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小說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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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蘇童死亡敘事認知意義美學效果

摘要：本文試圖在當代西方哲學思潮的觀照下，對蘇童筆下人物的死亡形態進行歸類，從大量有別于傳統的非理性的死亡敘事中探討理性的認知價值和意義，從而闡釋死亡敘事給小說文本帶來的獨特美學效果。

縱觀蘇童小說，可以發現他在小說中使用死亡筆墨的頻率非常高。他小說中人物的死亡，大多在一種很偶然的情況下發生，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原因和意義。而且，他寫死亡也似乎并沒有先行的目的設定。這些都使他筆下的死亡敘事從小說文本中凸顯出來，呈現出有別于傳統死亡敘事的審美意蘊。

蘇童是作為先鋒派的一員而崛起于文壇上的。上世紀80年代西方現代、后現代各種文學觀念對當時的作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時西方哲學思潮也大量涌入中國，叔本華、柏格森、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薩特、弗洛伊德等的哲學學說帶給先鋒作家看待社會、人生的一種全新的視角。筆者認為，蘇童小說中對人物死亡形態的展示，傳達給讀者的思考，以及呈現出來的獨特的審美意蘊，其實都是與當代西方哲學思潮暗合的。他對死亡的異質性言說，呈現出別樣的美學風格，帶給讀者全新的閱讀體驗，也給小說文本帶來了更大的意義闡釋空間。

一、死亡形態的展示

如果按照死亡主體的意愿參與與否來加以劃分的話，蘇童筆下大量的死亡敘事又可以大致分為兩類，即自殺和莫名的禍事。蘇童小說中的人物選擇自殺，有些是因為做了錯事，迫于道德壓力，以死亡來求解脫。如《一無所獲》中的李蠻因推開女浴室的門，被人唾棄，跳河自殺；《舒家兄弟》中的少年涵麗和舒工偷嘗禁果，導致涵麗懷孕，兩人跳河自殺；《婦女生活》中的鄒杰欲對養女不軌被妻子發現，含愧臥軌自殺。也有的是自己對生活絕望，把死亡當作是擺脫煩俗人生的最好歸宿。《白沙》中雪萊選擇海葬結束生命；《我的棉花，我的家園》中的書來逃難，最后無處可逃，臥軌自殺；《另一種婦女生活》中簡少貞用無數繡花針扎破動脈血管而死；《平靜如水》的雷鳥屢次被女孩騙而臥軌自殺……

弗洛伊德認為每個人都具有一種趨向毀滅和侵略的本能沖動，這個沖動最初是向著自我而迸發的。“這個自毀的沖動受生命本能的壓制而減弱，或改轉了方向。不過有時候生命本能失去這種力量，這時死亡本能可能借著‘自殺’方式表現出來了。”①蘇童筆下的人物自殺大都有這種如弗氏所說的“趨向毀滅的本能沖動”。通過分析不難發現，這類人對死亡的態度不是恐懼，而是自覺的主動選擇，死亡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絕好的歸宿，用以躲避現實壓力，擺脫現實生活中的悲慘處境。應該說這類死亡與傳統小說中的死亡描寫有相似之處，即有因果邏輯作為基礎，人物選擇死亡往往是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但不同之處在于，傳統小說中，不是迫不得已，走投無路，人物不會選擇死亡。但在蘇童筆下，人物一旦遇到挫折或變故，似乎都迫不及待地求死，死亡是一件很輕易的事，生命在他們眼中也不再像傳統觀念上那樣寶貴。

蘇童小說中更多的是莫名其妙的禍事，即死亡不是死者的主觀意愿，但人物卻最終死亡。《一個禮拜天的早晨》中李先生為追回兩毛錢遭遇車禍而死；《灰呢絨鴨舌帽》中的老柯為追回帽子，恍惚地從車上下來摔死了；《最后的儀式》中民俗學家去某村研究“人鬼”風俗，回去的路上莫名被車撞死；《乘滑輪車遠去》中貓頭玩滑輪時被車撞死；《飼養公雞的人》中的普山喝醉了酒倒在貨艙里睡著了，被石頭壓死。在“莫名的禍事”這一類型中，還有一種情況，人物的死亡是由他人造成的，殺人的人與死者死之前有過糾葛，但是并沒嚴重到要置人于死地，往往只是一時欲念的沖動，一念之差，導致人死亡。《園藝》中的孔先生，深夜被三個不良少年輕易地勒死了；《稻草人》中的少年榮因和另兩個少年爭奪一個齒輪，竟被其中一個人失手用齒輪敲死；《南方的墮落》中的紅菱熟睡中被李昌扔進河里喪命；《游泳池》中的達生為了游泳把老朱拖入游泳池中致使他死亡；《平靜如水》的弟弟強迫姐姐吃死魚，姐姐不肯，竟用刀將她刺死……雖然這類死亡形態有施暴一方主體的在場，但由于殺人行為的隨意性、偶然性，對被害者來講，這也是一場“莫名的禍事”。

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認為造成死亡的是一種偶然的原因，生死存亡總歸于命運。薩特的死亡觀有很強烈的宿命論的內容。這種死亡類型顯然和薩特的死亡觀點不謀而合。死亡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樣，隨時都可能發生。這些小說往往是到結尾突然安排人物死亡，前后沒有因果聯系，人物行為并不導向邏輯意義上相應的結果。在這類死亡形態中，似乎冥冥中有一種人所控制不了的力量主宰人們，人物死亡充滿著偶然性、可回避性，但事實上卻沒能回避得了。對蘇童的死亡敘事做邏輯推理或道德體驗是徒勞的，“死亡及悲劇在作品中失去了社會學或者心理學的深度……先鋒小說之中悲劇的意義已經轉移到敘事層面上。死亡不斷地出現，但死亡只要是作為一種敘事策略巧妙地維系故事的持續過程”②。他“愛好的是死亡景象而不是死亡原因”③。

二、死亡敘事的認知意義

蘇童幾乎在他一大半的小說中都涉及到死亡，而且這種死亡敘事多是沒有明確目的的，或者說作者有意淡化、壓制這種目的性，在文本的表層體現出死亡筆墨的隨意和隨性。但讀者在作者反復調動的似乎是無理性無邏輯規律的這種筆墨中還是能客觀地得到某種認知價值。

蘇童是作為先鋒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崛起于文壇的，如果把蘇童放入整個先鋒寫作的潮流中來看，他的鋪天蓋地的“死亡”書寫也許就不那么突兀而扎眼。其他先鋒作家，如葉兆言、余華、洪峰的小說中也都充斥著大量的對“死亡”的言說。這些作家受西方當代哲學思潮，特別是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影響很深。他們的很多小說題旨也往往暗合了存在主義對人存在的本真的探討。蘇童的死亡敘事可以看作是以“死亡”為切入口，實現對存在主義哲學命題的文學闡釋。

首先，蘇童以對“死亡”的執著書寫，來建構他對人的悲劇存在方式的認知，即人存在的虛無、偶然和不確定性。死亡只是他擅長運用的一種敘事元素和策略，他通過把人物毫無理由、毫無目的地推向死亡，詮釋了對于人的存在的虛無和脆弱本質的看法。傳統小說中的死亡情節設置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礎上的。比如17年革命歷史小說中，人物死亡有明確的價值導向功能和教育功能。但蘇童筆下的死亡是毫無指向性的，如果硬要說有什么指向性或認知體驗的話，那就是他筆下的死亡使人們陷入一種無目的、無意義的虛空之中。人物不是為某種崇高目的而死，也不是生命流程中的正常的生老病死，而多是飛來橫禍。在蘇童構筑的世界里，人們的生存不是以因果為邏輯的正常秩序，而是消弭了理性體系，人的存在是偶然的，生命的消失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死亡的原因是勉強的，有時甚至是缺失的，不存在的。“這種對死亡價值的全面顛覆與消解具有強烈的后現代主義反文化征象，表明創作主體對生命的感悟與體驗已進入一個新的向度，即認定一切歷史的、政治的、道德的價值都是來自他人的判斷，而對于生命本體本身并無意義。”④蘇童的死亡筆墨隨意而隨性，他把小說中大量的人都推向死亡，很大程度上使讀者產生一種麻木感而消解了死亡的認知意義。蘇童大膽反叛了傳統的以因果為基礎的以道德導向為最終指歸的死亡觀，從而也就在“死亡”這個層面上消解了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其次，蘇童通過“死亡”書寫來揭示人性深層的“惡”，展示他對人性的悲觀看法。通過分析可以發現，他筆下置人死亡的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奸大惡之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而且多是兒童。比如：《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中孫子挖了個坑活埋了爺爺；《平靜如水》中弟弟用刀刺死了姐姐；《游泳池》中達生將看門的老朱拖下游泳池造成他死亡；《稻草人》中土用樹棍砸死了少年榮……本是天真無邪的兒童充當了奪人性命的劊子手，這顯然和我們的文學傳統中兒童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人類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的命題有出入的。在這里，蘇童通過對傳統兒童形象的顛覆，完成了對“人之初，性本惡”的哲學命題的文學詮釋。兒童尚且如此，更別說受世俗沾染過深的成年人了。《橋邊茶館》中年盛卿一把火燒了自己的茶館，把自己的妻子燒死了，原因只是寄居在茶館里的張先生每天吊嗓子使他煩躁；《城北地帶》中蝴蝶幫的三個少年殺死錦紅的原因就因為她太兇了。一個簡單的理由就可以置他人于死地，人性深處的自私和殘忍展現得淋漓盡致。

總的來說，蘇童對人性是持悲觀的態度的，在他筆下，任何人都有置人于死地的隱藏的暴力舉動，死亡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而且人物殺了人之后，并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負罪感或懺悔，只是一片混沌。達生把老朱拖下水看見他在深水區掙扎，但他只顧游泳，根本沒意識到自己殺了人；《稻草人》中少年土看到榮的頭上出現一個洞孔，從里面流出血，只是感到惡心吐了一大堆污物，他根本就沒意識到自己已殺死了一個人，他沒有道德上的恐懼感，嘔吐也只是一種純生理上的反應。蘇童其實是在一幅幅常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死亡場景中，實現了對潛藏在人性深處的“惡”的發掘，人一般是理智的，但在一定情形下會喪失理智。他寫出了人們不愿承認而又逃避不了的惡念，有時僅僅是一念之差，就會使別人受到傷害，在這一點上似乎是對“他人即地獄”的存在主義哲學命題的文本詮釋。

這些死亡描述中，死者死得毫無意義，制人死亡的人也只是一片混沌狀態，“以死亡為參照，推演出生命內在的各種非理性本能，以體驗的深度促使人們反思存在的復雜性，多向度地探究在龐大的理性文化道德遮掩下的生命的某些豐富情狀”⑤。蘇童在這里從消解一般意義上負載在死亡身上的道德、社會因素入手，消解了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和倫理觀念。蘇童正是以“死亡”為窺視的一角，通過死者死的無意義和兇手置人死亡的行為的偶然和無目的兩方面，揭示出了人的存在的脆弱和虛無，發掘出人的深層的罪惡的因子，實現了對人性的深層次開挖。

三、死亡敘事的美學效果

首先，冷靜節制的死亡敘事，體現在死亡場景的審美刻畫和對死亡悲劇性的回避上。蘇童擅寫奇異的死亡場面，把本應讓人恐懼、難受的死亡場景當做審美對象精心地刻畫描摹，使讀者有一種審美的體驗，絲毫不感到生理和心理上的恐懼和抗拒。《U行鐵》中的冼鐵匠死后“渾身被火焰熏烤了一夜，散發出焦黃芬芳的味道”；《舒家兄弟》涵麗的死亡姿態很美“濕漉漉地躺著，從她身上不停地滴著水，那些水也是藍色的一如她皮膚的光澤。涵麗的眼睛一直張開著，比黑暗中的貓眼更富有魅力。涵麗很藍很藍”；《徽州女人》啞佬死時“瞳仁里藏滿了金燦燦大朵大朵的向日葵花”；《罌粟之家》中的劉老信莫名其妙地死于火堆，“僵硬的身體發出木材的清香”；《一無所獲》的李蠻跳河而死，卻找不到他的尸體，作者在想象中模擬了李的死亡景象，“我看見李蠻躺在一塊竹排上，四肢舒展，沐浴著五月的陽光”；《白沙》中雪萊在海灘上為自己做了奇妙的祭禮，莊嚴、肅穆而富有詩意。

蘇童小說中還有對死亡悲劇場景的有意規避，他重在從主人公個體體驗的角度詩意地展現生命終結時的瞬間狀態。《我的棉花，我的家園》中的書來被火車軋死，本來是很血腥的場面，但作者有意規避，以想象性的筆墨寫主人公死亡剎那的感受，把血腥的場景寫得唯美，“他像一片枯葉在空中飄著。在喪失所有意識之前，書來看見的是千里之外家鄉的洪水，無數雪白的棉花仍然在大水之上漂浮，其色澤從雪白變化為淺紅色”；《木殼收音機》的莫醫生死得很平靜，“坐在椅子上慢慢往下塌陷，往右側傾斜……他最后看見的是彩色風車的自然旋轉。午后有風從臨窗的河面上輕輕拂來，那只彩色風車在微風中颯颯地旋轉起來”。

在蘇童筆下，死亡是詩意的、審美的，不管是對死亡場景的審美刻畫還是對死亡悲劇性的回避，他都是本著一種客觀的純審美的心態。他把死亡純粹獨立成一個事件，不對死亡事件投以情感上的同情或憎惡，似乎也不想讓讀者從中讀出道德認知、情感判斷。鋪天蓋地的死亡事件以其發生的頻繁性消解了讀者對生命消逝的本應有的恐懼和情感上的惋惜。這種主觀上對死亡的非理性書寫以及客觀上消解價值意義的冷靜節制的敘述方式是一種全新的文本表述方式，使文本呈現出全新的美學風貌，給讀者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

其次，死亡敘事所體現出來的主觀無目的而客觀合目的的審美效果。本文第一部分，為闡釋得方便，把蘇童筆下的死亡簡單地分為“自殺”和“莫名的禍事”兩類。作者似乎強調的并不是人物選擇自殺的目的，而是寫出人物的一種赴死的沖動。“莫名的禍事”中人物死亡都是偶然的因素造成的，不管有必要還是沒必要，不管人物的死亡結局是否會因前面的情節沒有任何鋪墊而使讀者產生突兀之感，他總是無一例外地不由分說地將人物推向死亡。在他筆下，人的生命往往如紙般脆弱，有太多莫名其妙的宿命般的天災與人禍，前一秒還鮮活的生命，后一秒就踏進了死亡的深淵。作者這種非理性的筆墨，很難說有什么先行的目的性。第二部分，詳細闡述了蘇童大量的死亡敘事傳達給讀者的認知意義，即體現了他對人的存在的偶然性、生命的脆弱性等悲劇處境的揭示以及對人性之惡的發掘。這些閱讀體驗都是隱藏在小說文本的深處的，是把蘇童的死亡敘事放在先鋒寫作的整體行列以及西方當代哲學思潮的大背景中加以觀照，從而在看似無目的的敘事中做出的可能性的意義探討。

蘇童在死亡敘事的藝術表現過程中，有意模糊、淡化目的性，不管是內在的小說中人物死亡的目的，還是外在的死亡敘事體現的作者主觀的目的，然而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卻能體會出死亡敘事產生的審美意蘊和認知意義。這種不先行設定目的的死亡敘事，使讀者能夠充分調動自身固有的知識儲備和審美取向對文本做出各種解釋。

死亡敘事是蘇童小說文本的一個很明顯的特色。正是因為受西方哲學思想和文藝觀的影響，他的死亡敘事客觀上顯示出了對傳統死亡敘事的反叛。蘇童小說中獨特的死亡敘事是他對社會、人生體驗的文本投射，體現了他對于人的存在的觀照及對于人的心理深度空間的開拓。他構建了一幅幅看似非理性的死亡圖景，真實揭露出一種被傳統小說理性敘事所遮蔽的永恒的真實，即人的存在終極意義上的虛無、飄渺，人的生命的脆弱，人性深處的丑惡因子。他對“死亡”的全新的言說，使小說呈現出一種全新的美學風格，也使小說整體題旨呈現出向縱深處拓展的闡釋空間。

①轉引自顏翔林.死亡美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129頁.

②③南帆.再敘事:先鋒小說的境地[J].文學評論,1993（3）.

④⑤洪治綱.生命末日的體驗——論后新潮小說死亡描寫的文學特征及其意義[J].文藝評論,19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