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具體的財政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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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政票據管理不重視。由于對財政票據管理工作的宣傳力度不夠，許多單位對財政票據管理政策還不十分了解，存在“重錢輕票”的思想，只關心財政安排多少資金，不過問財政票據使用管理。認為收費是為了抓收入，就不能停止供票；只要有票就可以收費，收的錢就是本單位的收入。對“限量購領”、“收支兩條線管理”等概念內涵不理解，對各種票據使用規定不清楚。在利益趨動下，不按規定使用票據，收入不繳庫、截留財政資金，出現違紀違規現象。

2、舊觀念習慣難以改變。《財政票據管理辦法》實施后，不少單位未及時轉變觀念，仍停留在原有的票據使用習慣上。如上級主管部門撥給下級單位經費時，習慣上要求下級單位開具資金往來結算收據，為慎重起見沒有收到票就不撥款。《行政事業單位資金往來結算票據使用管理暫行辦法》規定：“行政事業單位取得的撥入經費、財政補助收入、上級補助收入等形成本單位收入，不得使用資金往來結算票據”。同時，財政部《關于行政事業單位資金往來結算票據使用管理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規定：“行政事業單位取得上級主管部門撥付的資金，形成本單位收入，不再向下級單位轉撥的，可憑銀行結算憑證入賬”。“單位憑票撥款”的習慣，為單位領用資金往來結算收據提供了借口，給單位用資金往來結算收據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創造了條件。

3、繳款義務人維權意識淡薄。多數繳款人對財政票據管理政策不了解，對票據使用規定不清楚。在收繳關系中，繳款人處于被動地位。他們可能擔心辦事不順利，不敢理直氣壯地索要票據，舉報票據違規使用行為；或者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只要能夠少收點、少罰點，開不開票、開什么樣的票無所謂。

1、票據發放管理不嚴。領購財政票據要按照規定程序辦理購領證，辦證時應當提交申請、單位法人證書、組織機構代碼證書，并按照領購財政票據的類別提交相關依據。有些單位不辦證，直接在非稅系統增加單位，掛接項目和票據；有些只是領導打個招呼或機構成立批文就領了證，造成臨時領票單位機構多，供票單位范圍管理混亂。單位購票時不帶《領購證》和印章，票據管理員經常換人，如果管理不嚴，票據被誰領走的都不知道。票據購領發放上是即來即領，隨意性大，加大了財政票據管理風險。

2、票據使用不規范。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票據填開不規范。在手工票據存在的環境下，各種票據填寫情況層出不窮。要么票據填寫要素不全，日期、繳款人、收費項目、數量、標準、金額大小寫等或多或少的缺填；要么票據差錯、涂改。二是不按規定使用票據。如使用資金往來結算收據收取社會撫養費、管理費、房租費、培訓費、罰款等，成了“名符其實”的“應收盡收”。三是票據過期使用。對單位實際用票量難以核準的情況下，單位領用超量票據，長期不核銷，票據過期仍然使用。

3、票據核銷不規范。受非稅征收管理系統(財政票據管理子系統)功能限制，除非稅收入一般繳款書以外的票據還不能實現自動核銷，仍需直接到財政部門辦理核銷手續。手工核銷票據時，對于票據量大的走簡易程序，實行抽查的辦法；對資金未納入財政管理的票據，只銷票數，不核金額，讓違紀違規行為有機可乘。

1、財政票據管理重發輕管。現階段，財政票據未能完全實現電子化管理，多數票據仍要手工核銷，票據審核難度大、隱患多。工作側重于發放和核銷，忽視了對單位的業務指導和監督檢查，有些票據管理中的問題難以及時發現。

2、票據監管機制不健全。很多單位沒有建立票據專管員制度和票據管理內部控制制度，會計不清楚票據專管員領票、核銷票據情況，票據專管理員也不清楚票據記賬與否。對于資金未納入財政管理的票種，如果不通過單位內部控制就難以監管到位。

3、票據違規處罰力度不夠。《財政票據管理辦法》和《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都規定了票據違規使用的處分處罰，只是受外部經濟和執法環境的制約，處罰方式多數以批評教育和“責令改正”，不能引起用票單位的足夠重視，難以對違規單位和個人實施有效的制裁和懲戒，財政票據監管的及時性和權威性難以發揮。

為了規范財政票據管理，針對當前存在的問題，結合實際情況，我們應該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加強對財政票據管理人員業務培訓。票據管理政策性強，工作量大，要求財政票據管理人員具備較強的業務水平和創新能力。要定期組織財政票據管理人員進行業務培訓，讓票據管理員成為財政票據管理的宣傳員、播種機。要開展票據管理工作的交叉檢查和學習交流，形成以學習促工作，以工作促學習氛圍。

2、加強財政票據政策宣傳力度。要利用報刊、電視、網絡媒體，宣傳財政票據管理的重要性。要求各單位主動在各自辦公場所公布各項收費項目、標準以及批準機關的文件號，讓繳費義務人對收費情況有所了解。要向繳款人宣傳，繳費拿票理所當然，不提供財政票據可以拒繳，可以舉報，爭取社會的監督和支持，為財政票據管理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1、規范財政票據發放。要嚴格執行憑證領票制度，對單位的票據領用進行資格審核，對不符合購領條件、未辦理財政票據購領證和不參加票據年檢的用票單位進行整改。及時檢查單位票據庫存和資金收繳情況，按照“分次限量、核舊領新”的原則，合理發放票據，加強監督管理。

2、規范財政票據使用。推

廣電腦票據使用，充分利用財政票據管理系統實現“以票管收”。控制手工票據發放，加強票據使用的指導，促使單位票據規范填寫、規范使用。3、創新票據核銷管理。推進財政票據電子化改革，依托計算機和網絡技術手段，實現票據自動核銷，收入收繳分離。對實際情況還需要手工核銷的，實行電子表格管理，便于數據查詢分析。建立財政票據內部控制制度，由單位會計對票據入賬和資金收繳進行監管，加強單位內部監督。

1、建立健全財政票據管理制度。要建立單位票據管理領導負責制和票據專管員制度，加強財政票據管理的責任意識。實行會計與票據專管理員崗位分設制度，從票據購領、使用、核銷、核算等方面入手，制定“管票不管錢、管錢不管帳、管帳不管票”的內部監督內部控制制度，保證票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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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地方稅務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財務局：

近來，部分地區財稅部門來函反映，一些企業和單位通過組織境內外免費培訓班、研討會、工作考察等形式獎勵營銷業績突出人員的現象比較普遍，要求國家對此類獎勵如何征收個人所得稅政策問題予以進一步明確。經研究，現就企業和單位以免費培訓班、研討會、工作考察等形式提供個人營銷業績獎勵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明確如下：

按照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律法規有關規定，對商品營銷活動中，企業和單位對營銷業績突出人員以培訓班、研討會、工作考察等名義組織旅游活動，通過免收差旅費、旅游費對個人實行的營銷業績獎勵（包括實物、有價證券等），應根據所發生費用全額計入營銷人員應稅所得，依法征收個人所得稅，并由提供上述費用的企業和單位代扣代繳。其中，對企業雇員享受的此類獎勵，應與當期的工資薪金合并，按照“工資、薪金所得”項目征收個人所得稅；對其他人員享受的此類獎勵，應作為當期的勞務收入，按照“勞務報酬所得”項目征收個人所得稅。

上述規定自文發之日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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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我國宏觀經濟；具體形式；政策分析

我國總體的宏觀經濟來說，形式照以前來說已經有所趨緩，但是在這方面仍處于嚴峻的狀態。一方面來說，我國的總體經濟處于一個上升的階段，但是上升幅度照以前確實有所下降，但是，總的來說，我國的總體宏觀經濟處于一個平穩上升期。就就業形勢一塊來說，雖然形式已經沒有如此嚴峻，但是隨著每年畢業就業生的數量越來越龐大，就業形勢還會繼續經受考驗。另外我國在與國外的發達國家的合作上充分展示了我們的優勢，我國的出口量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因此結合各方面來說，雖然我國的宏觀經濟在逐漸的按照一定的幅度前進，但是尚且存在這樣那樣的嚴峻問題。

一、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式

（一）經濟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但是上升速度有所下降

我國的宏觀經濟近些年來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但是照前些年來看，我國總體的經濟上升速度卻已經有所減緩。據可靠的數據分析，在2008年時，我國的季度初總GDP達到近六億六千遠左右，在季度末時期GDP達到近10億兩千元，這樣的漲幅已經算是很大了，但是在2012年，也就是四年之后，我國的GDP漲幅照之前已經有所下降季度初期我國的GDP在八億五千元，而季度末期我國的GDP達到了十一億三千元，照之前的漲幅有所降低。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總體宏觀經濟尚且處于上升的狀態，但是上升的速率已經很明顯的降低了，甚至有些年度趨于平穩。除了我國的GDP可以看出這一點之外，我國的居民消費水平也同樣可以得出結論，自2008年至2012年期間，我國的居民消費指數有了明顯的降低，季度初期的和季度末期的居民消費情況有了小幅的降低，而這樣的情況幾乎發生在每一年，降幅都十分明顯。居民消費指數與我國的宏觀經濟情況有著很大的關聯，從我國的季度或者是年度GDP亦或是季度年度的居民消費指數都能得出這一結論，那就是我國的總體宏觀經濟處于上升階段，但是上升的幅度卻已近乎平緩。

（二）我國的就業形式較為穩定，但仍然嚴峻

我國的人口眾多，尤其是每年的畢業本科生，更是達到了一個龐大的數字，所以，每年的就業難都成為了一個問題，近些年來，我國政府給就業生一定的福利，就業崗位也有所增加，但是卻難以滿足如此之多的就業生。現在，就業政策的開放暫時使我國的就業形式趨于平穩，但是事實上仍然十分嚴峻，在2010年，我國的總體新增加的就業人員多達一百六十余萬人，就業難或者是再次就業不成功的人員多達二十萬人，比2008年時期總數多了十五萬人，而就業難的人員較二年前多達十萬人，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并沒有完全從就業難的形式中脫離，相反的，我國的就業形勢仍然是我國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問題，也是需要我們去解決，去實現的一個目標。總的來說，我國的城鎮人口就業難問題更嚴重，農村人口就業面狹窄，這也值得我們思考。

（三）我國對外貿易下降幅度增加

我國宏觀經濟的目標之一就是對外貿易，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這個目標沒有實現，我國的宏觀經濟總體目標也不算實現，我國的對外貿易近些年持續呈現下降的趨勢，更為嚴重的是，我國的對外貿易下降幅度年年增高，對外貿易已然達到了一個十分嚴峻的狀態，在2008年，我國的對外貿易總值達到了二百七十億美元，但是到了2009年，我國的對外貿易總值僅為2008年的百分之八十，達到了二百二十億美元，這下降的幅度相比以前已經大大的提高了，不僅如此，我國的對外貿易減少，外國的對內貿易也減少，例如美國，英國，等一些其他的歐盟國家，他們近些年來受金融危機等影響，對我國的外貿投入越來越少，外企屢屢撤資，外商的生存一下子陷入了威脅。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貿易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和關注。

（四）總體的消費增長速度較快，財政政策刺激起作用

對于總體的消費水平來說，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通貨膨脹期間，政府會采用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減少貨幣市場上的貨幣流動量，并逐漸控制，使其回到正常水平上。財政政策應該起到督促的作用。在正確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領導下，我國的總體消費水平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有著明顯的提升，在2008年，我國的總體消費金額在三萬五千億元左右，而在三年后也就是2011年時，我國的總體消費金額已經達到了四萬三千億元左右，同比增長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這是以年為單位進行收集的數據，而以月份為單位進行收集的數據也充分可以顯示出來我國總體的消費金額的提升，按月來看，2008年每個月的平均消費金額在2916萬億元左右，而在2011年有了很大的提升，平均每個月的消費金額達到了3500萬億元。同比增長百分之十四，這對于總體的消費金額來說是一個大的增長比例。總體消費水平的提高也恰恰印證了我國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刺激我國的總體消費增長。

二、我國的財務收入的總體情況

（一）收支平衡問題

在我國，社會的財務收入與財務支出之間的比例處于基本一樣的狀態，也就是說，我國的財務收入對于我國的總體發展并沒有太大的影響，現在已經基本上趨于平衡了，其實，我國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之間的關系是從盈余狀態轉變成平衡狀態的，在十年前左右，我國還尚且處在一個盈余狀態的。在2009年的時候，財政預算為一千八百三十億元，照2008年漲了百分之十左右，而到現如今，我國的財政預算已經趨于飽和，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地方和中央的財政收支不平衡，對于財政收支來說，地方理應以中央為基準進而確保財政收支符合標準，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只是一味重視地方財政收支的進步，沒有意識到和中央的差距已然拉開。

（二）我國主要稅費的收入

我國是一個稅收大國，稅費根據不同的征收對象分成不同的種類，針對流動資金則實施流轉稅，主要的流轉稅有增值稅，消費稅等等，針對經營銷售和出口買賣則實施營業稅，現在由于國家稅收的進步，稅法的改革，我國的營業稅已經被取締，營改增全面實行。其次，針對個人所得的財產要按項征收個人所得稅，而企業則按照企業的固定項目征收企業所得稅。針對這幾項基本的稅種，分析我國的主要稅費的收入。首先，在2008年到2013年時期，我國的增值稅收入經歷了一個大幅度的下降，之所以如此，與增值稅的稅率改革有著重要的關聯，在2008年到2009年這一年的時間，我國總的增值稅就下降了一點五億元，占總體稅收下降比例的很大一部分。除了增值稅之外，收入有所變化的還有消費稅，我國消費稅經歷的一個大的變化和改革就是燃油稅的征收，隨著燃油稅費的征收，我國的消費稅也在同比增長，在2008年的2月到4月期間，我國的消費稅總體上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九左右，按比例計算約為一千二百億元。按照目前的趨勢，我國的消費稅還會繼續增長，消費稅收入的增長比例十分可觀。除了增值稅和消費稅之外，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也有一定的收入上的變化，在企業所得稅上，國家針對一些小微企業或者是高新技術企業有一定的扶持力度，正常的企業所得稅比例在百分之二十五，而對于小微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僅按照百分之十五征收，雖然如此，但是我國的企業所得稅始終與企業有關系，而企業的發展依賴于國內外的經濟大環境，國內外經濟大環境如此廣受關注，所以這也給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提出了新的要求，總的來說，我國的企業所得稅不會有大幅度的變化，應該與以前年度保持基本的持平。與企業所得稅相對應的是個人所得氣體，據可靠的數據表明，我國在2008年二月到四月期間，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同比僅下降了百分之零點三，這對于個人所得稅整體來說變化不大，所以，對個人所得稅來說，其還會保持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態繼續下去。

三、針對我國宏觀經濟學來說提出的政策措施

（一）具體的財政政策

現如今我國的針對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具體措施還是政策措施為主，主要政策措施還應該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結合，財政政策要盡量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而貨幣政策則要根據當然經濟大市場的具體情況選擇具體的寬松或者是緊縮政策。一般來說積極的財政政策有具體的幾方面。首先要滿足我國當前的進出口的要求，進出口量要盡可能的接近，不能有較大的差距，當然還要與當前我國的國民收入有關系，根據國民收入的變化決定具體的進出口水平。除此之外，財政政策還應該考慮的還有就是經濟市場的具體資本需求，資本需求不是隨意設置的，應該考慮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當前的利率，一般來說資本需求隨利率變化而變化，利率增加資本需求隨之增加，而利率減小，資本需求也隨之有所降低。這是財政政策應該做到的基本要求。

（二）具體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應該在財政政策考慮的基礎上，更關注當前的經濟情況，如果當前處于通過膨脹階段，那么應該迅速抬高物價，并適當的縮減人民幣的流通量，推行利率市場化，把通貨膨脹現象逐漸壓制下去，而如果當前處于通貨緊縮狀態，那么應該刺激經濟發展，刺激消費，可以構建有效率的金融市場體系，增加市場上的貨幣流通速度和貨幣流通量，但是，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往往就能夠迅速出現，所以要適度實施貨幣政策，否則會帶來更為嚴重的后果。

四、結語

我國宏觀經濟學的總體目標在于以下幾點，就業形勢放緩，經濟總體上升，控制市場上的通貨膨脹，控制平均物價，還有就是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只有達到這些，才是關于我國宏觀經濟學的基本任務。但是在一些方面仍處于嚴峻的狀態，我國的總體經濟處于一個上升的階段，但是上升幅度照以前確實有所下降，但是，總的來說，我國的總體宏觀經濟處于一個平穩上升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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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財政政策；作用；局限一、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的概念

經濟增長是指一定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總量的擴大，經濟發展不僅包括經濟增長，也包括伴隨著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觀念形態的變化。

財政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根據宏觀經濟規律，以實現某些目標而制定的指導工作的基本方針、原則和措施。財政政策是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政策目標是通過實施財政政策達到目的或影響，它的核心內容包括如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公平分配。目標選擇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財政中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稅收政策、支出政策等，單純的運用這些政策或者是將其加以綜合，都會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一）稅收政策促進經濟增長

在財政政策的主要工具中，稅收政策是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理論角度來看，稅收政策主要是通過對經濟增長、穩定經濟和收入分配等各方面對經濟進行調節的。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財政政策通過政府的權利進行籌集資金，以達到為公共投資提高充足資金的目標；第二，引導和刺激私人將更多的收入用于儲蓄和投資。公共儲蓄的角度來看，稅收收入增加的越多，用于公共投資的資金也就越充足，稅收政策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也就越明顯。

（二）財政支出直接影響經濟增長

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比稅收政策的效果更直接，一方面它可以通過對公共儲蓄的資金重新配置來達到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還可以同時起到示范效應，使社會上的資源能夠朝著合理的方向流動。另一方面，財政支出還可以有效的調節收入分配，因為稅收政策可以讓有錢人的收入不斷的減少，而財政支出可以讓窮人的收入不斷的增加。

（三）宏觀層面上，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上有不同的導向

根據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的過程中，財政政策有不同的導向，可以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每一種財政政策都是與具體的宏觀經濟形勢相聯系的。通常來說，當經濟發生衰退時，總需求不足，國民收入低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此時，政府就應該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減少稅收和增加財政支出等手段，來擴大社會總需求；反之，當經濟過熱時，社會總需求過大，國民收入高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此時政府應該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稅收或者減少財政支出等手段，來達到控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在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時，由于經濟發展總體平穩，物價穩定，就應實施中性的財政政策。

除了總量政策以外，還有結構政策，宏觀層面上來看，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對結構進行優化來達到效果，即在財政收支一定的情況下，通過對財政收支的結構進行調整，來使經濟增長的方式發生轉變。尤其是通過對支出的分配，比如直接加大對科技、新能源等各個方面的資金支持力度；或者通過對公共服務的質量的提高，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經濟增長中財政政策的局限性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以一定數量的空閑資源為前提。也就是說，這部分閑置資源單純的依靠市場的力量無法有效利用，必須依靠國家權力，運用債券的形式，才可以有效利用。但經濟資源的數量畢竟是有限的，伴隨著經濟發展，資源瓶頸約束早晚會來。如果累計赤字和累積的發債規模很大，擴張性財政政策由于慣性效應無法立即收縮，金融市場籌集資金的過度，就可能導致經濟過熱，甚至引發通貨膨脹。因此，有限的經濟資源，確定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長期的執行。換句話說，從長期來看，我們仍然需要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此外，理論上來說，作為一種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經濟行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積極財政政策最初的定位是對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總量失衡在短期內進行反周期調節，控制的主要目標是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

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的局限性主要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是直接的，它直接作用與總量；但是財政政策的調節是間接的，它一般是通過改變總量中的比例和分布來調節。②對經濟的調節力度上來說，財政政策的力度更大，但容易對市場機制產生沖擊力，而貨幣政策與市場機制結合緊密，對經濟的調節作用比較平緩，不易引起劇烈震動。③財政政策在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上，沒有貨幣政策的刺激力度大，主要是由于它的這個作用過程主要是靠市場的供求關系和機制的，而不是靠經濟行為主體競爭作用的。④財政政策的制定不僅是一個政治決策的過程，還是一個經濟決策的過程，它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的，真正制定起來并沒有那么容易。（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

參考文獻

[1]劉麗.積極財政政策的局限與淡出[J].當代經濟研究，2006年

[2]姜作培.重視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的作用[J].當代財經，200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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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 經濟形勢 財政政策

一、我國宏觀經濟態勢分析

（一）中國經濟在動蕩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我國經濟卷入一場浩劫，各行各業都受到一定影響，很多企業瀕臨倒閉，社會失業人數增加，經濟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機持續了5年，其影響規模巨大，以至于眾多經濟學家將其稱之為百年難得一遇，我國政府通過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改善經濟，雖然近幾年經濟開始慢慢復蘇，但依舊在動蕩中前行。根據以往經濟發展規律，金融危機具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特點，在二次大戰之后西方國家出現的經濟危機，我們總說它的突出變化是周期縮短，原來7、8年一次，后來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為應對金融危機，各國都開始積極調整經濟結構，比如美國、歐洲、日本等，而中國的經濟結構本來就沒法和這些發達國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還不是很合理，這也是中國經濟在前進中充滿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續回落

2011年我國GDP為473104億元，2012年我國GDP為519322億元，2013年我國GDP為588019億元，2014年我國GDP為635061億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國GDP整體呈上漲趨勢，但增長速度持續下滑，2013年GDP增速為7.7%，2014年下滑為7.3%。雖然增長速度持續下滑，但GDP整體水平還是很樂觀的，2014年我國GDP水平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這一結果雖然比美國要晚上13年，但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截至2014年，我國和美國是全球僅有的兩個國家GDP超過了10萬億美元。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美國一半；2013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約為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兩倍，經濟總量已于超過了整個歐元區；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10萬億美元，將意味著與美國經濟總量差距進一步縮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我國2014年的GDP增長速度的預測分別為7.5%和7.7%，由于近幾年我國GDP增長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長速度并沒有預期高，而是相對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

對于中國的經濟形勢的研究相當多，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探討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樣的意見，有的認為經濟運行規律呈V字型，有的認為呈W字型，有的又認為是呈L字型，但無論呈現何種規律，都持同一種觀點，就是我國經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國經濟運行規律呈V字型，就是說如果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從11%下滑到6%，未來還是會從6%上升至11%，國家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我國經濟的調控使得經濟發展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國經濟的發展除了帶有周期性規律之外，還呈現結構性發展特點，并且這種特點的影響程度還超過了周期性特點。正如事態的發展具有階段性，中國的經濟亦是如此，會有發展初期，成熟期、發展期等結構，經濟增長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式而言，經濟增長處于中速增長狀態。

二、中國財政政策的配置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低迷時期，政府宜采用積極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而具體的貨幣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廣義貨幣供應量高于去年，貨幣供大于求，理論上會導致利率下降，物價上漲，帶動經濟的發展，但實際上，這種擴張型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卻比以往下降了，這是因為政府在控制物價和防范金融風險兩者之間中和了。這說明，財政政策對經濟格局的發展相對往年有所增長。因此，2014年，國家在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時，要考慮到其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度有所增長，要合理使用。

（二）補赤、減稅、擴支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三個支點

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無疑就是降低稅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稅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帶來的擴張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對經濟運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稅收，意味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費增長，從而帶動經濟的發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資的部分更多的是轉移到市場而非政府，可以減少政府粗放型投資。政府的稅收來自企業和個人，個人主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企業的繳稅類型主要是流轉稅和間接稅，政府在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降低稅收時，要充分考慮我國的稅收結構，明確哪些稅收該減，減稅方面企業和個人減稅比例多少更為合適，能更有效地影響經濟，這都是政府實施減稅政策所要顧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傳統宏觀調控政策中起到過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發生了一定變化，主要是經濟形式和政策布局發生了變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嚴厲調整，要求各級政府要勤儉節約，嚴懲貪污受賄官員，將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項目之上，增加對人民群眾的補貼，通過法律制裁的強制手段降低貪污受賄帶來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擴大支出的重點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業、水利、城市管網，社會事業，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這說明，政府將政府支出重點用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提供社會保障方面，這種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從兩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過縮減政府開支間接性增加政府對社會的支持，對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結語

分析近幾年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雖然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經濟一直處在復蘇階段，但整體而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是逐漸增長的，中國經濟在動蕩中前行，GDP逐年增長，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續回落，另外，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針對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式，結合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我國目前實施的是擴張型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降低稅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參考文獻

[1]高培勇.當前中國經濟形勢與財政政策分析[J].中國流通經濟，2013（8）：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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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營銷論文

財政金融市場經濟論文

一、市場經濟下發揮財政與金融政策調控作用中存在的問題

1.對市場調控的滯后性

政府采用財政和金融手段調控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普遍存在滯后性的現象。即市場經濟變化速度很快，很多問題潛藏于市場經濟的浪潮之中，只有在一定條件刺激下才會爆發出來。此時政府在采用相應的調控手段，付出的代價大，有亡羊補牢之嫌。市場經濟發展雖有規律可循，但我們在把我市場運行規律的同時，總會出現失真現象。就是當今世界市場經濟發展最為完備的資本主義超級大國，美國也無法有效克服之中市場調控的滯后性。2008年，爆發于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危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2.政府制定財政和金融政策無法協調統一

政府在對市場經濟進行調控的過程中，制定相應的財政與金融政策是最常采用的手段。但是二者畢竟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總會出現二者無法協調統一的問題。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下，我國政府一開始提出的主要是從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出發，采用了4萬億的赤字刺激財政手段，的確在當年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一年后發現只是憑借財政手段刺激經濟發展，還遠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因此在2009年才開始連續十幾次的貨幣信貸降息手段，通過銀行整合社會資金促進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當然，在此之前，也采用了降息手段，但是幅度較小，作用不是很明顯。因此，不管是我國政府還是國外政府在采用財政和金融政策調控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總會出現不協調一致的現象。除上述問題外，還存在政府財政部門和銀行等金融部門整合效率差、側重于政府財政手段忽視金融手段等問題。以上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利于市場經濟下做好財政與金融有機的整合工作。

二、加強市場經濟下財政與金融整合的建議

1.深入考察把握市場運行規律，做出前瞻性的財政與金融整合調控策略

實現市場經濟下財政與金融有機整合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就是要對市場經濟的總體運行態勢從宏觀和微觀等角度進行全方位的考察，深入探究每一個細微市場運行中存在的問題，總結把握相關運行規律。這樣才能夠為政府制定前瞻性的財政與金融整合政策提供現實的依據，進而預見到市場運行可能存在的潛在重大隱患，及時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有效改變財政與金融手段對市場調節滯后性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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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有效財政支出政策對推動國家金融危機下的經濟增長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美國為源頭爆發了世界范圍內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機，此次金融危機影響力較大，影響范圍較廣，影響持續時間較長，全球各國家均不同程度上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尤其是各國的股票市場和金融領域所受影響最為顯著。我國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初期沒有及時做出有效應對措施，導致我國國家整體經濟呈現下滑的趨勢，之后，我國財政支出政策處于跌宕起伏的變動狀態，此行為不僅尚未能夠穩定市場，反而，進一步經濟的下滑。基于我國具有較為廉價的人力資源成本，并且，一直以來致力于主張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再加上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相對落后，因此，其出口的產品主要是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受國外經濟狀態的影響較深，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社會經濟整體水平的增長。

一、我國學者關于財政支出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觀點

在諸多知名學者的共同努力之下，通過多年的研究證明：有效的財政支出政策是促進國家社會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該政策對推動國家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增長起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以下將從四個方面對財政支出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出進一步的認證，即財政支出總量的有效論和無效論、財政支出具體項目的有效性和無效性、財政支出效果地區的差異論以及財政支出結構優化論。

1.財政支出總量的有效論和無效論

知名學者李永友(2005年)在開放經濟下IS―LM模型的基礎之上，對財務支出政策的有效性邊界做出了定義;之后，李永友和周達軍(2007)以凱恩斯和新古典模型為模板，構建起了財政政策對利用作用的模型，進一步完善了我國財政支出政策;同年，胡毅和周彬利用財政支出政策與經濟增長關系分析VAR和向量誤差修訂模型對財政支出政策下的宏觀經濟系統的動態效應做出了有效研究，并初步確定了財政支出總量存在著有效性和無效性兩種關系。

2.財政支出具體項目的有效性和無效性

著名學者劉小勇(2008)將教育、科技以及社保歸結于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范疇之內，并以此為基礎，對自分稅制以來財政人力資本支出的動態變化過程做出有效分析，并總結得出：科技支出對經濟增長起著無效性作用，教育和社會支出對經濟增長起正效應作用;之后，王凱和龐震(2010)針對于科技支出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做出了進一步的分析與研究，并充分掌握到財務支出具體項目的有效性和無效性。

3.財政支出效果地區的差異論

我國地域廣闊且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財政支出政策產生的效果在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著名學者(2007)以北京地區為例建立起VAR模型，即針對于社會保障支出、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挖潛改造支出以及科學文衛支出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做出思考，結論顯示：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和挖潛改造支出對經濟增長呈逆周期變化，科教文衛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對經濟增長呈現順周期變化;之后，李妮(2010)以深圳為例，針對于改革開放之后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做出研究。

4.財政支出結構優化論

財政支出結構直接影響著財政支出政策的高效性，進而，對國家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顧嚴(2006)在“巴羅法則”的基礎之上，初步研究了我國財政支出政策與經濟增長兩者的關系;武普照和王耀輝(2007)構建了內增長模型，確立了財政支出與社會經濟增長呈現正相關;之后，楊有才(2009)進一步驗證了財務支出分類與國家GDP的關系，得出：高效的財政支出政策帶動了社會經濟的增長，反之，嚴重制約了社會經濟的增長。

二、加強我國財政支出政策建設的有效對策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財政支出政策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有上述驗證可知，財政支出政策最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經濟增長水平，因此，現階段，我國政府部門應不斷加大對財政支出政策建設的人力、財力以及物力資源投入，力求構建去切實可行的國家財政支出政策，為推進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

1.確立市場主導機制，促進市場化改革

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后，其影響迅速波及到整個全球，尤其是發展中第一大國的中國受其影響最為嚴重。全球性金融危機給予中國的實體經濟帶來了嚴重損害。中國政府部門為抵制金融危機的影響，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結合，在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主導地位的基礎之上，實現國企體制轉型，充分利用資本市場融資，確保傳統國企逐步向現代企業集團轉變，進而起到優化市場的作用。

2.不斷提高科教文衛支出，加大社會保障力度

醫療、科研文衛和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現階段，我國尚未構建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并上學難、看病難以及養老難等諸多問題尚未得到解決，此狀況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我國社會經濟水平的增長，因此，國家應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斷推進醫療體制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切實最大程度上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進而，實現我國財政支出政策的完善與成熟，確保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又好又快的持續增長。

3.完善現行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比重繼續改革

我國稅收體制，對具有收入分配作用的稅種進行優化。一是要完善個人所得稅制。模式選擇上，要將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分類稅制模式轉變為綜合稅制;申報方式上，增加聯合申報方式，允許納稅人自行選擇申報方式;費用扣除上，應根據家庭情況設計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并實行綜合費用扣除辦法。二是改革企業所得稅制。在實際稅負上，要進一步降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稅收負擔;在稅制協調方面，要盡快解決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在個人所得上重復征稅的問題。三是適時開征遺產、贈與稅和物業稅等其它調節稅種，以盡快建立起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輔之以遺產稅、贈與稅、物業稅等稅種為補充的個人收入稅收調節體系。

4.規范稅收優惠項目，建立稅收支出預算

一直以來，由于科學的稅收支出理念在我國有所缺失，我國稅收優惠政策龐雜無序，稅收優惠范圍廣而缺乏針對性，規模大而缺乏計劃性，導致在本就存在稅收征管不力的情況下，稅收收入出現一定程度的流失，并且較為隨意的收稅支出也缺乏實際效率，并未對居民收入分配調節起到積極的作用。因此，應盡快樹立科學的稅收支出理念，清理與當前經濟形式、宏觀政策不相適應的稅收優惠項目，并確定稅收支出的調節目標，所涉及的稅種以及具體的優惠措施，建立起完善的稅收支出體系。同時，應加強對稅收支出的管理，盡快建立稅收支出預算，讓稅收支出的運行具有公開性、公正性和規范性。這樣可以減少稅收支出的隨意性，讓稅收支出有標準可依、有計劃可執行。并且還應注意對稅收支出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以檢查這項工具在調節收入分配目標方面發揮的作用，適時根據稅收支出體系運行的情況作出調整，以求發揮更大的功效。

5.強化政策性補貼支出工具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

在計劃經濟時期，由國家進行資源配置的經濟發展方式給了政策性補貼工具較大的發揮空間，計劃經濟的時代的政策性補貼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就比較高。當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政策性補貼工具逐漸減少了其發揮效用的空間和使用頻率，因此，90年代開始，我國政策性補貼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持續下降。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不能說政策性補貼工具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政策執行以及改革進程中維持穩定的需要，政策性補貼工具對市場中的弱勢群體，對政策執行和體制改革過程中利益損失者進行適當的補償，也起到了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并且，政策性補貼工具具有政策性、靈活性、時效性和可控性的特點，通過運用財政補貼手段可以較為準確地達到政策制定的目標。通過上一章回歸模型的分析結果也可以看出，即使在政策性補貼支出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重連年下降的情況下，政策性補貼在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中仍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因此，無論是什么經濟體制下，無論在任何經濟發展時期，我們都要強化和利用好政策性補貼支出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和作用。

新時期中國財政政策與經濟的發展研究

自從決定采取開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時，我國經濟就在以飛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并逐漸趕超一些歐洲國家。但是我國實行的市場經濟在國內還沒有形成濃厚的氛圍，相關的配套改革和措施沒有協調發展，同時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缺乏可以借鑒的經驗沒有掌握好開放力度，從而造成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并從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各界人士對改革開放政策的信心。從1998年開始，為了轉變這一尷尬的局面、為了讓改革開放政策在更為良好的環境中成長，我國政府開始全國范圍內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今，該政策已經在我國實行了14個年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近年來，由于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國內經濟發展階段的轉化，現行政策已經出現了一些滯后的弊端，改革和調整勢在必行。

1.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財政政策的績效評價

(1)取得的成績

根據當時我國經濟發展的狀況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目標，政府在制定財政政策的時候主要以擴大投資力度以及擴大消費和促進出口為主要目的，為了實現這一宏觀目的，政府動用了所有的經濟手段以及經濟力量。而這些政策在當時確實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推動的作用，并且也為我國后期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一，有效帶動了投資的增加。增加投資本身是該財政政策主要目的之一，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政府向社會增發國債，以轉移企業支付，為投資籌集更多的資金;同時，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影響，有很多的項目都是在政府出資或者政府補貼的形式下得以開展的。從我國堅強地挺過了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就可以看出，相較于98年以前的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的頹勢，自從采取這些財政政策以來我國經濟開始走向了上坡路，并開始逐漸增長。

第二，出口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產品出口是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一個主要形式，通過將產品銷售到更多其它國家可以讓世界認識中國，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中國本土的經濟增長。而為了促進出口量，我國在財政政策上采取了積極的措施，比如調高了出口產品退稅率。出口產品退稅率的提高可以說是提高了我國產品在世界上的價格競爭力，從而更加有利于我國產品在外國的銷售。

第三，居民收入有所增加。在一系列財政政策的支持下，我國外貿行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并且制造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這些都為我國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解決了一部分地區的就業壓力。同時，由于政府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我國有能力為一些下崗職工提供一些保障，比如最低保障線的補助以及提高退休養老金等。通過各個方面的積極政策的促進，我國居民的收入在一定的程度上來看還是有所增長的。

第四，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國民經濟有所好轉。這兩個方面的轉好發展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首先是我國從實施財政政策以來，通過增發國債帶動了國內需求，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持;其次，在經歷了98年亞洲金融危機低迷期以后亞洲經濟環境逐漸復原，并且亞洲各國都積極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各國之間的經濟交流，這一良好環境既拉動了我國的出口，又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廣做好了鋪墊。

第五，促進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在本輪財政政策實行的初期，我國將國債投資主要放在對國內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以提高公共環境為主要目的，重點是加強對生態環境的整治。但是隨著該政策逐步推廣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漸完善，我國政府開始將投資方向轉向了科學技術方面的研究以及開發上，并通過加大技術支持以及獎勵力度等方式在全國范圍內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圍。不僅如此，政府也開始注意到平衡發展問題，已經對西部開發的問題引起了重視。

(2)存在的問題

雖然說從實施財政政策以來，我國的經濟狀況得到了較為顯著的改善。但是這一局面不能代表社會各個階層的現狀，也不能從全方位來反映該政策的利與弊。站在投資與消費角度而言，該財政政策并沒有帶動我國投資與消費的增長，從而也就沒有在我國形成足夠良好的內在動力來推動經濟的發展。

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由于我國投資力度的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的扶持，所以沒有從根本上遏制投資增長逐年下滑的趨勢;其次，雖然我國的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并沒有有力地促進我國消費環境的形成;最后，政府對項目的支持源于國債發放數目的增加，讓這一做法給我國經濟的穩定性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2.對財政政策的反思與對策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國際愈來愈激烈的經濟競爭環境，現行的財政政策已經逐漸顯現出其越來越多的弊端，并對該政策的持續推廣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在新時期下，作為宏觀的經濟政策制定部門，不能只著眼于我國自身的經濟發展狀況，更要把注意力放在全世界的經濟變化上，應該從全球范圍內定位我國的經濟發展策略。因此，在新時期下應該對我國現有的財政政策進行相應的調整。

第一，國債投資與社會投資相結合，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的增加。

采取單一的融資模式可能會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一些隱患，所以在原有基礎上應該更多地采取多元化的投資模式以增強我國經濟模式抵御風險的能力，進而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穩定性。就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而言，可以加大民間資本的投入，以減少政府對投資力度的參與度，增加參與者的多元化身份，以保證投資項目進展的平順性。同時，在投資結構上也應該進行一些改革，現在的社會更加注重科學技術的發展，未來更是一個信息化的時代，所以政府應該更多地將投資方向轉向于高新科技的研發上。政府投資既要體現宏觀政策的引導性，又要讓利于民，讓民間資本在更多的經濟領域唱主角，從而改善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縮小行業收入差距，保證社會穩定發展。

第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與刺激最終消費需求相結合。

從金融危機開始至今，世界各國都對自身的經濟體系進行了反思，我國也不例外。在這次的金融危機中，中國的經濟問題也開始浮出水面，主要表現在國內消費需求的嚴重不足上。為了更好地促進各社會階層的消費需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包括通過提高收入以提高人們的購買能力，從而拉動內需;完善現有的保障體系，主要包括退休養老金的提高、醫療保險體系的覆蓋率以及社會低保的最低標準。這些雖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力度還遠遠不夠，提振居民消費信心的措施還缺乏。

第三，財政政策的實施與稅制改革相結合。

過去為了促進出口量以及提升制造業水平，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減稅措施。所以在保證政府財政收入以及居民生活保障基礎上，繼續進行減稅政策不太可行。因此，應該對我國的部分稅收政策進行改革，這方面要從我國整體稅務情況著手。首先，應該對不同領域的稅務采取不同的稅務政策，以支持相關政策的推廣，例如為了體現“科學發展觀”應該對存在嚴重污染的行業進行增稅業務，以控制它們的發展;其次，由于我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公司在我國內地開辦企業，由于先前針對這些外資企業設置的稅務政策是以鼓勵扶持為主，較之國內企業有很大的優惠，這樣對我國本土企業的發展顯得越來越不公平，也嚴重制約了本土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所以應(下轉第208頁)(上接第205頁)該盡快地實現公平稅負和公平競爭。

3.小結

其實，由于社會和經濟的不斷發展，新的情況不斷出現，任何一項政策都不可能長期有效和長期正確，必須要根據經濟的實際發展而主動調整，只有這樣，才能讓經濟少走彎路，才能讓社會綜合協調發展。目前，在新時期下我國的財政政策應該與時代主題相結合，充分體現“創新”精神。這里所說的“創新”不光是進行政策上的調整，也包括經濟結構上的轉變、經濟體制上的改革，以及行業之間的均衡協調發展，民間廣泛投資的信心和多種渠道的通暢，這是一連串的動作和系統化的工程。只有兼顧了這些，才能保證積極的財政政策有效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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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政政策與利率關系

4.財政政策與股市的關系

5.淺談促進地方經濟協調發展的財政政策

6.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綜述論文

篇8

關鍵詞:金融危機 就業 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24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3-055-02

一、金融危機原因分析

金融危機的爆發有著復雜的背景,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美聯儲連續降息的失誤決策。事件的導因是美國“9.11”事件及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滅之后,美聯儲為了減少這些事件對美國經濟沖擊,防止美國經濟衰退而采取完全寬松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把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從6.5%一路降到1%,貸款買房又無需擔保、無需首付,且房價一路盤升,房地產市場日益活躍,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時代晚期的經濟繁榮。提供次級抵押貸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對一般個人家庭來說,低利率和房產價格一路飆升,編織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資住房成為巨大的誘惑,于是大量居民進入房貸市場。

2.放松住房貸款政策。貨幣政策的寬松,使得住房貸款公司及商業銀行制造各種各樣的住房按揭利率產品,讓一些還款能力不高的次級信用的貸款人進入房地產市場,然后將這些次級貸款證券化及衍生化。美國次貸的消費者以房產作抵押,房產的價格決定了抵押品的價值。如果房價一直攀升,抵押品價格保持增值,不會影響到消費者的信譽和還貸能力。但是如果房價下跌,抵押品貶值,同一套房子能從銀行貸出的錢就減少。如果貸款利率被提高,次貸使浮動利率也隨著上升,需要償還的錢大大增加。次貸貸款人本來就是低收入者,還不上貸款,只好放棄房產權。貸款機構收不回貸款,只能收回貸款人的房產,可收回的房產不僅賣不掉,還不斷貶值縮水,于是出現虧損,甚至資金都流轉不起來了。金融創新工具的風險及危機就會越來越大。

3.金融機構資產證券化比例過大。美國絕大多數住房抵押貸款的發放者是地區性的儲蓄銀行和儲蓄貸款協會,地方性的商業銀行也涉足按揭貸款。這些機構的資金實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資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貸款上對其資金周轉構成嚴重的壓力。一些具有“金融創新”工具的金融機構,便將這些信貸資產打包并以此為擔保,用于發行可流通的債券。給出相當誘人的固定收益,再賣出去。許多銀行和資產管理公司、對沖基金、保險公司、養老基金等金融機構投資于這些債券。這樣,抵押貸款企業有了源源不斷的融資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長的新的次貸;投資機構獲得較高的收益。投資機構的現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風險也得到了分攤。但事物都有兩方面,金融創新制度帶來利益共享好處的同時,也會產生風險放大效應。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外界力量一推,只要第一張骨牌倒掉,其它骨牌就會全部倒掉。

4.“寅吃卯糧”的消費理念。中國人以勤儉為榮,中國人喜歡存錢。中國人處理經濟的原則是“量入為出”或“收支平衡”。美國消費觀念是超前消費。要什么東西,反正信用卡先付,用到限額為止。但是一旦遇到意外開支,就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中國人可以以儲蓄應對意外的支出。美國人由于很少儲蓄,則又會繼續借貸,債臺越筑越高;若自己的信用不足、還債能力不強,就會增加金融機構的信貸風險。一旦金融機構大開綠燈,就等于自己也將風險背在了肩上;長此以往,總有一天被壓彎。金融機構倒下了,必然會引發經濟危機。

5.金融機構過多癡迷于證券市場。由于美國證券市場非常發達,許多美國人和美國的金融機構都將相當多的資產投入證券市場力圖投機或融資,將自己的命運與股市等證券市場的漲落牢牢捆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當實力不強的金融機構放松警惕在證券市場游弋時,市場的跌落就會給它們帶來致命的災難。特別是,證券市場波動的影響因素很多,對很多因素都很敏感。一旦某一因素突然爆發引起人們的恐慌,就會大量拋售證券,造成證券市場的跌宕,從而使金融機構的資產大大縮水,甚至資不抵債,就會重創整個社會的經濟。

二、金融危機對我國就業的影響

金融危機透過外貿和外商直接投資等渠道,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就業的影響。

1.金融危機凸顯我國就業中長期存在的問題。

(1)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從就業總量來看,我國勞動力供需缺口異常龐大,巨大的人口基數和勞動力數量構成了龐大的就業規模,新增勞動力仍在持續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經濟增長的目標是8%左右,按目前我國的就業彈性計算,只能提供900萬~1200萬個就業崗位,那么由此來看,大量新增就業人口將無法就業。

(2)就業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我國就面臨著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經歷的陣痛:由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所導致的結構性失業。這種失業總體上表現為勞動者的技能素質與勞動力市場用工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即供給比需求低一個檔次。因此呈現出“有人沒活干,有活沒人干”的現象,而在大量失業人員中,主要是低技能和無技能者。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這種情況更多地表現為在東部沿海制造業、出口企業和外商企業就業的大批農民工返鄉以及高校畢業生“畢業即失業”。

2.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就業的傳導機制。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一些跨國企業由于資金限制和投資預期的減少無法或減少對中國進行投資。同時,在出口減少和人民幣升值影響下,很多出口導向的外商企業和國內企業面臨著虧損和倒閉的威脅。另外,在人民幣升值、金融危機等多重因素的沖擊下,東部沿海地區的制造業、出口企業和外商企業受到的影響比較嚴重,因為東部地區的經濟總量很大,而且出口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這些農民工的就業比例非常高的領域。所以,在企業被迫裁員時,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較低的農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沖擊。

三、解決當前我國就業問題的財政政策探討

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改變財政支出、調整稅收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在反經濟衰退中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實施效果的差異,財政政策主要可以分為擴張性財政政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根據當前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就業的傳導機制以及我國就業的現狀來確定財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進而對采取具體財政政策手段加以實施,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個主要途徑。面對依舊嚴峻的就業形勢,財政政策要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加大實施消費型財政政策的力度。我國以往的積極財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資型的,這使得消費需求不足問題無法從根本上得以解決,并且造成消費增長與投資增長不協調。因此,政府應該通過各種手段來引導居民消費。一是在財政支出上,政府通過增加轉移支付或者對糧食等實施保護價格收購來加強對低收入者的幫扶,降低收入分配的兩極化趨勢,提高總體消費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減少人們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刺激消費;三是完善稅收優惠政策,增加對教育、醫療、住房支出等個人所得稅扣除,適當提高現行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應適當降低居民生活消費品的增值稅稅率,增加人們稅后收入,從而提高居民消費能力。

2.增加職業技能培訓的財政投入。我國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剩余勞動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約他們就業再就業的主要因素。為提高勞動力就業能力,應把就業培訓計劃與各地的產業發展規劃緊密結合起來,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訓體系,積極開展技能培訓服務。

3.實施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和支持創業的財政政策。近年來,中小企業和小群體創業在解決自我就業的同時,為社會創造出了巨大的勞動力需求空間。所以政府部門應該在資金、信貸、稅收等政策上對他們進行積極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鎮集體、鄉鎮集體和私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小企業群,從而廣泛吸收社會各個不同層次、不同素質的勞動力。

4.加大對社區就業的資金支持力度。社區就業的興起與發展對于緩解我國當前的就業壓力、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利用和優化配置,乃至維持整個經濟與社會穩定,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目前資金短缺已成為制約社區就業發展的主要瓶頸,我們應當努力開拓政策與資金扶持的空間:政府應劃出專項資金作為社區就業扶持金,并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多方籌集資金,用于增加對社區就業的投人,如公益性崗位就業補貼,以及對從業者提供小額貸款和貼息貸款或銀行貸款擔保。更為重要的是,要把相關的政策與資金扶持措施落實到位,并朝著正規化和制度化的方向發展,以建立和完善針對社區就業的政策與資金扶持的支撐體系。

目前我國政府已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就業的財政政策,比如“4萬億投資方案”、對農村居民購買家電進行財政補貼的“家電下鄉”活動,還有一些由地方政府進行的直接消費補貼以及針對特殊群體就業的稅收優惠,這些措施在刺激內需、擴大就業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需后續較為具體的適合地方特色的就業政策和配套措施,從長遠的角度考慮才能抓住解決問題的根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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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少杰.應對當下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效應及選擇[J].求是學刊,2009(36)

篇9

一、歐債危機前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從1999年歐元誕生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之前，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主要是由《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來規定的。

（一）貨幣政策

歐洲貨幣機構對貨幣政策策略的定義是“中央銀行決定如何實現其最終目標，即價格穩定所遵循的一套程序”。[1]可以看出兩點：貨幣政策是由歐洲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的；價格穩定作為最重要的貨幣政策目標，其地位是既定的。[2]

歐洲貨幣聯盟相比于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貨幣聯盟，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建成了一個統一的、超國家中央銀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以下簡稱“《馬約》”）和《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與歐洲中央銀行章程》（以下簡稱“《章程》”）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歐洲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合法性。歐洲中央銀行獨立地發行區內統一的貨幣——歐元，并在全區內自由流通和使用。

盡管貨幣政策的目標有很多個，但《馬約》規定了歐洲中央銀行體系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護物價穩定，即“在不妨礙穩定價格目標的前提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應該支持在共同體的總體經濟政策，以期對實現第2條所制定的共同體目標做出貢獻”。[3]

針對貨幣政策中的信貸政策，歐盟公約還規定了“不救助條款”：1.禁止歐盟機構或其他成員國為任何一個成員的財政承諾承擔責任；2.禁止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直接為成員國政府的預算赤字提供融資。[4]

（二）財政政策

歐洲貨幣聯盟的財政政策主要由《馬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中的相關規定來約束。

《馬約》對成員國進入貨幣聯盟的最后階段時規定了四項“入盟條件”，體現了一種相對嚴格的數量要求，但其中仍然存在著較大的靈活性：第一，財政赤字不應超過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3%，如有超過則應保證該比例持續地、令人滿意地向參考值靠攏，或者赤字比例的突破只是暫時的、偶然的；第二，累積債務不應超過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60%，除非超過的債務正以令人滿意的速度減少，向參考值靠攏[5]。可以看到，諸如“令人滿意地”、“暫時的、偶然的”等措辭都極為含糊。

正是由于《馬約》的規定在理解和解釋上比較模糊，靈活性強，約束力不夠，才有了《穩定與增長公約》的出臺。《穩定與增長公約》主要是對不履行《馬約》的成員國規定了具體的處罰措施：凡公共赤字超過規定標準的國家，如不按期糾正，需加納無息儲備金，一定期限后，仍不能達標的，儲備金將被作為罰款予以沒收。《穩定與增長公約》同時還規定了一些免于處罰的特殊情況，然而德國總理在當時的《金融時報》上宣稱不會讓“布魯塞爾”來支配其財政政策，公然違背《穩定與增長公約》，隨后，法國、意大利、希臘這幾個歐洲經濟大國也加入其行列，使得《公約》執行起來相當困難。

二、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存在的隱患

歐洲貨幣聯盟成立時，各國便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其所推行的各項政策也是在多方爭執中妥協的產物，故而不可能盡善盡美，存在的隱患和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將是誘發危機的根源：

（一）政策的不對稱性導致政府過度赤字化傾向

歐洲貨幣聯盟實行的是統一的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集中管理；但是財政政策卻不統一，各成員國保持財政自主權。“在設計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中的財政機制時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于：自主性、約束性與協調性三者之間尋求一種適當的組合。”“財政自主性和靈活性的要求源于成員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兩項政策工具的喪失，歐洲經貨聯盟事實上對成員國運用財政政策來針對國別沖擊而實現短期穩定和中期調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如此寬松的財政約束政策之下，道德風險隨之增加，各國很可能選擇過度赤字來轉嫁稅務負擔。到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時，其財政赤字占GDP的比值高達12.7%，公共累積債務占GDP的比重為113%，遠超過3%和60%的上限。與此同時，愛爾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赤字比重均超過8%，而意大利的累積債務比重更是高達115%。

（二）過度赤字的財政政策產生的“外部不經濟”

成員國財政政策的過度寬松還會在聯盟內部產生不利的“溢出效應”，即外部不經濟。一旦個別成員國負債過高，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其貨幣政策時就會面臨壓力，從而很難堅定地貫徹其既定的貨幣政策。如果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無視個別成員國的財政狀況而堅定地執行其既定的貨幣政策，個別成員國的“資不抵債”就會成為一種“共同關心的事務”，因為個別成員國財政與金融狀況的惡化會引發聯盟內部的金融危機。

霍爾伍德與麥克唐納[8]也指出，一旦區域內某國由于經濟蕭條而采取擴展性財政政策，比如政府以債務形式融資，不僅會帶動該國國內的總需求，也會帶動整個區域內的需求量，引發區域內的通貨膨脹。而這種財政赤字還會使市場利率上升，緊隨其后的“溢出效應”就是區域內的匯率上升和出口下降。

三、針對歐債危機暴露的政策弊端，歐盟積極推進順應形勢的改革

2009年， 希臘宣布國債高達3000億歐元之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便以希臘為導火索逐漸拉開了序幕。整個歐元區深陷泥潭，歐元前景堪憂。由于歐元區之前明文規定了“不救助條款”，導致了危機救助方案的延緩出臺，引發了危機傳染效應。為了有效化解危機，歐盟各國推出了一系列危機救助的新機制，主要通過EFSF、ESM、IMF這三個機構組成了一個危機救助體系，保障歐洲金融穩定。

（一）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

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是歐元區17個成員國于2010年5月9日創立的由歐元區成員國共同擁有的一家公司。其主要職責是以歐元區成員國的信用作為抵押發行債券融資并向申請援助并得到批準的歐元區成員國提供緊急貸款。2010年5月歐盟出臺了危機救助應急方案，共有7500億歐元的貸款，其中，EFSF承擔了其核心部分，即4400億歐元的貸款。但EFSF存在到期日，即2013年6月30日為到期日。[9]

（二）歐洲穩定機制（ESM）

為了解決EFSF存在到期日的問題，歐盟決定于2012年3月14日創立一個永久性的危機救助機制，即歐洲穩定機制（ESM）。ESM將在2013年取代EFSF成為歐元區常設救援基金，來維護歐元區的金融穩定。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樣，當其成員國市場融資的正常途徑受阻，或面臨受阻的風險時，ESM將為其成員國提供金融穩定的支持。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都表示，ESM將和IMF類似享受優先債權人地位，但若兩者同時介入，IMF將享有高于ESM的債權人地位。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在1944年7月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西方主要國家的代表聯合簽訂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1945年12月2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運而生。它與世界銀行（WBG）并列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主要負責監督匯率波動情況和各國的貿易情況、必要時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正常運作。這次歐債危機爆發后，許多救助方案都是IMF與歐盟聯合出臺的，IMF在這次危機救助中起到了一個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應對危機的金融安全網的初步形成

歐債危機爆發后，歐盟和IMF聯合出臺了兩大救助方案：一是向希臘政府提供1100億歐元的貸款，800億歐元由歐元區其他國家分攤；300億歐元由IMF提供。二是籌集一個規模高達7500億歐元的安全資金：2500億歐元由IMF提供；4400億歐元由EFSF提供；600億歐元由ESM提供。此后又推出了一系列危機救助方案。但始終是EFSF、ESM、IMF發揮主要作用，這三個機構共同構成了一個金融安全網，暫且不目前其作用發揮的成效如何，至少歐元區的危機管理框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也是一種進步。畢竟都是一些事后補救措施，效果也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但有一點可以確信：歐洲貨幣聯盟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致力于危機管理體系的完善。

四、對中國-東盟推進區域貨幣合作的啟示

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制定到暴露問題到解決問題，經歷的這一系列過程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尤其是在目前我國呼吁深化中國-東盟區域貨幣合作的背景之下。歐洲貨幣聯盟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給我們建立貨幣合作區域提供一定的指導和參考。

（一）財政政策需要與貨幣政策相一致

這次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歐洲貨幣聯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協調，即一體化管理的貨幣政策和分散化管理的財政政策相沖突。中國-東盟的區域貨幣合作就必須避免這一點，盡量做到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調一致。要想保持這種一致性的最大障礙是各國必須放棄各自的政治主權，但這在中國-東盟地區顯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建立一個集中的猶如財政聯邦制的控制中心倒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早在1977年的歐洲委員會上，Mac Dougan Report就提及“一個可行的財政聯邦制的建立需要各國GNP的5%作為公共預算”[10]。中國-東盟可以借鑒上述觀點，各自出繳GDP的5%作為公共預算，形成一個類似于中央財政體系的制度安排。平時，各國可以保持較高的財政自主權，只有當區域內某個國家發生危機時，才動用這個中央財政體系，利用其公共預算部分，制定統一的財政政策來配合統一的貨幣政策，用于對抗區域內的非對稱性經濟沖擊。但是這種安排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并不能實現這兩種政策工具的完全協調。

（二）需要建立一個保障金融穩定的危機救助體系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危機還是有可能發生，所以必須建立起區域危機救助與資金融通機制，能夠在成員國發生危機時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支持。對此，可以在成員國之間成立一個“中國-東盟債券市場”，一個健全的區域性債券市場可以為政府與私人投資者提供一種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資渠道，既能避免區內閑置資金外流，又能在危機時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支持，不至于產生資金鏈斷裂的情況。只有融資渠道的健全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金融危機。

中國及東盟各國的外匯儲備資源是比較充足的；另外，表一顯示各國居民儲蓄率也相對較高，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居民儲蓄率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各國的國家外匯儲備和居民儲蓄若能有序地流入債券市場，那么“中國-東盟債券市場”將會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金融市場不夠健全，才有了較高的外匯儲備和儲蓄率，這些資金的投資需求更需要一個安全的債券市場來進行投資和融資。也就是說，建立一個“中國-東盟債券市場”不僅具備現實的資源，而且還順應了各方的利益需求。

中國—東盟區域貨幣合作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制定方面可以借鑒歐洲貨幣聯盟的相關經驗與教訓，努力保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一致、努力建立一個保障金融穩定的危機救助體系，相信其今后一定會有更大的作為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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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主導型制度；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自主性貨幣政策；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中圖分類號：F015；F82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法》的頒布和實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貨幣制度改革。其改革動力源于對中國通貨膨脹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國外貨幣政策理論和實踐的學習。當時，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和產出增長周期的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貨幣創造的變動是通貨膨脹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貨幣創造的變動是源于彌補財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據上述理論邏輯，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議：若要保持價格水平穩定，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我們認為，盡管理論邏輯沒錯，但是綜觀對制度變革前通貨膨脹周期的經驗研究，我們發現，他們并不是以一個充分體現該邏輯并有著豐富內涵的跨期理論框架――財政主導型制度為基礎的。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邏輯及局限

Brandt等(2000)認為，非充分的經濟分權和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之間的矛盾是導致通貨膨脹周期的制度根源。他們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允許非國有企業進入。但由于沒有承諾的硬預算約束下的非國有企業相比有承諾的軟預算約束下的國有企業有著明顯的效率優勢，因此，享有金融分權的國有銀行就有激勵把貸款貸給非國有企業，從而放大了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產出增長率缺口。這樣，為了維持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中央政府就必須給予國有企業轉移支付。但是，由于財政分權導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權又剝奪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貸資金給國有企業的權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貨幣創造。正是貨幣創造直接導致了通貨膨脹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貨膨脹之所以下降而出現通貨膨脹周期，是因為對貨幣創造存在最大值的考慮和出于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擔憂，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貸資金配置的權力。貨幣創造減少，通貨膨脹下降。我們認為：這個解釋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沒有意識到中央政府發行國債也是彌補轉移支付的一種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視了中央政府在國債、信貸、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和貨幣創造之間進行跨期選擇的可能以及這種選擇對通貨膨脹周期的含義。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沒有對引起貨幣創造的因素進行徹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釋通貨膨脹周期。因為，除了給國有企業的轉移支付會導致財政赤字外，還存在其它導致財政赤字的因素，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導致貨幣創造。綜合以上考慮，我們認為，政府跨期預算方程才是解釋通貨膨脹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財政主導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們展示該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預算方程。經過簡單推導，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跨期預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或者說，給定基本盈余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釋中國通貨膨脹周期時，為什么還需要對跨期預算方程進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討論的制度背景賦予了銀行信貸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一種方式的合理性。經過變換，我們容易得出如下的經過修正的跨期預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銀行信貸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或者說，給定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

從歷史上看，通貨膨脹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獻專注于對赤字對貨幣增長的影響做經驗估計。但是否存在財政主導性，正反兩方面的證據都有（沃升，2004）。有一種反對此類實證文獻的觀點認為，將貨幣增長對赤字做簡單回歸，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來評估格蘭杰因果關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對未來貨幣增長的預測信息），這都忽視了跨期預算平衡所蘊涵的關于稅收、債務和鑄幣稅長期行為的信息。跨期預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債務存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赤字成分和債務存量之間的這種聯系限制了開支、稅收和鑄幣稅的時間序列行為，而這表明對這些變量行為的實證建模應當采用向量誤差糾正模型（VECM）。一個可借鑒的文獻有Bohn(1991)。不過該文獻考慮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稅收和鑄幣稅之和）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而非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的協整關系，因此，就不能直接顯示政府赤字和鑄幣稅或通貨膨脹的關系。考慮到實際需要，我們認為，只要構造經過銀行信貸修正的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三變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礎上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就可以檢驗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對中國1981―1994年期間通貨膨脹周期的解釋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選擇1981年作為考察期的始點，是因為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復發行國債年。

三、FTPL的經驗合意性、檢驗策略及其制度變革的方向

（一）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FTPL）及其相關概念界定

第一種：Leeper意義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認為，通貨膨脹永遠只是一種貨幣現象只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成立，這個條件就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對Leeper中的政策性質作出了如下具體的定義：積極型貨幣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系數超過1，否則是被動型貨幣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積極型財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稅收對債務的反應力度不足以支付實際利息成本，否則為被動型財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定義取決于Leeper的模型結構，對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質的具體定義將會有所區別。在上述組合下，財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作用，對價格水平的決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PM/AF），則通貨膨脹不完全是一種貨幣現象。其中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的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而貨幣政策以非傳統理論所預期的結果在起作用指緊縮性\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導致的未來高\低通貨膨脹現象。這是一種傳統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價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這就是Leeper意義上的FTPL。以上兩個組合是在可使一個模型經濟獲得局部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的意義上定義的，又常被稱為“政策誘導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一定義比下面的第二定義更加適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還存在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Creel等（2006）認為即使貨幣政策是積極的，積極型財政政策依然影響著價格水平，只不過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經過擴展的Leeper意義上的FTPL：只要財政政策是積極的，它都將在價格水平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

第二種：基于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定義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不是約束，而是均衡條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債務或政府負債（政府債務加基礎貨幣存量）期初的名義值與價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實際基本盈余加鑄幣稅的現值。，則該理論就是FTPL或被稱為非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個隱含前提是貨幣政策必須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認為，所謂自主的貨幣政策就是不直接對財量作出反應，而是直接對非財量作出反應。否則，貨幣政策就從屬于財政政策，這樣，現值預算約束完全可以通過當前或未來的鑄幣稅來平衡，這就意味著通貨膨脹依舊是一種貨幣現象Sargent 等（1981）曾對此情形加以探討。。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歸為李嘉圖制度的范疇即上文中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都屬于李嘉圖制度。。基于以上考慮，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Woodford，1996， 2001）。當實際基本盈余外生變動時，政府現值預算約束得以實現的機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須指出的是，他們僅在上述Leeper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意義上給出FTPL的三個機制。我們給出的機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積極型貨幣政策意義上來探討FTPL的三個機制。或許，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義比第一定義更具一般性。更詳細的比較參見Woodford (1995)的注腳12和30。：其一，貨幣政策內生變動貨幣存量―創造鑄幣稅，以使貨幣供給等于貨幣需求盡管在自主性貨幣政策的隱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并發現了第一機制不重要的證據。然而，我們不應試圖以比較三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來懷疑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決定中的重要性，因為第一機制只是內生于由財政擾動所影響的價格水平，而不是相反，這一點受啟發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財政沖擊導致的不可預期性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可以減少（或增加）未清償的政府負債的實際值；其三，政府債務應付實際利息成本的變動。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是個必須滿足的約束，則價格水平由自主性貨幣政策決定，而財政政策只是被動地滿足這個約束，這種情形常被稱為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從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則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圖制度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預期均衡解。同樣，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也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不可決定性理性預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經驗上，只要真實世界中出現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和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種，則FTPL將被證實，否則被證偽，此時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將被證實。

（二）FTPL的經驗合意性

之所以認為FTPL而不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具有經驗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實的邏輯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實行自主性貨幣政策時期，而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的正式依據為：謝平等（2002）和蔡輝明（2005）認為在1992―2001年間中央銀行執行的是被動型貨幣政策；樊明太（2004）給出了1992―2003年間以三大利率工具（銀行間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估計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為被動型貨幣政策。第三，張茵等（2005）通過1985―2000年真實工業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兩變量的SVAR發現，總需求的一個正向沖擊也生成了通貨緊縮現象。這與Kim(2003)識別FTPL的條件完全一致。下面將給出Kim的識別條件。第四，與制度成熟的美國相比，用FTPL解釋中國宏觀經濟現象風險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認為，美國1979年之前的不穩定性通貨膨脹，可以不用太陽黑子均衡來解釋，建議用FTPL來解釋。因為在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搭配下，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而不必通過太陽黑子均衡去獲取一個自我實現性預期均衡。其中用太陽黑子均衡（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結果）解釋那段歷史的典型學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國而言，在主要以經濟增長速度指標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業績的政治激勵模式下，中國地方政府行為自然更多地表現為擴張沖動，進而傾向于選擇積極型財政政策，而這正好滿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必要條件。再結合被動型貨幣政策，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借以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宏觀經濟現象。但遺憾的是，中國學術界至今還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實的邏輯推理還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話，下面基于正式檢驗策略所給出的正式經驗證據，將強化我們的信念。

（三）檢驗策略與正式經驗證據

方紅生（2008b）認為局部制度模擬的視角是現有檢驗策略中最好的一種，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還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識別條件是，若在一個系統中一單位正向稅收沖擊造成了實際利率的顯著正向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若為顯著負向反應或不顯著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從而被證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五變量VAR，其變量分別是實際GDP、實際財政收入、實際政府支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和實際政府債務；所用樣本為美國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適用性。Kim(2003)的識別條件是，若一單位總需求的正向沖擊或一單位總供給的負向沖擊造成通貨膨脹的逆轉現象（reversal）（指先高于穩態然后低于穩態的現象），即先為通貨膨脹時期后為通貨緊縮時期。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否則為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兩變量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其變量分別是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所用樣本是美國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是，FTPL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兩個樣本期間最具有適用性。雖然上述兩位學者在他們共同的考察期內的發現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基本肯定了20世紀90年代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時期。因此，同時采用以上兩種方法是鎖定制度類型所在時期最穩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變量VAR和Kim（2003）的兩變量SVAR方法，方紅生（2008a）發現了以下從不同角度支持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在中國適用的正式經驗證據：（1）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實際利率對于一單位的實際稅收正向沖擊的反應為正；（2）不僅顯著存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而且還顯著存在產出擴張和衰退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由于數據限制，我們的考察期間僅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變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點理由，我們認為，中國第二次制度變革方向是基于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第一，根據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并存的現象；第二，Woodford(2003)通過嚴密論證后發現，只有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指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實現價格水平穩定；第三，我們在經驗上證實，中國現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認為，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可以分別對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兩個時期的通貨膨脹史進行解釋，其中前者源于對既有經濟學文獻的綜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實為基礎的邏輯推理和最新正式經驗研究。本文的一個重要現實政策含義是，要實現價格穩定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中國務必要進行第二次制度變革，其方向是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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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 Hongsheng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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