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經濟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漢初經濟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 環境移民；氣候移民；生態移民；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

中圖分類號 C92：F2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4-009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17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人口、資源與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深入研究，使得環境因素導致的人口遷移問題日益受到關注，與此相關的概念有：環境移民、生態移民和氣候移民。目前這些概念在國內外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應用中尚不一致，鑒于統一的概念界定有助于學界明確研究問題、幫助決策者制定政策和指導實踐，本文擬從厘清這幾個密切關聯的概念著手，分析概念的內涵及其驅動因素，闡明概念的理論基礎， 并在全球環境和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探討我國應對環境移民問題的政策建議。

篇2

【關鍵詞】司馬遷 《史記》 黃老學

黃老學是托黃帝、老子之言，以老子道家學說為主旨，同時兼采儒、法、名、墨眾家之長而形成的一套治國理論體系。它興起于戰國中期，經二百余年，至秦漢時發展到頂峰，黃老學不僅是對后世產生重大影響的一種重要學術思想，而且全面滲透到當時的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實踐。這樣一種重要和顯赫的學說，長期以來卻缺乏重視。《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不及道家，更不言黃老。這種忽視，直到司馬遷父子著《史記》時才有改觀，可以說《史記》對黃老學的貢獻極大。

《史記》為黃老學命名

黃老學是從戰國中期以來的客觀存在。它有自己的學者，如慎到、尹文；有自己的著作，如《管子·心術》上下、《慎子》、《淮南子》；更有效績顯著的治理實踐，如曹參用蓋公之言治理齊國。但在歷史上首先對黃老學從學術的角度予以關注的是司馬遷父子，首先對黃老學予以命名的是《史記》。

在《史記》之前的文獻中沒有出現過黃、老合稱，更沒有黃老學的名稱。關于黃帝的傳說，最早見于《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左傳》昭公十七年、《國語·魯語上》、《國語·晉語四》等史料，另外《逸周書·嘗麥》記載了黃帝戰勝蚩尤的傳說，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記載了黃帝“已勝四帝，大有天下”的傳說。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春秋戰國以來，黃帝這類傳說中的“帝王”逐漸脫離了神的身份，開始進入人間的帝王世系，黃帝還成為了姬姓氏族也就是周的始祖。在這些歷史傳說中，黃帝與老子沒有任何關聯。

黃帝在被歷史化的同時，也被學術化。在諸子著作中是否出現黃、老連用或者二人共同出現呢？首先看道家和黃老學派著作。道家《老子》不提黃帝。《莊子》內篇中《大宗師》黃帝兩見，都是夾雜在許多傳說帝王中被提及，沒有特殊地位，沒有具備學術特征。《莊子》的外篇和雜篇中有關黃帝的事跡較多，但老子和黃是體道者或大道的宣傳者，有老子言黃帝的例子，卻沒有黃帝和老子并列提起。《鹖冠子》提到一次黃帝，與老子無關。法家著作《管子》多次提到黃帝治理天下，但都不提老子。《商君書》中《畫策》提到一次黃帝。《呂氏春秋》中《應同》、《去私》等篇中多次提到黃帝，與老子無干。《韓非子》有《解老》、《喻老》對老子言論進行解釋和生發，與黃帝無關。其他篇章如《揚權》引黃帝的話又與老子無關。儒家著作幾乎不提老子和黃帝，《論語》、《孟子》找不到關于黃帝、老子的痕跡。《荀子·天論》是儒家很少的幾次提到老子的例證之一。另外，《易·系辭傳》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黃帝。

總之，通過考察發現，在《史記》之前的著作中，沒有黃老連用的例證。只有到了《史記》中，開始大量出現“黃老”、“黃老之言”、“黃老術”等說法。如《樂毅列傳》說：“樂臣公學黃帝、老子”；“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老子韓非列傳》說：“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田叔列傳》說：田叔“學黃老術于樂巨公所”。《袁盎晁錯列傳》說：鄧章“以修黃老言顯于諸公間”。《陳丞相世家》說：“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等等，在這些敘述中，司馬遷有多種不同但是類似的說法：“黃帝、老子之言”、“黃老言”、“黃老之言”、“黃帝、老子之術”等等。“言”，言論，學說。“術”，學術。在《史記》的語言系統中，“言”和“術”是同義的。例如《外戚世家》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這里的“言”和“術”同時出現，都是指黃帝、老子的學說。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司馬遷是把黃老視為一種獨立的學說而一再申說的。

對于這一學說，司馬遷有時稱作“黃老”，有時稱作“黃帝、老子”，可見黃老學說的名稱還沒有完全固定。而司馬遷稱“黃老”的時候遠遠多于稱“黃帝、老子”，則可見他更趨向于命名為簡潔的“黃老”。正是這將定未定之間，更說明這一名稱確實是司馬遷的偉大創造。此后，“黃老”一詞才盛行于漢。把“黃、老”并稱或合稱，使之成為一種學術的名稱，是司馬遷對這種客觀存在的社會學術文化現象的真實記錄與概括總結。這個命名不僅僅是賦予一個名稱，而具有辯明學術的意義。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雖然各家著述中沒有“黃老”的名稱，但是在口耳相傳中有人使用了“黃老”或者“黃帝、老子”的說法。可是從目前存世的材料看，這種可能性不大。漢初習黃老的陳平曾自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①比他稍晚一點的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把“黃老”之實冠以“道家”之名。這說明在當時以“道家”稱“黃老”是比較普遍的。大概和司馬遷同時期的淮南王劉安召集門客集體創作了《淮南鴻烈》，這本被現在學者普遍認為是黃老學集大成之作的集體著作中也沒有任何一處指明自己所宣揚的是黃老學說。另外，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大量道家及與道家相關的文獻，這些文獻的入土時間是漢文帝時，其中也沒有黃老一類的說法。這些都佐證，在司馬遷之前和同時代，沒有學者使用“黃老”的說法。

《史記》記述黃老學發展史

《史記》作為紀傳體通史，它通過為黃老人物立傳而記載了黃老學發展史。《史記》雖然沒有明確說明黃老學起源于何時，但司馬遷通過記錄太公、管仲、范蠡等人的事跡，表明黃老學具有雄厚的實踐基礎，其思想萌芽可能相當早。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司馬遷向人們揭示出，在戰國中期，黃老學主要通過齊國稷下學者發展起來。關于黃老思想何時形成，現代各家學者還有不同意見，但一致同意的是，稷下學宮是黃老學發展壯大的重要階段。《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司馬遷以非凡的學術眼光記錄了稷下學宮的繁榮和蕭條，記述了稷下學宮中眾多學者的學術活動。

稷下諸子的思想對稍后的儒家荀子、法家申不害、韓非都有深刻影響。《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揭示，黃老思想以老子道家學說為理論源頭，法家申不害、韓非都是吸收黃老思想的營養成就自己學說的。曹元忠說：“太史公之傳老子、韓非，傳其學，非傳其人也。”②確實，司馬遷作這樣的人物列傳就是為了記錄學術發展史，保存先秦學術的面貌。如今，后人也確實憑著司馬遷的記錄才能尋繹出一條黃老學發展的線索。在《史記·樂毅列傳》中，司馬遷還記載了黃老學在齊地流傳的情況：“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這條線索彌足珍貴。在當代的道家和黃老學研究中，雖然說出土文獻《黃帝四經》等材料擴展了學術研究的視野，但學者依然需要借助《史記》等傳世文獻的記載來研究《黃帝四經》等材料。

隨著漢王朝的建立，黃老學迎來應用于實踐的黃金時期。在經歷了戰國時期的社會動蕩和楚漢戰爭的連綿戰火之后，經濟凋敝，人民貧困，國家的當務之急是發展生產，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休養生息。而黃老學的基本思想是實行無為而治，提倡寬簡的統治政策，主張統治者省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這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更適合漢初社會發展的需要，即“施于極亂思治之后”，因此大為興盛。漢初朝野上下彌漫著黃老學的氣氛，上至皇帝，下至普通人，都是黃老學的熱衷學習者和實踐者。也因為他們把黃老學應用于治國實踐，才取得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在《史記·曹相國世家》、《史記·蕭相國世家》、《史記·陳丞相世家》等漢代人物傳記中，司馬遷記載了黃老思想在漢初七十年的應用情況。漢初七十年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家富足，這是我國封建歷史上第一個盛世，為漢武帝時期的強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其后，由于漢武帝崇儒，也由于黃老學不再適應社會發展，黃老學在武帝時期逐漸衰歇，退出政治舞臺。

《史記》以史實詮釋黃老學理論

黃老學理論著作存世的并不多，如《管子·心術》上下等，又比較抽象，這給黃老學研究帶來很多困難。《史記》刻畫了許多活生生的黃老人物，通過記述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活動，詮釋了許多黃老理論，使黃老學研究相對豐滿許多。

例如，無為而治是黃老學的核心學說之一，以往的黃老著作中對其論述主要在于理論構架和設想，是司馬遷第一次在《史記·蕭相國世家》、《史記·曹相國世家》、《史記·汲鄭列傳》、《史記·田叔列傳》等篇章中通過生動的史實向人們展示了無為而治的方方面面。漢高祖劉邦時期，采取了去除秦朝苛法、開關梁馳山澤之禁、十五稅一等措施，使社會生產得以恢復，與黃老思想暗合。曹參在齊國向蓋公學習黃老之術，用以治理齊國，齊國大治。他入朝為相后，在全國推廣，成效顯著。呂后、孝惠帝時期，“復弛商賈之律，”③對于匈奴的挑釁，實行和親政策，所以能夠“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④。漢文帝時期，去除了收奴相坐律令和肉刑，史稱，“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⑤并且發展生產，“勸趣農桑，減省租賦。”⑥景帝時期，有“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⑦等惠民政策。

又如，把黃老哲學思想中有關謙退處下的內容結合現實政治形勢發展成為一種人生哲學，這是漢初對黃老學的重要發展，司馬遷通過《史記·留侯世家》、《史記·陳丞相世家》等傳記展示了這種以明哲保身為目標的人生哲學的應用情況。在老子思想中，那些所謂“權謀”思想和“謙退”思想并不是直接相關的，是漢初張良、陳平、蕭何這群黃老人物的實踐把二者緊密聯系起來，發展成為人臣的保命術。這種明哲保身之術，其總體特征是識時務，知進退，守分際，臨急能變，知機善謀。其表現形式是在避禍的前提下，不居功，在功利面前謙退自下；自污，授人以柄；藏其鋒芒，遠離政治漩渦等。對于這些處世的學問，《淮南子·人間訓》說：“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這可視為對漢初人物實踐的總結。

司馬遷創造性地發展了黃老學

司馬遷博采各家思想，加以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其中，他有選擇地接受了黃老思想的若干方面，并有所發展，成為他“一家之言”的組成部分，這里只著重強調如下幾點。

其一，在政治上，司馬遷特別贊賞“清靜無為”的治國方略，賦予其新內涵。老子首先提出用清靜無為治國。黃老思想通過因循理論把老子消極的無為改造成積極的有為。無為理論，應用在治國上就是不妄為，不干擾百姓的生產生活。應用在君臣關系方面，就是君無為而臣有為。司馬遷對于君主馭臣之術不感興趣，而對清靜無為的治國方略表現出由衷的贊賞。司馬遷給清靜無為賦予了兩種內涵：一是統治階層對人民要寬簡行政，約法省禁，不干擾百姓的生產生活；二是要求統治者少欲、節儉，不為私欲擾民。黃老理論要求人主“漠然無為”⑧，主要是從養生和治國理論出發，而司馬遷以民眾的需求為依據，發展了“清靜無為”理論。

其二，在經濟上，把“因民之欲”作為制定政策的基礎，提出“善者因之”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黃老思想“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⑨，對于治國來說，最大的因循就是因民之欲。司馬遷對黃老學說最大的貢獻是根據“因民之欲”的理論，在經濟領域提出“善者因之”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司馬遷指出人求利的欲望是社會生產發展的動力，從欲望動力的觀點出發，他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⑩，認為最好的政策就是遵循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順應和聽任各種經濟活動自由發展，最壞的政策是國家和政府與民爭利。在兩者之間，他還提出用經濟政策和教育手段來規范市場和民眾經濟行為，來補充“善者因之”的理論。在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司馬遷就提出了以遵循經濟規律和順應民眾求利欲望為基礎的一套宏觀經濟政策，這是十分寶貴的。

其三，在吏治上，把“循名責實”發展為各司其職。黃老主張在名正法備的前提下施行君無為而臣有為。要求君主運用刑名理論，循名責實，以獎懲為手段督責臣下。黃老學說以循名責實為手段達到“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這暗含著君臣分職而治的傾向。司馬遷把這種傾向更進一步發展為各司其職，要求統治階層的每一個角色都嚴守自己的職責。在《史記·陳丞相世家》、《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等篇章中，司馬遷通過對曹參、陳平、張釋之言行的記錄表達了這一觀點。也就是管理系統內部的上下不同層級應該依據各自的角色分工來實施管理行為，以此為基礎，不僅實現了君無為而臣有為，更要實現“上無為而下有為”，每一層的上級都應該給下級一定自由度，讓下級更有為。君主與丞相之間是上無為而下有為的關系，丞相與執事的卿大夫之間則是又一重上無為而下有為的關系，依此類推，就可以使每個人都明確自己的職責，各自在合理的范圍內作為。

我們以往對司馬遷和《史記》的研究較少從黃老學術角度考慮，研究黃老學也經常忽視《史記》的地位。事實上，它們是緊密結合的，司馬遷以及《史記》應該在黃老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單位：求是雜志社）

【注釋】

①（西漢）司馬遷：《史記·陳丞相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063頁。

②（晚晴）曹元忠：《箋經堂遺集》，轉引自韓兆琦《史記箋證》，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781頁。

③（西漢）司馬遷：《史記·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18頁。

④（西漢）司馬遷：《史記·呂太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12頁。

⑤⑥（東漢）班固：《漢書·刑法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1097頁。

⑦（東漢）班固：《漢書·食貨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35頁。

⑧（西漢）劉安等：《淮南子》，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8頁。

⑨（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0頁。

⑩（西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53頁。

篇3

關鍵詞: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納什均衡;斯坦克爾伯格均衡

一、引言

開放經濟下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大,每個國家運用貨幣政策實現各自宏觀經濟目標的同時,必然會對別國產生溢出效應。由此,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歷來就成為國際貨幣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金融與貨幣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東亞貨幣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機。雖然以上這些國家危機爆發既有如經濟結構、負債規模、負債比例、經濟政策等內因,也有諸如國際貸款的盲目性、國際游資的沖擊性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局限性等外因,但是,國家間缺少必要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對危機的產生尤其是加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特別是2008年以來源自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為世界性金融危機,世界經濟進入衰退階段,各國央行應如何通過貨幣政策等工具的協調來使本國經濟和世界經濟走出衰退,成為人們廣泛關注的焦點之一。在此背景下,從理論上證明國幣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對于各國參與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理論分析

20世紀50年代末60代初,西方經濟學家通過對國際經濟相互依存問題(包括經濟結構上相互依存、經濟目標上相互依存、經濟政策上相互依存和外生干擾上相互依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國際經濟相互依存理論,并成為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重要依據。對于貨幣政策國際協調這一問題,較早研究出自Meade(1951)的文獻,他在研究中明確指出國家之間會出現各種宏觀經濟政策的沖突問題,這需要各國通過政策的協調來解決;其后Cooper(1968) 對國際經濟政策相互依賴條件下的貨幣政策協調問題作了進一步研究,從理論上指出國際間進行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為后來其他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Cooper在研究中指出,在開放經濟下,由于各國在貨幣政策領域相互影響和經濟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一國實施貨幣政策在影響本國經濟的同時還會影響他國經濟即貨幣政策溢出效應(一國通過改變貨幣政策所產生的效應經由國際市場傳遞其他國家,這一過程通常被稱為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屬于人為效應;與之相對的是市場溢出效應也稱為自然效應,指一國金融市場的異常波動可能波及國際金融市場,從而不能使其他國家在全球金融市場免疫),哈馬達(Hama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薩曼(Miller and Salman,1985)、柯里和萊文(Currie and Levine,1985)等對此作了較早研究,其中,哈馬達運用博弈論說明了兩國模型中的政策協調過程并得出結論:兩國之間的不合作類似于囚徒困境,會產生一個無效率的納什均衡點。富蘭克爾(Jeffery Frankel,1988)則對此理論進行了發展,他認為在各國經濟依存度不斷提高的同時,各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彼此的福利函數,因此必須通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來降低整體福利損失。溢出效應主要可以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渠道進行傳遞:

貿易渠道:本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本國進口需求下降貿易伙伴外部需求下降;

資本渠道:本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本幣利率水平下降本國資本流入他國資本外流產生意外性緊縮。

在這里,借助于Dornbush兩國開放宏觀經濟靜態模型,運用最優政策分析的方法討論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收益,從而說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在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分析方法中,最優政策分析是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它是在政策協調的相關變量明確的條件下,分析政策博弈的經濟后果的一類研究。在最優政策分析的框架中,博弈方是各國政府或政策制定者,他們一般都有定義明確的政策目標偏好函數即效應損失函數,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明確的,博弈參與方的相互策略反應和策略選擇是外生給定的,根據各國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的決策可分為非合作式納什均衡和合作式斯坦克爾伯格均衡,每個參與方是一個獨立的人,按照最小化效用損失函數做出最優策略選擇。模型假設:一是世界經濟僅有兩個國家即本國和外國,且它們是完全對稱的(它們有相同的偏好和結構);二是只有兩種商品,每個國家生產其中的一種,分別是本國商品和外國商品;三是資本自由流動,本國與外國的債券完全替代;四是兩國經濟在遭受外部沖擊之前均處于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其中,y表示本國實際產出,p表示本國價格水平,e表示間接標價法下的名義匯率,α表示本國商品價格和進口商品價格在本國消費價格水平中的相對重要性,m表示本國的名義貨幣供給,pc表示本國消費價格水平,i表示本國利率水平,u表示產量和通脹在效用損失中的相對重要性。此處,除利率外,模型中的變量都采用對數形式。另外,模型中的變量例如貨幣供應量、消費價格水平的值都指在遭受沖擊時偏離充分就業水平的值,帶星號的表示外國變量。這樣,Dornbush兩國宏觀經濟靜態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y=λ(p*+e-p)-σi為商品市場均衡條件

m-p=yφ-βi為貨幣市場均衡條件

pc=(1-α)p+α(p-e)

U=y2+up2c

i=i*

當不存在沖擊時,兩國貨幣供應量保持不變即m=m*=0,有y=y*=pc=p*c=0,兩國不存在政策協調問題;當存在對稱的價格沖擊時即p=p*=p0>0,具體計算過程如下:

y=λe-σi①,y*=λe-σi*②, ①-②得y-y*=2λe③

又m-p=yφ-βi④,m*-p*=φy*-βi*⑤,④-⑤得m-m*=Φ(y-y*)⑥

即y-y*=1/[Φ(m-m*)],由③和⑥可得,e=(m-m*)/2λφ⑦

由④可得,i= (m-p-φy)/β⑧,將⑧代入y=λe-σi中可解得:

y=(2σφ+β)m/φ(2σφ+2β)-βm*/φ(2σφ+2β)-2σp0/(2σφ+2β)

令t1=(2σφ+β)/φ(2σφ+2β),t2=β/φ(2σφ+2β),y=t1m-t2m*-(t1-t2)p0,而y-y*=1/[φ(m-m*)],所以y*=t1m*-t2m-(t1-t2)p0

又pc=(1-α)p+α(p-e),p=p*=p0>0

所以pc=p0-αe=p0-α(m-m*)/2λφ,令r=-α/2λφ

則pc=p0+r(m-m*)

(一)非合作式納什均衡

假設每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均在給定對方的政策選擇下,獨立選擇自己的貨幣政策來最小化損失函數,其結果就是非合作納什均衡。由于兩國是完全對稱的,只需以本國為例進行討論:

minU=y2+up2c

s.t.y=t1m-t2m*-(t1-t2)p0

pc=p0+r(m-m*)

[t1m-t2m*-(t1-t2)p0]t1-ur[p0+r(m-m*)]=0

得m=(t1t2+ur2)m*/(t21+ur2)+(t1-t2-ur)p0/(t21+ur2),令

S1=(t1t2+ur2)/(t21+ur2) ,S2=(t1-t2-ur)/(t21+ur2)

則:m=t1m*+t2p0,為本國的納什反應函數,即給定外界沖擊時,能使本國損失達到最小化的本國貨幣供應量m的函數表達式,它是外國貨幣供應量m*的函數。同理,外國的納什反應函數為m*=t1m+t2p0。經過多輪貨幣政策博弈,當兩國實現納什均衡時,由于兩國完全對稱,它們將減少相同的貨幣供應量。

令m=m*

由m=t1m*+t2p0和m=t1m*+t2p0,可得:

mN=y*N=(S1-S2-ur)p0/(S21+ur2)

yN=y*N=(S1-S2)(mN-p0)=-urp0/S1

表明當存在外部沖擊而兩國政策制定者不合作時,兩國貨幣政策會過分緊縮,從而導致產出水平降低(yN

(二)合作式斯坦克爾伯格均衡

假設合作均衡等于由一個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的最優政策所取得的結果,則效用損失函數為W=σU+(1-σ)U*,其中,σ表示本國的討價還價能力,由于兩國完全對稱,取σ=。

minW=U+(1-σ)U*

s.t.y=t1m-t2m*-(t1-t2)p0

y*=t1m*-t2m-(t1-t2)p0

pc=p0

(t1-t2)(m*+m)=(t1-t2)2p0,又

t1=(2σφ+β)m/φ(2σφ+2β),t2=β/φ(2σφ+2β)

顯然t1≠t2,所以m*+m=2p0

而m*=m,得m*=m

=p0>mN=y*N=(S1-S2-ur)p0/(S21+ur2)

yc=y*c=0>yN=y*N=(S1-S2)(mN-p0)=-urp0/S1

因此,當兩國實行貨幣政策合作時,其貨幣政策比非合作時的貨幣政策更為擴張,產出水平又回到充分就業時的均衡水平。可見,當兩國遭受對稱性外部沖擊時,實行貨幣政策協調將會降低兩國整體福利損失。

三、政策建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世界各國貿易、投資和融資的程度不斷加深,金融創新層出不窮,一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不足日趨嚴重,并且各國在貨幣領域還可能存在程度不一的政策沖突。因此,各國在貨幣領域開展政策協調成為一種趨勢,有這些思路。

(一)加強各國信息交流

信息交流也是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基本方式之一,這種交流包括各國政府對當前匯率水平的看法、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經濟運行機制和存在的問題、經濟學家在為政府進行經濟預測時所采用的經濟計量模型等,這將有助于各國政府了解對方經濟運行的特征和政策制定的原則,從而有利于求大同存小異,最終就某項貨幣政策達成協調。

(二)完善國際貨幣體系

在當前國際貨幣貨幣體系中,美元的主導地位使得它成為各國外匯儲備中最重要的儲備貨幣,美元幣值的較小波動就會帶來其他主要儲備貨幣匯率的大幅波動,這會改變公眾的匯率預期,加劇匯率波動,增加外匯市場的不穩定性,無益于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貿易和投融資的發展。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過程中,國際貨幣體系的這一缺陷不可推卸責任。因此,改變舊的國際貨幣體系,增加廣大發展國家在國際金融問題上的話語權,成為后危機時代人們普遍呼聲之一,這將有利于各國在重大國際金融問題上形成共識并就政策協調達成一致。

(三)加強危機管理能力

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東亞貨幣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機,已經說明IMF和相關國家在危機發生時不能進行有效地遏制,以至于危機不斷向經濟聯系密切國家蔓延。因此,提高世界銀行、IME等國際金融組織和協調參與國央行應對危機的共同救助能力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呼聲。在2008年以來源自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演變為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中,中國人民銀行、美聯儲、ECB等全球各大央行都相繼實行了聯合救市以遏制經濟進一步衰退,并已初現成效,這就說明加強各國央行危機管理的協調能力十分必要。

(四)共同監管跨國資本

弗萊明在1962年就指出,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當資本自由流動時,本國貨幣政策是無效的,要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要么加強資本管制,要么放棄固定匯率制,實際上這已經體現了“三元悖論”。托賓在1972年建議各國共同協作,對短期資本征收統一的外匯交易稅即所謂的托賓稅,其理由在于:這樣做不僅可以降低貨幣替代,而且還可以減少國際金融市場上短期資本流動規模的放大對匯率和本國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麥金農在1982年指出,全球對現存的貨幣需求是穩定的,但由于貨幣替代,貨幣需求的穩定性就發生改變,其后果是既導致了貨幣市場的重新調整進而影響各國匯率水平,又增加了各國貨幣政策實施的難度,最終削弱了貨幣政策效力。因此,加強各國當局對跨國資本的共同監管也應成為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內容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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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鷹,涂智勇.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能帶來社會福利的增加嗎[J].上海金融,2007(3).

4、尹繼志.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貨幣政策國際協調[J].上海金融,2008(12).

5、王敘果,陸凱旋.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研究現狀及述評[J].世界政治與經濟,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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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微觀經濟學；居住空間分異；西安；房地產市場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6-0251-03

一、相關概念

西方經濟學是研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稀缺資源配置與利用的科學。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西方經濟學形成了按研究對象不同分成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兩大分支。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經濟中各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化來說明資源如何分配的；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和應的經濟變量單項數值的決定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1）居住空間分異現象是隨著城市的誕生出現的，居住空間結構的不斷演化，是城市社會、經濟、文化、制度等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2）城市居住空間變遷總體上呈現與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進程相對應的特征。城市的發展與居住空間分異相互作用，城市的發展導致了居住空間的分異，而反過來，居住分異也影響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

二、宏微觀經濟學聯系與區別

（一）聯系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是互相補充的。經濟學的目的是要實現社會經濟福利的最大化。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既要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又要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微觀經濟學在假定資源已實現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如何達到最優配置的問題；宏觀經濟學在假定資源已實現最優配置的前提下分析如何達到充分利用的問題。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社會經濟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說，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補充的。它們共同組成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都是實證分析。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都把社會經濟制度作為既定的，不分析社會經濟制度變動對經濟的影響。這也就是說，它們都把市場經濟制度作為一個既定的存在，分析這一制度下的資源配置與利用問題。

（二）區別

1.基本假設不同

經濟學的研究是以一定的假設條件為前提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假設條件有以下三點：（1）市場出清。這就是堅信在價格可以自由而迅速地升降的情況下，市場上一定會實現充分就業的供求均衡狀態。（2）完全理性。這一假設是指，消費者和廠商都是以利己為目的的經濟人，他們自覺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為目標，又知道如何實現最大化。只有在這一假設之下，價格調節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才是可能的。（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假設是指消費者和廠商可以免費而迅速地獲得各種市場信息。

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基于兩個假設：（1）市場機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調節經濟，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點。

2.基本內容不同

微觀經濟學包括的內容相當廣泛，其中主要有：（1）均衡價格理論（2）消費者行為理論。（3）生產理論。（4）分配理論。（5）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研究社會資源配置最優化的實現，以及社會經濟福利的實現等問題。（6）市場失靈與微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學的內容包括宏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等。其中主要有：（1）收入決定理論。（2）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3）經濟周期與經濟增長理論。（4）開放經濟理論。（5）宏觀經濟政策。

三、從經濟學角度談居住空間分異

對居住空間分異的研究最早源于20世紀初的古典人文區位學的空間理論，但真正將其納入主流經濟學研究框架的還是20世紀6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空間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新古典主義學派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間模式，代表人物有W.Alonso （1964）、E.S.Mill （1967）及R.F.Muth（1969）。其中，阿隆索的研究最有影響，他運用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解析了區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間的關系，對城市土地在不同活動中進行分配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居住空間是城市社會空間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城市化的大規模擴展，城市居住空間的結構分異已然成為不爭的客觀事實。

目前，中國很多大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的現象越來越突出，西安可以算是一個強有力的代表。以住宅開發項目的檔次和價格在空間的分化為有力代表的居住空間分異的格局在西安越來越明顯，而這種分異格局和市政府大力開發建設各經濟開發區有著很大的關系。

（一）開發區“特區”運作機制及其影響

開發區與一般性區域最主要的區別在于其“特區”性質一即實行特殊經濟政策和特別管理體制的區域。其殊經濟政策主要是一些相對優惠、激勵性的政策，而開發區明確劃定的地域界線則將這些相對優越的政策、體制、觀念、方法、服務、設施等集中限定在城市特定區段內，使良好的硬環境與優越的軟環境在特定局部空間相加在一起，可令開發區內部“小環境”相當鮮明地異于及優于周圍“大環境”，乃至形成制度、產業、功能、設施、甚至心理意義上的所謂“孤島效應”。開發區這類“特區”的設立與運行，等于在城市空間人為地制造出“開發區”與“非開發區”或謂“特區”與“普區”之分割對比，兩者之間不平等的境遇可導致不平衡的發展，從而可能制造或加劇城市內部經濟一社會空間極化分異。

1.開發區與“非開發區”之間的經濟異速增長

開發區“特區”機制及其“孤島效應”影響作用卜的城市極化分異首先體現在開發區顯著高于“非開發區”的經濟異速增長過程中，這在各地較高等級開發區中尤為突出普遍。西安市經2003—2004年最新一輪開發區清理整頓后現共存有各級各類“開發區”18個，其中等級最高、規模最大者依次分別為國家級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西安高新區”）、國家級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簡稱“西安經開區”）、省級西安曲江旅游度假開發區（又稱“西安曲江新區”）。這幾個主要開發區的各項主要發展指標增速連年在30%以上、有些甚至達70%或更高，發展速度明顯高于一般“非開發區”，已成為西安市有目共儲的經濟發展最活躍區域。雖然由于開發區并非一級行政區，且隨著規模不斷擴大而可能跨涉不止一個區縣，其經濟社會統計數值也相應地被分解納入到不止一個區縣，因而不易進行開發區與各區縣發展指標之間的直接比較，但從開發區經濟社會數值占全市總值比重快速提高的事實，可以間接反映出開發區的“異軍突起”以及一般“非開發區”的相對弱勢化。表1顯示西安兩個國家級開發區的投資吸引（以實際利用外資額反映）、經濟增長（以GDP、工業增加值反映）、開發建設（以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反映）、收益回饋（對地方則政收入及就業增長貢獻）能力都快速提高，占全市總量的比重也不斷擴大，是拉動西安GDP增長的絕對主力。下面以2007—2009年度西安市整體經濟運行情況和最具有西安開發區代表的西安高新技術產業區的經濟狀況的對比，對西安“經濟區”在西安經濟的地位進行說明：

2.開發區配套商品住宅開發及其影響

中國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以來，上地市場的建立以及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使地價和上地競標機制以及市民個人住房消費意愿與消費水平等市場力機制開始發揮對城市居住空間的組織調控功能，基于經濟收入差異的不同社會階層居住空間分異隔離開始在中國城市顯現，并成為新時期中國城市社會空間演化重構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國各地開發區大都配置有30%～40%的居住用地。開發區作為各地改革開放的先行示范區，形成一種比較純粹的“全產權私有住房擁有者”聚集區，凸顯加劇基于經濟收入差異的居住分異隔離。

目前西安居住分異格局基本上是“高收入者多居于開發區新城、低收入者多居于老城舊區、而中等收入階層居住相對分散均勻”。在開發區較優質住宅和住區環境吸引及其較高房價的過濾篩選機制作用下，擁有最強住房購買力和“遷移力”的較富裕人口率先離開舊城而移居開發區新城，從此拉動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居住空間分化。再結合上述有關開發區從業者職業、學歷、收入特征分析，不難看出幾個主要開發區正趨于成為西安市較高學歷較高收入階層工作、居住、活動的主要空間，這自然會對相應區段文化、消費、形象、社會服務種類檔次、社會活動形式形態等產生影響，繼而造成城市經濟一社會空間的更深層次分化。

我們可以看到開發區的經濟對西安居住空間分異的影響：（1）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開發區”建設，導致城市經濟一社會空間的總體發展態勢是：開發區/新城/新經濟區正成為各種發展要素資源輻合匯集的區域極化中心，因而局部經濟社會發展速度顯著高于非開發區/老城/舊工業區。這表明開發區建設發展不僅如一些海外研究所指出的那樣因設立時間及政策力度的差異而成為中國東西部地區差距擴大的具體機制之一，而且也以其一套特有開發運作機制及內在結構特性而成為強化凸顯當代中國城市內部空間極化分異的機制之一。（2）“開發區”作為一種區域發展策略的基木思維其實就是以“增長極理論”為基石的“不平衡發展戰略”。雖說依據該區域發展理論，增長極核與周邊區域差距擴大的空間極化效應屬于階段性的正常現象、會隨著“溢出效應”的增強而逐漸消失，但山于增長極理論在世界各地實踐應用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所期望的區域整體發展結果并非總能如愿實現，而極化效應的持續強化則可能蘊蓄區域經濟社會諸多矛盾和隱患，所以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對增長極理論的批評與反思越來越多。開發區實踐對于區域之間及城市內部極化分異的強化凸顯效應尤其是其中“政策力”因素的影響作用，同樣值得決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二）從市場失靈角度看此現象

1.市場失靈

市場失靈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對經濟學家而言，這個詞匯通常用于無效率狀況特別重大時，或非市場機構較有效率且創造財富的能力較私人選擇為佳時。另一方面，市場失靈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場力量無法滿足公共利益的狀況。

那么，對于“新經濟區”和“非經濟區”來說，似乎是宏觀經濟調控下的政府優先發展經濟特區，市場分配不均導致的，形成了“市場失靈”的表象；但是，政府優先發展經濟特區后，使經濟特區的高新技術產業及房地產業快速發展，雖然形成了“孤島效應”，但是這個效應是暫時性的，是會向四周蔓延的，進而帶動周邊區域的經濟發展。如果將城市居住空間分異引入，那么形成居住空間分異格局的居住圈層則是在呈現出擴大的趨勢。所以，從市場失靈的角度出發，經濟特區所導致的似乎是資源的大部分都流向經濟特區的現象是正常的，其實質并不是“市場失靈”。

從微觀經濟學來考慮這一現象，研究資源按什么原則分配給社會，是由工資、利息、地租和利潤決定的。那么在政府優先發展的經濟特區的情況下，必然會出一些優惠性政策吸引開發商前去投資，這也形成了社會資源流向經濟特區的現象。

2.建議

那么通過以上的討論，可能緩和、消弭開發區/新城/新經濟區與非開發區/老城/舊工業區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一社會差距的措施包括：（1）合理規劃平衡投資項目的空間布局，引導和鼓勵適宜項目向老城/老工業區的分流；（2）建立開發區與非開發區之間利益平衡補償機制；（3）大力促進開發區第二產業的全面發展，此舉不僅有利于擴大開發區稅源、提升開發區整體經濟水平、完善開發區產業結構、改善開發區工作環境與生活質量，而且還可以擴大開發區就業而、使開發區發展能夠惠及更多領域史廣泛階層的勞動者；（4）增強開發區住宅價格與房型的多樣性和“廣譜性”，使多處于不同收入階層、處于職業生涯不同階段者有機會共享開發區較優越的軟硬生活環境，也有利于創建出獨具活力、結構更為豐滿健康的開發區新社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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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司馬遷 《史記》 《貨殖列傳》 先進 經濟思想

司馬遷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同時也是我國古代一位杰出的經濟思想家，他瑰麗奇特的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史記》中的《貨殖列傳》、《平淮書》和《河渠書》三篇著述中，尤以《貨殖列傳》為主，其先進的、超越時代的獨特經濟思想，具體表現在：

1.肯定人求利求富的合理性思想

西漢時期，自從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統治地位。先圣孔子說“放于利而行，多怨”，“富與貴，于我如浮云”，一部《論語》“子罕言利”。孟子則曰“仁義而已，何必言利”。儒家在民眾求利方面的觀點是，鄙視富貴或采用回避的態度。儒家對于“利”的這種觀點，在當時士人當中影響深遠。但司馬遷卻不然，他主張民富，認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現。他從人的自然本能出發，認為人人都有“趨吉好利”的本性。社會上人的一切活動，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質財富。他在《貨殖列傳》中說“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并進一步深刻地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他沒有被當時的主流社會思想所掩蔽，而是獨立思考，勇敢地揭去了統治階級長期蒙蔽于百姓頭上“仁義”的面紗，肯定了普通民眾求富的合理性，并舉子貢富而使孔子名揚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獨到的見解，認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驗”。而正是這種“求利”思想，推動著個人及社會的向前發展。他的思想，表現了他樸素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社會觀。比西方亞當?斯密“經濟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2.細密的社會分工思想

司馬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充分認識到了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他把西漢當時的社會分工粗略地分為“農、工、商、虞”四個部門，認為這四個部門是“民所衣食之源”，共同組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部分。他在《貨殖列傳》中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農、工、商、虞”是他對當時社會最粗略的社會分工。在《貨殖列傳》中他又進一步列舉了社會生活中各行各業細致的分工，例如農業、漁業、畜牧業、鹽業、礦業、種植業等，并列舉社會“末業”中從業于市井中的作酒、作醬、殺牛、造船、漆器、紡織、刺繡等行業，可謂各行齊備，包羅萬象。司馬遷的社會分工思想，反映了他對社會的細致觀察和深入思考。

3.重視商業，“素封論”的思想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是我國農耕文化濃郁的時代，國家政策明顯有“重農抑商”的傾向，但司馬遷對商業商人非常重視，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列舉了很多致富的途徑，例如他認為，做官久，就可以致富，無爵而有土地者可以吃“租稅”致富，其他如猗頓經營鹽業、郭縱冶鐵、烏氏倮經營畜牧業、巴寡婦清開采礦石等，而從事“末業”的如陸地牧馬、澤地養豬、水中養魚、山中植樹，齊魯種麻、渭川植竹等亦可致富。市井手工業舉例說有販賣油脂的，雖為當時人所瞧不起小行當，而雍伯用它掙到了千金；賣水漿本是小本生意，而張氏用它賺了一千萬錢；磨刀本是小手藝，而郅氏用它富到列鼎而食；賣羊肚兒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濁氏用它富至車馬成行；給馬治病是淺薄的小術，而張里用它富到擊鐘佐食，并贊揚說這些人都是由于不恥微小、心志專一而致富的。而在他所舉的各種行業中，尤重商業，他認為經商是致富的捷徑。“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認為民間所產的各種農副產品及各種商品都要“待商而通之”，而“貨殖”二字，即指“謀求財貨繁殖生利”之道。他詳細列舉了從古到今成功商人的形象，如范蠡、白圭、猗頓、卓氏、孫氏、鄭程等，并詳細記錄他們從事商業的事跡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自創“素封”一詞，贊揚了他們雖不經皇帝敕封但卻富可敵國的財富和地位。他認為這些商人通過自己的經商致富，富可列侯，同朝廷要員可享有同等地位。而這種“素封”思想，表明了他對商人、商業的重視，對商人、商業的高度贊揚和肯定，這在當時“重農抑商”的社會環境中尤顯標新立異和難能可貴。

4.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列舉了全國各地不同的地方地形特征、民情風俗，主張民欲致富，要因地制宜，把求富思想和地方地形、地域和當地風俗民情特點結合起來，要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列舉了姜子牙被封營丘的事例，那里本來多是鹽堿濕地，人煙稀少，因離西周都城遙遠而顯得荒涼偏僻。但姜子牙到此之后，因地制宜，鼓勵當地的婦女致力于紡織、刺繡，提倡工藝技巧；又積極變廢為寶，利用鹽堿濕地和靠近大海的地形特點，積極發展漁業和曬鹽業，再讓商人把海鹽和魚類販運到其他地區，結果別國的人和財物便紛紛流歸齊地，齊國便慢慢富裕起來。到后來，齊桓公竟因此逐步積累，經幾世奮斗而成霸業。又說關中地區沃野千里，宜種植農業，以農業致富。而齊、趙地區的居民聰明靈巧，善于投機求財利。燕、代地區的居民能種田、畜牧，并且養蠶等。又舉白圭、猗頓、烏氏倮等成功致富的事跡。白圭、猗頓都是靠經商起家，烏氏倮依靠畜牧和絲綢貿易，大富，“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司馬遷以此為例，主張智富、巧富、以奇致富。他認為商場如戰場，商業競爭和戰爭一樣，都有風險。他引用商祖白圭的話：“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告之矣。”認為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一個人在經商的智慧上如不能隨機應變，勇氣上如不能果敢決斷，仁德上如不能正確取舍，強健上如不能有所堅守，就不能取得成功。司馬遷高度贊揚經商者“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出奇制勝的經商智慧，主張致富時要因地制宜，要結合當地的世俗民風，智富、巧富、以奇致富，這是司馬遷教民致富、發展經濟又一思想體現。

5.以利養義，反對奸富的思想

司馬遷引用管子的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認為“禮生于有而廢于無”，認為道德禮儀的建設離不開一定的物質基礎，主張“以利養義”。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說：“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末富”、“奸富”這三個詞是他的發明，這句話也是他的發明。所謂本富，就是人們從事農業生產而致富，在當時的社會中認為這樣致富是最高尚的，應當受到褒獎和肯定。所謂末富，就是指從事商品交換、冶鐵、畜牧、各種“末業”而致富。所謂奸富就是作奸犯科，冒著生命危險，靠攫取不義之財而獲得財富。如司馬遷所列舉的攔路搶劫、盜掘墳墓、私鑄錢幣、私刻假印、偽造文書、貪污受賄等。他將奸富作為最下等來看，說明了他在致富路徑選擇上的價值傾向，要走正路，正當致富，不義之財不可得。否則，等待你的將是法律的嚴懲。這種思想，不僅對當時的求富者有著警醒和棒喝之意，就是對現世中的當代人，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6.“善因論”自由經濟論的思想

司馬遷的國家經濟管理政策中，“善因論”思想是他的核心，他在《史記?貨值列傳》中說：“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善因之”就是國家最好的經濟政策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讓私營者自己自由進行生產、產品加工和貿易活動，國家不加干預和控制，就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思想。而“利導之”就是國家根據市場發展趨勢，順勢誘導生產者從事某項產業的經營或在形勢不好的情況下，不要盲目從事某項事業的發展，以保護經營者的利益不受損失。“教誨之”就是國家教育民眾進行培訓教育，以便更加專業地從事某項事業的生產和發展。“整齊之”就是國家利用行政手段進行市場規范化管理，阻止市場壟斷和混亂。“最下者與之爭”就是說國家利用國家機器、行政權力、官辦商業，打壓私營經商者，與之爭利。譬如實行國家壟斷、專賣。司馬遷堅決反對“與之爭”，清楚地表明了遵循市場規律，自由競爭，反對國家與民爭利的經濟思想。可見他的“善因論”的經濟思想，明顯受漢初黃老道家思想“無為而治”治國思想的影響，也表現了對武帝時期實行鹽鐵專賣、均輸平淮、酒類專賣政策的反對。“善因論”是司馬遷關于國家經濟管理政策的核心論述，體現了司馬遷敏銳地觀察到國家政策對商業發展的巨大影響和牽制作用，與西方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具有同工異曲的認識價值。

7.對現實社會的影響和意義

綜上所述：司馬遷先進的不同于時代的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對人性求利求富本能的肯定；較早地提出了社會分工的理論；對商業的重視，素封論的思想；主張因地制宜，以奇致富的思想；對獲得財富的路徑取向，主張本富，反對奸富，號召人們在致富路上要走得端，行得正；“善因論”國家宏觀管理與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思想。他的經濟思想，雖然不能和現代工業文明映照下的西方系統的經濟思想相比較，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非常大膽的、先進的，具有前瞻性的。對現實社會的啟迪和意義主要表現在：首先，早在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就提出較為系統的經濟思想，這對一談經濟必稱西方的某些中國人來說無疑是個響亮的回答；他從人性出發，肯定人追求財富的合理性，比西方“經濟人”的概念提出要早1800多年；“善因論”國家經濟管理思想與西方市場經濟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次，他主張本富，反對奸富的“義利”思想，對我們抓好市場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大的啟示作用。最后，他的“善因論”、“素封論”重視商業的經濟思想，到現在也對我們國家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市場經濟管理理論的制定，關于人生存的價值理論判斷都有很大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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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礦井支護；改革；科技；管理

中圖分類號： TB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3198（2013）13019301

1 “十二五”規劃期間礦井支護改革的具體工作內容

在“十二五”規劃期間，礦井支護改革的目標如下：以巷道支護改革為核心內容，以提高單進、單產、經濟效益為支護改革的主要目標，克服了資金緊缺、原材料漲價的困難，完成了煤礦開采的目標，具體如下：

1.1 巷道支護

（1）巖巷錨噴支護技術。在總結過去錨噴技術的基礎上，加強支護質量管理和控制，推廣應用拉線噴漿的方法，保證噴漿混凝土的厚度和質量，也減少了粉塵濃度和回彈率。針對煤礦礦井陷落柱、斷層較多的特點，將礦工鋼支架作為骨架，解決了巷道破碎地段的錨噴支護問題，也保護了巷道支護的施工質量。

（2）煤巷錨桿支護技術。在煤巷錨桿支護應用過程中，錨桿支護也逐漸從單一錨桿發展為錨棚、錨網梁、錨網聯合支護，錨桿品種也從水泥錨桿發展為樹脂錨桿，煤層開采也從穩定層發展到頂板破碎層。一方面，大斷面綜采錨桿支護技術得到快速發展。在2007年以前，錨桿支護技術一般使用在小斷面普采作業中，大斷面綜采錨桿支護技術的應用范圍受到很大限制。在2012年，在煤礦開采作業中，開始將錨桿支護技術應用到順槽開采中，為大斷面綜采技術的推廣打下了基礎。該項技術的應用，不僅能有效控制煤幫和頂板，還保證了開采作業面的穩定性。另一方面，近距離煤層錨桿支護技術也得到了發展。在煤層巷道中，結合了錨桿棚子等方式，在防止頂板下沉、減少維護量都有很大好處。該項技術的應用，解決了頂板破碎煤層的開采難題。

（3）煤巷錨桿支護的配套技術。錨桿支護液壓化的實現和完成，解決了工作面臨時支護等問題，也減少了開采作業中的各種不安全因素，也保證了工作面的質量。

1.2 回采工作面支護

（1）提高液壓支架、單體支柱初撐力。為了滿足采煤工作面質量要求，獲取頂板管理的數據資料，應購買礦壓觀測儀表、儀器，成立了觀測小組，對煤礦回采工作面進行觀測和分析，掌握工作面支護的情況，指導后續作業。

（2）提高機械化程度。在回采工作面支護改革的過程中，也為礦井的集中化管理打下基礎。推廣液壓支架，采煤機械化等，可以大大提高采煤的效率和質量。

（3）改革普采工作面支護工藝。采煤機械化程度的提高，促進了煤礦效益的提高，也降低了開采作業中的能源消耗。企業應派相關人員到同行業中進行考察學習，結合自身實際，對普采工作面支護工藝進行改革，這樣，可以將人工勞動強度大大減少，提高采煤企業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4）鞏固普采工作面支護的液壓比。普采工作面支護的液壓比是解決頂板問題的關鍵。由于傳統的單體液壓柱支護強度較高、初撐力較大、恒阻性較強，因而能夠對頂板離層進行有效控制，解決上下安全出口支護工作量較大等問題。普采工作面支護的液壓比的鞏固，雖然能對普采工作面產生有利作用，但是由于頂板事故較多、壓力過于集中、接觸面積較大，影響了煤礦開采作業的順利進行。因此，在普采工作面支護工藝改革方面，普遍采用四對八梁模式，減少事故發生。

1.3 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實行科學化管理

為加強管理，在煤礦支護改革中，應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實行統一的成本管理，嚴格執行坑代品出入庫手續制度，對金屬支架全部進行編號掛牌，通過管理，減少了煤礦開采作業中各種不必要消耗，節約大量的鋼材和資金，推動支護改革的順利進行。

1.4 開展各項活動，促進礦井支護改革的深入發展

為調動各采礦企業深化支護改革，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開展各種活動，對活動效果進行評分，對取得優秀成績的個人、企業給予獎勵，激發企業對礦井支護改革的熱情。

1.5 推行經濟政策

在支護用品的管理上，實行了節獎超罰原則，根據上級部門的指示，結合支護用工管理情況，在成本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資金，將其作為支護改革的獎勵資金。主要用于獎勵在支護改革中有突出貢獻、節約能耗方面有突出貢獻的人員，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推動支護改革順利進行。

1.6 加強坑代品檢修

坑代品數量的增加，也加大了坑代品維修工作量。在坑代品檢修方面，主要進行了如下嘗試：一是完善了坑代品檢修制度，為減少支架待修量，提高金屬支架周轉率，在2012年對金屬支架設備進行了修復試制，在多次改進后成功研制出一種新的金屬支架設備，為支架維修提供便利。二是設置了若干定點修理廠，加強單體支柱檢修工作。三是通過油鋼罐新工藝的推廣，解決了維修作業中的難題。四是不斷提高維修人員的素質，加強技術培訓和教育。

2 礦井支護改革的作用

礦井支護改革的發展，促進了礦井生產的穩定、持續、健康發展，提高了煤礦采掘機械化程度，也提高了采礦經濟效益，降低了采礦作業中的能源消耗，也保證了采礦作業的安全。

（1）原煤坑木耗下降。在煤礦開采中，坑木消耗作為重

要的經濟指標之一，反映了支護改革的各項經濟技術指標。

與2007年相比，2012年坑木消耗下降了34.98m/萬t，緩解了因坑木緊張而制約煤礦開采局面，也促進了煤礦開采作業的持續性進行。

（2）改善巷道支護的狀況，提高工作面產量。煤礦支護改革，減少了頂板下沉量，也減少了巷道維護的工作量，避免了支架損壞而阻礙巷端維護的弊端。

（3）減輕人工勞動量，提高掘進效率。在支護改革后，不需要人工搬動支護材料，減少支護的時間，也加快了煤礦開采，提高了煤礦開采作業的工作效率。

（4）節約支護材料，降低巷道支護的費用。礦井支護改革的順利進行，大大降低了掘進坑木耗，因而降低了支護費用，降低了煤礦開采的成本。

（5）保證掘進工作的安全。煤礦支護改革更加注重支護的質量，加強施工管理，保證支護工程的質量。同時，杜絕了支護掘進工作面頂板事故的發生，保證掘進工作的安全。

3 結束語

在現代化礦井的建設過程中，礦井支護應以高效、高產礦井的改革目標，依靠科技進步，采用新裝備、新材料、新工藝、新技術來加強管理，完善各項經濟政策，推動支護改革向更深層次發展。礦井支護改革大大降低了煤礦開采中能源的消耗，減少了人工勞動量，也改善了巷道支護的狀況，保證掘進工作的安全，是煤礦開采作業中應特別注意的問題。因此，我國煤礦企業應采用各種技術措施和管理手段，推進礦井支護改革，促進我國煤炭事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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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漢敏.牛欄山煤礦礦井支護改革探討[J].能源與環境，2008，（5）：109110.

[4]巴圖，馮立.礦井深部開采煤巷（回采）支護技術的研究與應用[J].管理學家，2010，（1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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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儲備；國內生產總值；外債余額；實際利用外商投資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9-0-01

一、引言

外匯儲備是一國貨幣當局所持有的外匯資產，可以被用來進行對外支付、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干預外匯市場等[1]。自1985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迅猛擴大，2014年末高達38430.18億元。近期美聯儲連續加息，人民幣不斷貶值，外匯儲備也隨之回落，到2017年初已跌至29982.04億美元。面對外匯儲備的波動，只有對外匯儲備規模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才能采取有效措施來保持外匯儲備的最優規模。

二、建立回歸模型

本文采用從1985年到2015年的年度時間序列數據，選取國民生產總值（X1）、外債余額（X2）和實際利用外商投資（X3）這三個變量，使用EVIEWS軟件，利用OLS法建立了如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其中fr代表外匯儲備規模，βj（j=0，1，2，3）為待估計的參數，μ為隨機誤差。根據回歸結果可決系數為0.9905，說明模型對于樣本的擬合程度比較高。F值為936.0915，說明方程的整體顯著性水平較高。提出假設檢驗H0 ：βj=0，顯著性水平為0.05。X1、X2、X3的回歸系數顯著性t檢驗的概率p值都小于0.05，故拒絕原假設。在其他解釋變量不變的情況下，解釋變量X1、X2、X3分別對被解釋變量有顯著影響。

三、實證分析

（一）國民生產總值

國民生產總值反映了該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自1985年以來，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和外匯儲備的規模都不斷擴大。2016年的全國GDP增長至744127億元，外匯儲備規模擴大至29982億美元。由回歸方程可得，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1億元人民幣，外匯儲備增加0.1150億美元。

（二）外債余額

外債是指在中國境內對境外用外國貨幣承擔的具有契約性償還義務的債務。通過借外債，可以擴大對外貿易，提高出口創匯，促進經濟發展。2016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便利主體跨境融資的措施，豐富融資渠道，推動我國外債余額總體規模不斷增加。

通常，外債余額越多，本幣越容易貶值。為穩定匯率，央行會減少外匯儲備。此外，外債余額越多，表明該國所需資金通過外國金融機構、企業解決得越多，央行會減少外匯儲備，以降低持有成本。通過回歸分析可得，外債余額每增加一個單位，平均來說外匯儲備減少2.6518個單位。

（三）實際利用外資

實際利用外資是指本國接受他國提供的產品及資金，主要影響資本收入與經常項目收支凈額。2016年，我國新增外商投資企業27900家，同比增長5%；實際使用外資達到8132.2億元，同比增長4.1%[2]。

一般地，實際利用外Y金額越多，表明該國經濟狀況越好，外匯儲備應該越多。但根據回歸方程，外匯儲備卻隨著實際利用外資的增加而減少。這是“藏匯于民”的結果。近年來隨著國際形勢變化，我國企業和個人對待外匯資產的態度開始轉變。開始增持外匯資產、增加境外投資，將收益轉至自己賬戶中，故私人儲備資產不斷增加、國家外匯儲備不斷減少。

四、結論及建議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美元的不斷加息等給我國外匯儲備管理帶來更多的挑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面將針對分析結果提出建議。

1.促進國民經濟穩健發展

外匯儲備的最優數量取決于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相對關系，其重點就在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若政府采取了不合理的宏觀政策，有可能會被迫采取外匯直接管制來規避風險。當前我國實行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其目的就是壓縮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規模，撇去房地產泡沫，促進國民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2.適時擴大外債規模

當前，我國企業運營規模逐步擴大，資金和外債需求也隨之增加。同時，外匯管理措施的改革和便利化的措施逐步落地，各個經濟體獲取外債的渠道更加方便快捷。故在目前外匯儲備不斷縮減的趨勢下，適當擴大外債規模，借好、用好、還好外債就顯得格外重要。

3.合理引進利用外資

第一，外資引入管理轉向“負面清單管理”，簡化審批程序，放寬準入門檻，打造良好的招商引資環境；第二，注重高科技創新企業、環保企業的引進，以帶動國內的創新創業和綠色經濟發展；第三，應注意熱錢的流入，盡量引進長期的穩定的外資，防止投機風險。

4.優化外匯儲備結構

第一，要優化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外匯儲備應該與相對穩定的貨幣相掛鉤，避免過度依賴美元。應將過多的外匯儲備投向石油、黃金、礦藏等資源類領域；第二，要優化外匯儲備流動性結構。因持有儲備是有成本的，所以要合理匹配短期和長期儲備資產，從而獲得最大收益。

參考文獻：

[1]羅偉.金磚國家外匯儲備適度規模測度：基于修正的JR模型[D].長沙理工大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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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貨幣；中央集權；金屬貨幣；寶鈔；貨幣政策

中國有著悠久的貨幣活動和使用傳統，上溯至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就有了貨幣的記載。《史記平準書》記高辛氏之前就有了“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古今治平略》“伏羲氏聚天下之銅…以為棘幣…而錢幣自此始矣”。約到殷商后期逐漸產生金屬貨幣。古代中國大部分地區開始進入到了金屬貨幣的時期，春秋戰國時期，各地區諸侯國貨幣和制度分呈，但有了廣泛的金屬貨幣活動則是不爭的歷史。首先對貨幣的統一，是中國的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王朝秦。而漢代秦后，繼續了貨幣制度的統一，由此傳統貨幣制度延續了2000多年直到近代。同歐洲、近東等一些國家和地區相比較，中國在傳統貨幣制度上有著自己的特點。

一、中央集權的貨幣制度

對于中央集權的貨幣制度之始，是從秦還是從漢，學者們有所爭議。石俊志在《半兩錢制度研究》一書中認為“秦代歷時甚短，統一的貨幣制度沒有全面貫徹是有可能的。但是從秦王朝輕罪重罰、法網嚴密所造成的高效率來看，可以相信秦代是比較全面地廢除了舊的區域性貨幣制度，并貫徹了全國統一的半兩錢制度。”并考證總結出秦時壟斷鑄幣權的表現在三個方面，禁止民間私鑄、確定鑄造官署以及統一鑄造形制。現在能夠普遍認同的是秦代統一了貨幣的鑄造形制“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秦統一中國后，將秦半兩的使用推行到全國，統一了貨幣；但就中央集權的貨幣制度而言，雖然有禁民私鑄的證據，但依據是秦朝之前秦國時期的睡虎地秦墓《封診式》的私鑄犯罪的記載，而鑄造官署依據的是《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對秦代官職治粟內史的記載，問題在于管理貨幣同鑄造貨幣的專門管理還是有區別的。也就是說，秦代的禁止私鑄和鑄造官署的論斷還沒有直接的史證予以證明。所以秦代是否有效實現了中央政府的統一鑄造，還待考證。而張履鵬、史自力等編著的《中國歷代貨幣形制與融通》則將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大臣桑弘羊主持的漢代“三官錢”改革，視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鑄幣權統一收歸中央。“取消郡國鑄錢權，專令水衡都尉所屬的設在上林苑的鐘官、技巧令（均輸）、辨銅令三官負責鑄造新的五銖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舊幣一律廢罷。”但不管如何，從漫長的歷史時期來看，秦漢時期中國建立起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貨幣制度是明確的。

其后隨著中國天下分分合合，朝代更迭的歷史演變，“朝代的更換，對于幣制多有所改革；朝代若不更換，則改革屬于例外。中國各歷代帝王，多不愿改變他們祖宗的成法。譬如漢朝的貨幣，顯然和戰國時期的貨幣不同。王莽變制失敗后，光武就恢復了西漢的幣制。到唐朝錢制又一變。而宋錢又另具一種風格，制度首尾約略一貫。元明的錢幣也各有其獨特的體制。”雖然這套制度中的具體操作內容屢有改變，但是各個王朝遵循統一的貨幣形制制度，統一的中央貨幣鑄造制度，統一的貨幣量衡制度這些中央集權的貨幣制度的主要方面卻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國家才有權鑄造發行貨幣，惟一只有國家準許形制的貨幣才能流通，民間沒有私鑄貨幣權，國家大致維護貨幣的固定的重量成色。從歷史發展來看，漢法所定5銖（一銖約0.65克），很長一段歷史中都大體成為銅錢的重量標準。雖然七銖，十銖，三銖，二銖錢也不少見。

不管具體制度如何，中國傳統的貨幣制度皆令出于君主國法，雖然屢屢有違犯拋棄之史實。任由民間自由決定貨幣、鑄造貨幣的情況不是常態。貨幣統治權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統治方面的重要權威。但由于古代中外經濟交流總體而言較少，所以中外貨幣交換并未成為常態，傳統貨幣制度對此也無規定之律。貨幣權對外的制度空缺，造成了近代清朝在幣改之前對于外幣國境內流通的忽視態度和如何處理的認識不足。對外之貨幣觀念和制度本來僅是近代世界以來的事情。

二、銅幣為中國古代的主要貨幣

“考吾國貨幣制度，歷代興革，各有差異，大率以銅幣為主。漢書食貨志有三品裊蹄貨布之屬，然度其時，已不恒用。宋元以來，則有楮幣。顧行之不慎，往往害國病民。為賢者所弗取。故世所通用者，惟銅幣而已。”中國選取銅幣作為主要貨幣是有中國自己的原因的。

首先是中國地域內的金銀銅三種貨幣主要金屬材料中，銅的產量最大。“如唐代元和年間約計產鐵200萬斤，銅26萬斤，銀6千余斤，金160斤。”雖然鐵在中國的產區最多，產量最大，但是鐵主要用于工具制作用途廣泛，若壟斷而為貨幣材料必然影響國計民生，且鐵產區過多，礦產來源豐富，不宜控制鑄冶。若以鐵為幣，私鑄、濫鑄幾乎無法避免。所以中國歷史上屢有鐵幣，但是都流行時間不長。而銀和金，產量少，不能滿足貨幣流通的需要。所以我國選取銅作為主要貨幣材料是同中國金屬產出相關的。而且就金屬而言，產量同價值成反比關系。在以金屬價值標量貨幣價值的鑄幣時代，，選擇價值適中的銅作為主要貨幣材料也是理所當然的。

另外也有不少論者從經濟交換的需求規模上來解釋銅幣成為了主要貨幣的原因。中國傳統經濟以自給自足為主，需要交換的商品不多，日常商品的價值不高，“人們大量日常的交易可能僅是幾升、幾斗米與幾斤幾兩鹽、茶之類的交易。這樣的交易規模如果用其他貴重金屬來充當交換工具，就難以執行。”在晚清幣制改革的爭議中就有不少守舊的官僚，如張之洞等以“物賤民儉”為據，反對幣制改革。

中國的銅幣發展也遵循了貨幣發展的一般規律。早期是稱量貨幣形制，以重為紀，在銅幣上統一書寫貨幣重量，如秦半兩，五銖錢，雖然在鑄造時候不一定按照稱量鑄造，或輕或重，但以表面名義重量為銅幣價值充當交換等價。其后，發展到以年號為紀，不再在銅幣上書寫重量而只書寫鑄造時的年號。這是從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開始的，自此進入通寶錢階段，直至清末，銅幣都是以年號為紀了。政府用年號來標注貨幣，無疑是對貨幣用國家權威和法律予以肯定。貨幣的價值不再寄托于金屬本身價值，而是由官府統治權威來支撐了。銅幣從重量標稱來宣示價值到由國家統治者來宣稱貨幣法定效力和支撐貨幣價值，由此成為貨幣意義上的國家法定貨幣了。而符合中國文化理念和鑄幣技術實際的外圓內方的貨幣形狀也隨著銅幣秦半兩之始，成為中國傳統貨幣的法定專用形制，直至清末。

三、金銀對貨幣的輔助作用

《史記平準書》載“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黃金和白銀在中國歷史上也長期的作為貨幣使用過。但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就未出現過金幣或銀幣，黃金和白銀在中國歷史中一直是以稱量為單位的，從經濟交換通貨的角度來看，可以稱為稱量貨幣。但是若以貨幣的法定性來定義貨幣的話，就如本文主要以貨幣法定性來界定貨幣，金銀不能算做貨幣。而且前已述，中國金銀產量有限，無法承擔主要的交換一般等價物職能。所以金銀在歷史上長期是作為銅幣的輔助通貨而使用的。

黃金充當貨幣主要是在魏晉南北朝之前的中國古代。春秋時期楚國就有黃金貨幣了，稱為“爰金”或“盧金”。秦漢時期，黃金形制并無固定，主要以重量作為結算單位。雖然漢代有馬蹄金，麟趾金的形制，但寧勿說是貨幣，不如說是工藝品，用作隨葬之用。秦代和兩漢從未用固定形制的金以數量單位來計載。而且黃金，用來作為流通手段的，實現交換媒介的貨幣職能的很少。雖然秦漢都將黃金視為貨幣，“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漢代“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漢代黃金和銅幣之間有比價，法定是黃金一斤值銅錢一萬枚。黃金使用范圍也非同一般銅幣。“黃金的使用范圍主要是：國與國的交往，封建貴族、大商人買賣珍貴的奢侈品，統治者們朝貢、饋贈、賞賜、賄賂也都使用黃金”黃金在當時年代主要是充當貨幣功能中的價值尺度和財富象征。而隨著黃金用作其他用途如裝飾，塑像等方面的逐漸增多，黃金作為貨幣而使用則逐漸減少。成各種形制的金幣雖然在漢后也可以見到，但始終是作為一種價值尺度和財富儲藏手段，廣泛流通使用的還是各朝的銅幣。

白銀之使用較黃金為廣泛些。但古代中國白銀產量也不大，唐代白銀產量每年不過一二萬兩。但宋元以來，中國白銀很多來自國外，尤其明清以來，一則云南銀礦的開采，提供了大量的白銀；一則國際貿易上，一直出于入超狀態，中國的瓷器，絲織，茶葉為中國換來了大量的白銀，所以從明中期以來，尤其是清代以來，白銀在中國貨幣體系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關于中西方貿易導致白銀向中國流動的史實，有論者通過分析白銀國際流動，得出結論“總的來看，十六――十八世紀期間國際自銀流動的主流是由西方向東方流動，即從西屬美洲流向歐洲，再從歐洲流向中東，然后流向南亞次大陸，東南亞與中國。此外，還存在著兩條支流，一條是沿著聯系美洲與亞洲的西班牙大帆船航線而流向中國，另一條是東亞區域內部的日本白銀流動，其方向也是中國。”而這一段時間，以1635―176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輸入中國的白銀額為例，總計：6 101 135.5兩，折合228 792.56公斤。每年平均輸入：47 295.6兩，折合1，773.56公斤。而明代宣德年間（公元1426―1435年）銀礦主產區，福建每年產銀4萬余兩，浙江收銀9萬余兩。天順年間（公元1460年）全國產銀18.3萬兩，其中云南約10萬兩。清代從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十七年（公元1685―1837年）云南全省產量年平30到40萬兩。而上述白銀流入數據還是僅僅英屬東印度公司一家，就高達每年4萬7千兩。國內國外一比較，可見白銀流入之大。論者甚至以白銀向中國流動，導致歐洲區銀荒，結論是導致歐洲近代走向金本位貨幣制度。但白銀所起到的貨幣作用還主要是稅賦征收，大宗交易買賣。日常普通交易還主要是用銅錢來完成。由于賦稅征收的折算，形成了在計重的白銀和銅錢之間的一定比較關系。清政府早期頒布的比價是約1兩白銀值1千文。但實際上隨著白銀價格變動，這個價格圍繞著1千文為中心，上下波動還是比較劇烈的。

四、寶鈔制度之興廢

寶鈔即紙幣。我國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發行流通紙幣的國家。彭信威在其《中國貨幣史》中說到，“兌換券和紙幣是中國所發明的，西漢的白鹿皮幣和唐代的飛錢，都有一種紙幣的性質…中國紙幣的產生和發展，是由于經濟原因而促成的。第一是宋代商業的發達，因此不但需要更多的通貨，而且需要更輕便的通貨。第二是自五代以來，中國形成了許多貨幣區，不但用的錢不同，而且不準運錢出境，有時使用紙幣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銅錢外流。第三是有許多區域使用體大值小的鐵錢，攜帶非常不便。第四是兩宋政府軍費開支龐大，財政非常困難，常靠發行紙幣來彌補開支。”中國最早的紙幣稱為交子。雖然交子何時產生及由誰創制的，歷史上有所分歧不清楚。但是交子作為第一種紙幣，是大家都承認的。交子實際上是一種可兌換貨幣，也就是說它本身沒有價值，價值靠它之上所書寫的可兌換銅幣來確定。銅幣在這里成為了交子的本位。但是這個制度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中國不僅發明了法定貨幣，而且那里的政府也把握了維持硬幣儲備的必要性，這些儲備最初為紙幣發行的3/7，1107年開始出現麻煩，與韃靼人的戰爭給國家帶來資金壓力，這些都只有通過供應大量的紙幣來緩解。紙幣持有者實際上不再能夠兌付到硬幣了。”交子的不可兌換性和超發引起的通貨膨出使得交子迅速的貶值，并導致交子被廢止。而元明清時期也都出現過紙幣。元代的中統元寶交鈔開創了元代的紙幣時代，市場上除了銀元寶外，幾乎都是紙幣。元代貨幣主要是不可兌換貨幣，雖然紙幣面上書寫有銅錢單位，但是由于不可兌換，銅幣單位成了一個名義和符號來表征貨幣價值，而實際情況是銅幣在元代初期被禁用，白銀流通也受到限制，所以紙幣成為了一種以銀作為本位的不可自由兌換的法定貨幣。但是這次紙幣實施同所有其他紙幣一樣，極為容易超發而導致泛濫，因為通貨膨脹而崩潰，最終在元順帝年間又恢復了銅制貨幣的鑄造和流通。明初同元制用鈔不用幣，發行過“大明寶鈔”。但后來還是使用的白銀和銅錢為主要貨幣，尤其是白銀得到廣泛的使用，紙幣逐步的退出了歷史舞臺。到了清朝時期，紙幣的出現和流通也成為了暫時現象，而沒有如元代一般，長期大范圍的使用紙幣。并且紙幣在中國的數次使用均以濫發造成通貨膨脹而結束。

五、盲目而任意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的中心問題，一矢破的地說來，就是怎樣才能使得貨幣的購買力安定”。維護貨幣的購買力安定，對內來說就是通過貨幣政策維護物價穩定，對外來說就是通過貨幣進出口管制維護貨幣匯率穩定。傳統中國貨幣法律制度中，由于沒有對外匯兌交換的需要和觀念，主要是對內通過貨幣來維持物價穩定和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同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國家一樣，早期的統治者意識不到治國之策中商品經濟政策的重要性，貨幣發行的數量就更不能夠采取科學合理的方法來進行控制。古典貨幣數量供應學派發展到極致的“劍橋”數量方程式和費雪方程式也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才在英國出現。所以古代中國根本不會對貨幣與商品和經濟的關系有明確理性的認識。由于發行貨幣的根據是純粹統治者的財富好惡或者政治軍事活動的需要，所以中國古代貨幣制度中的發行政策是盲目而任意的。“在中國歷史上，自公元前360年至公元1905年這2265年間，貨幣價值大的起落達20余次，貨幣貶值的時間超過1200年；貨幣回值或平穩的時間不到1000年。其中絕大部分回值是暫時的，而且基本上是還未完全回落又重新上漲。中國古代貨幣流通的黃金時代只是漢唐的三個120年，即西漢文景之后的120年；東漢明帝以后的120年和唐貞觀以后的120年。”鑄幣超發導致貨幣貶值通貨膨脹的情況還是比較常見的。貨幣跟不上經濟發展，導致物價下跌的情況也是有的。彭信威在其《中國貨幣史》一書中對北宋年間的豐年物賤有過敘述“司馬光曾說太宗平河東的時候，米價每斗十余錢，那大概是在太平興國四年的事情，端拱二年粟價每斗十錢。淳化二年嶺南米價每斗只要四五個錢。”

篇9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篇10

兵分四路調研

6月2日8：30，湖北省鐵路辦、武漢鐵路局、滬漢蓉鐵路湖北公司、武廣鐵路客運專線公司、湖北省鐵路公司、湖北省聯合發展投資公司6個單位的負責人，相繼來到武漢東湖賓館乙所微山湖會議室。此時，國家“消除民間投資的體制”調研組一行數人已在會議室等候。

寒喧之后，調研組即向6單位負責人講述了國家發改委、央行、鐵道部、建設部等聯合起草的《鼓勵和促進民間投資的20條意見》（下稱《意見》）的相關情況，并就民間資本進入鐵路行業存在的主要體制性和政策，提請湖北方面給出政策性建議。

在就開放鐵路投資進行一天的溝通后，6月3日，第二撥人走進了同一個會議室。圍繞民間資本進入城市公用事業（供水、供電、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以及對推進民間資本進入城市公用事業的政策性建議，湖北省發改委、建設廳、物價局、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武漢燃氣熱力集團、武漢控股湖北石油天然氣辦公室、武漢二郎廟污水處理廠等10家單位負責人輪番向國家發改委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湖北之行，只是國家發改委牽頭布局“壟斷行業改革”的一步棋。

湖北調研前后，國家發改委牽頭的調研組，赴浙江杭州、臺州等地調研公用事業改革，并就“鼓勵和促進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向地方商業銀行、擔保公司、咨詢公司征求意見。

6月，四川省、深圳市也接待了有著同樣使命的國家發改委調研組。調研組考察發現，即使在社會資本充足和活躍的深圳，醫藥衛生、教育和文化出版等公共服務領域向民間投資的開放程度也不令人樂觀。

根據各地調研情況，6月11日，全國發改委系統2009年投資工作研討班，對《意見》進行了分組討論，形成一稿。

接著，發改委進一步向衛生部、教育部等各部委征求意見。7月，形成《意見》二稿。

據了解，發改委等部委將再進一步磋商后形成定稿并上報國務院。

“近期中央將出臺相關的措施，放開民營企業投資的部分限制，以拉動民間投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近日在北大的表態，標志著關于《意見》的信息正式釋放。

政策年中“轉身”

國家對4個地方進行4個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事業、公共服務）的調研，有著直接的現實壓力。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迫切需要從上半年通過“政府投資加國企擴張以保增長”轉型到通過“民間投資加體制改革保增長后勁”。

去年下半年，在國際金融危機要掩覆中國陸地時，中國迅速啟動了4萬億規模的投資。“出手要快，出拳要重”，國務院總理當時多次督促手握投資大權的部委。

暴雨般的中央“救市”資本下撥后，本意想起“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即以政府投資帶動更多的民間投資，但結果卻造就了“國進民退”的僵局。

今年首季，面向中小企業的直接放貸僅占貸款總額的不足5%。同時，民間投資只占到城鎮投資總量的48%，增速比城鎮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低13.5個百分點。

政府投資多數是投資邊際收益較低的項目，民間投資只被允許進入一些過剩的、不獲利的產業，而國企借助各種地位，在優勢產業高歌猛進。

7月底，中國民間投資素來最優的浙江省向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匯報，上半年，交通、能源、農水等政府主導性投資項目高位運行，但制造業仍在低谷徘徊，民間投資啟動跡象還不明顯，企業家信心指數和企業景氣指數仍處于近10年來低點。

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日前表示，去年以來在公用事業領域，出現了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但在目前的公用事業投資規模基礎上，即使再擴大1倍，達到2萬億，也很難說完全解決了需求”。

對于“上半年信貸投放量超過7萬億元，導致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傾向”的社會輿論，金融系統人士認為有失偏頗：“正是當前對民營企業的部分限制性規定，導致企業在投資過程中，由于沒有更廣泛的選擇，結果在允許的范圍內一哄而上，導致部分產能過剩和資產泡沫；而在不允許投資的范圍內造成壟斷企業缺乏活力，造成供給不足。”

國企的強勢擴張，也促使國家發改委專門召開了各司局負責人碰頭會，國家發改委一位官員透露：“每個司局花5～10分鐘時間講述各自領域近況，很多司局都表達了對全面‘國進民退’的擔憂，痛斥一些國企的蠻橫強勢。”

之后，國務院緊急行動。5月25日，國務院下發《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改革過程中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渠道，對壟斷行業進行改革。

“但上半年經濟未能觸底回升，觸及壟斷體制的改革沒能推出。”一位國家發改委人士說，當6月份的經濟數據出來后，中央總算稍微松了口氣，可以調轉車頭，啟動民間投資。“只有民間投資能接力政府投資，中國才可能避免經濟的W型波動。”

部門分歧仍在

針對體制門檻與財稅是制約民間投資增長的兩大關鍵因素。《意見》提出了可操作性建議。

對于體制障礙，《意見》明確提出，凡能夠實行市場化經營的，要公開市場準入范圍和標準。

其中，修訂出臺《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2004年）》，起草企業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條例。大范圍下放項目投資核準權；同時要求各地方主管投資的部門也要盡量下放核準權限，擴大地方政府的備案管理范圍。

“現在有些壟斷行業可以跟你講上12個小時，擺出1000條理由，就是不讓其他人進入他們的領域，就是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卓元介紹，當年面對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的既得利益，國務院就是通過修訂價格目錄，規定哪些價格政府管，哪些價格政府不管，并把大量生產資料價格歸入政府不管的范圍。

在具體政策上，《意見》明確規定，小型及微型金融機構應由民間資本主導，適度引進國有金融機構和國外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變股權結構門檻為加強管理團隊資質監管。提出給民間金融法律身份，即修訂《貸款通則》和出臺《放貸人條例》，從法律上明確界定非法定吸收公眾存款、非法集資和正常民間借貸的界限，使民間借貸陽光化。

投資范圍放開后，接下去就是財政稅收的支持。“壟斷、公共服務等領域價格都是管制的，進來了也賺不了錢。”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曉晶表示，如果沒有價格、金融、財稅等政策調整與支持，民間資本仍找不到這些領域的商業利益。

《意見》提出，民營企業利用稅后利潤進行再投資和技術研發，今、明兩年內可享受一定程度的稅收抵免。民間投資用于國家鼓勵類項目，進口國內不能生產的關鍵設備、原材料及零部件時，減免征收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清理涉及民間投資的各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降低收費標準等。對包括小額貸款公司在內的農村新型金融，參照農村信用社改革稅收優惠政策，按營業稅3%征收，所得稅3年內減半征收。對小額貸款公司實行與村鎮銀行同等的財政補貼政策。

前述國家發改委人士看過《意見》草案，據他透露，民間投資范圍的放開因屬于原則性問題，部委共識較大，主要是央企方面存在阻力，可能落實難。《意見》中部委角力的焦點反而是民間投資準入的財稅政策，特別在保障財政收入增長的情況下，要降低財稅門檻，財稅部門有一定的憂慮。因而這塊還存在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