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征兆與中國詩史斷裂研究論文

導語：青春期征兆與中國詩史斷裂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關鍵詞]《女神》浪漫主義憤激與焦灼青春期話語特征斷裂

[論文摘要]《女神》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義的宏大氣魄開一代新風，奏響了五四精神的最強音，并以其浪漫主義的精神氣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詩歌中所傳達的憤激與焦灼這些青春期征兆，我們可稱之為郭沫若式“生趣”。在《女神》的放歌中，洋溢著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騷動。這種青春期話語特征成為一個時代的話語方式，折射出一個時代的生命特征。《女神》以其斷裂式的絕叫撕裂了文學史，但郭氏之浪漫主義很快如明日黃花，后繼無人。

中國新文學運動與傳統文學最大的區別在于它的開放性文化心態，在繼承傳統的同時，節新或改造了中國的傳統文學。這是一次質的飛躍。此開放式的文化運動，是以新詩節命為突破口的。新文學運動的“發難”之作，胡適的《文’，，改良當議》提出的文’學“八事”有五事是就詩而言。陳獨秀在《文學節命論》中提出的“二大主義’夕，也大都涉及詩歌創作。詩體節命也就成了五四文學節命的先異。

而這距黃遵憲、梁啟超的“詩界節命”已一十年矣。作為五四新文學節命的序曲，“詩界節命”未達到通過“節命”而拯救詩歌的目的，因而實質上是失敗了的文’學改良。梁啟超們抱殘守缺，脫離小開舊文化的軌跡，此乃其失敗的重要原因。時過一十年，陳獨秀、胡適以力挽狂瀾之勢提出了聲勢浩大的白話文運動，它小是要回溯、清理、疏浚、拓展“道統’，源流，而是要從“根抵處’，摧毀之，“別立新宗’夕，其實質是一場反對舊文化舊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深刻節命。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斷裂”式震撼前無占人。

胡適、劉半農等人初期寫實主義新詩，在掃一破舊詩格律束縛、大膽使用白話寫詩方而具有開創之功。在對底層黎民的仁慈關懷上，上承國風、杜甫、白居易，卜啟減克家、賀敬之們，表現出了可貴的民主主義思想。而這種思想成了百年來中國文’，，的一以貫之的一股內在的永恒的生命張力，異引著文學發展方向。“小拘格律，小拘平仄，小拘長短，有不}一么題目，做不}一么詩”的白話詩，實現了詩歌的一次大解放。但胡適們更重形式突破，尚無暇亦無力探求詩歌的藝術特征，發掘新詩深廣的藝術內涵，無論直陳其事，還是描繪意境，或流于直白，或流于粗鄙，猶如“給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韻文的衣裳”這從一個方而表明了詩歌節命和一種新的詩體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即今開幕推神手，要選人人絕代才’夕，郭沫若就在時代的召喚卜脫穎而出。

在新詩史上，郭沫若以其恢宏的創作從詩情與詩體兩方而確立了作為奠基者小可動搖的地位。詩人以其雷霆萬鈞之力掃蕩了詩壇一切陳腐之氣，他那掃一破一切束縛，實現思想解放、文化涅架和民族新生的激情，表現了新詩的時代精神。他那徹底解放的詩體和潛在的占代詩歌傳統影響，形成了新詩的基木體式。“此后新詩的基木體式都可以從郭沫若那里找來濫筋:自山體(如《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半自山體(如《人狗》、《人上的街市》等)、半格律體(如《匪徒頌))《爐中煤》等)、格律體(如《鳳凰涅梁》等)。新詩從艱苦孕育到呱呱墜地，再到郭沫若的放情歌唱，完成了從詩體突破，到詩情復蘇，再到詩式確立的過程，新詩誕生了”。

《女神》的橫空出世是一種昭示，中國五千年漫長詩史自此斷裂為兩半。

清著名詩評家沈德潛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著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已”。如用這一標準衡量，中國新詩除郭沫若恐難有人擠入這一行列。徐志摩、聞一多固然在新詩建設與發展中舉足輕重，影響巨大，亦有淵博之學識，然就對時代精神的開掘氣度、反映社會的深廣度、創作思維空間的開拓及其所引起的震撼力而言，新詩人當屬郭沫若第一，艾青、北島、海子次之。

郭氏乃詩之天才。田漢早年留日間就說郭有“詩才”“詩魂"，朱自清稱郭氏之詩“異軍突起”，“他的強烈的情感能夠將理融化在他的筆下，是他的獨到處”，聞一多“每每稱道郭氏為現代第一詩人”，康白情則說:“郭沫若的詩筆力雄勁，不拘于藝術上的雕蟲小技，實在是大方之作”。這里眾人稱道的皆郭氏之《女神》。實際上，對于《女神》的杰出貢獻，眾人只指其一端而未及全體。

五四是一個尋求社會、思想、文化、個性全面解放的時代，郭沫若正是以超人才華、豐富學識和驚人的想象，融屈夫子、李太白等中國浪漫主義詩歌傳統與惠特曼、歌德等西方浪漫主義詩風于一爐，煉出了中國現代浪漫主義的燦爛新篇章，并且閃耀出五四狂飆突進思想解放的精神之光。在聞一多看來，之所以只有郭詩才配稱為“新詩”，是因為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甚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精神”，或者說《女神》同時滿足了新詩百年傳統和加入“現代性”的世界潮流的雙重要求。郭沫若呼喚“開辟鴻荒大我“，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的首次覺醒;他提出藝術是“靈魂與自然結合”的“泛神論”，既是生命的創造力的充分張揚，又為詩情尋找了紛繁多姿的得以表現的形象。

“我們更生了!我們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們便是“他”，他們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郭沫若《鳳凰涅》)

唐曉渡在評論《鳳凰涅》時說，“借助丹穴山上的香木，梁啟超所曾熱忱謳歌過的‘少年中國’和他的‘新民理想’再次得到了表達，然而卻是以徹頭徹尾的烏托幫方式。這種烏托幫同樣充滿了

‘二十世紀底時代精神’。它不是來自傳統的‘桃花源’式的遁世沖動，而是來自米蘭昆德拉所說的那種對革命的‘巨大同情以及對一個嶄新世界的的末世學信仰’。18世紀的歐洲浪漫主義者曾基于這種信仰，狂熱地尋求一個歷史的新紀元并在理想化的中世紀尋找到了;20世紀中國詩人的狂熱程度甚至更勝一籌，只不過對他們來說，‘新紀元’的地平線已經移到了前方。進化論和新的時間觀保證它在人類的集體“涅”(革命的轉喻)后將像再生的女神一樣姍姍降臨。”

女神就這樣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義的宏大氣魄開一代新風，奏響了五四精神的最強音，并以其浪漫主義的精神氣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詩人縱橫馳騁于歷史、哲學、現實三維空間之中，從上古神話至近代文明，從外國歷史到中國現狀，任意采擷，梳織成詩的錦繡。《女神》中所迸發出的奇瑰的想象力不僅是詩人個人的天才所致，而且預告了積壓了幾千年的民族個性將有一次大爆破、大解放。詩人以一種對現實的非正面觀照表現出對現實的更深層的干預，使我們體會出他的憤激、焦灼以及“為人類向上向前而跳動”著的心。

而這種憤激與焦灼是以一種青春期的激情噴射的方式傳達的。這種青春期征兆我們可稱之為郭沫若式“生趣”。郭氏曾說:“古人用他們的言辭表示他們的情懷，已成為古詩，今人用我們的言辭表達我們的生趣，便是新詩”。這種生趣，便是《女神》中充溢著狂蕩無羈的自由感。

“昕潮漲了，昕潮漲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漲了，春潮漲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生潮漲了，生潮漲了，死了的鳳凰更生了。”

(郭沫若《鳳凰涅》)

在生命的吶喊中，詩人獲得了對世界和自我生命的詩情蕩漾的體悟。在《女神》的放歌中，一掃晚清詩的疲憊和沉重，洋溢著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騷動。

“無數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壯麗的北冰洋的情景喲!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來了的滾滾的洪濤喲!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喲!啊啊!力喲!力喲!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音樂，力的詩歌，力的律呂喲。”

(郭沫若《立在地球邊上怒號》)

時代的青春期個性體驗中，往往漂浮著對宇宙的思索和對人類之愛，從而使《女神》因宇宙關懷而浸透著形而上的哲學意蘊:

“地球，我的母親!天已黎明了，把你懷中的兒來搖醒，我現在正在你背上匍行。地球，我的母親!你背負著我在這樂園中逍遙。你還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地球，我的母親!我過去，現在，未來，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樣才能夠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魯迅以其冷峻和黑色幽默折射出作為一個思想家生命和人類之愛，而郭沫若則以他的玄想完成了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的藝術建構。《女神》總是“神馳千里，精?八極”，彌漫著綺麗多姿的理想主義色彩，完成了一次時代精神的浪漫的夢尋。

“地球，我的母親!我羨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農民，他們是全人類的保姆，你是時常地愛撫他們。……地球，我的母親!我想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身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飛騰。”

(郭沫若《地球，我的母親!》)

“遠遠的街燈明了，好象閃著無數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現了，好象點著無數的街燈。”

(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奇思異想，若夜空中繁星點點，透視著生命童稚的天真;若春風話語，灑下青春生命的甘露。這種青春期話語特征成為一個時代的話語方式，折射是一個時代的生命特征。這令我們想到中國古代神話的姿肆與迷離，想到楚騷的澎湃與浩蕩，想到盛唐氣象之下李太白的奔放與飛動。

馮光廉所主編《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稱《女神》在詩歌體式上超越了胡適，“而進入了詩歌精神的自由表達，也就是進入了詩歌體式的自由創造”，我以為是正確的。正如上文所述，此后新詩的基本體式皆可以從《女神》中找來濫觴。由于《女神》的自由創造，從而使得《女神》至少實現了新詩詩體的幾個突破:郭氏準確地把握了詩的情感的本質，超越了直白為詩，使詩一舉獲得了巨大的情感沖擊力，從而賦予詩以深蘊的生命強力和個性煥發的理想色彩;《女神》之奇思異想縱橫萬里，極大開拓了詩的藝術領域，使新詩在藝術經營能力上走到新的高度;郭氏強調詩的“內在韻律”，詩是“裸體美人”，從內在情緒出發形成詩體，體現了新詩體式發展之內在要求，實現了白話新詩詩情與詩體的自然融合，為新詩的創作提供了基本范式，從而成為新詩的奠基者。

《女神》以其斷裂式的絕叫撕裂了文學史，并以其浪漫主義恢弘澎湃之勢開一代詩風。可是我們回顧新詩流派衍進史，正如前所論，郭氏之浪漫主義很快如明日黃花，后繼無人。創造社后起的詩人都走上了浪漫加頹傷的象征主義道路，太陽社的革命詩人們則更趨向寫實，即使郭氏本人后來的創作也自覺地擺脫《女神》而紛紛貼上口號式標簽。五四話語中心就是一個“人”字，浪漫主義成了一個時代的適得其時的話語表達方式，當這個“人”受到民族生存等外在壓力時，“人”便開始退場，“革命”成了文學史上唯一的中心話語。隨著救亡的戰火烽起，《女神》所代表的浪漫主義就象中國詩史上的一次莊嚴燦爛的日出，橫空出世，光輝燦爛，但很快便湮沒于時代的煙云中了。直至20世紀末葉，北島、海子們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重現郭氏之端倪，但隨著北島的出走、海子的早夭，似曇花之一現，浪漫主義很快陷于后現代主義的泥淖中了。

《女神》是孤寂的。

這是浪漫主義精神在中國的孤寂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