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范文10篇

摘要：控辯平等對抗是人權保障的要求，是訴訟化的要求。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雖然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合理因素，增強了訴訟的對抗性，但是并未真正實現控辯平等對抗。控辯平等對抗不僅存在于審判階段，而且存在于審前階段。由于雙方的角色和任務不同，決定了控辯雙方注定存在一些固有的不平等。

關鍵詞：平等對抗；價值；現狀；實現

控辯平等對抗是當事人主義訴訟的集中體現。我國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合理因素，增強了訴訟的對抗性，但是并未真正實現平等對抗。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深入，人權保障觀念的加強，人們逐漸認識到應當實現真正的控辯平等對抗。本文擬對我國實現控辯平等對抗的相關作一探討。

一、控辯平等對抗的涵義

控辯平等對抗，是指控訴方和辯護方在刑事訴訟中享有平等的地位，為此法律應當賦予雙方相應的權利，規定相應的義務，以保證訴訟雙方實力上的平等，從而形成平等對抗的情勢。對控辯平等對抗應當從以下方面來理解：

（一）“控”和“辯”

〔論文摘要〕現代社會出現了很多道德困境，這導致以解決道德難題為使命的應用倫理學的產生。依據道德困境產生的原因，可以把道德難題區分為三類，即相關事實不清而導致的事實性難題；道德規范缺失和沖突而導致的規范性難題；以及道德范疇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難以確證而導致的元倫理難題。規范性難題是應用倫理學研究和實踐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難題，主要表現為三類：規范缺失性難題、規范沖突性難題和角色沖突性難題。其中，規范缺失性難題和對抗性的規范沖突性難題，是應用倫理學關注的重點。我們還通過對代際正義、環境倫理學、安樂死以及醫生角色沖突的具體分析，揭示了這些道德難題的具體內涵，為我們解決這些難題提供了指引。

〔論文關鍵詞〕道德困境道德難題規范缺失規范沖突角色沖突

現代社會出現了很多道德困境，這導致以解決道德難題為使命的應用倫理學的產生。一般而言，我們只要有了對特定的道德情境和與此相關的道德規范的理解和把握，在權衡利弊得失之后，就可作出道德判斷和選擇。這里不存在道德困境。但如果我們在做出道德判斷和選擇時，對相關事實情境的理解有分歧，可依據的道德原則又相互沖突，或是道德范疇及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難以確證，就會陷入難以進行道德判斷和選擇的困境。這時道德難題就出現了。由此，我們可以依據道德難題產生的原因，把道德難題區分為三類：即相關事實不清而導致的事實性難題；道德規范缺失和沖突而導致的規范性難題；以及道德范疇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難以確證而導致的元倫理難題。規范性難題是應用倫理學研究和實踐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難題，主要表現為三類。

一、規范缺失性難題

現代社會的道德困境往往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傳統的倫理學理論和道德規范體系似乎已無力引導我們走出困境。按憂那斯的說法，這是因為傳統倫理學具有的如下幾個特征。(1)在時間上具有當下性。它們都對活動的直接標準加以規定,并且活動的主體和對象是同時存在的。(2)在空間上具有相鄰性。倫理地域被限定在這樣一些范圍內:倫理主體和對象作為鄰居、朋友或敵人相處,或作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弱者與強者以及所有人與人相互作用的角色相處。所有的德行對于這些相近的活動范圍都適用。(3)倫理學知識注重此時此地,是一種適用于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知識。由于傳統倫理學的上述特點，其確證和提供的道德規范適應的是傳統社會的道德實踐，但由于現代社會出現了處于傳統倫理學視野之外的具有嶄新性質的活動領域和利益關系，要調整這些活動和關系，必然面臨傳統倫理學理論和道德規范體系的某種空白而出現道德難題，即所謂規范缺失性道德難題。

代際正義就屬于這類難題。代際正義是調整人類社會世代之間的利益關系的道德規范。我們可以把社會中各個世代之間的關系主要歸納為三種形式：家庭中的世代關系、同時存在的各個世代之間的關系和跨越時間的非同時存在的世代之間的關系。顯然，就家庭中的世代關系而言，我們清楚對于長輩和后代應盡的道德義務。如父母子女之間的相互義務，對于未成年的子女來說，父母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對于成年的子女來說，對長輩有贍養盡孝的義務。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就會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制裁，在這里沒有規范缺失的問題。就同時存在的各個世代之間的關系而言，我們也清楚無論對于上代還是后代都有應該履行的道德義務。如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義務教育制度的建立，都規定有代際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因此，在處理同時存在的世代之間的倫理關系時，也不存在規范缺失的問題。規范缺失性道德難題只出現在跨越時間的非同時存在的世代之間的關系之中。這個意義上的代際正義主要調整的是非同時存在的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的關系，這里的后代人是指“和現在的世代沒有重疊的那些世代”［1］，具體來說是“那些將生活在未來，但是直到現在最后一個活著的人死亡以后還沒有出生的未來世代”［2］。AvnerDe-Shalit準確地概括出了這種世代之間關系的五個方面的特征［3］。（1）對這個世代關系中的世代之間的傳遞問題，人們必須考慮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現在的資源更符合未來的生產潛力要求，因此，從一個世代到另一個世代的物品傳遞意味著后者將獲得比前者因此遭受到的損失更多的價值。（2）在這種世代關系之中，預測后代人的需要和偏好是困難的，即使能夠預測，在與當代人的需要和偏好進行比較的時候，也是極為復雜的。（3）我們與后代人在經濟上的交流完全是單向的。我們為后代人進行儲蓄、或對他們施加經濟壓力，他們都不可能進行回應，或者是在經濟學意義上對我們進行“懲罰”。（4）后代人的人口規模是未知的。在這種世代關系中，不同的人口規模將影響對各種物品的分配方式。反過來，不同的分配方式又對后代人口的數量和身份產生影響。（5）在這種世代關系中，許多當代人采取行動的結果是不可逆轉的。例如，造成某種物種滅絕的行為。這種不可逆轉性影響了我們對后代人義務的本質問題的思考。

抗生素是多數感染性疾病治療的有效藥物，可有效抑制或殺滅細菌、真菌或其他微生物，其品種規格多，臨床應用廣泛，使用頻率高，且在醫療費用中所占的費用比例較多。但近年來，多數醫生或患者依賴于抗生素治療，導致其應用存在濫用現象，而增加了細菌耐藥性和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也增加了醫療費用[1]。為了規范抗生素的應用，提高其合理應用，本研究選擇我院住院應用抗生素治療的患者90例，根據治療方法分組，分析了臨床藥學干預對抗生素臨床合理應用的影響，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17年6月～2017年12月我院住院應用抗生素治療的患者90例，根據治療方法分組。觀察組男22例，女23例；年齡19～60歲，平均40.71±5.53歲。其中，內科患者有15例，外科患者有16例，婦科患者有10例，其他科室患者有4例。對照組男23例，女22例；年齡20～60歲，平均40.45±5.52歲。其中，內科患者有15例，外科患者有16例，婦科患者有11例，其他科室患者有3例。兩組一般資料無統計學差異。1.2方法。對照組給予常規的抗生素用藥指導；觀察組則給予臨床藥學干預：（1）邀請資深藥師和專家對臨床醫生加強抗生素相關專業知識及使用規定的培訓，提高臨床醫生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認知度，使其掌握抗生素使用權限管理、應用原則、不良反應處理流程，并掌握抗生素藥理作用、適應證、用法用量、不良反應、相互作用和注意事項等。（2）藥師參與設計抗生素用藥方案。要求臨床藥師深入至科室，協助醫生在正確時機為患者處方提供正確的抗生素和正確的劑量，參加抗生素處方審核，對抗生素處方進行評價，對于不合理的處方進行干預，說明不合理之處，并指導醫生修訂處方。（3）獎懲制度的制定。各個應用抗生素的科室需嚴格制定抗生素使用適應癥，每個月檢查抗生素的應用情況，對于不合理用藥情況給予通報，并及時整改。（4）抗生素管理方面。加強對抗生素的分級管理（非限制級、限制級、特殊級），加強抗生素指標要求專項整治和耐藥監測，加強抗生素敏感試驗的及時性、準確性，并從藥品的性能、廠家、批次、存放、發放等方面入手，層層登記，嚴格把控抗生素各個環節的“質”、“量”關，保證抗生素的有效性和有量性。1.3觀察指標。比較抗生素知識認知、抗生素用藥依從性、抗生素使用時間、抗生素藥物費用；抗生素使用的不良反應。1.4統計學方法。SPSS15.0統計，x±s為計量資料并作t檢驗，%表示計數資料作x2檢驗，P＜0.05顯示差異顯著。

2結果

2.1兩組抗生素知識。認知、抗生素用藥依從性、抗生素使用時間、抗生素藥物費用相比較觀察組抗生素知識認知、抗生素用藥依從性、抗生素使用時間、抗生素藥物費用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2.2兩組副作用相比較。觀察組抗生素使用的不良反應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3討論

演講與辯論 論辯的過程是一個對抗與反對抗的過程，而對抗中又以例證對抗為常見。因此，本文想以例證對抗為例，談點反對抗技巧。

從構成對抗的例證本身尋找反對的突破口

95國際大專辯論會半決賽第二場中有這么一節辯詞：

正方：可是我們也知道香港“九七”就要回歸祖國，我們聽說要頒布《基本法》，可沒有聽說要頒布“基本道德”呀!

反方：……我深深記得對方三辯同學在前幾天的辯論場上曾經說過：在我一張伶牙俐齒之下是一顆善良美好的心靈（笑聲），那為什么不說是顆“法律心靈”呢？（掌聲）

正方立場是“社會秩序的維系主要依靠法律”，于是以強調法律的重要性為立足點。舉香港將頒布《基本法》為例向反方發難，反方立即就地取材反唇相譏，與之構成尖銳的對抗。贏得了觀眾的喝彩。

細菌感染可引發多種疾病，抗菌藥物是臨床常用藥物，合理使用抗菌藥物，不僅能夠提高治療效果，還可有效減少耐藥菌的出現[1]。我國抗菌藥物的使用率屬于國際較高水平，尤其是廣譜抗菌藥物的使用率，且不合理用藥情況在常規管理中，難以得到有效控制[2]。為改善不合理用藥現象，本次研究中對觀察組患者行藥學干預，效果滿意，現總結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我中心2017年5月-2018年1月260例患者，根據隨機數表法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每組130例。納入標準：自愿參與并知情同意；無藥物過敏史；無精神疾病史或認知功能障礙；年齡≥18歲。排除標準：妊娠期或哺乳期患者；中途退出者。觀察組男80例，女50例，年齡18-60歲，平均（42.12±2.36）歲；對照組男70例，女60例，年齡18-65歲，平均（42.27±2.88）歲,2組一般資料比較無意義（P＞0.05）。1.2方法。對照組：遵醫囑服藥，醫護人員行常規宣講，叮囑注意事項。觀察組：（1）抗生素知識宣講：護理人員對抗生素使用知識進行講解，同時告知患者藥物使用期間可能出現的不適癥狀，促使患者提前做好心理準備，確保治療能夠順利開展。定時組織醫護人員培訓，強化其對抗生素知識認知，提升合理使用的意識。（2）藥師干預：藥師積極與患者溝通交流，判斷其認知情況治療期間，積極主動詢問患者治療感受，及時解答疑惑，提升治療依從性，指導患者正確用藥，告知用藥禁忌。藥師在日常工作中，對臨床用藥信息進行收集、整理，同時制作不良反應觀察表，對出現的不良反應進行記錄。密切觀察患者用藥情況，定期詢問，如出現異常情況，及時與臨床醫師聯系，給予處理，避免延誤病情。（3）處方單審核:藥師對處方單進行審核，嚴格遵循用藥指導，結合臨床經驗及相關文獻支持，對不合理處方單與臨床醫師進行商討，確保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4）強化管理：成立監督小組，對抗生素使用情況進行定期審核，對出現的不合理進行總結、探討，制定合理改善措施。對出現多次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現象的醫師，及時處罰；對未出現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醫師給予獎勵。促使醫護人員能夠不斷進行學習，提升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識，從而減少濫用現象。1.3觀察指標。統計兩組患者抗生素使用費用、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情況及抗生素在藥物治療中所占的比例，進行對比。1.4統計學分析選用SPSS19.0統計軟件處理，計量資料用（-x±s）表示，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表示，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兩組患者抗生素使用費用比較。觀察組抗生素費用為（157.65±2.34）元，對照組抗生素費用為（160.97±2.36）元，兩組數據比較差異顯著（t=11.390，P=0.000）。2.2兩組臨床用藥情況比較。觀察組抗生素使用比例及不合理使用率均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詳見表1。

3討論

近些年抗生素種類在不斷加多，使用率也愈來愈高，導致因濫用抗生素引發的不良事件也隨之不斷增加，不但會對臨床療效造成影響，還可能損傷患者肝腎功能。不合理用藥的因素眾多，臨床應當針對具體原因采取相應干預措施，以此減少抗生素的不合理應用[1]。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實施藥學干預對抗生素臨床合理應用的影響，特選擇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第二人民醫院藥學部130例患者展開研究，詳細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17年10月～2019年2月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第二人民醫院藥學部收治的患者130例作為研究對象，隨機將其分為藥學干預組與常規干預組，各65例。其中，藥學干預組男37例，女28例，年齡18～62歲，平均（38.5±2.7）歲；常規干預組男37例，女28例，年齡18～62歲，平均（38.5±2.7）歲。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1.2一般方法。常規干預組患者不給與藥學干預，藥學干預組患者給與藥學干預，具體方法是：①知識宣教：由臨床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員培訓護理人員關于抗生素臨床應用的有關知識，提升護理人員對抗生素的正確認知與了解，讓護理人員知道在抗生素實際應用過程中還需要引導患者準確使用。②嚴格控制抗生素的應用：全面評估院內抗生素的使用狀況，制定合理的審批制度來對抗生素的應用進行規范，使用抗生素前必須要醫師簽字確認。③規范細菌監測流程：部分患者在使用抗生素治療時要先實施細菌藥敏實驗，必須規范細菌監測流程，再依據實驗結果對治療方法進行調整。④強化用藥管理：安排專門的醫師管理抗生素，按照患者病情與細菌藥敏實驗結果來制定臨床藥學標準，對患者的用藥方案予以合理調整，以此保證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1.3觀察指標。觀察并對比兩組患者的抗生素藥物使用情況，包括抗生素處方比率、抗生素不合理應用率以及不良反應發生率。1.4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25.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n）、百分數（%）表示，采用x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藥學干預組65例患者的抗生素處方比率是46.15%，抗生素不合理應用率是3.08%，不良反應發生率是4.62%；常規干預組65例患者的抗生素處方比率是69.23%，抗生素不合理應用率是15.38%，不良反應發生率是18.46%。對比兩組患者的抗生素使用情況，藥學干預組的抗生素使用率、不合理應用率以及不良反應發生率均要顯著比常規干預組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3討論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行政結構化的國家所有權現狀；主體分離: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關系改善的必由之路；重建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關系的理論構想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主體重合是我國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關系現狀的最顯著特征、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結合于政府一體、行政等級結構與國家所有權、行政地域結構與國家所有權、行政部門結構與國家所有權、綜合性的經濟職能管理部門與行業性的經濟職能管理部門、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的一體結合，使得國有產權管理職能與政府行政管理職能不分、政府內部分權、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的分離是相對的分離，并非絕對的分離、重建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關系的一般原則、行政權對所有權的作用理論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主體重合是我國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關系現狀的最顯著特征，兩權都集中于政府一體行使，一體結合的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使得國家所有權的運轉往往借助行政權力結構運行系統，引發出多重對抗關系，為權力進入市場，權力對抗競爭提供了媒介與載體。產權改革不應尋求和強化這種一體化的模式，而應當探索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分離的道路。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的分離應當采取主體分離的方式，通過國家所有權主體形態的重新塑造實現行政權與所有權從權能結構到組織形式、法律資格的完全分離。主體分離后的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也需從作用原則、作用特征、作用理論等方面進行合理構建，以適應產權改革和建立科學的宏觀經濟調控法律體系的要求。

關鍵詞:行政權/國家所有權/產權改革

主體重合是我國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關系現狀的最顯著特征，兩權都集中于政府一體行使。這就形成了政府既代表國家行使經濟行政權，又代表國家行使國家所有權的雙重權力主體格局。產權改革的步伐邁至今日，已觸及到產權關系的實質與要害，即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一體狀態下能否求得產權效益與行政效能的雙重兼顧，本文擬從國家所有權與行政權在結構淵源上的本體關系探討兩者之間的邏輯聯系與法律關系，以期找到兩者之間的合理接觸點。

一、行政結構化的國家所有權現狀

行政權與國家所有權結合于政府一體，使得政府既要設計經濟行政權的運行軌道，又要設計國家所有權的運行軌道，這兩者很容易合二為一或者互相借用。從國家所有權的實踐來分析，其流轉方式與行政權限結構是緊密結合的，并且帶有國家所有權運轉行政結構化的特點。

摘要：攻擊和防御是對抗的兩個基本方面。本文首先對信息網絡的對抗機制進行了歸納分類，然后討論了各種信息網絡防御機制，重點分析了不同防御機制中所存在的脆弱性，并提出了相應的攻擊機制。最后，對當前信息網絡對抗機制間的攻防關系進行了總結。

關鍵詞：信息網絡網絡對抗網絡攻擊網絡防御

引言

信息網絡對抗作為信息作戰的主要形式之一已獲得了各國廣泛地認同，一些西方國家甚至專門組建了網絡作戰部隊，組織實施針對信息網絡的對抗活動。從概念上講，信息網絡是廣義的，一切能夠實現信息傳遞與共享的軟、硬件設施的集合都可以被稱為信息網絡。因此，信息網絡并不完全等同于計算機網絡，傳感器網絡、短波無線電臺網絡、電話網等都屬于信息網絡的范疇。本文所討論的信息網絡對抗主要涉及計算機網絡，對其他類型的信息網絡也有一定的普適性。

信息網絡（以下簡稱為網絡〕對抗包括攻擊和防御兩個方面，本文首先對網絡對抗機制進行了歸納分，然后討論了各種網絡防御機制，重點分析了不同防御機制中所存在的脆弱性，并提出了相應的攻擊機制。最后，對當前網絡對抗機制間的攻防關系進行了總結。

1、網絡對抗機制的分類

【摘要】目的探討臨床藥學服務對抗生素不合理用藥情況及患者經濟負擔的影響。方法抽取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前2019年1—12月門診處方中含抗生素的處方1152張，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后2020年1—12月門診處方中含抗生素的處方1026張進行分析。比較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前、干預后的臨床不合理用藥情況，包括選藥、給藥方式、使用劑量、聯合用藥；比較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前、干預后的抗生素藥物費用、抗生素藥物總金額占處方用藥總金額的百分比。結果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后，抗生素的選藥、給藥方式、使用劑量、聯合用藥不合理比例明顯低于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后，抗生素藥物總金額占處方用藥總金額的百分比低于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后能減少臨床抗生素不合理應用情況，促進合理用藥，減少抗生素費用，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

【關鍵詞】臨床藥學服務；抗生素；合理應用；經濟負擔

抗生素主要由人工合成或各種微生物的次級代謝產物制成，廣泛用于治療和控制感染性疾病及預防感染等[1]。抗生素應用過程中可導致病原菌耐藥性增長，不合理應用抗生素容易增加病原菌耐藥，導致耐藥菌、多重耐藥菌（MDRO）出現，增加治療難度，導致藥物資源浪費，甚至造成治療失敗，延誤患者的病情[2-3]。規范抗生素的臨床應用是減少抗生素不合理應用的關鍵。藥學服務是通過藥師干預、提供相關的服務，其能夠發現抗生素在臨床應用中存在的問題，及時進行處理，促進抗生素的合理應用。本研究觀察了臨床藥學服務對抗生素不合理用藥情況及患者經濟負擔的影響，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抽取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前2019年1—12月門診處方中含抗生素的處方1152張為對照組，臨床藥學服務干預后2020年1—12月門診處方中含抗生素的處方1026張為研究組。對照組處方來源：急診科233張、兒科262張、內科179張、外科105張、婦科135張、耳鼻喉眼科177張、其他61張。研究組處方來源：急診科217張、兒科230張、內科165張、外科97張、婦科126張、耳鼻喉眼科145張，其他46張。兩組的處方來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有可比性。

摘要：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生活空間逐步減少，越來越多的建筑傾向于高層建筑。在建筑高層建筑時，人們首先會考慮其抗震性能，高層建筑的抗震設計是高層建筑設計的重點，高層建筑的基礎剛度與整棟高層建筑的抗震性能具有較高的關聯性。文章主要分析了高層建筑基礎剛度對高層建筑抗震設計的具體影響，希望為高層建筑設計師合理規劃基礎剛度、提高抗震性能提供科學的理論依據和參考。

關鍵詞：高層建筑；抗震設計；基礎剛度

為了確保高層建筑具有足夠的抗震能力，減少地震對高層建筑的損害，在進行高層建筑選址與設計時，應確保選址地根基合適，并運用相關的地基處理方法，最大限度地加強高層建筑地基的承受能力[1]。此外，將建筑選址地地基基礎剛度也劃定到抗震設計范圍內，可以有效提高高層建筑的質量。發生地震時，通常經由巖土傳播，不同的地基密實度可以直接影響地震的內力分布以及對建筑的沖擊。目前高層建筑抗震設計中容易出現的問題主要集中在高層建筑地基場地的選擇和高層建筑基礎形式的選擇上。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住房數量遠不能滿足人們需求的情況。為了提高對有限用地空間的利用程度，給居民提供更多住房，高層建筑越來越多[2]。相比傳統建筑，高層建筑的選址要求更高，應盡量選擇地基土質較堅硬或者土質均勻的中硬土區域，確保地基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及荷載能力。不同的高層建筑所采用的基礎形式種類不同，一般會根據所要建造的高層建筑特點以及所選擇的場地合理調整基礎型式，合適的高層建筑基礎型式不僅能提升其抗震性能，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建造成本。

1基礎剛度對高層建筑抗震能力的影響

基礎剛度會對高層建筑的抗震能力產生較大的影響。當結構側移剛度減小時，地震作用也會減小，如果同時增大側移剛度，當發生地震時，會增大建筑結構位移。以某高層建筑為例，該建筑采用挖孔樁基礎，通過排成排的方式形成抗震性防護，其基礎剛度最小設計值和最大設計值分別為0.5K和2.0K，控制實際基礎剛度值不超過該范圍。對建筑框架結構自振周期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自振周期會隨著基礎剛度的減弱而增大，與基礎嵌固增大值相比更為明顯。通過計算可知，樓層剪力會隨著高度的增加而減小，傾覆力矩與建筑層高變化也呈負相關關系。當基礎剛度值為最小設計值時，建筑結構將會呈現最大的水平位移。受基礎剛度影響，框架結構在地震時會出現轉動、平動位移現象，柱底層轉動、邊柱軸向變形轉動都屬于基礎轉動，排除柱底層轉動的影響，邊柱軸向變形所產生的數值變化除以結構寬度所得的商值便是地基轉動角。將剛體平動、整體轉動的影響排除在外，樓層越高，其豎向結構水平位移越大，三層以下層間位移隨著層高的升高而增大，三層及以上層間位移隨著層高的升高而減小。立足于基礎剛度角度，在估算建筑底層框架上層彎矩時，如果估算值較小，則難以保證建筑結構抗震能力的良好性。

2基礎剛度對高層建筑抗震設計中結構側移剛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