲受眾提供了有利條件。缺乏媒介素養的受眾是很好的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卻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和批判者，心智不夠成熟的青少年更是容易隨波逐流，迷失在媒介信息的汪洋大海。有國內研究者指出：媒介素養的核心理念之一，即是“受眾不是被動地接受媒介內容，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和特征來確定、詮釋媒介訊息的含義，并對媒介施以影響”，[4]也就是說受眾接受信息要具備主體性意識。著名媒體文化研究者波茨曼曾強調清醒的媒介意識對抵御媒介控制的重要作用：“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對媒介的神秘感，我們才有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5]并且在他看來，唯有通過學校教育才能解決這一問題：“幫助年輕人學習解讀文化中的象征是學校不可推卸的責任，要做到這一點，學生應該學會怎樣疏遠某些信息形式。我們希望學校應該把這樣的任務納入課程之中，甚至成為教育的中心。”[5]的確，像魔術揭秘一樣，向青少年揭示媒介信息傳播的外在流程與隱性目的，將有利于消除媒介宣傳對他們的神秘誘惑，增強青少年接受媒介信息時的主體意識。而在正確的媒體觀引導下，青少年也能對大眾文化生產與傳播有較清晰的認識，能夠主動自覺地規避和疏遠文化污染，發揮出自己的審美主體作用。大眾文化研究理論知識的普及是指向青少年學生介紹和講解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知識，增強他們的大眾文化理論素養，提升他們的審美思維和審美境界。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理解大眾文化的實踐立場，馬爾庫塞對發達工業社會中“單向度的人”的否定和警示，以及波德里亞對消費社會的闡釋等理論知識的學習，都可以促進青少年理性思維的進步，加深對社會現實的理解與思考，培育他們唯物辯證思維的發展，陶冶他們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和闊大的人道主義情懷。而這也正是追求人類最高自由的審美精神的價值要求。

與大眾文化理論知識普及相配合，對代表性的大眾文化癥候解析必不可少。兩者結合，可以有效發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優勢，切實提升青少年的大眾文化鑒別欣賞能力。大眾文化的癥候是指那些思想傾向不良，像疾病一樣影響大眾文化健康發展，具有負面影響作用的大眾文化現象。如影視創作上的諸種“神劇”，審美潮流上的“小鮮肉”“陰柔風”。因為有強烈的娛樂效果，廣大受眾不僅難以發現這些癥候，反而為其鼓掌喝彩，青少年更是容易深陷其中，盲目模仿攀比。在大眾文化教育中，運用相關理論知識幫助青少年發現癥候，刺破它的丑惡，將有助于加深青少年對大眾文化理論的理解和吸收，增強他們大眾文化鑒賞的實踐能力，可以有效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審美觀。總之，在當今的大眾文化時代，對青少年開展大眾文化教育有著迫切的現實需要。這不僅關系到青少年審美價值觀的構建問題，更影響到青少年人生觀、世界觀的價值取向。而以大眾文化教育促進青少年審美價值觀的培育，對青少年認識世界、人生成長都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青少年開展大眾文化教育，有利于幫助他們樹立真善美協同一體的正確審美元價值觀念，增強他們的審美主體意識，提高青少年對不良大眾文化的免疫力，促進和保護青少年精神世界的健康發展。

摘要：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針對新時代中國文化領域發展現狀，推進傳統文化普及化、外來文化本土化，將高雅藝術融入人民群眾生活，實現通俗化發展，滿足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該文主要以近年來文化類節目為對象，在簡述中國高雅文化通俗化發展趨勢的基礎上，多角度分析新時代高雅藝術通俗化發展的原因，并就下一步發展路徑進行創新探索，提出發展意見。

關鍵詞：新時代；高雅藝術；通俗化；文化類節目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群眾對文化藝術的需求從簡簡單單的“觀看”逐步過渡到“欣賞”，從單一逐漸走向多元，從娛樂生活轉向豐富自我。面對人民群眾在精神文化層次更高標準的需求，文化行業應逐步拓寬自身領域，結合新時代文化產業發展情況，在高雅藝術現有的群眾基礎上推進通俗化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高品質藝術文化的需求，開拓更廣闊的發展路徑。

1中國高雅藝術通俗化發展趨勢概述

在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都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全媒體時代，高雅藝術越來越低影響和介入人們的生活，迎來新的發展契機。利用文化類節目利用新時展機遇推動高雅藝術通俗化發展進程，首先要對進行通俗化的高雅藝術進行概念界定，在結合實際的基礎上概括出高雅藝術通俗化發展趨勢的特征。1.1高雅藝術的概念界定。迪吉馬奧認為，在19世紀，美國上層階級通過支配和控制某些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展出，向下層階級索取高額門票，限制他們接觸這些文化背景，有意制造了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之間的區分。高雅藝術從此也成為與大眾藝術相對立的一類藝術形式。隨著社會發展，高雅藝術的階級邊界逐漸模糊，但由此帶來的傳播界限仍然存在。在這一理解的基礎上，張琦提出現代社會對高雅藝術認識逐漸轉變為因其自身形式、傳播途徑或其他原因，現階段還不為廣大群眾所熟知的，可以通過現代大眾傳媒為人民群眾所了解欣賞的藝術文化。以“高雅藝術”指代并不具有任何褒貶含義，如同“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其與通俗藝術從來都不是對立的存在，而是共生共存，共同組成人民群眾所需的精神文化體系。1.2高雅藝術通俗化發展現狀。自中國發展進入新時代以來，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現多類型、高品質、滋養性的發展趨勢，相應的也引起了文化藝術形式的轉變。以文化類節目為例，高雅藝術以多種形式逐漸滲透進群眾生活，在總體趨勢上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2.1內涵。重定義將高雅藝術以節目形式進行通俗化傳播，核心就是其文化內涵。目前文化類節目的普遍都采取對節目所傳播的高雅藝術的內涵重新定義的方式，進行通俗化解釋。將文化內涵重新定義，就是打破一切限制其發展的藩籬，確立觀眾普遍可接受的，將綜藝娛樂性與藝術欣賞性結合的新的內涵。近年來，文化類綜藝節目以創新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新范式火熱熒屏，成為中國電視綜藝節目的一股清流。以中央電視臺為代表的主流媒體發揮示范引領作用，推出的《經典詠流傳》《中國詩詞大會》等一系列節目成為傳播“爆款”，打破詩詞文化以往鉛字形象的刻板印象，以受眾視角進行通俗化的解釋，重塑“傳統可學習性、文化可娛樂性”的內涵。這種方式不是讓高雅藝術走下神壇，而是從多個方面搭建起觀眾通往藝術殿堂的橋梁。1.2.2形式原創化。文化類節目不同于綜藝性節目，它以文化傳播為根本目的，在短時間內讓觀眾獲取大量的知識信息，故形式較為單一。目前文化類節目主要分為競賽、專題、知識講座、鑒寶、訪談以及綜藝等幾種類型。目前以取得成功的文化類節目堅持原創原生，避免走“外來引進”的老路，在制作、編審、內容、推廣等方面以滿足大眾精神文化需求為導向，體現新時代中國文化類節目本土性特征，實現節目形式的原創化。原創新形態聲樂節目《聲入人心》，發掘音樂劇藝術與其產業化發展所綜合構建的動態傳導形式，由音樂劇歌曲入手，以充滿美感的舞臺表演、疊加選手故事的方式“潤物無聲”地向觀眾推廣了音樂劇，縮短觀眾與高雅音樂間的距離，勾起人們對歌曲所涉及劇目的好奇心。原創的節目形式實現了口碑與收視率雙豐收，也推進音樂劇在中國的推廣和產業化發展的進程。同時，因其原創的節目形式和深刻的藝術內涵走出國門，得到世界的認可。基于高雅文化自身特質進行原創化探索，不僅能找到最適用的方式對高雅文化進行通俗化推廣，而且可以避免高雅與通俗之間的沖突，保證節目口碑與影響力。

2推進高雅藝術通俗化發展的原因分析

摘要：當前，電視綜藝文化節目普遍存在著泛娛樂化的傾向。在泛娛樂化形勢之下，如何既維持收視率，又保持一檔節目的獨立品格，山東衛視的《我是先生》探索出了一條頗有特色的道路。《我是先生》是一檔以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宗旨、展現優秀名師為特色的電視綜藝文化節目，在選題上表現出了獨特的堅守和擔當。它秉持“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道精神，發掘諸位教師身上的故事，展現不同教師的風采，弘揚了傳統文化，塑造了中國風格。《我是先生》既是一檔“真人秀”節目，同時也融合了演講、訪談等多種元素，其中“好學團”嘉賓的對話和相聲演員高曉攀的相聲推介，使節目本身表現出“混搭”的特點，在節目形態上展現了多種探索和創新。

關鍵詞：《我是先生》；師道精神；“真人秀”；“混搭”；綜藝節目

面對大眾傳媒競爭日益激烈的多屏時代，電視傳媒如何利用自身的媒介優勢來實現電視節目的文化堅守和創新，山東衛視的《我是先生》電視節目，走出了一條既堅守了傳統文化，又實現了探索與創新的新路。2015年10月28日，由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主辦的“泛娛樂時代電視文化節目的堅守與創新——《我是先生》節目研討會”在北大舉行。與會學者們對《我是先生》在電視節目泛娛樂化形勢下挖掘文化內涵、探索節目創新的努力給予了高度肯定，認為它打破了文化節目叫好不叫座的魔咒，成功實現了收視率和口碑雙豐收。《我是先生》是山東衛視聯手唯眾傳媒共同打造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宣導真人秀節目。該節目于2015年6月21日開機，于2015年7月5日首播，其后每周日晚21：20播出，在各大衛視真人秀節目扎堆的周日熒屏大戰中，它以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這一嚴肅的主題，贏得了良好的口碑，又獲得了相當高的收視率。它的成功引起了我們的關注與思考。

一、電視文化節目的堅守與擔當

在國際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雙重夾擊之下，電視節目的生存空間遭到了空前壓縮。為了爭取收視率，拓展電視節目的生存空間，中央電視臺和各大衛視紛紛推出了自己的“真人秀”綜藝文化節目。這些節目看似樣態繽紛，實際雷同不少，品質參差不齊，有的也呈現出積極向上的活力，但普遍存在著浮躁、淺表的傾向。山東衛視的《我是先生》是一檔以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宗旨、展現優秀名師為特色的電視綜藝文化節目。該節目第一季邀請國內72位優秀教師開壇論道，為觀眾開課講授，展現當代師者風范。這些名師，有被譽為“東方舞蹈女神”的陳愛蓮老師、中山大學天文與空間科學研究院李淼老師、為保護古建筑四處奔走的湖南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柳肅老師、視傳播國學為己任的古琴大師行者先生、能將英文歌詞翻譯為優美古詩詞的中南大學“女神老師”孔瑋，等等。節目播出后，這些名師在網絡上積攢了眾多人氣，網友們紛紛留言表示這些教師展現了師道風采，展示了可貴的教育精神，體現了寶貴的師道傳承。在當下的電視文化節目中，《我是先生》無疑是一檔有特質的節目。談及《我是先生》的節目初衷，山東廣播電視臺臺長呂芃表示，為了響應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號召，山東衛視決定重點推出一檔傳揚歷史優秀文化、弘揚優秀名師的節目，于是就有了《我是先生》。呂芃認為，在今天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弘揚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優秀師道文化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這促使我們把《我是先生》作為匡正世道人心的一個具體切入點。”《我是先生》秉承“有先生，中國強”的理念，遍邀全國人氣名師，拓展三尺講臺，將一堂堂“別人家老師的課”請上熒屏，既弘揚了傳統文化，又為人們展示了當代教師風采，顯示了電視節目的堅守，被人們譽為“一檔有擔當的電視節目”。不同于明星扎堆、泛娛樂明星充斥熒屏的其他綜藝節目，《我是先生》另辟蹊徑，它從傳承文化、教誨眾生的出發點去做節目，匯聚全國各領域建樹頗豐的“大神級”人氣名師，或莊嚴論道，或展示風姿，對冷話題做熱思考，在選題上表現出了獨特的堅守和擔當，給泛娛樂化的電視節目現狀帶來了一股清風。當然，這個節目不是簡單的說教，而是注意講好故事。在這些登臺的人氣名師背后，都凝聚著一個個有意思的中國故事：中山大學天文與空間科學研究院講授量子物理的李淼教授同時又是一位詩人，湖南大學建筑學院柳肅教授一直致力于古建筑的保護，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特殊教育學校校長邱新會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從事殘疾兒童教育，荷蘭樂安東先生則不遠萬里來到景頗山寨為少數民族孩子開辦培訓學校……每一個人物背后，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我是先生》在把不同領域的人氣名師請上熒屏的同時，實際上又在發掘這些教師身后的故事，既傳承了文化，又講述了一個個中國故事，展示了這些教學名師身上的中國風格，使得節目“有笑點、有淚點、更有亮點”，讓人們感受到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獨特傳承。在電視節目快餐化時代，《我是先生》保持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冷靜思考。中國傳媒大學苗棣教授稱《我是先生》體現了“不拘一格下的文化堅守”。

二、“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