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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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技術知識；制度知識；經濟增長；經濟制度；技術進步；制度創新；人力資本

中圖分類號：F061.2；F06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4）06-0096-04

經濟增長是各國（地區）普遍追求的目標，也是經濟學著力解決的問題。縱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從重農主義強調土地的作用到重商主義強調市場的作用，到古曲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綜合強調各類生產要素（當然包括土地）和發揮市場效率等的作用，都展示出這樣一幅圖景：人們在分析經濟增長時，越來越多地把各類相關要素納入分析框架，從而越來越客觀、準確地描述現實經濟增長過程以及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和其存在的原因，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進而提高了人們調控經濟發展的能力。但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卻還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人之所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經濟活動的均衡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區別于其他物種而具有智能生命的特質，換句話說，就是人類可以通過知識積累提高其“掌控經濟活動”的能力，而這正是我們推進經濟增長的根本，但是這點卻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經濟學所忽視。本文擬通過對經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反思，探討人類知識，尤其是制度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一、經濟增長理論的反思及問題的提出

人類的知識不論怎樣區分，基本上可以概括為關于自然的知識和關于人類自身的知識兩類，前者是人類探知和改造自然的技術性知識，而后者是關于人類自我組織的知識，可分別稱之為“技術知識”和“制度知識”。如果說各種經濟增長理論中涉及知識的作用，大體都是指技術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論是李嘉圖強調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傳統經濟增長，還是馬歇爾的新古典主義增長，最終都只是把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局限于技術知識的作用。直至當前，人們在研究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時，大都是指技術知識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如往往將信息技術作為知識的典型代表。這種認識的主要原因，不僅在于經濟增長分析中的新古典主義傾向，而且在于人們注重于從定量上確定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而技術知識更容易量化。

但是，從現實經濟增長來看，人類的制度知識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制度的形成和有效性（張尚毅，1998a），進而影響甚至決定經濟增長的方式和成果。新古典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特征是在經濟分析中不考慮制度對經濟的影響，將經濟制度視為經濟分析的外生因素；而李嘉圖的傳統增長理論雖然涉及制度因素，但是并沒從知識的角度進行這方面的分析。事實上，我們從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發展脈絡可以看到這點。

張尚毅：制度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及人力資本第二特征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們對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增長理論也不斷發展演變，從重農主義到重商主義等無不如此。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源于哈羅德和多馬的經濟增長模型，他們假定技術等經濟變量不發生改變，從資本和儲蓄的相互關系引出經濟增長模型，從而推出一個最優經濟增長路徑，并以此提出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作為新古典主義的繼承者，哈羅德等人在其模型中沿襲了新古典主義傳統，將經濟增長直接與儲蓄轉化為資本聯系起來，指出經濟發展主要取決于資本的投入量，但這只是從一個方面論證了經濟增長的因素。隨著新古典主義增長模型的發展，產生了以索洛模型為代表的新的經濟增長模型。索洛模型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勞動、技術等變量，從而使經濟增長不僅和資本，而且和勞動、技術的變化聯系起來（索洛，1988）。經濟學的發展使人們可以用定量方法分析出技術對經濟的具體貢獻和大多數經濟理論一樣，通過將實際經濟數據引入經濟增長模型，進而推導出各個變量的具體效應，是在數理上有說服力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一門科學只有在它成功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美的地步”（拉法格，1957）。經濟學也正因為充分運用了數學成果，從而使其成為真正的科學，經濟增長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為人類所掌控。 ，索洛在這方面作出了杰出貢獻，他通過設立和技術有關的規模變量，分析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索洛采用美國1909―1940年經濟發展的有關數據，估算出美國平均經濟增長率中技術進步的貢獻約占51%左右；而對1909―1949年美國非農部門的估算，這個比例提高至87.5%，并且在這40年中后半部分技術進步的貢獻約為前半部分的5.83倍（索洛 等，1991）11。這些實證數據不僅驗證了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且也說明了隨著經濟發展，技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大。 。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模型強調資本、勞動、技術等經濟變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制度等經濟變量依然被排除在經濟增長分析之外。

引入技術變量，實質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將知識引入經濟分析中，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可以從定量的角度論述知識、技術等經濟變量對經濟的貢獻度。如丹尼森曾估算出美國在1948―1973年的經濟增長有28%左右歸因于知識的進展（索洛 等，1991）256。這些關于知識對經濟增長作用的論述，引起了人們對知識對經濟增長作用的重視，一些學者也逐漸將知識納入經濟增長分析之中，從而使知識在經濟增長分析中由外生變量內生化。然而，真正將知識明確引入經濟增長分析的是保羅?羅默。羅默所提出的新經濟增長理論，進一步從技術分解出知識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與索洛不同的是，羅默的經濟增長理論不僅使經濟分析能預測經濟的長期趨勢，而且可以將經濟的短期變化預測出來，從而能更準確地測量知識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新經濟增長理論明確指出經濟增長并不依賴于勞動力的增長，進而提高了人們對知識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認識（Romer，1986）。

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被人們發現并重視，得益于現實的經濟發展，也得益于于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中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幅圖景：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相一致，而經濟理論又往往超越經濟實踐，給經濟實踐以指導，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人類關于經濟增長的知識的進展。目前，主流經濟增長理論雖然將各種生產要素納入經濟增長分析中，但是對于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主要強調了技術知識的作用，忽略了制度知識的作用，也沒有較為普遍地指明各類知識（特別是制度知識）分別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其無法說明為什么知識（實際上是技術知識）在一些經濟態中的作用較強，而在另一些經濟態中的作用相對較弱；更無法回答為什么技術主導的經濟增長發生在一些國家或地區，而不發生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因此，要將知識真正引入經濟增長分析中，不能僅從技術知識方面著手，還要將人類關于自身的知識納入其中。由于新古典義傳統理論在技術知識方面作了比較系統的論述，下文著重分析制度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二、經濟增長的知識基礎

當我們依賴于自然資源推進經濟增長時，自然會得出增長存在極限的結論（米都斯，1997）；而新經濟增長理論對增長極限進行了否定，提出由知識所決定的增長遞增效益。今天，在現實經濟中出現的更多地依靠技術知識而相對較少地依靠其他資源推進經濟增長的現象，正如羅默所說的那樣，從本質上來說只不過是人類對于自然界認識的深化以及運用這些技術性知識推進經濟增長。但是，由于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繼承了新古典主義傳統，雖然指出了知識對經濟增長起著十分巨大的作用，卻不能用人類全部知識的進展來解釋經濟增長，也正因為如此，無法解答我們前述的一些基本問題。

奧地利學派學者哈耶克在他的有關論著中將人類知識作為經濟分析的基礎，指出“均衡僅僅以人們在試圖執行可能達到均衡的初始計劃的過程中確實獲得的知識為基礎”（哈耶克，1989），從而將知識完全融入整個經濟分析中，這種無區別地將人類關于自然的知識和人類自身的知識融入經濟分析，與國際經合組織關于知識經濟中知識的基本認識是一致的。用人類全部知識解釋經濟增長所要說明的問題是，社會經濟均衡并非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假設的是具有同質性經濟主體的均衡，而是具有異質性經濟主體（擁有不同量和質的關于自然和自身的知識）的均衡，這就必須解決異質性經濟主體相互耦合的問題，必須明確具有不同知識的經濟主體之間為什么存在相互沖突，怎樣才能相互耦合，進而達到均衡，保持一個經濟態的穩定與發展（張尚毅，1998b）。從制度知識的角度，我們可以比較容易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不同的經濟主體不但具有不同的個性知識，而且具有作為耦合基礎的共性知識，這些知識就是我們所稱的知識傳統；知識傳統決定了一個經濟態可能具有的經濟制度優化水平，從而也就決定了該經濟態可能接受或者擁有的技術知識水平，進而呈現出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增長水平這點我們可以從中國以及許多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看到。中國近代的落后并非在于不知道當時西方世界技術知識的發達程度，也引進過在當時較為先進的技術，但是，仍然無法改變中國落后的經濟社會狀況；反之，一些國家（如日本）在近代的崛起也不是因為比我們更多地了解當時先進的技術知識。決定經濟發展差異的關鍵在于我們關于制度知識的缺乏，或者說擁有先進制度知識的人很少，不足以自我產生或接受新的經濟制度。 。正如諾思所指出的那樣，“制度框架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適宜的環境”（諾思，1989）。總之，具有不同知識水平（包括制度知識和技術知識）的經濟主體決定了經濟均衡狀態的不同，從而使經濟發展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

我們認為當一個經濟態的人群中關于制度知識的分布程度相對較低時，是不可能產生出更有效率的經濟制度的。因此，具有足夠多的不斷優化的制度知識的人群就成為一個經濟態不斷進化的基礎。這僅僅是從經濟態自組織內部看問題，如果考慮到經濟增長不僅是自組織內部進化的結果，而且還可以通過獲得外部性知識來實現，那么，具有先進的制度知識，或者更通俗地講具有前沿性制度知識的人群分布狀況，將決定一個經濟態進化的可能性，從而決定經濟增長狀況。因此，人類經濟發展與進步的歷史，從實質上看就是人類各種經濟制度進步的歷史，各類不同的經濟制度決定了經濟可能達到的增長程度。因此，經濟增長（包括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經濟）事實上都是人類技術知識和制度知識共同進步的結果。

經濟發展是人類知識普遍發展的結果，人類關于自然和自身的知識逐步深化過程也就是經濟增長隨之加快的過程。不同階段的知識構成了經濟發展的相應階段的基礎，也就是說，人類對自然和自身不同的認知階段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增長。每一個時代都有著自身前沿的知識，這是一個經濟態乃至一個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充要條件。社會經濟發展雖然在傳統知識的基礎上進行，但是，如果沒有社會前沿性知識的普遍發展，那么，這個經濟態將停留在原有的基礎上。這就是為什么有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一定發展以后，停留在不發達陷阱的原因。然而，這仍然無法回答這些國家和地區為什么沒有將他們的前沿性知識運用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這個問題。關于這點羅默也沒有給出答案，他雖然指出了技術知識的增長遞增效益，但是沒有指出一個經濟態為什么要運用前沿性技術推進經濟增長。諾思對此作出了解答，他認為一些國家和地區之所以停留在不發達陷阱的關鍵原因，在于沒有制訂或實施誘致這些前沿性知識運用于經濟的經濟制度，“正是人類組織的成功或失敗決定著社會是進步還是倒退”（諾思，19992）。對此，汪丁丁（2001）作出了更進一步的分析，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制度不斷完善的原因在于人類關于制度的知識不斷豐富，在探索過程中，人類代代相傳、不斷積累的關于制度的知識構成知識傳統，而在知識傳統基礎上的制度創新引發了技術知識的不斷進步。因此，人類在推進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全面地運用關于自然的知識和關于自身的知識，從而實現經濟增長以技術進步為主導，進而使知識成為經濟增長的基礎。這個基礎既得益于人類關于自身知識的進展――實現經濟制度的演進，同時也得益于人類關于自然知識的進展――實現生產技術的進步，進而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實現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增長。

三、制度知識：人力資本第二特征

知識對經濟增長的遞增作用，我們可以視為知識的經濟化。知識依托于人類自身，知識所表明的經濟特征和人力資本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經濟學家在研究知識對經濟的作用時，幾乎無一例外地要論及人力資本。從相互關系上來說，人力資本和知識是相互依存的，這點我們可以從經濟以及經濟學發展史中看到。費雪在1906年發表的《資本的性質與收入》一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資本的概念，并將其納入經濟分析的理論框架中；1935年美國經濟學家沃爾什發表了《人力資本觀》，明確地指出了人力資本和個人知識的相互性，也進一步強調了受教育的經濟意義；其后，舒爾茨系統闡述了人力資本在經濟中的作用，指出通過對成人和兒童進行教育、提高他們健康狀況等本身就是資本積累。從舒爾茨等人的基本觀點中我們可以發現，和物質資本相對應的人力資本應用于經濟活動的過程從本質上來說就是知識的經濟化。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運用實際上就是人力資本優化的結果，這和我們在現實經濟發展中所看到的現象是一致的。

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經濟發展是一致的，人力資本在全部資本中比例越高，知識經濟化程度也越高。有關研究表明，一國人力資源占世界的比重與其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比重基本是一致的，如美國人力資源占世界比重居前，其國民生產總值比重也居世界前列（李仲生，2006）。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是決定與現代經濟增長相適應的人力資本的主要因素，也是現代人類獲得知識的主要途徑。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教育發達程度決定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知識分布狀況，從而也就決定了其經濟增長狀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證明了這點：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地區，往往也也是教育水平相對較高的地區。相關研究表明，1982年，東部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是中西部地區的1.32倍，而到2004年擴大到1.53倍（張邦輝 等，2007）。 。

技術知識可以通過實驗的方法獲得，我們可以視其為人力資本的第一特征；制度知識是不能通過實驗的方法獲得的經驗性知識，我們可以視其為人力資本的第二特征。可以說，人類經過長期積累的制度知識是制度創新的基礎，具有相應制度知識的人群數量和分布狀況與制度創新之間服從概率分布。而從概率的角度看，人群制度知識的分布將依大數定律收斂于某一期望值，這個期望值代表制度的優化程度。比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的地區經濟增長較快，是由于這些地區有較多具有相應制度知識的人群。另外，從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的不同地區利用后發優勢發展的不同成效來看，一個地區能夠吸收和消化的技術水平取決于其制度優化程度，也就是說其現實技術知識的先進程度決定于制度知識。正如諾思所指出的那樣：“盡管可以利用其他社會的成就，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卻在繼續擴大”（諾思，2013），分析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欠發達國家人群的制度知識分布狀況不能支持先進技術的高效應用，更不能促成新的技術創新。因此，不論是從內部產生技術知識，還是從外部引入技術知識，技術知識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發揮都將取決于制度知識的分布狀況，具有較先進制度知識的地區最終將成為發達地區。這給我們的啟示是：著力培養人力資本，特別是提高制度知識水平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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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格.1957回憶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72-73.

李仲生.2006.美國的人力資源開發與經濟發展[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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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尚毅.1998a.從知識傳統到交易費用的支付[J].探索（1）：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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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課上45分鐘抵得上課后4個小時，雖然說法有點夸張，但卻道出了課堂學習的重要性，因此，培養良好的聽課習慣尤為重要。

1.專心聽別人發言的習慣

教師是課堂的主導者，肩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因此，教師的講解分析學生一定要認真聆聽。另外，還得聽其他同學的發言、爭論、質疑等。通過爭論辯論就可以受他人啟發而產生思想火花，從而達到明辨是非，加深印象的目的。

2.積極發言、勇于質疑的習慣

不能簡單地認為聽課就是聽老師講課，雖然課堂上教師是主導者，但學生是課堂的主體，是課堂的主人。學生只有積極發言、勇于質疑，才會有學習的動力，在一個個疑問化解的基礎上獲得進步。學習思想政治有“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問題，這是我們全面認識某一事物必須理解的三個方面，也是學習思想政治的好方法。如，在學習“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時，我們就可以問自己這樣的問題：“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什么？”“為什么要堅持這樣的基本經濟制度？”“怎樣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如果把所問的問題各個擊破，那么我們對這部分內容就會掌握得全面而持久。

3.記課堂筆記的習慣

教材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政治教材的綱目之間、知識點之間相互聯系。它們是課本知識這個系統的各個不同要素，它們決定了政治知識的條理性、系統性和連貫性。一般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會以框架形式加以詮釋，這時如果學生能將框架理解并記錄下來，構建“知識樹”，就可以起到提綱挈領和一目了然的作用。而且一段時間后還可以自己根據框架進行一課、一單元、一模塊的總結復習。這樣既有利于學生從整體上把握教材，還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整理歸納能力。

4.給課本做“批注”的習慣

學生在專心聽講的同時，要適時動筆在課本上做記錄或記號。對教師教的重點內容、自己的疑難問題和一些關鍵性的語句進行“圈、點、勾、畫”。有一項實驗表明：上課光聽不記，僅能掌握當堂內容的30%，一字不落地記也只能掌握50%，而上課時在書上勾畫重要內容，在書上記有關要點的關鍵語句，課后整理，則能掌握所學內容的80%。

二、練好“每一道題”

學習貴在及時鞏固，做練習是鞏固學習效果的最佳方式。要做好每一道題必須養成以下習慣。

1.良好的審題習慣

審好題是答好題的關鍵，平時練習時就要從審題入手，審題包括審材料（審清材料包括哪些信息）、審設問（審明問題指向）。切忌盲目作答。而審好題的訣竅就是多讀題。多學生做錯題的主要原因就是讀題時間太少，不舍得在讀題上下功夫，而是草草一看就憑主觀印象選擇或答題，往往會造成“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結果。

審題的最好辦法是抓住主要概念，也就是關鍵詞。抓住了關鍵詞就可以進行適當的發散。比如，看到“宏觀調控”這個詞時，我們應立刻想到的就是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的相關內容。首先能想到宏觀調控的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接著往下重點可以考慮到宏觀調控在哪一課比較詳細的講解，通過回憶知道經濟生活第九課關于國家財政、第十課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知識。所以我們解題的思路就是抓住問題中涉及的主干概念把它理出相關的知識體系。從概念到課，從課到節，這樣整理出相關的知識體系，然后組織相關語言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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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經濟學》教材無需再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社會主義部分，可以用上下冊代替，上冊可定名為經濟原理，下冊可定名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為什么不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而用經濟原理代替呢?首先是因為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并不僅限于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馬克思從18刁刁年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用了相年的時間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創立了自己的經濟學說，《資本論》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百科全書。馬克思在研究的過程中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了研究。但是，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物資資料生產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生產關系總是和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系的。

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如果我們作一些具體分析的話，可以說其中包含著三個層次的問題:一是研究了資本主義制度，揭示了資本主義的本質;二是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同時也就研究了商品經濟運動的規律;三是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越來越社會化，資本主義生產同時也是社會化大生產，所以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規律的同時，也就研究了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經濟規律。當然，這后兩個方面的問題，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的。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闡述的問題，絕不能僅看作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如果將其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易于忽視其對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分析所得出的規律.易于使人們誤認為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專門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從而把兩個社會的經濟問題完全對立起來，似乎資本主義的東西對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可借鑒的地方。其實，不僅馬克思所闡述的商品貨幣的一般規律和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有指導作用，就連他所建立的“資本和剩余價值”、“資本積累”等理論，對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些經濟現象也是有意義的。其次，正因為資本主義本身也是在發展的，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成壟斷資本主義，并由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同政治經濟學誕生時相比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同列寧形成帝國主義理論的時代背景也大相徑庭。如果定名為資本主義部分，則易于使人產生“過時論”的看法。學習政治經濟學就是要掌握它的基本理論，運用馬克想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變化了的客觀實際。

為什么不定名為社會主義部分，而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代替呢?這是因為，政治經濟學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規律的同時，也分析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和規律，但只是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是一種科學的預見。‘現在社會主義已從理論變成了現實。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寶貴的經驗，也存在著不少值得認真總結的歷史經驗，這說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還需要很好地探索。同時，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的.而現實的社會主義都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國家中建立起來的，按照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來建設社會主義，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這并不是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正確，而是因為具體條件不具備。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的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走自己的路，探索在我國特定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的新路子。

黨的以來，我們黨堅持了這一點，已逐步形成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使我們對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認識得到了擴展和深化，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對某些原則、某些本本的教條式理解上，不能用傳統體制模式來解釋社會主義，不能用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來看待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而必須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體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精神。另外，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主義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僅不同社會主義國家會表現某些特殊性，就是同一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在不同的階段也會有某些差別，我們把著眼點放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有助于我們在理論聯系實際上下功夫，有助于從我國的實際出發來探索社會主義的規律性。

第二，在內容上，在研究基本經濟制度的同時，更應注意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在過去的教材中，可以說著眼點放在對基本經濟制度的研究上，特別是社會主義部分更加明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不長，其本身的規律性還暴露得不充分，必然會影響人們在理論上的認識和理解，再加之過去基本上是按照傳統社會主義理論進行闡述，以至于顯得蒼白無力，只是幾條干巴巴的規律，而且與現實中的一些問題又不一致，使人感到理論脫離實際，學而無用。這是否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關呢?譬如有人認為這與傳統教科書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定為“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有關。我認為這不是研究對象本身的問題，而是人們對它的理解問題。

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本身就包含著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生產關系的質的分析，也就是基本經濟制度問題，這包括不同生產關系的本質區別，它的產生、發展的規律。其二，生產關系總是和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系的，而且又總是采取一定的具體形式，這種具體形式就是現在所說的經濟體制。它既從屬于生產關系的性質，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關，在同樣性質的生產關系條件下，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經濟體制。因此，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生產關系的同時，必須研究它在不同時期的具體形式即經濟體制。其三，生產關系的發展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現的，而經濟的發展又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下進行的，因此，研究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就離不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其中包括微觀經濟的運行，也包括宏觀經濟的調控。

過去長期以來，我們對生產關系的概念理解得過于狹窄和抽象，對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內容，只注意到其對于經濟制度分析的一面，因而在對其發展規律的研究方面，也僅限于本質的分析，忽視了其他方面，特別是在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中尤為突出。這是不利于對理論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促進經濟發展的。后來，隨著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的深化，特別是我黨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以后，總結了各國經濟發展的狀況，對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問題，逐步有了認識，在政治經濟學的教材中逐漸增加了這方面的內容。現在，人們對這方面的認識深刻得多了，在理論上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所以在重新編寫《政治經濟學》教材時應增加上述后兩個方面的內容。這樣，無論是在上冊對經濟理論的闡述，還是在下冊中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中，都應包括這三個層次方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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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30多年的國企改革卻始終是在各種爭議和指責中進行的，特別是每當國企改革方案出臺之際，我們總會發現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在社會和媒體上兜售各種國企改革的方案，而這些方案指向只有一個：國有企業應當而且只能私有化。有人甚至認為國有企業不私有化就意味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失敗，意味著經濟、社會和政治都將付出全局性代價。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們必須高度警惕那種認為國有企業的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的錯誤言論，以及那些對國有企業懷有特殊目的的人。國有企業事關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事關黨的執政基礎，因而必須為國有企業改革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首先是在學術領域存在極力否定國有企業的錯誤思潮。國有企業是否有效率？有些壟斷性國企是否具有合理性？為何存在腐敗現象？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之間是什么關系？這些問題都是理論上的問題。錯誤的理論必然帶來錯誤的判斷。種種指責國有企業的似是而非的理論，如“委托問題”、“公地悲劇問題”、“預算軟約束問題”，本質上都是西方經濟學中理性人假設的翻版。然而，就是這種理論假設卻成為否定國有企業的有力證據。而對于一些學者研究發現的國有企業改革績效相對非國有企業提升更快的結論，卻很難被接受。

其次是少數新聞媒體妖魔化國有企業的現象較為嚴重。對于新聞媒體履行監督職責，客觀報道國有企業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無可厚非。然而，我們卻發現，一些媒體總是喜歡用放大鏡來看待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而且往往武斷地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國有壟斷造成的，因而需要私有化。甚至國有企業的員工因為個人原因出現了問題，一些媒體也往往喜歡把這種個別現象扯到國有企業上來。真是奇哉怪也！這完全是在矮化國有企業的整體形象。

最后是某些部門和國有企業很少直接回應種種指責。國有企業是否搞好了？國有企業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做出了哪些巨大的貢獻？國有企業的創新實力在國內國外究竟處于何種地位？這些問題最有發言權的就是那些掌握一手資料的相關部門和企業自身，但是我們卻很難看到相關部門和國有企業站出來反駁那些無端的指責。在吉林考察時曾說：“我們要向全社會發出明確信息：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有企業”。“明確”一詞，就是要國有企業及相關部門用事實去回應這些問題，堅定有力、旗幟鮮明！

篇5

第一個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討論中我都一再強調：事實上，我們國家農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均土地面積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可以用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這使我感到，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農村很難找到適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積不斷減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載的雙重功能。在農村政策研究領域中，人們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國家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而轉由土地來承擔，這樣就形成了土地的雙重功能。中國農村的耕地不僅具有雙重功能，而且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為主。

人們20年來約定俗成的共識是，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可以被簡化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一書別強調了一個觀點：大包干其實是一種形成制度改變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權控制的人民公社解體、允許農民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分戶承包土地，農戶實際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權和大部分收益權。政府之所以同意做這樣根本性的制度改變，是由于在原來的制度框架內交易費用太高。在這種以土地為中心的財產制度創新中，政府在放棄對農村土地和其他資產的控制的同時，也放棄了對占中國人口70%左右的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例如對村社的行政管理、撫養鄉村鰥寡孤獨，以及其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給等；這些公共責任作為農民占有土地使用權的代價轉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們中國農村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農村土地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產資料來完全交給市場處理。

第二個要素是勞動力。農業人口和勞動力嚴重過剩，是清末以來的長期問題，本來不是建國以來才有的現象。其實，人們只是對中國近代史上追求工業化導致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差別擴大引起更多的關注。現在中國農村有五億勞動年齡人口。另外，上到60歲以上的老頭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們只要能動，總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農村整、半勞動力加起來不止五億，估計有六億以上。農業需要多少勞動力呢？一億多。那么總共有多少勞動力需要轉移呢？至少三四個億。往哪轉移？因此，如果勞動力不能轉移或者轉移得不那么順暢，在這種情況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只能遞減到零以下。盡管如此，勞動力仍然不可能減少，怎么辦？農民作為勞動力的擁有者，只能被迫減少勞動時間。按現行法律規定一個勞動力一年應該勞動300天，然而卻只能在農業上勞動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時間用來干什么呢，沒有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吃飯，不消費，結果呢，一個活勞動所有的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過程，都得由土地產出來保證，假如他沒有外出打工的話。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就不可能提高，不僅不能提高，實際上這些年農村的勞動生產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資源嚴重短缺的地方，農業甚至連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都不行了。

第三個要素看資金。在上述情況下，作為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入不了農業領域。因為資金投入必須要產生利潤。但是，農戶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是負效益的，導致每年農業資金至少凈流出幾千個億。為什么農業資金會流出呢？農業生產連平均利潤都達不到，資金怎么會進來呢？有人說，可以通過政府的“農業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資金來加強農業投資，但這也是杯水車薪，且不說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產出，也不能增加產出效益，如果產出效益不增加，投資敢增加嗎？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億多農戶到底應該投給誰，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戶？事實上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結果是，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為部門收益和鄉村基層負債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來農業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農業的主產品幾乎沒有國際競爭力，大部分高于國際價格。這是硬投入方面。

軟投入呢？軟投入就是所謂服務，也同樣有成本問題。例如加強技術服務，提高技術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軟成本年平均起碼增加了9%，其結果是農業的負效益越來越嚴重。農戶調查顯示，1997年以后，家庭經營條件下，農業資金和勞動力的投入產出比逐年遞減，純收益已經是負值，1995年種植業畝均可以獲得340多元的現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畝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農民真的以土地收入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國1/3的農村人均土地不足一畝的地方，實際上一年一個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這還沒有把勞動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內。這樣看來，農村種植業人均每年一兩百塊錢的現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證農業的正常發展呢？

綜上所述，人們現在之所以終于接受了三農問題的提法，是因為“好一個農業了得”。這么多矛盾錯綜復雜地攪和在一起，使得我們至少在政策層次上不可能再討論純粹的農業問題。

學術界一般性地跟我們這些長期搞農村問題研究的人談市場經濟的ABC，本來就意義不大。我們是1988年最早提出農村改革是市場經濟取向的，那時面上的提法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市場如何在農村經濟中發揮作用的道理，當時我們就已經說得很清楚，有興趣的人不妨翻閱一下當時的資料再參與討論。但是，情況是在不斷變化的，十幾年過去，以現在這樣的國情矛盾制約，怎么搞單純農業領域的市場化？在目前這種三要素不能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的情況下，假如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跟不上的話，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農村中如何體現？市場的話語在農民和農村經濟的語境中變得很尷尬。而我們現在強調的這些政策，請問有多少在這樣的三農問題上是不尷尬的？人們應該知道，在過去的計劃體制中，農業其實從來就不是一種符合計劃經濟特征的生產，因此才有所謂“改造農民”的問題。由于人們對農村改革的認識過于意識形態化，以為農村改革就等于市場經濟。其實，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無法根本解決與分散小農的交易問題。但當人們把市場經濟作為一種具有政治正確性的話語放在這里的時候，似乎對現實問題就失去了解釋力。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當前人們提出的失去解釋力的那些認識誤區。

當前第一個重要的認識誤區是私有化。切不要以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決農民問題，就能成規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規模經營能夠參與國際競爭。這個道理看上去邏輯完整，實際上似是而非。現在中國人均土地就是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都低于0.8畝，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畝。土地已經基本上轉化為農民的社會保障，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把社會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積多于一畝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嚴重，旱魔肆虐，經常是數以千萬畝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國水土資源都嚴重缺乏，總體上水太少。盡管有些地方土地資源相對寬松，但水資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濟，來提高生產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規模效益來參與國際競爭。這些所謂用西方現代經濟學理論來考量農業問題的思路，在目前我們這樣的資源環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問，為什么不革新農業技術？靠技術創新提高農業效益。需知，任何一項技術都需要前期成本，這些前期成本誰來付？現在講知識產權保護，因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識產權，技術是要拿來賣的。更何況，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哪個單家農戶能夠成為這種技術和投入的載體？

又有人說，為什么不提高產業層次？只有搞產業化才能解決農業的出路問題。不錯，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在我們這里，農業主要投入品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等，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領域基本上被壟斷了，產業層次如何提高？進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業與負效益的農業結合起來嗎？當大部分涉農經濟領域幾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門和政府控制的國有部門壟斷、并且憑借加強壟斷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業能產生利潤嗎？再說，搞產業化經營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產生利潤的農業領域從事生產經營，組織成本從何而來？

所以，以前約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復雜的三農問題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要“慎言三農”。為什么要慎言呢？因為學術界已經多年不了解基層情況，不做調查研究，往往習慣于在兩個極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對國情問題的常識，因此會犯一些幼稚的錯誤。

我說慎言三農，并非要占有話語權。雖然首先應該感謝大家關注三農，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謙虛謹慎，有時候也會不耐煩十幾年來總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聽“今天的你我還在重復昨天的故事”。因為，人們往往用基于各種理論的約定俗成的概念來套到三農問題的解釋上，這的確有可能幫倒忙。如果沒有大量的實地調查資料的積累和政策經驗的積累，套上去會出現很多問題。其實我們現在遇到的復雜局面，在一定意義上與長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關。所以我大膽向學術界呼吁慎言三農。

很多國內外的學者熱心關注我們的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反復告誡我們要搞市場化、私有化。我們試了，一試就是十幾年，試的結果是，按照理論上那種純粹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概念來形成我們的農村經濟制度確實有問題，我們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因此我希望人們思考，我們農村形成現在的這種基本制度本身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如果符合，就得繼續堅持下去，不要輕易改變。

篇6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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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判斷［J］.宏觀經濟管理，1996，（2）。

［7］顧海兵.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最新估計與預測［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華.經濟市場化進程：方法討論與若干地區比較研究［J］.中（論文庫）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1999，（5）。

［9］盛洪.關于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過渡過程的研究［J］.經濟研究，1996，（1）。

篇7

國所強調的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理應統領全局的“以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產力”問題，就是在市場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繼續推進經濟社會轉軌升級問題。

以理論創新基本認識引出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面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并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

第一，“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

第二，“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

第三，“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

第四，“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和，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有效投資”規模。

第五，“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從放開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適當鼓勵生育的轉變，以及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

第六，“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

第七，“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非常看重國際上已高度重視的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尋求共贏，應該是其基本的認識視角。

第八，“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和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慮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側重于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面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與時俱進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持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對基礎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再加上行政體制，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

“五并重”的基本內容是：

篇8

如何體現市場經濟體制為主的客觀要求

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作為我國現階段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既反映了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心，應該是市場經濟。或者說，在本質上首先是市場經濟。也在客觀上要求我國當前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充分體現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和客觀規律的基本特性。（一）確立市場經濟生產關系的主體地位市場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已充分證明市場經濟生產方式，適應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主體要求，并且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生產方式。因此，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也應當在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經濟基礎中占據主體地位。明確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不僅是我們正確認識我國現階段經濟基礎規定性的基本依據，也是我國在基本經濟制度體制、社會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社會治理方式與法律制度等方面，進一步深化改革與創新的主坐標。第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所有制關系。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私人經濟，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是它的基本特性。與此相聯系的是每一個市場主體，都是自主、自由、理性地追求私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生產經營者。唯有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創造和積累財富的熱情，這也是經濟發展動力、活力，以及市場效率的根本所在。因此，市場經濟的所有制關系必須以私人所有為主體，否則就難以成為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雖然自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民營經濟也獲得了極大發展，但始終步履艱難。要從根本上得到改觀，就應當構建以私人所有為主體的生產關系，制定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民營經濟更快、更大發展提供制度支撐。第二，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權關系。一是重在產權明晰，利益主體明確而實在，二是重在產權保護，利益主體的權益不受侵犯，三是重在產權規范，利益主體具有平等的市場地位。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雖然也是沿著這個方向，普遍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但在實施的領域范圍和落實成效方面，都還有著不小的差距。第三，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關系。市場經濟的初次分配關系，在本質上是生產投入的收益分配關系，也是參與價值創造與實現的各生產要素之間的分配關系。分配權利的決定因素是各生產要素的稀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其公平與否的標準是各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二次和三次分配關系，在本質上是政府和社會運用非市場方式，而建立的財富均衡轉移的再分配關系。其分配權利和公平標準，則是來自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社會要求。可以說，這三個第次相互補充的分配關系，最大限度地兼顧了效率與公平。但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關系要真正發揮成效，還需要三個前提：一是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二是完善的政府公共財政職能，三是成熟的民間社會組織機構。雖然我國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關系，可收入差距卻又不斷擴大，其實質問題就是這三個前提還沒有真正形成。（二）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地位由市場配置資源，作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規定性，是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主體方式，因而也必須具有資源配置的主體地位。這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這種主體地位的真正確立，并不在于有多少資源是通過市場配置的，甚至也不在于其數量是否在總量中占有絕對多數，而在于資源是否真正由市場機制的作用來配置的，并且是否已成為最主要、最基本、最普遍的配置方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條件下，特別是權力在資源配置中占據主導地位時，通過市場運作配置資源，往往會淪為掩蓋權力配置資源的“形式”，甚至淪為“漂白”權錢交易的一種方式。而本文前面所指出的，我國經濟體制目前所存在的各種“失衡”現象，在客觀上也是不斷滋生這些行為的“溫床”。因此，要真正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地位，就必須破除現存的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不僅要確立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還要改變目前經濟體制的各種“失衡”現象，構建能讓市場機制真正發揮支配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第一，構建自由的市場選擇機制，取消行政性投資審批制度。投資作為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行為，既是投資者理性的經濟活動，也是投資者對市場機會的選擇。自主和自由是選擇的基礎前提，其收益和風險自有投資者來承擔，其投資是否過熱也自有市場來調節，因此無須政府從微觀層面予以審批。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的主要責任，應是依據相關制度、政策和標準，一方面引導投資方向、促進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一方面嚴格查處各種危害市場、環境和社會公眾生活的生產經營行為。第二，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確保所有市場主體享有平等的市場地位。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是公平競爭的基本保證，主要體現為市場機會、待遇和保護等方面的平等權利。其最大的作用是能形成正向發展激勵，增強各類市場主體競“優”發展的信心和積極性，促進要素資源優化組合，提高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同時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權力配置資源的機會。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消除各種壟斷，全面放開市場，實現充分競爭。第三，構建單一的市場定價機制，取消“雙軌制”定價模式。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依據的是價格信號，市場的競爭機制，也依據的是價格信號。市場價格既是商品價值的體現，也是市場供求關系的反映，只能由市場來確定。任何非市場的定價行為，都會在不同程度上扭曲市場的價格信號，降低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對于某些關系民生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也應該由市場來定價，政府可用發放專項消費補貼，或提高社會保障的財政補貼標準等方式予以彌補。第四，構建嚴格的市場治理機制，建立法制化的市場管理體制。法制社會之所以是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場競爭的結果，只能是以“優”勝“劣”，絕不允許“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所以，市場的治理機制必須法制化，必須從管理到執法、從方式到程序、從審理到判罪、從監督到問責的各個方面，建立一個完善的法制化管理體制，不給任何憑借權力、勢力、欺詐的不法行為以立足之地。唯如此，才能維系市場經濟的交換關系、契約關系和信用關系，才能顯現市場的功能，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三）確立市場調節的主體地位我們知道，由于市場主體作為個體的理性經濟人，在逐利的經濟活動中，都不免帶有一定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易引發經濟運行的波動和無序化現象，因而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就顯得非常必要。但必須是在確立市場調節的主體地位，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按照以下原則來實施：第一，必要原則。雖然不會有經濟運行的絕對平穩狀態，任何時候的經濟運行都會處于一定的波動中，但只要在適度的范圍內，就不要貿然采取宏觀調控措施。除非出現下列三種情況，一是經濟運行出現明顯的非正常波動或無序的跡象時；二是社會經濟發展能力出現明顯的衰落跡象或瓶頸類困難時；三是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出現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或危害全國經濟安全的跡象時。但也要根據實際情況的程度，只能采取必要的、適度的調控措施。第二，有利原則。宏觀調控的目的是為了經濟運行的平穩和有序，但更重要的目的，應是提高經濟體擺脫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因此其政策和措施在抑制經濟波動時，一是要有利于市場調節作用的發揮，不能違背市場規律；二是要有利于市場機制的完善，不能影響市場機制的正常發揮；三是要有利于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不能只限于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四是要有利于產業體系的優化整合，不能影響產業鏈的銜接、配套和組合；五是要有利于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成長和發展，不能影響大眾經濟、消費經濟的正常運行。第三，間接原則。宏觀調控就是間接調控，最忌諱直接干預微觀經濟運行，特別是用行政手段干預正常的市場行為。否則，不僅會影響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也容易成為計劃經濟的市場，甚至是權力控制的市場。因此，宏觀調控最好通過運用諸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等政策工具來實施。主要是形成一種市場預期，以引導資源配置的方向，從而達到調整市場波動和提升經濟發展能力的效果。所以，宏觀調控重在它的引導作用。第四，授權原則。宏觀調控一般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資源，并且對經濟運行和社會經濟生活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宏觀調控既有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益問題，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責任問題，其措施具有顯著的公共經濟性和公共政治性，甚至是公共道德性。這就決定了宏觀調控的決策和具體措施的制定、解釋，都具有著立法的性質，其權利不應歸于政府行政部門，而應歸于國家立法機構。政府部門只有得到國家立法機構的授權，才能實施宏觀調控。這也是防止利用公共資源追求部門利益和權力尋租的有效制度之一。

如何體現社會主義性質的制度要求

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認識，不能僅限于對其制度特征的把握，而應該結合社會生產力的現實發展水平，更多的去把握其內在本質。要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和堅持，乃至發展和完善，首先要符合其內在本質的要求，其次才是與此相適應的制度特征。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的性質要充分體現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社會主義制度要有利于更多的解放生產力，更快的發展生產力。而市場經濟又被實踐證明，是適應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要求的，并能更快的解放和發展我國生產力的社會生產方式。這既是二者之間的共同點所在，也是二者之間內在的必然聯系和現實的結合點。這也應該是我們正確認識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二者關系的基本點。從這個基本點來認識，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二者的關系，就應該是一個促進與被促進的關系。其中社會主義是促進的力量，市場經濟是接受促進的主體。而是否真正促進的客觀衡量標準，自然就是市場經濟的發展水平、社會經濟的發展能力、人們生活的富裕程度，以及社會文明進步與和諧發展的水平。如果從長遠看，就是能否更快、更好、更堅實地奠定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根本目標的社會基礎。有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在我國現階段，就是要能真正有效地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加快提高市場化的水平，加快提高治理市場經濟的能力。第一，要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體現在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完善上。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不僅必然導致結構失衡、功能失衡，甚至社會發展失衡的市場經濟，也必然導致產業競爭能力和經濟發展能力，以及全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不斷喪失，從而也必然會導致社會主義制度合理性的不斷喪失。所以，要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就必須增強經濟制度體制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的促進能力，堅決革除一切有礙于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制度弊端，加快構建規范與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這也是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制度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著力點。第二，要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市場化的水平上。市場化水平的高低，一要看市場一體化發展的程度水平，二要看宏觀調控措施的科學水平。前者是促進自由、公平、充分競爭，激勵創新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市場體系，后者是引導宏觀經濟健康平穩發展的政策手段。如何能使二者更完善、更合理、更有效，也是能否促進經濟發展，提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展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關鍵。因此，能否加快提升我國當前市場化的水平，也是檢驗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方面。第三，要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體現在市場經濟的治理能力上。市場經濟作為競爭性經濟，之所以能夠促進創新提高經濟效率，其生命力就在于公平競爭。核心是在等價交換的基礎上，規范的自由、平等交易。這既是市場經濟與封建自然經濟的本質區別，也是社會經濟制度是否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否先進的標志。然而，規范的自由、平等交易，必須依靠民主法治來作為保障，否則，公平競爭的市場就必然會演變為權貴市場、灰色市場、欺詐市場。所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應通過民主法治，體現在市場經濟的治理能力上。

篇9

一、點燃學生智慧的火花，營造課堂思辨的氛圍

人格權的含義是什么？維護人格尊嚴權有何意義？弘揚民族精神有什么重要性？我國為什么要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有什么重要性？我國應怎樣構建和諧社會……類似這些問題在傳統課堂廣泛存在，表面上看是在鼓勵學生思考，實際上卻在禁錮學生的思維。傳統政治課基本上是以概念和理論的傳授與掌握而展開教學的，教師習以為常地通過類似上述這些問題，千方百計地試圖將學生的思路向所謂“標準答案”上引，學生不同角度的甚至是精彩的解答僅僅為點綴，最終還是以要求學生熟記“標準答案”為目的；相應的，考試也以教材“標準答案”為評判標準，學生多樣化、個性化的闡釋很難被認可。

不需要灌輸理論，用不著死記硬背，當課堂點燃起智慧的火花，一切便迎刃而解，學生的求異思維得到了擴展，創造活力得到了綻放，自主探究的學習能力得到了提高，由此在課堂上形成濃厚的思辨氛圍。

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1.建立民主的師生關系，激發學習愿望。要提高高中政治課堂 教學的效率，就必須要建立民主的師生關系。要建立民主和諧的師生 關系，首先教師要尊重、信任每一位學生，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尤 其是學困生， 對他們要多鼓勵， 從而建立和諧民主的教學氣氛。 其次， 教師還要善于發現學生的點滴進步， 善于用親切的眼神、 細微的動作、 和藹的態度、熱情的贊語等來縮短師生心靈間的差距，使學生獲得精 神上的滿足，并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學習中，從而提高課堂效率。

2.利用課前3分鐘，讓學生發表時政演講。要求每一位同學在課余時間積累時政知識，并在每一節課前利用3分鐘讓同學輪流演講，發表各人的認識、觀點，讓同學們相互交流，增長知識，開闊眼界。到高三之后，還要求學生從經濟學、哲學、政治學的角度來分析時政熱點問題。學生通過了解時政、關心社會從而深化對政治學科的認識，增加興趣，提高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課堂的教學效率。

3.組織學生針對熱點問題展開討論或辯論活動。如在學習“正確認識金錢，樹立正確的金錢觀”的問題時，我將學生分成四個小組，每個小組先組內進行討論、準備，然后推選代表參加辯論。通過辯論，不僅能使學生深化對知識的認識，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堅持正確立場，能分辨是非，而且還可以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為進一步提高課堂的教學效率提供條件。

4.巧用多媒體，讓抽象的知識淺顯化。在高中政治課堂教學中只要能巧用多媒體就能讓抽象的知識淺顯化，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比如在教學貨幣時，可以利用多媒體展示各種貨幣，變抽象為具體，變死板為生動，使學生直觀感受。

三、重視日常生活，釋放課堂實踐的靈性

以往被學生抱怨為枯燥無味的政治課是由“教師講授灌輸、學生做題背誦”的常態教學思維造成的，最終培養的是一批批“闖關過關”的“考試人才”。所謂學生“社會實踐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要么成為停留在課程計劃或文件上的虛無縹緲的“美好愿望”，要么成為眾人濟濟一堂而心知肚明的公開課或比武課上的“成功表演”。學生的學習欲望和創造能力也因此被桎梏

例如，在初三思想品德課學習中，教師通過布置學生了解家人所從事工作的特點以及調查所在范圍地區經濟行業發展情況，并結合自身外出消費、逛街等活動參與情況，讓其來學習理解我國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這一主題內容就能獲得不錯的效果。在對基于生活與社會現實的生動素材的分析探討中，每個學生都能從觀察體驗和親身感受中找到思維支點，循序漸進地展開探究學習。于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分別有多種表現形式”等知識觀點在自然而然中被學生從現象實例中提取歸納。學生以概括得出的觀點為基礎，又聯想到“三鹿”奶粉事件和頻繁發生的礦難等時事新聞材料，進一步通過遷移性思索，在研討中得出“用經濟、行政、道德、法制等手段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監督與管理”的結論，顯然這樣的理解感悟會深刻得多。

事實上，當執教者將學生知識學習的寬廣平臺與學生社會實踐的廣闊舞臺在課堂上和諧交融時，課堂就成為感性和理性有機統一的契合點，學生創新思維的能動性和主動踐行的積極性在激蕩著動感氛圍的課堂上交相輝映，學生由此而釋放學習與實踐的靈性。

四、關注學生情感，閃耀課堂人性的光輝

當節節攀升的中考成績被不斷盤點的時候，學生、家長、學校似乎都歡欣鼓舞，教學的“成功”被無限放大。至于學生在日后人生歷程中品行發展狀況如何，則很少有人關注。顯然，應對考試的成功并不等于課堂教學的成功，卷面成績也不代表實際品行。事實上，今天展開笑臉、歡呼雀躍的人明天或許就會瞪大雙眼、欲哭無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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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創新

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中受蘇聯范式的影響，恪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忽視政治經濟學的建設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重大的時代變遷，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經濟成為新的社會經濟形態，虛擬經濟成為經濟活動的新模式，網絡經濟成為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同時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生了變化。因此，在新時期和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堅持理論指導的前提下，適應時代變遷，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