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經濟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最近的經濟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首先，悲觀來自于中國經濟發展路徑的瓶頸開始出現。

中國過去二十年來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依靠投入要素增長”的有力詮釋。尤其是2009年以來的4萬億，更是把投資的高投入當成了經濟增長的不二法寶，國進民退和大量資本對房地產市場的投機使得企業把大量資本用于投機。到現在，隨著外需低迷、消費不振，投資的增長效應遞減以及由此帶來的債務和通脹壓力，靠投入拉動增長的模式日益走向終結，而替代性的創新支撐發展機制不但沒有形成，反而日漸衰微，這是中國經濟問題之痼疾所在。

另一方面，在生產效率沒有提升的情況下，投入要素成本如勞動力成本的提升也造成了跨國企業的資本轉移，如最近的阿迪達斯關閉中國工廠轉移到東南亞地區。產業升級無法完成、生產效率無法提升情況下的要素成本提高，再加上歐美國家誘導制造業回歸本土以解決自身失業率的政策引導，中國產業尤其是低端制造業，面臨著“欲做血汗工廠而不得”的尷尬局面。

其次，悲觀來自對經濟政策多變而無法形成對未來穩定的預期。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政府中心主義的思想仍然主導著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這種大政府下的“政府中心主義”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的表現尤為搶眼。在2009年初的時候中國率先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這讓我們曾一度自豪地宣稱“中國率先復蘇”。但回過頭來看，缺乏論證的“迅速決策”天量投資盡管保住了增長，但暫時的增長換來的卻是巨量的地方債、持續兩年的通貨膨脹和至今高燒不退的房地產市場。所謂的兩難局面其實是這種“非理性拍腦瓜”決策的必然結果。

篇2

美國近期公布的各項數據顯示制造業部門繼續保持擴張態勢，與此相應，就業市場繼續呈現好轉之勢。繼投資拉動后，上周的消費數據顯示消費的復蘇或將推動美國經濟延續復蘇。近期，從聯儲逐漸終止治理危機的一些非常規方案的行為來看，聯儲實質上已經悄然開始了退出之路。

制造業部門繼續擴張

最近公布的3月份的里士滿制造業指數回升至6，較上月上升4個單位。從歷史數據來看，這一指數對工業增速有1個季度左右的領先，該指數的繼續回升顯示制造業部門繼續保持擴張態勢。工業部門的耐用品新增訂單數量進一步增長，并保持了2009年2季度以來的回升態勢，新增訂單同比增速也已連續3個月保持正增長。

與制造業部門擴張相應，就業市場繼續呈現積極變化態勢。我們預計3月份美國失業率將會進一步下降，這將對市場產生新的刺激作用。

消費者支出增長或將推動美國經濟延續復蘇

繼目前設備投資拉動后，消費的復蘇將成為影響下半年美國經濟進入可持續增長軌道的最重要因素，因其占GDP比重的70％。

由于就業和信貸市場出現一定好轉，美國消費者信心得到恢復。2月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為73，6，其回升對拉動消費支出增長有一定正向作用。消費者支出增長，將帶動美國零售銷售繼續回升。企業贏利上升、庫存銷售比下降，將使企業的生產和雇傭活動更為積極。

美國儲蓄率維持在3，1％，為2008年10月以來最低，我們所樂見通過降低其國內降低消費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路徑尚未出現。今后尚需觀察就業市場好轉后，美國儲蓄率是否會出現系統性上升，長期看，過低的儲蓄率可能促發美國國債收益率上行。

聯儲開始啟動政策退出

3月25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眾議院就美國目前的貨幣政策做了解釋。他指出自危機以來美聯儲的政策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從2008年初至2009年3季度這個階段，聯儲是作為最后貸款人的角色來向被危機破壞的金融系統注入流動性，從而穩定金融體系，重新使得整個金融體系恢復其正常功能。隨著金融系統的逐漸好轉，聯儲已開始逐步停止這類政策方案。伯南克特別強調了，現在終止第一階段所采取的部分應急措施并不會導致家庭和企業所面臨的金融環境的緊縮，因此不會導致貨幣政策的緊縮，也不能被認為是未來貨幣政策調整的信號。

第二類聯儲針對危機的政策主要包括常規的貨幣政策工具，例如將短期利率降到0附近，通過大規模的購買國債、資產支持證券、政府債券等，公開市場操作提供額外的貨幣政策刺激，這些政策使得銀行系統保持高流動性，并改善了抵押市場和其他私人借貸市場的境況，從而對長期私人借貸利率和利差產生了向下的壓力。

雖然伯南克強調常規性的刺激經濟政策仍將繼續保持，但從聯儲逐漸終止治理危機的一些非常規方案的行為來看，聯儲實質上已經悄然開始了退出之路。從最近的一些政策調整來看，政策退出戰略將是漸進的。靈活的。而且退出的次序是先退出治理金融體系的措施，然后等經濟復蘇進一步確認后，逐漸退出常規性的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

篇3

概念的提出和發展

記者：2003年你們提出了BRICs概念，為什么提出這個概念，根據和目的何在？

威爾遜：我們的動機是給未來數十年世界經濟的發展勾畫一個輪廓。在考慮這些問題時，我們發現，主要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崛起和經濟力量向它們的轉移，很可能成為世界經濟變化的主要因素。我們從以前的研究中選擇了4個主要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我們認為這4國在全球政策制定中應當獲得更大的發言權，因為只有通過它們才能理解經濟重心如何從發達國家轉移。我們發現，上述4國在過去幾年中已成為投資者日益關注的目標。

記者：你們提出的“BRICs”受到了學術界和媒體的關注和熱烈討論，也出現了許多反饋。您如何看這些反饋，人們同意還是不同意你們的提法？

威爾遜：我們發現許多人贊同這個概念，BRICs國家日益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學術界的反應不一，有人認為我們過于樂觀，但也有人認為我們的展望過于保守。許多人對于BRICs國家實現我們描述的“夢想”需要具備的條件看法不一，也有人對這一夢想的實現是否對世界有利持不同看法。當然，圍繞著這些觀點產生了許多不確定性，盡管我們一般傾向于樂觀一方的觀點，但我們的目的卻是要引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而不僅僅是提出一種觀點。

記者：您對BRICs概念有進一步的發展嗎？如何看2004年BRICs國家的經濟表現？您是否認為它們現在的情況與你們當年的預期一致？

威爾遜：我們在最近的研究中發展了BRICs概念，我們試圖進一步認識BRICs國家的發展對三個市場的影響：對油市、車市和對股市的影響。同時，我們也更詳細分析了我們設計的預期對BRICs國家中產階級的影響、對全球增長前景的影響。這些國家2004年的經濟表現相當好，2005年看上去也會更好。實際上，這些國家目前的經濟增長比我們當初預期得更快。

發展模式和障礙

記者：您認為這些國家發展模式的優劣何在？

威爾遜：在BRICs中，每個國家都有機會成為地區和全球經濟大國，但就經濟發展模式來說，每個國家又都有各自的優勢和劣勢。中國的崛起說明了開放貿易和投資的重要性；俄羅斯的增長證明了資源的重要性，但資源既可以成為優勢，也可轉變為劣勢；巴西的增長更依賴外資流入，這也使它經常受到危機的沖擊；印度發達的高等教育、廉價的勞動力、信息技術優勢彌補了基礎設施落后和經濟相對封閉等不足之處。

記者：BRICs國家的未來發展將會面臨哪些障礙？您認為它們應如何克服這些障礙？

威爾遜：中國近期主要問題是如何通過金融體系提高資本分配效率，如何應對經濟迅速增長帶來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印度的困難是如何解決中等教育和基礎設施落后問題，同時要保證政策的有力和連續；巴西需要解決境外和公共債務不斷增長的問題；俄羅斯制度的穩定和過分依賴資源的增長模式是一個嚴重問題。

記者：BRICs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能源的主要提供和消費者。您認為它們的發展將對全球能源市場造成壓力嗎？它們如何突破能源“瓶頸”？

威爾遜：在最近的一項報告中，我們特別談到了這個問題。我們認為，BRICs國家的發展，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將使全球原油年需求增長比我們過去20年估計的高出2―2.

5個百分點。最大的壓力可能來自未來10年，這對BRICs和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從短期看，可能造成國際能源價格居高不下。這一“瓶頸”有兩個解決方式，第一是增加能源生產，第二是尋找石油的替代品或在生產和消費中采取節能措施。

與G7共處是可能的

記者：您認為BRICs國家能夠與G7共處嗎？

威爾遜：BRICs國家與G7之間的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當BRICs國家變得更加重要后，它們會在政治上進行角逐。我們認為，從總體上看，BRICs崛起對全世界都有利，它們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而G7經濟發展主要將取決于各自的政策。G7需要承認BRICs國家正在增長的經濟實力、需要更多發言權的要求。BRICs與G7共處是可能的。

記者：在高盛的報告中，你們為何只選擇了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4個國家？難道沒有其他國家嗎？你們選擇的標準是什么？

威爾遜：我們選擇的這4個國家是因為它們是最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我們的報告最初也考慮到南非，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國家譬如墨西哥、土耳其、埃及、伊朗和印度尼西亞。即使上述4國尚未充分發展，但它們對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的影響已經增加。中國就是一個例子，過去10年中，當人們討論經濟政策時，中國成為了一個重要因素。BRICs國家的政治影響已經并且還將進一步擴大。2月初，4國被邀請參加了倫敦G7會議，這等于G7承認了它們的重要地位。

篇4

改革開放后，浙江經濟高速發展，但同時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也給浙江敲醒警鐘。2002年6月，浙江省第十一次黨代會正式提出建設“綠色浙江”的戰略目標，同年出臺《浙江可持續發展規劃綱要》；2003年，召開全省生態省建設動員大會，制定實施《浙江省生態省建設規劃綱要》，正式實施生態省建設；2004年，啟動“811環境整治行動”（水系及運河、平原河網，11個省級環境保護重點監管區），2005年，又啟動“發展循環經濟991行動計劃”（9大重點領域、9個一批示范工程和100個左右重點項目）；2008年，又啟動“811”新三年行動計劃，著力推進污染減排和重點區域環境整治。“十一五”以來，浙江省全面完成兩輪“811”環境整治行動任務，水系運河和主要湖庫地表水環境功能區水質達標率達73.7%，比2005年提高18.1個百分點；完成全省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減排任務，能源利用水平和生態環境綜合指數居全國前列。2010年7月，浙江省出臺《關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定》，提出堅持生態省建設方略、走生態立省之路，打造“富饒秀美、和諧安康”的生態浙江。其中，《意見》重點提出健全生態安全保障體系，加強環境監測體系建設，形成比較完善的應對突發環境事件和重大生物災害的防控體系。

案例內容

今年1月20日，浙江省出臺《關于加快構建環境安全保障體系的意見》，提出要深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保障群眾健康和生態環境安全，到2015年，環境監測監控能力、環境執法監管能力、突發環境事件應急處理能力顯著增強，環境信息保障水平明顯提高，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科技支撐能力全國領先，城鄉生態環境持續改善，基本形成科學、規范、高效的環境安全保障體系。

六大體系夯實環境安全基礎

按照《意見》的部署，浙江省將建設與該省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環境監測監控保障、環保基礎設施工程、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環境執法與應急保障、環境信息保障、環境科技支撐等六大環境安全保障體系。

嚴格政府責任考核強化保障措施

為了扎實推進環境安全保障體系建設，《意見》強調，各級各部門要落實各項政策措施，并把這項工作納入生態省建設、“平安浙江”建設和環境保護目標責任考核。同時，要完善環境安全制度體系，堅持空間、總量、項目“三位一體”的環境準入制度，從源頭保障環境安全；嚴格執行污染物排放標準，深入開展各類環保專項執法行動。此外，要創新體制機制，充分發揮公共財政的導向作用，加大對環境安全保障體系建設的資金支持力度，積極探索多元化的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資金參與環境安全保障體系建設。特別是要進一步完善環境經濟政策，深化環境資源價格改革，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害成本的環境資源價格機制；建立健全企業環境行為信用等級評價體系，大力實施綠色信貸、綠色保險、電力（熱力）行業煙氣脫硝補助等環境經濟政策。

相關鏈接

江西“十二五”建生態安全保障體系

建設鄱陽湖生態示范區是江西“十二五”的一項很新任務。面對未來五年，最近的江西省“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完善生態安全保障體系，以重要生態功能區為重點，充分利用山、水、林、濕地等生態要素，構建城鄉一體化、點線面結合的綠色生態屏障。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節能環保產業，實施千萬噸標煤節能、農村清潔等工程，開展低碳城市試點、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試點，提高全省生態文明水平。根據部署，未來5年，江西省將實施12項重大生態經濟基礎性工程，完善生態安全保障體系。

篇5

2009年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下9萬億的信貸投放，巨量的貨幣量增長使市場對通貨膨脹的擔心隨之而生。進入2010年以來，通貨膨脹的預期正逐漸成為現實，經濟呈現過熱現象，政府也下定決心出臺嚴厲的政策打壓過度高漲的房地產市場，擠掉資產泡沫后使之回到合理的水平。

根據貨幣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貨膨脹經常是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種貨幣現象”，一場嚴重的通貨膨脹似乎迫在眉睫。然而從最近的各項經濟數據來看，中國經濟的復蘇進程正在失去動力，不能排除物價水平跟隨美國、歐盟等經濟體回落的可能性。即使在美國數量型寬松貨幣政策之下，通脹預期遲遲未形成，有人將其喻為“在大洪水中的諾亞方舟上拉響了火警”。中國經濟面臨的通脹形勢如此微妙。復雜的通脹形勢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結構變化很快，經濟外向度不斷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長很快，加上中國CPI(消費者物價指數)構成中食品權重較高，同時資源和能源矛盾比較突出，所以物價總水平相對于發達國家偏高并且波動較大。從通脹類型來看，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在歷史上都曾出現過。

2003年之前的通脹類型是成本推動型。1998年中后期，世界經濟迅速回升，2000年達到高點，驅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傳導到國內PPI(生產者物價指數)上漲。在2000年中后期受到美國互聯網經濟泡沫破滅的影響，美國、歐盟、日本經濟相繼陷入衰退，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國內PPI先于CPI在2001年4月就出現同比負增長，中國經濟重新跌回到通貨緊縮。時至2003年，世界經濟好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漲，國內PPI指數又先于CPl指數同比增長轉正，經濟全面走出通貨緊縮的陰影。反映出中國外向型經濟和強烈的輸入型通脹的特征，也符合1997-2001年中國通貨緊縮時期內需嚴重不足的情況。

由于外向型經濟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中國的PPI通脹由國際定價，因此獨立于中國的貨幣供應以及國內的宏觀經濟政策。1994年匯率改革之后，通過人民幣盯住美元的機制，中國把出口價格水平進而PPI通脹鎖定在美國的PPI通脹進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水平上。僅僅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幣升值21％期間，PPI與CRB(美國商品調查局依據世界市場上22種基本的經濟敏感商品價格編制的一種期貨價格指數)指數趨勢有所偏離，2008年底人民幣開始重新盯住美元之后，二者走勢又高度一致。

2003年之后的通脹顯現出需求拉動的特點。在統計關系上，CPI指數領先于PPI大約3個月。CPI和PPI變動分別主要地反映了最終消費市場需求和工業原材料成本方面的情況，即表明2003年以來影響以CPI來衡量的國內通貨膨脹中，需求因素相對于成本因素較為突出。供給不足或短缺造成成本的變動不再是消費者價格上漲的主要因素，國內需求的高漲和下跌成為促使消費者價格變動的主導因素。

由于國內需求上升，生產中的存量資本、勞動力或原材料會出現短缺，從而形成生產投入品價格的上升，推動通貨膨脹的發展。例如2004年前后的通貨膨脹就出現存量資本短缺，表現為經濟的供應瓶頸(例如煤電油運的緊張)、產品價格和企業利潤的大幅度上升。而2006-2008年的通貨膨脹中，則主要表現為外匯占款的急劇增加和居民流動性偏好的松動，伴隨豬肉、糧食供應短缺、國內工資水平大幅度上漲并且在部分地區出現了勞動供給不足現象。

中國的物價如何決定

從直覺上看，如果貨幣供給的持續擴大造成了物價的上漲，那么這個貨幣供給的層次一般指的是廣義貨幣即M2。但是，中國M2與CPI之間的關系并不太穩定，原因在于代表全社會流動性的M2其相當大成分是居民儲蓄存款，而后者與股市和資產價格的波動表現出了較大的相關性。一般認為，M1經由不同機制傳導到CPI的表現上。大概需要6個月左右。MI已由2009年11月的36，6％最高增速見頂回落，所以預計CPI也將于6、7月份達到稍高于3，0％的水平后回落。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中國的PPI由人民幣匯率制度決定，如果人民幣幣值保持穩定或平穩升值，PPI指數將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保持一致。而CPI主要由國內的貨幣政策或貨幣供給決定，居民的流動性偏好等短期因素會影響CPI的波動。以居民活期儲蓄存款余額占居民儲蓄存款總余額表示居民流動性偏好，以反映公眾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中國的匯率制度和貨幣政策相互參照以達成通脹、經濟增長、就業、國際收支四個政策目標。目前看來，PPI和CPI的漸次回落反映當前經濟復蘇形勢不容樂觀，價格水平回落顯示總需求不足，尤其是美國、歐盟、日本等國仍處在接近通貨緊縮的邊緣，表明各國的大規模刺激政策無法繼續帶動世界的總需求。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會形成通脹

現實經濟生活中還有一些價格因素不直接進入CPI或PPI統計，但它們的變動會引起CPI或PPI的同方向變動，勞動工資和匯率就屬于此類價格因素。勞動工資水平變動一方面引起消費需求變動，從而對消費市場的價格水平帶來影響，即引起CPI變動；另一方面在生產率不變的條件下引起企業生產成本的變動，促使生產者調整產品價格，即引起PPI變動。而匯率變動也會通過進口消費品和進口中間產品，影響國內消費者價格指數和生產者價格指數。

勞動力價格的上升，特別是勞動力工資超越勞動生產效率的進步會形成通貨膨脹壓力。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可能是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來源，即所謂“工資一價格”螺旋上升的惡性循環。價格由經勞動生產率調整后的工資水平決定，名義工資則是根據通貨膨脹預期設定，工資成本上升推動成本和價格上漲，價格連續上升又導致通貨膨脹預期，進而推動名義工資進一步上漲。雖然中國接近完成由勞動力過剩到資本過剩的過程，但在制度上，中國并不存在壟斷因素所導致的工資和價格高于生產率水平的可能性。正好相反，多省集中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正反映了工資上漲是有序，一次性的，并非通貨膨脹的物價持續上漲，也不會形成通漲的預期。

根據《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但多地上一次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大多在兩年前即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在經歷了去年以來的促增長之后，此次調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力度顯得頗大。就經驗研究而言，中國名義單位勞動成本與通貨膨脹具有較高的相關性，通貨膨脹是引起工資政策調整，從而導致工資上漲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從匯率來看。針對2005年7月開始的人民幣升值的研究表明，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一年之后對進口價格、工業品出廠價格、消費者價格確有顯著抑制作用。加快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是緩減通貨膨脹壓力的途徑之一。

如果將2008年底以來中國的貨幣適度寬松的政策看作是貨幣學派的實驗，目前的結論對貨幣學派是毀譽參半，一方面通貨膨脹可能如期而至，另一方面，卻沒有想象的那么猛烈。這也表明缺乏對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傳導機制和溢出效應的理解，簡單地認為貨幣數量增加就會造成通脹，或總需求大于總供給就一定引發通脹是不可取的。

小貼士

OPI：消費者物價指數，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商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一般說來當CPI>8％時。認為已經存在通貨膨脹。當CPI>5％時，表示存在嚴重的通貨膨脹。

篇6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在今年上半年再創新高，投資再次成為經濟政策討論的熱門話題。據估計，中國的投資占GDP總額的40％以上，在世界上屬于非常高的水平。僅在今年上半年，名義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近30％。

投資的迅猛增長，已引起對潛在產能過剩和銀行壞賬增加的廣泛憂慮，控制投資的政策也隨之出臺。這些擔心和政策是基本正確的。例如，銀行流動性過大增加了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的風險，緊縮銀根非常必要。

然而，現在還很難判斷現有政策能否有效阻止投資的增長。2004年的經歷可引以為鑒。當時有關當局采取了包括行政手段、對銀行貸款的窗口指導、提高準備金率以及小幅上調利率在內的一系列措施。然而，對投資的影響只是暫時的。投資在2004年5月－6月大幅下降后，在當年的最后幾個月再次加速。當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大致與2003年相當。

直至今日，中國企業的融資機制還不被很好地理解。在10－15年前，中國投資的高增長主要通過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融資，這些國有銀行把來自家庭的儲蓄投向低效的國有企業。然而，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公司已經提高了盈利能力，而投資的資金更多地來自企業的利潤。

通過對國民賬戶資金流動表的分析，結合銀行統計數據以及統計調查的數據，可以發現，中國的企業比家庭擁有更多的儲蓄。在投資資金中，只有大約三分之一來源于銀行貸款，企業的留存收益則占一半以上。以2005年為例，中國的總資本形成額超過了GDP的40％，企業投資占到GDP的31％，而其中超過20％為企業自有資金投資，只有10％來自貸款。

這個結論讓許多人感到驚訝，原因之一是對一些經濟概念的認識含糊不清。我們所說的儲蓄，是指收入與消費之差，是一個流量，與銀行中儲蓄存款的存量不同。儲蓄減去投資就是該部門的凈金融流入/出。一般來說家庭部門是凈流出，企業部門是凈流入。這一點中國與世界一致。

中國家庭將大約25％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儲蓄，大大高于OECD國家，但比之印度的30％尚有所不如。使中國更不同于其他國家的，是企業和政府的高儲蓄。目前，企業的留存收益儲蓄高于家庭儲蓄，是美國和法國的兩倍，超過了GDP的20％（稅后）。

什么原因使中國企業進行如此高的儲蓄？第一，中國工業占GDP的份額比其他大多數國家要高，與其他部門相比，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意味著相當大份額的國民收入歸給資本，進而轉為投資。第二，占資本密集型企業（如重工業）很大份額的國有企業，對最大股東――政府――傳統上很少分紅。第三，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工業的快速增長和國有企業的重組，企業盈利增加。自2000年到2005年，工業利潤以36％的平均速度增長；即使在2005年面臨壓力，當年利潤增長仍維持在23％的水平。

利潤高增長的原因在于生產率提升很快。1998年以來，工業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以接近年均20％的速度增長，高于年均14％左右的工資增長率。所以，工業增加值中，工資所占比率從1998年的24％下降到了2005年的17％。換言之，企業利潤在餡餅越來越大時，所占的份額也越來越大。

除了企業的高儲蓄，國有企業等機構接受來自政府的轉移支付數額占到了GDP的5％。這是它又一重要的融資渠道。

正確理解中國的儲蓄和投資，對于政策制定有重要意義。由于如此大份額的投資資金來源于企業利潤和政府轉移支付，單靠貨幣政策可能不足以控制投資。因此，2006年上半年工業利潤增長28％，可能是最近的緊縮政策沒能對固定資產投資產生太大影響的原因之一。

利用公司利潤進行投資，并不表明投資一定是有效的。企業留存收益在投資資金來源中的重要作用，加劇了投資的周期性――利潤高企時投資會進一步增強，低利潤則抑制投資的積極性。此外，企業利用留存收益投資，較少面臨外部審核，可能會影響投資效率。

可以通過一系列結構改革來提高投資效率，并同時減少宏觀風險。比如，讓國有企業分紅，深化金融改革，把財政支出更多投向衛生、教育和社會保障領域，根據稀缺和環境效應調整價格，以及建立鼓勵政府和諧發展的激勵機制。

篇7

摘 要：從“三鹿奶粉事件”到“雙匯瘦肉精事件”，從茅臺等名酒“塑化劑事件”到最近的康師傅統一方便面含致癌物，陸續發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食品安全問題成為全民關心的話題。食品安全既關乎民生和社會穩定，又對國民經濟、食品產業和企業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文章主要針對食品行業安全，從財務風險的角度就其類型、識別方法、應對策略三個方面探討如何有效應對食品行業的安全風險，降低風險所帶來的損失。

關鍵詞：食品企業；安全風險識別；風險及對策

從“三鹿奶粉事件”到“雙匯瘦肉精事件”，從茅臺等名酒“塑化劑事件”到最近的康師傅統一方便面含致癌物，陸續發生的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使得食品安全問題成為全民關心的話題，成為政府、行業、企業和消費者持續關注的焦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既關乎民生和社會穩定，又對國民經濟、食品產業和企業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本文主要針對食品行業安全，從財務風險的角度就其類型、識別方法、應對策略三個方面探討如何有效應對食品行業的安全風險，降低風險所帶來的損失。

一、企業食品安全風險類型

企業食品安全標準就是力求在法律框架下，用適中的成本達到控制食用安全風險，有利于樹立我國食品安全形象，促進食品生產與貿易，維持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但食品企業與其他企業一樣面臨諸多風險，比如來自企業外部的環境風險、市場風險、自然災害風險、食品流行病菌風險等；來自企業內部的技術風險、生產風險、財務風險、產品質量與安全風險等，但最大的風險是食品安全風險，在廣度、深度和烈度上，其他風險都無法與之相比。企業其他風險一般影響單個企業本身的生存與發展，而食品安全風險不僅影響到企業的生存、發展，而且影響社會穩定，公民和消費者的健康與權益，甚至影響國家和地方經濟發展。

二、企業食品安全風險識別方法

食品安全風險識別就是指在食品安全風險事故發生之前，運用各種系統的、連續的方法來認識所面臨的各種食品安全風險以及分析食品安全風險事故發生的原因。食品安全風險的識別主要應用相關的歷史經驗與感知情況進行分析，除此之外，還可以使用資料記載來分析引起風險事故的各種因素，進行歸納和整理，采取該種方式可以幫助研究人員迅速的尋找出各類風險，這些風險是具有可變性特征的，因此，風險識別工作也是一種復雜、持續的工作，要想真正的分析出其中的風險，風險管理人員必須要抓好各類風險的聯系，現在使用的風險識別方法主要有生產流程分析法、風險專家調查列舉法、資產財務狀況分析法、分解分析法、失誤樹分析法，另外還有環境分析、保險調查、事故分析等。企業在識別風險時，應該交互使用各種方法。

三、企業食品安全風險應對策略

識別了食品安全風險之后，食品企業就要確定如何應對這些風險。針對不同的風險我們要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在考慮應對策略的過程中，先評估風險的可能性和影響的效果以及成本效益，選擇企業能夠承受的范圍來預防、管控甚至化解。

1.建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預警、管理和事故的應對機制

食品企業面臨的風險比較特殊，法律風險、市場風險、營運風險、產品質量與安全風險等尤為突出，我國食品企業要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實施風險預警、評估、管理和嚴格的供應鏈管理，建立風險評估、預警、管理和事故應對機制，設立專門的風險管理機構，要主動、有意識進行風險管理，防患未然。

2.迫切需要政府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監管機制，加強食品安全監管力度

食品企業有著很長的產液量，涉及的經營者數量也很多，這無疑給管理工作的正常開展帶來了較大的困難，為了保障食品安全，政府就需要做好全面的干預工作，這種干預工作需要涉及到生產、價格管制、稅收、經濟政策、法律法規上，從源頭把握好食品的安全生產關。

3.應從源頭把控食品安全

食品企業生產的產品是供人們吃的。為保障人們吃得放心，食品企業應主動加強食品生產、流通、消費等各環節的把控，從源頭把食品安全風險降至最低。南京青奧會即將舉行，今天早上新聞報道南京青奧會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做得非常好，青奧會食品從生產之前的車間消毒、工人著裝、清潔環境等準備工作，到生產的各個環節，領料、配料、制作、烘焙、內包裝、急凍、入庫都嚴格把控，切實抓住源頭，排查源頭風險、整治源頭問題，始終如一地把源頭監管好，嚴把食品輸入的第一道關口，確保源頭食品安全。我們所有食品企業都應該像南京青奧會食品一樣從源頭把控食品安全，讓老百姓放心的吃，減少食品安全風險。

4.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和補償基金制度

企業面臨的食品安全風險有的是可以預防和管控甚至可化解的，如產品質量與安全風險、生產風險、技術風險等，但是很多風險是企業難以管控與預測的，如果出現風險，不僅會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也會影響消費者、社會的合法權益。為了避免該種情況的發生，企業就需要根據自身的情況成立好相關的安全保障以及補償基金，具體策略為允許企業從成本中提取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和補償基金，計提比例設置一定限度，如不超過成本總額2%-5%，以緩解因該基金計提增加成本而減稅的問題。頒布相關會計法規，強制規定食品企業從稅后利潤中提取食品安全保障基金。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后，實行從稅后利潤提取食品安全保障基金是可行的，企業也可以接受。保證專款專用。政府主管部門應定期檢查，也可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監督。提取食品安全保障和補償基金由稅前列支，短期內會減少稅收收入，政府可能與企業博弈。筆者認為，政府應從事關公眾福祉和社會穩定的大局和長遠利益出發，采取減稅讓利做法，鼓勵支持食品企業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和補償基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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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猛.我國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及監管體系研究[D].中國礦業大學（北京），2013.

篇8

韓國政府和央行7月1日發表了經濟運行指標及預期值，其中，6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到了上世紀末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值，上半年的貿易赤字達57億美元，下半年的經濟增長率也下調至3.9%。韓國近期的經濟表現正成為國際各界紛紛展開猜測、評估和議論的焦點。盡管目前面臨著重重困難，但韓國政府自身卻不甘心淪為下一個越南。

“危機”征兆正在顯現

韓國執政的大國家黨政策委員會議長任太熙6月11日在一次記者會上稱，最近的經濟指標和1998年金融危機時差不多，情況有些不妙。他提出危機論的根據是：“物價大幅上漲，國際經常收支赤字很大，外債增加，韓國已經成為純債務國，在第二金融圈里存在部分壞賬。”任太熙進一步拿出證據稱：“國際收支已經很難在短期內回歸黑字。這將造成投資不振，赤字進一步擴大，匯率上揚，物價上升，企業面臨提高工資的壓力。如果出現這些情況，將會出現很難平穩推動經濟發展的局面”。

在次日舉行的大國家黨最高委員會會議中，任太熙再次堅持認為：“內外經濟情況不妙，已經出現結構性經濟危機征兆。各種各樣的危險因素很多，如果只注重眼前的主要國政懸案，失去大勢的話，外債危機、金融危機和國際收支危機都可能在某個瞬間到來。”

此外，外資熱錢正加速流出韓國，20天流出6340億日元。2008年年初，外國投資者主要在韓國股市買賣造船，鋼鐵，IT企業的股票，從6月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外國投資者對所有韓國股票采取了做空的投資策略。據韓國《朝鮮日報》7月7日報道，外國投資者的熱錢正加速流出韓國。韓國證券交易所近日就外國投資者的股票交易情況進行了統計，從6月9日起的20天時間，共有6.2萬億韓元，約合6340億日元的外國資本離開了韓國股市。這一數字超過了2005年3月的外資離開韓國股市的數額，當時的數字達2.1萬億韓元，約合2138億日元。此次外資離開韓國股市的規模是當時的三倍。

韓國媒體也警告說，隨著高油價趨勢的長期持續，韓國經濟已經陷入危機局面，主要經濟指標一致亮起了紅燈。韓國經濟已到了“最糟糕的程度”。萬事達卡國際組織面向亞太13個國家和地區的第二季度消費信心指數調查顯示，韓國只有27.7分（第12位），遠低于標準值100分，接近金融危機當時的水平（26.1分）。

“金融危機論”遭抵制

在1998年金融危機時期，任太熙曾在財政部工作過，因而對當時的情況比較熟悉。此外，他還是執政黨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屬于李明博為數不多的親信之一。因此，任太熙提出“金融危機論”后，立即引起各界的關注。

韓國央行總裁李成太在任太熙講話的同一天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似有站出來滅火的味道。他在一次記者會上稱：“若將當前的情況和金融危機之前的情況相比，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太大。”

韓國前經濟副總理趙淳也判斷說：“由于出口勢頭良好，外匯儲備也不是一貧如洗，所以現在不用擔心會發生第二次金融危機。”

也有一些媒體認為，雖然現在的經濟狀況已經到了需要預防可能出現危機的地步，但是政府和執政黨中的一部分人與其說在努力尋找對策，不如說他們希望借助夸大“金融危機論”向反牛肉燭光示威施壓，迫使示威者盡快放下蠟燭回家。

政府面臨兩難抉擇

李明博政府剛成立時曾提出“747計劃”，將經濟增長放在最優先位置。不過，在國際油價、原材料價格等大幅上漲后，韓國政府似乎將政策中心轉移到控制物價上。

但是，政府內部也有部分人士主張，資源匱乏的國家要想生存，就要不斷擴大出口，因此應采取增長優先政策。目前，李明博政府在兩種不同意見面前難以抉擇。而韓國學者們提出的對策是，放棄目前的民營化等政策，致力于穩定經濟形勢。其一，通過全社會節約能源消費來減少進口，改善收支；其二，政府不僅應該積極協助大企業，也應該實行積極培育優良的中小企業等微觀政策，為經濟注入活力；其三，還要盡快解決進口美國牛肉問題，讓國會正常運營，推動批準韓美FTA等。

不過，韓國前官員、媒體和學者等各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雖然李明博政府上臺已經4個月，但是經濟班子似乎什么也沒有做，甚至不能稱他們為經濟班子。一些人批評說，李明博執政初期曾標榜推行親企業政策，致力于經濟增長，如今剩下的只有光化門前的燭光示威。雖然面臨多重經濟困難，但是由于燭光示威的困擾，政府也沒有精力致力于推行經濟政策。甚至有人稱，現在韓國是處于“經濟無政府狀態”。

節能措施難防危機

韓國日前表示，將分階段實施應變計劃，減少能源消耗量，以免油價高漲使韓國經濟陷入全面危機之中。

韓國總理韓升洙在電視轉播的記者會上指出，政府的措施包括限制公家機關車輛的行駛，并表示若油價進一步上揚，將采取更嚴格的舉措。此舉為韓國自1988年漢城奧運以來，首度對能源消耗直接設限。

韓國幾乎全部能源均仰賴進口，而其以出口產品制造為大宗的經濟，在節能上也遠遠落后于先進國家。“我們預料今年進口原油將耗資1112億美元，高于去年的603億美元，因油價已勁揚逾倍。”韓升洙表示。

企劃財政部此前已經下修了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由6%調降為4.7%的三年低點，并警告稱該國將出現11年來首次的經常賬赤字，約100億美元，主因即油價高漲。韓企劃財政部長官姜萬洙也在記者會上稱，經濟增長預估是以下半年每桶原油平均120美元計算，若油價持續高漲，預估值將進一步下修。

篇9

摘 要 2007年，在這次因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經濟危機中，微觀審慎監管所暴露的缺陷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因此，宏觀審慎監管被廣泛提及。本文對宏觀審慎監管進行了理論分析、必要性分析，并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有效實施做了一些分析和總結。

關鍵詞 微觀審慎監管 宏觀審慎監管 系統性風險

2007年，在全球的經濟一片欣欣向榮時，一場來勢迅猛的金融危機迅速的將經濟由高峰拉下。這場金融危機是在世界經濟處于低通脹、低利率、流動性充足的情況下發生的，人們對此進行了剖析，由此得出：現行的微觀審慎監管還不足以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金融體系的安全需要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并駕護航。

一、 宏觀審慎監管的定義

宏觀審慎監管，就是從宏觀層面上對整個金融體系進行監管。它是相對于微觀審慎監管而言的。國外的很多學者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是將微觀審慎監管與宏觀審慎監管在兩種監管形式的目的、關注范圍和所注重的風險性質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來得出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國內很多學者的文獻宏觀審慎監管一個較明確的定義。總體認為宏觀審慎監管是與微觀審慎監管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對微觀審慎監管的升華。但是，通過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現，其實這些都是通過將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審慎兼管做比較并進行總結而得出的結果。這樣使定義更精煉和明了。

二、 宏觀審慎監管的必要性分析

（一）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要求宏觀審慎監管的存在

經濟發展有一個周期，在歷經繁榮之后必定會經歷衰退。在經濟回升階段，利潤增多，作為實際經濟市場上有限理性的人們普遍對未來的預期向好。這時，消費者會提高消費，企業會增加投資，銀行則會降低信貸標準，這些會進一步的推動金融泡沫的增長。銀行降低信貸標準，也會形成很多的不良資產。周小川認為金融體系的內在順周期特征來源于信用評級問題和來自外包的羊群現象，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盯市原則和按模型定價以及新巴塞爾協議內部評級法。黃亭亭則認為個體行為有限理性和市場行為短期性是導致順周期性的根源。許多國外學者也對金融體系的內在順周期特征進行了論述，其觀點都大致相同。

（二）現有的對金融體系是否穩健運行的衡量指標存在缺陷

以巴塞爾資本協議為代表的微觀審慎監管通過規定資本充足率、資本流動性來對單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但是，從這次爆發的金融危機可以看出，這兩個指標并不可靠。因為這次的次貸危機是在一個經濟高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用資本充足率、流動性這兩個指標來判斷金融體系的穩定存在漏洞。正如日本銀行行長白川方明認為：金融機構債務杠桿率增長最顯著的領域并非是傳統銀行業務，而是在交易賬戶中持有的證券化金融產品。按照現在的資本充足監管的規定，即使這些金融產品最終轉變為高風險資產，它們的風險權重也不大。所以，現有的監管制度無法精確的評估金融機構的風險。周小川也對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做出了評價，指出了現存的監管標準的不足。

（三）合成謬誤

合成謬誤是由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首先提出的。經濟學分為宏觀和微觀。合成謬誤指的是當微觀的每個個體都達到最優時，在宏觀上，作為這些個體的整體并不一定達到最優狀態。微觀審慎監管強調的是對單個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當單個金融機構能夠穩健經營時，那么作為這些金融機構整體的金融體系也應該是安全的。國外學者也就合成謬誤對金融體系所造成的風險做出了闡述。但是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學者，對合成謬誤的解釋大致相同。

三、宏觀審慎監管的實施與工具

目前，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對于宏觀審慎的實施以及該采取哪種實施工具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觀點。

（一）通過逆周期的資本要求措施來調節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

前面，我們指出由于金融體系存在的內在順周期性使宏觀審慎監管成為必要，那么，我們就要考慮用什么宏觀監管的實施工具來消除順周期性。通過逆周期的資本要求措施來調節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的具體操作也就是：在經濟處于上升階段時，提高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而建立防御性緩沖；在經濟蕭條時，降低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許多學者提出了資本要求的具體實施：他們通過建立兩個乘數來對資本要求進行數量化。實施逆周期的資本要求是大多數學者達成的已知共識。

（二）金融監管機構有必要在執行貨幣政策時采用宏觀監管的視角

在凱恩斯提出政府可以采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對市場干預，以實現物價穩定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方法以來，很多國家都會采用這套宏觀經濟政策。近些年來，各國央行相當成功地實現了物價穩定的目標。單純地采用貨幣政策反而會增加危機爆發的風險。所以，政府在采用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的增長時，要采用宏觀監管的視角。IMF的最新分析報告中也指出“宏觀經濟政策，沒有考慮到系統風險的積累”。郭田勇、廖力也指出：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都必須處理好不確定性問題。

（三）有關宏觀審慎監管實施的其它方面。

除了上述有關宏觀審慎的實施方法外，國外和國內的很多學者還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1.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盯市原則和盯資金原則

有關學者在2009年提出了要用盯資金原則來補充原有的盯市原則。周小川也認為現有的國際會計準則和公認會計準則的不足，指出了在經濟系統中，要建立一種斷路器機制，來抑制特殊情況下盯市原則和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帶來的順周期性。

2.要注重信息基礎建設在金融穩定中的作用

現代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使得信息多樣化。而不論是微觀審慎監管還是宏觀審慎監管，都需要多方面的數據來進行調查。需要有完備的信息基礎建設和信息處理機制。白川方明就對次做出了論述。郭田勇、廖力則倡導建立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

3.要關注系統重要性機構

系統重要性機構是指那些在金融體系中大而復雜的，往往經營范圍涉及投資銀行、商業銀行、資產管理和保險等多方面的機構。這些機構在金融體系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因而它們會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更多的系統性風險。同時也指出了固有的“太大而不能倒”或“太關聯而不能倒”的問題。黃亭亭也提出了三個識別系統重要機構的標準：規模、不可替代性和相互關聯度。

四、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監管的配合

微觀審慎監管關注的是單個金融機構所存在的外部風險，而宏觀審慎監管則重視由所有的單個金融機構因為內在相關性而組成的整個金融體系，因此，微觀審慎監管是宏觀審慎監管的基礎。

要將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結合起來，可以從下面兩個維度進行:1.跨行業角度。首先要從微觀上把握單家金融機構的資本、金融產品、風險管理模式等方面，再將各種因素綜合，從宏觀上考慮整個金融體系是否穩健運行。2.時間維度。宏觀審慎兼管要重視風險的動態變化。金融體系的內在風險是動態變化的，因此要對風險進行時刻的監管。監管當局時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對風險的監控。

國外和國內的很多學者都對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的結合使用提出了很多觀點，但是大部分都是從上述兩個維度進行了闡述。白川方明、巴曙松、謝亞和黃亭亭都從這兩個角度對宏觀審慎監管進行了分類。

五、總結

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就頻頻爆發，但宏觀審慎兼管并未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最近的美國次貸危機，宏觀審慎監管才躍入人們的視野。一個新的理論和觀念的提出，并不能馬上檢驗它的正確性，只能通過一次次的應用，才能說明它是否有效。但是，卻能為我們執行宏觀審慎監管指明了一個方向。這篇文章總結了最近學者關于宏觀審慎的探討，也可以為以后宏觀審慎監管的實施提供一個參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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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危機

引發金融危機原因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作用都可從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業監管以及國際金融機構政策的角度出發來理解。

有主張認為造成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來自經常賬戶長期赤字的國家，如美國，和長期經常賬戶盈余的國家，如中國。這些國家存在過度消費或過度儲蓄，由此影響到他們的經常賬戶。

但經常賬戶盈余不僅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日本和德國同樣也存在。發展中國家通過經常賬戶盈余累積為過度儲蓄存在爭議，但認識到過度消費對全球經濟發展和全球自然資源的反向作用同樣更有意義。將責任全部歸咎于較貧窮國家的過度儲蓄，而不是較富裕國家的過度消費顯然更不公平。

必須強調，發達經濟體緊盯價格穩定而非資產泡沫或者金融穩定，導致過剩的流動性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在金融危機發生數年前，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提高和全球貿易一體化引發了適度通貨膨脹，而發達經濟體內部由于對價格穩定的誤讀導致金融體系存在價格過低的風險。

發達經濟體內的金融業普遍信仰放松管制、金融創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危機過后，人們認識到各國均在本國層面進行金融監管。而巨額債務、影子銀行系統這些金融危機的源頭在發展中國家并不占優勢，恰恰在實踐和倡導金融全球化的發達經濟體內存在。事實上，金融危機本質上是發達經濟體的現象，而發展中經濟體則幾乎全部通過金融全球化傳導而受到影響。

綜上，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引發危機，反而是發達經濟體一系列政策和行動的無辜受害者。危機應對中的協調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之間迅速協調貨幣政策。但事實證明，美國、英國、歐元區和H本等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協調，并不足以避免全球金融崩潰。2008年，G20在匹茲堡召開特別會議，會議達成協議，確保所有與會國在貨幣和財政政策相互協調完成經濟刺激計劃。參與G20的發展中國家完全支持該初步行動。許多發展中國家跟隨G20在自己國家采取相應行動刺激經濟。G20電采取措施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作用。這些國際機構因此獲得更多資源，來滿足發展中國家因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產生的需求。要注意的是，不僅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也向這些國際機構提供支援。顯然在減輕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時，發展中經濟體暫時摒棄了對于這些國際機構管理缺陷的不滿，配合發達經濟體，大力支持這些國際金融機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G20所表達的關切及決策很可能依然是某個國家層面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和部分發達國家抱怨他們并沒有在G20會議上就全球范圍內應對危機協調機制發揮其影響力。簡單講，雖然非二十國集團國家已經開始抱怨G20在全球金融結構中的合法性地位，但部分發達國家和發達經濟體依然聯合在應對全球危機時起到支撐作用。

一系列相關結果

在美國和英國，其政策不得不同時應對宏觀經濟失衡和金融業問題。金融業的緊急援助資金、財政刺激措施所需的資金已經導致龐大的公共債務數目。在歐元區，德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存在不平衡；金融部門存在問題，一些國家財政支出過度。在發達經濟體內，還存在著老齡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壓力。這些問題逐步顯現并走向常態。

總體上，發達國家為實現經濟全面復蘇所面臨的挑戰遠比發展中國家大。而事實上，近期以來，也正是發展中國家在帶動全球經濟增長。

另一方面直到現在，發達經濟體的債務不存在信貸風險仍是普遍觀念。金融市場假設債務危機只可能在發展中國家發生。然而，愛爾蘭、冰、島、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發生的事實完全顛覆了金融市場的舊觀念。2011年4月，評級機構更是對美國的信用發出了史無前例的消極信號。

宏觀經濟政策新理解

在探討應對危機的學術和政策論壇的基礎上，對宏觀經濟政策正出現新的理解。

首先，把緊盯物價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單一目標是不恰當的。在推行貨幣政策時要考慮金融穩定的目標。此外，貨幣政策需要關注資產泡沫，貨幣政策執行中必須考慮反經濟周期的重要性。宏觀經濟狀況的衡量指標不能僅局限于貨幣供應量，也應包括信貸狀況。

第二，金融部門的監管應該考慮到經濟周期性和其他宏觀重要因素。此外，金融部門某種程度上反周期性的監管措施，應與貨幣政策相協調。

第三，雖然經常賬戶赤字或盈余的合理水平不容易界定，但長期持續的經常賬戶赤字或者經常賬戶盈余，尤其是龐大的經常賬戶赤字可能含有不穩定的風險，資本流量可能波動很大，因此至少在某些情況下，資本管制可能是必要的。匯率方面，完全固定或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政策并非唯一最佳解決方案，中間匯率制度有時是可以接受的。

第四，在反經濟周期政策中，財政政策將發揮關鍵作用，且必須與貨幣政策，以及與金融部門的管制、政策以及開放資本賬戶相協調。

第五，用來持續確保經濟增長和穩定的全球金融結構存在嚴重局限，尤其在金融領域。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全球金融架構中的一部分，與正在應對公共債務國家所缺乏的公平環境相關。

最后，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機構需要健全的管理。

金融業監管新認識

在發達經濟體關于金融業的討論與政策基礎上，發展中國家衍生出其對相關問題的觀點，歸納如下：

首先，所有國家的金融監管均在國家層面上。監管部門以及貨幣政策部門的明確任務是：保持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同時確保生產總值和就業的最大化。換句話說，國家機構只有在全球利益與國家利益一致時才得到考慮。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中即為印證。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協調是可能、可取和可行的。但每個國家調控的任務最終還是服務于國家利益。

第二，近期國家間經濟不平衡復蘇，導致各國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表明，雖然國家間正日益全球化聯系，但經濟周期還是以國家為先。

第三，未來一些國家可能采取抑制金融發展的措施，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內。

第四，金融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原則已被接受，金融機構正在設法確定自身重要地位，并正在建議增加資金撥款。如果有必要，設計差異化的監管制度。

第五，發達經濟體掌握的流動性將從有限制資本流動和抑制金融發展的國家撤出的說法，經驗上不成立。大量資本流人中國和印度便是印證。

第六，金融業對于更多資本的需求總會牽涉更高成本或影響經濟增長，尚未得到驗證。缺乏監管導致向金融業的資金傾斜。金融業的復雜和儲蓄水平或有效分配之間并無直接證據。過度金融化產生不良后果。

第七，金融業監管和資本流動的聯系并不局限于發展中國家。比如，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最近的一份文件中解釋，美國的金融動蕩部分原因是過度資本流入。此外，除非在當地有恰當的政策，比如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否則過度資本流入并不能在流入國家妥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