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稚產業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21 08:04:22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幼稚產業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自國際貿易產業以來，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的孰優孰劣便是經濟學家一直喋喋不休爭論的焦點，也是各國政府在貿易政策抉擇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自由貿易思想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保護貿易不甘示弱，在各國的貿易政策中依舊或多或少的占有一席之地。
發達國家的保護對象主要是陷于結構性危機的產業部門，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保護民族經濟，且保護的重點是幼稚產業。
加入WTO后的中國是否應該完全貿易自由？幼稚產業的保護是否喪失了意義？對幼稚產業政策應該如何予以取舍？本文將通過對理論基礎和現實的分析來得出結論。
一、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基礎分析
幼稚產業的理論基礎是李斯特的“幼稚產業論”。李斯特發揚了美國漢密爾頓保護本國制造業的觀點，以歷史判斷為基礎，提出不同的國家由于其發展階段不同貿易政策也應有所不同。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應該對那些面臨國外強有力競爭而自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身又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幼稚產業予以高關稅保護，培植它們的競爭力，直到這些產業成長起來為止。
這些新的產業能給國家帶來未來收益，形成強大的生產力，而這些“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幼稚產業論一經提出便對自由貿易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現在也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般認為幼稚產業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提出的質疑主要在于各國國情不同，落后國家進行自由貿易最終不利于該國的生產力的提高和產業體系的建立。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思想是“世界主義的”。但現實世界是由各國家組成，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
經過李嘉圖完善的自由貿易理論強有力的證明，自由貿易能使世界資源優化配置、能帶來各貿易國福利的增加和世界總產量的提高。
但李斯特認為對于落后國家而言，這種短期或眼前利益（可以比較低的成本換取較多的商品和勞務，增加國民福利）是以犧牲長期或未來利益為代價的。從長遠來看，目前尚處于萌芽階段但將來對國民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的工業產業的生產能力在國際自由貿易的環境下會受到劇烈沖擊，根本沒有發展空間，這種只重視眼前利益忽視未來利益的自由貿易對落后國家而言非常不利。
所以李斯特主張：通過國家的干預對幼稚產業實施暫時的保護，這種保護應持續到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為止。幼稚產業論也認為保護可能會產生資源配置扭曲、走私、降低效率等效果，尤其是在幼稚產業的選擇失誤、保護措施不當等情況下。
但支持幼稚產業保護的經濟學家認為受保護的幼稚產業應該具有潛在的動態的比較優勢和外部經濟，在保護下只要其生產成本下降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足夠快，那么保護結束后所得的收益就足以補償保護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的保護就是有利的。貿易保護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放眼世界完全的自貿易也是不存在的。
世界各國在選擇貿易政策時都要考慮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
二、國際貿易環境的分析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WTO，自由貿易在更大范圍得到了推進。但是在自由貿易的背后我們也不難感受到貿易保護的潛流強有力的涌動。
首先是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與加劇。
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許多國家加大了利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保護本國產業的力度，尤其是隱蔽的靈活的具有歧視性的非關稅壁壘的運用非常廣泛。
由于這一時期的貿易保護特點明顯不同于以往的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所以被稱之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在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保護具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集中的表現就是更多的更為隱蔽的非關稅壁壘的使用。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采用高標準的環境、技術等“綠色貿易壁壘”保護國內市場，其中發達國家所設置的市場準入門檻（技術標準等）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也提出了更進一步的開放市場的要求，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自己卻在農產品等領域牢牢的奉行保護主義。美歐日等國采取的農產品補貼政策拉低了全球農產品價格，而農產品出口正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支柱。目前日本對水稻的進口關稅依舊高達490%。
其次，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停滯不前。這集中體現在多邊貿易體制下的多邊合作進展緩慢，如國際社會普遍關注
的WTO多哈回合，在坎昆會議的失敗的陰影下步履蹣跚，而個別WTO成員，特別是發達國家成員，一意孤行的實行單邊主義，使多哈回合的主旨——發展問題的多邊談判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目前區域性的貿易合作的活躍反映了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困境。
自由貿易與保護的相互交織是這一時期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大特點，自由化是斷斷續續的主旋律，而保護似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不同的國家保護的重點也不同，發達國家主要在于農產品和陷于結構性危機的產業，發展中國家在于幼稚產業和服務業。這種現實反映了它們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也表明了在目前世界經濟格局下國家之間利益爭奪之所在。
三、外貿政策的現實環境——漸進的貿易自由化近年來，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外貿以高于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在增長，進出口額在國際貿易額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
但與貿易強國相比我國外貿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如出口結構以低檔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為主，貿易條件持續惡化，貿易競爭力較弱，服務貿易出口發展滯后。其中，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尤其引人矚目，1999年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出口相當于其商品貿易出口的24%，我國的服務貿易出口相對于商品貿易出口的比重低于15%。這些差距折射了我國經濟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發展中存在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業競爭力較低等深層次問題。中國雖然被號稱為“世界工廠”，但產業競爭力僅限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高科技產業、服務業等相對落后屬于幼稚產業，這種國情決定了中國對外開放的路徑是：漸進的開放市場——漸進的取消保護——逐漸取消保護——貿易自由化。
加入WTO的談判過程和我們做出的承諾清楚的表明了這一點，而這種漸進的開放思想也構成了被國外學者所稱道的“中國模式”精神的重要部分。實事求是的依據經濟規律和發展所能承受的限度確定開放的步驟是我們理性的選擇，超越式的外貿政策是非理性的。許多拉美國家從80年代起奉行新自由主義，不顧國情的實行貿易自由化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例子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根據發展階段適時調整、靈活應對才有利于向最終目標的邁進。自由貿易是世界各國理想的終極目標，但在我國工業化尚未完全實現的現實下適度的保護是必要的。這就是國情所給予我們的外貿政策環境。
四、目前中國幼稚產業政策取向的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當前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國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是必要的，而幼稚產業論的理性的成分也給予保護以一定的理論支持。
但由于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經濟效率，所以必須審慎運用保護政策，盡量減少因為保護所造成的經濟扭曲和福利下降。鑒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對幼稚產業實施保護的政策取向應該是：謹慎選擇、適度保護、漸進開放、完善市場體制。
謹慎選擇體現在要科學的選擇被保護產業：主要的原則是應該本著與時俱進的思想科學的選擇被保護產業。一方面是根據巴斯塔布爾標準和肯普標準選擇那些具有明顯外部性和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產業的保護在一定時期后收益應該大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于保護的成本，應該是一國具有戰略地位的產業同時能起到帶動其它產業部門發展的作用，同時對它們的保護也應該是能彌補市場不完善所造成的企業先進入損失以有利于技術的創新。另一方面要適時的對被保護幼稚產業進行篩選。保護不是無期限的，否則會造成低效率和嚴重扭曲資源配置的惡性循環，李斯特提出的時限是最高30年，對于保護時間過長而至今還未成熟起來的幼稚產業應該取消保護。
適度保護體現在制定合理的保護措施，保護程度要適當。
一般的保護方式是關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貿易政策主要是關稅和非關稅，產業政策是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對被保護產業提供資金、信貸、補貼等產業支持。目前我們的保護方式面臨著調整，原因在于加入WTO后我國承擔的主要義務是關稅有步驟的下降，非關稅壁壘也在逐步取消。所以運用傳統的關稅手段來扶持幼稚產業發展的空間已經逐漸的在縮小。
以往的以關稅為主的保護措施要逐步的讓位于非關稅措施和產業政策。在可以運用關稅的空間里就要設法提高保護的效率。
一方面要研究關稅結構，爭取設置對幼稚產業有利的關稅結構，同時提高關稅的有效保護率。除關稅措施以外要適時、適度的使用WTO所允許的一些非關稅措施來實行保護，并且將WTO框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條款用足用好。其中可以依據GATT等18條的規定來施行對重要的幼稚產業的保護。
漸進的開放體現在保護應該是開放的保護、逐漸取消的保護。
保護的目的是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但完全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封閉的保護只會產生低效的懶惰的產業，所以應該適度的引入競爭，或者是國內市場分割的打破，或者是在一定限度內允許外國廠商的進入。當然這要根據被保護產業的實力、國內和國際市場環境來決定。此外，要適時的引入“畢業條款”機制，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漸的弱化保護并在其成熟后堅決的撤銷保護。所以保護政策不應該是剛性的，應該靈活而富有彈性。超級秘書網
sp;完善市場體制。
自由貿易思想因為其完美的市場假設與現實相去甚遠而使自由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理想目標，但較完善的市場體制無疑是企業正常開展其經濟活動的基礎。健全的市場功能齊全的市場意味著市場扭曲的減少，這將為產業的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在市場扭曲消除的前提下許多保護措施也就不必要了。
但目前國內市場存在諸多問題，如市場體系的不健全，部分市場秩序的混亂，政府的職能“越位”、地區市場壁壘的存在等。所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市場體制的完善是當務之急，是對幼稚產業逐步取消保護的前提，是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的基礎。
參考文獻：
[1]尹翔碩.中國對外貿易改革的進程和效果：1978-1998[M].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
[2]張幼文等.外貿政策與經濟發展[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
[3]任烈.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
篇2
一、國有商貿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是深化國有商貿企業改革的迫切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商貿企業調整了社會商貿機構，疏通了商品流通渠道，改革了批發體制，形成了以國有商貿為主導，多種經濟成份、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方式并存的流通格局。企業的自擴大，經營狀況好轉。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中，由于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商貿企業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全面顯現出來。產權不清，責任不明，經營者缺乏有效的約束和監督，商貿企業虧損嚴重，生產經營難以為繼，國有商貿企業已基本失去往日的競爭優勢，國有商貿企業商品零售額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比例逐漸下降。國有商貿企業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產權制度的改革。
1、產權制度改革是國有商貿企業改革的核心。“九五”后期及現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思想不約而同地集中于產權制度。產權改革是市場經濟確立不可逾越的環節，是繞不過去的坎。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發達與否的根本標志。產權的市場化才能使市場經濟原則真正貫徹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唯有產權市場化，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國有企業改革，改到深處是產權，改到難處是產權。
2、產權制度改革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要求。隨著改革的深入，建立與完善符合市場經濟原則要求的社會保障體系已迫在眉睫。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指出“要采取多種措施，包括國有資產變現……充實社會保障基金”。變現一部分國有資產用于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是歷史與現實的必然選擇。國有資產變現即把本質上歸屬于社保體系全體受益人所有的那一部分經營性資產的產權歸還于真正所有者。
3、產權制度改革是解決資本金真正到位的關鍵。1998年，為了解決國企脫困，國家出臺了“債轉股”。“債轉股”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正在從“幫助企業減輕債務負擔”轉向解決出資人資本金不到的深層次問題。產權改革有利于糾正“撥改貸”等改革措施的不足，為確立以出資人利益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銷平道路，客觀上為長期性債權與股權之間的相互轉換，債市與股市的溝通作出重要探索，極大深化了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過程中建立“退出”機制的思路。產權是對經營者行為的約束，是對經營者成績的獎勵，是對資源低效率的限制。
4、產權制度改革是企業提高效率的根本。商貿流通領域，改革不應從如何有效地買賣商品開始，而是從更有效率地買賣產權開始，即明晰產權。只有產權明晰，機制才活。我國經濟最發達的順德、東莞、溫州等地方一個顯著特點是產權明確。企業是股東的，企業發展越大，出資人股東的動力越大，相反，產權不清的國有企業，出資人主體不到位，企業的職工和廠長不能因為企業的發展而得到更多利益，動力不足。企業做得越大，職工廠長得到的利益相對越小，于是國企的老總通過吃、喝、玩、送等方式，間接分享企業利潤。而國企的職工沒有權利間接分享利潤，于是消極怠工。
5、產權制度改革是生產力的最大變革。改革初期，我國側重于從調整生產關系方面促進經濟的發展，現在這種改革已很好地達到了目的。當前、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源就是產權改革。各地的實踐充分證明，產權改革后，生產力得到了一個飛躍的發展。產權改革，極大地激活了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
二、國有商貿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思路
國有商業企業產權改革的思路是緊緊圍繞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明晰產權，以國有資本退出為主線，實行產權多元化。思想上要轉變觀念，勇于創新，大膽探索產權改革方式；程序上既要發揚民主，依靠職工，又要適當集中，要按規章制度進行；管理上，在促進國有資產流動的同時，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
國有商貿企業產權改革主要有五種方式。1、股份制。一是增量股份制。原有國有資產不退，增量國有資產折股，吸收民營資本，法人資本，社會公共入股。二是剝離法。剝離部分優質資產組建股份公司。三是減持法。對國有股比重較大的企業，通過資本市場減持國有股。2．股份合作制。本單位全體職工與經營者，共同投資，共同勞動。職工買斷工齡，退出國有職工序列，企業買斷產權，企業退出國企行列。3、經營者買斷。對那些資產水平低、虧損不太嚴重的小型企業，可以通過經營者買斷的方式，退出國有，實行民營。經營者可以是單個自然人，也可以是多個自然人合伙。4．外部轉讓。對那些長期虧損且扭虧無望，可從外部尋求生機，即將企業產權的一部分轉讓給企業外部個人。一是協議轉讓。二是通過產權交易市場拍賣，避免黑幕交易。5．混合經濟（合資）。
國有商貿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要解決好六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債務。采取債務跟隨資產走、債權轉股權、資產與債務重組等多種辦法，處理好企業的債務，不能借改革逃離債務；第二，歷史。要尊重歷史，在國有資本退出的過程中，要解決好職工的體制性欠帳，補發職工的欠發工資，做好職工的社會保障工作；第三，職工安置。賣斷工齡要在職工自愿的基礎上進行，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以經濟補償為由將職工推向社會，要落實好職工安置的具體政策；第四，妥善處理好企業無償使用國有土地和土地使用權出讓問題；第五，處理好國有產權轉讓的主體。轉讓價格的確定、產權轉讓收入問題；第六，改制后企業的發展問題。產權制度改革不是將國有資產賣給個人，一賣了之，而是通過產權改革，明晰產權，重構企業新的責、權、利關系，促進企業發展。
三、國有商貿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思考
l、“主人翁”地位問題。產權改革后，職工可以通過勞動合同確立職工與公司之間權、責、利關系。職工持股后，通過股東大會對公司的決定投上自己的一票，真正感受到主人的地位，這種主人翁地位是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相反，過去的職工，只是政治意義上的主人，但不是企業的主人，企業的決策、領導的選舉等重大事項都是上面、廠長說了算，職工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無發言權。
2．產權界定問題。產權改革的前提是產權界定。產權界定的原則是誰投資，誰所有。產權界定時不僅要將有形的國有資產量化界定，更重要的是將技術、管理等“人力資本”產權化。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都肯定了探索和建立經理人和核心技術人員股票期權制度的必要性。在國企改革中，要將管理與技術利益化。在現代經濟中，最需缺、最重要的是管理與技術。管理與技術的股份化，是對管理與技術成本的補償，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方面。如果對管理與技術不進行價值補償，管理者和技術人員，要么減少管理與技術的成本，要么尋求其它補償管理與技術成本的方法。因此，產權界定時，要用經營管理股、技術股對經營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進行產權獎勵。
篇3
論文摘要:分析了現行金融制度對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制約,指出,要根據農業產業化的特點和金融需求,構建新型農村金融體系;要擴大直接融資渠道,培育農村資本市場,加快推進農村利率市場化進程,解決農村信貸資金的外流,健全金融中介服務機構,為農業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擔保服務;要創新農地擔保制度,解決農業中小企業貸款抵押難問題;要放開民間借貸,加快農村征信工作進程,為農業產業化的持續發展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要創新監管制度和模式,對農村金融機構實行差別監管。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而發展現代農業的基礎,必須實現農業的產業化經營。我國的農業產業化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其總體水平還處在初級階段,發展中面臨著很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信貸資金和金融服務缺失的問題。本文在認真剖析現行金融制度對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制約的同時,從現代金融發展理論和功能視角出發,提出了金融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一、現行金融制度對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制約
(一)農村金融體系不完善,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缺乏金融扶持
從產業經濟和金融經濟相關聯的角度來看不同的產業性質決定不同金融機構的滋生和發展…。我國目前農業的生產特點和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迫切需要與此產業性質相對應的金融機構產生,農村信貸資金和金融服務要素的缺失,恰恰是農村金融機構缺失的充分體現。我國農村金融體制雖然經過十多年的改革和創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與農村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產業化的快速發展不相適應。從現行農村金融機構來看,其市場定位雖然是為“三農”服務的,但從貸款的額度、期限和服務方式上很難滿足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需要,更不用說需要大量資金支撐的農業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的發展。同時,對農業產業化發展一直處于主導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深化改革后調整了其發展戰略,在縣域及農村的分支機構向中心城市收縮,信貸業務向大中城市傾斜。據統計,4家國有商業銀行從1998年開始至今,共撤并3.1萬個縣及縣以下機構,上收了貸款權限,縣域網點功能萎縮。
(二)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融資特別是直接融資制度缺失
盡管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較快,但農村直接融資所占比重很小,間接融資仍然占主導地位。一是股權融資渠道狹窄,占比較低。我國較嚴厲的企業股票上市條件,只對大型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上市有利,導致金融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嚴重不對稱。據有關部門統計,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人增長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農業產業化國家龍頭企業,上市的僅有10%,絕大多數國家龍頭企業資金供給主要依靠間接融資。二是債務融資渠道單一。在中國債券市場發展嚴重滯后的情況下,長期以來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農村企業,外部融資的主要渠道是債務融資,而債務融資的90%以上來源于銀行。在不能獲取信貸資金支持的情況下,農村中小企業就不得不以非正規金融形式融資,造成企業成本上升,影響了其發展。
(三)農村金融利率市場改革緩慢,致使大量信貸資金從農村流出
農村經濟因受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的影晌,生產效果和經營效益存在著較大的不穩定性和難估測性;農業實行產業化經營出現的眾多中小企業,分布廣泛,監測、管理成本相對較高。因此,金融機構投到農村的信貸資金,必須獲得與其風險監管相對應的回報,但是由于我國利率市場改革步伐緩慢,國家對利率的控制較嚴,投向農村的信貸利率,不能覆蓋整個風險,不僅國有商業銀行不愿發放貸款,而且農村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也經常出現非農化的現象。據統計,從2000年至200年9年間我國農村資金金融系統外流量累計高達27344億元,且每年呈遞增趨勢。
(四)金融中介組織不到位,使眾多中小企業缺少擔保服務
我國銀行業的改革,不但使金融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日常經營管理也更加嚴格、規范和有序。源于民間資本興建起來的農業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達不到銀行貸款所要求的條件,加之縣域范圍內基本沒有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服務的擔保公司、信托公司或者租賃公司等金融中介服務機構,中小企業在急需信貸資金支持時,由于沒有相應的中介機構為其提供擔保服務,不能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只能依靠自身力量來發展,喪失了很多發展機會,企業在緩慢發展中求增長求生存,很難取得規模效益。
(五)集體土地產權制度與抵押擔保制度的矛盾,使農業企業有資產而無法抵押
廠房抵押是當前銀行信貸通用的一種擔保形式,也是金融機構防范風險的重要途徑。《擔保法》明確規定:“鄉(鎮)、村企業的土地使用權不得單獨抵押。以鄉(鎮)、村企業的廠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但大多數農業企業建在鄉鎮或村組,廠房用地多是集體用地、宅基用地,由于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在法律上的模糊,造成在實際工作中集體土地所有權很難確定,這種房屋所有權與宅基地使用權在抵押上的錯位,已成為眾多農業企業難融資、金融機構難變現、擔保機構難擔保的“死結”。
(六)民間融資長期得不到政府的承認與支持,削弱了民間資金對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促進作用
民間借貸自古有之,特別是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更是普遍存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使民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同時農業企業的興起和發展,也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在銀行信貸資金缺位的情況下,民間借貸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據統計,目前我國農村地區通過民間借貸的融資高達8000億元至14000億元。民間借貸雖然有發展的必然性,也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歷次金融改革中都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地位得不到認可、發展得不到支持,致使農村金融市場出現了“有資金的不能發放、需求資金的又得不到資金”的困境。
(七)農村信用體系不健全,農業企業信用等級普遍較低
我國金融機構的征信工作不完善,全國統一的征信系統還不普及,不用說是在農村,就是在城市對貸款客戶的認定也有困難。由于廣大農村地區征信工作開展得較晚,對貸款客戶資料的收集存在不少困難,目前農村的各類企業法人和農民的信用檔案沒有真正建立起來,而少有的中介機構服務又不規范,信息經常失真,使得農村企業信用等級普遍不高,難以得到銀行的支持。再加上當前農村逃廢債務的現象時有發生,法律“白條”增多,金融勝訴案件執行不到位,兌現的資金甚至不足以彌補維權的成本開支,使得銀行在涉農貸款的發放上更加謹小慎微,不利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八)統一的金融監管制度,削弱了農村金融服務的效能
農村金融天然具有較高風險,其服務對象是我國的弱勢產業(農業)、弱勢群體(農民)、弱勢區域(農村)。在當前我國尚未全面建立農業保險體系的情況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面臨的信用風險更高于其他商業銀行,但是金融監管部門在制定監管指標和進行日常監管工作時,大多數還是實行統一的監管制度和辦法,沒有考慮農業經營成本高、收益低、風險大的行業特征,區別情況,分類對待。
二、金融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對策
(一)根據農業產業化的特點和金融需求,構建新型農村金融體系
我國農業產業化發展具有較強的地域性和層次性,各種需求主體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表現出較強的多樣性。因此,在構建新型農村金融體系時,應從功能視角出發,以有利于農業產業化發展為標準,逐步開放農村金融市場,健全和完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政策性銀行、郵政儲蓄銀行、中小企業銀行、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借貸組織等多種形式并存、功能互補、協調運轉的機制,打破和消除壟斷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競爭效率的多元化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國有商業銀行要把在縣域經營的重點放在農村新的經濟增長點——農業產業化發展上,根據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實際需求,不斷創新信貸產品種類,積極拓展金融服務方式,擴大金融服務領域,在推動現代農業發展的同時,不斷壯大自身實力。
(二)擴大直接融資渠道,培育農村資本市場
由于種種原因,中國資本市場發育較晚,農業運用資本市場又更為滯后。農業的產業化和現代化,是一個資金大量投入的過程,也是一個資產負債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要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依靠資本市場、培育和發展資本市場。一是深化農業產業化國家龍頭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組建規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實行股份制運作;二是制定優惠政策,鼓勵農業產業化國家龍頭企業進入證券市場,充分發揮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直接在證券市場上為涉農公司融資的作用,為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
(三)加快推進農村利率市場化進程,解決農村信貸資金外流問題
風險不同,要求的收益也不同,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農村金融服務的對象是分散、小額、風險狀況各異的眾多農戶和農村企業,客觀上要求農村金融機構有足夠的利率自對不同的客戶收取不同的利率,從而減少風險、增加收益。金融市場利率放開后,農村地區資金價格一般會呈現出較高的水平,不僅能有效地動員農村地區的資源、調動農村居民進行貨幣積累的積極性,而且能夠極大地吸引非農資金流人、擴大資金供應。同時,資金將會更為有效地使用,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保證農業產業化投資的順利進行。
(四)健全金融中介服務機構,為農業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擔保服務
國外經驗證明,中小企業因受自身條件限制達不到銀行貸款所規定的條件時,完善的金融中介服務便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有效途徑。因此,應由政府出面或者出政策,成立各種類型的擔保公司,為產品有訂單、經營有效益的中小農業企業貸款提供信用擔保,同時積極推動民營資本參與組建擔保公司,拓寬擔保公司資本金的來源;發展信托業務,通過為農業企業發行各種信托產品籌集發展生產所需資金;大力興辦金融租賃公司積極發展金融租賃業務,為農業企業發展壯大提供租賃服務。
(五)創新農地擔保制度,解決農業中小企業貸款抵押難問題
修改現行有關法律法規,明確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將宅基地歸農民所有,擴大集體用地的使用權,使建在集體土地上的農業企業真正享有包括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含抵押)在內的土地經營權。建立農地使用權登記管理制度,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促進農地的流轉,將農地使用權這種固定的財產價值變成流動性較高的價值,優化資源配置,擴充農地貸款資金來源。
(六)放開民間借貸,盡快出臺《貸款人條例》,為農業產業化多渠道融資開辟合法的途徑
實踐證明,一個經濟體健康持續的發展,應該是以民問和社會投資為主體。特別是在當前,不經過銀行體系的實體經濟投資活動,還有助于減少貨幣創造。因此,政府及有關部門要順應經濟發展要求,加強對民間融資的引導與規范,盡快制定《貸款人條例》等法律法規,賦予民間融資應有的地位,明確其性質、活動范圍、運作方式和借貸原則等,建立長效管理和監測機制,適時向社會進行信息披露和風險提示,為民間融資的健康發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證,以便更好地發揮其彌補農村金融市場信貸資金不足的作用,為縣域經濟和農業產業化發展服務。
(七)加快農村征信工作進程,為農業產業化的持續發展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
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是增加金融有效供給實現經濟與金融互動發展的根本所在。因此,要在現有基礎上加大對農戶、農業中小企業等征信工作的宣傳力度,提高他們對征信工作的認識,促使其逐步建立健全財務管理、統計報表等規章制度,提高與銀行打交道的能力。同時,要不斷完善征信評價機制,規范對農戶、農業中小企業信用評定的管理工作,提高其信用等級,促進農業產業化金融信用環境長效機制的建設。
(八)創新監管制度和模式,對農村金融機構實行差別監管
農村金融服務對象的弱質性,決定了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不能同商業銀行一樣,應給予其更加寬松的監管環境和優惠政策。除了在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款比等方面實行差別監管外,還應在市場準人、資金拆借市場、投資保險、中間業務發展等各方面給予優惠政策,壯大農村金融機構實力,從而支持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鄭秀峰.中國農村金融深化的產業約束分析[J].財金問題研究,2004,(4):57-62.
[2]何廣文.中國農村金融轉型與金融機構多元化[J].中國農村觀察,2004,(2):12-20.
[3]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辦公室.增加農業投入與改善農村金融服務[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76-82.
篇4
[關鍵詞]價值鏈 旅游產業升級 問題研究
隨著旅游產業日漸成熟,新形勢下環鄱陽湖經濟生態區旅游業面臨著產業升級的壓力與挑戰。因此,研究環鄱陽湖區旅游業升級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旅游產業價值鏈研究
價值鏈概念最早由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Michael Porter提出,每一個企業都是在設計、生產、銷售、發送和輔助其產品的過程中進行種種活動的集合體,所有這些活動可以用一個價值鏈來表明。Peter Hines將價值鏈概念延伸至產業總體范圍,將顧客和原料供應商納入價值鏈;郁義鴻(2006)認為產業價值鏈是指在一種最終產品的生產加工過程中,從最初的礦產資源或原材料一直到最終產品到達消費者手中,所包含的各個環節所構成的整個縱向鏈條;潘成云(2001)認為,產業價值鏈是指以某一項核心技術或工藝為基礎,提供能滿足消費者某種需要的效用系統為目標的、具有相互銜接關系企業的集合。
二、旅游產業升級路徑概述
借鑒Humphrey和Schmitz的研究觀點,同時結合旅游業的特性,提出構建旅游業升級路徑來推進旅游產業升級。即:旅游工藝流程升級、旅游產品升級、旅游產業功能升級和旅游鏈條升級。
(1)旅游工藝流程升級是指通過提高旅游鏈條中某環節的工藝流程效益,來達到超越競爭對手的目的。
(2)旅游產品升級是指旅游價值鏈各環節創新旅游產品的功能、品種、形式等,提高單位旅游產品(服務)的附加值。
(3)旅游產業功能升級是指通過重新組合旅游價值鏈中的優勢環節,剝離原有低價值鏈環節,強化核心業務。
(4)旅游鏈條升級是指從一產業鏈條轉換到另一產業鏈條的升級方式。
三、環鄱陽湖區旅游產業發展的不足
1.價值鏈協同性較低
旅游價值鏈的優勢是通過各環節的協同合作發揮“1+1>2”的協同效應,因此任何一環的缺失或不協調都會影響整體效益。當前,環鄱陽湖區旅游價值鏈的“食、住、行、游、購、娛”各節有著良好的產業基礎,但是各環節整合在一起協同效應優勢尚未很好發揮。
2.產品開發創新不足
雖然環鄱陽湖區旅游產品數量很豐富,但產品創新不足,缺乏高品位、特色鮮明、吸引力強的旅游品,大多是“舶來品”,參與型、體驗型的高端休閑旅游產品較少。
3.產業核心環節薄弱
旅行社是旅游價值鏈上的核心,它將旅游價值鏈各環節串聯起來,承擔著旅游全過程的旅游產品與服務的組織和協調工作。環鄱陽湖區旅行社的競爭力較弱,共有58家旅行社,不能發揮核心環節的龍頭帶動作用。
4.產業擴張力度不夠
綜觀旅游發達區的成功經驗,旅游業與其它產業融合發展是放大旅游經濟輻射效應,迅速提升旅游產業競爭力的有效手段。而環鄱陽湖區旅游業在產業擴張方面尚處于起步階段,產業擴張的規模均遠落后于旅游發達區。
四、環鄱陽湖區旅游產業升級路徑的對策
針對環鄱陽湖區旅游業發展存在的問題,根據旅游產業升級路徑,提出推進其升級對策。
1.流程升級:建立緊密合作機制
環鄱陽湖區旅游主管部門應堅持“政府主導”,運用政府宏觀調控的優勢,建立旅游業緊密合作機制,來協調旅游價值鏈的各環節有序發展。創建“大旅游、大產業、大市場”的體制,強化領導協調能力,將與旅游密切相連的行業組織起來,形成綜合的產業調控能力。
2.產品升級:打造創新產品體系
一方面,環鄱陽湖區應對現有產品體系進行改造升級,以延長產品的生命周期。對現有旅游產品體系進行深度開發,提升原有旅游產品與其它產品捆綁銷售等。
另一方面,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結合各地的資源特色優勢,推出全新旅游產品。開發高端休閑旅游產品,增加產品的互動性、體驗性,滿足游客的不同層次需求。
3.功能升級:強化產業核心環節
環鄱陽湖區應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旅行社,以強化旅游價值鏈核心環節,提升整體競爭力。
現代社會已步入信息時代,旅游業是典型的信息依托型產業,信息成為溝通旅游供給和需求的重要平臺,網絡將“食、住、行、游、購、娛”各旅游要素進行優化整合,為旅游者提供一條龍的高效服務。開展網上業務外包來強化優勢環節,是現代旅行社的發展趨勢。
4.鏈條升級:全面擴張價值鏈
旅游企業作為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容易受外部因素干擾;同時旅游業涉及的多數產業屬于傳統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進入門檻較低,一些行業已處于過度競爭狀態。
環鄱陽湖區應循序漸進地推進旅游業的擴張,協調與關聯行業的融合發展。選擇一批實力雄厚的旅游企業集團開展多元化經營試點,通過典型成功案例的示范效應來推進全省旅游業多元化進程。例如,華僑城集團,在錦繡中華取得巨大成功后,又建造了世界之窗、歡樂谷和中華民俗村,形成四大主題公園系列,在中國主題公園領域取得了絕對領導地位。
參考文獻:
[1]Michael E 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57-59.
[2]黃敏.電子商務環境下旅游產業價值鏈構析[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8,(7):50-53.
[3]郁義鴻,管錫展.產業鏈縱向控制與經濟規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篇5
論文關鍵詞:金融;政策支持;產業政策;產業結構調整
一、概述
產業政策是指國家在產業發展中制定的對于經濟社會發展中有著導向性作用的一系列政策的總稱,它們構成了一國經濟發展體系的重要內容。進入21世紀,我國把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大力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而經過長期的醞釀,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形勢和產業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我國將生物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等設定為未來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業。實際上,我國在十二五時期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也就是針對這些重點行業和領域進行發展,實現產業升級。
從本質上說,產業升級包含了產業的培育與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涵蓋了資源、技術、金融等因素的綜合支持,是一個系統工程。就金融支持而言,金融對一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在我國,金融作為一種資金配置機制與產業政策相互交織,已經成為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核心機制。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金融體系在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面具有獨特的功能,是實現新興產業培育、發展和升級的重要保障。從金融發展的思路探討如何通過構建良好的金融支撐以實現產業的發展和升級,具有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性。鑒于此,本文將從金融發展與金融創新的視角,結合一國產業結構調整中金融所起到的支持性作用,分析其傳導機理,對其傳導路徑的具體形態進行設定和分析。通過本文的研究,其意義在于能夠為我國產業政策制定及其與金融財政政策的結合提供參考。
二、相關文獻綜述
當前,國內外對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支持的關系研究集中在產業升級與發展、金融發展對產業發展作用和角色,以及金融支持產業發展等方面。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國外就積極運用金融發展理論來研究金融與產業的關系及其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并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這些研究大都表明,金融具有明顯的支持產業發展的效應。國內的相關研究較少,代表性的如叢林等(2002)分析了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的關系,解釋了相關的作用機理。另一些實證研究則以數據證明了我國金融體系和產業發展之間確實存在著比較顯著的相關性。范小雷(2007)的研究證明,發達國家戰略性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并存在一定的影響路徑,這一研究為我國相關戰略性產業的發展提供一些啟示。張亮(2009)從制約戰略性產業發展的視角進行了研究,提出要從深化體制改革、放寬民間金融資本投資途徑提升戰略性產業的融資能力和效率。段一群等(2009)基于金融發展和裝備制造業增強率關系模型,對間接金融和直接金融進行了區分,并對兩種金融方式的影響效應進行了對比,認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這一基本條件。顧海峰(2010)分析了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一般過程,對金融發展支持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和機理進行了初步分析。
綜合當前的研究發現,對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進行的相關研究并不多,凸顯出對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發展過程中金融支持路徑和機理進行研究的重要性和創新性。實際上,從產業結構調整的內涵看,金融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內在包含了三種實現方式,即支持產業選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其中,產業選擇是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的前提,而產業結構合理化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初級目標,在實現了合理化的產業結構后,產業必須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業的升級,即實現產業的高級化,以提高產業的附加值。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十二五”的關鍵時期,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為代表的產業結構調整正大力推進,通過研究金融支持戰略性產業的路徑和實現機理,有利于深刻認識產業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金融支持的傳導機理和路徑分析
(一)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路徑和機理
金融支持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首要意義在于它能夠支持產業選擇,尤其在一國進行產業規劃和制定產業政策及其相關配套政策時。在這里,根據金融支持的主體不同可以劃分為政策性金融支持和市場性金融支持,其對產業的優化選擇產生一定的影響。
首先,政策性金融支持對產業優化選擇的影響。政策性金融涵蓋了政府直接或間接干預的金融活動。政策性直接金融對產業選擇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國家運用政策性金融機構對產業施加影響,給予一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實際上,對于有潛力的幼稚產業,政策性直接金融能夠對這些產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扶植作用,幫助其分散風險。政策性間接金融指的是政府通過相關產業金融政策引導市場性金融活動,從而實現產業選擇的目標,具體涵蓋了信貸、差別利率、資本市場準入等方面。其中,信貸傾斜政策主要指的是政府能夠干預商業銀行的信貸方向,從而實現其產業規劃和發展的意圖,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投資信貸政策傾斜來抑制產業的過度化投資,另一方面則能夠扶植幼稚產業、引導潛在產業發展。同時,通過消費信貸政策則能夠通過引導市場需求支持產業轉移,而出口信貸則通過引導出口促進或抑制產業的發展能力。差別利率政策主要基于政府主導的金融體制而進行,以實現產業選擇為目標,通過政府非市場化的利率干預而鼓勵或抑制產業的發展。資本市場準入政策主要基于證券市場上進行的產業選擇活動,政府的干預能夠支持產業選擇。
其次,市場化金融支持對產業優化選擇的影響。政策性金融政策通過政府干預來實現產業選擇,是政策性選擇機制,而市場化的金融政策則依據市場機制進行了市場化的選擇。在金融資源配置中,依照市場規則,資本收益率高的產業必然獲取更多的資本。當然,如果市場性金融選擇機制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競爭,它將不能實現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進而可能導致市場化金融支持進行產業選擇的失敗。實際上,市場是產業結構調整的無形機制,具有一定的基礎性作用。結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雖然市場性選擇對于資源配置有很大的優勢,但作為一個不成熟的經濟體系,單一的市場化配置容易扭曲金融支持的作用,導致部分處于幼稚期的潛力產業無法獲得市場化金融支持,因此,發揮市場化金融的基礎性作用,同時結合我國市場經濟的階段性適時采取手段推進政策性金融發展,將更加有助于產業的選擇。
(二)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的路徑
首先,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機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離不開政策干預,但更離不開市場機制和市場性金融活動,因此國家出臺一定的產業政策以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必然要通過引導金融發展而實現。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通過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兩種形式實現,其中的作用機理和效率也存在差異。比如,間接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中,其重點在于實現動態的存量轉換及增量發展。通過間接金融體系,國家可以實現金融資源的二次配置,對產業進行不同層次的篩選,不斷優化產業結構體系。經過類型和比例上的篩選,產業結構才能區域合理,此時要進一步地實現產業群的增量發展,這就需要國家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支持,利用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金融體系進行貨幣創造,促進產業的快速發展。再比如,直接金融也能夠支持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它主要以資本市場為武器,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合理化的目標。一是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募集資金從而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增強優質企業的資金實力,從而獲取持續的經營能力,相應弱化劣質產業的資金浪費,實現市場上的優勝劣汰。同時,資本市場進行資金募集往往能夠分散風險,這是處于初創期的優質產業所需要的。二是資本市場具有一定的信息披露能力,可以引導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這主要是指信息披露制度能夠具體分析企業的收益,使得投資者更能獲取產業的信息。三是資本市場上的并購行為也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尤其通過股份制流通,資本市場的并購重組能夠提高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效率。
其次,金融支持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機理。一般而言,產業結構合理化內在包含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含義。這是因為,產業發展到一定水平,必然面臨著提高效率的要求,使得產業的發展需要由資源推動過渡到創新驅動上去,這離不開金融支持科技創新以實現產業結構從低級向高級狀態的轉換。同時,金融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支持一般具有間接性,能夠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通過產品創新、工藝流程創新到技術創新,能夠改善產業的技術結構從而提高技術效率,促進產業結構實現高級化。另外,現代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科學技術,產業層面的產業結構升級更是需要技術創新活動,這就使得金融支持的地位更加凸顯。其內在實現機制是:金融資源通過初次配置能夠實現產業的選擇,通過二次配置則能夠實現產業的合理化,通過這兩次配置過程,金融支持產業高級化的路徑就是在前兩次配置的基礎上進行三次優化配置,提升產業的技術效率進而實現產業高級化目標的實現。具體而言,銀行信貸、資本市場兩種路徑扮演了主要的支持角色。
篇6
國際經濟學界以往都把新興產業作為幼稚產業對待，并且著眼于以構筑保護性政策來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而在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新背景下，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對于大國來說，單純性的保護發展并無出路，開放發展是振興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途徑。而在開放性的國際環境下，評判新興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力的標準，在于創新性與商業性的結合。
無疑，創新性是衡量新興產業是否具有競爭力的標準之一，只有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率先實現技術創新的國家，才有可能在實現產業發展方面取得領先地位，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脫穎而出。
然而，僅有創新，還遠遠不能實現新興產業的成熟發展，與任何其他產業一樣，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在市場上實現自身價值。只有在市場競爭中顯示其高成長性、高附加價值和高收益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戰略性才能得到體現。沒有商業性支撐的技術創新，是無根基的創新，除了大量資金注入外，其創新性會因為缺乏商業性支持而缺乏可持續性，也不能得到市場的良好評價。反過來看，新興產業的商業性也離不開創新性，如果缺乏創新性的持續支持，產業增長會出現活性減弱、惰性增強的結局，新興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會因為動力枯竭而衰減，產業的成長空間會受到限制。
由此可看，把戰略性技術創新的支點放在企業層面是十分恰當的。
這是因為，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在推出新產品和以創新實現更大價值的推動下，企業具有加強技術創新的強烈動力，也會根據市場需求評價技術創新的投入效果。因而，尊重企業的創新行為，引導更多企業參與創新和實現創新價值，推進企業實現基于市場需求為基礎的創新，使其能夠在市場中實現商業化，符合政府的政策傾向。
再看我國，無論是創新性，還是商業性，新興產業都無法與世界其他國家競爭。根據有關資料，世界十大跨國種業集團在農業生物技術方面的專利份額達到50%～60%，而我國的企業所占比重極低，我國農業生物技術專利甚至不及美國的1/10。國外農作物品種的研發70%來自企業，而我國90%來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相當一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發行為，最終落在價值不大、引用率不高的論文和專利上，一如《紅樓夢》中所說的“銀槍洋蠟頭”，表演功能過度而實用功能不足。
與此同時，我國的企業還停留在微笑曲線的底部，加工能力較強而創新能力不足，嚴重影響到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也有表現。一些領域的企業如電動汽車領域的生產企業，雖然在創新上有一定進展，但是因為沒有尋找到可行的商業化模式，影響到創新技術的產業化擴張。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明確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可以推進自下而上的創新實踐，體現創新性與商業性在微觀層面上的高度統一。
篇7
[論文摘要] 隨著全球化經濟的發展，跨國公司憑借其自身的技術壟斷優勢，已經成為全球技術轉移和擴散的主體，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戰略也發生了許多新變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跨國公司憑借其自身的技術壟斷優勢已經成為新技術最主要的發明者、使用者和傳播者。《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美、日、歐跨國公司的技術貿易額占全球技術貿易總額的97%。無庸置疑，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將面臨對東道國技術轉移的新階段。如何克服來自跨國公司的技術流入壟斷障礙，如何在新時期與跨國公司的國內合作國際化浪潮中實現有效的技術轉移，無疑需要重新思考新階段跨國公司對發展中東道國技術戰略的轉變。
首先，締結以技術研發為核心的知識聯盟。20世紀70年代末，跨國公司之間以產品為核心締結戰略聯盟，目的在于實現規模經濟、降低產品成本、改進供貨質量和提高供貨效率。進入90年代后，由于出現了技術進步速度加快、產品壽命周期縮短以及許多高科技產業交匯發展的新趨勢，即使是寡頭壟斷企業也難以在所有技術領域的所有環節均占有優勢，更難以承擔獨立技術研發所需要的巨額投資和高風險，因此，跨國公司之間紛紛締結以R&D活動為核心的戰略聯盟。共同投資、聯合開發、共擔風險、共享成果成為這種戰略聯盟的基本原則，從戰略上保持技術創新的能力和技術領先的地位是聯盟各方所追求的首要目標。
這種基于知識聯盟的跨國公司戰略聯盟對于發展中東道國的并購而言，給出我們以下的政策思考：其一，應該對那些有利于保存并加強本國現有技術能力的外部并購者提供政策鼓勵。其二，東道國政府需要從政策上提供技能和技術支持系統以加強當地企業和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合作。其三，面對跨國公司的技術控制局面，東道國政府應該揚長避短，進行多目標綜合權衡，通過制定合理的競爭政策和技術轉移政策來逐步克服這方面的負面影響。
其次，廣泛建立海外R&D機構。跨國公司傳統的以母國為中心設置研發機構的布局，正在隨著競爭形勢的變化而做相應的調整。這種調整依然遵循著跨國公司一貫堅持的以全球作為活動舞臺，優化配置資源、尋求壟斷優勢、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原則。美國以其無可比擬的強大的科技實力，成為世界跨國公司建立海外R&D機構最多的國家。近幾年來，引人注目的是跨國公司大量的研發機構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低成本科技人才，跨國公司利用不同國家的研發成本差異，獲得研發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是因為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迫使跨國公司既要加快從新產品開發到投向市場的速度，又要使產品適應當地市場的需求。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慶、西安等知識密集型城市，都已成為跨國公司在華研發中心的積聚地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該類R&D機構投資方式從合資為主向控股、獨資為主演化，并以控股、獨資為重要手段鎖定核心技術的技術轉移路徑。世界上經濟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瞄準次經濟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不完全競爭市場，通過本土化的研發，達到控制本地技術、主導本地市場，進而改變市場結構和產銷供應的目的。
再次，跨國公司技術轉移的內部化。跨國公司在國際技術轉移過程中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跨國公司在產權和控制權范圍內對海外分支機構的內部化技術轉移；二是向其它企業的外部化技術轉移。內部化技術轉移主要通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內部化技術轉移主要通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加以實現。外部化技術轉移有許多方式，如技術出售、許可證、資本品銷售、技術援助、合作研究與開發等。就跨國公司而言,內部化是實現R&D 投資利潤最大化的最佳方式。通過技術轉移的內部化,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其技術領先的優勢建立或增強其市場壟斷地位,利用壟斷差價政策實現世界范圍內壟斷利潤的最大化。按跨國公司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及技術轉移梯度規律，跨國公司為了保持技術壟斷優勢，對外轉讓的技術一般都是處于成熟期或標準化的技術。在向合資企業轉讓一般性常規技術的同時，也常采取增資擴股的方式提高股權比例，控制技術及合資企業，以達到其獲取壟斷價值，占領東道國市場的目的。
最后，借助國際產業轉移實現核心技術的沉淀與次級技術的外溢。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產業跨國調整，既是一次傳統產業的整體轉移，更是一次新興產業的轉移，尤為重要的是新興產業整體價值鏈在全球的重新布局。這次產業轉移除了表現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之間的相互交叉投資、并購、戰略整合的強強聯合之外，引人注目的是發達國家把不同產業均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包括高技術產業中的某些生產環節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如發達國家計算機制造環節向中國的轉移，軟件開發向印度的外包等。今天高新技術條件下的產業結構調整，最為重要的特點是產業在拉長過程中，不同獨立生產環節的跨國轉移，輸出國家在經營中側重于產品標準的制定，關鍵技術、核心業務的掌握，產品最終價值的全球實現，而將其他環節，即部分生產和服務環節，以委托加工等方式轉移出去，產生新型的外包加工，形成了新的世界生產體系。需要注意的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后發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提高本國產業發展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但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和拉美國家的沉重教訓同樣表明，只有在創新中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才能真正獲得產業轉移國際化的利益，達到自身產業升級的目的。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必須技術引進與創新并重，在提高產業轉移的承接能力的同時，增強產業升級的主動性。單純依靠承接產業轉移來實現產業升級既無先例，亦十分幼稚。
[1]E.D.Domar.The Effe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New York , 1997
[2]《W0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2007
篇8
關鍵詞：轉基因產品 貿易爭端 貿易保護 生物安全
0 引言
二十世紀末，世界農業部門引進了一個全新的技術—轉基因技術，并且迅速對世界農業生產和國際貿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轉基因產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以下簡稱“GMO”或“GMOs”)，是指應用現代生物技術，導入特定的外源基因(包括其它動物、植物、微生物、人工設計合成的基因等)，以改變物種的細胞信息，使動植物獲得超過自然選擇和人工繁育所得的機能，創造出具有新性狀的產品或物種(hb12369.bokee.com/viewdiary.18954524.html)。轉基因技術是當今世界最為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由于它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因而深受世人關注。由于目前轉基因技術主要在農業領域運用，對農作物和農業生產進行作用，所以在本文中將轉基因產品和轉基因農產品視為等同的概念。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轉基因技術和產品迅猛發展，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由1996年的170萬公頃猛增到2007年的1.143億公頃。目前，世界各國種植的最主要的轉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它們在所有轉基因產品中的比重占到了99%左右。美國、阿根廷、加拿大是轉基因產品的主要生產國及出口國。由于轉基因技術還不成熟而可能對生物安全產生影響，在各國采用程度又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而各國對轉基因貿易采取不同態度。這就產生了因轉基因農產品而帶來的貿易糾紛，當然，這些貿易糾紛產生的根本原因還是背后經濟利益的驅動。中國是較早涉及轉基因作物種植與生產的國家之一，經過10余年的努力，在轉基因產業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在國內中國主要種植轉基因棉，同時在國際上是轉基因大豆的進口大國。
1 轉基因作物種植狀況及其農產品貿易狀況
（資料來源：f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0433.html，人民共和國駐法蘭西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新聞）
隨著生物技術的突飛猛進，轉基因植物種植面積也日益增加。1996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是170萬公頃;1998年是2780萬公頃;2000年種植面積達到4420萬公頃;2002年達到5870萬公頃;2004年則是8180萬公頃;2006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達到1.02億公頃，首次突破1.00億公頃大關。僅1996年至2006年這十年間，轉基因植物的種植面積就擴大了60倍，居所有作物技術推廣速度之首，而2007年的增長率再次高達12%，達到了1.143億公頃。
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2007年提供的數據，全球77%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集中在4個國家：美國（50%）、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美國2007年種植規模為5770萬公頃（2006年為5460萬公頃，下同），阿根廷1910萬公頃（1800萬公頃），巴西1500萬公頃（1150萬公頃），加拿大700萬公頃（610萬公頃）。印度和中國也種植了大面積的轉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種植面積分別為620萬公頃（380萬公頃）、380萬公頃（350萬公頃）。95%的轉基因農作物集中在4種植物上：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2007年種植最廣泛的轉基因農作物是大豆，種植規模達到了5860萬公頃，這與2006年持平。其次是玉米，種植面積為3520萬公頃，高于2006年的2520萬公頃。棉花種植面積為1500萬公頃，高于2006年的1340萬公頃。油菜為550萬公頃，高于2006年的480萬公頃。兩種轉基因類型占主導地位：抗各種雜草的，抗一些蟲害的。
又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推廣協會（ISAAA）稱，2007年全球23個國家1200萬農戶種植了1.143億公頃轉基因農作物，2006年有22個國家1030萬農戶種植了1.02萬公頃轉基因農作物。 2007年新加入的國家是智利和波蘭，伊朗2007年沒有種植轉基因農作物，而最初的1996年僅有6個。
章東權（2008）指出，隨種植面積的增長，貿易額也以較快的速度增長，據估算，1996年大豆、玉米、油菜籽、棉花四種主要轉基因作物的出口額7.18億美元，1999年分別增至102.52億美元，增長了13.28倍。同時他提到有人預測2010年全世界90%以上的農作物將是經轉基因技術改良過的轉基因品種，其中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勢頭尤為強勁；到2025年美國轉基因產品的市場貿易總額將達到25200億美元。
溫海波（2007）認為世界轉基因作物品種分布比較集中，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油菜；轉基因產品出口國和地區主要集中在美洲，種植國家有美國、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轉基因作物的進口地區主要是亞洲和歐洲。同時他還認為轉基因作物面積還將擴大，越來越多的國家將轉入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之中；轉基因技術產品應用范圍還將繼續擴大。
章東權（2008）認為盡管轉基因產品因本身的原因存在很多的爭議，轉基因產品的國際貿易目前仍在著某些貿易爭端和貿易保護現象，但現代生物技術將是21世紀的主導技術，世界各地都在抓緊時間研發轉基因產品，所以轉基因產品國際貿易的全球化、一體化將成為大勢所趨。李暉（2005）也認為，爭議的轉基因產品的發展會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它在21世紀是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所以其前景是很光明的。
2 轉基因產品是把雙刃劍轉基因產品是好是壞在世界各地的爭議很大。
林毅夫(2001)指出，生物技術的發展符合世界人民的長遠利益，但在短期內對不同地區、不同利益群體的影響各異，就亞太地區的農民和消費者而言，則是挑戰與機遇并存，如果抓住機遇，善加利用，就能帶來好處，否則，就有可能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
楊昌舉、黃燦(2001)論述了轉基因作物對近緣野生種群、農業害蟲和益蟲，以及對生態平衡和土壤中的生物、土壤肥力可能產生的影響，探討了轉基因作物商品化生產對生態環境可能產生的風險。
馬述忠、李曉嘉（2001）指出轉基因食品不僅能夠生產出口味更佳的食物，而且能夠抗病蟲害、抵御旱澇災害，便于儲運，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人類的食物質量，產量的提高則特別適合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但同時他們又通過世界各地的具體態度及法律適用情況表明，轉基因作為外源基因，它的結構可能不夠穩定，人類食用后可能在體內產生基因突變損害人體健康；還有轉基因生物對農業及生態環境的影響將不可預見，它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并危害生物多樣性從而造成生態失衡。
王志振（2008）也認為轉基因產品在很多方面說不清楚，值得商榷。他援例指出我國每年進口的大量轉基因大豆，其制成的色拉油沒有任何問題；但同樣例證指出英國一位研究人員在電視節目中公布了他的實驗成果: 用轉基因馬鈴薯飼養大鼠，引起了大鼠的器官生長異常、體重減輕、免疫系統遭到破壞。
3 轉基因產品引起了的貿易爭端
程濤（2005）指出，轉基因產品引起的貿易爭端最大的就是歐美轉基因農產品貿易爭端。美國為轉基因農產品出口大國，歐盟為進口地區，因為種種原因，歐盟對進口轉基因農產品加以限制，貿易大戰由此而生。中美在轉基因大豆上也產生了貿易爭端，美國的轉基因大豆無論在價格還是在質量上都占有優勢，于是中國仿照外國在進口大豆時進行限制，大豆之戰從而展開。
而關于引起貿易爭端的原因，相關學者有較多的論述。
李暉（2005）將原因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不平衡，歐盟為了保護其幼稚產業，獲取具有光明前景的基因產業經濟利益，候鮮明（2007）也有相似的觀點，他說表面上看，雙方爭論的焦點是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但這只是從科學研究的角度看問題，若置于國際貿易的大背景中，則是由雙方經濟利益的沖突引起的。二是技術因素，即具有巨大經濟潛力的轉基因產品檢驗和鑒定的科學標準很難統一導致容易產生貿易爭端。三是安全因素，即轉基因是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還不得而知，各個地區的認識有分歧從而產生貿易爭端。
陳俊紅（2003）則將原因歸結為五點：一是經濟利益分配不均；二是生物安全看法不同；三是政策制定出發點不同；四是公眾接受的信息差別；五是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差別。
劉正良（2003）指出，現代轉基因產品存在一種獨特的壟斷優勢。轉基因技術的壟斷廠商多為美國公司，他們勢必利用知識產權法尋求市場的絕對控制權。歐盟日本等國家認為，美國主張轉基因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目的就是在于維持既有的壟斷優勢。
澳大利亞阿得瑞德大學的桑乃泉(2001)指出，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風險與利益并存，潛在社會影響顯著，在復雜的國際經濟法律環境中，世界各國加強立法，趨利避害，既反映了消費者主權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又體現著各國在生物高科技和農業競爭力方面的較量。
張彩萍、黃季餛(2002)在分析和解釋不同類型的國家選擇不同的農業生物技術，尤其是轉基因技術發展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提出了造成它們對轉基因農產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的原因。
袁宜（2001）指出保護主義是轉基因農產品貿易的主要障礙。“世界各國對轉基因農產品的接受程度雖然與各國的文化傳統（美國人對新事物較為開放和寬容）以及突發事件構成的背景（瘋牛病使歐洲人心惶惶，對食品安全性極度敏感）有關，但更多的則是受到各國不同的經濟利益的制約”。歐盟對美國的農產品貿易一直存在著逆差，歐洲小莊園式的農業與美國大農場式的農業相比，存在規模經濟的劣勢，當擁有更強競爭優勢的美國轉基因農產品出現在歐盟面前時，歐盟為了維護本集團的經濟貿易利益，以種種借口封殺轉基因農產品的流入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4 給我國政府的一些政策建議
廖閩（2006）在其論文中全面總結了七個方面的措施，分別為要進一步鼓勵對轉基因農產品的研究和開發，要高度重視轉基因農產品的安全問題，要盡快完善有關轉基因農產品國際貿易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學會有效地利用技術貿易壁壘措施，要大力加強對出入境轉基因農產品的管理，要積極參與有關國際組織的活動和擴大公眾宣傳。
李暉（2005）單獨指出了轉基因產品進口問題的建議，一是充分利用技術貿易壁壘，加大對轉基因產品進口監管的力度；二是進一步完善轉基因產品的相關立法，細化管理體系，強化管理職能；三是進一步完善轉基因產品標識制度。同時也指出了我國應加快對轉基因產品的研發，保證我國生物技術處于世界前列；以及在推廣種植上應謹慎，完善立法，加強監管。
肖奎喜、馬述忠、黃祖輝（2005）通過分析指出要加快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發與推廣應用，提升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要加強對轉基因產品貿易規則和條例的研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要實施安全監管戰略，防范轉基因產品跨國轉移帶來的安全隱患；要充分運用WTO 規則，保護國內農業產業和農民利益。
李成貴、檀學文（2008）則提出了一些較為新穎的觀點，如要加強對研發階段風險評估的管理，強化有關人員的科學精神和法律意識，突出研究者的知識運用、自主管理和信譽機制在轉基因安全中的作用；還有加強轉基因食品安全的風險交流，通過多種途徑宣傳轉基因食品安全和營養方面的科學知識，加強轉基因食品的科普工作，增進與民眾關于轉基因食品的風險交流，是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
應瑞瑤、沈亞芳（2004）也做過簡要的分析，指出我國在轉基因產品貿易中處于比較劣勢，鼓勵采取適當的保護措施；同時要加快轉基因技術的應用步伐，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優勢。
5 結論
由21世紀最前沿的技術——基因技術為基礎發展而來的轉基因產品，其發展前景還是極其廣闊的，因為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產品的產量，對解決糧食問題無疑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世界上迭起的轉基因產品糾紛，表面上看是各自對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但實際上是各自經濟利益的驅動，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使然。而我國要在轉基因產品競爭中樹立優勢，還得從自身做起，進一步加大對轉基因產品等各方面的研發，同時又要重視起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問題，而關于轉基因的各種立法工作也應趨于完善，注意與各地區保持交流，充分利用WTO規則，從而維護我國的利益。
參考文獻
[1]溫海波.《論轉基因產品的法律規制》.中國期刊網優秀碩士生論文.2007年.
[2]章東權.《國際貿易中的轉基因產品法律問題研究》.中國期刊網優秀碩士生論文.2008年.
[3]李暉.《轉基因產品的國際貿易問題研究》.中國期刊網優秀碩士生論文.2005年.
[4]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三聯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楊昌舉，黃燦.《轉基因作物商品化生產的潛在生態風險》.《環境保護》2001年第5期.
[6]馬述忠、李曉嘉.《轉基因食品是把“雙刃劍”嗎》.《糧食與油脂》2001年第2期.
[7]王志振.《轉基因食品安全嗎》.《農村百事通》2008年第19期.
[8]程濤.《轉基因農產品國際貿易爭端研究》.中國期刊網優秀碩士生論文.2005年.
[9]候鮮明.《美歐之間轉基因產品貿易爭端和啟示》.《國際市場》.2007年第6期.
[10]陳俊紅.《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貿易爭端》.《中國食物與營養》.2003年第1期.
[11]劉正良.《轉基因產品的貿易爭端及我國對策》.《對外經貿實務》2003年第8期.
[12]桑乃泉.《現代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管理與中國農業競爭力》.《農業經濟問題》2001年第9期.
[13]張彩萍，黃季焜.《現代農業生物技術研發的政策取向》.《農業技術經濟》2002年第3期.
[14]袁宜.《WTO責無旁貸——論轉基因農產品貿易規則及其制定》.《國際商務研究》2001年第5期.
[15]廖閩.《轉基因農產品國際貿易發展與管理研究》.中國期刊網優秀碩士生論文.2005年.
[16]肖奎喜，馬述忠，黃祖輝.《安全隱患所引發的轉基因產品貿易爭端及中國的對策研究》.《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篇9
[關鍵詞] 戰略性貿易政策 出口補貼 關稅
一、引言
20世紀 80 年代，以克魯格曼、 赫爾普曼 、 蘭開斯特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發表了關于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的論文，認為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是當代國際貿易的基礎，由此產生了新貿易理論。在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布蘭德、斯潘塞等人提出了著名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它動搖了傳統貿易理論認為的自由貿易政策的最優性，證明了政策干預的合理性。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國政府可以借助生產補貼、出口補貼、進口關稅、研發補貼、保護國內市場等措施，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增長，增強其國際競爭能力，帶動本國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從而轉移國外壟斷廠商的壟斷利潤，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
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國際比較
在引起理論界重視以前，戰略性貿易政策已被許多國家廣泛應用于許多產業，作為國家產業政策已顯示出其比采取單一手段更大的優越性。美國戰略性貿易政策、歐洲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對飛機生產的支持政策和日本70年代開始的以半導體為目標產業的政策顯示出了一定的正面效果。
1.美國的戰略性貿易政策。1985年里根政府宣布“貿易政策行動計劃”,開始了外貿政策的全面調整,其核心內容是變“無條件自由貿易”(Unconditional Free Trade)為“互惠自由貿易”(Reciprocal Free Trade),目標在于保證外國市場對美國開放,保障美國獲得更多的出口機會。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授權總統對貿易對手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貿易做法,可單方面采取制裁措施,這就是所謂的“超級301條款”。1989年布什政府制定了“國家貿易政策綱要”,并加強對來自國外的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抨擊,單方面宣布有關國家為“重點觀察國家”,迫使對方向美國開放市場。克林頓執政后,戰略性貿易政策主要內容是運用出口補貼、優惠稅收、進口壁壘等措施,扶持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增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謀取規模經濟收益,并借機分割他人的市場份額和利益。
2.歐洲在飛機制造方面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在飛機制造方面美國一直占有主導地位，是美國科技實力的顯著標志。歐洲各國長期以來希望發展本國的飛機制造業，以期與美國企業競爭。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歐洲各國政府為合作開發飛機生產進行了兩次重要的努力。其一是英法共同開發協和型超音速飛機，兩國政府為開發這種飛機提供了強大的財政支持。該項目在商業上雖收效不大，但卻對歐洲共同生產飛機（即生產空中客車）產生了技術外溢；其二是歐洲各國組建空中客車公司，生產大型客機，直接與美國飛機競爭。公司的資本費用和其他成本由成員國政府補貼。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例子。空中客車公司成功地生產出商業上可行的飛機，尤其在小型客機中，在性能和運行成本方面，能與美國波音公司一決高低。迄今為止，空中客車公司是商用飛機市場上能與美國波音公司抗衡的惟一大型飛機制造商。
3.日本的戰略性貿易政策。日本從20 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產業政策轉向以高技術產業為重點。最著名的政府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政府對半導體工業的支持。日本的戰略性貿易政策集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為一體,在實施過程中注意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相協調。具體措施包括：利用關稅實行差別進口待遇的手段,對原材料、燃料和生產資料執行低稅率,而對消費品執行高稅率；通過限制外國資本投資日本國內市場（尤其是鋼鐵、化學等重化工業）, 實施幼稚產業保護政策，隔絕本國企業與國外企業競爭的渠道；通過外匯配給制，鼓勵和支持技術引進；利用政策性融資、特別租稅措施，以及關稅等扶持主要產業的發展；對優勢產業實行出口激勵。
通過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上述國家在實行戰略性貿易政策時的共同點：一是即使存在貿易摩擦，戰略性貿易政策也是在多邊國際貿易框架內實行對外貿易政策；二是多種政策措施密切配合，尤其是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配合；三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優先考慮高新技術產業；四是對政府補貼的運用；五是有差別地使用關稅政策。
三、對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啟示
1.應充分利用WTO所允許的對相關產業保護的規定，實行適當的貿易保護。第一，對高新技術產業的保護。鑒于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還不具備全面參加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也可在一定過渡期內保留對某些高技術企業的非關稅保護措施，諸如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或其他進口數量限制措施，以及修改或撤銷關稅減讓義務。上述保護措施在WTO主要的貨物貿易多邊協議中明確說明對“特定工業”是允許的。第二,在WTO的相關協議中,存在著大量的例外條款,以便在特定的情況下保障成員國其他重要的利益。第三,WTO管轄的是成員國的對外貿易,而對于其國內政策,WTO往往無法進行干預。
2.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盡快扭轉我國R&D經費占GDP比例過低的局面。這里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重點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活動提供補貼，以彌補技術外溢給其造成不能獲得全部收益的損失,增強其技術創新的動力,同時,也為高新技術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應有的支持。二是政府直接投資科研項目。許多前沿及基礎科研項目對于企業而言由于受跨學科、投資回報期限及人力、財力等限制而顯得勉為其難,而這些科研活動對國家長遠發展十分重要,這就要求政府出面協調、組織,并給予財力上的支持。
3.政府在促進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時應特別注意擴大其規模,使其獲得規模經濟效益。戰略性貿易政策能提高本國福利是建立在規模經濟的基礎上的。但是目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規模普遍較小,市場集中度低,企業生產成本較高,不具備應有的規模經濟。
參考文獻：
篇10
論文摘要: 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強調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動態的、變動的，強調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實踐中要立足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創造動態比較優勢，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
一、引言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包括李嘉圖的相對成本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論。而近現代的比較優勢論強調產業政策和外貿政策的重點是扶持新興的幼稚產業,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把比較優勢看成是動態的、變動的,更貼近國際貿易的現實。
二、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
（一）比較優勢與絕對優勢
比較優勢是與絕對優勢對應的概念。絕對優勢建立在生產的絕對成本的比較上。如果一國生產單位數量的某種商品使用的資源絕對量較少或效率較高，那么它在這種商品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例如巴西能以較低成本生產咖啡和香蕉，美國則能以較低成本生產飛機和緊密機床。因而，巴西在咖啡和香蕉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美國則在生產飛機和緊密機床上具有絕對優勢。于是，各國通過國際貿易獲得他們很難生產的產品：加拿大需要進口咖啡，日本需要進口石油，科威特需要進口飛機等。
比較優勢建立在生產活動的機會成本基礎上。如果一國生產某種商品的機會成本低于其他國家，則該國在該生產上有比較優勢；反之，如果一國生產某種商品的機會成本高于其他國家，則缺乏比較優勢。作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一，比較優勢原理的中心命題是：一個國家即便在每一種商品的生產上都不具有絕對優勢，它仍然會在某些領域享有相對比較優勢；不僅各自具有絕對優勢的國家有可能通過交換增加福利，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同樣可以通過貿易增加福利。
(二)傳統比較優勢理論
第一個說明不僅絕對優勢而且比較優勢也能成為貿易源泉的人，是19世紀早期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他在僅需要一種生產要素的假設條件下，用幾個數字為例簡要闡述了這一原理。20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俄林在考慮多種要素作用的基礎上，重新表述了比較優勢原理，認為決定比較優勢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要素稟賦。要素是對生產過程發生作用的各種有形、無形因素，如自然資源、知識資本、物質資本、土地、熟練與非熟練勞動力等，要素稟賦則指一國（或地區）實際擁有的要素總量和結構。某種產品或行業的生產活動是否具有比較優勢，取決于它們能否比較密集地利用該國相對豐裕的要素，取決于它們生產的成本比例能否與該國結構相一致。越是能密集利用一國豐裕要素的生產項目，越具有比較優勢；反之，越是需要密集投入一國相對豐裕要素的生產項目，則越是缺乏比較優勢。
總之，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一個國家由于生產技術先進或要素稟賦豐裕而在某些產業具有比較優勢，那么該國主要生產并出口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本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這樣就可以與別國取長補短，提高本國的國民福利水平。從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每個國家都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然后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貿易，則可以促進世界資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全世界的福利水平。
三、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
(一)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及其實踐上的缺陷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雖然有完美的邏輯體系，但理論本身存在如下缺陷：1.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模型是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下構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跨國公司和國際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前提提出了挑戰。2.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對現實的解釋能力有限。二戰后美國和德國的工業化發展歷程，都不是遵循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發展起來的。3.比較優勢法則是一個靜態的理論。
無論是李嘉圖提出的以勞動生產率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赫克歇爾—俄林提出的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稟賦理論，二者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均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從而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特征。比較優勢是一國的天然稟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國的生產技術可能會進步，或者要素稟賦的積累會改變，那么原有的優勢和劣勢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可能相應地改變。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顯然忽視了這些可能的變化。
在實踐上，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后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時容易落入“比較優勢陷阱”。因為在按照靜態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基礎薄弱，生產技術水平低，其比較優勢產品一般是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果選擇這樣的產業作為國民經濟主導產業，則很容易落入“比較優勢陷阱”，即將本國經濟鎖定在低技術的專業化生產模式中，結果只能生產和出口技術含量低的產品，不僅受到發達國家的經濟盤剝，并且被置于世界經濟二等公民的地位，同時還面臨產業競爭力無法持續發展的問題。
(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
目前，被廣泛的接納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國基于未來發展戰略的動態比較優勢是需要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去培育的，或者政府的產業政策可以加速這一進程。典型的解釋東亞國際分工和產業結構發展變化的“雁行模式”理論－日本為領頭雁，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亞洲四小龍”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雁行模式形成東亞區域內產業循環和連鎖變化的機制，使東亞各國或地區產業不斷向更高層次轉換，帶動經濟的依次起飛和持續發展。以及后來的外貿優勢轉移學說、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等均說明了一國比較優勢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會隨著世界經濟形勢轉變，會隨著一國要素稟賦積累和技術進步等因素發生變化。就政策而言，動態比較優勢觀點表明：一國有可能通過適當的產業和貿易政策來改變其天然具有的比較優勢，即比較優勢不是外生的，而是內生的。“內生比較優勢”是指如果一個國家選擇專業生產某種產品，它可以在外生比較優勢不存在時，內生地創造出原來沒有的比較和絕對優勢。如在一個原本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占比較優勢的國家來說，其比較優勢并非只能固定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通過扶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可以實現本國比較優勢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從而改變本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因此，按照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觀點，一國應該著眼于未來有選擇地去扶植和培育戰略產業作為新的主導產業，樹立新的比較優勢，以保證本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持續發展和提高。
四、立足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創造動態比較優勢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是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在現代貿易格局下的發展和延續。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一種“被動適應”的主張，強調一國應利用要素稟賦結構等天然形成的比較優勢來選擇主導產業，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是一種“積極改變”的主張，強調一國從適應比較優勢向創造比較優勢，通過產業升級、學習積累等經濟活動來培育本國新的比較優勢，在更高級的產業領域形成產業國際競爭力。
在實踐中我們也要看到，雖然遵循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是較為理想的產業政策選擇，但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應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脫離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去進行。尤其是在目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飛速發展、世界生產資源有效整合的背景下，這為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提供了契機。發展中國家只有在現階段發揮靜態比較優勢，才能積累經濟進一步發展所需的資金和技術，然后通過將資金和技術用于培育未來戰略產業，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成功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
參考文獻：
[1]胡昭玲.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提升[m]，2006，(3).
[2]林毅夫.比較優勢與中國經濟發展[j].經濟前言，2005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