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與現代文化形態轉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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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編輯部遷北京。爆發后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后編輯部遷返上海，陳獨秀復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號后休刊。1923年6月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理論性機關刊物，改為季刊，遷廣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編，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復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各種政治思潮差不多都與《新青年》有關。《新青年》在一定意義上塑造了現代中國，也影響著當代中國。《新青年》雜志在中國現代社會文化形態轉型中起著重要的橋梁作用。

一、《新青年》與現代文化載體轉型

在《新青年》的倡導之下，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沖擊著中國文言文的正統地位。

長期以來，在正統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詩、古文、辭賦，才能登文學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話文學，如小學、戲曲、俚歌等等，都是鄙棄的對象，則被貶斥于文學殿堂之外。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最早萌動于海外。胡適曾在《四十自述》中談到1916年春中國留美學生中關于白話文的醞釀。這年二三月間，胡適對“中國文學的問題發生了智慧上的變遷”：原來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工具變遷史——一個文學或語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個工具。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個文學或語言工具變遷史，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一種文學的活力如何，要看這一文學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當一個工具逐漸消失或逐漸僵化時，就要換一個工具了。在這種嬗變的過程中去接受一個活的工具，這就叫做“文學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對文學改良的八條建議。接著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發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號。陳獨秀的文章言辭激烈、筆鋒犀利，為胡適文章推波助瀾。與此同時，北京大學古文字教授錢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國推廣世界語。

《新青年》第3卷第3號、6號，第5卷第2號，第6卷第1號通信欄中屢次探討文學革命。1918年底陳望道給《新青年》去信說：中文應該“橫行加標點符號”，“諸子卻仍縱書中文，使與橫書西文錯開；圈點與標點雜用，這是東人尾崎紅葉（注：尾崎紅葉(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說家。）的遺毒，諸子卻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異，使淺識者莫名其妙”（注：陳望道：《橫行與標點》，《新青年》第6卷第1號。）。錢玄同回信說：“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橫行必較直行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寫橫行為宜……獨秀先生亦極以為然，原擬從本冊起改為橫行。只因印刷方面發生許多困難的交涉，所以一時尚改不成，將來總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號。）至于標識句讀，各人的文筆不完全一致，則各人所用的句讀符號亦不必統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編輯部規定，從1918年開始，任何作者“非白話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的說明》，指出“現在從7卷1號起，劃一標點符號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的說明》，《新青年》第7卷第1號。）。《新青年》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的劃一，影響著學界，影響著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影響著中國文體的演進。

《新青年》從開展文學革命開始，白話文逐漸成為語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關于注音字母的探討，關于新標點符號的探討和使用，對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產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國文化的這一歷史性的進步，不僅功在當時，而且惠及后人。語言文化作為社會交流的載體，其現代化程度對整個社會乃至整個社會的人的現代化產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雜志倡導并實行的現代語言載體文化的轉型，是中國社會向現代轉型的一個部分，同時也為現代中國社會的整體轉型奠定了文化基礎，注入了巨大的促進力。

二、《新青年》與現代政治文化轉型

（一）以民主、科學啟開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雜志》創刊號發表陳獨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兩輪焉”（注：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當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注：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針對士、農、工、商、醫各類人等“不知科學”，仍然沉湎于地氣風水之談和方士羽流之類的狀況，陳獨秀提出，要根治這“無常識之思維，無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學。科學之效，將使人間之思想行為“唯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注：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他認為科學有無上的權威。凡是合乎科學的東西就擁護，凡不合乎科學的就反對。一事之興，一物之息，無不以科學定從違，以科學法則作為檢驗事物存廢的標準。可見陳獨秀是在反封建意義上提出科學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學，主要指對人對事的科學態度和研究問題處理問題的科學態度與科學方法。陳獨秀指出，科學是綜合客觀現象，訴諸理性加以衡量。可見陳獨秀當時所持的還不是唯物主義觀點，雖然起著進步作用，但有著很大的歷史局限性。五四激進分子，除民主觀轉變外，科學觀也有一個轉變到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五四時期大學（北京大學）開“科學概論”課程，對科學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學思潮鼓勵人們追求真理，追求正確的東西。在諸多主義、主張的比較選擇中，中國先進分子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救國救民的科學真理。

1920年4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號對科學的含義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的最大的效用。”（注：《新青年》第7卷第5號。）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科學，指導革命運動。作為“科學”思想發展的一重要步驟，即用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指導革命運動。該刊第1期刊發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無作者，史學界一般認為是瞿秋白所寫。當時瞿秋白剛回國，擔任了《新青年》主編。）繼承科學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義、籠統頭腦、反對科學、迷信、資產階級市儈主義、瑣屑的應付、錯誤理會科學、浪漫主義等“障礙”，明確批評了實驗主義（瑣屑的應付），指出實用主義在政治上、科學上的反動性，認為現代社會已具備社會科學發展的物質基礎，由社會科學加以考察，指導革命。無產階級應嚴格用科學方法研究一切，以科學治學，在根本上考察、綜觀現象，找出規律，求得解決。這比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學思想前進了一步。

關于“人權”，《青年雜志》指出：“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能忍受。世稱近代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注：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就個人而言，不僅要獲得政治、經濟上的權利，而且要獲得人格獨立、個性解放，強調“人心”的覺醒，做一個自主自由的人。就國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專制統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號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提出“本志同志本來無罪，只因擁護那德謨克拉西和塞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的。”（注：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青年雜志》第6卷第1號。）“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注：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青年雜志》第6卷第1號。）此時，陳獨秀的“人權”口號發展成為“民主”的口號（注：劉景全：《中國現代文化選擇之重大轉折》，《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擁護的民主和科學兩位先生，對中國政治文化向現代轉型起了啟開蒙昧的開山之工。那么《新青年》對西方政治學說的傳播和對中西政治、國家觀的差異的比較，更對中國政治文化向現代轉型起了構筑藍圖和發軔作用。

（二）傳播西方政治、國家學說，引發政治革新。

陳獨秀認為，近代歐美各國總趨勢是，由專制政治趨于自由政治；由個人政治，趨于國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趨于自治政治。中國要生存于世界，必須拋棄千年沿襲下來的官僚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使人民“自覺其居于主人的主動的地位”。

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章說，古之人希冀圣君賢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偉人大老建設共和憲政。歐美各國的共和立憲出于多數人利益，中國的共和立憲“不出于多數國民之自覺與自動，皆偽共和也，偽立憲也，政治之裝飾品也，與歐美各國之共和立憲絕非一物。”（注：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第1卷第6號。）陳獨秀《再質問〈東方雜志〉記者》一文認為，中國古代“民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財產；而近代民主含義是平民為國家的主人。專制政體與民主政體水火不相容。陳獨秀感嘆：中國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滿腦子帝制思想的人卻很多。“國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團體，輯內御外，以擁護人民之福利，非執政之私產也。”（注：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青年雜志》笫1卷第2號。）

陳獨秀認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歐洲法制之精神，無不以平等人權為基礎。而中國傳統則是等級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別。

西方近代依法治國，中國歷史上基本是“人治”國家，這種觀念影響到社會每個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商業往還，對法信用者多，對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據。淺見者每譏其俗薄而不憚煩也。父子昆季之間，稱貸責償，錙銖必較，違之者不惜訴諸法律；親戚交游，更無以感情違法損利之事。”（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中國習慣，“交游稱貸，視為當然，其償也無期，其質也無物，惟以感情為條件而已。”（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就是說西方民族依法治國，社會各個領域的經濟往來皆依法立據，類似經濟公證，乃至弟兄父子間也是如此。陳獨秀認為西方依法行事優于中國的以感情為重。“偽飾虛文，任用感情”，并非風俗淳厚的表現。“其實施之者多外飾厚情，內恒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終”（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西洋民族以法治為重，未嘗無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實行的結果是“社會各人，不相依賴，人自為戰，以獨立之生計，成獨立之人格，各守分際，不相侵漁。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社會經濟亦因以厘然有敘。”（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陳獨秀對西方依法處理經濟往來十分贊賞，批評舊中國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國家，小害家庭、個人。

通過對政治思想、國家觀、法治觀念的比較，《新青年》無情地鞭撻了中國政治上專制獨裁，君主專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會生活從感情出發不講法治等惡俗，啟蒙國人學習西方，建設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權精神上立法，實行法治，拋棄“人治”。

（三）《新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使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型和社會轉型，找到了一條革命的途徑。

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19年5月，為《新青年》主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這一期《新青年》為第6卷第5號，刊首標明為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延，據考證出刊時間當在1919年的9月份，但該期發表的一些文章的寫成時間早于1919年5月。該期刊登了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馬克思主義逐步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組織基礎。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流血奮斗，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實現了從《新青年》開始的中國政治文化飛躍性的現代轉型。

三、《新青年》與現代倫理文化轉型

（一）通過從西方與中國家庭、婚姻觀的差異比較，倡導新風俗。

20世紀初，歐美各國在婚姻戀愛方面，已是戀愛自由，以愛情為婚姻的基礎，而中國還禁錮于封建禮教之下。《新青年》通過大量的事實，比較中國與西方婚俗，抨擊舊習俗，提倡新風尚。

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指出，婚姻觀上，西俗愛情為一事，夫婦為一事；戀愛為一切男女的共性；約婚之初，各要求其財產而不以為貪；結婚以后，各保有自己財產而不以為吝嗇。即使上流社會夫婦，一旦反目，直訟法庭而無所愧怍，社會亦絕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個家庭成員同受法律約束，權利和義務不以感情而以法為基礎。西方的家庭夫婦關系受法律約束，夫婦雙方經濟、人格上各自獨立。而中國的家庭為人子妻者，無獨立人格，婦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屬品。中國的婦女仍是“婦人者，伏于人者也”，處于被丈夫所養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篤念舊好，或崇尚獨身清潔的生涯，無所謂守節。中國的傳統禮教則把寡婦改嫁指責為失節，再嫁的寡婦乃至她的后代備受社會歧視。國人遂以家庭名譽故，強制其子媳孀居。在遺產繼承權上，西方男女平等。中國女子地位格外低下，寧可讓旁系的男子繼承，“嫡系的女子反沒有承襲遺產底權利”（注：《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476頁。）。

《新青年》認為，西方生育觀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親不責子以權利，遂亦不重視育子之義務。避妊之法，風流歐洲。……若夫東洋民族，夫婦問題，恒由產子問題而生。‘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西方風俗，子成年即獨立生活，不靠父母，兒子犯法則受法律與社會制裁，亦不株連父母。中國傳統則是兒蒙父蔭，子對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離親而別居，絕經濟之關系。所謂吾之家庭者，必其獨立生活也；否則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語嚴別，誤必遺譏。東俗則不然，親養其子，復育其孫；以五遞進，又各納婦，一門之內，人口近百矣。況夫累代同居，傳為佳話。虛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女群居，內多詬誶；依賴成性，生產日微；貌為家庭和樂，實則黑幕潛張，而生機日促耳。昆季之間，率為共產，倘不相養，必為世譏。……因此被養之昆季習為游惰，遺害于家庭及社會者亦不復少。”（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

西洋民族家庭觀念淡薄，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庭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徹頭徹尾”個人主義的民族，一切道德、倫理、政治法律、社會輿論，都是維護個人自由權利與幸福，謀求個性發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個人權利寫入憲法，人權不允許剝奪。國家利益表面上與個人主義沖突，實際則是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根本。東洋民族，從游牧社會，進入到宗法社會；由酋長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續下來。宗法社會中，以家庭為本位，而個人沒有權利，“一家之人，聽命家長”。宗法社會尊家長，重等級。在家庭倫理上則要求“孝”，推之國家則要講“忠”。忠孝為宗法封建時代的道德觀念。宗法觀念惡果有四：一損壞個人獨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礙個人的意識自由；三剝奪個人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四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的生產力。“東洋民族社會中種種卑劣慘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為因。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新青年》發表一系列文章，對中國傳統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觀念予以徹底的否定，表露出一個明顯的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務必破除傳統式的中國家庭觀念和破壞封閉式的宗法家庭，實現婚姻家庭觀念的現代轉型。

（二）通過中國與西方道德觀念的比較，直傳新道德。

倫理、道德作為社會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由于中西社會歷史、政治制度、經濟基礎不同，因而產生不同的道德觀念。在新文化運動前期，《新青年》的編撰群體尚未掌握馬克思主義，也未能透過道德現象發現其本質，但在直觀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傳統道德與工業社會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見絀了。

陳獨秀《敬告青年》說：“歐俗以橫厲無前為上德，亞洲以閑逸恬淡為美風。”（注：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國難當頭之秋，“生存競爭，勢所不免，一息尚存，即無守退安穩之余地。排萬難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職。”（注：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自鳴清高、潔身自好的隱士乃是競爭中的淘汰者，應大力鼓勵青年人的競爭意識。

在比較中國與西方人關于“信”與“誠”兩個道德規范時，《新青年》第2卷第2號發表的《我之愛國主義》一文認為，中國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誠實；舊中國人與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會革命上，則出現了“華人革命乃滑稽劇也。”（注：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新青年》第2卷第2號。）舊中國缺乏共信。人而無信，不獨為道德之羞，亦且為經濟之累。政府無信，則紙幣不行，內債難得，無人民信托之國家銀行，金融大權操諸外人之手。人民無信，則非獨資無由創業，不適工商發達時代競爭。“是故民信不立，國之金融，決無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債而存，人民以盜竊為活，由貧而弱，由弱而亡，詎不滋痛！”（注：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新青年》第2卷第2號。）

道德學說上，《新青年》撰文認為“現今道德學說之在歐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為個人主義之自利派；其二為社會主義之利他派。此二派互為雄長于道德學說界中。自于吾國舊日三綱、五倫之道德，則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個人、又非社會，乃封建時代以家庭主義為根據之奴隸道德也。”（注：《記陳獨秀君演講詞》，《新青年》第3卷第3號。）陳獨秀認為，傳統的封建道德束縛著人的創造力；倫理思想影響于政治，“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注：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青年雜志》第1卷第6號。）《新青年》的主撰陳獨秀，在反對封建道德過程中，有時認為道德受社會條件影響，有時又認為是思想道德決定社會發展。早期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思想上占主導地位的，還是把改造社會的關鍵歸結于思想，尤其是舊道德。把中國社會腐朽黑暗的主要原因歸之于道德落伍，把忠、孝、節看作是社會一切弊端的根源，是一切罪惡的淵藪。他一方面認為道德隨社會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又把道德看成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或是造成社會停滯的根源。在對道德的本原解釋上，又把生物進化論引進了他的倫理思想。

《新青年》發表大量的文章，對孔子學說，對舊道德、舊倫理進行了無情的抨擊，“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注：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青年雜志》第6卷第1號。）。與此同時，《新青年》的許多文章倡導符合時展的新倫理、新道德，推動了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現代轉型。

四、《新青年》與現代文化價值觀轉型

《新青年》以近代西方文化的價值觀，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促進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的現代轉型。

《敬告青年》一文認為，西洋民族以實利為本位，“舉凡政治之所營，教育之所期，文學技術之所風向，萬馬奔馳，無不齊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虛文空想之無裨于現實生活者，吐棄殆盡。”（注：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東洋民族以虛文為本位，而今日之社會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漢兩代而來，崇尚虛文，尊儒重道，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倘不改弦更張之，則國力將莫由昭蘇，社會永無寧日。”（注：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新青年》把社會生活、政治、經濟領域務虛不務實的種種觀念，視為“內心的污穢”。“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榮辱，以此為衡。婢膝奴顏，以為至樂。食力創業，乃至高尚至清潔適于國民實力伸張之美德，而視為天下之至賤，不屑為也。”（注：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新青年》第2卷第2號。）天下之人都朝思暮想當官，拼命擠入仕途，結果出現“農棄畎畝以充廝役，工商棄其行業以謀差委，士棄其學而求官，驅天下生利之有業者，而為無業分利之游民。”（注：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新青年》第2卷第2號。）“投身宦海，自附于搖尾磕頭之列，毋亦利祿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創業之可貴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創業者，自絕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墮落，國力由之衰微。”（注：陳獨秀：《我之愛國主義》，《新青年》第2卷第2號。）其原因則是由儒家“勞力者被治于人”。

陳獨秀疾呼，國人極應講究實際，振興實業。必須從實際的事業上一步步開步走，“不要睡在空名詞圈里，學那變戲法的，把名詞當作一種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詞，就夢想他等候他總有一天從空中落下，實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泛名詞遺誤已久，此后不可再誤了。”（注：《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2號。）

西方人講求創新，不為古人先哲所禁錮。中國人的心理則是崇拜圣人，束縛、滿足于古代圣賢學說，視標新立異為異端邪說。《新青年》認為西方社會的思想學說隨社會現實時時進化，日新月異，“故歐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為其古代圣人亞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注：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中土儒士，以綱常立教，為人子妻者，既失個人之獨立人格，復無個人之獨立財產。”（注：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固守孔子之道，拘泥于綱常名教，因循、保守，缺乏西方民族的創新精神。西方人在創新中求得自己存在的價值，中國人在循規蹈矩中求得安逸。

“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說，儒家不尚力爭，何況于戰？黷武窮兵，國之大戒。佛徒去殺，益奪健斗之風。世稱中國民族安息于地上，猶太民族安息于天國，印度民族安息于涅pán＠①，安息為東洋民族的一貫精神。西洋民族，“好健斗，根諸天性，成為風俗。”（注：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志》第1卷第4號。）西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惡侮辱，寧斗死”；東洋民族的民族性是：“惡斗死，寧忍辱”。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第1卷第3號發表的《抵抗力》一文中把中國的國民性概括為：“卑劣，無恥、退葸、茍安、詭易、圓滑”，“嗚呼、悲哉！亡國滅種之病根，端在斯矣。”（注：陳獨秀：《抵抗力》，《青年雜志》第1卷第3號。）

在義利觀上，《新青年》指出西方人重利，中國人重義。認為西方世界的潮流是殖產興業，分工合力，尊重個人以謀公共幸福。中國人則是“功利貨殖，自古為羞。”世界進入20世紀以后，不擯棄傳統儒士的義利觀，中華民族難以振興。“于此經濟競爭劇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為高等流氓，士人為中等流氓，流氓為下等流氓，以其均無生產力也）立國，不其難乎？”（注：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青年雜志》第1卷第2號。）因此，陳獨秀把舊中國的官僚、政客和軍人列為“三害”，三害不除，國無清寧之日。

《新青年》對中西價值觀進行了多側面比較。從特定的文化模式結構或特定的文化形態進行整體性的綜合考察，尋究產生這些特征的根源。注重從社會心理、觀念結構上進行探究。認為中國民族在價值取向上，應效法近代西方，提倡人格獨立，以“個人為本位”，“個性解放”，信仰自由，爭新競智，重實際，重向往探求，通過改造自然為獲得自由的必由之路。這是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現代轉型的有益探索。

五、《新青年》對社會文化轉型的久遠影響

《新青年》在五四時期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對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的影響是巨大而久遠的。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各種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過《新青年》傳入或興起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歷史舞臺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許多革命運動，追根溯源，也都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發端的；中國人的現代化意識、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發生急劇變化的。當代中國的物質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建設，幾乎是在實踐和完成五四先驅的未竟之業。五四精神在一定意義上塑造了現代中國，也影響著當代中國。可以說，《新青年》雜志在中國現代社會轉型中起著重要的精神橋梁作用。

《新青年》雜志創刊的時代，正值辛亥革命失敗之后，中國文化正由以封建專制為主體的舊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為主體的新文化轉型。《新青年》雜志激勵現代中國實現由封建文化到包含現代科技、現代教育、現代文藝、現代傳媒在內的現代文化的重大轉型，推進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并為其他方面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崇尚科學，提倡創新意識是《新青年》編輯群體的重要思想觀念之一。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章認為，“文明進化之社會，其學說之興廢，恒時時視其社會之生活狀態為變遷。”（注：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既不要被古代的先賢“所拘囚”，也不要被近代的圣人“所支配”。要發揚《新青年》倡導的民族創新精神，提倡的學術開放意識，“一勿尊圣，二勿尊古，三勿尊國”。廣采博納，吸取其精華，營造現代化建設的良好時代氛圍。

《新青年》推進了思想解放和人們觀念現代轉型的進程。認為，中國封建文化中那種安于現狀，因循依賴，空想虛玄，尋求世外解脫的種種觀念，愈來愈與社會的進步不相容，應該學習西方先進文化中的創新竟智，崇尚科學，重視現實，講求實效等與現代化相適應的新觀念。陳獨秀則認為，民主、科學是現代社會前進的兩大機軸，應擯棄舊的落后的官本位文化觀念，樹立振興實業的現代意識。《新青年》倡導的現代化意識激勵著先進的中國人通過以民主、科學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實現了由封建思想統治到以馬克思主義為主流的現代思想的重大飛躍。《新青年》和五四精神給我們的啟示就是，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不斷更新與飛速發展的社會現實不相適應的思想觀念，走自己的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新青年》倡導的民主、科學精神和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和激勵中國人民經過長期奮斗，實現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到民族獨立和現代民主的重大歷史嬗變，推進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歷史進程。

《新青年》倡導的進取意識、競爭意識和趕超精神，促進和加速了現代中國社會的轉型。陳獨秀呼吁“當急起直追”（注：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第1卷第1號。）。則指出，“正如人家已達壯年，我們尚在幼稚；人家已走遠了幾千萬里，我們尚在初步。在這種形勢之下，要想存立，適應這種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會共管的組織，不能有成。”（注：：《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李達等主張以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來縮短中國與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的差距。

《新青年》對現代中國社會的轉型有著多方位、多層次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現代、當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態環境等方面的現代化進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繼續蒙受《新青年》雜志的鼓舞和鼓勵。《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注：《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這樣一個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的轉型已經基本實現。在新的社會基礎上覺醒，不斷解放思想，深刻領悟五四時期先進中國人確立的救亡、啟蒙、科學、民主、社會主義等時代主題的當今意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般下加木