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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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年度報告以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為主題，集中討論在現階段中國城市發展的戰略背景、戰略目標、戰略任務和戰略設計；對于如何貫徹科學發展觀和落實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大力推進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緩解城鄉差別、實現社會公平、完成城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系統的研究成果。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要點

一、城際之間、城鄉之間是一個區域系統

在一個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間充填是一個有序的體系。人為的分割，雖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卻與真實的系統行為運行有很大的背離，既不符合幾何原則，也不符合生產原則。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間的城際關系，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城鄉關系，必須如實地看作是一種結構有序、功能互補、具有統一基礎的復雜系統。

從地理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應當符合空間充填原理，它們在宏觀上是可辨識的，在微觀上是隨機的，實際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鄉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級特點的一組空間充填物，共同構成一個區域綜合體，并相應地發揮各自的功能。

從社會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社會分布原理，它們在本質上是由于社會分工的不同和創造能力的差異，產生了在獲取財富、分配財富、消費財富上的差異，但最終它們必須服從一個臨界閾值，即作為區域內社會成員的每一個人，都至少應當獲得作為體面生活標志的最低門檻，滿足基本人權所賦予的“機會平等”。

從產業結構看，城際之間與城鄉之間符合產業升級原理，它們在產業鏈形成與產業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聯系與制約，又有內在的聯系與制約。農村作為第一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統和生態環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集中地，提供了產品、服務及相應供需支持系統，從區域的整體上是互補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應單以“結果平等”的眼光去對待。

從智力結構看，城際之間和城鄉之間符合人口流動原理，鄉村提供了人力資源的豐厚土壤，不同等級的城市對于人才的吸納和創造“生態位”的條件差異，表現出宏觀可識別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闡述，可以發現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區域的整個體系之中，并且始終把農村作為區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對于城市的發展和城鄉統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二、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兩大轉折

世界城市化進程的經驗指出，必須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的兩大基本轉折。

第一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相對平衡的區域內，形成大小不等的點狀分布(亦可視為區域增長極)，隨之發生了急劇的人口集聚能力、經濟密度集聚能力、二三產業集聚能力和資本集聚能力的中心。這一個轉折，表現在城市開發度急劇增強，工業化利用土地的規模急劇增強，固定資產投資的集中度急劇增強，科技含量和創新步伐等的急劇增強。這類急劇增強的結果，就在地理區域的空間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級布局的空間充填，使得廣大農村與城市之間在財富創造、生活質量、社會保障等方面差距擴大，二元結構系數加大，形成了以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農補工”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個轉折，是在財富分布空間已經相當不平衡的區域內，在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很高的態勢下，在城市開發度達到中期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狀況時，必須及時地將城市化戰略轉移到以城市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工業支持農業、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和實施城鄉經濟一體化的主流之中。這一轉折的特點是，在不降低城市生產力的前提下，降低城鄉二元結構系數，減少貧富差異，推進社會公平，補助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加大城市對農村的轉移財政支付力度，從政策導向、物質扶持、資金傾向、項目帶動等對農村實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國在2003年，已經達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業化水平也已經達到了工業化中后期的階段，城鄉二元結構系數已經平均高達1：3．0以上，城鄉差異和區域差異都處于較高的數值，因此我國城市化戰略進程進入了第二個轉折期，即必須把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今后時期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主流。

三、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紀頭20年我國將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對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城市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國城市化50年的狀況，明確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借鑒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在城市發展中的經驗，探索新時期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的選擇、戰略形態的轉變以及發展動力的提升，由此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中國城市體系，尋求引領國家財富臺階式增長的制高點，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新一輪經濟增長戰略機遇期的總任務和發展總方向的把握，必須回答七個嚴肅的問題：

（1）如何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指導方針?

（2）城市發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傳統式的單極擴大?

（3）如何改變城鄉分離、城際分離、地方保護、惡性競爭的弊病?

（4）如何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有效克服二元結構的社會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如何構建生態城市和綠色人居?

（6）如何擴大城市就業，創造可持續的就業機會?

（7）怎樣實現以“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總體目標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以上七大問題的統一解決，只有明確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并通過城市化發展形態的革命性變革，即由原先的單極式城市擴張轉變為組團式城市群和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培育，一舉克服傳統城市化進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取高額“發展紅利”、降低發展總成本、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等，才能達到社會公平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四、中國城市化的基本狀況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將對全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許多國外學者都把“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并列為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進程的兩大關鍵因素。統計數字表明，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城市化程度的明顯加速是一個重大標志，其增長過程與財富積累呈非線形的對應關系。

中國從建國開始的發展戰略中就有“積極推進工業化，相對抑制城市化”的主導思想，加上長期“恐城癥”的制約，中國城市化50年的變遷，一直都在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道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速度達到同期世界城市化進程速度的兩倍，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平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2％，低收入國家為30％，而中國城市化率尚未達到40％。至2000年底，中國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個百分點，比世界發達國家平均低40個百分點。雖然從1949年全國建市67個增長至目前的600多個，但隨著人口總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過于偏小。

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綜合實力提高與國家競爭力增強的“巨大瓶頸”。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時期，大力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尤其是尋求城市化戰略的進一步提升，緩解長期以來制約中國社會公平的二元結構矛盾，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國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中國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

五、中國城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

為了支撐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的總體進程，從現在起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城市化率將從現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這就意味著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約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約1000萬—1200萬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才能滿足現代化進程的總體要求。在急劇推進的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以下的挑戰：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老齡人口總量)相繼來臨。

（2）城市對能源和資源的超常規利用。

（3）加速城市生態環境“倒U型曲線”向右側移動的良性逆轉。

（4）促進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的有機融合與協調發展。

（5）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和質量。

（6）加速克服“三農”問題實現城鄉之間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進程的急速推進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實現。

（8）城市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決“_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之一。雖然國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從政策到資金，對解決“三農”問題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但是就其整體性解決的目標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離。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們認為，中國“三農”問題根本出路的一個要點在于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而大量減少農民的數量，大量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提高人口的素質和技能、大力創造就業機會才能夠最終完成。一旦當農村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25％以下時，農村土地的價值才能達到市場化要求的成本閾值，此時農業土地的集約化生產、規模化生產和專業化生產才達到一定水平，農業的科技含量、服務水平和農業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整體素質才會有明顯的進步，至此，中國“三農”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才能得以徹底解決。

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進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是中國城市化戰略的核心，構筑開放、流動、有序、互補的中國城鄉體系，是解決中國“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經濟不活、小城市實力不強、小城鎮總體不優”的根本戰略舉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七、中國城市化已經走出四大誤區

中國城市化戰略的健康實施，已經走出認識上的四大“誤區”：

誤區之一：認為城市的發展必然引發“城市病”。必須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下，形成“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誤區之二：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大城市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城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城市規模結構是一個具有等級、共生、互補、高效和嚴格“生態位”的開放系統，大、中、小城市都應當在統一規范下得到合理的發展，組團式城市群的形成與完善是達到這一要求的正確選擇。

誤區之三：認為城市化的結果應當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必須考慮到自然基礎的差異、地理區位的差異、發展階段的差異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對于城市格局與結構的影響。應充分認識到城市宏觀布局在三維模型中（時間、空間、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必須認識“以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均衡，換取實現社會公平程度的相對均衡”這個基本道理。

誤區之四：認為城市化的結果必然拉大城鄉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貧富差異，加劇社會的不公平程度。事實上，只要嚴格把握城市發展兩大轉折的要點并實施城市補償農村，工業支持農業，大力推進鄉村的產業化、市場化進程，上述誤區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國應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是經濟、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會先進生產力體現的平臺，集中體現了國家的綜合實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新世紀對于中國有三大挑戰，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署長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世界銀行認為：國家的GDP達到1萬億美元是一個標志性臺階，意味著財富積累將步入新的航道。與國際已有的經歷相對照：美國的GDP總量在1970年達到1萬億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總量達到2．7萬億美元；日本的GDP總量在1978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總量達到2．4萬億美元；中國的GDP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依照國家規劃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預計GDP再增加1萬億美元。為什么美國用了10年的時間使得GDP增長了1．7萬億美元，日本增長了1．4萬億美元，中國分別比它們少增長0．7萬億至0．4萬億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國當時的城市化率達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過64．5％，而中國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僅為36％時，也許可以更深一層地認識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導致的社會財富集聚能力的差異。因此，在21世紀的頭20年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步伐是發揮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經濟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結構、實現社會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成為激發新一輪財富充分涌流的載體。

九、中國城市化的高端平臺：三大組團式城市群

組團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空間鑲嵌體系，體現出“以城鄉互動、區域一體”為特征的城市發展的高級演替形態。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結構之間相互聯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級、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間相互補充的城市立體網絡，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得規模效應、集聚效應、輻射效應和聯動效應達到最大化，從而分享盡可能高的“發展紅利”，完整實現“區域發展動力、區域發展質量和區域發展公平”三者在內涵上的統一。

城市發展的軌跡告訴我們，其空間形態的演進，具有明顯的特征：

城市的點狀表征：0維模式（傳統城市中心，強調集聚性，容易產生城市病）。

城市的線狀表征：1維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帶，強調通達性，腹地相對狹小)。

城市的面狀表征：2維模式（城市群，強調網絡性，功能相對不對稱）。

城市的體狀表征：3維模式（組團式城市群，強調等級、有序、互補和立體協調性，最大限度獲取“發展紅利”）。

而大力培育組團式城市群，既是中國城市化戰略進程的躍升，也是中國新一輪財富涌流的高端載體，更是統籌城鄉發展，工業支持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實現城鄉區域一體化的必然舉措。

今后中國必須首先堅持發展三大具有世界競爭力的組團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國城市化建設中的主力與經濟增長能力的“航母”。國家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結構有序、功能互補、整體優化、共建共享”的城市體系，以尋求資源利用的空間最大“整合交集”為根本出發點，讓發展紅利得到充分體現。

組團式城市群發展模式的戰略突破主要表現為：

（1）避免了城市攤大餅式的單極化擴張。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協調為特征的區域鑲嵌體系。

（3）建立了以地緣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空間布局與城際戰略聯盟。

（4）構筑了以產業鏈為核心的城市等級系列集合。

（5）實現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結構在區域中的邏輯充填。

（6）充分協調自然—社會—經濟的城鄉時空耦合。

（7）體現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優良文明典范。

用組團式城市群代替單一城市擴張：經濟上可以取得臺階式的提升；社會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結構；生態上可緩解城市的熱島效應；文化上便于多樣性的充分交融；系統上形成等級有序的效率體系。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與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全國的經濟貢獻率有著較大差異，表明了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于國家GDP的貢獻率在目前仍比較偏低。

如果按國家首位城市比較：美國紐約的GDP，占全美國的GDP總量的24％，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87倍。日本東京的GDP，占整個日本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2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0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7倍。英國倫敦的GDP，占整個英國GDP總量的22％，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5．5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9．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10．5倍。法國巴黎的GDP，占整個法國GDP總量的18％，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0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7．2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7．9倍。韓國漢城的GDP，占整個韓國GDP總量的26％，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1．9倍，相當于北京GDP總量的3．5倍，相當于廣州GDP總量的3．8倍。

上海的GDP總量是美國紐約GDP總量的1／40。

上海的GDP總量是日本東京GDP總量的1／20。

上海的GDP總量是英國倫敦GDP總量的1／6。

上海的GDP總量是法國巴黎GDP總量的1／4。

上海的GDP總量是中國香港GDP總量的1／3。

上海的GDP總量是韓國漢城GDP總量的1／2。

中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和貢獻偏小的現象，已經到了必須認真考慮的時候了。

十、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設計

中國城市化戰略設計必須突出“三維分布”制高點：

（1）培育三大組團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長江三角組團式城市群；

京津環渤海組團式城市群。

（2）創建七大城市帶（線）。

沿長江城市帶；

沿京廣鐵路城市帶；

哈長沈大城市帶；

濟青煙威城市帶；

綿德成渝沿線城市帶；

長株潭城市帶；

海峽西岸城市帶。

（3）發展若干中心城市圈（點）。

未來中國城市化戰略制高點一旦成熟與完備后，在國土面積只占全國8％的總面積上，將容納全國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帶的平均人口密度），將有全國GDP的80％，將有全國工業總產值的90％，將有全國進出口總額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這樣中國其他廣大地區的“發展壓力”才會從根本上得到緩解。

十一、三大組團式城市群是獲取“發展紅利”的最佳載體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整體表現呈現出“點狀拉動”的經濟增長形態。以4個經濟特區為起始，緊接14個沿海開放城市，近50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和50余個高新技術開發區，以及上海浦東、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陜西楊陵等，努力發揮點狀突破的帶動作用，起到了窗口、輻射和示范作用，成為2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點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生力軍，引領國民經濟在20多年的時間，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5％，經濟總量提前翻兩番，為21世紀整體提高國家綜合實力奠定了重要基礎。

未來2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平臺，必須注入全新的動力源。十分明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紅利”的支撐，從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生產關系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創新，給經濟的快速成長注入了強勁的動力。這種動力在未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時，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已經具備了從“發展紅利”中索取的成熟條件。所謂發展紅利是指“一個區域、國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間結構、網絡結構、產業結構、人力結構和營銷結構的趨優調整，區域發展在等級、有序、互補、高效的整合中所獲取的額外收益和潛在收益的總和，即區域整合之后所帶來的發展潛力與整合之前的現狀能力之差”。事實證明，當經濟主體從一個低級平臺向一個高級平臺整合時，生產力要素的組合趨好、資源配置趨優、專業化分工趨強、發展成本趨低，發展紅利的“自發”獲取將呈非線性增長。例如從地級向省級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倍；但從省級規模向跨省規模整合時，發展紅利在原有基礎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規律告訴我們：人類長期以來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籌劃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為了獲取最大的發展紅利，而組團式城市群則是目前得到發展紅利的最有效途徑。

發展紅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類區域優化的綜合結果：

（1）區域整合的規模與程度。

（2）生產力要素的優化程度。

（3）產業鏈布局的合理程度。

（4）發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與鄉村的協調程度。

（6）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

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的發展紅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約提升GDPI．8個百分點，相當于2100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江三角洲約提升GDP2．2個百分點，相當于29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京津環渤海約提升GDPI．3個百分點，相當于14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組團式城市群發育成熟后，所獲，取的發展紅利平均約為6400億元（2001年不變價）。

十二、中國城市化必須支付的社會成本

城市化必須支付社會成本。人口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變，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戶口和身份的轉變，更本質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與手段的升級。預測到2050年，中國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10億～11億，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人（2000年不變價格）。在現有城市人口的基礎上，未來50年期間中國約增加6億—7億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會總成本達到15萬億”16萬億元（相當于1．8萬億—2．0萬億美元，按2000年不變價格）。這個數量是2000年GDP總量的2倍。在未來50年期間，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約為3000億～35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000年全年GDP總量的4％左右。

研究結果表明，城市發展成本的高低，與城市的經濟實力之間具有明顯的相關性。城市經濟實力越強，城市規模越大，城市財富集聚能力越強，城市發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國城市化步伐，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輻射功能，這是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效率、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統籌城鄉發展的城市群引發經濟社會變革

組團式城市群的構建，既有空間布局上的整體思考，又有產業布局上的合理調配，以達到組團式城市群在結構上與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獲取“發展紅利”。即從知識互補、人力互補、技術互補、產業互補和設施互補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場壁壘，取得協作效益，分散創新風險，形成良性網絡，最終享受發展紅利為區域帶來的整體效益。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在構建組團式城市群過程中，必須逐步實現三類經濟社會的根本轉變。

l.促進土地資源向土地資本的轉變：解決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納入組團式城市群范圍時，土地是作為第一產業（以綠色植物作為初始生產力的存在形態）的載體而存在，其基本屬性是作為資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陽光）和勞動力投入，形成了農業的初始生產力。當土地納入到組團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態和使用價值將會發生根本變化，從原先以生產農作物為主轉變為高資本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生產。

2.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培育城市發展的第一資源。

中國是世界人口大國，城市化進程中一要在數量上將農民轉變為市民，二要將農民的素質與積聚財富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因此將龐大的人口資源迅速轉變為更加有效的人力資本，是建設組團式城市群的本質要務。

3.促進民間儲蓄向民間銀行的轉變：逐步走向擴大“內投”的穩健方向

現在我國的民間儲蓄已經超過10萬億人民幣，與目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大致相當，加上固定資產的占有，民間財富已經達到一個十分可觀的地步，如何積極穩妥地將這個龐大的資本釋放出來，轉變為逐漸制衡外部投資額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進程中擴大生產、解決就業、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和全面納入市場體系的重要步驟。

十四、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七原則

研究報告擬訂了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七原則：

（1）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規模、等級、互補、共生及其在國土空間布局中表達出的有序充填(空間譜)；必須將城市視作具有結構、功能、協同、進化及其在時間序列識別上表現出的整體協調系統(時間譜)。

（2）在城市系統的內部結構中，各種自然生態因素、技術物理因素、經濟增長因素、社會文化因素以及各種人文因素等構成了城市綜合體的等級性、共軛性、異質性、多樣性。

（3）在城市系統的外部結構中，通過城鄉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資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特別是通過城鄉的物質代謝過程、能量傳遞過程、信息反饋過程和優化配置過程，去培育區域的自組織、自學習、自適應能力。

（4）在系統的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關系中，既要考慮區域承載力對于城市需求的制約，又要考慮城市發展對于外部環境的影響力、擴散力、帶動力。只有當一個城市向鄉村的索取被該城市對鄉村的回饋相平衡時，統籌城鄉發展的運行才是健康的與合理的。

（5）宏觀監控城市發展的“動力表征”、城市內涵的“質量表征”和城市狀態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設計的基本依據。上述三種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構成了城市化進程中質量的統一判別，并以此作為城市化進程健康發展的評價基礎，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6）國家城市化的數量規模與空間布局應當有一個戰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為特征的三大城市區（群）；建立以產業鏈為紐帶的七大城市帶，建立以區域發展中心為特征的幾十個城市圈，分別從“面、線、點”的有機組合，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主力軍，完成中國城市化空間布局的戰略目標。上述的城市化戰略空間布局，將充分發揮城市集群“發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積小、基礎設施配套好、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市場競爭力和生產集約能力高、綜合‘成本—收益’指數高、積聚國民財富能力高、能加速實現社會公平等優勢。”

（7）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國家城市化戰略設計的著力點在于持續培育城市的競爭力，通過產業升級、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等，積極提升城市的綜合實力。經濟全球化已成歷史潮流，我國加入WTO后，中國城市發展已經納入世界城市化進程。這就意味著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戲規則，即在更廣泛的領域里接受全球化國際競爭的挑戰。因此，我們必須更新觀念，積極采取應對措施，迅速提升城市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切實提高我國城市化的整體水平。

十五、關于中國城市樣本選擇的說明

本報告選擇全國一些主要城市作為評價對象（暫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其中包括：

（1）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36個）：北京、天津、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合肥、福州、廈門、南昌、濟南、青島、鄭州、武漢、長沙、廣州、深圳、南寧、海口、重慶、成都、貴陽、昆明、拉薩、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在這36個城市中有：直轄市4個，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副省級城市（包括省會城市）15個，分別是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杭州、寧波、廈門、濟南、青島、武漢、廣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級省會城市17個，分別是石家莊、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鄭州、長沙、南寧、海口、貴陽、昆明、拉薩、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

（2）沿海開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個）：秦皇島、連云港、煙臺、威海、汕頭、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資源型城市（2個）：大慶、包頭。

（4）特別選擇的城市（4個）：唐山、無錫、蘇州、溫州。

（5）拉薩由于統計數據缺乏暫未列入統計分析范疇。

（6）本報告由于資料口徑原因暫未包括中國的香港、澳門和臺灣省有關城市。

（7）本報告評價的結果僅限于以上所列城市的比較。

本報告的一些基本觀點，參考了2002年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由同一研究組所做出的結論，并且在科學發展觀統帥下，對當時的認識做了相應的提高和修正，在此一并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