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視角的翻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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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主義是后結構主義思潮和后現代主義理論的一部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翻譯的“文化研究轉向”使人們進一步從女性主義視角去認識翻譯的復雜性，具體表現為對女性主義譯者的政治需求和女性主義的翻譯策略等研究。然而，由于翻譯已從單純的語際交換方式上升到文化、政治干預層面，所以，女性主義翻譯研究過分彰顯女性主體意識和性別立場的觀念在翻譯過程中難免有些偏激。本文立足于女性主義批評觀，結合具體實例深入探討女性主義在翻譯領域的影響及其反思。

關鍵詞：翻譯研究；　女性主義；　文化研究；　反思

女性主義①翻譯研究首先于20世紀70年代初興起于加拿大，主要是女性主義思想與翻譯理論的結合。它將“性別”看成是文本創作的重要因素，試圖通過語言突顯譯者的性別主體作用，從而在文化上追求女性獨立的體驗和女性文學自己的傳統。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翻譯可以說是一種強調譯者主體性、關注女性寫作文本和語言、彰顯女性身份和地位的翻譯。其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rry Simon）、朱莉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埃萊娜·西蘇（Helene Cixous）等。她們提出的很多翻譯理論對傳統的翻譯研究有廣泛的影響。

一、翻譯活動中的性別視角

隨著反抗壓迫和爭取平等自由權利的女性主義運動興起，人們開始關注兩性的性別差異，所以“性別研究”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女性主義者們常通過“性別”這把利劍抨擊父權中心文化對婦女的壓抑，并通過翻譯話語抵抗性別歧視。雪莉·西蒙說：“譯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②那么究竟為什么有學者將翻譯自然而然地同女性結合在一起，并且貶低女性翻譯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呢？傳統的翻譯理論認為，翻譯一直處于原作的“模擬”和“派生”的地位，無法與原作相提并論。張伯倫（Lori Chamberlain）在《翻譯的性別隱喻》中說：“譯文被視為‘貞潔的少女’‘情婦’或‘不忠的戀人’。”③顯然，翻譯與不同層次的女人的特征相結合，恰恰說明了在兩性對立的模式中，男性被賦予正面價值，而女性只是證明男性存在（包括性）的工具。  比如在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的《陰道獨白》（The Vagina Monologues）中，男人們痛恨從事性工作的女性，卻又堂而皇之地成為蹂躪她們的禽獸；他們為了極力維持這種二元對立模式，不斷地將女性打壓和排斥到邊緣地位。追根溯源，這種現象還是一種男女在性別文化地位上的不平等，即由“性別差異”造成的。男女兩性有著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異。女性文化相對于男性文化是被動的，是被閹割過的，這就像翻譯較之原作而言是無足輕重的一樣。首先，從生理性別屬性來說，男性和女性是不可置換的。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具力量，而這種力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轉化為權力的一種形式。相應的，從文化性別屬性而言，原文和譯文也是這樣一種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對抗。譯文就像女性的性別特征一樣，只是原文的語言轉換，是無法進入經典之流的；而譯者也相應地遭到學界排擠，視為低價的工作。所以通過種種比較，一些人就從譯文身上找到了女性這個“同等低劣”的對應口。然而，這種強勢與弱勢的地位并非一成不變，正如古羅馬用武力征服了古希臘，卻在文化上被古希臘征服一樣，人們只看到翻譯在“復制”，并沒有注意到翻譯所承擔的溝通不同民族文學、文化的橋梁作用。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播、過濾和再創造都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心理認同過程。同理，女性主義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也會將女性群體的文化和思想傳播到大眾中，而翻譯在此時充當了女性傳統和文化交流的媒介。因此，筆者認為，將翻譯與男權意識中的女性相提并論是不妥的，因為翻譯不會永遠處在邊緣地位，女性也不會永遠處于“失聲”的狀態。埃萊娜·西蘇在其作品《美杜莎的笑聲》中就提到女人“甚于男人”的特點：“女性用自己的肉體表達自己的思想……男人受引誘去追求世俗功名，婦女則只有身體，她們是身體，因而更多地寫作。”④西蘇不但提出了“軀體寫作”的口號，也贊賞女性這種描寫肉體美感的方式。女性通過寫作來覺醒，走向真正的心靈上的解放。同樣，女性主義譯者在翻譯男性作家的作品時，也會相應地進行改編和再創造，吃掉男性作家筆下扭曲、詆毀女性的話語，呈現出符合女性價值觀的譯作。所以，翻譯并非等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屬性，雖然翻譯出自原文，但經過“再創造”的翻譯是具有不同于原作的面貌和價值的。作者列舉的這個事實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抹殺了男女二元對立和翻譯的女性屬性的模式，從而顛覆了男性中心主義思想。

二、女性主義翻譯中的譯者主體性

如上文所述，由于性別差異，女性與翻譯一樣通常被貶斥到邊緣地位，所以，女性主義者在進行翻譯的過程中，尤其是在“選擇文本”的階段，通常會融入女性的主觀能動性進行篩選，從而突顯女性的主體地位和獨立體驗。再者，與男性譯者不同，女性譯者通常更注重婦女的“身體語言”，也更在意通過字、詞的翻譯彰顯女性譯者的主體性。比如，伊娃·恩斯勒的《陰道獨白》引入中國時有兩個較為權威的譯本，一個是喻榮軍的翻譯版本，另一個是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的改編版本⑤（此外還有各種高校社團、專業和民間團體改編的版本）。由于艾曉明教授是中國當代女權主義者，所以其翻譯版本字里行間散發著反抗男權思想、喚醒女性獨立意識的氣息。在原作中“因為他喜歡看”（Because He Liked to Look at It）這一章有這樣一段話：“Our self-hatred is only the internalized repression and hatred of patriarchal culture.”⑥ 喻版的翻譯為：“我們自己對它的憎惡只是來自我們內心的壓抑，我們自己對它的憎惡是我們強權文化所宣揚的結果。”而艾版的翻譯是：“我們厭惡自己，這只是內化了父權文化，因為這個文化讓我們壓抑性欲、討厭自己。”可以看出，對于“patriarchal”這個詞，喻榮軍翻譯為“強權的”，而艾曉明翻譯為“父權的”；并且，喻版將“強權文化”放在了末尾，而艾版卻強調是父權文化讓“我們壓抑和討厭自己”。相較而言，男性譯者更注重作者宏觀的感情，而女性譯者更關注敏感詞匯的細節問題。其實“patriarchal”原意是“家長的”“族長的”，但是艾版直接深化為“父權的”。這就要談到原劇作者伊娃·恩斯勒，她本身也是一位女權主義者，她的創作初衷是因為了解到很多女性在男權社會中個人體驗被剝奪和長期身體得不到尊重的遭遇，所以希望以大膽訴說陰道的方式使女性認識并認同自己的性別屬性，堅決反抗性別暴力。而同為女權主義者的艾曉明在翻譯時也就更有共鳴：她看到了作者筆下抨擊父權文化對女性壓抑和侮辱的隱含話語，展示了女性蘇醒了的主體意識和女性文化色彩。再者，女性主義譯者較之于男性譯者在翻譯時，對于女性身體詞語的翻譯也更加直白。以以上三個版本為例，在第二章“陰毛”（Hair）中，原劇寫道：“I realized then that hair is there for a reason.”喻版翻譯為：“于是，我認識到那層細軟的毛發長在那里的原因。”而艾版則直接譯為：“終于，我明白了，陰毛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兩版的差別顯而易見，喻版采用了委婉的說法，而艾版則直呼“陰道”大名。筆者以為，艾版這種露骨的譯法恰巧符合了女性主義者將女性的身體話語大聲說出來的思想。在男性主義社會中，嚴苛的社會風氣讓女性無法在公眾場合直呼陰道的名字，只能用隱語暗示。筆者推測，喻榮軍作為一名男性，也是出于對代表女性的敏感詞匯的忌諱才選擇了委婉的譯法。這也證明了女性譯者在翻譯時有意識地對文本的譯法進行了干預，發揮了主觀能動性。但是，強調譯者的主體性或者主觀能動性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種女性主義譯者介入社會的有效手段，過度將翻譯同政治手段聯系在一起的方法著實有些偏激。女性主義者們從翻譯的角度出發以及思維的擴散應始終圍繞翻譯的本質進行，大家真正的目的是為了爭取男性對女性的尊重，提升譯者、譯作的地位。

三、女性主義翻譯觀的反思

翻譯的本質目的是什么？不同視域下的翻譯的目的不盡相同。解構主義者強調，在解構傳統翻譯理論中，譯者和譯文從屬于作者和原文的關系，倡導原文與譯文間的平等互補模式；而女性主義者則是要擺脫譯文與原文的性別從屬關系，突出女性獨立的特征。筆者認為，翻譯雖然在不同視角下的追求各異，但其最終目的就是要生產出優秀的譯文，使不同民族了解到本語文化的精髓。就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而言，翻譯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女性權力和意識形態的操縱，但是它不該成為女性政治實踐或者文化策略的工具，從而喪失了翻譯的本質。正是由于女性被視為“第二性”的特點，很多女性主義譯者往往只選擇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進行翻譯，忽略了男性作家寫作中有價值的文本。實際上，這種選擇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偏頗。我國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先生就是以旦角為世人熟知。京劇劇本就是作者的原創，而演員就是譯者。這樣看來，優秀的譯者是完全可以站在對方性別的角度詮釋好原作的。同樣，很多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依然是很美好的，比如說巴爾扎克筆下天真爛漫的歐也妮、哈代筆下堅忍不拔的苔絲，以及雨果筆下純潔善良的愛斯梅哈達。女性主義者不應該只將目光局限于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因為“性別”這個概念已經廣泛深入到人們的思想生活中，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會意識到傳統的男女失衡的性別問題，所以他們也會感同身受地將這種現象以翻譯的形式表現出來，只是女性在翻譯時更加直接而已。而就女性主義者通常提到的“忠實”原則來說，其目的無非是希望人們忠實于“女性自我的寫作方案”⑦。但問題是女性主義者提倡的“女性譯者的主動性”是否會重蹈男權主義者貶低女性形象的覆轍呢？因為翻譯是一種“再創造的過程”，譯者一定會在翻譯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所學所感對文本進行批評性的解讀。如果“忠實”變成了“極端忠實”，讓一些狹隘的女性主義者將語言作為打擊男性譯者或作者的工具，那便不可避免地會回歸到性別的二元對立當中去。因此，英國意識流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在其作品《一間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中提出的“雙性同體”概念可以從一定程度上避免二元對立的舊有模式。伍爾芙在對婦女的創作考察中常常從其個人文化教養和經濟地位的角度進行切入，她認為在男性中心主義社會中，女性的情感生活、工作經驗被男性嚴格限制已是司空見慣，而這正是女性的翻譯創作難以發展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僅要抨擊男權中心對女性的壓制，同時也要積極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識，使得兩性互相接納。而筆者認為，“雙性同體”的觀點實際上就是譯者要在翻譯過程中具備雙性的視角和換位思考的能力。兩性間相互理解是一方面，同時，在選擇文本的過程中，有意識地減少“性別因素”帶來的歧視、侮辱和壓制，以一個健康、平等的眼光挑選文本至關重要。

四、結語

翻譯研究在女性主義批評的視角下實現了從單純的語言轉換活動上升到文化層面的變化，也受到女權主義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帶有政治色彩。本文通過上述分析研究，表明女性主義翻譯旨在彰顯女性的獨立意識并保留女性翻譯特有的文學傳統；同時，筆者也看到了翻譯活動在女性主義運動影響下的不足，即夸大女性主義翻譯的政治和權力作用，將翻譯視為宣揚女權和其政治目的的利器，從而忽略了翻譯的本來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翻譯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不僅提升了翻譯的地位，也讓很多女性作家和譯者擺脫了文化上的壓抑，突破了性別上的束縛。

作者：李曉萌 單位：北京體育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