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輿論意識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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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韜是近代中國出色的輿論宣傳家。他的輿論意識以其個性為內因，因所處環境的變化逐漸從傳統輿論意識轉變為近代輿論意識。流亡香港前屬于傳統輿論意識階段，主要是以上書等方式尋求依附于人的仕途功名；流亡香港特別是游歷歐洲之后轉變為近代輿論意識，開始通過創辦報刊獨立地宣傳近代思想。王韜輿論意識的一個重要表現是重視外交輿論，主張以誠正和道德為基礎，通過各種方式改變中西輿論的不對稱狀態，形成有利于本國的外交輿論氛圍。王韜的輿論意識具有典型的意義。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反映，同時也推動了社會的轉型。

關鍵詞個性；輿論意識；外交輿論；社會轉型

王韜是近代中國出色的輿論宣傳家。他雖出身比較低微，只是一名秀才，但注意運用輿論為自己爭取生存空間和社會地位，最終以創辦《循環日報》成為著名的宣傳家和思想家。在以往研究中，學術界主要圍繞《循環日報》分析王韜的輿論思想。本文試以王韜輿論意識的形成和外交輿論觀為中心，進一步探討他這種極具近代色彩的觀念。

一、從傳統輿論意識到近代輿論意識

王韜輿論意識的形成以其個性為內因，因其所處環境的變化逐漸從傳統輿論意識轉變為近代輿論意識。

王韜個性中有兩點對其一生有重要影響，也是他輿論意識形成的主要內在原因：一是豪放狂傲，喜歡議論；一是對科舉有抵觸心理卻又有極強的人世意愿。《鎪園老民自傳》特別強調：“自少性情曠逸，不樂仕進。尤不喜帖括，雖勉為之，亦豪放不中繩墨。”王韜自稱“不喜帖括”基本符合事實，但并非“不樂仕進”。相反，他通過各種方式表現自己，希望引起別人的注意。在墨海書館時期，無論是書館同仁還是上海名流碩彥，或“皆與老民為莫逆交”，或“老民俱與之修士相見禮，投縞贈坌。無不以國士目之”；“每酒酣耳熱，抵掌雄談，往往聲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數行下，不知者笑為狂，生弗顧也。”王韜的這種個性貫穿其一生，不僅在國內如此，即使抵達歐洲或日本，其個性依然故我。不過，隨著他所處環境的變化和對西方了解的深入，更增添了一份憂國憂民之思，正如在倫敦自題肖像時所稱：“尚戴頭顱思報國，猶馀肝膽肯輸人?”可以說，豪放并自視甚高是王韜的鮮明個性，這使他既不愿皓首窮經以應科舉，又不愿默默無聞了此一生。這些都注定王韜要走一條比較特殊的道路實現功成名就的愿望。

王韜的輿論意識大致以他流亡香港為分野形成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屬于傳統輿論意識，后期逐漸形成近代輿論意識，即從以書信、上書為主要輿論手段轉變為創辦報紙，從主要關心自身榮辱到將自身的榮辱與社會的進步聯系在一起，從獲取依附于別人的仕途功名到獨立地宣傳近代思想作為人生的目標。

在墨海書館時期，王韜的輿論意識主要是通過上書等方式為自己謀求功名。王韜人生的轉折點是他進入傳教士所創辦的墨海書館。墨海書館的13年生涯為他以后的成功積累了必要的西學知識，更重要的是成為傳教士翻譯事業的合作者，受到傳教士的青睞和保護。但墨海書館的長期生活并未使王韜的人生目標發生大的變化，起碼從表面而言是如此，他仍極力追求傳統的功名利祿，并對外盡力解釋他與傳教士及其教會的距離。“托跡侏離，薰蕕殊臭。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支離曲學，非特履瓿蝴窗，直可投諸溷廁。”這封信寫于1859年1月，雖然這樣的偏激言論并不完全可信，但也基本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態，即一方面滿足于逍遙放縱的生活，另一方面卻亟思擺脫。“墮地以來，寒暑三十易。精神漸耗，志氣漸頹，而學問無所成，事業無所就。天踏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為一大哭。”正如柯文所言：“王韜留居滬上前10年左右所寫的作品，幾乎沒有涉及西方，當然也沒有他認為西方是主要‘挑戰者’的暗示。”

士人以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為至高榮耀，王韜心里對此也難以釋懷。1858年底他在日記中詳細地記載了一個美夢：“夢予前生系姓賈，亦士人，筑屋西冷橋畔。……賈受錢而寤，旋應省試獲第。”雖然考中舉人只是他的一個美夢，但豪放的個性、恃才傲物的心理以及對處境的不滿，確實激發了他改變現狀的決心。他積極結交上海的各色人物，特別是以毛遂自薦方式不斷向各級官員陳言和上書，希望引起他們的重視。在上海期間，王韜究竟有多少陳言和上書，很難有確切的統計，因為有一些口頭的陳言和遺失的文獻。《弢園尺牘》是王韜1876年自己編排出版的書信集，但收錄不全，他日記中保存的一些書信便未收錄進去。不過，根據《弢園尺牘》仍能大致了解王韜的交游概況，包括他陳言和上書的情況。《弢園尺牘》自卷二開始是他進入墨海書館后的書信，其中1858年以前主要是與親友的通信。從卷三開始到上書太平天國遭通緝，陳言和上書共有10封，占這一時期書信總數的1／4強。若再加上他寫給應雨耕、周騰虎這種既在官場又是朋友的書信，這一比例則接近2／5。實際上，王韜這種性質的書信遠不止此，《弢園尺牘》收錄了4封王韜致江蘇巡撫徐有壬的信，而《弢園老民自傳》稱“前后上書十數通，皆蒙優答”。王韜與徐有壬雖說1857年在墨海書館有一面之緣，可并無深交，他頻繁上書有感謝知己之意，而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自己的仕途。不過，王韜未能如愿，與他有一定交往的徐有壬于1860年陣亡，一些地方官吏對他的陳言卻很反感：“屢上書當事，代畫方略。言過切直，當事外優異而內忌嫉之。顧所言頗見施行，能多見效……然用其言而仍棄其人，并欲從而中傷之。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長往而不顧者也。”可以說，王韜的個性使他不甘平庸，但上書陳言卻令他流亡香港，與仕途更無緣了。

王韜的近代輿論意識以他流亡香港為契機，形成于游歷歐洲之時，以創辦《循環日報》完成輿論意識的轉型。柯文認為：“當王韜與太平天國的調情成為往事之后，……在中國成為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的任何希望都不復存在，因為在香港不可能成為高官。”應該說，王韜流亡香港之后，進入仕途的可能確實已微乎其微，但他仍抱有一線希望。正如他自己回憶所稱：“蹈海旅粵，惟事讀書，終日弦歌，聲出金石，亦無有心人過而問焉者。”為了得到當道者的“過問”，王韜以自己的西學之長為正在興起的洋務運動獻計獻策，不過主要是以受人所托或代人上書的形式間接表達自己的愿望。如1862年與黃勝編譯《火器略說》獻給丁日昌，1865年的《代上蘇撫李宮保書》等。這說明王韜仍尋求走相對傳統的人生之路，希望自己能夠受到統治者的賞識，實現長期以來的人世心愿。所以，從王韜的心態及其表現而言，他還沒有形成近代輿論意識。

在希望與失望的困擾中，1867年底，王韜受理雅各邀請，開始了徹底改變其人生目標的歐洲之行。一路眼花繚亂的新奇事物使他感到興奮，排遣了胸中的些許郁悶，而最令他震撼的自然是抵達歐洲之后的所見所聞。正因如此，在《漫游隨錄》中，他將早年在家鄉直到來歐洲途中所經過的亞、非兩洲均收入第一卷，到達歐洲是第二卷，可見歐洲在他眼中的重要意義。法國馬賽是王韜觀光的第一個歐洲大都市，“至此始知海外之盛，屋宇之華”。隨著對西方社會了解的深入，王韜將輿論的沉寂或興盛視為中西差異的重要方面。“今日云蒸霞蔚，持論蜂起，無一不為庶人之清議。其立論一秉公平，其居心務期誠正。如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同時，王韜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必再進入仕途依附于官員，而是以在體制外的獨立身份宣傳近代思想來實現自己的價值。“西國之為日報主筆者，必精其選，非絕倫超冠者，不得預其列。”“主筆之事，位至卿相。國家有大戰事，橐筆從戎，隨營紀錄，視其毀譽以為勝負。”所以，王韜創辦《循環日報》及其對報刊、主筆的詮釋，表明他已具備了近代輿論意識，《循環日報》成為王韜的個性與社會角色的最佳契合點。

二、王韜觀念中的輿論與外交

由于近代中國是被西方推人一個全新的世界，西方成為時人不能繞開的核心話題。王韜也是如此，“我國今日之急務，在治中馭外而已”。至于如何“馭外”。王韜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其外交輿論觀，其原則是強調誠正與道德，在此基礎上，向西方傳遞中國的聲音，爭取本國的權利。

首先，王韜認為輿論是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呼吁重視外交輿論，通過創辦報刊等抑制中外輿論的不對稱狀態。游歷西方的過程使王韜深切體會了近代西方社會強大的輿論氛圍，也令他痛感國人聲音在世界的微弱。因為當時西方不僅控制了本國的輿論工具，也控制了中國的輿論工具，報刊等近代輿論形式都是由在華傳教士等所創辦，造成中外輿論的不平衡發展，形成了不利于中國的國際輿論。“西人日報，不獨風行于歐土，而亦遍設于中國”；“顧同一西人日報也，在歐洲者其言公而直，在東土者其言私而曲”；“甚且交構其間，顛倒其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俾中外因是失歡。”所以，王韜一旦與長期合作的傳教士脫離關系，便創辦了《循環日報》。“其達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者，則有日報，時或辯論其是非，折衷其曲直；有時彼國朝廷采取輿論，探悉群情，亦即出自日報中。竊以為此亦可從而仿效者也。中外交涉之事，時時可刊之日報中，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論其間，是豈無所裨益者歟?”他將《循環日報》的輿論宣傳視為外交的一個很重要內容。當然，僅有《循環日報》是不夠的，他希望通過各種方式改變中西輿論的不平衡狀態。“今擬我國人之通中西文字者，隨時駁詰，以究指歸。英國、日本，均宜有人在彼日報中，論列是非，俾西人知我中國之實，而不至虛蒙疵垢。此亦大有救于時局者也。”派遣駐外公使的責任之一，也是針對西方“所刊日報之中，如其議論未遵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為駁斥，俾通國之人見之而曉然”。在王韜眼中，輿論宣傳是外交的重要內容，是爭取正當外交權利的重要條件。

其次，從外交輿論的內容而言，主張以誠正和道德為基礎，宣傳本國積極的、正面的形象，在國際社會中爭取本國的輿論空間和權力。誠正是王韜外交觀念中的核心內容，他反復強調“開誠布公，相見以天，必謹必速，毋詐毋虞”。在此基礎上，從輿論方面改善中外關系，一是向中國介紹西方，一是向西方介紹中國。所以，從廣義的角度而言，《循環日報》中無論是呼吁學習西方變法自強的內政文章，還是分析中外關系的外交議論，雖然針對的對象主要是華人，但同時也是向西方傳遞中國的聲音，扭轉西方人眼中消極、負面的中國形象。從狹義的角度而言，王韜認為宣傳中國文化是突出本國積極、正面形象的重要方式。他以“循環”觀審視西方列強和國際局勢，預言“六合將混為一”，以技術與武力爭雄并非福音，只有道德才是進入大同世界的路徑。“日后必至斗智斗力之俱困然后已”，“然則去雕琢而歸醇樸，屏詐力而尚德行，將在此百余年問矣。”“嗚呼，觀世變于今日，安能以一端盡哉。”在他看來，重視道德的中國文化可以引導國際社會走向和平。

王韜本人便是以宣傳中國文化的形象出現在西方，他不僅在牛津大學講“心同”、“理同”，在其他場合也不忘談中國文化，西方人也希望他介紹一些有關中國文化的一些問題。如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理君邀余詣會堂，宣講孔孟之道凡兩夕，來聽者男女畢集。將畢，諸女士欲聽中國詩文，余為之吟白傅《琵琶行》并李華《吊古戰場文》，音調抑揚宛轉，高抗激昂，聽者無不擊節嘆賞，謂幾如金石和聲風云變色。此一役也，蘇京士女無不知有孔孟之道者。黃霽亭太史于余將作歐洲之游，特書‘吾道其西’四字為贈，雖不敢當，抑庶幾焉”。他的言行贏得了西方人的好感，在牛津大學談“心同”、“理同”也受到“首肯”。

為了盡量放大中國在西方人視野中的正面形象，王韜提出在日報上刊登中國人的遠見卓識，以便翻譯后“刊入泰西郵報，庶知我中國人材其謀略固有高出尋常萬萬者，非亦柔服遠人之一道哉”。這種以個人力量改變西方對華態度的意識主要就是王韜本人在西方成功經驗的反映。作為晚清時期第一個登陸歐洲的中國士人，王韜受到了極大關注，所到之處為他“屢開盛宴”，也確實為國人增色不少。這種被關注的感覺令王韜很得意。他也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如與英國下議院議員相見時提出廢除對華鴉片貿易得到回應，拜訪法國漢學家儒蓮并與之通信商談合作。在政府行為落后的情況下，王韜考慮以個人行為影響西方輿論。以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西方蔑視中國的態度。

最后，王韜認為個人品德是爭取外交輿論的重要條件，提示清政府注意外交人員的甄選，特別是派往國外的外交人員，主張以品行端正、獨立自尊的正途人員充任。王韜的這種觀念主要基于以下原因：洋務不能吸引有才之士，呈現混亂的跡象，一方面保守人士仍視洋務為畏途，另一方面一些人“以識洋務為榮，囂囂然自鳴得意。于是鉆營奔競，幾以洋務為終南捷徑”。所以，王韜認為，官員的品德言行是影響外交輿論的重要因素。“茍其人而居官清正，持躬謹飭，平日與西人交際，開誠布公，臨事必斷必速，西人未嘗不采諸輿評，證諸公論，而自不敢多所苛求也。惟在己先有不可告人之隱，平日已為西人之所輕，即使善于逢迎結納，出言斷事正復不能見重耳。”因此，必須慎重選拔外交人才。

如何選拔外交人才，王韜撰寫了《設官泰西》《遣使》《設領事》《保遠民》等一系列文章討論這一問題，希望在清政府派遣駐外使節這一新的領域有一個新的開始。“朝廷設官西土，要宜鄭重其始。一切當以正途人員，茍流品太雜，恐褻國體。其有掣肘之處，則先以西人副之，為之披榛辟莽。”“要之，使臣固當熟諳和約，詳稔公法，……遴正人，清流品，采聲望，慎名器，毋使夤緣竿牘者，逞游說而恣簧鼓。”外交人員懂國際法、外國語言等應是正常要求，而王韜特別強調科舉出身的正途人員，重視個人的品德，甚至提出用西方人充當副手以逐漸熟悉西方的外交觀念與制度，也不能輕易使用國內以洋務自詡的非正途人員。

王韜的這種態度，除了是對清政府以往外交的反省外，也與他在西方的經驗有關。如前所述，王韜本人在西方可謂風光無限，受到了盛情招待，他切身感到個人形象可以影響西方社會輿論，主張選擇最杰出的人才充任駐外使節，甚至認為一些東南亞華人領袖也不宜出任代表中國的外交人員。“蓋彼之所以取信于西人者，不過在貿易場中焉耳，于國家政事體裁未必能知之也。且彼聲譽之來，乃由倚賴西人而致，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在中西輿論不對稱的狀態下，王韜呼吁重視外交輿論，提出輿論宣傳的基本原則與具體方法，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要意義，表現了他作為思想家的時代敏銳性。

三、王韜的輿論意識與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

王韜從一名流亡士人轉變為出色的輿論宣傳家和思想家，其不幸與幸都同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聯系在一起，他以豪放的個性努力擺脫這種轉型的尷尬與困惑，并最終推動了社會的轉型。所以，從社會轉型的角度而言，王韜的選擇具有非常典型的意義。

首先，從個人而言。王韜完成了由依附到獨立、由邊緣到中心的轉型。王韜生活在“千古未有之變局”的晚清時代，他自覺或不自覺地率先踏人“變局”的旋渦，掙扎于墨海書館，并最終以游歷歐洲目睹西方文明之本源完成了轉型。其實后來王韜自己也幡然醒悟：“余雖非忘世者流，而亦不樂為世所用，麋鹿野性，自幼已然，其不能遠城市逃山谷者，為饑所驅，迫于衣食計也。”“不樂為世所用”反映了晚清時局的暗淡，但暗淡之中又孕育著“變局”的契機。無論是王韜感慨墨海書館“一日可印數千番，誠巧而捷矣”，還是看到“上海自與泰西通商，時局一變”，甚至是傳教士給予他的相對優厚的生活待遇，都不能僅僅用“為饑所驅”簡單解釋，主要是西方文明的引力使他偏離了傳統，而其個性等因素則是使引力發揮作用的原因。所以，王韜的轉型是自我選擇與客觀環境的共同結果。王韜扮演的是先驅者的悲喜角色，當他以“學貫中西”的面目再次定居期盼已久的上海時，也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其次，王韜的成功轉型標志著晚清社會開始出現游離于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及其社會輿論。“韜逐臭海濱，為西人傭書，計非得已，然舍此無可適者。”王韜此言道出了晚清社會的一個真實，即在固有的傳統生活模式之外，通商口岸為某些人提供了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生活空間，并且對王韜一類人而言是“舍此無可適者”，雖然他仍強調“計非得已”。通商口岸逐漸成為獨立于清朝體制的特殊地域，也因此形成了游離于清朝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及其社會輿論，這是通商口岸在晚清社會的實質作用之一。王韜便是最早融入通商口岸的士人，當他創辦《循環日報》并宣稱日報“無一不為庶人之清議”及“主筆之事，位至卿相”時，雖然仍帶有某些傳統的口吻，但其實質已是將自己及其《循環日報》自立于傳統體制之外。因此，王韜創辦《循環日報》及其對主筆和報紙的定位，既標志著王韜本人的轉型，也是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

王韜的輿論意識無論對其本人而言，還是對于晚清社會來說，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王韜特立獨行的重要表現，也因此使他成為推動晚清社會進步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