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外干部任職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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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選拔和推薦更多優秀黨外干部擔任領導職務”，非中共干部培養選拔邁上新臺階。截至目前，全國擔任縣處級以上職務的非中共干部共3.1萬余名，數量明顯增多，結構進一步優化。

黨內干部、黨外干部，都是人民公仆。配備非中共干部，不是為配備而配備，而是打開視野，一把尺子量人，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為發展提供強大的人才支持。

各地拓寬視野擇優選才有何新探索？如何保證非中共干部真選真用、有職有權？非中共干部的監督管理面臨哪些新課題？本報今起推出系列調查。

黨外人士擔任“重要部門”正職

不久前，江蘇兩位“黨外廳長”正式走馬上任。兩個廳普遍被認為是省政府的“重要組成部門”：建設廳和交通廳。有人更是用“敏感部門”、“熱門部門”來形容。兩位“黨外廳長”，一位是無黨派人士，一位是九三學社社員。

周嵐，新任建設廳廳長，此前擔任南京市規劃局局長，也是政府部門正職。早在5年前，她就因出任南京市第一位“黨外局長”而轟動一時。雖是個“60后廳長”，周嵐的個人簡歷和各種榮譽卻有長長一串：“三八”紅旗手、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留學歸國人員標兵、優秀城市規劃工作者……不過，在這些榮譽中，她最看重的是“全國各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貢獻先進個人”。

新任交通廳廳長游慶仲，同樣也是典型。光看他參與建設的三座世界級大橋，就可知其實力：江陰長江大橋工程部經理、潤揚長江大橋現場副總指揮兼計劃處處長、蘇通長江大橋現場總指揮。“從19**年到20**年，14年都在江邊。”他笑言。

兩位新任廳長都是公認的技術專家，也都是同事眼里的“工作狂”。

“最合適的人，放到最合適的崗位。”江蘇省委組織部有關人士這樣評價兩位新任廳長。

兩位“黨外廳長”的“登場”，被外界普遍認為是一個具有標志意義的事件，標志著江蘇黨外干部培養選拔工作的新突破。

除了這兩位新提拔的“黨外廳長”，目前在江蘇省轄市的政府部門中，還有12名擔任正職的黨外人士。

據江蘇省委統戰部介紹，目前全省在各級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擔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黨外干部有341名。省、市政府領導班子都配備了1名黨外干部，106個縣（市、區）政府有黨外副縣（市、區）長1**名；省政府部門有黨外正副廳局長13名；省轄市政府部門有黨外正副局長196名；法院、檢察院領導班子中黨外干部配備工作進展明顯，省、市兩級共有黨外副院長7名、黨外副檢察長7名。

無論黨內黨外，都是人民公仆

南京市中山門外、月牙湖畔，有個僻靜的院落，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就在這里。

“這里風景好，空氣好，很適合讀書。”副院長黎玉林笑著說。

社會主義學院是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聯合黨校，培訓的對象包括派和無黨派人士、統一戰線其他方面的代表人士、統戰工作干部。黎玉林提供了一個名單：2006年底，當時全省黨外廳級以上領導干部共有125人，其中在社會主義學院培訓過的就有87人（省級干部4人）。20**年，新任黨外廳級領導干部中，有31名曾在這里培訓，其中就有周嵐的名字。

“現在黨外干部培養選拔的力度越來越大，我們的壓力也就越來越大了。”社會主義學院教務處處長王剛說。

培訓，是黨外干部選拔體系中的重要環節。江蘇省規定黨外后備干部在5年內，參加市級以上黨校、社會主義學院和行政學院培訓的時間不少于3個月。

近年來，江蘇每年都要選送近20名黨外干部參加中央黨校、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培訓，安排近300名黨外干部參加省委黨校、省社會主義學院的培訓；全省市、縣每年培訓黨外干部達到上萬人次。

早在20**年，江蘇省就提出“十百千黨外人物工程”，即：培養選拔能夠成為省部級黨外后備干部的人選10名以上，培養選拔市廳級黨外后備干部百名以上、縣處級黨外后備干部千名以上。縣處級以上黨外干部的提拔安排，一般都要從“十百千黨外人物工程”培養對象中產生。

對黨外人士實職安排進一步量化了要求，即：省、市政府要有1/3以上的工作部門、1/2的組成部門選配黨外人士擔任領導職務；教育、科技、監察等政府職能部門，必須選配黨外人士擔任領導職務。

“提拔黨外干部并不是為提拔而提拔。”江蘇省委組織部部務委員、干部一處處長莊同保表示，配備黨外干部，不是“硬配”，而是為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黨內干部、黨外干部，都是人民公仆。選拔干部說到底，是要著眼于發展，為發展提供強大的人才支持。”

“誰說得對聽誰的”

話是這樣說，但今后會不會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書記是書記，廳長是廳長，到底聽誰的？

“我覺得問題不大。”在這個問題上，周嵐顯得很自信，“假如原來的廳長是1分，我覺得自己打0.8分，黨組書記至少也是0.8分，我們同向用力，不就是1.6分了嗎？當然，前提是同向。”

周嵐認為，“誰說了算”的問題很簡單，誰說得對聽誰的。“只要大家出于公心，就沒有問題。每個人的想法可以不一樣，路徑可以有不同，最重要的是方向要一致。”

在她看來，黨政聯席會議可能是一個不錯的辦法，當初她在南京市規劃局時就是這樣做的。具體而言，凡涉及管人、管錢等資源分配的事，都由集體確定。

讓周嵐感到很大壓力的是，自己能否配得上新的崗位？“說實話，我不希望別人說我是因為黨外人士才當上的。因此，我必須對自己有更高要求。”

對于“誰說了算”的問題，游慶仲有另一番理解。

“一般人可能有種誤解，認為‘一把手’就是一個人說了算。其實不然。即便是書記、廳長一肩挑，也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不是一個人說了算。”

和周嵐一樣，游慶仲同樣感受到壓力：“我的專業是路橋，在交通系統20多年，是個‘老交通’了，修路造橋，我有一些專業優勢。但是，當廳長是個新挑戰，難度系數不是3.0，而是3.6。”

對于交通行業的敏感，游慶仲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交通的確是個大攤子，全省交通系統職工30萬人，每年交通投入數百億元，責任確實很大。”在他看來，交通這一行，至少有這樣四種風險：技術風險、安全風險、質量風險、廉政風險。建設蘇通長江大橋時，一位領導對他說：“搞大橋，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如果出了問題，你就跳長江吧。當然，我也跟著跳。”

正因為如此，游慶仲覺得，書記、廳長分設，可能還有一個好處，能夠形成一種監督機制。一個人說了算，容易形成權力過大的問題。

專家指出，黨外人士擔任正職的政府部門能否協調、健康運轉，除了依靠主要領導的能力和品格之外，還需要在制度層面進行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