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　嶺南文化　學術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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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又見文化熱：文章多，會議多，名目多（中西文化、中國文化、地區文化、校園文化……乃至飲食文化），會長也多。五彩繽紛，目不暇接。是喜是憂，眾說紛紜。但方家杰士大概都會同意，培育正常的文化學術環境，讓人們自由評點，放言爭議，必當有助于激濁揚清，百舸競進。

筆者不敏，近年涉足文化討論，亦有一二感慨。野人獻曝，略抒所見。竊以為治學尤其是治史必須有根有據，切忌信口開河。大哉文化，亦不妨由兩件小事略窺其秘。(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公同的天地)

林則徐紀念館《前言》風波說明什么

翻開3月28日《光明日報》，第二版頭條以“展出面積縮小，《前言》錯訛頻出，不該如此整修林則徐紀念館”的大字標題登出一條該報的專訊。一口氣讀完，可令我吃驚和苦笑不已。

請先看看《前言》如何“錯訛頻出”：

“展廳《前言》約300字，差錯至少10處以上。《前言》中數字大寫與小寫混用，繁體字與簡體字混用……。《前言》中的差錯以‘師敵之長技以制敵’一句為最。這句林則徐名言原文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辭海》對夷字解為外族或外國人。林則徐的名言體現了可貴的開放思想。把‘夷’錯為‘敵’，一字之差，謬之千里。”

這個專訊還列舉了《前言》的錯字、漏字，加上引文中指出的用字不合規范等等，錯誤確實不少。

不過，被該報指摘“為最”的差錯——“師敵之長技以制敵”卻有書為證是林則徐的名言。這書是《道光洋艘征撫記》，原文如下：“先是林則徐奏言：‘自六月以來，各國洋船憤貿易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歸，亦必回國各調兵船來與講理，正可以敵攻敵，中國造船鑄炮，至多不過三百萬，即可師敵之長技以制敵。”（見《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77頁）迄今為止，沒有找到林則徐這個奏摺；《道光洋艘征撫記》的作者是誰尚有爭議，記載亦不盡準確，前人已有訂正。盡管如此，《前言》作者引用這句話總算有些根據，已為歌頌民族英雄煞費苦心。

至于“師夷長技以制夷”，那是出自魏源《海國圖志》的《敘》和《籌海篇》（見《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版第206、869頁），這也是確鑿無疑的。筆者孤陋寡聞，僅在1990年于廣州舉行的紀念鴉片戰爭15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看到有篇論文（作者姓名已忘），說這句話最早出自林則徐筆下，并注明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某卷某頁。會后，即借來這部權威的資料書，不但該卷該頁不見這一句，其他卷頁亦無影蹤。仍放心不下，向長期研究林則徐的陳勝磷教授請教，亦云沒有史料證明這句話出自林公。

綜上所述可以肯定，《前言》的作者沒錯（抄寫有誤是另一回事），編發這個專訊的《光明日報》和《福建日報》記者卻出現了用心良好的知識性錯誤。沒有必要苛責某一個人。就個人而言，可能性之一是優秀記者的一時疏忽。如果把它當作特定時期的文化現象去思考，這一失誤則包含著一些值得人們重視的信息。按照中國現行程序，這一尖銳的批評稿出現在報端，至少要過五關。

一是作者覺得有問題，積極寫作并交到報社。

二是被批評者——紀念館對記者的解釋。記者有疑問，一定會向館方詢問。該館的館長或有關人員不但天天對著錯字、漏字視而不見，而且對《前言》的主要觀點之一不知道有什么根據，無法為本館的正確方面辯解。

過了以上兩關，稿子到了報社，還有三個關口：版面編輯——總編室——值班總編。

在中國，魏源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是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句名言，讀過中國近代史入門書的大學生通常都耳熟能詳。有人認為出自另一名人之口，居然過五關，斬六將，順風順水。尤為值得重視的是此事竟發行在海內外有重大影響的中央級大報（新聞事業的中國特點之一是報刊一出世就有等級）任何報刊錯誤都在所難免，有的且有不得已的苦衷，讀者應該理解和諒解，不少報刊也雍容大度，鼓勵求疵揭短。筆者對此事的興趣，則是由它與文化的關系引起的。

作為大眾傳媒報刊，其功能之一是把學術成果的信息帶給大眾。無論掛在紀念館墻上的《前言》還是記者筆下的專訊，其主要論點按常理都不是館長或記者自己想出來的，通常都能在一些學者的論文中找到根據。作為學術動態的報導，自然可以羅列不同觀點，不作價值判斷。而作出明確是非判斷的新聞，卻體現著某種文化心態。

首先是對不同的學術觀點要不要存疑，要不要查證？這當中就有中西文化問題。以理性化為主流的現代西方文化，事事存疑求證已成了頗為普及的大眾思維習慣。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雖然也可找到懷疑精神，但主流卻是維護圣人和經典的權威，流風所及，生活在當今我國的知識分子仍有不少還沒有養成尋根問底的理性態度。以這個《前言》風波來說，五關六將中只要有一人認真查詢一番就不可能出現，萬一出現了，如果有健全的文化氛圍——以求真務實為尚，真正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很快也會得到糾正（不幸，一個多月過去了，還未見該報更正）。

進一步探究，這個風波還蘊含著一種圣賢崇拜的盲目文化心態。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或圣賢，但對待英雄的態度卻隨文化心態而異。在現代西方，圣者也是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圣者卻是神。“圣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兇。”這是《白虎通義》給圣人所下的定義。簡單說來就是無所不知，崇高偉大無一瑕疵；蕓蕓眾生合當頂禮膜拜。林則徐是民族英雄，也就是圣賢。在一些人看來，對這類人物唯一正確的態度是歌頌，如果在肯定之余也有否定，輕則不合時宜，重則大逆不道。林則徐有沒有開放改革思想，這本來是個事實判斷的問題。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兩位記者熱衷于肯定林則徐的開放思想而不問是否可靠就毫不奇怪了。而經過切實研究而得出的對英雄人物失誤的批評，我們的一些傳媒不一定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感興趣，更不用說如實地傳播了。早在60年前，著名史家蔣廷黻已指責林則徐“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中國近代史》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26頁），但這些話很不中聽，罵一聲“買辦文人”便足以把作者連人帶學術一筆抹煞，盡管正牌漢奸周作人靈前至今倒香火鼎盛。

法國學者如何研究嶺南文化

在進一步討論有關問題以前，不妨再看一看一位法國學者是怎樣著手研究嶺南文化的。去年9、10月間，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杜瑞樂（）先生約見，要聽聽我對嶺南文化的意見。一個洋人對這樣的問題感興趣，有點奇怪，經過幾個小時無拘無束地交換意見，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他著重提出的問題之一是：有沒有嶺南文化？如果有，是什么時間形成的？提出這個問題本身就表明他是一個受過現代學術研究訓練的嚴肅學者。在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領域，任何研究課題的確立，都應考察問題的真假。1949年以來的教訓之一是：我國這些領域的學者在假問題上花費了大量時間乃至畢生精力，因而許多所謂論著不過是一堆印刷垃圾。走出泥淖的唯一途徑，是學者要敢于自問，自己研究的是不是經得起反駁和討論的真問題？按我的理解，嶺南文化可以從兩個角度界定，一是按地域原則，即嶺南地區的文化或各種文化在嶺南地區的狀況。如以此為主要原則，嶺南文化這個概念當然可以確立。人與文化是一體兩面，文化素質只有高低之分，與文化絕緣的不是人。按照這個原則也不存在形成的時間問題，從嶺南有人類活動開始，就有嶺南地區的文化。二是按形態原則，即中華文化系統中在嶺南地區形成的有自己鮮明特點的亞文化形態。從后一說，“嶺南文化”這個概念能否成立便大有討論的余地了。

文化有大傳統、小傳統。大傳統主要體現在典籍上。比較高級的文化形態都有自己的大傳統。那么，嶺南地區有沒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傳統？古代嶺南驕人的典籍有慧能的《壇經》、陳獻章的理學著作，寫《抱樸子》的葛洪也曾在嶺南生活過。問題是這些著作與嶺南有什么關系，有哪些嶺南特色，在后來的嶺南文化發展中他們的思想有沒有融入當地，成為地方文化獨具的特征？這些都是很難簡單肯定的問題。我們面對的是禪宗、道家和理學在嶺南都有長期衰落甚至出現斷層的現象。

也許可以把嶺南文化的形成期推遲至19世紀90年代以后，那時康、梁、孫文相繼登上歷史舞臺，上述難題似可迎刃而解。可是，這也有所難言。一是與全國的文化發展重疊，粵味不濃。二是他們的文化取向大體是西體中用，以西為主，吸收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除康外，中味頗淡，這與弘揚傳統文化的初衷并不吻合。三是為時不長，上下限相距不過30年左右（1895—1925），不久便黯然失色。

小傳統又如何呢？小傳統主要是民俗。除了苗、瑤等少數民族外，嶺南地區居民主要屬三大語系。閩南語系的潮汕地區居民與福建、臺灣的同語系民眾的共同點顯然多于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廣州語系同胞。客家文化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要描繪三大語系居民小傳統共同構成的嶺南文化特色，大手筆恐怕也要喟嘆難，難，難！只寫廣州語系的狀況又不免以偏概全。

杜瑞樂先生著重提出的另一問題是“嶺南文化”這個概念是何時、何人首先提出的。這又一次顯示了他的學者風范。按國際慣例，一個學術問題的研究必須有學術史的考察。他是按這個規矩辦事的。不過，我從來對系統研究嶺南文化興趣不濃，應《現代與傳統》編者之邀寫過兩篇文章（見該刊第一輯、第四輯），不過是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副產品，提出了嶺南文化范圍的界定，在肯定非主流文化的開放性（以12事為證）的同時，以確鑿史料從8個方面著重論證了近代嶺南主流文化的封閉性，居然引起一場茶杯中的風暴，給后來的真誠研究者留下足資思考的問題和材料，已經十分開心和滿足，對他提出的問題無法提出確解。我能做到的只是向他介紹兩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學術資料。

第一份是梁啟超寫于1924年的《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此文有兩個基本觀點：一是“吾粵自明之中葉，陳白沙、湛甘泉以理學倡，時稱新會學派，與姚江并名，厥后寢衰矣”。二是19世紀初，阮元任兩廣總督，辦學海堂，是廣東學術文化的轉折點，其后出現陳澧、朱次琦兩大師，前者“善”考證，學風大類皖南及維揚。“后者”言理學及經世之務，學風微近浙東。然其大旨皆歸于溝通漢宋，蓋阮先生之教也。（《飲冰室合集》之四十一，第78—79頁）。

這表明，博學如梁啟超在20年代，仍認為粵學或與其他全國性學派（如白沙學與姚江即陽明學派）齊名，或是某一全國流派的支流（如清代），沒有形成獨特的所謂嶺南文化。

第二份是馮炳奎著的《中國文化與嶺南文化》（臺灣中興大學法商學院1962年版）。這部書收集的主要是著眼大眾的演講稿，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談到他在本世紀30年代已經在中山大學師范學院開設嶺南文化課程。二是眼下流行的嶺南文化具有開放性等等概括，該書大體都已提到。不過，我個人對他的不少提法不太信服。例如他說：“自陳白沙五百年來淡聲華，薄榮利，修獨行，抗節振世，為嶺南一貫學風。所以，近世嶺南學者，以講學抗考據，以經世抗浮文，自成一種風氣。”（該書第10頁）首先是陳白沙以降五百年間，固然同全國各地區一樣可以找到“淡聲華、薄榮利”的人物，同時也不乏熱衷仕進之徒。至于說到近世嶺南學風，領袖群倫的陳澧就以考據著稱，這有大量遺著為證。說到經世致用的學風，嘉慶、道光年間已逐步在全國興起，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卻與嶺南無關（參閱拙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且正如筆者在三年前所指出，鴉片戰爭后幾十年內，嶺南地區的學者在經世致用上有很大的不足，以至《海國圖志》這樣的紀念碑式的著作不可能出自他們之手（《歷史大轉折中的遲滯》，《現代與傳統》第一輯）。

這部書經不起認真推敲并不奇怪。作者在書中談到，他是在為國民黨政府做僑務工作時，為引導僑胞愛國愛鄉而大談中國文化和嶺南文化的。功利的追求與學術的嚴謹頗難統一。宣傳材料與學術論著本來有別，雖然前者樂于打扮成后者。

外國學者那么認真研究筆者生于斯長于斯的鄉土文化，令人汗顏，也引人深思。

確立學術的尊嚴

無論從哪個意義上看，上面說的都是很快就會被遺忘的小事。但見微知著，如果愿意從中汲取一點有益的東西，卻不妨從更廣闊的背景下再申說幾句。

這兩件小事其實可以歸結到一點：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有關工作中如何嚴格遵循理性精神。現代化的實現是理性化的過程；這是學術界早就廣泛接受的觀點。盡管有來自后現代主義等的不同聲音，但冷靜的觀察者大都仍在堅持這個主流觀點。就中國的現狀而言，這更是必須攀登的高峰。這里包含著思維方法的變革問題。對從事自然科學和技術工作的人們說來，以理性精神分析一切，那是不言而喻的。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本應心同理同，但實際生活中則一再被扭曲。原因何在？1979年，筆者有幸在京參加“五四”60周年討論會，會議印發了張志新烈士的材料，鄧力群為此在大會上作了慷慨激昂的長篇發言。至今仍記得的一句話是：“我們都是吃狼奶長大的！”真是可圈可點的名言。它一語道破了幾十年間我國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癥結所在。理性精神不能貫串其中，無論是無意中的悖離還是某些人蓄意踐踏，都體現了我國這些領域人才培育和成長機制的弊端。

按我的理解，這汩汩流入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心田的“狼奶”主要是極端教條式的以階級斗爭分析一切統率一切。由此產生了一系列極為嚴重的問題：首先，出現了拒絕接受一大部分中外優秀文化遺產的巨大失誤。“封、資、修”，“糖衣裹著的砒霜”，這是多年來流行的對中外文化學術成果的蔑稱。在這種盲目蔑視一切的心態指導下，我們的教師編出一部又一部戰斗性很強而知識性不足的講義和教科書，而大學生們又大都滿足于在其中打轉。于是，在大學文科教師和學生中沒有讀過中西主要文化典籍的比比皆是；研究和學習自然科學與技術的教師和學生不了解中外文化發展概況，不知古希臘、羅馬和先秦唐宋文化為何物更視為理所當然。

其次，在狼奶哺育下，幾十年間畢業的文科和社會科學學生普遍安于在與西方文化隔絕的狀態下生活。外語水平低下，不少人喪失了直接閱讀外國書的能力；文化封閉政策加上資金短缺，即使懂外文也缺少閱讀材料；再加上過于強烈的階級斗爭觀念，有的人即使讀外國書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尋找應予批判的材料上；于是，彌漫我們祖國的是不愿也無力與外國學術文化對話的奇特氛圍，不少人知識面很窄卻又以為自己掌握了世界上最革命最科學的理論。甚至在一些人中出現了以斥罵西方文化調門的高低定立場堅定程度的義和團情結。

再次，由于以“批判資產階級”為尚，許多教師和學生沒有受到嚴格的學術工作訓練，也不知道寫學術文章或牽涉學術的工作應該遵守哪些最基本的學術規范，更缺乏現代公民應有的尊重不同觀點，對話必須平等的起碼素養。于是，一些現象在中國泛濫不但不以為怪反而受到鼓勵乃至獎勵。例如，“天下文章一大抄”，無視前人成果，不分抄襲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作學術史的考查，盡管前人發表的有關論著不知凡幾，仍膽敢宣稱自己的書是前無古人，舉世無雙！又如，不愿老老實實地從學術研究的最基礎工作做起，以觀顏察色、聞風辨味的機巧代替艱苦的研究，自以為找到目標后，肆意歪曲別人的觀點，嚴厲批判，以表自己確有無可比擬的價值和功勞。再如，以“批判”者或“引導”者自居，把學術與政治、討論與訓斥攪成一團，即使給對方發言的機會，也不過略示“寬容”，樹立“對立面”，根本不知道一進入學術領域，任何人都沒有特權，所有討論都必須自由、平等地進行；也不知道文明人必須自覺遵守一條規則：即使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觀點，也堅決維護你發言的權利。

進入80年代以后，好些知識分子痛苦地看到，中國不但自然科學與技術落后，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也落在別人后面很遠。他們覺醒后回到扎扎實實地進行學術研究的正確軌道上來，獻出了大小不等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學術成果。可是，由于歷史的惰性和舊體制的改革遠未完成，不少人仍然自覺、不自覺和程度不等地在舊軌道上滑行，由此引發了學術文化領域一系列怪現象。直至90年代，一些報刊仍不時發表一些令人生厭的“革命大批判”遺風洋溢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顯然，不切斷“狼奶”，徹底肅清“左”毒和愚味，思想文化領域就會怪事不斷。說到底，“左”也是愚味的一種表現形式，以野蠻和無知去踐踏文明和知識。

告別愚昧，必須從普及教育開始，讓12億中國人真正具有現代公民應有的素質，否則，一有縫隙和機會就會顯露其無知。

可是，肩負歷史重任的教育本身首先應該是現代的。知識固然應該能適應當今世界的需要，精神上更應該用世界（包括中國）文明被共同認可的價值觀念去陶鑄中國人的靈魂，把中華民族的成員培養成為尊重自己、尊重別人、遵守法紀、自強不息的現代公民，而不是暴徒與奴才的奇異組合。

總之，要培育和維護知識——理性的尊嚴。知識只能來自切實的學習和研究。在知識王國容不得半點無知的放肆。今年1月13日，37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名在《光明日報》發表《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的重要聲明，尖銳地指出：“當前我國科學界的一種不正之風，就是一旦取得一些成果……首先用夸張的語言向領導報喜，一旦通過領導批準，就迫不及待地通過新聞媒介廣泛宣傳，取得廉價的新聞價值，以此為謀取名利的手段。這不是嚴肅的科學態度，也不是一個正派的科學家所應該做的”，“但是科學是嚴肅的，時間是無情的，這些被吹捧上天的工作現在絕大多數都已成為過眼煙云，昔日的宣傳徒然成為人們偶而提及的笑柄而已”。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情況更加嚴重，吹捧自己，獵取名利，陷害正真知識分子等現象在歷次“批判”和“斗爭”中屢見不鮮。

不過，知識本身有自己的尊嚴。堅實的研究成果也一定會在歷史畫卷中留下應有的光輝。文化的基礎是學術。沒有學術的正常發展，文化的發展會成為無本之木，許多中國人熱切期望的中國文化的復興就會化為泡影。根據我國的特殊情況，很有必要在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宣傳、文化、教育部門的干部中進行解釋，什么是世界公認的學術規范——學術工作必須遵循的規則，尊重37位院士的呼吁，在學術是非問題上“避免行政干預”，真正落實百家爭鳴的方針，不要再在世界文明史上制造令中國人蒙羞的笑柄，這是減少思想文化領域失誤的不可缺少的一課，也是振興中華文化的第一步。

（袁偉時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