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腐工作中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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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腐敗現象的一大特點是，向兩頭發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員級別升高、涉案金額增大、‘群蛀’現象嚴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層滲透，向非領導干部的人員滲透,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上下延伸的態勢。

權力異化的普遍性。一提到腐敗，很多人立即想到肯定是權力比較大、勢力比較強的領導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干部。從今年查處的貪腐案件來看，目前最重要的趨勢是“一把手”成為貪污腐敗瀆職犯罪的重災區。這是因為他們手中有權，或者說有腐敗的資本。現實中，也會有一些人抱怨自己想腐敗也沒有腐敗的機會。這其中恰恰暴露了一些人對權力的羨慕，或者說對腐敗的“認同”和“默許”，甚至一些官員還競相在權力上爭奪，在腐敗上攀比。你做科長，我起碼得做局長；你貪一萬，我至少要貪兩萬。爭權奪利、腐敗墮落，成了一些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光彩之事。一些人，包括一些小到不能再小的村干部等，甚至是一些普通黨員，也“能貪多少，是多少”，將權力利用到極致。還有一些小官認為升遷無望，便在撈錢、斂財上動歪腦筋。等等等等。這些都是權力異化的普遍性的結果、惡果、苦果。玩權、恃權、弄權呈現群體性。這是干部權力意識的腐敗。具體表現為，在很多公職人員看來，只要有權就應該去“用”。當然，這樣的用，是指為己謀私。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真的到了“想不腐敗”都難的地步，被動性腐敗使得一些貪官發出“做個貪官，我容易嗎？”的感慨。而上行下效、官官相衛，更使一些貪官在權力異化上“得心應手”、“左右逢源”、“無所不能”、“無惡不作”。

懲防體系的脆弱性。應該說，近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關于干部選拔任用、干部監督管理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的制度、規范、要求。2009年，一張深入市縣基層政權的反腐大網已經張開；2009年，中央在反腐中采取了被稱為是“改革開放后最大范圍的制度化、規模化防腐反腐措施”；繼2008年提出反腐敗制度體系的框架之后，2009年中央連續公布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等眾多反腐文件；9月18日，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對反腐敗提出明確要求；9月19日，中紀委十七屆四次全會公報提出新時期反腐敗的6項舉措和5項具體任務……縱觀中央關于制度反腐方面的創新之舉，可以說很完備、很完善，但是一到了基層，就是落實在材料上的多，落實在實際中的少。或者說，理想與現實、制度與執行，還存在很長的路要走。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還有待進一步完善、深化和應用。

權力監督的疲軟性。由于權力的威力實在是太大了，導致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對權力的監督，只能是形式大于內容，甚至有的干脆就是擺設，失之于軟，失之于寬，失之于遲。近年來，雖然反腐成績有目共睹，但腐敗仍層出不窮。這除了同當前經濟高速發展、體制快速轉型、全面對外開放、廉政文化缺失、法律制度機制不完善的中國社會大背景密切相關，還由于黨內監督是系統工程，就目前情況來說，還存在著“上級監督太遠，下級監督太險，同級監督太難，紀委監督太軟，組織監督太短，法律監督太晚”等尷尬局面。很多干部游離于監督之外，也便使貪腐行為有了可能和機會。但是，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監督雖然很難，但是一刻也不能松、不能軟。

制度反腐的迫切性。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中，一個都不能少，尤其是制度創新、制度反腐，更不能少。只有做到制度管人，讓制度說話，而不是讓人去管人，讓人去說話，尤其是僅憑個別人“說了算”。“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在反腐敗問題上，要加強教育、讓人不想腐敗；加強監督、讓人不能腐敗，完善制度、讓人不敢腐敗，合理待遇、讓人不必腐敗。特別是在完善制度方面，要像所強調的那樣，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制。我們欣喜地看到，在制度反腐方面，中央和地方都作出了很多探索和嘗試，比如說“預防腐敗法”、“公職人員財產收入申報法”、“利用權力影響罪”等一些反腐法規的醞釀和出臺，將會給腐敗分子頭上套上更嚴、更緊的“緊箍咒”，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公務員之家:

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向全黨發出警告，“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世情、國情、民情和黨情在不斷變化，但一以貫之的是我黨對反腐敗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的清醒認識。同志說過，“共產黨最講認真”，只要全黨上下共同努力，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加強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堅決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就一定能像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以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新成效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