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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風運動（上）

從一九四二年春天開始，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同時，在全黨范圍內發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

為什么在抗日戰爭十分緊張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要以這樣大的力量和這樣長的時間來進行這場整風運動呢？對這個問題是有著深遠的考慮的。

中國共產黨在它成立以來的二十多年歷史中，經歷過巨大的勝利和嚴重的失敗，出現過“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錯誤，其中給黨帶來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分別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錯誤，但由于沒有來得及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黨內歷次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所以，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這些分歧，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具體情況辦事，還是主觀主義地憑“想當然”或照著某些“本本”辦事。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就談不上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奪取勝利。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這時已發展成擁有八十萬黨員的大黨，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戰以后入黨的新黨員。認為，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將來的新局面”。①

全黨范圍的整風是從一九四二年春天開始的，而它的最初醞釀在六屆六中全會后就開始了。為什么要經過這樣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呢？因為整風的重要目的是要樹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的東西。這種思想問題的解決，決不能靠強制的手段，必須使人真正從思想上想通，并且從實際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敗的事實中得到證明，才能切實奏效。何況王明有著共產國際作為后臺，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條主義的影響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些都需要時間。所以，后來解釋說：“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會上，曾明確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他還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說的“一些嚴重的錯誤”，其實就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

六中全會后，王明口頭上也說：“黨要團結在領導之下”，實際上依然堅持過去的錯誤。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寫、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寫道：“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干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了。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④這是一個挑戰性的行動。應該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這個問題，便更迫切地擺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來，六中全會前，中共中央已曾考慮在準備召開的七大上討論中國黨的歷史問題，但共產國際沒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會上傳達國際的意見時說：國際認為，中共七大要著重于實際問題，主要著重于抗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不應花很久時間在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關于總結十年經驗，國際認為要特別慎重。⑤以后，由于戰爭形勢的發展和黨的高級干部難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開，有關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也一直拖了下來。

王明的小冊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就從一九四○年下半年開始，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在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他對編輯這部歷史文獻集十分認真，花了不少工夫。在這個過程中，讀到許多他過去在中央蘇區時沒有看到過的材料，使他對問題有了一個系統的了解和認識，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特別是十年內戰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傾錯誤及其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損失。

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下令制止工農運動；在蘇維埃時期，最初實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時糾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陜北蘇區。所以蘇維埃后期的損失，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他說：而遵義會議提到這個時期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關于抗日戰爭以來的錯誤傾向，認為在統一戰線初期是“左”傾；國共合作建立后有一個時期是右傾，反磨擦后又是“左”傾。他總結說：關于過去的經驗教訓，同意以后專門研究，但研究的大綱要談一下。他指出：過去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便產生了對革命的急躁性。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黨，黨員比較幼稚，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不足。他強調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錯誤和蘇維埃后期的許多“左”的錯誤，是由于馬列主義沒有和實際聯系起來。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對于犯了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⑥

會上，王明、博古、、康生、、陳云等相繼發言，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后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這樣，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說到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時，沒有用路線錯誤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變發生。痛心地指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⑦為了引起全黨重視，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黨性的高度來認識。

為了改變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的狀況，經過慎重考慮，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決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所作農村調查匯集成的《農村調查》一書。為這本書寫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他又指出：“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后，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⑧。這些話的針對性是再明顯也沒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研究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另一種態度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許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對于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沒有興趣，許多做實際工作的人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他們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談，自以為是。說：“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

在報告中突出地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說明只有這種態度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求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要求不單懂得外國還要懂得中國，不單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他對實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闡述：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夸夸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

然而，這篇觀點鮮明措詞尖銳的重要講話在黨的高級干部中竟沒有引起多少反響，宣傳部門也沒有在報上報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這使進一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定先從統一高級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這是黨在準備整風時期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會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準備，成立了調查研究局，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調查研究局下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還成立了思想方法學習小組，也由任組長。根據的提議，中共中央先后發出王稼祥起草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起草的《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還把主持編輯的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發給大家，要大家認真閱讀，結合實際進行比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對的，哪些是不對的。

這一系列措施，特別是對《六大以來》的閱讀和研究，對開好九月會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胡喬木回憶說：“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后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怎么同‘左’傾路線斗爭，兩種領導前后一對比，就清楚看到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編輯《六大以來》就是為了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六大以來》成了黨整風的基本武器”。⑨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這些措施后引起的變化說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后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引者）。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開九月會議。”⑩

九月會議時斷時續開了一個多月，集中討論了五次。會議重點是檢討黨在十年內戰后期的領導路線問題。在第一天的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他一開始就說：黨內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不切實際，按心里想的去辦，這就是主觀主義。他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后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他們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他說：“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他又說：六中全會打擊了主觀主義，但仍沒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觀主義已不占統治的地位，但還相當地存在著。分析主觀主義的來源主要是黨內“左”的傳統，蘇聯的德波林等的影響，以及中國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他提出：克服主觀主義要從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以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強調“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⑾。

會上，有二十八人次發了言，談了在中央內部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有著極大的意義。許多人以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歷史上所犯的錯誤。

在發言中指出：“的報告，對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過去我們對蘇維埃后期的錯誤沒有清算，這是欠的老帳，現在必須償還。”他還說：“對中央蘇區的工作，同意的估計，當時路線是錯誤的。政治方面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打大的中心城市、單純防御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不相信老干部，否定過去一切經驗，推翻舊的領導，以意氣相投者結合，這必然會發展到亂打擊干部。思想上是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不研究歷史與具體現實情況。”⑿

博古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他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的一人。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蘇聯學的是德波林主義的哲學教條，又搬運了一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和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過去許多黨的決議是照抄國際的。”⒀他表示：現在我有勇氣公開研究自己過去的錯誤，希望在大家幫助下逐漸克服。

王稼祥總結了主觀主義產生的根源，他說：除中國的社會原因外，“就是經驗不夠，學了一些理論而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易做教條主義者，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更易做教條主義者；實際工作經驗多的人，不易做教條主義者，而容易成為狹隘經驗主義者”。⒁

這次九月會議，特別是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為以后全面開展的運動確定了基調，并且在黨的領導層內取得了大體一致的認識。

只有王明在會上絲毫不作自我批評。他發了兩次言，雖然表示同意的發言，承認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但卻完全推卸責任，說自己對博古、在中央蘇區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強調博古是蘇維埃運動后期錯誤最主要的負責者。

鑒于這種狀況，、王稼祥、任弼時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談，希望他能夠轉變態度認識錯誤。在十月七日的談話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談自己的問題，反而攻擊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是太“左”了。他指責的《新民主主義論》和《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是只要民族資產階級，不要大資產階級，這是不好的。認為目前應當以國民黨為主，我黨跟從之。建議中共中央發表聲明不實行新民主主義，同設法妥協。最后表示決心同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更系統地闡述他的觀點。王明的觀點受到會上許多人的批評。嚴肅地指出：王明在武漢時期有許多錯誤，我們等待他許久，最近我和他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他認為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們認為他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只是讓步是弄不好的。

因為王明在爭論中提出了對目前時局的嚴重的原則性問題，提議停止討論蘇維埃后期的錯誤問題，集中討論抗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加以說明。但王明卻突然稱病不肯出席政治局會議，使會議未能舉行。以后，他就長期稱病，拒絕參加中央的整風會議。

十月十三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宣布，因為王明生病，政治局會議停止討論。關于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中的錯誤，依照十月八日書記處工作會議提出的“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的錯誤，但不是路線的錯誤”作為定論。⒂

關于蘇維埃運動后期的錯誤，起草了一份書面結論草案，題目是《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草案概括地說明：“這條路線的性質是‘左’傾機會主義的，而在形態的完備上，在時間的長久上，在結果的嚴重上，則超過了陳獨秀、李立三兩次的錯誤路線。”草案分析：這條路線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在政治方面，對形勢的估計，對策略任務的提出與實施，對中國革命許多根本問題都犯了過“左”的錯誤；在軍事方面，犯了從攻打大城市中的軍事冒險主義轉到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保守主義（同時也包含著拼命主義），最后在長征中轉到完全的逃跑主義的錯誤；組織方面犯了宗派主義錯誤。草案還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實際上克服了當作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解決了當時最主要的問題——錯誤的軍事路線、錯誤的領導方式和錯誤的干部政策，實際上完成了由一個路線到另一個路線的轉變，即是說克服了錯誤路線，恢復了正確路線。”⒃這個結論草案的許多重要內容后來被吸收到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為了進一步弄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組織一個研究黨的歷史的委員會，由、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組成，以為首。

大概就在起草這份結論草案以前，還寫了題為《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長篇文章，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統地批判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獻，指出它們的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特征。當時只把這篇文章給劉少奇、任弼時看過，一直沒有發表。關于沒有發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曾這樣寫道：“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記了。一九六四年有人從檔案館里找出這篇文章的原稿，送給我看，方才記起確有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沒有發表，甚至沒有在中央委員內部傳閱，只給兩位政治局委員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尖銳了，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們吧。”⒄因此，當時這篇文章不但在社會上，并且在黨內也沒有直接發生影響。但通過寫作這篇長文，使對那個時期中央的路線錯誤的認識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討論黨的歷史的那次會議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會議大大跨進了一步，因為它使黨的領導層對必須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大體上取得了共識。曾這樣評價：“九月會議是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報告整風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版”，“整風也整不成”。⒅

九月會議后，集中力量領導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他認為“犯思想病最頑固”的是高級干部，“將多數高級及中級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黨與軍的骨干，那我們就算是勝利了。”⒆根據九月會議的決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組（又稱中央學習組），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級學習組，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規定中央學習組的任務是：“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他還提出，“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志全體出馬，大家都出臺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但要注意“把犯了錯誤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來”。⒇

對如何研究黨的歷史，第二年三月，在中央學習組上作了講話。他說：“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現在來考慮我們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統地去考慮。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雖然在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考慮過昨天是怎樣走的，明天應該怎樣走，但是整個黨的歷史卻沒有哪個人去考慮過。”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他說：“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強調：“研究中國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他還指出：“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是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21)

在精心部署下，從一九四一年冬季開始，全國各地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普遍開展起來，為全黨范圍開展整風運動準備了條件。

經過幾個月的學習，高級干部的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達到了基本一致的認識。這樣，在全黨普遍整風的條件就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為中央宣傳部起草的《宣傳要點》在敘述了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在黨內的種種表現后寫道：“凡此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斗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而要進行斗爭，加以克服，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22)

整風學習在黨的各級干部和黨員中普遍進行，是從一九四二年二月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和在中央宣傳部干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后開始的。在報告中，全面論述了整風的任務、內容、辦法和意義。

他明確地指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他說：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現在在我們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為危險”。這兩種主觀主義，都是理論與實際相脫離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關于宗派主義，認為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一種表現。他要求正確處理黨內的各種相互關系，以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致的目的；同時也要消滅黨外關系上的宗派主義，“其理由就是：單是團結全黨同志還不能戰勝敵人，必須團結全國人民才能戰勝敵人”。他著重地說：“對于一切愿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關于黨八股，認為它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如果不把黨八股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啟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他說：“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

關于整風的意義，強調：“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

關于整風的方針和方法，提出八個大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作為整風的宗旨。具體講就是：“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23)。“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八個字成為黨內對待犯錯誤的同志采取的正確方針。它的方法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作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說：“這個工作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度”。他強調要好好地說理，說這個工作“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地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

黨內的普遍整風從延安開始，有一萬多名干部參加。

當時，的兩篇報告發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擊水，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開始從新的角度，新的高度來審視問題。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戰爆發后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和新黨員還沒有能夠理解發動這場運動的深刻意圖和真正意義。“不少人受到自己經驗的局限，誤以為整風就是整領導。整什么領導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對他們的領導。那些高層領導中有什么東西要整，他們當時是看不清楚的。”(24)這樣，就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轉移到一大堆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上去。這種傾向不扭轉，就會改變整風運動的方向。那個時候，許多單位辦起墻報。在墻報上一些人以譏諷謾罵的方式批評延安存在的某些具體現象，吸引了許多讀者。一天晚上，到中央研究院用馬燈和火把照明看墻報，認為這樣發展下去，整風學習是不能達到預定目的的。他說：“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25)

五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學習組上談到：整頓三風“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26)。他說：這樣大批的新黨員沒有這次思想的改造，將來黨是搞不好的。提出，全黨干部和黨員普遍整風的內容，一是學習中央規定的二十二個文件，一是結合學習檢查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在他的推動下，普遍整風在延安很快開展起來。

在整風過程中，延安文藝界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很多，很突出。這些文藝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戰爆發后從上海等大城市來到延安的，他們滿懷救國熱情，但對同工農兵結合的思想準備卻很不足。正如周揚所回憶的那樣：“他們沒感覺到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沒感覺到有一個要熟悉面前這些新對象的問題。他們還是上海時代的思想，覺得工農兵頭腦簡單，所以老是想著要發表東西，要在重慶在全國發表，要和文藝界來往，還是要過那種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這怎么成呢？你以為這個問題簡單嗎？可不簡單啊。結合，你怎么結合的了啊，這些人都三四十歲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還蠻大的。”(27)在文藝界內部，相互之間也存在一些長期積累下來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的現象，包括還存在宗派主義的問題。因此，在普遍整風的初期，特別重視解決文藝界的問題。

為了深入了解實際情況，接觸了許多文藝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時間同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舒群、劉白羽、何其芳、丁玲、羅烽等交換意見，并請他們幫助收集文藝界提出的各種意見。深入細致的作風和真誠坦率的態度，得到了許多文藝界人士的尊重與信賴。當時，性情孤傲的蕭軍因為工作中的矛盾想離開延安。臨行前，他到那里辭行，問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離開？蕭軍回憶說：“我看他那么誠懇，那么熱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無保留地同他談了。他聽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認延安是有某些缺點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時反映，幫助改正。”(28)還寫信給蕭軍，坦率地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又關切地提醒他：“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發表《三八節有感》后，誠懇地對她說：“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的長處，肯定優點，再談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啟發，她后來說：“這話給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記在心上。”(30)

經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弄清了情況，決定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來解決存在的種種問題。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會議上，首先發表講話，被稱為座談會的“引言”。他開宗明義地說：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他強調：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我們首先要依靠拿槍的軍隊，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說：為了實現文藝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這個目的，有些什么問題應該解決呢？那就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他說：文藝工作者應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干部。這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以自己作例子，詳細講述了像他這樣一個學生出身的人參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發生變化的經驗。然后說：“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文藝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這個“引言”給人一種全新的感受，并且覺得十分親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來說：“我那時當然不能說已經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問題的深刻意義。但聽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鮮、很重要、平時自己沒有想到，一聽就終身難忘的問題。”(31)

座談會在二十多天里開了三次大會，討論得十分熱烈。在充滿民主的氣氛中，有幾十位黨內外的文藝工作者講了話。每次開會，都坐在主席臺的桌子旁，一面仔細聽大家發言，一面認真做筆記。參加這次會議的歐陽山說：“大家都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不管對的、錯的都可以無拘無束地講出來。講完之后，也沒有向任何人追究責任，真正做到文藝方面的事情由文藝界來討論解決，不帶一點強迫的性質，發揚了藝術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暢。”(32)

在二十三日的閉幕會上，做結論。面對著文藝界存在的錯綜復雜的種種問題，他不是就事論事地糾纏在這些具體問題上，而是高屋建瓴地從問題的根本下手。他一開始就說：“什么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為中心，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這就從千頭萬緒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領。蕭軍評論道：“看問題深刻，文藝界那么多問題，他一抓就抓住了。”(33)

在講話中尖銳地指出：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并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于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么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

“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到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

在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上，著重談了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他認為：我們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這就需要解決向工農兵學習的問題，和新的時代相結合的問題，深刻地指出：“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他號召：“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關于文藝批評，說：我們要求的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對討論中暴露出的許多思想問題，就其中比較重要的進行了分析。他最后說，延安文藝界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他相信經過整風，大家“一定能夠創造出許多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一定能夠把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34)

為了更好地幫助廣大文藝工作者真正能轉變立場，強調對黨內干部要進行關于知識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說：“我們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導他們自覺地而不是勉強地和工農打成一片。少數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這是思想問題，不能勉強，不能用粗暴的態度。”他還說：要使在軍事、政府、黨務、經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對文化人、對知識分子采取歡迎的態度，要懂得他們的重要性，沒有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35)

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許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開朗，在眼前展現出一個新的天地。會后，延安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敵后抗日根據地，在斗爭實踐中創造出一大批深受工農兵歡迎的文藝作品，比如，戲劇方面有魯藝的新歌劇《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馬可的《夫妻識字》，中央黨校京劇隊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劇院的《三打祝家莊》；小說、詩歌方面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等。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就能涌現出這樣一大批優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藝界的進步，十分高興。對八路軍一二○師政治部戰斗劇社演出的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一組短劇《晉察冀的鄉村》等，和丁玲、歐陽山寫的介紹陜甘寧邊區合作社工作中模范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會里》兩文，都專門寫信給予肯定和鼓勵。他在看了平劇《逼上梁山》的當晚，寫了一封信給該劇的編導楊紹萱和齊燕銘。信中寫道：

“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帶動下，革命根據地及中國的文藝運動走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在這個時期，也很關注中央研究院反對王實味的斗爭。

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后，他在《解放日報》和《矢與的》墻報上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對他不滿的現象提出批評。延安不是沒有缺點，對缺點是可以而且應當批評的。但是，王實味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出發，使用了夸大事實、冷嘲熱諷的語言，還說藝術家的任務是“揭露一切骯臟和黑暗”。當時，“《矢與的》墻報本來貼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門口的一間大平房里，外單位有不少人跑來看。后來貼在布上，掛到延安南門外熱鬧的新市場，看的人更多，像趕廟會一樣。”(37)到中央研究院去看過墻報，認為王實味是“不講成績，抹煞成績，只暴露黑暗”(38)。他說：“我們的工作中確實有許多缺點應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39)

隨后，中央研究院召開了多次大會，開展對王實味的批判。開始時，還是把王實味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的。但在當時擔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問題升級為政治問題，以后更把他說成“托派”，成為敵我矛盾，還牽連到別人，定為“五人集團”。這樣，對王實味的斗爭出現嚴重的偏差，并且對不久后開始的審干運動和搶救運動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實味。在關押期間，用“逼供信”的辦法繼續審訊。以后，作出王實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錯誤結論。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軍隊進攻延安，中央機關撤離，在從延安轉移到山西興縣時，經康生負責的中央社會部批準，王實味被錯誤地處決。這是一起冤案。以后，曾多次對王實味的被處決提出了批評。(40)

盡管普遍整風中也出現一些問題，但總的說來，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黨內思想面貌發生很大變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致的電報中講到：“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在延安大見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無此種學習，極龐雜的思想不能統一。”(41)

為了把整風學習進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總學委，以負總責，具體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發出《關于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此后，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從延安推向各地，在全黨范圍內陸續普遍開展起來。

八月三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的提議，決定將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級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增為四十八人）編成九個小組，由中央同志直接領導，聯系本部門的工作，學習和研究《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和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編在第一組。還提出：“要從討論那些細小微末的具體問題，轉入到集中火力檢討黨內存在著的根本思想傾向，主要是自由主義和對黨鬧獨立性問題。”(43)根據的意見，各地也先后召開高級干部座談會，聯系本地區的實際進行學習和檢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是在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這次會上，用兩天時間，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情況逐條講解斯大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講話對邊區黨清算歷史上的路線是非，糾正一些干部鬧獨立性的傾向，增強黨的團結有重要意義。在閉幕會上，總結道：“我們雖然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但要從觀念形態上恰當的反映歷史是不容易的。經過這樣多的磨折，這樣多年，這次高干會才把歷史搞清楚。”(44)

接著，中共中央為了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對組織機構進行了調整。

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決定由代替博古負總責。六屆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已經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陳云等提議由擔任總書記，后來根據本人的意見，沒有把這個問題拿到六中全會上去討論，但已主動地把工作逐漸向轉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把政治局會議的地點移到楊家嶺住處開，他雖然仍主持會議，一切重大問題實際上都已由作出決斷。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會議后，主要是做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他這樣說：“我自己及中央秘書處在一九四○年五月間也搬了過來，實際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來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實已在主持下進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為主席。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作為主席而具有“最后決定權”的是“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而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有的研究工作者以為，這個《決定》給予了在整個黨的工作中一切重大問題上的“最后決定權”，這是由于過分粗心或以訛傳訛而產生的誤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為了統一各地區的領導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進行了分工：華北黨政軍民工作統歸王稼祥負責；華中黨政軍民工作統歸劉少奇負責；陜甘寧、晉西北黨政軍民工作統歸任弼時負責；大后方工作統歸陳云負責；敵占區工作統歸楊尚昆負責。中央黨校校長由兼任。四月五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又決定，為指導工作便利，駐重慶辦事處工作由直接管理；駐西安辦事處工作由任弼時管理。

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調整，經過一年多的整風學習，的領導地位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也進一步得到鞏固。

①致的電報，1942年。

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③《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頁。

④陳紹禹：《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1940年3月第3版，第3頁。

⑤王稼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9月14日。

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0年12月4日。

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1年1月15日。

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頁。

⑨胡喬木談話記錄，1991年3月20日，《胡喬木回憶》，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頁。

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41年9月10日。

⑿：《缺乏實際工作經驗要補課》，《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頁。

⒀《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

⒁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領導為中心》，《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頁。

⒂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記錄，1941年10月13日。

⒃起草的關于歷史問題的結論草案，1941年10月。

⒄：《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批語，1965年5月。

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⒆致的電報，1943年1月25日。

⒇《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頁。

(21)《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頁。

(22)《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0—391頁。

(23)《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頁。

(24)鄧力群：《回憶》，《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

(2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83頁。

(26)在中央學習組發言記錄，1942年5月28日。

(27)周揚：《與趙浩生談歷史功過》，《延安文藝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頁。

(28)蕭軍：《難忘的延安》，《延安文藝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3頁。

(29)致蕭軍的信，《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4頁。

(30)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前后后》，《延安文藝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頁。

(31)何其芳：《記延安文藝座談會》，《延安文藝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7頁。

(32)歐陽山：《我的文學生活》，《延安文藝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8頁。

(33)蕭軍：《難忘的延安歲月》，《延安文藝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4頁。

(34)《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9—877頁。

(35)《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0、432頁。

(36)《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22頁。

(37)溫濟澤：《征鴻片羽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頁。

(38)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上的發言記錄，1942年10月19日。

(39)在延安各部門負責人和作家座談會上的談話記錄，1942年3月31日。

(40)中組部有關部門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

(41)致的電報，1942年6月13日。

(42)致聶榮臻的電報，1942年7月4日。

(43)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2年8月3日。

(44)在西北局高干會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月。

(45)：《反省筆記》，1943年12月16日。

整風運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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