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屯堡文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屯堡文化；研究概況；研究趨勢

中圖分類號：G122.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9)02-0093-07

自1902年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對貴州屯堡人進行人類學考察以來，屯堡文化研究已有百余年的歷史。80年代以來，作為強勢文化在遷徙環境下傳承、變異、建構的典型范例，屯堡文化成為文化人類學和社會民俗學研究的熱點。截止到目前，涉及屯堡文化研究的相關著作和各類學術論文約400余篇(部)。本文擬通過對這些研究成果所呈現出來的基本概況和主要特點進行綜述，以期為屯堡文化的研究提供一個全貌性的參考。

一、屯堡文化研究概況與特點

自上世紀初日本學者鳥居龍藏、伊東忠太對屯堡人進行初步研究后，相關的研究沉寂了近半個世紀。直到1950年，先生到貴州考察，指出“屯堡人一般被認為是‘少數民族’，實際上是‘漢裔民族’的事實。”此后，迄上世紀80年代初，屯堡文化因“地戲出國”而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并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成為熱點并呈現出了較多的學理性、應用性研究。本文主要以80年代以來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對近30年來屯堡文化研究的基本概況和主要特點進行綜述。

1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數量增加

通過對屯堡文化研究成果進行統計(見表1)可見，1983--1989年的研究成果僅有著作4本，論文9篇。而2006年一年的研究成果就有著作2本、論文46篇。90年代屯堡文化研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特別是94、95年間，每年的研究成果達到了20～30件。本世紀以來，屯堡文化研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2001～2007年間就有研究成果245篇(本)。僅2006年至2007年的研究成果就達到105篇(本)，相當于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到上世紀末近20年研究成果的總和。其間盡管也有一些小的反復，但屯堡文化研究成果數量的增長趨勢是顯而易見的。

2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主要載體集中于貴州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載體主要在貴州，幾個刊物成為屯堡研究的主要陣地。(見表2)

屯堡文化主要的研究陣地是《貴州民族研究》。許多學理性文章，如翁家烈的《電堡文化研究》、桂曉剛的《試論貴州屯堡文化》、日本學者V田誠之的《貴州省西部民族關系的動態――關于“屯軍后裔”的調查研究》和《對民族集團應該怎樣研究――以貴州“屯堡人”為例》等16篇論文均在《貴州民族研究》上刊發。《安順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是屯堡人研究的另一主要陣地。發表了袁本良的《安順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見》，范增如的《安順屯堡史話》等具有一定研究價值的23篇論文。此外，《貴州文史叢刊》刊載了吳申玲的《特殊的文化孤島――貴州屯堡文化的生成、特點及原因》19篇論文，《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發表了姜永興的《保持明朝遺風的漢人―安順屯堡人》、孫兆霞的《試析文化建構性與鄉村旅游開發需求指向的關系――以黔中屯堡為例》等15篇論文，均成為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載體。《貴州社會科等》發表了5篇屯堡文化研究的文章，也逐漸成為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平臺。

3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質量提高

由于不斷的積累，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質量越來越高，研究成果不斷為學界認可。比如孫兆霞等著的《屯堡鄉民社會》得到了陸學藝先生的高度評價，認為該書“針對先生提出的鄉土社會這一觀念，提出了鄉民社會的概念，是對我們社會學的豐富與貢獻”，錢理群先生也對該書提出的“自組織機制”、“農村公共空間”等概念及其對鄉村建設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董健先生則對朱偉華等著的《建構與生存――貴州屯堡文化及地戲形態研究》中對“屯堡人‘在野’狀態的‘在朝’心態，‘邊緣’處境中的‘中心’意識，以及弱勢群體對強勢文化的依附與自我重構”的判斷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張原的《在文明與鄉野之間――貴州屯堡禮俗生活與歷史感的人類學考察》則運用“禮儀”這一概念，對黔中屯堡禮俗生活與歷史感進行了人類學的考察，進而思考理解“禮儀”與“文明”對于整個社會科學的啟示。萬明《日月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論貴州屯堡移民社會的建構》論述了國家觀念與族群建構、民間信仰與社會整合的關系；這些作品及一些相關的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起點，較為前沿的理論支撐，從社會組織、文化意義、宗教與社會等方面對屯堡文化進行了較為深入系統分析，堪稱屯堡文化研究在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人類學等方面的翹楚之作，得到了學界廣泛的好評。近年來，屯堡文化的研究成果在《中國史研究》、《斷江學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等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越來越多，并有多篇入選人大復印資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屯堡文化研究水準的提升。

4　本土學者與外來學者聯合研究更加廣泛和深入

屯堡文化的主要研究陣容以貴州學者或貴州籍學者為主。通過對研究性文章和書籍數量的統計，我們看到，貴州學者或貴州籍學者占了屯堡文化研究者的大多數，其中貴陽學者14人，安順學者10人，其余地區學者僅6人，研究陣容主要以貴陽和安順學者為主。鑒于屯堡文化主要集中于貴州，我們可以把貴州學者或貴州籍學者稱為本土學者，而把之外的學者稱之為外地學者或外來學者。

盡管屯堡文化研究的陣容以本土學者為主，本土學者與外來學者的研究也呈現出不同的研究特點，但近年來本土學者與外來學者的聯合研究卻日趨深入。貴州本土學者由于身處屯堡區所在地，對屯堡區的歷史地理環境、文化背景、文化事象及相關資料的了解更為深入。外來學者一般在理論、方法等方面有著更為寬闊的視野。盡管如此，近年來本土學者與外來學者聯合研究的趨勢卻日益加強。九十年代初期，自地方學者沈福馨與臺灣學者王秋桂、黃才貴、省外學者徐杰舜等人的聯合研究開始，屯堡文化研究與外界的聯合研究越來越多。比如安順學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與中國社科院社會會所王春光、陳昕、潘杰等人開展了合作研究；貴州民族學院吳曉萍教授與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歐廷木教授、黃才貴與日本V田誠之教授開展了合作研究等等。這些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理論與視角，與國內外前沿理論的對接越來越多，促使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質量提升，也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研究人員及研究團隊。另外，外來研究者介入屯堡文化研究的情況越來越多。一方面是國內外學者的介入，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萬明教授、廈門大學的彭兆榮教授等專家學者的介入。另一方面是外省市碩士、博士研究生的介入，將屯堡文化作為其碩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如北京大學博士后李立、中央民族大學的張原博士、中山大學的牛加明博士等等。外來研究者的介入為屯堡文化研究注入了學院氣息及學術活力，整合了各種研究資源， 促進了屯堡研究優勢的互補，提升了屯堡文化研究的水準。

5　屯堡文化研究視角與方式不斷拓展

由于社會的不斷發展，屯堡文化的許多方面面臨著現代化進程的沖擊，屯堡文化的研究視角從外顯事象開始轉入外顯事象所內蘊的內在機制等方面；研究內容更為集中于屯堡文化對貴州文化以及黔中文化的影響、屯堡文化在現實社會發展中作用、地位與保護等方面。從研究屯堡到以屯堡為切入點研究中國社會形態以及變遷。研究主體逐步從個體研究進入團隊研究；研究方法開始使用諸如文化人類學、旅游人類學、統計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學術理論的綜合學科研究方法。從總體上看，屯堡文化研究逐步向宏觀和微觀過渡。宏觀主要指向更高學術視野下的屯堡社會總體性研究；微觀指向研究細化到村落組織、個人生命史等具體研究對象，這使得屯堡研究不斷走向縱深、走向立體。屯堡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也日益凸顯，例如對屯堡文化旅游開發的研究、屯堡文化與新農村建設研究、屯堡文化傳承與社區文化建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

二、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內容

1　屯堡文化研究的對象和方法

屯堡文化研究的對象和視點，其變化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這一階段研究對象為屯堡文化的外顯文化事項及歷史源流。以地戲研究為主，其研究成果占整個屯堡研究成果的一半以上；另外，對“屯堡人”的歷史形成、民俗、民族歸宿等問題的探討也占有較大比重。第二個階段為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這一時期由于外部學者的介入，學理化的特點增強，制度文化、族群研究、文化傳承原因等作為研究對象，進入到較為深入的研究層面。第三個階段為本世紀初到現在。這一時期的研究對象有了較為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更深的學理化傾向。一方面屯堡文化中與現實需求相聯系的內涵成為研究對象。比如，新農村建設中所需要的屯堡文化中內蘊的內生性資源，包括自組織機制、村落公共空間、文化的傳承與建構機制、宗族與社區、國家與鄉村的關系等等。另一方面，屯堡文化的應用研究受到學界的重視，如屯堡文化的旅游開發等。

屯堡文化研究方法經歷了一個從單一到多元的過程，亦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對象較為集中和單一，僅包括地戲、民俗、屯堡人來源等獨立的文化事象。研究方法主要是經驗性、感性描述的方法，比較單一地利用歷史學、民族學、文學、美學等傳統方法對屯堡文化進行研究。第二階段(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屯堡文化的研究開始趨于宏觀。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也被引入了屯堡研究，而且開始出現多種方法的交叉利用和綜合利用的特點。第三階段(本世紀初到現在)：屯堡文化的研究分別向以系統性研究為代表的宏觀領域和個案研究為代表的微觀領域不斷拓展。一些國家級、省級課題的成功申報，使屯堡文化研究由個人開始向團隊轉化。一些新的社會理論，如社會學、宗教學、人類學、統計學、社會性別學、教育學理論與方法被大量引入屯堡研究之中，并出現了多學科、多方法大量交叉和綜合利用的情況。

2　屯堡文化研究的熱點和難點

(1)關于屯堡文化或屯堡人的定義：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學理性、概括性很強，為學界普遍認可的關于“屯堡文化”和“屯堡人”的定義。這是屯堡研究的一個難點。目前對“屯堡文化”或者“屯堡人”定義多是描述性的。如有研究者認為“屯堡人”是“清代裁廢明代衛所屯田制后對今在貴州省平壩、安順、鎮寧、普定、長順等縣市內明屯軍后裔的專稱。屯堡人口現約30余萬。他們的大多數一直聚居在屯堡社區內，并基本上較為完整地保持著明代江南漢族文化的形式與內容：”“屯堡人”概念有三重涵義，“即可大體上視為歷史概念、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集合。”安順屯堡文化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來源于江淮的漢民族文化同安順的自然環境相互整合形成的內容豐富、特點鮮明的地域文化”。

(2)關于屯堡人的來源

關于屯堡人的來源，有研究者認為“安順屯堡人主體主要是明初隨軍而來的北方民族。”相反的意見則認為“屯堡人的主要來源是明初的江南一帶向貴州移民的后裔，而非北方民族。”后一觀點得到了大多數的認可。有研究者進一步認為“屯堡人的主體是明初江南一帶的移民，但是還包括了諸多以各種方式進入屯堡區域的后移民。”

(3)關于屯堡文化的傳承與變遷

多數研究者認為屯堡文化是600年前江南文化的完整的展示，地戲是“戲劇的活化石”，屯堡文化保持600年不變。不同的觀點認為“已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認為：屯堡文化是‘孤島文化’，地戲是‘活化石’，這種現象是由于異地風俗移植到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歷史事象以‘遺存物’方式保存下來而形成的觀點是不準確的，認為在屯堡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有著明顯的文化增容和文化重組。”也有學者認為“屯堡文化不是中原和江南傳統文化的活化石，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時空建構的結果。”

(4)關于屯堡文化的傳承原因

屯堡文化為什么能在安順一帶保留至今是學界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的熱點問題。學術界對此問題的分歧也較大。就目前來說，大體有如下幾種代表性的觀點。

其一，聚落優勢說：認為重兵云集是屯堡文化得以長期傳承的內部條件。土司勢力弱小，使屯堡社區相對來說未出現劇烈的根本性變化和深刻動蕩則是屯堡文化得以長期傳承的內部條件。僅普定一衛，就有78屯9堡之說，若再加上鄰近的平壩、安莊(今鎮寧縣)兩衛，其屯堡設置的密集程度顯然遠遠高于其他地區，由此形成了屯堡遍布的聚落優勢。

其二，文化心態說：認為，“屯堡先民的主體，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一向被視為“蠻夷之地”的貴州，心理上有一種優越感。他們嚴守著所謂的“夷夏之別”，嚴格注意區分自己的族屬身份。這樣，有意張揚和保持自身的文化優勢，形成了強烈的文化認同感，增強了屯堡人之間有的凝聚力，容易形成一個相對特殊的屯堡人族群，從而促進了屯堡文化的傳承。”

其三，封閉說：認為“屯堡人長期封閉自身，受外部影響較小，文化傳承較為單一。屯堡文化是文化封閉性的典型表現形態。”屯堡人強調族群內通婚的“通婚圈”也成為屯堡人封閉性的一個佐證。對封閉說略加改造的觀點認為屯堡人處于一個半開放、半封閉系統。“以征服者姿態出現的屯堡人，既不愿(也難以)融入當地民族之中，也得不到后來漢族移民的認可而難以融入其主流地位，在他們身上同時體現了自尊和自卑的復雜心態，從而對外有限封閉、對內開放，形成了一個有著共同文化、心理特征和文化網絡的凝聚力極強的屯堡族群。”

其四，自我平衡機制說：認為“屯堡文化是一個通過自我調節和自我建構來實現自我平衡的亞穩定結構。這種文化依靠吸納――同化機制、選擇――排異機制、記憶――傳習機制、抗變――復制機制保持屯堡文化的穩定與傳承。”

當然，也有一些人從另外的視角來解釋屯堡文化傳承的原因。如有學者從軍屯制度及其解體時間、從家庭、宗族、族群與國家的關系等層面進行解釋，也有學者從明代滇、黔移民特點進行解釋。也有人持綜合論觀點，認為屯堡文化傳承是多方面作用結果。筆者認為屯堡文化的傳承是一個“系統建 構”綜合作用的產物。

3　屯堡文化的實踐性研究

近年來，關于屯堡人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如何適應社會變遷以形成具有較強凝聚力族群、屯堡文化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與族群建構能力的發揮、屯堡旅游開發與保護等實踐性研究逐漸成為屯堡文化研究的新領域。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推動屯堡文化的運用和延展。比如，有研究成果提出“屯堡旅游開發同時也是一個文化重塑的過程”。有研究者針對時下日益突顯的三農問題，以及因鄉村社會坍塌而引出的現代鄉村重建問題等，指出可以從屯堡文化中尋找路徑，挖掘和尋求現代鄉村重建的內源性資源，以實現傳統鄉土社會向現代鄉民社會的現代性轉換。

三、屯堡文化研究的思考與對策

總的來說，近年來的屯堡文化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數量和質量都有較大的提高，理論熱點和難點的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實踐性研究的新領域也逐步拓展。但是，綜觀屯堡文化研究的概況，我們認為，還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做進一步的努力，以促進屯堡文化及其研究獲得更大發展。

1　加強屯堡文化研究的系統性

目前，屯堡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屯堡文化的歷史形成、流變情況、主要特征、傳承機制以及如何在現實社會中發揮屯堡文化內蘊的能量等問題。而研究者卻各自為戰，關注點不盡相同，合作研究較少。這就導致了研究成果就顯得比較零散、雜亂，未能形成一個較為系統的研究體系與構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屯堡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為了促進屯堡研究的系統發展，我們就需要加強屯堡文化研究的系統性，建立一個科學的研究規劃，使理論研究與運用研究、本土學者與外地學者的研究、外在文化事象與文化內涵、屯堡文化的來源與流變等多方面研究得以形成一個有機結合和運行良好的系統構架，從而使屯堡文化的研究循序漸進，逐層推進，走向深入。

2　加強屯堡文化研究的廣延性

屯堡文化研究的成果頗豐，但也存在研究視點過于集中，論題過多重復的問題。尤其是對文化事象的反復描述和低水平重復研究的現象比較突出。比如，在400篇(本)的研究成果中，關于地戲方面的研究成果近100篇(本)，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重復性、描述性的表淺層次的研究，缺乏理論深度和真知灼見。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的視野不寬，方法相對單一；同時也與屯堡文化的核心研究者主要是貴州學者，外界學者的介入相對較少有一定的關聯。所以，屯堡文化研究應該不斷加強與外界的聯合、拓寬研究的視野、引進新的研究方法，增加屯堡文化研究的廣延性。

3　突出屯堡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

屯堡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突顯得還不夠。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目前屯堡文化研究多為靜態研究，不涉及當今社會變遷，不能將屯堡文化與當今社會的現實需求相結合。例如，屯堡文化與農村和諧社區的建構、屯堡文化與鄉村旅游開發、屯堡文化與如何應對現代化的沖擊等問題并未受到廣泛的關注。另一方面，有的研究雖涉及現實社會需求，但其研究成果缺乏現實基礎和可操作性，因而在現實社會中缺乏指導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研究成果的影響力。因此，我們認為，需要將屯堡文化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強化屯堡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探討屯堡文化的傳承機制在當今社會中的作用與功能，將屯堡文化的特殊性進行理論的提升，探究屯堡文化在現實社會中的普泛意義。

篇2

一、運用欣賞激發幼兒喜歡多N多樣的藝術形式和作品

《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中明確提出：“在藝術教育活動中，應注重幼兒的藝術感受力和在藝術創造中的個性化表現。”在欣賞“臉子”的準備活動中支持家長和教師一起收集實物、圖片、畫冊，欣賞的過程中首先利用實物、圖片、畫冊來讓幼兒感受地戲“臉子”造型的夸張、色彩、圖案的美。如，通過欣賞圖片、實物，讓幼兒了解“臉子”，用色比較講究人物的特征，以單色論：一般紅色代表忠勇，黑色代表剛烈，藍色代表勇敢，綠色代表穩沉，白色代表奸詐，粉紅代表文俊。還分女將、武將，女將的“臉子”眼睛彎彎的，眉毛又細又彎，鼻孔小小的，嘴唇輕輕閉著；武將的“臉子”眼睛又大又鼓，眉毛又濃又粗，鼻孔大大的，咬著牙齒。“臉子”上除了五官，還有盔頭和耳翅，它們的特點都是對稱的。讓幼兒在欣賞和感受“臉子”的過程中，了解到“臉子”的特點，學會畫“臉子”。

二、通過模仿提高幼兒的基本繪畫技巧

地戲“臉子”的分類很多，色彩豐富。在幼兒園的美術活動中我們選擇了簡單地讓幼兒模仿學習。首先，老師先畫出幼兒喜歡的形象作為幼兒臨摹的對象。老師準備一張畫有半邊五官的畫，引導幼兒完成整個畫。添畫對稱的五官，對稱的盔頭，對稱的耳翅，涂上對稱的顏色。讓幼兒通過模仿提高幼兒的基本繪畫技巧。其次，通過觀察范畫，讓幼兒在畫有“臉子”輪廓的紙上，添畫對稱的五官，對稱的盔頭，對稱的耳翅，涂上對稱的顏色。這個過程中幼兒達到了“具有初步的藝術表現力與創造力”的目標，即能用簡單的線條和色彩大體畫出自己想畫的“臉子”，并喜歡欣賞藝術作品，為幼兒下一步的表現與創造奠定基礎。

三、讓再創作使幼兒的表現和創造更廣闊

幼兒一旦被“臉子”作品感染，體會到作品的獨到之處，就會躍躍欲試，欣賞便會帶動創作，創作便會加深體驗，因為幼兒親歷繪畫的過程比單純觀察欣賞更有效的多。為了讓幼兒體驗“臉子”的繪畫過程，首先要增強幼兒繪畫的目的性和計劃性，就是動筆前就要預先計劃好要畫什么樣的“臉子”，就要畫什么樣的五官，什么樣的盔頭，什么樣的耳翅，什么樣的顏色，活動過程中鼓勵幼兒大膽地畫，由他們自己想象畫，從而增強幼兒表達的自信心。其次，在活動中，讓幼兒想畫什么樣就畫什么樣，要求只是讓幼兒的“臉子”畫對稱的五官，對稱的盔頭，對稱的耳翅，對稱的顏色，鼓勵能力強的幼兒設計較為復雜、對稱的圖案，能力較弱的幼兒能表現出對稱的五官和圖案，簡單的盔頭和耳翅。這樣有利于幼兒逐步形成自己的風格，提高幼兒的繪畫能力。為發展幼兒的表現力和創造力，還可以為幼兒提供空的“臉子”模型，讓幼兒用彩泥來塑造“臉子”，使“臉子”的五官凸顯出來，更有立體感，讓幼兒對“臉子”更感興趣，更愿意制作“臉子”。以上方法豐富了幼兒的作畫方式，提高了幼兒的設計能力及繪畫興趣。

四、通過評價作品解放幼兒的眼睛，提高其藝術審美能力

評價作品在美術活動中是必不可少的，但以往的評價是一帶而過或是匆匆略過。而在“臉子”活動中，有針對性的評價活動，可以是幼兒介紹自己的作品，教師點評，也可以是幼兒之間相互評價，但主要采用幼兒之間互評為主的策略，從而實現幼兒與幼兒、教師與幼兒之間有效互動，教師和幼兒不是簡單地用漂亮不漂亮來衡量幼兒的作品，而是要說出自己喜歡或不喜歡的理由。比如，畫面是否整潔好看，顏色是否涂染到線條以外，五官是否對稱等。因此，通過評價活動讓幼兒能發現別人的閃光點和自己需要努力提高之處，進而讓自己有更明確的提高方向，實現更快、更有效的進步。

總之，注重引導、支持，鼓勵幼兒積極參與“臉子”藝術在幼兒園美術活動中的應用，使幼兒將活動變成一種習慣，一種能促進他們做事認真細心的好習慣，能使他們全面、健康、和諧發展的好習慣。只要本著讓幼兒快樂進步的信念，踏踏實實地做到實踐―發展―思考―再實踐。我想“臉子”這種富有特色的藝術，必定會在幼兒園藝術活動中熠熠生輝！

參考文獻：

[1]王蕊.試論多媒體技術在幼兒美術教學中的應用[J].中國校外教育，2013（23）.

[2]蔡春梅.在科技活動中培養大班幼兒創造性思維和創新能力的實踐研究[A].責任?創新?發展：上海第十六屆青少年科技輔導論文征集論文匯編[C]，2008.

篇3

[論文摘要]貴州素有中國“公園省”之稱，山川秀麗，氣候宜人，食品豐富具有發展旅游業非常優越的條件。但是，隨著貴州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一些阻礙旅游發展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要使得貴州旅游業持續又快又好發展，并把貴州建設成為一個旅游大省，那么，解決旅游發展問題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對策，是當前貴州旅游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貴州旅游業發展現狀 

貴州在2007年全省共接待旅游者6262.89萬人次，全年實現旅游總收入512億元人民幣。全年旅游收入凈增124億人民幣，比2006年增長47%；相當于全省GDP的18%，相當于第三產業增加值的45%。各項指標均居西部12省區之首。旅游正在成為我省的支柱產業。 

目前，全省重點景區基礎設施條件明顯改善，旅游產業規模不斷擴張。數據顯示，目前貴州省已開展經營或已進行規劃的有477個旅游區(點)，其中有世界自然遺產1處，國家5A級旅游景區2個，國家4A級旅游景區3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和自然保護區20個；國家歷史文化名城2個，中國優秀旅游城市5個；全省旅游星級賓館飯店數量達240家、旅行社達194家、旅游定點接待汽車810輛，旅游直接從業人員7萬余人。 

 

二、貴州旅游業當前存在的問題 

（一）觀念滯后、體制創新不足 

貴州宏觀管理部門對全省旅游資源開發利用和管理缺乏統籌規劃，對旅游市場需求特點缺乏科學分析和了解，旅游資源開發和旅游項目建設存在很大的盲目性，無規劃開發、無序開發、低層次開發問題嚴重，致使貴州旅游資源的優化結構與整體優勢較差。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實現貴州旅游業的跨越式發展，拉動貴州旅游經濟必然首先要求觀念的轉變、體制的創新。貴州面對開放、多元化、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環境，顯然還未完全打破陳舊的發展觀念及模式，在旅游市場培育方面并未形成足夠的認識和創新的思維，大旅游產業觀念還未真正樹立。 

（二）旅游形象定位不明且宣傳力度不夠 

所謂旅游形象，就是指旅游產品及服務等在人們心目中形成的整體印象，正確地確定目的地產品的旅游形象有助于旅游業的成功發展、帶動旅游經濟提升。許多著名的旅游國家或地區成功之處就在于其鮮明的旅游形象定位。貴州旅游業逐步認識到旅游形象定位的重要性，所以自旅游事業開始起步，就嘗試為貴州的旅游形象進行定位，也希望通過這樣的定位，為旅游宣傳找到一個突破口。于是八十年代中期，貴州提出了探溶洞奇、觀瀑布美、享民族情”的宣傳口號，旅游定位是“山水風光與民族風情相結合”；大家都說貴州的旅游資源比起云南、廣西毫不失色，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讓廣西儼然成為老大；“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第一春城”的口號撐起云南熱火朝天的旅游事業。但貴州始終沒有找到明確的旅游形象定位，打出具有特色的促銷口號，許多景點還處在養在深閨人未識階段。 

（三）缺乏深層次的文化內涵性 

眾所周知，貴州旅游資源得天獨厚，擁有神秘壯美的自然景觀，古樸濃郁的民族風情，舒適宜人的氣候條件以及悠遠豐富的歷史文化。但可惜的是貴州在發展旅游業，塑造旅游形象過程中更多的是強調豐富的自然資源，卻忽視了深層次挖掘資源的文化性。這也是我們和旅游業發達省份產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昆明舉辦的“世博園”、楊麗萍領銜主演的“印象·云南”把云南省的旅游文化產業介紹給了全世界。可提到貴州，游客卻很難想到貴州代表性的旅游文化。

三、在新形勢下促進貴州旅游業發展對策 

貴州旅游資源的豐富性、特色性，為把貴州旅游業培育成為新的經濟支柱產業提供了充足的資源條件。但貴州旅游業還未發揮出應有的產業優勢，經濟效益的獲取也遠未達到預想目標。因此，貴州旅游業在新的形勢下，應抓住機遇，順勢而為，突破障礙，使貴州的旅游資源優勢。 

（一）強化旅游大管理 意識 

貴州要加快發展旅游業就必須對旅游業實施全面、全方位、權威性的管理，覆蓋全行業，對市場的多層次發揮作用，形成調控體系，實現由單一部門管理旅游向相關部門共同管理旅游的方式轉變。旅游的綜合性 和依托性使行業跨度大、行業界線模糊，旅游市場管理涉及的管理部門多，旅游管理部門不可能包攬其它管理部門的職能，對旅游市場的有效管理必然是一種聯合管理，應處理好旅游管理部門與相關部門管理的關 系。相關部門必須把涉及到本部門旅游方面的管理作 為自己份內的事來抓．職責到位．形成有效的旅游管理體制 

（二）塑造旅游形象，加強宣傳促銷力度 

盡管貴州在塑造旅游形象的道路上走得很艱難，而且成效甚微。但筆者認為貴州還是必須堅持塑造出一個鮮明、易記的旅游形象，因為形象樹立對于貴州旅游持續發展的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發現幾乎所有旅游業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在旅游開發時都是追求一種將整體而非若干景點作為旅游吸引力因素來推動市場，依靠形象吸引旅游者前來旅游。貴州過去塑造的旅游形象、打出的宣傳口號變化太多、特色不明。如今貴州旅游形象定位應站在全國這個角度，從旅游者心理感應和市場需求的角度來考慮，貴州旅游形象設計既要符合自己的資源特色和歷史文脈，又要對市場有吸引力。在對外進行旅游宣傳時，應在建立一個總體旅游形象的基礎上再針對客源市場的特征予以區劃。如貴州的總體旅游形象可定為“神奇貴州多彩風”，然后針對沿海地區推出“原生態自然風光、五彩民族風情”形象；對中原市場推出“綠色喀斯特王國、秀美山水之鄉”形象。諸如此類，讓貴州首先在世人心中留下一個深刻旅游形象后，又在不同的客源市場擁有獨具特色、不可替代的旅游吸引形象。 

（三）突出旅游文化內涵，打造特色旅游精品 

當前在文化與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新形勢下，旅游經濟注入的文化內涵越多，開發出的旅游產品檔次和附加值越高，競爭力就越強。貴州的旅游文化本底是豐富的，擁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和特色文化資源。但現在缺乏挖掘、整合及宣傳。貴州可在紅色文化、古鎮文化、夜朗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屯堡文化、酒文化等方面深度挖掘，讓貴州的自然景觀和人文內涵緊緊纏繞在一起。在挖掘整合基礎上，要將貴州旅游文化性通過形式多樣的宣傳方式推廣出去。其中，舉辦文化節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文化節是結合地方特有人文資源與文化資產所舉辦的節慶活動，喚起民眾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更成為觀光客的主要吸引力，2005年中國·貴州黃果樹瀑布節所推出的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貴州風”就是一個成功的示例，它為貴州旅游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元素，提升了貴州旅游的文化和品位，但該節目在畫面精致性、市場運作等方面還需進一步提升。要想打造貴州旅游品牌，提高貴州旅游經濟效益，僅憑一個黃果樹瀑布是遠遠不夠的，它需要我們貴州擁有一批在國內乃至國際上具有吸引力、競爭力的高品位旅游產品。 

 

參考文獻 

[1]張忠元，向洪《旅游資本》[M]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2 

篇4

[關鍵詞]遼西區；銅器；青銅文化

遼西區是中國文明起源的中心區域之一，在距今8000年前就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古文化區。考古學上所指的遼西區，張忠培先生認為是醫巫閭山以西，北至西拉木倫河兩側，包括西拉木倫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等區域[1]。而本文所說的“早期銅器”則是指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早商時期。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一系列關于早期銅器的考古新發現，遼西區早期銅器及相關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

一、遼西區早期銅器的發現及類型學觀察

到目前為止，遼西區早期銅器發現于遼寧朝陽牛河梁第II地點[2]、內蒙古赤峰藥王廟[3]、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4]、內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5]、遼寧錦縣水手營子[6]、遼寧北票康家屯[7]、內蒙古寧城小榆樹林子[8]、內蒙古庫倫旗南泡子崖[9]、遼寧阜新平頂山[10]、遼寧興城仙靈寺[11]等遺址，在敖漢旗西臺遺址[12]、赤峰四分地遺址[13]還出土過鑄銅用的陶范。牛河梁第II地點1號墓葬中隨葬了1件銅耳環，經鑒定為紅銅，郭大順先生由此推斷這一地區的冶銅史可早到紅山文化。除此之外發現的早期銅器當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

遼西區早期銅器根據用途不同可分為工具類、兵器類、裝飾品類和禮器類。

（一）工具類

有銅刀、銅匕、銅錐、銅釘和銅冒等器形。康家屯遺址和仙靈寺遺址各出土銅刀1件，其中康家屯銅刀為連柄鑄造，弧刃，翹尖，鋸齒狀背部，（圖一，6）。南泡子崖遺址征集銅匕1件，平面略呈柳葉形，弧背，柄端有孔（圖一，7），該匕與臺西M112：11羊首匕較為近似（圖二，17），只是不見環鈕。小榆樹林子遺址出土1件銅錐，為扁平長條形，一側兩端出刃，一端尖細（圖一，1）。大甸子墓地中出土銅釘、銅冒各2件，銅釘為四棱錐形，見有多半圓形釘冒；銅冒2件大小稍異，形狀、紋飾相同，扁體、銎口呈橢圓形（圖一，2），用以套在銅斧等工具的頂端。

（二）兵器類

目前僅見有1件銅戈、1件銅墩和1件銅鏃。水手營子青銅戈的戈頭與戈體合鑄而成，直援直內，援長而內短，柄部飾有菱格紋和連珠紋（圖一，5）。大甸子出土1件銅墩，呈長方筒形，銎口為長方形，鐓底飾有凸棱，該銅器應安裝于銅戈等兵器的末端成套使用（圖一，4）。仙靈寺發現1件銅鏃，資料尚未發表，形制不詳。

（三）裝飾品類

裝飾品見有耳環和指環。青銅耳環大甸子墓地出土26件，平頂山遺址出土1件。紅銅耳環僅在牛河梁遺址中出土1件。據形態的不同可分為圓形、U形和改制型三型。圓形耳環共14件，表面經過銼磨，一端鑄為寬扁，用以鉗夾耳環。U形耳環，一端扁寬呈喇叭狀，僅見于平頂山遺址（圖二，9）。改制型耳環共12件，為圓形耳環折斷一半改制成的，一端見有斷茬，一端寬扁，將兩端圍合接成，僅見于大甸子墓地。指環共26件，大甸子墓地出土25件，仙靈寺遺址出土1件。據形態不同分為單環和雙連環二型。單環指環為圓形，共22件，根據環的寬、厚的差異又可分為近于半圓和矩形二式。雙連環指環共3件，為兩圓形環連鑄在一起，均出土于大甸子墓地。

（四）禮器類

僅出土1件杖首，為青銅質，呈彎鉤形，形似羊角，合范鑄成（圖一，3）。

二、遼西區早期銅器的分期

遼西區早期銅器發現資料不多，以往分期問題研究較少。筆者就已發現的考古資料，結合中原斷代分類法進行統一的劃分。第一期為仰韶期，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紅銅耳環和西臺遺址出土的陶范，表明這一地區的冶銅史可早到紅山文化，即中原的仰韶期。第二期為夏代中晚期，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的陶爵、陶鬹與二里頭二期偏晚或三期偏早的同類器物大體相同，可推斷墓中伴出的杖首、指環、耳環等青銅器也應當屬二里頭二、三期之際。平頂山遺址的假圈足器見于敖漢范杖子和大甸子墓葬，盆、罐等陶器與豐下遺址晚期陶器相近，其出土銅耳環年代應為夏代晚期。水手營子遺址出土的連柄青銅戈，從援部的長寬比看和二里頭文化第三期的銅戈大體相當，但戈柲的菱格紋和連珠紋均能在二里頭文化第四期的銅器上找到相近的紋飾，由此年代約為二里頭四期，即夏代晚期[14]。第三期為商代早期，四分地所出圈足陶盤與二里崗下層所出同類器相似，康家屯大部分器物在四分地也均能找到相似器形，根據典型器物對比，即應屬于商代早期。

三、遼西區早期銅器的制作材料及技術水平

目前已發表成果的遼西區早期冶銅遺址包括遼寧凌源牛河梁兩處冶銅遺址、內蒙古翁牛特旗尖山子冶煉遺址以敖漢旗大甸子墓地，上述三處遺存均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

牛河梁轉山子遺址發現集中堆積的煉銅爐殘片，李延祥先生認為應是人工冶煉周邊氧化礦石的遺物，并已出現人工吹管鼓風的雛形，這說明冶銅技術已發展到一定水平[15]。尖山子冶煉遺址采集到了銅鋅共生礦石，應是利用附近所產的銅鋅共生氧化礦石冶煉紅銅的遺址[16]。大甸子墓地代表了該文化冶銅技術的最高水平，我們以其出土的青銅器為例，以期對遼西區早期銅器的制作技術與水平有個相對全面的認識。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銅器中經過檢測的有41件，其中對30件進行了掃描電鏡能譜成分測定，其余11件進行了金相鑒定，結果顯示均為青銅器，但鍛造和鑄造銅器在含錫量上有所不同，并且其中的29件含有鉛。而其他重要發現如水手營子連柄銅戈、康家屯銅刀、南泡子崖銅匕也均為青銅器，由此推斷遼西區早期銅器的材質以青銅為主，并已能按鍛造和鑄造工藝的要求調配青銅器的含錫量，而含錫量較高，說明其原料來源較為充足。關于制作青銅器的原料如何而來？李延祥先生認為應當來源于本地豐富的礦產資源。赤峰北部存在著長江以北最大的錫多金屬成礦帶，大甸子附近發現開采銅鉛礦的遺跡，而黃岡梁——浩布告礦帶與鉛共生的錫礦資源可能在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就已經得到開發，大甸子墓地青銅器中的鉛可能是伴隨錫料而來的[17]，由此可見原料來源應以就地取材為主。有了豐富的礦物資源作為保障，工匠們需要對礦物原料進行進一步加工才能得到所需要的銅器，而這一過程通常能反映出銅器制作的技術與水平。西臺遺址出土的陶范證明早在紅山文化時期，先人們就利用陶范將礦料進行加工鑄造成銅器，發掘者楊虎先生稱合范出土于紅山文化的房址堆積，陶范內的空隙呈魚鉤狀，有明顯的火燒痕跡，當用于鑄造鉤狀銅器[18]。而四分地出土的陶范，則說明夏家店下層文化使用合范已達到相當規模的水平。上述陶范是至今所知時代較早的鑄范，遼西區冶銅業出現時間較早，至少不會晚于紅山文化中晚期，到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已經進步到了使用合范鑄造銅器的歷史階段。大甸子墓地青銅器的制造方法為鑄造和鍛造兼有，經金相檢測顯示，鑄造銅器的比例更大。鍛造和鑄造技術的應用使得礦物資源轉變成了實用的銅器，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技術的進步，先人們通過改造技術更為熟練的鑄造復雜的銅器，并且更加追求實用和美觀，如銅柄杖、鐓等復雜器物均采用多合范鑄造；杖首表面可見范縫位置，應為一塊范芯和兩塊外范組合，外范上當有紋飾。

四、遼西區早期銅器與周邊文化銅器的傳播與互動

遼西區早期銅器除了牛河梁第II地點出土的銅耳環可早到紅山文化以外，其他銅器均集中發現于夏家店下層文化，由此我們不妨將整個夏家店下層文化發現的銅器納入我們的考察范圍，以便從更加廣泛的地域、更加開闊的視角、更加深層次的文化背景來分析不同考古學文化所屬早期銅器之間的傳播與互動關系。夏家店下層文化主要分布于燕山南北一帶，李伯謙先生將其分為燕北的藥王廟類型，燕南的大坨頭和冀西北的壺流河三大類型[19]，筆者認同該觀點，本文前面所探討的遼西區夏家店下層文化即為藥王廟類型。目前壺流河和大坨頭類型出土的銅器主要發現于蔚縣三關、四十里坡、篩子綾羅、莊窠、前堡[20]、房山琉璃河[21]、昌平雪山[22]、大廠大坨頭[23]、宣化李大人莊[24]、易縣下岳各莊[25]、唐山小官莊及大城山[26]、薊縣圍坊[27]、薊縣張家園[28]等遺址。種類有刀、鏃、耳環、指環、削、笄等，大部分銅器形制與遼西區所見相同或相近，但也有遼西區未見者，根據用途不同也可分為工具類、兵器類、裝飾品類三大類，但不見杖首等禮儀類銅器。下面結合同屬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壺流河和大坨頭類型發現的早期銅器，對遼西區早期銅器與周邊文化銅器的互動關系進行相關探討。

中國早期銅器分布范圍較為廣泛，自西向東分布在甘肅的四壩文化、內蒙古中南部的朱開溝文化、遼西及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原的二里頭文化和早商文化、海岱地區的岳石文化之中。從不同地域已發現的銅器的對比分析來看，我們發現遼西區早期銅器與周邊文化銅器之間存在明顯的互動交流關系。

（一）遼西區早期銅器受中原文化區銅器的影響

水手營子連柄銅戈從援部的長寬比看和二里頭文化第三期的銅戈相近，從商代銘文中也見有上端做彎鉤形、下面為圓形鐓的戈柄，且戈柲上的菱格紋和連珠紋均與羅山天湖所見的紋飾相似，這表明當受中原銅戈的影響。大甸子M43所出的杖首也為彎鉤形，和水手營子銅戈的柄端較為相似[29]，且該墓伴出的酒器具有明顯的二里頭文化風格，所出的彩繪陶器上的紋飾與商早期青銅器上所飾的紋飾也較為相近，說明大甸子鑄造的青銅器與中原文化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張家園T2④：1青銅鏃為有鋌鏃（圖一，9），具有明顯的中原風格。大坨頭H2有銎鏃為北方文化特有的器物（圖一，8），但寬翼和后鋒又具有中原銅鏃的典型特征，應是北方銅鏃吸收中原因素對自身器物的改造[30]。

（二）遼西區早期銅器受西北及歐亞大草原青銅文化的影響

平頂山G104④：2（圖二，9），一端寬扁呈喇叭狀，這種形制的耳環在西北及歐亞大草原青銅文化中普遍流行。從葉尼塞河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寇澤爾布拉克I和II號墓地，到中國的天山北路文化、四壩文化、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及夏家店下層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發現[31]。這種扁喇叭狀耳環在夏家店下層文化薊縣圍坊T1③：7（圖二，10）、唐山小官莊J1：1（圖二，11）、薊縣張家園F4等遺址中均有發現（圖二，12），與火燒溝發現的扁喇叭口耳環較為一致（圖二，8），而安德羅諾沃文化的耳環喇叭口為圓形（圖二，5），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寇澤爾布拉克I和II號墓地中圓形及扁形喇叭口耳環的出土無疑為兩種形制的耳環找到了一個傳播的中轉站（圖二，6、7），這就更具體地表明喇叭口耳環起源于西方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是從哈薩克斯坦的東部經伊犁河谷， 由新疆傳播到四壩文化，進而并向東傳入到中國的遼西等北方地區[32]。

（三）遼西區早期銅器對周邊文化區的影響

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出土的中原式的陶鬹、陶角上飾有的紋飾，與啞巴莊H76：10環首刀柄上飾有的粟點紋相似（圖二，15），這種紋飾與中原文化的裝飾風格不同，林沄先生認為這應為北方文化因素影響二里頭文化的結果，甚至可能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的東向傳播相關[33]。南泡子崖征集銅匕1件，器身略呈柳葉形，與臺西M112：11羊首匕[34]形制較為近似（圖二，17），只是不見環鈕，臺西羊首匕具有濃厚的北方色彩，其匕上的半環鈕和小環見于保德、石樓類型，而器形可能受南泡子崖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影響發展而來。下岳各莊H5：10有銎鏃為北方特有的銅鏃（圖二，16），可能是受到地域鄰近的大坨頭H2銅鏃的影響發展而來，這從雙方陶器中都有較多對方文化因素的現象可以提供佐證。臺西M17：2有銎戈與商代有內戈區別較大（圖二，18），而與遼西的啄戈相似，應為北方流入商代的器物。

五、遼西區早期銅器與周邊文化銅器的傳播路徑

夏代之前，包括遼西區在內的北方地區以及中原地區僅零星發現銅器，而西北地區的新疆和甘青則發現了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數量最多的合金青銅。但進入夏代以后，北方及中原青銅器的種類和數量突然繁多起來，不僅見有工具和武器，還見有禮器及大型容器，冶銅技術迅速進入較為成熟的階段。通過上文所探討的不同考古學文化銅器之間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來看，北方及中原青銅文明的突然興盛應與西方冶金術的東傳密切相關[35]。歐亞草原上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等通過東疆的克爾木齊遺存、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影響到中國的北方、中原等地區，由此構成了史前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西方青銅文明的東向傳播對中國早期青銅技術以及青銅文明的產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西北地區一方面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也是中亞文明與黃河文明碰撞與融合的交錯地帶[36]。

本文所探討的遼西區，夏、早商時期的銅器以小型工具、裝飾品、兵器以及宗教儀仗用具為主，未見中原地區中常見的大型兵器和容器。此時的中原文化中的小型裝飾品并不發達，也不見杖首等宗教儀仗用具，而遼西區所見的喇叭口耳環、多環型指環、有銎鏃、環首刀與四壩文化等西北以及歐亞大草原青銅文化特征更為接近，所以遼西區早期青銅器應屬于廣義上的北方系青銅器，而區別于中原地區的青銅器。北方系青銅器表現出自身的一致性和不同于其他地區的特殊性，其中裝飾品表現出的一致性最為明顯[37]，如上文所述的喇叭口耳環在中國北方地區已形成了一種文化傳統，形成文化共性的原因應歸于地理位置的毗鄰以及生態環境的相似性，這就使得北方地區各青銅文化在自身發展的基礎上，不斷地互相影響與融合，從而形成了中國北方系早期銅器自身的特征。

遼西區受到西北乃至歐亞大草原的早期青銅文化影響的同時，中原文化的影響和傳播也為其形成自身文化特征和傳統產生了重要作用。從上文我們得出結論，二里頭青銅文明的突然興起與西方冶金術的東傳密切相關，但西方文化也只是對其產生了間接的影響，二里頭文化的銅爵、銅鼎等青銅容器和禮器均按照本地陶器的原型制造，鑄造銅器仍使用龍山時代早已出現的陶范而不使用中西亞所流行的石范，這正說明二里頭文化是延續本地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對西方先進技術加以吸收利用，從而形成了以中原地區為主導的先進的古代青銅文明。夏商時期，遼西區早期銅器與中原青銅器之間不斷的進行著交流與融合，反映在青銅器上主要是水手營子連柄銅戈、薊縣張家園T2④：1青銅鏃、大坨頭H2有銎鏃等均具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反之，中原地區青銅器也融合了來自于遼西的文化因素，啞巴莊H76：10環首刀柄上的粟點紋、下岳各莊H5：10有銎鏃、臺西M17：2有銎戈的發現提供了佐證。遼西與中原之間文化交流互動的途徑不外乎在太行山兩翼的古通道上，可分為東西兩路。西路是經晉西南、太原一帶，沿太行山西側古通道進入遼西地區，山西侯馬、太原地區均發現與大甸子陶爵相似的陶器以及具有二里頭文化二、三期之際陶器作風的鼎、豆等陶器[38]。東路是沿著太行山東麓，向北越過拒馬河進入到京冀以北的大部分區域，進而挺近遼西腹地[39]。夏及早商時期，大坨頭類型和下岳各莊類型由于地理位置毗鄰，器物方面存在緊密聯系，但與后者距離更為遙遠的遼西區與中原文化互動影響的因素實為更多，探其原因可能為遼西區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核心區[40]，在與二里頭文化交流的內涵上要比大坨頭類型更為豐富。

六、結語

遼西區早期銅器起始于紅山文化，到二里頭晚期或至遲在早商時期進入到了青銅時代。制作銅器所需的礦物來源以就地取材為主，冶鑄技術已經進步到了使用合范鑄造的歷史階段。遼西區早期青銅器作為北方系青銅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受西北乃至歐亞大草原早期青銅文化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原夏及早商青銅文化的影響，是在本地文化發展的基礎上，吸收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因素發展的結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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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漢唐村落聚落

漢唐時代，是中國古代鄉里之制與聚落形態演化的重要轉折時期。從兩漢時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晉南北朝時代里與聚的分離，再到唐代的鄉里合署與村落地位的確認，無論是外在形態還是內在結構，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中國中古社會的變革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

討論漢唐村落形態，首先面臨的是關于村落的發生問題。對此，日本學者進行了比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宮崎市定、宮川尚志等學者的論述最具代表性。宮崎市定先生認為，自上古到現代，中國古代國家結構為都市國家，以大小城邑為地方社會集合體的基本構成，“聚落恰似一個個細胞，在一定面積的耕地中心，存在著細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內，被區分為數個區域，那就是里。不僅是工商業者，就連農民也居住在城內的里中。在漢代，根據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別定級為縣、鄉、亭”。他還認為，城內農民開始移居城外，鄉制開始瓦解，“促使這種瓦解趨勢進一步發展者，是漢代豪族勢力的擴張。可能是一方面便利農耕的負郭、帶郭之田都被有勢力者所獨占，貧民要想擁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須求之于遙遠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們在遠距離的地方開拓莊園，招募勞動者，于是城內的農民漸漸脫出城外，前來居住應募。這里出現的就是另一種新形態的聚落——村(邨)”①。盡管學界對于宮崎市定的“都市國家說”爭論頗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興聚落形態之說卻被多數學者接受，此后學術界有關中國古代村落問題的研究也多以此為基點展開。宮川尚志提出：“在漢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戶設里的制度。到唐代，雖然單位一樣，但在城市與鄉村分別稱之為坊和村。這是城市和鄉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時也使人聯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遠離中央政權的邊鄙地區呢?”在經過一番分析討論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結論，認為“總體來看，村莊分布在山間河谷地帶以及一般遠離城市地區的實例較多”②。侯旭東先生對此說進行了修訂，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僅見于邊僻之地，城鎮周圍同樣廣泛存在……重要交通線附近亦廣泛分布。”③這是正確的。但他只是較宮川尚志更強調了村落分布的廣泛性，仍未脫出村落是新興聚落形態這一范疇。

源于宮崎市定先生的村落為城郭之外的新興聚落形態說，有一個重要前提值得進一步討論，這就是漢代里的設置問題。依宮崎市定先生之說，漢代的里設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無居民聚落，也就沒有里的設置。但是，從文獻資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獻資料看，并非如此。在兩漢社會，雖然史籍與法律文書都以鄉、里涵蓋整個鄉村社會，然而實際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層單位鄉里之外，還存在著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們實際上是鄉里之制的基礎。這些村落，漢人稱之為“聚”、“落”或“格”。《史記·五帝本紀》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說文解字》釋“聚”曰：“聚，會也。從*，取聲，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謂邑中村落。”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廣雅》曰：“落，謂村居也。”格，為漢人對村落的別稱。《史記·酷吏列傳》：“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垢購告言奸，置伯格長以牧司奸盜賊。”裴骃集解引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司馬貞索隱：“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

漢代的聚落同鄉里一樣，也各有名號。如《論衡·書虛》所云：“天下郡國且百余，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認可的居民單位，在兩漢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說，聚只是自然意義上的鄉間聚落，不具備行政與法律意義，更不是基層編制單位。正因為此，在兩漢文獻中，才大量充斥著鄉里的記載，而較少見到關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漢代聚的規模大小不一，有時相差懸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幾戶人家，如東漢南陽郡井水縣的三戶亭，就是在三戶聚所設置的亭；也有的聚多達千余戶居民，如西漢成帝即位后，封史丹為武陽侯，封地為“東海郯之武強聚，戶千一百”。這樣，有些大聚便可能成為縣或鄉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戶數多少，劃分為若干里，像武強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個里；也有極少數的甚小聚落，會若干聚合為一里，像三戶聚這樣的小聚落，便應如此。

①[日]宮崎市定：《關于中國聚落形體的變遷》，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三卷，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1、23～24頁。

②[日]宮川尚志：《六朝時代的村》，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68、79頁。

③侯旭東：《北魏村落考》，載《何茲傘教授九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們與里的設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聚與里是重合的。這些聚落既然錯落參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現有的自然聚落基礎上設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數百戶或小至三五戶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況下，都是每個聚落設置一里，三十幾戶、四十幾戶以至百余戶都可作為一里。史料記載與有關規定，均是舉其成數而已。

這樣，也就出現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說法。但在實際的地方建制中，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為了保持與規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將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關系上重新切割組合，對此，我們只須看一下關于里的具體記載便會一目了然。例如，《漢書·張安世傳》記道：“(宣帝)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斗雞翁舍南。”這是三十戶為一里者。《漢書·戾太子傳》曰：“故皇太子謚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閿鄉邪里聚為戾園。”這是二百家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兩漢時代里與聚的合而為一，《續漢書·郡國志》所記歷城之“巨里聚”其意當同于此。

為張賀所置守冢三十戶以及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為的編制，因此，雖然不合“百戶為里”的說法，但初時還算規整，要經過若干年的變化后，才能呈現出里的本來的自然面貌。就現在材料看，最能反映兩漢鄉村社會中里的真實面貌的，還是馬王堆出土的《駐軍圖》與《地域圖》①，這是關于漢代里的規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駐軍圖》，其上不僅標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戶人家，最大的里為一百零八戶，現將圖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戶數統計并

列為表1如下：

①馬王堆漢墓整理小組編：《古地圖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頁。

由上述記載特別是《駐軍圖》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戶狀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鄉村社會，它們與各類城市相對應，共同構成了地方社會組織結構。既如此，為什么學術界仍流行著村落為城郭之外新興聚落形態說呢?這是因為人們對村落的考察首先多著眼于其字面記載之由來。比如，要追尋《說文解字》中有無“村”字，要檢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現于何時，在筆記野史中出現于何時，等等。這樣，自然會得出結論：《說文解字》中沒有出現“村”字；關于“村”的最早的記載，正史是《三國志·魏志·鄭渾傳》所載“村落齊整如一”，筆記野史中是《抱撲子·內篇》卷三《對俗》所引東漢陳寔《異聞記》“村口”一詞。因此，“村落”也就出現于東漢，至六朝漸多。其實，從社會組織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與城邑相對應的一種聚落形態。就中國古代社會結構而言，村落與城邑的區界點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幾乎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農民與農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規模明顯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為權力中心與經濟中心；其三，村落無論大小，都自成一體，有著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緣以及其他組織體系，是社會的基本細胞。這也如先生所言：“村莊是一個社區，其特征是，農戶聚集在一個緊湊的居住區內，與其他相似的單位隔開相當一段距離(在中國有些地區，農戶散居，情況并非如此)，它是一個由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組成的群體，具有其特定的名稱，而且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應當是一種相對于城邑而言的社會單位概念，可以稱之為“村”，也可以稱之為“聚”，當然也可以稱之為“莊”、“屯”、“川”、“寨”、“丘”、“店”、“堡”、“鋪”等等。關于村落的起源應當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據考古學研究，特別是聚落考古學的進展，我們已能知道，隨著農耕文明的出現，聚落也開始形成并迅速發展；至龍山文化時代，聚落已分化為中心聚落與普通聚落；隨后，便開始了城邑與鄉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為城邑并成為一定區域的權力與經濟中心，普通聚落則成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圍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漢代，這種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漢代社會也就不是所謂的“都市國家”，而是以村落為基本細胞、以城邑為核心的上下貫通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篇6

關鍵詞：東周；單體玉龍佩；“s”形

中圖分類號：k8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8-0011-06

東周一代，玉器種類繁多，玉龍佩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器類之一。學界對東周時期的玉龍佩有過一定的關注：1985年，楊建芳先生依據一些年代較為明確的春秋晚期及戰國時期墓葬所出土的玉龍佩，按時期先后進行排比，對其形制、紋飾的演變規律進行了概括。①2000年，楊建芳先生又詳細總結了楚式玉龍佩的各種特征。②2010年，褚馨先生對東周單體玉龍佩的造型來源及其雛形最早出現時間做了相關探討。③然迄今為止，尚缺乏建立在考古資料基礎之上的系統研究，加之近年來諸多新資料的積累，都使我們有必要對玉龍佩——這一東周玉器的重要器類做些總結和歸納。

東周時期的玉龍佩，可分為單體和復合兩大類。單體玉龍佩，即以單龍成器者；復合玉龍佩，則包括雙龍并連、雙龍同體、多龍交纏三型。東周時期，以單體玉龍佩最為常見。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所論，以單體玉龍佩為主。東周單體玉龍佩，造型頗有特點，多以極富彈性的“s”狀為基本造型元素，作曲身彎卷龍態，故又被稱為“s”形玉龍佩。在筆者收集的相關資料中，年代較為明確的東周時期墓葬所出土的單體玉龍佩共計470余件。本文擬就這些資料，對東周單體玉龍佩的型式、分期年代、區域特征、造型來源等方面略陳管見。

一、型式分析

東周時期常見的單體玉龍佩，根據形制之差異，大致可分為二型，現分型述之：

a型：龍作俯首、拱背、卷尾之態，略呈“s”狀。根據器表主要紋飾的圖案特征和演變發展線索，又可分為六個亞型。

aa型：主體紋飾由淺浮雕卷云狀、谷粒狀等紋樣零件構成。依據紋飾形態的不同，復可細分為三式。

ⅰ式：淺浮雕龍首紋。④標本.長治分水嶺m53：41（圖一：1）。

ⅱ式：淺浮雕云谷相雜紋。⑤標本.洛陽針織廠c1m5269：38（圖一：2）。

ⅲ式：淺浮雕谷紋。標本.洛陽西工區c1m3943：9、10（圖一：3）。

aa型的演變規律：紋飾上，卷云狀紋樣零件逐漸減少，谷粒狀紋樣零件逐漸增加，最終形成清一色大小相若谷粒狀零件組成的谷紋，基本是遵循著一個由具象到抽象，由繁復、滿密及簡化、離析的趨勢進行的。形制上，龍背部拱起漸高，彎卷的尾部不斷減小。

ab型：陰刻云谷相雜紋。⑥標本1.新絳柳泉m302：64。（圖一：4）標本2.荊門左冢m1n：24（圖一：5）。

ac型：陰刻鱗紋和卷云紋。標本.葉縣舊縣m1：5（圖一：6）。

ad型：陰刻寬帶龍首紋。⑦標本.無錫鴻山whdⅶm1：36（圖一：7）。

ae型：光素無紋。標本.汲縣山彪鎮m1：187。

af型：陰刻绹索紋。標本.洛陽西工區m203：37。

b型：龍多作回首、鼓腹、卷尾或昂首、拱背、卷尾之態，略呈“w”或“m”狀。根據器表主要紋飾的圖案特征和演變發展線索，又可分為五個亞型。

ba型：主體紋飾由淺浮雕卷云狀、谷粒狀等紋樣零件構成。依據紋飾形態的不同，復可細分為三式。

ⅰ式：淺浮雕龍首紋。標本.壽縣蔡侯墓105.1（圖二：1）。

ⅱ式：淺浮雕云谷相雜紋。標本.隨縣曾侯乙墓e.c.11：234（圖二：2）。

ⅲ式：淺浮雕谷紋。標本1.平山中山王墓pm1：1（圖二：3）。標本2.長豐楊公m8：29（圖二：4）。

bb型：主體紋飾由陰刻卷云狀、谷粒狀等紋樣零件構成。依據紋飾形態的不同，復可細分為二式。

ⅰ式：陰刻云谷相雜紋。標本1.洛陽中州中路c1m3750：45（圖二：5）。標本2.無錫鴻山whdⅶm1：35（圖二：6）。

ⅱ式：陰刻谷紋。標本1.江陵望山wm2：g13-2（圖二：7）。標本2.長沙五里牌m1282：2（圖二：8）。

ba、bb型的演變規律：紋飾上，卷云狀紋樣零件逐漸減少，谷粒狀紋樣單元逐漸增加，最終形成清一色大小相若谷粒狀零件組成的谷紋，基本是遵循著一個

具象到抽象，由繁復、滿密及簡化、離析的趨勢進行的。形制上，由不甚彎曲、形制簡單，逐漸彎曲劇烈，形成了形制較為復雜的鏤雕體，爾后又趨于簡化。

bc型：陰刻鱗紋和卷云紋。標本.無錫鴻山whdⅶm1：36（圖三：1）。

bd型：陰刻寬帶龍首紋。標本.荊州熊家冢pm8：8（圖三：2）。

be型：光素無紋。標本.太原金勝村m251：379。

上面所分析的，大體涵蓋了目前所見東周單體玉龍佩的型式。依據這些單體玉龍佩的特征，可將其演變關系歸納為表一所示。

二、分期與年代

以上諸型式單體玉龍佩，皆出自墓葬內，多有陶器或銅器與之共存，年代較為明確。在參照所屬單位年代判定的基礎上，根據單體玉龍佩在紋飾、造型上的變化特征以及流行情況，可初步將其發展演變過程劃分為三期。各期與各型式的對應關系可見表二。

第一期，大致相當于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據不完全統計，近100余件單體玉龍佩，主要出于以下單位和地點：隨縣曾侯乙墓，⑧壽縣蔡侯墓，⑨紹興坡塘m306，⑩安吉龍山d141m1，11 無錫鴻山whdⅶm1，12 葉縣舊縣m1，13 淅川徐家嶺m3、14 m10，15 固始侯古堆m1，16 洛陽西工區m203，17 洛陽小屯村c1m2547，18 洛陽中州路m1316、19 m2717，20 輝縣琉璃閣m1、m75、m76，21 長治分水嶺m14、22 m25、23 m53，24 長子牛家坡m7，25 潞城潞河m7，26 新絳柳泉m302，27 太原金勝村m251，28 曲阜魯城乙組m329 等。 　單體玉龍佩的型、式較多，主要有：aaⅰ式、aaⅱ式、ab型、ac型、ad型、ae型、af型、baⅰ式、baⅱ式、bbⅰ式、bc型、bd型、be型，其中aaⅰ式、aaⅱ式、baⅰ式、baⅱ式、bbⅰ式最為流行。

此期單體玉龍佩，在主要裝飾紋樣上，以淺浮雕龍首紋、淺浮雕云谷相雜紋、陰刻云谷相雜紋為主流。形制上，龍身相對短肥，多作波浪形，彎曲不甚，形制簡單；頭部多短粗；目部常以橢圓形表示；口部形態有兩類：以閉口者居多，另一類外部作切開狀，下唇平截內勾，內為一孔；角部為裝飾有卷云紋的鈍尖或牙扉狀。多無足，少數有足者也僅俱一到兩足，足部以裝飾有卷云紋的短凸牙扉表示。

第二期，大致相當于戰國中期。據不完全統計，近300余件單體玉龍佩，主要出自以下單位和地點：荊門左冢m1，30 荊州院墻灣m1，31 荊州天星觀m2，32 江陵望山wm2、33 wm3，34 長沙白泥塘m5，35 信陽長臺關m1，36 洛陽針織廠c1m5269，37 洛陽唐宮西路c1m7983、c1m7984，38 洛陽唐宮路小學c1m5560，39 洛陽西工區m7602、40 c1m8503，41 洛陽中州中路c1m3750、42 c1m8371，43 侯馬上馬m15，44 平山中山王墓xk、pm1、pm2、pm4，45 曲阜魯城乙組m52、m5847 等。

單體玉龍佩的型、式仍比較豐富，在沿用前期大部分型式的同時，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型式。主要有：aaⅲ式、ab型、ae型、af型、baⅲ式、bbⅰ式、bbⅱ式、be型，其中ab型、baⅲ式、bbⅰ式、bbⅱ式最為流行。

此期單體玉龍佩在主要裝飾紋樣上，多流行陰刻云谷相雜紋，且開始出現谷紋，其中又以淺浮雕者稍甚。在形制上，a型較前期區別不大；b型尺寸顯著增加，龍身更加細長，且彎曲厲害，軀干上尖鉤狀歧出增加，已出現形制復雜的大型鏤雕體。單體玉龍佩的目部主要以橢圓形和菱形為主。閉口狀已基本不見，張口者形態大多與前期相若，但上下唇長度差距更加明顯，孔徑亦加大；另出現下頜前端呈尖狀并且上卷，與上頜后端相連，形成一個圓孔狀的口部，此為bbⅱ式特有。角部多為上勾狀的長牙扉形，其上陰刻數道弦紋或卷云紋。龍足作舒張形明顯凸出，表面陰刻弦紋。

第三期，大致相當于戰國晚期。據不完全統計，共70余件單體玉龍佩，主要出于以下單位和地點：荊門包山m4、m5，47 長豐楊公m8、m9，48 長沙m1033、m1065，49 長沙五里牌m1282，50 澧縣新洲m1，51 涪陵小田溪m4，52 淮陽平糧臺m16，53 洛陽西工區c1m3943，54 洛陽道北鍛造廠im540，55 侯馬褫祁m2129，56 宣化春光m14、m1557 等。

單體玉龍佩的型式較少，前兩期流行者大量消失。本期主要有aaⅲ式、ae型、baⅲ式、bbⅱ式等，其中以bbⅱ式最為常見。

在單體玉龍佩的主要裝飾紋樣上，此期絕大多數為谷紋，其中又以陰刻技法琢就者最為流行。其雕工粗獷，紋樣零件大小不盡相若，線紋邊緣多有毛刺歧出，排列亦不甚規律。本期a型玉龍佩，尾部變小或省略，背部高拱近弧形。b型中，baⅲ式與bb

bⅱ式形態差別較大，故此處分開討論各自之特征。baⅲ式：口部與第二期相若，目部除前兩期常見的單環橢圓形、菱形眼外，梢長如眉的目部開始出現。角部仍多作飾有弦紋的牙扉狀，bbⅱ式亦同。龍身彎曲厲害，形制復雜，多三足以上。bbⅱ式：頭部狹長若馬首，目部多被省略。口部形態較為特殊，下頜前端呈尖狀并且上卷，與上頜后端相連，形成一個圓孔，以表示口部，個別下顎為斧形。另衍生出口部作“u”形完全張開狀者，口內琢出尖牙利齒。頸部多陰刻一長弧線，將龍頸一分為二，其間或加琢數組平行短線弧。通常龍身會分出一至兩足，足較長，分別向不同方向卷翹、舒展，表面陰刻弦紋。龍身多作低首奔馳狀，彎曲不甚，所作彎轉較少；個別龍身一側內凹，呈弧形。

綜上所述，東周一代，單體玉龍佩最早出現于春秋晚期。其發展可分為三期：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戰國中期、戰國晚期。在這三期中，單體玉龍佩經歷了由興起及繁盛再到衰落的發展過程，這個趨勢主要表現在其型式和數量上。

三、區域特征

單體玉龍佩在東周時期分布比較廣泛。通過系統整理相關資料可發現，在基本共時的前提下，各地所出單體玉龍佩的形制和主要裝飾紋樣大體趨同。但楚國三個都城（紀南、陳城、壽春）及其附近地區的楚墓出土的單體玉龍佩，尚有一些區別于中原等區域的地方特色。

其一，ac型、bc型和ad型、bd型，它們均多見于楚國統治的中心區域內，陰刻鱗紋、卷云紋和陰刻寬帶龍首紋皆可在本區域較早的淅川下寺m1、m2、m358 所出玉器上找到淵源。

其二，以形態細密的绹索紋和網格紋作為輔助裝飾。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绹索紋多出現于玉龍佩表面緣廓和嘴部邊沿；戰國中期始，已不多見于緣廓，而常作為嘴部邊沿裝飾，如荊州院墻灣m1：31。網格紋則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多添加在ad型、bd型單體玉龍佩主體紋飾的空隙之處。

其三，單體玉龍佩之軀干往往鏤雕有鳳鳥、牛首、神人形輔助裝飾，如荊州熊家冢pm4：69、長豐楊公m8：29。

其四，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個別單體玉龍佩表面琢有螭紋，見于荊門左冢m1n：24。

其五，戰國早期以后，龍角部較長，部分尖端分叉，表面陰刻弦紋，如棗陽九連墩m2：c532。59

四、造型來源

流行于春秋晚期及戰國時期的單體玉龍佩，皆以“s”狀為基本造型元素，有著較為鮮明的時代特征，而與多見于史前、商代的蜷體玉龍60 迥異。如前文所述，東周時期的單體玉龍佩主要包括兩個并列發展的演化軌道，即a型和b型。故研究其造型來源時不宜一概論之，尚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a型單體玉龍佩，為俯首、拱背、卷尾狀。具備此類造型的龍形玉器最早見于年代屬商代晚期的山西靈石旌介村m2，標本.靈石旌介m2：61（圖三：3）。此玉龍體呈弧形，尾部卷曲，器表飾凸弦紋，長3、寬0.9厘米，當為a型造型可追溯到的最早源頭。然商代晚期距春秋晚期的年代缺環甚大，是否還有其他因素更直接影響到a型整體造型的形成呢？全面考察西周、春秋玉器不難發現，春秋中、晚期的常見器類——龍首玉沖牙與弓身型玉虎61 的整體形態同a型單體玉龍佩非常接近，且二者與單體玉龍佩在時代上前后相繼，基本沒有重合并存。如輝縣琉璃閣甲墓出土的一件龍首玉沖牙（z甲—84，玉179），62 頗似a型單體玉龍佩，僅無卷尾而已（圖三：4）。弓身型玉虎亦作俯首、拱背、卷尾狀，且頭部碩大（標本.寶雞益門村m2：12863 ）（圖三：5）。而一些在較早時期流行的a型龍佩頭部便較大、近方形，如長治分水嶺m25：96、m53：41，荊門左冢m1n：24。推測這可能就是玉虎頭部形態的孑遺。故認為a型造型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春秋中、晚期的龍首玉沖牙與弓身型玉虎的影響，不失為一種可能性的表述。64 　b型單體玉龍佩，則與西周中晚期流行的一類龍形玉飾件具有較為明確的源流關系。二者所表現的龍均為回首、扭曲的形態，皆以“s”狀為基本造型元素，且角、吻、頜、足等細節部位亦有相近之處。扶風黃堆老堡m25的年代上限不超過西周中期，即穆共之世，下限可到西周晚期，墓中出有一件龍形玉飾（標本.92fhm25：001165 ）。器扁平，作扭曲、彎卷狀龍鳳形，龍、鳳斜向對稱，龍作回首狀；龍角頂部有凸脊，形如冠狀；吻部長而上卷，下頜較短；龍角、凸脊、吻部卷曲處和足等突出處沿器身的上下兩緣形成脊齒狀；器身周邊雕刻細陰線紋輪廓線（圖三：6）

此造型當開此后東周b型單體玉龍佩之先河。需要指出的是，西周中晚期的龍形玉飾件與b型亦有差異：西周時期的龍形玉飾件一般尺寸較小，僅長3-5厘米左右；鏤空部位小且少，僅以少量的逗點式鏤空或鉆孔凸顯龍的部分輪廓，因此龍顯拘謹束縛之態，給人一種尚未剔除外沿幾何邊框的感覺，可參考曲沃晉侯墓地m31：6866 （圖三：7）、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1657：1167 （圖三：8）。而東周單體玉龍佩，則尺寸較大，通常可達十余厘米長；鏤雕面積大而多，形狀多樣，龍體伸展舒張，完全跳出了外框的限制，整體造型靈活生動。這種差異的產生，與戰國時期治玉技術顯著進步，鏤雕工藝的廣泛應用有著直接的關聯。

經我們研究，東周時期之后，單體玉龍佩的a型未見延續，b型并沒有立刻消失，而是增加了新的元素，形成了漢代單體玉龍佩的部分類型，68 標本.徐州獅子山楚王陵w5：169 （圖三：9）。

注 釋：

①楊建芳.戰國玉龍佩分期研究-兼論隨縣曾侯乙墓年代[j].江漢考古，1985，（7）.

②楊建芳.楚式玉龍佩.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c].眾志美術出版社，2010.200-243.

③褚馨.戰國s形龍佩的思考[j].中國歷史文物，2010，（2）.

④龍首紋的鼻、顎、口、角等部位，為卷云狀、谷粒狀、蝌蚪狀浮雕零件表現，細部以陰線刻劃。

⑤紋飾由卷云狀、谷粒狀、蝌蚪狀浮雕零件構成。

⑥紋飾由相互勾連的卷云狀、谷粒狀、蝌蚪狀零件構成，為陰刻技法制作。由于一些陰刻云谷相雜紋系斜碾技法琢就，形成了“一面坡”的形態；陰線溝槽的底部、斜坡以及器表所在平面對光線的反射情況不同，使其各自呈現的光亮程度各異，從而凸顯了較強的浮雕感，但其實質仍為陰刻紋飾。

⑦龍首紋的主要部位由寬帶狀的紋樣零件構成，細部以陰線刻劃。這些條帶狀零件制作較為復雜，通常先斜碾出的"一面坡"寬帶，再沿其輪廓陰刻一圈線框而就。

⑧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m].文物出版社，1989. 414-417.

⑨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m].科學出版社，1956.15.

⑩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j].文物，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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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湖南省博物館，澧縣文物管理所.湖南澧縣新洲一號墓發掘簡報[j].考古，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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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陽平糧臺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j].文物，19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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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市道北鍛造廠戰國墓清理簡報[j].文物，1994，（7）.

5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山西侯馬市褫祁墓地的發掘[j].考古，2002，（4）.

57 張家口市宣化區文物保管所.河北張家口宣化戰國墓發掘簡報[j].文物，2010，（6）.

5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文物出版社，1991.

59 湖北省博物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m].文物出版社，2007.77.

60 孫機.蜷體玉龍[j].文物，2001，（3）.

61 春秋時期的玉虎可分為，弓身型、平直型、反弓型、回顧型.張緒球.商周時期的玉虎[j].文物，1999，（4）.

62 河南博物院，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輝縣琉璃閣甲乙二墓[m].大象出版社，2003.168.

63 寶雞市考古工作隊.寶雞市益門村二號春秋墓發掘簡報[j].文物，1993，（10）.

64 褚馨先生認為s形龍佩（即本文的單體玉龍佩）是玉虎造型藝術進一步演進的結果，但其對s形龍佩來源的推測尚未建立在s形龍佩和玉虎的類型學研究基礎上進行區別分析.褚馨.戰國s形龍佩的思考[j].中國歷史文物，2010，（2）.

65 羅紅俠.扶風黃堆老堡三座西周殘墓清理簡報[j].考古與文物，1994，（3）.

6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j].文物，1994，（8）.

6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嶺虢國墓地[m].科學出版社，195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