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區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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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農村地區；俄羅斯西北聯邦區；可持續發展；人口發展；人口預測；區域類型

一、引言

縱觀整個世界，大批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項目正如火如荼地實施，這類項目涉及復雜的社會、生態及經濟體系。在俄羅斯，一方面需實現農業生產的短期經濟目標，另一方面也要確保農村地區人口、環境及社會發展的長期利益，但兩方面要達到平衡尚存一定的困難①。

俄羅斯人民歷來認為，農村可持續發展是指社會經濟穩定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業效率提高、土地合理管理、農村勞動人口零失業及生活水平提高。然而，實現這些戰略目標最關鍵的因素是人力資源及其數量和質量特征。因此，根據《俄羅斯聯邦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下簡稱《戰略》），俄羅斯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國策的重大目標之一是：到2030年時通過降低死亡率、延長平均預期壽命及減少人口外遷等措施，確保農村人口②數量穩定，并為人口增加創造有利條件③。隨著《戰略》的實施以及一些目標指標的逐步實現，農村地區人口狀況也在慢慢得到改善。農村人口數量穩定，維持在3500萬左右；平均預期壽命延長，達到75.6歲；人口外遷數量減少，每年不超過7.41萬人，如表1所示。當然，由表1可知，當前人口兩大主要目標值，即平均預期壽命和人口外遷數，與2030年的目標參數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這些狀況使得俄羅斯農村地區人口前景問題亟待解決，尋求可行辦法以改善農村人口狀況變得日益重要。

從宏觀區域的角度來分析農村人口的發展趨勢和前景頗為重要，這是因為一個區域單位有著相同的自然條件、環境條件、人口條件、文化歷史條件、地理條件等特點，凡此種種，可滿足該區域內居民和行政部門的共同利益和需求，在某種程度上關系到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與使用，以及經濟實體之間合作關系的維護①。

俄羅斯西北聯邦區面積廣闊，共轄11個聯邦主體②；人口逾1380萬，其中農村人口達220.4萬（約占西北聯邦區總人口的16%）。在全俄聯邦區中，西北聯邦區的農村人口比例最低。對比如下：各聯邦農村人口占比平均值為26%，中央區為18%，烏拉爾區為19%，遠東區為25%，西伯利亞區為27%，伏爾加沿岸區為29%，南方區為37%，而北高加索區高達51%。西北聯邦區氣候條件惡劣，大部分屬危險農業生產區，故其農村人口比例低于其他聯邦區。

西北聯邦區各聯邦主體農村人口比例不盡相同。比例最低的是摩爾曼斯克州，為7%；最高的是列寧格勒州，為35%。此外，各聯邦主體居住條件也有所不同。比如，摩爾曼斯克州、阿爾漢格爾斯克州以及科米共和均位于俄羅斯所在的北歐地區，屬極端高寒地帶，不適合人類生存；而位于西北聯邦區南部的普斯科夫州和諾夫哥羅德州，其居住環境和俄羅斯中央區較為相似；加里寧格勒州屬西北聯邦轄區，它位于波羅的海東岸，是俄羅斯一塊飛地（隸屬某一行政區但不與本區毗連的土地）；圣彼得堡是列寧格勒州行政中心，在全俄城市中舉足輕重，也是俄羅斯最大的經濟、文化、歷史和旅游中心。

另外，西北聯邦區各聯邦主體經濟差異較大。一方面，“北部半荒漠地區”蘊藏著豐富的自然資源，擁有發達的礦業基地及全俄最大的木材生產基地；另一方面，“人口相對稠密的南方地區”的經濟問題類似于俄中部地區的典型經濟問題③。

過去25年間，西北聯邦區農村人口減少了52萬（減幅為19%）。在西北聯邦區總人口中，農村人口比例由過去的18%降為現今的16%，如圖1所示。另外，筆者此前的研究顯示①，過去數十年間，除上述趨勢外，西北聯邦區大部分農村地區人口狀況還出現了一系列不利變化，如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死亡率增加、生育率下降而導致的人口減少、人口外遷、平均預期壽命降低及男女平均預期壽命出現較大差距。以上變化說明，西北農村地區出現人口危機，改善農村人口狀況刻不容緩。

西北聯邦區各地地理、歷史、文化及經濟狀況存在差別，因此，一些轄區的人口發展顯現出完全不同的特征，這些差異在農村地區尤為明顯。《戰略》實施期間，西北聯邦區有7個轄區的農村出現了人口減少現象；情況最嚴重（減少1/3以上）的有摩爾曼斯克州（44%）、普斯科夫州（38%）、阿爾漢格爾斯克州（34%）及科米共和國（36%），如圖2所示。經濟學博士里巴科夫斯基（L. L. Rybakovsky）稱，這些地區農村人口減少是因為地區間存在穩定的“移民通道”，人口從這些地區遷出后被圣彼得堡這塊“移民磁鐵”吸了過去①。該段時期，圣彼得堡的人口增加了18.92萬。

加里寧格勒州和列寧格勒州的情況與上述恰好相反，兩州人口增幅分別是17%、11%，如上頁圖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以來的25年間，這些地區的人口呈現持續增長態勢，如圖3所示。由統計數據可知，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農村人口增速放緩。如2002―2004年間，列寧格勒州人口出現小幅度減少，這與當時的移民浪潮有關。從2005年起，人口恢復正增長模式，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具備吸引力。在西北聯邦區，加里寧格勒州、列寧格勒州及圣彼得堡經濟最為發達。它們有著多樣化的市場，人力需求大，就業機會多，薪資待遇好，公共基礎設施完善。除此之外，加里寧格勒州之所以能夠吸引外來人口，是因為當地人積極參與國家所實施的項目②。

1992年和1993年時，通過一些行政手段，卡累利和國有不少城市居民搖身變為農村人，從而導致當地農村人口激增。這一情況，卡累利和國并非獨例。20世紀90年代，全國上下掀起一股由城市人向農村人轉變的風潮，從而影響了城市結構的轉型③。

需要注意的是，俄羅斯西北聯邦區的農村人口在近數十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如下頁圖4所示。2003年，人口負增長出現峰值（-14.7‰），此后，負增長成為趨勢。在某些年份，盡管人口呈負增長，但外來人口的遷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口；然而，目前這兩項指標均為負值，分別是-3.9‰、-2.9‰。

農村人口減少主要是因為死亡率極高，如下頁圖5所示。西北聯邦區人口死亡率在2003年達到峰值（24‰），是總生育率的2.6倍。2003―2014年，農村人口死亡率顯著下降，現今這一比例為16.2‰；相反，出生率在增加，達到12.3‰。目前，出生率呈上升趨勢，但如果當前生育參數及年齡性別結構在未來數十年仍然維持不變，農村人口態勢難以迎來積極發展。在此種情況下，我們發現人口狀況面臨著不小阻力。這一阻力是由女性人口結構變化所致，尤其是育齡婦女人數的減少，使出生率難創新高，甚至難以維持原狀。另外，低出生率將導致老齡人口增加，勞動適齡人口從而減少。

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人口狀況是否能改善？必需資源是否已消耗殆盡？如果當前人口相關指標保持不變，如果通過實施各種人口政策來應對不利趨勢，通過對人口預測進行分析，我們便能夠預測未來人口數及年齡性別結構的變化情況。

二、研究方法

人口預測是對未來人口狀況（人口規模、人口結構及其他質量特征）和人口流動主要指標（生育率、死亡率及外遷率）的科學性預測。這一預測立足于預期人口規模及人口年齡性別結構，而出生率、死亡率各類特征的未來動態變化假說又為該預測指標提供了基礎①。預測人口狀況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使用特定的數學函數（外推法和分析法），二是年齡轉換法（亦稱合成法）。但是，由于第一類方法未考慮人口增長和年齡性別結構成分的變化，預測結果可能出現偏差。此時，啟用第二類方法更為可靠，因為它考慮了自然和機械運動預估波動率以及當前的人口結構。

在預測人口情況時，我們采用了年齡轉換法（合成法）――僅有此法既能預測總人口數，又能通過年齡、性別預測人口分布情況。20世紀上半葉，美國人口學家維爾普頓（P. K. Whelpton）造了合成法②。該方法的實質是依照三類指標（生育率、死亡率及遷移率）定時“追蹤”一類人群的運動情況。計算方案如下：在年初t，將某一年齡段人口總數設為S，一年內，原來的總數會因以下因素發生變化，如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遷出及人口遷入。一年后，時間為t+1，人口年齡段為x+1，即人口總數公式為：

除新生兒外，該算法適用于各個年齡層。在t+1年，我們考慮了新生兒群體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因為并非所有的新生兒都能活夠周歲。首先，必須統計新生兒的數量。因此，我們要弄清楚年齡別生育率和相應年齡婦女的平均數量。育齡婦女數量倍增促使生育率提高。年齡別出生率的相關數據經初步預測得出，即“未來出生率不變假說”。婦女人口數量相關數據源于此前變化的影響。由于變化的影響，我們獲悉女性在年初的數量，所以有必要計算出育齡婦女的平均數。

為了在出生人口中獲悉嬰兒性別比信息，我們可使用出生性別比，即通過長時間觀察而得出的經驗法則（105名男孩比100名女孩，相當于0.52：0.48）。由生命統計表可知，相應性別人口存活下來，出生率倍增，從而計算出t+1年新生兒總數St+10 ③。

在制定預測方案時，我們對人口動態作了一系列猜想：

其一，在計算過程中，我們的立足點是從2015年到2035年農村人口的生育模式保持不變。我們認為，這種不變模式意味著主要人口指標處于同級水平，相應指標包括性別、年齡別死亡率、年齡別生育率及遷移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

其二，在預測時，我們考慮了人口發展過程中幾項主要指標可能出現的變化，包括生育率、死亡率和遷移率。我們未研究結婚率、離婚率、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住房條件等，因為這些因素從一開始就體現在自然運動、機械運動的量化特征中①。

其三，為了簡化計算過程并清楚地了解所有方案的變化情況，這一系列猜想滿足的前提是該地區遷移率為零②。

該預測活動圍繞四種方案進行：

一是“零變化”。該方案立足于生育率、死亡率及遷移率的現行趨勢。換言之，以2015年為初始年份，到預測期截止日，上述三項指標保持不變。

二是“生育率提高”。生育率逐年提高，符合主要法律文件中所規定的目標指標。

三是“死亡率下降”。在官方目標值基礎上，死亡率逐年下降。

四是“管理優化”。生育率逐年上漲，死亡率逐年下降，符合國家解決人口發展問題的相關規定。

“管理優化”“生育率提高”及“死亡率下降”這三種方案中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年變化一致，它們以國家概念性、政策性文件中的目標指標為基礎。這些文件旨在改善人口狀況，包括農村地區復雜特殊的人口問題，如上頁表2所示。根據俄羅斯2014―2017年及2020年農村可持續發展計劃，到2020年，農村人口毛出生率有望增加33%，即年均增長率為5%。目前，俄羅斯制定的項目或戰略性文件均未涉及降低農村人口死亡率。因此，我們從起點開始，堅持指導方針（該方針基于預測期間俄羅斯人口政策概念），到2025年，毛死亡率將下降40%；在此基礎上，我們可推斷，死亡率年均下降率為2%左右。

三、研究結果

預測結果表明，在所有方案中，即便采取最積極的人口發展方案，西北聯邦區農村人口依然不可避免地減少，如上頁圖6所示。“零變化”方案意味著生育率將停留在2015年（基準年）的水平，同時會面臨最糟糕的局面――到2035年時，農村人口將減少108.29萬，減幅達49%。

如果選擇更為有效的“死亡率下降”方案，西北農村人口也會減少，但減幅比上述情況要小，為44%（合974.6萬人）。由“生育率提高”方案可知，農村人口在2035年時將達到135.59萬，較2015年減少84.82萬，減幅為39%。而如果采用“管理優化”方案，極有可能出現最佳結果，但仍不能解決人口下降問題。由該方案可推知，農村人口在2035年時將達到146.88萬，較基準年減少33%。

預測數據中，農村人口減少主要是指勞動適齡人口減少，如表3所示。因此，即使實施“管理優化”方案，到2015年時，西北聯邦區農村勞動力仍將減少60.2萬（較基準年減少49%）。因此，當局在實施社會、經濟及人口政策時，應著重關注勞動適齡人口。同時，人口政策（尤其是“提高生育率”和“管理優化”方案）將促進勞動力人口的增長。到2035年時，農村勞動力人口所占比例將由原來的17%增至33%，而據“管理優化”方案可知，該比例有望達到35%。

因此，實施上述任一人口發展方案，到2035年，西北聯邦區農村人口較2015年仍然會減少。然而，不同的方案所產生的減幅則不同。因此，預測人口數量最低是112.12萬（“零變化”方案），最高數量是146.88萬（“管理優化”方案）。通過對比各種預測方案，我們發現，總體而言，“降低死亡率”方案與“零變化”方案有著類似的發展趨勢，而“生育率提高”方案與“管理優化”方案則有著緊密聯系。

在預測期間，農村人口數量表明，跟“提高生育率”及“降低死亡率”方案相比，“管理優化”方案通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這也表明，在籌劃和實施國家人口、經濟、社會政策時，綜合法存在可行性。

如上所述，俄羅斯西北農村地區人口狀況各不相同，故需區別看待預測結果。上述數值也表明，農村地區的人口發展趨勢存在明顯差異。因此，依照農村人口預測的動態類型，西北聯邦區可分為三個模塊，即人口持續增長區、非穩定變化區和人口持續減少區。

如下頁圖7所示，第一個模塊僅包括一個主體，即摩爾曼斯克州。據上述四種方案可知，該州農村人口在未20年將實現逐年遞增。所以，依照預期效果最佳方案（“管理優化”），到2035年，該州農村人口將增加8.38萬，漲幅達48%。

如下頁圖8所示，第二個模塊的農村預測人口主要呈下降趨勢，但至少有一種方案可以斷定，到預測末期時，人口會出現小幅增長。這些地區包括普斯科夫州、列寧格勒州、加里寧格勒州及科米共和國。據“管理優化”方案，這些地區的農村人口數雖處于下行趨勢，但在某個點將出現“逆轉”，表示人口正增長。然而，從多方面看，這些積極變化受結構性因素牽制，持續不了多久。

如下頁圖9所示，第三個模塊由阿爾漢格爾斯克州、沃洛格達州、諾夫哥羅德州及卡累利和國組成。它們的人口發展前景最為黯淡，也就是說，其農村人口數呈逐年遞減趨勢。這些地區的人口預測結果不盡如人意，即便是采用最有利的“管理優化”方案，人口數依然會下降，顯示出人口變化的集體性特征，這也會導致這些地方農村總人口減少。因此，對聯邦當局和地方而言，必須采取緊急措施，應對人口問題。

四、結論

依據俄羅斯國家未來重大計劃和戰略文件中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而制定的目標指標，預期是促使俄羅斯可持續發展政策取得理想的效果。但研究結果（尤其是預測結果）卻表明，該目標指標未能使得農村地區人口增長，且有可能導致人口大規模地減少。這說明此前按照生育參數所制定的目標指標亟需調整，盡管有預測認為此指標能打破不利局面，確保農村人口穩定增長。

通過對俄羅斯西北農村人口規模、構成進行中期預測，有助于我們分析當前人口狀況的影響，從而推測出人口變化最可能帶來的影響。此外，由預測結果可知，為了改善西北聯邦區農村人口狀況，我們有必要調整最有效的政策方向，采取單項措施、復合型措施以提高生育率。俄籍科學家兼經濟學博士帕斯沃科夫斯基（V. V. Patsiorkovsky）的論述證實了這一點：“如今，即便在窮困潦倒的農村地區，人們對鼓勵生育的措施仍保持極大的迎合。”他還提到，為妥善解決俄羅斯農村人口問題，必須重點關注農村，關注不斷上漲的農村人口數①。我們應高度重視完善激勵生育機制和生育政策，對農村地區擁有小孩的年輕家庭給予更多幫助，提高其生活水準。

篇2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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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人口遷移；延遲退休；合理退休年齡

一、文獻回顧

關于延遲退休年齡的問題，國內學術界進行了大量討論。姜春力等提出2016年啟動改革，2031年以后統一實行男女65歲退休和累計繳費35年領取全額基礎養老金的政策。邵國棟等基于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分三步延遲退休，2010-2030年將女性退休年齡每2年增加1歲，直至60歲；2030-2045年采取每3年延長1歲，將男女退休年齡同步延長到65歲。李保華認為實行延遲退休的最佳時段在2030年左右，65歲作為一個參考線，可以設計60歲至68歲甚至70歲的彈性機制。朱波在實證分析合理退休年齡的確定機制后，認為應推行溫和的延遲退休方案，即分階段延遲退休年齡，到2020年將男性退休年齡設為63歲，女干部和女工人退休年齡分別設為60歲和55歲；到2030年將男性退休年齡設為65歲，女干部和女工人退休年齡統一為60歲。合理的退休年齡應在充分考慮勞動者工作期間的勞動貢獻后，結合退休年齡的影響因素進行修正。席恒等根據我國實際退休年齡的現狀，認為宜采用以工作年限為基礎，即采取“95（99）=標準退休年齡+工作年限”的思路，在“95制”、“96制”、“97制”、“98制”和“99制”五個方案中進行優選漸進。

國外也有相關的研究。約翰（John）等研究發現，調查者期望的最早和最晚退休年齡差值在4.6歲，如果自己能夠負擔起退休后的生活開支，29%的人愿意正常或提前退休，實際上這些能夠負擔生活開支的早退休人口，早于平均水平2.41歲。同時該研究探討了提前或延遲退休預計在儲蓄、健康和享受方面的得失，從實驗研究得出個體退休選擇的差異主要是由于“延遲貼現”這一因素，也即退休期望決定了退休的首選年齡。達斯曼（Dustman）和托馬斯（Thomas）通過測算發現雇員工作超過62歲時個人的福利將會隨年齡增長而減少，而將退休年齡推遲到64歲時可以將大約60%人口的退休高峰向后延遲，這將對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維持和穩定有重大意義。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術界對延遲退休年齡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忽視了人口遷移對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影響。我們從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視角探討人口遷移對遷入地退休年齡政策的影響效應。這里雖然僅僅考察對遷入地的影響，但實際上對遷出地的影響效應是相同的；從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角度，對遷出地的影響區別在于對退休年齡政策的調整不是延遲而是提前。

二、人口遷移對遷入地人口結構的影響

人口因素是影響退休年齡的最主要的因素，然而在人口因素中除了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等基本因素，在中國當前人口流動頻繁、區域之間合作更加緊密的F狀下，人口遷移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也必須加以考慮。

1.影響因素

影響人口變動的因素包括內生因素和外部因素，但發揮主要作用的是內生因素，主要包括：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遷移率。人口遷移率是指某一地區在單位年度內遷入和遷出人數與總人口數的比率。人口流動性越大，人口遷移對人口變動的影響也會逐漸變大，因此本模型將考慮人口遷移因素。對于外部因素，由于涉及內容較多，變化難以掌控，本研究不作考慮。

2.前提假設

3.模型建立

一個地區的人口數是由本地區的人口總數加上當年的新出生人口數和遷入人口數，減去死亡人口數和遷出人口數之差得到，因此可得一個地區n年的人口數為：

4.參數設定

（1）分性別死亡率和各年齡段人口數據取自六普的《全國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狀況的相關統計數據》，0-14歲人口為2.224億人，約占16.60%，15-59歲人口為9.396億人，約占70.14%，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億人，約占13.26%，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億人，約占8.87%。

（2）采用中國保監會頒布的2000-2003年經驗生命表中分年齡性別的人口死亡率，作為本模型測算時需要的死亡率，并且假設了未來時期死亡率保持不變。

（3）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人口生育率平均水平為1.63。本模型采用該數據，并假設未來一段時期內該比率保持不變。通過測算求得2000-2010年間全國出生人口平均性別比為118.54。

（4）凈遷移人口數以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分性別遷移人口數據為基礎，相比2010年公布的遷移人口的部分數據可以看出鄉村進入城鎮的人口比重增加了13.5個百分點，中西部向東部遷移人口數增加了2.4個百分點。遷移人口仍然集中在15-40歲之間。本文采用2000年分年齡分性別的遷移人口數，在考慮自然增長和遷移率情況下分別對城鎮人口進行中短期預測。

5.測算結果及分析

（1）全國人口自然數量預測。根據上述模型和相關參數的設定建立初始數據表，并根據所需測算的人口結構和假設填入相應的初始值，包括初始人數、死亡率、性別比、生育率、遷入人口、遷出人口，運用MATLAB軟件建立我國x年期人口預算的M文件（即用MATLAB運行以上模型所需的包含命令的腳本文件），其中x∈[1，25]。根據上述程序進行運算后，得出自然增長狀態下我國2000-2025年的人口發展變化情況。從圖1可以看出，人口總體上處于不斷增長之中，但在2024年以后會略有回落。圖2給出了在自然增長狀態下2000-2025年的分年齡段全國人口情況，可以看出，在未來人口增長過程中，人口的峰值不斷向高年齡段移動，而且曲線越來越陡，可見未來我國的老齡化程度還將繼續加深。

（2）考慮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下全國人口數量預測。2016年1月1日起開始執行的全面放開二孩的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未來的人口增長趨勢有所影響，根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數據，2016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比2015年同比增加了6.9個百分點，其中二孩僅占到約40%，多位專家根據中國國情及全球人口發展趨勢預測，全面二孩政策實際上并不會改變未來總體人口增長的趨勢。如人口學家黃文政認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出生率必然下降不會受到人口放開政策的影響，預計“全面二孩”實施后每年帶來的新增人口約300萬一800萬之間，估計中值為500萬，生育高峰將出現在2017年，此后遞減。按此推算，在原有人口預測基礎上增加人口政策變量，預測結果如圖3所示，實際總趨勢是只在10-25歲之間的人口有所增加。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2015年出生人口為1655萬，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比2014年減少了32萬。林采宜和劉郁根據實證數據預測到2030年時，0-14歲的人口占比較政策初期將提升2%，總體上對我國人口結構影響不大，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的人口結構和老齡化問題。本研究主要針對中期人口預測，因此開放人口政策在中短期內對人口結構的影響不顯著。

（3）考慮遷移率的城鎮人口數量預測。在測算城鎮人口數量時，全國范圍內不存在因遷移問題造成的人口變化，但具體測算城鎮人口就要考慮人口遷移率的影響。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描述，未來城鎮化率還將保持較高增長，中短期內我國遷入城鎮的人口數量還會進一步增加。

在全國人口自然增長模型下測得不同遷移情況下分年齡城鎮人口數量變化趨勢，如圖4。并進一步測得不同遷移情況下城鎮總人口在未來的數量變化，如圖5，對比實際數據，測得的城鎮人口數量低于實際人口數，這是因為城鎮人口的增長很大一部分來自于非自然增長人口，也就是遷移帶來的人口變動。通過對比圖4四種情況下城鎮人口數量的變化，可以看出遷移人口增長率對我國城鎮人口結構的變動極具敏感性，且對比遷移人口增長率為10%和20%的情況可以看出，20%遷移增長率下20-40歲年齡段的人口比重明顯更高（見圖4（c）、圖4（d））。

三、人口遷移對退休年齡的影響

測算合理的退休年齡，從勞動者個人權利與義務的公平性角度來講，以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平衡為測算標準最為合理和公平，也有利于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

1.影響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的要素

盡管影響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的要素很多，但是退休年齡作為最主要要素對收支兩方面都有影響，并且具有較大的敏感性。因此從養老金的收支平衡角度來分析退休年齡調整也最具有合理性。此外，在以退休年齡為主要影響因素的養老金收支平衡模型中，必須要考慮的其他相關因素包括人口相關因素，如平均預期壽命等以及工資增長率、利率、社會平均工資和參保人數等。

a為平均預期壽命；d為死亡年齡；k為初始就業年齡；e為退休年齡，e>k，e∈z；c為總繳費率；c0為個人繳費率；c1為企業繳費率；R為工資增長率；R（i）為第i年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t為養老保險的總替代率；t0為個人賬戶替代率；t1為養老金平均投資收益率；Pn（i）為i年n周歲的城鎮職工參保人數；w（i）為社會平均工資；w0。為初始工資水平；a為養老金調整系數，a∈（0，1）；M（i）為i年養老金繳費總額；N（i）為i年養老金給付總額；J為個人一生養老金繳費及增值總額；L為個體一生領取養老金總額；L（i）為個體退休后第i年領取養老金費用額。

2.基本假設

本研究作如下假設：只針對我國現行的部分積累制養老保障制度模式，收支方式按照現行制度規定，且只考慮參保者中的“新人”，不考慮需要過渡性養老金支付的部分人員；只涉及城鎮企業職工的退休年齡測定；假設養老金的收支不涉及財政補貼等其他形式的部分；假設職工的起始就業年齡一致，退休年齡與領取養老金的年齡一致；假設職工初始就業年齡即為養老金繳費開始時間，且繳費至退休結束；假設模型中忽視退保和自愿提前退休人口因素，并且人口規模的測量只考慮人口出生、死亡和遷移因素，其他影響人口變動的因素不作考慮。

3.模型建立

首先，要以一個人一生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的平衡為基礎，即參保者個人一生繳納養老費用的總值要與個人一生領取的全部養老金費用總額保持均衡，也就是：L=J，為使其有整數解，將其修正為：

min

J-L

個體從初始工作年齡開始繳費至其退休，那么初始繳費年齡K歲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到退休時的累積額為：C0W0（1+t1）；以此類推，n歲時個人所繳納養老費用到退休時的累計額為：C0W0（1+R）（1+t1）；e-1歲時的累計額為：C0W0（1+R）（1+t1）；那么自參加工作以來各個時期的個人繳納養老金及其增值的累積額為：

其次，從個人養老金收益方面看，假設個人在預期壽命范圍之內能領取完所繳納的全部養老金及其收益，并且在領取養老金期間賬戶中的養老金假設仍按照固定收益比率M行積累，假設第一年領取的養老金為L1，那么第二年領取的養老金即為L1（1+t1），第三年為L1（1+t1）2……，以此類推。

根據我國現行規定退休后領取的第一年養老金基數為退休前一年的社會平均工資，因此第一年領及的養老金又可表示為L1=t0w0（1+R），那么個人一生所領取的全部養老金總額即為：因此平衡測算模型即為：

由于對合理退休年齡的測算需要對不同退休年齡下的社會養老保險收支狀況進行測量，選取一個目標年齡區間x（x≥k，x∈z），當某一年齡上一年度的養老金累積額與本年度的收支差額相等，則表示收支處于平衡狀態，即：

4.參數設定

由于我國規定的最低繳費年限不低于15年，考慮到制度的持續性和現實性，以及研究的可及性和對于延遲退休年齡的預期，結合本研究期望的研究目標為中短期，因此設定目標年限為15年。選取1980-2013年間的社會平均工資和平均增長率數據。假設未來工資增長率維持在一個穩定的增長幅度內。對2000年以后數據求平均數，從而測得工資增長率的取值為13.66%。

根據此工資增長率，運用MATLAB軟件中的polyfit函數進行最小二乘法擬合，得到多項式擬合階數為四次時擬合優度達到0.999，因此可得社會平均工資的預測模型：由此模型可以對職工未來的社會平均工資進行預測并反映其變化趨勢（見圖6）。

根據柳清瑞的研究，我國養老金替代率以1%的速度遞減，由于該研究其他數據與本研究較為類似，且研究目的一致，因此這里采用此研究的相關數據進行測算。養老金繳費率按照我國現行規定c0=0.08，c1=0.2，c=c0+c1=0.28。養老金調整系數取中間值a=0.5。關于養老金征繳比例，2010年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顯示征繳比例為87.7%，鑒于我國不斷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的趨勢，設定90%作為模型測算的參數值。

初始就業年齡、平均預期壽命據前面論述，分別設定為22周歲、73周歲。失業率按近十年城鎮職工登記失業率的均值4.15作參數，投資收益率按我國當前長期國債的利率5%為基準。

四、主要結論

根據以上模型建立和參數設定，選取2010-2025年區間，并運用MATLAB軟件進行編程求解，首先根據參數設定測算出這一區間的人均繳費和發放總額，然后對人口預算的M文件運行測算，得出這一區間內我國的人口情況，結果如下。

第一，當e∈[50，70]時，假設男女同齡退休，當征繳比例一定時，在不同遷移人口增長率下，養老金的收支余額均隨著退休年齡的提高而擴大，但達到均衡點的年齡不同，如圖7、8所示。

第二，當e∈[50，70]時，假設男女不同齡退休，按照20%的遷移率，同時設定按照男性比女性大5歲退休進行測算，可得在養老金基金收支平衡下的中短期退休合理年齡為女性61.312歲，男性65.027歲，如圖9、10所示。

根據上述測算結果，我國的城鎮職工退休年齡受到人口遷移等因素的影響，當人口以10%的速度遷移時，遷入地的退休年齡為64.972歲；當人口遷移速度為20%時，遷入地的退休年齡為62.615歲。為了保證政策執行的便利性，同齡退休條件下人口遷入地的合理退休年齡點為65歲或者63歲，分性別設置退休年齡下男性為65歲，女性為61歲。至于究竟選擇何種退休年齡，這主要根據人口遷移速度和性別比來判定。

五、對策建議

1.允許地方具有制定退休年齡政策的一定自

當前我國沒有實行全國統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在地區之間不僅無法相互調劑，而且地方財政承擔著本地區基金不足時兜底的責任。并且，人口遷移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狀況產生巨大作用，對遷入地具有推動基金收支趨于平衡的作用，但對遷出地來說，則使得基金收支更加不平衡。同時，人口遷入地都是經濟發達地區，地方財政實力雄厚，而遷出地基本上都是人口大省，屬于經濟發展中等地區或欠發達地區，本地財政實力相對薄弱。為了保證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應該采取更加靈活的退休年齡政策，給予各地一定的自，允許人口遷出地加大延遲退休年齡政策的力度，同時也允許遷入地的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推遲實行或者降低延遲的力度。

2.廢除強制性的正常退休年齡政策

篇4

關鍵詞：奧運會運動項目圖標；依索體系運動；國際主義風格；后現代主義 設計

中圖分類號：G811.21

文獻標識碼：A

文 章編號：1007-3612(2011)04-0040-04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ent Icons in Modern Oly mpic Games

LI Jinlong1, ZHANG Zhixue1, SUO Xiaowen2，ZHAO Jie3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xi University, Tai y uan 030006, Shanxi China；2.Handan College，Handan 056000，Hebei China； 3.Shanxi Integrated Sport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China)

Abstract: The Olympic Games icon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projects

on visual images. It clear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ympic Games of v arious competitions with the graphic language in a concise, visual and represent ative style.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Olympic spirit, the development product

of the times and the messenger of transmission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ltur al bridges of mutual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of different regions. The previou s Olympic icons include a variety of artistic styles with the thre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times “ISO type movement"、“internationalism designs" and “postm odernist designs," It is the art of graphic design style of various periods of i nterchanges and history witness of development. It has always been the impact of

the times development.

Key words: icons of Olympic sports; the Iso; the internationalist style ；post modernism

從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古老起源來說，它只不過是在雅典地區舉辦的地域性活動，隨著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誕生和發展，奧林匹克運動不斷的成為以體育運動的方式進行的全球性 的運動。歷屆奧運會各國的設計師都將成功的、國際上最為流行的設計經驗運用到奧運會整 體形象設計以及奧運項目圖標設計之中，所以從歷屆奧運項目圖標的特征來看，它囊括了多 種藝術風格，是各個時期平面設計藝術風格更迭、發展的歷史見證，它始終受到時展的 影響，從奧運項目圖標的誕生與發展來看，20世紀20年代依索體系運動的開展，促使圖形符 號在公共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并且啟發了奧運項目圖標的誕生。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末 ，國際主義設計風格以其信息傳達速度較快，簡約化、理性化、標準化的國際化設計風格， 成為奧運項目圖標主要設計體系來源。盛行于20世紀70至80年代，并影響至今的后現代主義 設計為塑造成熟的奧運項目圖標提供了更多的藝術表現形式。它是國際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繼 承和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將傳統符號與現代手法相結合，將設計與科技相結合，有效解決了 現代主義的機械化支配性。其影響遍及各藝術設計各個領域，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產生出不同 的表現形式。

1 奧運項目圖標的“依索體系運動”特征

1.1 “依索體系運動”的產生

一戰結束后，歐洲開始大規模的重建工作，各個國家的交流、貿易日益增多，而語言 文字的不統一成為其中的一個障礙。如何在公共建筑、健康衛生和其他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等 領域，用平面圖形的方式創造出一種“世界視覺語言”成為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同一時期 依索體系的創始人――奧地利設計家奧托•紐拉斯，提出了“為社會大眾創造圖形方式的平 面設計系統”的重要性，從20世紀20年代，現代主義平面設計運動中就開始關注“如何提高 平面設計上的視覺傳達功能”，并且創造了無需文字與語言的“世界視覺語言”，被稱為“ 依索體系運動”，即圖形傳達系統［1］。

奧托•紐拉斯長期從事社會學研究，對于設計如何能夠更好的為社會服務這個議題非 常關注，他認為平面設計應該提供全人類能夠認識、了解的手段，提供促進人類思想和觀念 溝通、交流的新方式。［2］根據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他提出利用象征性的圖形， 來向大眾解釋復雜的經濟、社會、民生等議題。如圖1展示的關于德國每年的出生率與死亡 率的示意圖，睡在搖籃中的孩子代表 生育率，帶有十字架的黑色方塊來代表死亡率，用具體的象征語言來代替表征單調乏味 的數字，生動易懂，不需要文字的解釋，不需要一定文化知識都可以獲得信息。這種用平面 設計為人類提供思想交流和觀念溝通的新方式，得到當時國際主義平面設計運動的支持，也 實現了“設計服務社會”的根本目標。

“國際圖形教育平面設計系統”也就是“依索體系”的操作程序是“先由政府提供大量統計 數據，交由改革小組制成圖表，然后再交給平面設計家，平面設計家通過形象的圖形，讓這 些枯燥無味的數據變得生動易識別，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等經過試驗，選擇最佳的方案，然 后向國際上推行，這是一種科學的、用藝術手段設計的圖形傳達體系。”［3］由此 可以看出它是一套較為系統和準確的視覺傳達體系，也是一種科學的圖形識別方法，為公眾 提供了便利，成為現代圖形設計的主要表意手段。

圖1 德國出生率、死亡率示意圖

1.2 “依索體系運動”在奧運項目圖標設計中的應用

依索體系為日后圖形符號在公共場所、產品使用說明、資料數據、網絡媒體等領域的 廣泛運用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為導向設計、視覺形象系統設計提供了理論依據。它不但 推動圖形識別體系國際化的發展，而且對一些國際性活動的信息傳達帶來啟示。奧運會作為 世界上規模最大、組織最復雜、參加人員最多的文化體育活動，更需要國際化的信息傳達方 式。［4］圖形傳達系統不僅對奧林匹克運動會信息的傳達，也對奧運項目圖標的產 生以深深的啟發和示范。

1936年柏林奧運會不但首次進行了火炬傳遞，而且組委會也首次將日益增多的比賽項目作了 形象化的處理，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奧運項目圖標（圖2）。［5］它被廣泛地運用 到比賽 場地和許多宣傳材料中來，使人們快速、方便的識別出本屆奧運會的各個比賽項目，并清楚 地了解其比賽的地點以及途徑等信息，這是奧運會傳播方式的一大進步。［4］在柏 林奧 運會項目圖標的設計中運用了寫實的手法來表達，在圖標中使用了運動器材來表現運動項目 ，并且借鑒了一般公共圖形的構圖形式。

1940年，紐拉斯和雷德邁斯特到英國從事研究工作，英國正式把經過改良之后的圖形 系統，即“依索系統”制成印刷鉛字體，開始廣泛運用于各種政府對公眾的表格、文件上， 實踐完成了倫敦的地鐵交通圖設計，以幫助大眾能夠準確地完成行走目的。“依索系統”以 其簡潔的、現代化的、國際化的、功能化的圖形設計思維成為20世紀中葉圖形設計的主流和 時尚，1948年倫敦奧運會項目圖標的出爐正是這一設計特點的集中體現（圖3）。［5］ 由圖3可見，倫敦奧運項目圖標的設計寥寥數筆就將各種項目展示的相當清楚，其設計 風格采用了白描的手法，與柏林奧運會運動項目圖標的設計相比更加傳神達意；倫敦奧運會 部分項目圖標的設計摒棄了運動器械這一表現形式，而是以更具表現體育運動動態與內涵的 人體形象作為表現對象，使運動項目在辨識上更加的明確。

圖2 1936年柏林奧運會奧運項目圖標

雖然這次奧運項目圖標的設計，在人物造型、線條表現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從整 體上來看，裝飾性的盾形邊框依然沒有擺脫維多利亞時期追求繁瑣、華貴、復雜裝飾的效果 。相比較于其后的奧運項目圖標，本次圖標設計的裝飾紋樣還是較為繁雜，但以時展來 講，這種設計風格在當時是甚為流行的，從審美標準來說，是符合當時被國際社會所公認和 接受的、主流的視覺審美標準的。［4］

2 奧運項目圖標的“國際主義設計風格”特征

2.1 “國際主義設計風格”的產生

二戰結束以后，西歐各國開始大力發展經濟，以彌補戰爭給經濟、生活帶來的巨大創 傷。經濟的恢復促進了設計在戰后的發展，又對設計的國際化面貌和特點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紀50年代，一種嶄新的平面設計風格終于在瑞士形成，即“瑞士平面設計風格”（Swis s Design），因產生于瑞士蘇黎世和巴塞爾兩個城市而得名。這種設計風格主要通過瑞士的 平面設計雜志影響世界各國，成為戰后影響最大、流行最廣的平面設計風格，因此又被稱為 “國際主義設計風格”，簡稱“國際主義風格”。［5］國際主義風格繼承了早期德 國魏瑪 “國立包豪斯學院”所倡導的設計為廣大人民服務，為全社會服務的設計思想，以及荷蘭“ 風格派”、蘇聯“構成主義”的設計方法［6］（圖4)。

圖4 斯坦科夫斯基1972年設計的《柏林版面》雜志的封面，

具有非常典型的和標準的國際主義設計風格特點

國際主義平面設計的特點是:“力圖通過簡單的網絡結構和近乎標準化的版面公式，達 到設計上的統一性。具體來講，這種風格往往采用方格網為設計基礎，在方格網上的各種平 面因素的排版方式基本是采用非對稱式的，無論是字體，還是插圖、照片、標志等等，都規 范的安排在這個框架中，因而排版上往往出現簡單的縱橫結構，而字體也往往采用簡單明確 的無飾線體，因此得到的平面效果非常地公式化和標準化，這種簡明而準確的視覺特點，對 于國際化的傳達目的來說是非常有利的。”［2］無論從功能上還是從形式上講，國 際主義風格都是20世紀后半頁最具代表性的平面設計風格。

2.2 “國際主義設計風格”在奧運項目圖標設計中的應用

1964年東京奧運會組委會聘請了日本現代設計之父――龜倉雄策和他的設計中心，負責 設計總體的平面內容，包括標志、海報、奧運項目圖標等等。受國際主義設計風格影響，東 京奧運會的視覺形象設計無不透露出公式化、準確化的設計特征，無論會徽、海報還是奧運 項目圖標都簡明、準確、大方（圖5）。

這次的奧運項目圖標的設計，以人物為主要表現對象，簡單而實用，強烈的視覺傳達 力顛覆了以前奧運項目圖標的復雜性。人――在體育運動中無疑是最主要的，而器械只是輔 助手段。用人來表現運動項目，也為以后的奧運項目圖標的設計所沿用。不僅是奧運項目圖 標而且就整個奧運會視覺傳達系統來看，都體現出強烈的國際主義風格。［5］

艾舍是德國戰后系統設計的奠基人，他的平面設計全部嚴格的按照方格網絡來進行， 帶有強烈的國際主義風格。1962年奧托(艾舍主持的設計小組為德國漢莎航空公司設計了高 度標準化、系統化、理性化的企業形象系統，推動了國際主義風格在德國的發展，建立起統 一的視覺形象系統。而相同的設計思路也在艾舍主持的1972年慕尼黑奧運項目圖標的設計中 有突出的表現。在接受了這個項目之后，他采用同樣的標準化方法設計此次運動會的平面系 統，強調縱橫編排，具有高度的次序性特點。在奧運項目圖標設計中更是將每個圖標都嚴格 的畫在方格網絡里，對人物造型進行標準化處理（見圖6、圖7）。在方格網絡的基本單位中 ，可以得出圖標的線條寬度、空間位置、比例關系、旋轉角度等，對圖形中各類細節的規定 ，避免了圖標在使用過程中的變形、走樣，確保整套圖標造型的統一性和規范性。每一個運 動的人物形象被嚴格的控制在規定的方格網格中，準確而標準，圖標造型簡約、規矩，變化 很小，達到了很好的信息傳達效果。這種設計方法也為其后的數屆奧運項目圖標所沿用，成 為項目圖標設計的經典范例。

圖5 1964年東京奧運會奧運項目圖標

圖6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奧運項目圖標

同時奧托•艾舍總結了制作這些圖形的方法和原則:1)圖形不應該有暗示或者是比喻 的特征。2)應該具有中立的文化立場，應該被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人理解。3)不要違反宗教禁 忌，不要表現宗教和種族歧視。4)在認識上應當是中性的，比如人人都能迅速理解其含義。 5)應當易于識別，易于理解。6)應當用統一的規則或網格來制作圖形系統。［8］

3 奧運項目圖標的“后現代主義設計”特征

3.1 “后現代主義設計”的產生

戰后60年代的社會被稱為“后現代社會”，是一個工業化的、多民族混合的、消費主 義的，一切都建立在“有計劃的廢止制度”上的、新聞媒介控制的“傳播信息的狂喜”時代 ，社會由工業（現代）社會向后工業（后現代）社會轉換，變化的最大特點是傳媒、信息的 大爆炸，一切都顯得短暫、易變。70年代以后又相繼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設計探索，主要是對 發展到極端的現代主義、國際主義設計發起的挑戰：求新求變的新生代對于一成不變的單調 風格的抗議；對于設計責任的重視而提出的調整要求，造成了現代主義基礎上的各種新發展 。

圖7 艾舍1972年設計的慕尼黑奧運項目圖標的方格網絡

3.2 “后現代主義設計”在奧運項目圖標設計中的應用

后現代主義首先表現為對古典主義視覺語言的復興，后現代主義設計家，都無一例外 的從歷史中汲取裝飾營養，與現代主義的冷漠、嚴峻、理性化形成鮮明的對照。以2000年悉 尼奧運會為例，盡管白人占領澳洲的歷史很短暫，本沒形成自身特有的本土特色，但是設計 師們還是從澳洲土著文化的歷史中汲取設計靈感。其傳統的捕獵工具成為這屆奧運項目圖標 設計的主要因素。在本屆奧運項目圖標的設計中以夸張、抽象的手法，以“V”字型“飛去 來器”為主要造型特點，塑造出了別具一格的圖標，相比于會徽更加的夸張，使運動形象更 加突出。這種歷史沉淀帶有獨特性、象征性，鮮明的區別于往屆奧運會。

圖8 2000年悉尼奧運會項目圖標與會徽

對歷史動機進行的折衷主義裝飾是后現代主義的又一個極為鮮明的特點。后現代主義 不是單純的恢復歷史風格，如果是單純恢復歷史風格，也就沒什么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 設計是對多種傳統風格和形式采用抽出、混合、拼接的方法，成為既有歷史內涵又有新結構 的綜合樣式，從而給設計藝術帶來前所未有的歡樂。以北京奧運項目圖標為例，從中國歷史 中提取的因素有書法、篆刻、拓片等因素，但最后的表達是簡潔的現代圖形。這種歷史與現 代的結合，無疑成為一種新穎別致的設計。 在中國，“篆”有“圓轉”之意，圓潤流暢、秀美典雅、剛柔并濟，集中體現了中國 傳統美學的精華與神韻。它不僅符合奧運項目圖標易識別、易記憶、易使用的簡化要求，更 通過其特有的形態動勢將奧運項目圖標的運動特征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凝煉，達到了形與意的 和諧統一。而且，大篆的風格具有國際通識性，不用擔心西方國家接受不了。

北京奧運項目圖標還有“拓片”的應用形式，強而力的黑與白，如日月之交替，引導 著觀者的本能意識與精神情感，拓片表現出來的奧運項目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和單純的造 型感知力，表現出奧林匹克運動挑戰極限的激情。北京奧組委文化活動部負責人說，這套體 育圖標得到了國際奧委會的高度認同，被國際奧委會形象與景觀顧問布萊德•科普蘭德稱為 “奧運史上最好的體育圖標之一。”

圖9 2008年北京奧運會部分項目圖標

4 小 結

20世紀30年代至今，“依索體系運動”、“國際主義設計風格”和“后現代主義設計風格” 相繼對奧運項目圖標的設計產生了較大影響。在追求“世界視覺語言”方面奧運項目圖標以 其更加簡單、概括、統一的國際化風格為五大洲四大洋的人們所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奧運項目圖標的設計在遵循簡單、概括、標準、統一等設計特點的同時 ，如何使設計效果更加有趣、生動、引人注目、使人喜歡，在國際標準化與本土特色化很好 結合等方面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否則會給人產生比較刻板的設計面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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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退休

1、勞動力供給理論與退休

退休是勞動力供給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退休能夠很好地理解“工作與休閑”替論。通過研究勞動力參與率，我們可以更好的預測未來退休行為（表1）。由于退休對于社會保障、稅收、財政穩定等公共政策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研究退休的決定因素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美國的研究成果來看，大量的退休研究集中在單身男性和丈夫，經驗研究證據表明單身女性退休的原因與單身男性差不多。已婚女性的退休決策似乎很復雜，例如，已婚女性的退休決策依賴丈夫的退休狀況，所以，未來研究要注意研究夫婦共同的退休決策，但復雜的退休程序和數據限制使得這種研究成為棘手的事情(Hurd1990)。

2、社會保障與退休

一般來講，社會保障、養老金和儲蓄是退休收入的三大來源。許多研究退休行為的學者可能會認為社會保障金的增加提高退休的概率，但米切爾和菲爾茨（MitchellandFields1982）通過回顧退休研究文獻認為，沒有研究證據表明社會保障對退休產生影響。赫德(Hurd1990)認為，部分原因是由于對退休定義的差異：退休被定義為（1）永久離開勞動力市場，（2）自我評價的退休，（3）突然和間斷地參加工作的時間；部分原因是由于職業的可得性、質量和工資的變化將經濟環境的描述復雜化。這些復雜性使得建立分析模型非常困難，導致不同的研究者依據不同的數據和不同重點問題，使用不同的模型。赫德(Hurd1990)建議，退休的定義應當與我們所觀察的獨立于一項特殊數據的事情相一致，它應當與政策興趣相關聯。退休應當被定義為在年老時離開、而不是返回勞動力市場，這種計量并不精確，因為我們不敢確定某些人不返回勞動力市場，但至少老年人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現象不是普遍的。

赫德(Hurd1990)使用了年預算約束和終身預算約束兩個經濟學概念來研究社會保障對退休的影響，并計算了“退休風險率”（RetirementHazardRates）如何隨著社會保障的變化而變化。研究結果表明，從勞動力參與率計算出的退休風險為62歲，社會保障財富越多，退休則越早。

關于社會保障對退休的影響，爭論很大。舒爾茲（2001）列舉了社會保證加重了窮人和接近貧困的人的稅收負擔等4條批評意見和社會保障可以更容易進行收入再分配等6個正面評價。考慮到我國的特殊國情，這方面的研究在我國很有很大的伸展空間。

3、退休計劃

舒爾茲（2001）列舉了6個非老年人在系統準備退休計劃時將要遇到的問題。（1）不能確定他或她什么時候死亡。（2）不能精確地知道未來退休前收入流（即工資收入）是多少。（3）不知道退休的基本需求是什么，或者退休后最終喜歡什么樣的生活方式。（4）不知道退休的年齡。（5）不能輕易地預測未來通貨膨脹率，未來的通貨膨脹率將降低那些沒有調整的退休資產的價值，以及從那些資產得到的收入的購買力。（6）不能輕易地預測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可能影響退休人員相對于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

舒爾茲（2001）提出幾個做好退休計劃的建議，（1）利用退休前教育，增加個人有關退休的信息量，如營養、住房選擇、休閑活動、退休后的就業和對退休的心理調適等。（2）提高各種退休培訓項目的質量。（3）鼓勵人們在相對年輕的年齡階段及早為退休做準備。

二、生命周期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Clark,Kreps,&Spengler1978)認為，人一生要經歷一系列經濟、社會和心理階段，這些階段影響他們的消費和勞動力參與。轉移支付和賦稅是一生收入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年齡的函數。生命周期中受政府管制的資源再分配可以明顯改變個人對他剩余資產的使用，政治制度也會影響資源的生命周期分配。

1、工作能力

有研究證明，60歲以前年齡對生產率的影響是不顯著的(Birren1955)，周歲年齡對工作業績是一個不理想的預測指標（Clemente,Hendricks1973）。個人工作業績的差異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然而，個人只要繼續從事挑戰性的工作，他的高水平職業技能似乎不會出現高的淘汰率（Shock1950）。在一種職業中，新技術的引進和知識的擴張可能使一些老工人的人力資本變得過時，相對于年輕雇員來說，年齡效應大大降低了老工人工作經驗的價值。學習能力的下降和人力資本的過時意味著老工人的培訓成本增加，特別是對于那些低于平均教育水平和技術水平的來說(Belbin1965)。

美國勞工統計局做了一系列研究來檢驗不同職業的平均生產率的年齡變化：辦公室工作人員沒有變化（BLS1960），郵局揀信員在60歲以后稍有下降(Walker1964)，從事鞋業、家具業和服裝業的工廠工人在45歲以后生產率明顯下降，然而，一個年齡組內生產率的變化通常比不同同批人之間的差異大（BLS1956、1957）。

2、年齡與工資收入

雖然年齡與生產率的關系很難觀察，但年齡與工資收入的關系還是比較容易觀察到的。剛就業時的年收入低，隨后逐漸增加，45-54歲收入達到高峰，最后十年的工資比之前的低。一般來說，教育程度或職業技能越高，收入達到最高的年齡越推后（Becker1964,Hanoch1967,KrepsandPursell1967,）。

由于缺少足夠的縱向數據來檢驗一生的收入模式，米勒（Miller1965）和貝克（Becker1964）綜合幾個橫截面的數據來觀察一個同批人的一生收入，結果表明，與橫截面數據不一致的是一個同批人的平均收入持續增長到65歲。

收入增長中，多少份額來源于工作經驗的積累，多少來源于經濟增長？通過分析，米勒（Miller1965）發現，在一生的工作經歷中，兩種來源的相對重要性是變化的，例如，對于大學畢業的男性來說，在30-40歲的時候，經驗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大；但在隨后的幾十年中，貢獻減少。在50-60歲時，經驗對收入有消極影響。除經濟增長的影響外，所有收入將在最后十年的工作中下降。

3、生命周期模型

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Clark,Kreps,&Spengler1978)認為，老年人的經濟狀況不僅僅是偶然時間的結果，而且是涉及教育、在職培訓、工作和消費等一生選擇資源分配的產物。在過去幾十年里，生命周期模型被用來解釋這些個人關于一生經濟狀況的決策。在這些模型里，考慮到個性特征、財富和偏好，假定每個人通過對個人一生資源的最優分配，實現終生效用最大化。

蒙蒂格里尼、布盧門博格(Mondigliani,brumberg1954)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將消費研究的注意力從消費年份的收入轉移到包括考慮消費者未來收入流或財富狀況作為消費的決定因素。

在宏觀消費函數研究文獻增加的同時，關于職員工作、消費和人力資本投資的時間分配的微觀經濟決策模型[來

急劇膨脹。通過分析在人力資本投資（全日教育或在職培訓）和市場工作之間做出選擇，人力資本方法試圖解釋工資和收入模式的變化（Becker1964）。

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三維活動的生命周期模型。消費、收入、工作時間和資產的剖面圖依賴個人的參數的存在方式和水平（如資產的最初存量、人力資本、時間偏好等）、市場參數（如股票利息率）和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這種模型可以提供一種合并儲蓄與退休年齡、教育與退休年齡等、并對其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進行分析的方法。老齡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人力資本儲存的損耗和對收入與休閑的評估等，要理解養老金、義務退休、社會保障、老年醫療以及其他經濟刺激和抑制因素的影響，模型必須容納作為個人選擇的工作、消費和在職培訓變量。(Clark,Kreps,&Spengler1978)。

三、消費與儲蓄

赫德(Hurd1990)對消費和儲蓄的分析很深入，我們主要對他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

1、消費、儲蓄與生命周期假設

分析影響老年人消費和儲蓄的決定因素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例如，退休后早期的消費水平，將對退休后晚期的經濟狀況產生重要的影響。從證明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老年人的消費與儲蓄同樣具有意義：因為經濟財力幾乎在退休時期可以完全觀察到，建立和評估消費模型比其他年輕年齡組容易。大部分模型基于消費的生命周期假設（LCH），大量的研究專注于數據是否支持消費的生命周期假設。

除了遺產動機外，生命周期研究還受到三種研究成果的激勵：（1）.用合理的效用函數參數模擬生命周期的收入、消費和儲蓄，得到的家庭戶財富比實際的少（Darby1979;White1978）。（2）.從計算典型消費者收入和消費軌跡中估計出80%的家庭戶財富被繼承，這也說明遺產動機是重要的（KotlikoffandSummers1981,1988）。（3）分年齡財富持有量的橫截面數據顯示財富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老年人隨著年齡增長進行儲蓄，而不是像生命周期假設那樣動用儲蓄（Lydall1955,Projector1968,Mirer1979,BlinderGordonandWise1983,MenchikandDavid1983）。

2、財富變化

首先分析橫截面數據的財富變化。早期的許多研究發現：橫截面的數據顯示財富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但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研究并沒有證明這一點。表2顯示，像生命周期假設那樣，財富隨著年齡下降。目前還不清楚這兩種結論為什么會存在差異。從橫截面數據上看，不管事實上財富是否隨著年齡下降，解釋橫截面的財富變化軌跡像個人財富變化軌跡一樣有許多障礙。（1）同批財富效應。假定在所有年齡上，個人隨著年齡增長而儲蓄（財富隨著年齡增加）。由于老年同批人比年輕同批人擁有更少的終生財富，從橫截面上看，老年同批人可能比年輕同批人財富少，因而，即使個人沒有按照生命周期假說的那樣消費，財富似乎在下降，從橫截面數據上支持生命周期假說。（2）退休。在橫截面數據上很難控制退休變量。如果一些個人仍在工作，即使退休的個人動用儲蓄，發現財富隨著年齡增加這一現象并不奇怪。但是，如果財富本身對退休有影響，退休人員橫截面的財富將不遵從任何個人財富變化軌跡：在同批人中，更多富有的人將提早退休，從橫截面數據看，退休人員的財富將下降。（3）不同的死亡率。富人比窮人壽命長：橫截面上的財富可能上升，即使個人動用儲蓄金。

其次分析典型時期數據的財富變化。替代橫截面財富比較的方法是觀察在典型時期數據中個人財富的變化。沒有數據可替代典型時期數據來分析家庭戶生命周期財富積累和資產分配（Jianakoplos,MenchikandIrvine1989）。但應當注意，如果典型時期數據短缺，影響個人財富的宏觀經濟震動可能導致有關想望的財富變化的不正確的結論。典型時期數據另外的缺點是，需要跟蹤個人的樣本選擇可能使得將研究結論延伸到整個人口有困難。從關于老年人平均財富變化的典型時期數據得到的證據似乎支持生命周期假說。

3、消費

從理論上講，消費數據比財富數據更能直接檢驗生命周期假說：消費軌跡開始下降的年齡取決于主觀想象的貼現率時間、利息率和死亡風險率，而財富開始下降取決于效用函數、年金時間路徑、死亡率時間路徑。然而，消費計量很困難，但消費數據似乎支持生命周期假說。

顯然，我們低估了消費，或高估了收入，或兩者皆有：應納稅收入的儲蓄率太高，以至于與有關家庭戶儲蓄率的宏觀經濟數據不一致。而且，高比率導致退休財富比觀察到的多得多。表3反應了消費對稅后收入的平均比率，表3同樣顯示，用報告的收入數據作為消費的決定因素的困難程度，即持久收入假說的基本觀點。

4、遺產動機

盡管有關財富變化的證據與生命周期假說一致，但不排除人們為留下遺產而儲蓄的可能性。遺產動機的經驗研究對于儲蓄的意義在于不斷下降消費和財富軌線趨于平坦，而不是必然向上傾斜。進一步說，一些人可能關心他的繼承人的福利，但當他對照遺產效用權衡他自己的消費效用時，他可能選擇與沒有繼承人的那些人一樣的消費路徑。也就是說，即使某人有他關心的繼承人，想望的遺產可能為零。毫不驚奇，在每一代的收入都是增長的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中，老的一代沒有留下遺產的愿望，只不過是因為可以預期到接下來的一代即使沒有遺產，也有充足的消費。在這種背景中，即使老的一代關心下一代的福利，遺產是偶然存在的，是不能確定死亡日期的結果。

一種檢驗遺產動機的方法是，比較有孩子或嫡系親屬的人與沒有孩子或嫡系親屬的人的消費水平。其余情況相同，計量到的他們遺產動機的差異可能是消費或財富軌跡的差異。這種檢驗有吸引人的特征，這種特征基于可觀察到的行為。這種檢驗不依賴于人們實際上是否留下遺產，是否他們說他們愿意留下遺產，而是依賴于留下遺產的愿望是否導致消費和財富軌跡的差異。遺產動機的討論涉及從父母到孩子之間的代際轉移，一種按照老年人遺產動機的強度來自然分類的方法是按他們是否有孩子來分。依據財富的檢驗需要典型時期數據：用橫截面數據比較相同兩個人的財富是說不通的，因為一個人在養育孩子上花費了不可知數量的費用，而且，家庭收入隨著孩子的數量變化。

假定一個人選擇他的消費路徑Ct使終生效用最大化：

∫u(ct)e-ptɑtdt+∫v(wt)e-ptmtdt.

終生效用函數公式前半部分是消費產生的效用，后半部分是從遺產得到的效用(Yaari1965)，v(wt)是從在t年齡留下的wt規模的遺產得到的效用，mt是在t年齡的死亡概率。最優消費路徑取決于最初的財富、死亡率、年金的時間路徑和遺產動機的強度。

5、住宅財富

住宅既是一[來種資產，也是消費的一個來源，住宅財富的變化軌跡可能與其它財富的變化軌跡不同。例如，生命周期模型假定某人的死亡風險厭惡程度高，因而他期望的消費軌跡實際上是平坦的，伴隨著穩定的利息率，想望的可遺贈財富將下降。如果想望的住宅財富在全部想望的財富中所占的比例不變，那么想望的住宅消費將不隨財富變化而變化，但作為全部財富的組成部分，想望的住宅財富將下降。這將使得住宅財富比其它財富下降得更慢（HendersonandIsoannides1983）。為了有效使用住宅，個人可能將住宅的消費方面與供租用的財富方面區別開來，但這種區別是不容易做到的。

按想望的住宅消費調整實際的住宅消費需要計算住宅轉換率。弱國周轉率低，那么研究住宅財富對于理解消費和儲蓄決策沒有實際意義。從工作轉變到退休常導致更多的住宅消費而不是更少，只有在老老齡階段，住宅消費才下降。與生命周期假設密切相關的是住宅轉換率如何隨著退休后的年齡而變化：如果想望的住宅消費像生命周期假定的那樣隨著年齡下降，那么實際和想望的消費差別最終將大到足以克服交易成本、搬遷將會發生。住宅轉換率是否與生命周期假設一致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另外，搬遷是否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或下降也有待于研究。盡管交易成本可能減少搬遷，但生命周期理論預測，到了某年齡之后，搬遷的老年人將減少住宅消費和住宅財富，原因有待于進一步解釋。

四、人口老化的宏觀經濟反應

人口老化可能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勞動生產率、投資行為、消費模式、儲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國家宏觀決策等方面。

1、人口老化對經濟行為的影響

生產力率與年齡的相互關系不僅在個人之間，在職業的性質和種類上也有差異。隨著55-59歲人口或超過55-59歲人口相對數量的增加，更要注意采取適當的手段保持這些年齡段工人的技能和生產率。從某種意義上講，生產率的確隨著生命周期變化。未來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將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效率和生產率的增長率產生影響(Serow1976)。有學者發現在未來十年里，老化的人口將減少“非通貨膨脹的失業率”(Wachter1976)。

消費隨著年齡而變化是對多種生理的、經濟的社會的原因所做出的反應。老年人口絕對和相對數量的增大將不僅增加對老年人喜愛的產品的需求，而且鼓勵私人和公共企業更有效地迎合老年人的需求。2010年到2030年，65歲及以上人口增加將對消費結構和消費模式產生非常顯著的影響，如食物、服裝和服務等，但對住房和耐用消費品將產生不利的影響。我們必須更好地適應和滿足老齡社會對健康照料、交通、通訊、住房和服務的需求。

個人老化不利于個人儲蓄，但從增加勞動年齡人口的意義上講，人口老化可能有利于儲蓄。對于一部分人來說，老化與儲蓄的關系主要取決于他年收入曲線和家庭支出模式以及制度化的儲蓄是否抑制私人儲蓄、或其他動機是否鼓勵儲蓄，另外所需要的迎合規劃的生命周期需求的儲蓄。當然，早退休增加儲蓄。人口老化導致勞動年齡人口的相對增加，當人口呈現穩定和靜止的狀態，形成人均資本的潛在能力大致在他的長期最大化水平上。人均資本增加的趨勢是由于人口增長的停止，從而消除了裝備額外勞動力所需的額外資本，因此，儲蓄將可能增加靜止人口中的人均資本。能否利用靜止人口的這種能力把總的資本勞動比率提高到相對高的水平上依賴于工作、儲蓄的動機水平，而且，與增長的人口一樣，在靜止人口中，為投資進行的儲蓄仍然強勁（Clark,Kreps,Spengler1978）。

瓦特和沃克爾（VatterWalker1998）通過預測1992年到2030年總人口數（含65+歲人口數）、社會保障受益人數（含65+歲受益人數）、個人消費支出數量（PCE）、給受益人支付的款項數量、GDP增長率等指標的變化趨勢，認為，不用擔心嬰兒激增一代退休后的經濟供養問題。供養能力的本質是生產，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預計在退休高峰期，生產足以維持人均消費的增長，財政安排可以從容保證實際產品流量。

2、全球老齡化的挑戰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2002）為八國首腦會議準備的研究報告《迎接全球老齡化的挑戰》指出，人類口老齡化將為21世紀的發達國家帶來五個基本的挑戰。（1）不斷上升的退休成本帶來的財政挑戰。不斷下降的生育率和不斷延長的壽命直接導致更低的納稅勞動者對退休受益人的“供養”比。（2）不斷衰老和萎縮的勞動人口帶來的勞動力挑戰。不斷下降的出生率會導致普遍的勞動力短缺。勞動力不僅更加稀缺，而且老年人——可能削弱鞏固今天“新經濟”的革新，流動性和風險承擔。勞動力萎縮和勞動力老化將對加快移民步伐將產生極大的壓力。（3）停滯和不斷衰退的市場帶來的增長挑戰。較慢的勞動力增長意味著較低的經濟增長。萎縮的經濟意味著對基礎設施和資本商品如高速公路，住房和鋼鐵需求的不斷下降。發達國家消費商品市場也將萎縮——對全球經濟來說是一個不祥之兆。（4）資產貶值和資本流巨變帶來的金融挑戰。當進入退休高峰的人開始兌現資產時，一些經濟學家預測金融市場將經歷一場“巨大貶值”。同時，政府借款為退休保險金籌措資金可能使金融秩序遭到嚴重破壞。5、人口大國力量的改變和吃緊的國防預算帶來的地緣政治挑戰。全球老齡化將為今天的列強履行他們的保障承諾增添了新的限制。由于不斷增加的退休成本，國防預算將面臨巨大的壓力。軍隊會遭受長期的人力短缺。老年人控制的選區也會變得更加厭惡風險，回避決定性的對抗，以利于特定的定居地。

為此，CSIS建議：（1）尋求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綜合戰略。發達國家必須鼓勵在市場力量有限的部門引入競爭機制，為工業、新的服務行業、衛生部門、以及其它技術革新提供金融支持和創造有利的稅收和管制環境。消除養老基金跨國投資的限制，保護養老金的可流動性，保護養老金持有者和私人投資的利益，有效管制金融市場并保持金融市場的透明度。發達國家必須鼓勵更多的勞動年齡人口就業或更多的移民。（2）老齡社會的家庭政策。發達國家采用減稅的辦法，降低家庭生活成本，鼓勵家庭生育孩子和照料老人。（3）改革養老資金積累制度。發達國家必須減少所得稅預扣法保險金。（4）國際合作。竭力說服多邊國際組織，對全球老齡化的經濟與金融后果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促進國際抗衰老藥物研究，建立新的多邊政府磋商會議論壇，敦促發展中國家放開資本市場、保護私有財產和自由貿易，鼓勵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基金積累制社會保險計劃，以便穩定全球資本供給和世界金融市場。（李兵2003）

五、評論

從國外研究的結果來看，我們至少有這么幾個印象：

1、國外的老齡經濟學研究重視理論與方法、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的結合，在數據收集和開發上也有獨到之處。研究者的知識面寬，有豐富的經濟學、人口學和統計學等學科背景。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