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內涵和外延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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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來，中國典籍荷載著優秀的中華文明，幾乎傳遍了世界各個角落。現在它已擁有越來越多的海外讀者，其美質殊姿、神韻妙趣和宏旨精蘊已引起了廣泛的愛好和欣賞，人們咸認它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奇卉異葩。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中華文明播揚于異國的歷程漫長而又曲折。滋蔓東亞的文化圈，風靡歐西的中華風，以及無數文化名人與中華文明的頻繁接觸……，凡此種種，組成了一軸既波瀾壯闊又斑斕多彩的畫卷。而且，這一歷程——由于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至今仍生生不息——還在繼續譜寫著新的篇章。

海外漢學家是中華文明辛勤的傳播者。他們持久的譯介論說，已經培植出了一種獨特的學術——漢學研究。

了解國外漢學，有利于擴大國內學人的視野，有利于促進我們的學術研究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研究生寫博士論文）；而且我們對漢學的評介再經外播之后，又會給海外漢學以啟發，也有利于它的改進與發展。所以，我們應該順應時代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繼而積極作為，便會有力地推動這一利己利人、意義重大的工作。

新的世紀必將是中外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學術溝通日趨深入的時代，反饋這些漢學信息便成了歷史的必然。

一、世界漢學概況

簡單地說，“漢學”即是研究中國的學問。

世界漢學可分為三大板塊：周邊國家的漢學、俄羅斯漢學和西方漢學。

周邊國家的漢學：主要是日本、韓國和越南。就日本文學來說，它接受中國較早，不僅

借用中國的語言符號，而且刻意模仿中國古典詩文的內容和形式：襲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擬題目，采擷成句。這種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被稱作漢文學，后來才有了以假名創作的文學——和文學。所以，日本的學術也深受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他們的漢學研究以編纂、譯注、訓詁、考證、梳理發展史為特色。

俄羅斯漢學：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歐，間接獲得漢學信息，一方面注

重發展本國的漢學研究。它視野闊大，兼顧東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馬克思主義學術觀研究中國，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漢學：西方漢學具有濃重的西方學術的色彩，與日韓漢學、俄蘇漢學相比，它有著

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具體來說有如下數端：

1）中西文化屬異質文化，西方接受中國頗多曲折，漢學研究忠實地記錄或者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歷程；

2）西方學術不斷求變，代有新學，這也影響到了漢學研究，如撰寫中國文學通史、敦煌學研究、中亞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國內同類研究；

3）西方漢學研究的方法論極為活躍，它明確反映出“西論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確操作，可為國內研究提供借鑒。

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漢學這門綜合學科，都有一個逐漸分化的過程，甚至文史、語文等親緣學科也漸漸解體；中國文化各個門類的研究終于脫穎而出，并形成了自身的治學風格和學派傳統。從國外的中國文學研究來看，由于這一文學內容豐富，卷帙浩繁，漢學家又不得不精細分工，去專攻某代文學，某類文學，甚至某個作者。在各個領域，從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從文人作品到民間創作，國外幾乎均有一批各擅勝場的專門家。這是國外中國文學研究走向成熟的標志。當今，日韓、俄蘇和歐美的學術實體，是堪與國內學術相媲美的三大板塊。

二、“漢學”定義的演變

“國外漢學”有時被稱作“國際漢學”、“世界漢學”，或者簡稱作“漢學”。

眾所周知，“漢學”是西文Sinology的譯名。此名首見于19世紀上半葉，從構詞法上看，它是“Sino-”（中國）加“-ology”（學問、論說）而成，意思是有關中國的學問。正如傅海博（HerbertFranke）所說：

“Sinology”是許多“-ologies”中的一種，它們被鑄造出來專指19世紀出現的知識領域。它用于英語相對較晚。1838年，首見“sinologist”（漢學家）一詞，稍后不久（1857）又有同義詞“sinologer”與之并用，但它容易讓人想起“astrology”（占星術士），令人不快，現已成廢字。“Sinology”的含義被解作“關于中國事物的研究”（thestudyofthingsChinese），甚至更晚些，據考證是在1882年。因此，大約在1860至1880年間，“sinology”這個希臘、拉丁語合成詞及其派生詞便被普遍使用了。這正是漢語研究和中國總體研究被認作一種學術科目之時。①

這里說的是西歐的情況。俄羅斯漢學與之相近，它在早期頗多倚重西歐漢學，在學科概念上與西歐完全相同。如上所述，日本、朝鮮等鄰國的情況則有些特殊，它們均有借用漢字進行寫作的歷史階段，因此這些國家的傳統學術，幾乎無處不涉及中國。直到它們有了自己的語言文字，純粹的本土文學才得以滋長之后，漢學才漸漸分立門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不過，在日本還有“漢學”、“支那學”、“中國學”之分。

西文“Sinology”一詞，也帶來一些麻煩。隨著時間的推移，漢學研究的旨趣、對象和方法有所變化，使得其含義也有所改變，這引起了西方漢學界的焦慮。美國著名漢學家薛愛華（EdwardH.Schafer）曾經提倡廢棄這個字眼兒，②但后來他改變了主意，轉而主張“重新使用它的本初意義——漢語研究，特別是古代漢籍研究”，要求人們“在與通常所說的‘拉丁學’、‘埃及學’和‘亞述學’相同的意義上使用它”。而且，他明確地指出：

漢學即是有關中國語言遺存之物即漢語文獻的語文學。③

這是個比較罕見的傾向明顯的定義。不過，這里還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分辨：一、薛氏所說的“語文學”（philology），類似于我國傳統的章句、訓詁之學，強調語言研究和文獻研究兩者并重；二、與之相應，他批評旨在審美的純文學研究，認為這是“一種不扎實的唯美主義研究”，其根基是龐德、費諾羅薩④等人的“東方學”（Orientalism）。⑤顯然，后一種意見不無失當之嫌。三、“漢學”一詞的外延

1）“漢學”和“國學”

如何稱呼這門學科，尚須看研究主體。如果研究者是我們自己，在習慣上應該稱作“國學”⑥，因為它指的是我國自己傳統的學術研究。如果是外國學者從事這一研究，這種學術自然就應該稱作“漢學”，盡管仍是同一研究對象。由此看來，徑稱“漢學”，顯然是外人口吻，研究主體當是外國學者，那么“國外”、“國際”、“世界”等意思通常也就包含在內了。

2）“Sinology”和“漢學”互譯帶來的問題

兩者互譯，看起來似乎十分簡單，其實還有復雜一面。眾所周知，我國經學中有“漢學”、“宋學”、“清學”之分；中華民族有漢、藏、回、蒙等兄弟民族；漢字曾流播東亞，而“漢籍”中也可能記載他國的歷史與文化。諸如此類的情況，使得“漢”字的內涵非一，外延廣泛，“漢學”（若單從名稱上看，即是“漢”之“學”）的涵義如果沒有上下文加以限定，也就會變得曖昧不明。

實際上，在國外，尤其是在西方，起碼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藏學”和“蒙學”已具一定規模，其專門家分別稱之：“Tibetologists”和“Mongolists”。但目前尚無跡象表明這些學科已被認為是“漢學”名下的分支學科。

3）“漢學”和“中國學”

在國外學術史上“漢學”曾有貶義色彩，所以還有人主張應該以“中國學”代之。

由于上述情況的存在，要想使“漢學”這個術語一無糾纏，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事。⑦偶見有“華學”一詞行世，它不僅涵蓋面較廣，而且避免了語義上的交叉，只可惜它未得廣泛流傳。

四、“漢學”的定義

國外漢學是個綜合學科，包括關于中國哲學、歷史、語言、文學、科學、藝術等知識范疇的研究。根據以上分析，可知界定“漢學”似乎有兩種傾向。

一種是取其狹義，即“漢學”是關于漢語文獻以及相關文物遺存、文化活動的研究。

另一種是取其廣義，即“漢學”是關于整個中華民族文獻典籍、文物遺存和文化活動的研究⑧。

后者是否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認可，還有待于時間的考驗。

注釋：

①參見傅海博《探索中國：歐洲漢學史概述》（InSearchofChina:SomeGeneralRemarksontheHistoryofEuropeanSinology），載于明·威爾遜（MingWilson）和約翰·凱利（JohnCayley）所編論文集《歐洲研究中國》（EuropeStudiesChina，倫敦，寒山堂書店，1995）第12頁。

②參見《美國東方學會會刊》（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1958）所載薛愛華的公開信。

③、⑤參見他的《漢學的內涵與狀況》（WhatandHowIsSinology?）一文，載于《唐學報》（T’angStudies）第8-9輯（1990-1991）。

④龐德（EzraPound,1885--1972），美國詩人、評論家，西方現代詩歌的開創者之一。費諾羅薩（E.F.Fenollosa,1853--1908），美國詩人、文藝理論家，赴日訪學時接觸到了漢字和中國古詩，所撰《漢字作為詩歌媒介》一文在西方詩壇影響很大。

⑥“國學”，原指最高級學府，由國家設立。參見《周禮·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按：指公卿大夫的子弟）小舞。”

⑦有一次我在講課時，列舉了以下纏夾情況：

一、經學有“漢學”、“宋學”、“清學”之分

二、中華民族有漢、藏、回、蒙等等之分

三、漢字曾流播東亞，“漢籍”可能記載他國歷史與文化

四、國內有的學者把“國學”稱作“漢學”。

五、“漢學”曾有貶義色彩，有人便以“中國學”代之。

⑧力主廣義的傾向來自國內，譬如有人強調“漢”字的包容性，認為“‘漢學’的‘漢’是以歷史上的名稱來指中國，就像Sinology的語根Sino-來源于‘秦’，不是指一代一族……。”參見李學勤先生為自己所編文集《國際漢學漫步》（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撰寫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